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立法
1. 如何促进立法的公众参与，使得立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公共利益
扩大公众参与，是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已经成为地方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不仅能够克服地方立法中可能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倾向，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还可以提升地方立法的公众认同度，降低地方立法实施的风险和成本，增强地方立法实施效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诸如公众参与意识不高、参与能力不强、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效果不好等问题，影响和阻碍了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功能发挥，亟待寻找对策将其完善。
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只有公众内心真正愿意参与地方立法，参与的效果才可能会更好。当前，地方立法机构向公众征求意见时，往往由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不强，导致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对此，应加强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法制宣传。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络等媒体加强公众参与立法的相关法制宣传，给公众提供一个了解地方立法的机会，使公众明白地方立法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进而有效调动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通过主动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在公众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地方立法机关可以深入公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主动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通过长期引导将地方立法参与转化为公众的自发行为。要通过营造参与型民主政治文化氛围，促使公众树立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在公众中培育参与型法律文化，增强公众参与信心，从而促使公众树立起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使公众参与从被动式消极参与转变为主动式积极参与。
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能力的强弱对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效率高低的影响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实际能力还比较低，由此导致公众参与的质量较低。地方立法机关应当确立立法信息公开制度，这是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能力的前提。只有在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公众才有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因此，地方立法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立法过程，确立多样的信息发布体系，将立法信息最大范围地传递给公众，使公众能够了解立法目的、立法过程和其中的利益均衡，从而给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供必要信息前提。开展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法培训，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就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出的意见而言，原则性意见居多，缺乏可操作性，创新性建设性的意见少之又少。有鉴于此，可以到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地方开展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法培训，教授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法，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有序化，提高其参与集合能力。当前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多以个体化、随机化形式出现，尚处于无序状态。未来需要地方立法机关加以适当引导，引导公众适度集中参与，以集体智慧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影响力和主动性。
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渠道。只有参与渠道畅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效果才能得到有效体现。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虽然已经建立了不少渠道，但其多样性、便捷性仍不够，尚需结合时代发展作出完善。要优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传统渠道。对于传统的信函、电话、传真、意见箱、电子邮件、网站留言板、面谈、问卷调查、座谈会、听证会等行之有效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渠道，要用好用足，进一步优化其参与便捷性，降低公众参与的难度，提高其参与广泛性。要积极探索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新渠道、新方式。除了优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传统渠道以外，还要积极探索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新渠道，寻找更加行之有效的公众参与途径，例如微博、微信调查和听证等，创造更多机会，使公众与地方立法者和决策者能共同进行讨论、商议、评估、选择。此外，
2. 《决定》提出要加强哪些重点领域立法工作
《决定》提出要加强哪些重点领域的立法？
答：要回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答、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
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
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保障。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建立健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
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
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
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
加强社会组织立法。制定社区矫正法。
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
3. 如何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落到实处
一是推动《意见》的全面贯彻落实。文化部将重点在建立机制、落实措施、新闻宣传、督促指导上下功夫，加强对《意见》的宣传，制定并下发关于贯彻落实文件的通知，推动各地制定配套政策，明确实施步骤和具体措施；下半年，将组成联合督查组，深入各省(区、市)开展文件落实督查工作，重点督查各地党委政府对贯彻落实文件的重视程度、工作措施和具体成效。
二是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这次与《意见》一同下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对各级政府应向人民群众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硬件设施条件、人员配备等作出了规定，明确了政府的保障责任。下一步文化部将指导各地结合《指导标准》，研究制定地方实施标准，建立科学、规范、适用、易行的标准体系。同时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形成符合本地特点的标准化工作模式。
三是推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是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突破口。我们将根据《意见》精神，制定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编制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专项规划，结合贫困地区实际策划文化惠民项目，推动到2020年实现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扎实的工作，努力使公共文化服务的阳光照耀到所有的贫困地区，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有偏远的角落，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福利。
