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立法
❶ 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
（一）法与国家的关系解析
一.法治国家的概念解析
(一)法与国家的关系解析
对法治国家进行理论研究，必须首先理清法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已经在国家法律现实的条件下生活了几千年，他们成为特定国家的公民（或臣民），服从于国家权力，使自己的行为与法律规定和要求相协调。当然，很久以前他们就开始思考关于国家与法产生的原因和方式，并创立了许多完全不同的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回答。” 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众多社会科学所探讨的重要课题。法学界对于法与国家的关系的研究一向是积极而热情的。苏联的法学家们在苏维埃法学创建之初即把法与国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其法学理论学科的名称就是《国家与法的理论》或者《国家与法权理论》。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的法学界依然保留了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传统，近年又推出了一些命名为“国家与法”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俄罗斯自然科学研究院院士B.B.拉扎列夫就组织一批俄罗斯著名学者，编写了《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被俄罗斯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推荐为大学教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界，法与国家也被联系起来研究。原籍奥地利后加入美国国籍的著名法学家凯尔森就于194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一编为“法论”，第二编即为“国家论”。对于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论，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法要依赖国家”与“国家要依赖法”等理论命题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然而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在这里，我谨从本法治国家研究课题所涉及的有关问题——法与国家的一元论与二元论，法与国家的优先问题着眼，从法学角度进行一些思考，为本课题的研究确立一些最基本的法与国家关系的观念。
1．法与国家的一元论与二元论
在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的各种理论学说中，法与国家，几乎无可争论地被当作两个各自独立而相互联系的事物。法与国家自然而然地被视作二元存在物。很少有疑问者。其实，放眼世界学术领域，法与国家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并无一致的看法。甚至有人十分明确地批评法与国家的二元论是一种神话，是错误的，进而主张法与国家关系的一元论。也有学者认为将国家与法混为一谈的一元论是没有意义的。
一元论的观点认为，“法律与国家是同一个事物，国家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法律秩序，即规范境内居民行为的集中化的法律秩序，或者说是由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员和其他作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行动的人所执行的法律规则、法令的总和。” 在一元论的主张者中凯尔森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凯尔森在其《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写到：
“有时人们以国家具有或就是‘权力’（power）为理由，将它说成是一个政治组织。国家被描绘为在法律背后的权力，实施法律的权力。” “法律和国家的二元论是我们认识对象的一个多余的重复或双重化；是我们先加以人格化然后又加以实体化的那种倾向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对自然的万物有灵论的解释里找到了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例证，即原始人的这种观念，认为自然是有灵的，认为在每个东西的背后都有这个东西的一个灵魂、一个精神、一个神、一株树的背后有一个森林女神；一条河的背后有一个宁芙女神；月亮的背后有一个月神；太阳的背后有一个日神。这样一来，我们想象在法律的背后有它的被实体化了的人格化，即国家、法律之神。法律和国家的二元论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迷信。” 与之相应地认为，“国家的权力是由实在法组织起来的权力，是法律的权力；也就是实在法的实效。” “一个‘国家的机关’，就等于一个‘法律的机关’。”
凯尔森的认识有着他自己的论据。在他看来，国家与法是同一个规范性秩序，“既然我们没有理由假定有两个不同的规范性秩序——国家的秩序与国家的法律秩序，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称为‘国家’那个共同体就是‘它的’法律秩序。” “从甚至连社会学家也将国家的特征说成是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这一事实来看，国家和法律秩序的同一性也是显然的。既然社会（作为一个单位）是由组织构成的，那么将国家界说为‘政治组织’就更加正确。组织就是秩序。但这一秩序的‘政治的’性质是在哪一点上呢？就在于它是一个强制性秩序这一事实。国家之所以是一个政治组织，是因为它是一个调整如何使用强力的秩序，是因为它垄断了对强力的使用。然而，正如我们所已了解的，这是法律的主要性质之一。国家是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强制性秩序构成的共同体，而这个强制性秩序便是法律。”
