刑法学的价值
A. 刑法理论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区别
刑法理论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区别是什么呢?
1.结果无价值论,是以法益侵害说即认为违法性的本质在于对法益的侵 害或者威胁的观念为基础,以“结果”为中心,考虑违法性问题的理论。 这种见解的思考方式是:首先考虑行为对被害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结果, 然后由此出发,追溯该结果是由谁的、什么样的行为所引起的,由此来判 断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好像是将一部记录片倒过来看,从结尾来 回忆所发生的事件的全过程。所谓“无价值” ,就是“从刑法的立场来看, 没有价值” , “违反刑法所意图保护的价值” 所谓结果无价值论, 。 就是说 “该 行为引起了结果(侵害法益),所以,被评价为没有价值” 。它是从被害人的角度 来分析行为的违法性的见解。
2.相反地,行为无价值论,是以规范违反说即认为违法性的本质在于违 反法秩序的观念为基础,以“行为”为中心,考虑违法性问题的见解。这 种见解的思考方式是:首先考虑行为人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实施了什么样 的行为,然后再考虑该行为引起了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是按照时间的发展 顺序来考察行为的进程。仍以上述看记录片的情形打比方的话,就是按照 片子的正常顺序,从头开始观看事件发生、发展以及最终结果的全过程。 因此,行为无价值,就是“因为该行为违反了社会一般人的观念即伦理规范,因而被评价为无价值” ,即它是从加害人即行为人(而不是被害人)的角 度来分析行为的违法性的见解。 但是,完全抛开结果无价值不管的行为无价值论,和认为行为是行为 人的主观恶性的外在表现,只要有体现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危害行为,就能 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观主义刑法并无二致,而且,就刑法中所规定的、因为造成了某种具体结果,所以构成犯罪的结果犯而言,行 为无价值的考虑,显然是不妥当的,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因此,不 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日本,纯粹的行为无价值论极为罕见,取而代之的,主 要是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同时也考虑行为无价值的所谓“二元论” 。按照 这种观点,刑法上的实质违法性,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
总结,重复性的行为和结果,无借鉴价值的行为和结果,不完整欠缺的行为和结果,对生活和思想无作用的行为和结果都是无价值的。
B. 刑事诉讼法的价值
刑事来诉讼法的价值保证刑法的正确自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2)刑法学的价值扩展阅读:
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第二十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C. 刑法学上经常有价值判断一词,怎样解释价值判断含义
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即关于价值的判断,是指某一特定的主体对特定的客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回大答价值的判断。更直白地说,就是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问题,往往会作出好与坏或应该与否的判断。由于这种判断与人们的价值观直接发生关系,所以被称之为价值判断。我国司法学界普遍认为法律行为的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从立法、司法还是价值哲学的层面来讲,法律行为的成立均非事实判断。法律行为的成立不能如我国多数学者所臆想那样被化约为“是不是”法律行为的问题,而毋宁是“应不应是”法律行为的问题。
法律行为的成立之所以易被误认为是事实判断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关于法律行为成立要件的规范属于裁判规范、价值判断语言表述的复杂性且法律行为成立与有效制度分工有异。类如法律行为的有效,法律行为的成立同样也属于价值判断,并且属于价值判断中的规范判断。
D. 罪行法定原则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是西方国家在反对封建社会的罪
刑擅断斗争中提出来的刑法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
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支撑罪刑法定的根基是
三权分立论和心理强制说。三权分立是罪刑法定的
前提,而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社会,也必然
要求罪刑法定。在罪、刑明文法定情况下,也才有可
能确保三权的分立,也才得以实现防止立法权和司
法权的滥用,从而达到保障公民自由之目的。心理
强制说为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费尔巴哈首倡,该说认
为,人们有“趋利避害”之心理,当罪、刑明文法定,便
使二者之间产生一种必然联系,欲实施犯罪之人便
会在权衡犯罪之乐小于刑罚之苦之后放弃犯罪。心
理强制说事实上为罪刑法定在预防犯罪上的实效作
用作了坚实辩护,也为罪刑法定得以在刑法中存在
奠定有力的理论基础。总之,罪刑法定为西方国家
所推崇的根本原因在于罪刑法定在保障公民自由方
面的独一无二的意义(尽管这里的“公民”是有局限
性的)。三权分立论从限制自由裁量权,也即从限制
国家对公民自由侵犯的角度论证了罪刑法定原则对
保障公民自由的意义;而心理强制说从预防犯罪,也
即从遏制个人对公民自由侵犯的角度论证了罪刑法
定对保障公民自由的意义。
一、学术价值
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
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段朴素严谨的文字,充胀着正义、自由等法的基本价值,蕴涵
着实现刑法特有价值的“美德”。
“自由”,就哲学范畴而言,是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变。就政治范畴而言,是指
从被束缚、被虐待中解放出来。就法律范畴而言,则是获得法律上规定和保障的一定行为的权
利。根据历史记载,英国大宪章是罪刑法定的最早渊源,具有保障人权的意义,所以罪刑法定是
以个人自由为价值的。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越过法定的范围去行使自由,即严禁“越界行
权”。它将什么行为是犯罪、具有何种刑罚、如何惩罚等基本规范,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并昭告于天下,从而给全体公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罪与非罪行为表,使人们明白,何者当为或
不当为,把刑法所保护的自由突显出来,使人们能够根据刑法的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规避法
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在刑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而免受刑法
的意外打击。正如洛克所说:“法律与其说是限制人们自由的,倒不如说是指导着一个自由而充
满智慧的人去追求他所应当追求的利益”。⑥一句话,罪刑法定的公示性、可知性、确定性便于
人们正确认识刑法、运用刑法,不论人们对刑法有怎样的误解,刑法决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
是保护和扩大公民的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是以法定界限为标准的,诚如西赛罗所言:“我们都
是法律的奴隶。正因为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法律强加的限制,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