四是加快推进公共文化立法进程和规划制定工作。《意见》明确提出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作为重点立法任务。文化部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加快推进该法立法进程，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的制度保障。同时，还结合《意见》精神，统筹编制涵盖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系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分阶段、按步骤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五是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意见》是在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近年来，文化部相继在江苏张家港市、浙江衢州市等地，召开了“网格化”服务模式、流动文化服务等方面的现场经验交流会，发挥了示范引路作用。2015年，在推动落实《意见》过程中，我们还将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发现和总结地方创新典型，通过现场经验交流会和工作推进会等形式，加强宣传推广，助推各地加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六是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按照《意见》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等各项改革试点工作。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实现路径。目前文化部已经研究起草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见和指导性目录，将于近日提交中央审议。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
七是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目前，文化部已经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统筹协调、分工明确的协调机制。下一步，我们将以协调组为依托，制定任务分工方案，明确各部门责任，制定贯彻落实措施。近期，我们还将召集协调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各部门贯彻落实《意见》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4. 十八以来,文化立法先后颁布
十八大以来，各地和有关部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眼供给侧用劲发力，积极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扶持引导机制。出台《电影产业促进法》《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等法律及政策性文件，改进国家艺术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电影精品专项资金、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运行机制，加大对优秀产品的引导扶持力度。制定《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全国性节庆活动中文艺评奖压缩87.5%、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压缩75.4%，文艺评奖的权威性和引导力大大提高。
改革释放创新活力，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筑梦路上》《海棠依旧》《焦裕禄》《长征》《湄公河行动》《三八线》等影视作品叫好叫座。2016年，全国电影票房492.83亿元、比2012年增长137%，其中国产片票房287.47亿元、占总票房的58.33%，票房过亿元的影片86部、国产影片有45部。
——发展壮大文化市场主体。推动国有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加快培育实力、竞争力强的骨干文化企业。从2017年第九届“文化企业30强”整体情况看，规模实力、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主营收入3515亿元、净资产4318亿元、净利润381亿元，与2012年的相比，分别增长了120%、155%、69%。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精、特、新的小微文化企业“铺天盖地”。根据工商总局数据，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量超过322万户，同比增长22.4%，比全国企业数量平均增速高出3.1个百分点。
——深化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文化资源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对接，更好发挥资本平台促进文化企业发展的乘数效应。截至2017年4月底，沪深两市文化上市公司达103家，约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3.21%，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化板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启动以来，挂牌的文化企业有690家，约占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的6.2%。
——培育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对接“互联网+”战略，实施“文化+”行动，推动文化与科技、教育、信息、旅游、体育、建筑设计及相关制造业等深度融合。2016年，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0%，全国备案上线的网络电影5556部，40家主要网络文学网站推出作品1454.8万种。
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支持大中城市建设文化娱乐综合体，支持艺术街区、特色书店和小剧场等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适当补贴居民文化消费。截至今年6月份，全国银幕总数达到4.5万块，已经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总和，跃居世界第一。
5. 公共文化的概念特征
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建构始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伴随资本主义近代民主化进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在分化为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后，经由体制化而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
基于公共文化具有全民参与共享和非营利的性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公共文化，因而公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文化生产形态。在历史上，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公共文化有着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公共文化具有共享性、仪式性、差异性和建构性等特征。
一、文化构筑公共空间
（一）“公共文化”概念生成的现代语境
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公共文化一词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具有内在关联性。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人人拥有的共同的空间。阿伦特在阐释“公共的”这一术语的含义时指出：“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
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第二，世界对大众来说是共同的，并与大众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
最早的公共领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那一时期分享民主权利的城邦政治形式既是最早形式的市民社会，也是公共领域的早期形式。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标志着近代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的发展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具体体现为一种具有文化生产意味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和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公共领域起源于17、18世纪由宫廷聚会演变而来的艺术沙龙以及街头咖啡馆。
维柯在《新科学》中描述了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他特别指出了文化在建构公共领域中的特殊作用。实际上，公共领域的边界正是由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领域一方面与私人领域相对立；另一方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所有人一致认同某种观念原则和文化价值。