粗略看来，凯尔森的见解是有失偏颇的，我也不赞成这种一元论。他把法与国家的关系简单归结为一个“东西”与这个东西后面的“神”的关系，进而将“法与国家二元论”比之为“万物有灵论”加以批评，而证明其一元论的科学性。我认为这个证明过程本身就有问题。法与国家之间远不是月亮与月亮神，太阳与太阳神之间的关系。法与国家是同时产生，相互联系，协同发展，共存互动的两种社会上层建筑。但这并不意味着凯尔森的一元论毫无意义。他所坚持的法与国家的一元论，强调了法与国家的同一性，对于倡导法治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法与国家或者国家与法既然是同一的，国家当然就必须服从法律，实行法治。在国家实行法治的问题上就没有任何障碍。国家与法之间的统一就不会成为问题。也就是说，法与国家的一元论主张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在肯定法与国家之间的同步形成与内在联系上是有意义的，在寻求法与国家的同一性从而为法治寻找根据的目标期求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法与国家的区别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将法与国家混为一谈显然是不科学的。
法与国家关系的二元论主张者，人多势众，尽管他们不一定以二元论自居，但其二元论的主张都十分清晰。苏联乃至现代俄罗斯的法学家们，以及中国的法学家们多持二元论的观点。
俄罗斯的一些法学家声称，“没有意义去研究那些从国家与法产生方式和实质的不可知性出发的观点，以及那些将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的理论。” 他们一再论述的是法与国家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中包括法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国家相对于法的独立性。在前述拉扎列夫主编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的教科书中，专门设置了《国家与法的相对独立性》一章，论述了国家与法各自以及相互的独立性问题。
我国的任何一部法学理论著作几乎都肯定了法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论证了法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没有一部著作将法与国家视为同一事物。它们都在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强化了二者各自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我国所有法学理论著作实际上都不主张国家与法的一元论，都是国家与法的二元论的主张者。
法与国家的二元论主张显然是比较科学的，它本身并无什么错误可言，但是它可能导致将法与国家相分离的错误。往往会导致过分强调法的地位与作用或过分强调国家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将法置于国家之上，虽然有抑制国家权力的重要意义，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忽视国家在法的创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将国家置于法之上，过分夸大法对国家的依赖，使法律的地位被低贬，形成法治倡导与发展上的障碍，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历史上的类似教训实在太多，我们需要牢牢记取。当然，法与国家的二元论也不必然导致强调国家否定法的后果。对于法与国家二元论中的优先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会使问题更加明晰。这是下一部分所要论及的主题。
2．法与国家的优先问题
法与国家关系的一元论主张者既已把二者视为一元，一般地说，显然不再有谁优先于谁的问题。其实并非如此。法与国家的一元论中有把国家归结到法的法律优先的一元论，或将法归结到国家上去的国家优先的一元论。凯尔森主张的是法律优先的一元论。凯尔森的一元论中包含着法律优先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从纯粹法学观点出发来研究国家时，情况就显得比较简单了。那时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即一个社团来加以考虑。因而它的性质在原则上取决于我们以前对社团所下的定义。唯一剩下的问题是国家如何不同于其他社团。其区别一定在于构成国家社团的那个规范性秩序。国家是由国内的（不同于国际的）法律秩序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的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从法学观点来看，国家问题因而就是国内法律秩序的问题。” 在凯尔森的眼中，国家是一种法律现象，国家理论也是法律理论的一个部门。“作为实在法经验体现的规范体系具有什么特殊性质，以及它们是怎样分界和怎样相互联系的。这就是国家作为法律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是作为法律理论的一个部门的国家理论负有任务要解决的问题。”
法与国家谁优先的问题，更存在于二元论之中。在二元论主张者中法与国家之间一直有着谁优先的争论，根据学术界的不同认识，我将其称为国家优先论、法律优先论和法与国家互从论。
关于国家优先论。俄罗斯学者在其著作中总结到：“对于法与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学术界在传统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基于国家优先于法的论点，依据这一观点，法被视为国家活动的产物和国家的结果。这一观点在我国的法学著作中流传甚广。举例来说，法被认为从属于国家。倾向于把法看作国家附属物的政治实践成为这一观点的事实条件，而将法视为由国家制定的规范总和的形式教条主义则成为其理论前提。” 英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国家优先论，并且还倾向于国家优先论，“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它规定各种法律机构的权利和职责，确认其存在，维持社会秩序，提供维护公民之间利益和要求冲突的准则。法律制度的这种作用正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 “在一国境内发生效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通常主要是由国家制定的，同时立法机关不断地对之进行修改和变更。而对于效力较低的一般法律的修改和变更，则通过行政机关受权立法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和判例等途径。由此可见，国家是法律规则和原则的直接的实际的渊源。”