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自由的毁灭”。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通过罪之法定、刑之法定,最终
确保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也是刑法发展的轨迹。
“正义”一词的辞源含义为“公正的道理’,⑦,意寓平正、不偏斜。它既是一种道德标准,又是
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也是一种法律规范,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阻挡不了人们对正义的强烈要
求。刑法关乎于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正义更应当是它的基础和生命,而罪刑法定原则恰恰也
体现了这一点。现代社会,人们对法治的推崇,已达到了顶峰,为什么?就是因为法治体现了正
义、平等,而罪刑法定的立法化,则标志着刑事法律成熟法治的开始,也是刑法形式正义的里程
碑:它表明在我国,定罪量刑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国家政策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
领导人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员、司法人员和公民个人感情的变化而改变,定
罪量刑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刑法的明文规定。也就是说,罪刑法定原则终于廓清了一个长期困
惑中国老百姓的问题,法比权大;它表明,在我国废除了曾经具有合法地位,并运用了17年之
久的司法类推制度,宣告了在刑法明文规定以外也可以对某些行为定罪处刑制度的彻底终结,
从而消除了在“法律层面上”最不能体现公正的司法制度;它还表明,不允许根据行为后施行的
刑法,处罚刑法实施前的行为。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已经施行了的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
依行为当时的法律不构成犯罪,他的行为就是合法,如果将行为后的法律,用以对他处罚,可以
说是“不教而诛”有失正义,而罪刑法定高举正义之旗,绝对禁止事后法;它还否定了全国性第
一轮“严打”中,曾被明文允许广泛使用的“重法溯及既往”的规定,重新肯定了从旧兼从轻原
则,从而避免了以往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所谓“吃风头官司”的状况,维护了刑法的公正、
稳定价值。这如同一个“巨人”的宣言,掷地有声地宣告着,正义是一种绝对价值,而且是一种不
可能来自任何其他价值的价值,罪刑法定代表着正义!
二、现实意义
肇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罪刑法定原则在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存在的理由或意义又是
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1)我国国体所决
定。尽管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并
不是决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它同样也能为
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确保人民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而恰恰
罪刑法定原则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所以,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必然在我国刑法中存在。(2)罪刑法定是我国政体的
必然要求。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中,将国家机关分
为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审
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司法权。要确保司法权不
逾越立法权,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就必然要求罪刑法
定。(3)“依法治国”之需要。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的核心,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纳
入法制轨道,这也必然要求在刑事审判中坚持罪刑
法定,防止司法机关有法不依,随心所欲地处罚他
人,以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之目的。(4)实现刑罚
目的之使然。将罪、刑明确法定,建立罪与刑的必然
联系,对社会上一般人起着重要鉴别功能;对欲犯罪
之人也起着心理强制作用,从而有利于预防犯罪。
总之,罪刑法定在实现我国刑法的两大机能,即保护
社会和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保障人权方面有着重大
意义。这是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
E. 刑法中的结果无价值是什么意思
对于行为现实引起的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危险)所作的否定评价,即为结果无价值。
结果无价值,是指犯罪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的原因在于犯罪行为的危害结果,是对于行为现实引起的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所作的否定评价。结果无价值理论认为,违法性的根据在于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结果,即结果恶才是违法性的根据。
结果无价值论被称为物的违法论。物的违法论所强调的是行为人的主观能力与主观意识不是违法评价对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结果无价值中的“结果”,不仅包括现实的法益侵害,还包括法益侵害的危险。
(5)刑法学的价值扩展阅读:
结果无价值的意义:
结果无价值论可以在保障国民自由的前提下,实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
结果无价值论认为,违法评价以结果无价值为必要,故理当以结果回避可能性为前提。
结果回避可能性意味着这样的关系:如果行为按照法的期待行事,结果就不会发生;倘若行为人按照法的期待行事,结果仍然会发生,那么,就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
在行为人通过行为使结果发生的场合,刑法规范是为了防止将来在相同状况下发生这种结果而予以处罚的。在这种状况下,倘若行为人履行义务也不能回避结果时,通过刑罚处罚来强制这种义务的履行就完全没有意义。
F. 刑法的事实明确和价值明确
所谓价值判断,即关于价值的判断,是指某一特定的客体对特定的主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
所谓事实判断,在法学上是用来指称对客观存在的法律原则、规则、制度等所进行的客观分析与判断。
大致说来,有关法学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判断的取向不同。法律的价值判断由于是作为主体的人所进行的相关判断,因而它以主体为取向尺度,随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关差异。但事实判断则不然,它是以现存的法律制度作为判断的取向的。简单地说,事实判断是为了得出法律制度的真实情况,如果该种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它的结论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判断的维度不同。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明显地带有个人的印记,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相反,就法律上的事实判断而言,其目的在于达到对现实法律的客观认识,因而无论是认识的过程抑或是认识的结果,都应当尽可能地排除自己的情绪、情感、态度等主观性因素对认识问题的介入,而尽可能地做到“情感中立”或“价值中立”。