（二）中国语境中“公共文化”的内涵嬗变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逐步形成了类似欧美按学科划分的知识体系。但是，在有关文化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引进“公共文化”的概念，也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概念。即使有，也只是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例如，把城市街头的雕塑称之为“公共艺术”，其实际的含义是“放置于公共场所的艺术品”；又如，把面向全体市民的各级图书馆称之为“公共图书馆”，以区别于归属各个部门、单位如学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尽管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所有制性质上是一样的，都属全民所有。实际上，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对于“公共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空间上来理解的，这里的“公共”限定词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场所，意思近似“公共文化”这一概念最初生成的语境，即指一些特定场所如沙龙、咖啡馆等构成的公共领域。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公共文化” 一词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中有了深刻转变。2004年，上海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作为新世纪文化建设实践的创新形式。随着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公共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和扩大。上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赋予了“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内涵。2006年，中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政府文件，首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其中，提出要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为原则，完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加强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普及文化知识；建立公共文化发展的援助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等。2007年，《上海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这一文件所使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在内涵上不仅涵盖了传统上由国家兴办的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视等，也包括了此前所提出并推进建设的东方文化系列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还包括了公共文化的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公共文化的财政保障、其产品服务的生产供给、群众性文化活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甚至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囊括其中。
公共文化的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急剧变化， 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改革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以事业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文化领域推进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文化发展领域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明确提出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体制中还混杂着文化行政管理单位、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三者的功能、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厘清的情况下，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来重新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范围和边界， 重新确定其功能、结构和运行机制， 不仅在实践上是一种创新，而且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合理性。
二、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
（一）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自觉自愿结成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即原始公社。原始公社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分工简单、主要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人们共享一切劳动成果，也共享文化。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文化基本特征是社会全体成员群体参与文化生产、共同分享文化；这同时表明社会成员之间只有性别和长幼之别，还没有形成以财产多寡为标志的阶级差别。社会文化的生产通过仪式化的群体参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社会成员接受并信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宗教文化、道德观念、生活习俗、财产制度和价值意识，从而发挥促进生产发展、维护生活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孔子把《诗经》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兴观群怨”， 可以说是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诗经》作为西周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基本特征。
在西方文明中，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是欧洲文化之源。同时，它也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宗教生活。实际上，仪式化的宗教文化是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的公共文化。透过这些仪式，处处可见宗教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约束。除了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外，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主要城市里，都建有神殿、剧场、温泉浴室、竞技场和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和文化设施。
历史表明， 文化发展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而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共享同一种公共文化，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是一种理想。无论是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还是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古代文明中，地域的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各古代社会都有公共文化，同时也无一例外地在这些社会内部存在着多种形态的、差异化的公共文化。财产的私有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冲突，都在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在古代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礼制作为公共文化，其内部本身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诗经》文本中以风、雅、颂的体裁差别传递出先秦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和文化疏离的信息，在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中，古代礼乐文化逐渐趋向精英化而成为社会上层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社会底层，即在民间社会，始终存在着民间大众共享的公共文化形态。这种民间公共文化以民间习俗的方式，深深植根于基层社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影响和支配着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如庙会作为中国传统中少有的全民性文化活动，庙会文化作为民间公共文化几千年来沿续至今，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改变其形式，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古代公共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性“民俗”，所谓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尚。民间习俗作为社会下层的公共文化，其主要社会功能是，通过对地域社会的空间组织和再生产宗教信仰、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规范民间社会的生活秩序。
“公共文化”概念的形成史表明，“公共”是相对于个体或私有而言的。尽管“公共文化”是一个现代术语，但就其实质而言，公共文化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要素。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社会，就必然有公共文化存在。不同地域、民族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文化，有着自身的特色，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公共文化呈现为不同的发展形态。尽管如此，公共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扩大范围和增添新的内容。