中国学术界对于法与国家关系的认识普遍地既有互从论的观点，也有国家优先论的观点。先来看看国家优先论的表现，我国几乎所有的法学教科书在定义法或法律时，其他不相干的成分我们不必引证，与国家相关的表述都是，“法或法律是国家制定认可的，表现为国家意志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这种对于法的认识贯穿了所有法学著作的始终，似乎成为了我国法学界对于法与国家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共同认知。
关于法律优先论。俄罗斯学者说，法律优先论的观点“则是按自然法观念确立的。这一被称为自然法学派的拥护者从社会契约中得出国家概念，他们从国家受制于法的观点出发，认为来自于自然法的不可违背性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体公共权力的不可转让性。从这一观点的立场来看，法与国家相比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法产生于国家形成之前，它早于国家，任何国家和政权都不是法的最初来源。” 《牛津法律大辞典》也注意到了这种观点的客观存在，它说，“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高于国家，国家从其产生之日起即受到法律约束。这种观点接近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自然法学派认为，国家虽然可以制定实在法，但它必须受自然法的约束。一些现代思想家否定国家创造法律的观点，认为法律的渊源另有所在，例如公众权利的主观意识、社会休戚相关的事实等。”
关于法与国家互从论。法与国家相互从属的理论，没有人给它命名过，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将一元论和二元论之外的第三种观点称之为“法与国家的互从论”。有著作认为这种界于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的互从论观点，作为“第三种观点，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上述观点拥护者的看法，并且同时避免对法与国家相互关系评价的偏激性。” “依第三种观点，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如此一致的因果关系（国家产生法或者从法产生国家）。这一关系显然更加复杂，并且带有双向的相互从属性：国家与法彼此不能单独存在，即它们之间存在职能性关系。” 我国的法学著作在具有国家优先论的表象之外，还具有法与国家互从论的特征。我国的每一部法学著作都在肯定法对于国家的依赖的同时，也会四平八稳地论述国家对于法的依赖。或者强调二元并存中的国家优先，或者强调法与国家的二元互从。是选择国家优先或是二元互从，学者似乎并不特别在意。
就国家优先论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理论。前苏联和目前一部分俄罗斯学者，中国的部分法学家都持有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充分强调了国家的意义。在强调国家至上，忽视或否定法律作用的时代是很有响应者的。它对于法要从属于国家的片面强调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甚至以主张国家比法先产生来证明国家要优先于法，这是没有根据的。恰恰是这种片面强调国家意义的理论，为专制者无视法律、否定法律奠定了认识基础和理论基础。它本身的不科学性和它所产生的恶劣后果都要求我们必须将其抛弃。
就法律优先论来说，与前者是同样传统的理论，西方以自然法学为代表的法学家们多持有类似的观点。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常常以法比国家先产生作为论据。这一观点对于强调法，推行法治，有着不可置疑的优势，它“是在政治实践中确立法的统治地位思想的哲学纲领” 。这一观点的追求目标是好的，但是这一观点的主张者常常以自然法先于国家，法比国家先产生作为论据，我以为同样是不妥当的。
就法与国家互从论来说，是在前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比较中庸，而为目前许多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实际采用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避免在法与国家关系上的片面认识，使我们更清楚地把握法与国家相互之间的影响与互动。更清楚地把握法对国家的作用与国家对法的作用。这种表面上的公允，也有实际上的问题。法与国家并存而相互作用，看似客观，其实其忽略了法与国家的不同性质所决定的应然关系配置，会导致主张者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
在我看来，法与国家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渐变形成的，二者之间没有谁先产生谁后产生的问题。法与国家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各自萌芽的因素是相互促进、彼此互动、互为因果的。一定要去确定某一时刻国家产生了或者某一时刻法产生了，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如果您不任意地改变法与国家的概念，我就可以肯定地说，法与国家自始至终都会紧紧相伴，不离须臾。但由于二者的特性不同，法是一种普遍而公开的行为规则，国家是一种具有强力的又不能不为特定的少数人管理或运作的公共组织，因此，在法与国家共存的历史期间，运用法律规制国家，将是永恒的课题。否则，组成国家的民众的意志就无法受到尊重，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赞成并主张法律优先论的，只是我的理由不是基于自然法，也不是基于法比国家先产生，而是基于法与国家的不同性质，基于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期求的目标。狄骥主张国家必须合法，而且国家的目的也在于实现法。他说，“国家建立在强力的基础上，但这种强力当其行使得合法时才是合法的。” “国家追求的目的有三项：（1）维持本身的存在；（2）执行法律；（3）促进文化，即发展公共福利、精神与道德的文明。 ……我们如果深入事物的实质，则国家指定的这三个目的可以归结为实现法的惟一目的。”