第三,判断的方法不同。法律上的进行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规范性判断的方式,它关注法律应当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法律才符合人性和社会的终理想。但法律事实判断则是一种描述性判断,其任务主要在于客观地确定现实法律制度的本来面目,是典型的“实然”判断。
第四,判断的真伪不同。法的价值判断的真伪,取决于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契合程度。但事实判断有同,事实判断的真伪主要在于其与客体的真实情况是否符合。
就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意义而言,主要在于:第一,有利于明确认识、评价法律的多维角度,从而拓宽法学研究与法律分析的视野。第二,有利于协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固有张力,从而使得法学研究能寻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固有平衡。
G. 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的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
刑事诉讼秩序、公正、效益价值是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来实现的。一方面,刑事诉讼法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实现秩序、公正、效益价值,这称为刑事诉讼法的工具价值;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适用本身也在实现着秩序、公正、效益价值,这称为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
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一部惩“恶”的法律,更是一部扬“善”、求“美”的法律。不仅是一部惩罚法,更是一部保障法,它不仅赋予公检法追究惩罚犯罪的职权,而且还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藉以自保的权利。
惩治犯罪,是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实体法的实施法所追求的直接目的,这也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功能所在。保障人权,则是从价值论的高度赋予刑事诉讼法更高的价值追求,也是刑事诉讼法的终极价值目标。
刑事诉讼中,集中体现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紧张冲突与衡平关系。限于国家权力的强大和个人权利的渺小,要求国家机关在处分公民权益时必须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进行,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专断,这就是正当程序原则。
(7)刑法学的价值扩展阅读:
注重程序正义是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共同的价值取向。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也包含着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那就是,刑事诉讼法旨在追求看得见的正义,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于工具价值之外的公正价值。
如果把刑事诉讼法比喻成一座神圣的宫殿,那么刑事诉讼法原则就是这座宫殿的基石。程序法定在我国的首次提出,是谢佑平教授和当时还是他的研究生的万毅教授2000年合写的一篇题为《程序法定原则初探——评司法机关的解析权》的论文。
在两年后的专著《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中,则系统地阐述了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概念、特征、体系、分类、功能和发展趋势,创造性地将刑事诉讼法原则区分为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并纵横捭阖、删繁就简、深入浅出,用最简单的方法,阐述最深奥的原则。
用竞技运动的精神,来观察和理解刑事诉讼活动的原理、原则,既简单,又深刻,读来令人印象深刻。
众所周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轻权利”“重配合轻制约”“重打击轻保护”之积弊,实在需要引进或提出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理念,使之对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极致追求形成强烈的冲击。
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如,控辩平等未能实现,强化侦查措施的法定化程度不足,司法独立缺乏制度保障,无罪推定原则的弱化,诉讼难以及时终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能法定化等。
十几年过去了,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一次修改,随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有些问题正在得到改善,有些问题仍然还在那里。
H. 刑法的地位及意义
刑法的地位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的部门法,是实现宪法职能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回。
其意义答在于:
(一)规定犯罪和刑罚。刑法是我国唯一规定了犯罪和对犯罪的惩罚措施的部门法。在我国其他一些法律也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但这些法律规定的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和法律后果。
(二)调整、保护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文件,但一般的部门法通常只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而刑法所保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非常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
(三)规定了最严厉的强制方法。法律的实施都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障,一般法律规范也规定了强制措施,但就其严厉程度和处罚力度,刑法无疑是最强的。它包括可以剥夺人身自由的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的管制、监视居住等,甚至还包罗剥夺生命权的死刑。
(四)刑法具有补充性。刑法只有在其他法律都不足以禁止社会危害行为时才适用,从而为处罚、禁止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
(五)刑法可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保障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I. 许道敏:刑法的价值追求
刑法如果不对国抄家权力加袭以设防,权利将有被吞食的危险,对具有威胁人权的特殊严厉性的刑罚而言,如何适当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人民的权利,是法治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社会刑法的基本价值。
作为刑法重要原则的罪刑法定主义,其理念基础固然是自然法学派所认定的契约,订约人便是国家和全体公民。事实上,即便法的制定是订立契约的过程,也必须以订立契约的全体国民已有先在的权利为前提,契约的真实根据就是权利的先在性,不是权力创造权利,而是权利派生权力。因此,人权不是西方专利,珍视生命、保障人权,是刑法固有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