❷ 国家与法律哪个先产生
在法理来学上，一个新的国自家在诞生前，先要有一部宪法。有了一种法律，国家才有了建制。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也有了代行宪法功能的《共同纲领》。就像打篮球，没有规则，只是在玩一只篮球，而不能称之为打篮球。
❸ 国家立法与法律重述的区别
《法律重述》：美国法学会编纂出版《法律重述》将司法方面浩繁的判例加以综合整理，对那些尚有适用价值和效力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加以重新阐明，然后分类编纂成册。因此，它不是立法，并不创造新规范，只是对当时尚有效的普通法规定以条文形式加以“重述”，为法官和法学研究工作提供方便。
我国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❹ 加强国家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什么化
加强国家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❺ 国务院和议会，立法会的区别
我国的全国人大是立法单位,是最高权利机构,相当于国外的议会（立法会）职能。
而我国的国务院是行政机构，属于全国人大（立法会）的执行机构，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由于各国的国体、政体不同，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也不同。
在专制国家，君主或独裁者集中掌握国家权力，并通过其军政官僚机构对国家实行统治与管理。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权力一般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个部分，分别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使。
资本主义国家奉行“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分立，又相互制约与平衡。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权力机关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机关。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集中统一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国家的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全国人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❻ 立法可分为中央立法和什么立法
立法可分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回
第七十二条 省、自治区、答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6)国家与立法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规定：
第七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第七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案的提出、审议和表决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本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的规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
❼ 世界各国的立法制度
法的制定的权限划分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也就是通常讲的立法体制。立法体制是关于立法权限、立法权运行和立法权载体诸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核心是有关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立法体制是多样化的。一国采用何种立法体制，主要取决于国情因素。当今世界主要有单一的、复合的、制衡的立法体制。
1. 单一立法体制。其指立法权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的立法体制。包括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和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指立法权仅由中央一级的一个政权机关行使。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较多。其中有的国家由一个专门的立法议会行使；有的国家由一个立法为主同时兼有其他职能的机关行使；有的国家由一兼有立法和行政两方面职能甚至握有一切大权的机关行使；有的国家由一个君主或总督、议员联合组成的议会行使；有的国家元首单独行使。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主要指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权各由一个而不是由两个或几个机关行使。
2. 复合立法体制。指立法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机关共同行使的立法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较少，一般存在于单一制国家。在这些国家，根据立法归属的具体机关的不同，又有两种区分：有的国家的立法权是由议会和总统（不是议会成员）共同行使，如冰岛、芬兰；有的国家的立法权由君主和议会共同行使，如比利时、丹麦。这些国家君主同英国、牙买加的君主不同，不以议会成员身份行使立法权，而是作为行政机构中与议会并列的一个方面在行使立法权。
3. 制衡立法体制。其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原则基础上的立法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立法职能原则上属于议会，但行政机关首脑如作为元首的总统，有权对议会的立法活动施加重大影响，甚至直接参与行使立法权。如总统有权批准或颁布法律，有权要求将法律草案提交公民投票，有权要求议会对某项法律重新审议，甚至有权否决议会立法或解散议会。司法机关也对立法起制衡作用，这些国家的宪法法院或高级法院有权宣布议会立法违宪因而无效。单一制的国家如法国等，联邦制国家如美国等，都实行制衡立法体制。
4. 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当前我国的立法体制,既不同于单一立法体制，也不同于复合立法体制，亦不同于制衡立法体制，而是特色甚浓的立法体制。从立法权限划分的角度看，它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统一领导，国务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地方行使一定的权力，是其突出的特征。
❽ 最高立法权和国家立法权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全国人大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这样回规定,是由于全国人答民代表大会每年的会期较短,不可能及时、多次审议立法事项,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行使国家立法权.
我国立法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另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
❾ 中国的立法机构是什么
中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立法机关是国家机关的内重要组成部分。容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即有权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机关。
在古代，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大多数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没有独立的立法机关，即使有修订、编纂法律的机关也是从属于君主的。
现代立法机关是代议政治的产物，其性质的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它的代议性，即由人民选举代表或议员，组成立法机关，以统一制定法律和监督行政。立法机关的性质的特征是代议性，但它具体地、直接地代表谁，以及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各国学者在理论上是颇有争议的。
(9)国家与立法扩展阅读：
在我国，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包括：
1、国家权力机关系统（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
2、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政府及政府下设机构）的：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央行、审计署、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机关都不享有立法权。
参考资料：网络-立法机关
❿ 立法权和国家立法权有什么区别
立法权一般就指的是国家立法权（立法权构成国家的主权），没有区别。
立法权构成国家的主权，这通过法律来组织和调整一切。立法权，国家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第二类是制定和修改普通法律的权力。一方面，立法机关自己制定法律，另一方面，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条例、决议和命令等，它们都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还享有提出法案的权力。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立法权。
统治阶级通过行使立法权把自己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具有普遍遵行的效力。从立法权概念的实际运用情况来看，各国一般在三个意义上使用立法权概念。
第一个意义：
立法权是指立法机关（议会或其他代议机构）行使的制定、认可、解释、补充、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这个意义上的立法权是立法机关职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它不包括立法机关的行政监督权（包括议决预算案、议决条约案、宣战宁和媾和案、议决戒严案、议决大赦案、以及质询权、同意权、弹劾权、不信任投票权等权力）。
第二个意义：
立法权是指由立法机关行使的对应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权力。这个意义上的立法权，是三权分立意义上的立法权，它包括了立法机关的全部职权。
第三个意义：
立法权就是为主权者所拥有的，由特定的国家政权机关所行使的，在国家权力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旨在制定、认可和变动规范性法文件以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综合性权力体系。立法权是一定的国家机关依法享有的创制、修改、废止法律的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重要的、核心的权力。享有立法权是进行立法活动的前提。立法活动是行使立法权的过程和表现。立法权是指统治阶级通过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按照一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法律规范的一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