（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事业体制
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启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特别是二战以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建设采取了国家化的体制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国家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群众艺术馆、公园、文化遗产（址）保护等公共文化机构全部被纳入文化事业范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 由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发展体制为各类文化机构和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公共文化的体制化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形成了差异化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 公共文化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现代国家大都以立法形式保障公共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而全体公民共享的应有文化权利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194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运用政权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建设不以赢利为目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实现，因而具有纯粹公益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文化发展的基金会制度和赞助体系相比较，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事业体制所涵盖的文化内容要大于西方文化基金会制所涵盖的内容；二是从法律地位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体制在保障公民分享公共文化的公平性上要高于西方的文化基金会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以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在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 在文化事业体制覆盖不到的广大乡村地区， 仍然沿袭着千百年流传至今的民俗传统，而这种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积淀了历史传统和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和历史糟粕的内容，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 从而一度被禁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民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新在广大乡村地区蓬勃兴起，并在规范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存在着两种形态，这种状况从表面上看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 是社会主义中国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尤其是文化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使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文化事业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致使具有公共文化性质的文化事业体制在布局和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不均衡，从而给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把传统的民间文化看成是公共文化，民俗传统被认为是一种低俗文化。但是，只要是民俗传统所构筑的文化空间不能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所容纳，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完成。因此，从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内，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现实命题和任务是，如何把两种形态的公共文化整合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统一的文化空间和精神世界。
三、公共文化的功能和特征
（一）共享性
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人群共同拥有这一文化。就文化的本性而言，文化是天生共享的。公共文化的共享性直接来源于文化的公共性。从公共文化的形成来看，原始社会的文化具有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公社制没有瓦解之前，社会并没有出现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分层现象， 因而从文化上看，也无所谓公共文化和属于少数人的文化之区别。公共文化是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发展形成分层、分化之后才真正形成。因此，在阶级分化、财产私有和社会地位悬殊的社会背景下，公共文化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实际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文化的平等参与。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 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但是，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看，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文化发展同样出现了分化。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不均，社会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对立甚至冲突都非常之大。公共文化的存在只在一定范围、层次和方式上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平等相处，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阶级、财产和权利不平等的现实，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历史上，公共文化不分阶级身价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为全民共享毕竟是有限的，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是对等级制社会制度及其矛盾的一种调适。
（二）仪式性
无论公共文化呈现为怎样的形态，是上层社会的礼仪，还是民间百姓的风俗习尚，公共文化最重要的形态特征是具有仪式性。在民间的庙会活动中，总是固定地上演一些庙戏。庙戏演出不同于作为独立艺术形态的戏曲表演。作为公共文化的一种形式， 庙戏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诸种规则的制约， 如神戏的演出有许多禁忌，祭祀关羽的神戏一般多唱《桃园聚义》，禁唱《走麦城》；庆祝佛诞，多唱《目连救母》等等，进而形成习俗。
公共文化在形态上具有仪式性，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巫术活动。古代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崇拜自然，信仰自然。早期的巫术仪式是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巫术逐渐分化为宗教、民俗和其他艺术形式，早期巫术具有的娱神性质，在仪式作为表征信仰和观念的形式流传中进一步发展演变，更具有了娱人的性质，并且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口头仪式表现为咒语、禁忌、俗语、传说、童话、民间故事等口传的民间文学形式；非口头仪式则体现为游戏、竞技、体育、游艺、工艺等各种民俗；此外，还有兼具语言类和非语言类两种性质的民俗仪式，如庙戏、民间歌舞等。公共文化具有仪式性表明，公共文化的发展和形态演变依据古老的传统。事实上，古老的仪式以象征的方式，通过重复的、程式化的动作，明确传达某种信念、价值和观念。仪式不仅在民俗中表现为日常生活的习俗和惯例，一旦它有利于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就会经由国家明文确认，成为法律和制度。
（三）差异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时间和空间都在公共文化动态演进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而这种印迹表现为公共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差异性。 公共文化的差异性具有多种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观察，但最主要的是形态、空间和社会分层这三种差异。
首先，公共文化具有多种形态。公共文化自形成以来，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为动态演进的过程。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既反映了人们的不同民族属性以及信奉的不同宗教，也体现在不同的表现方式上如某种艺术样式所具有的不同审美趣味上，从而区分出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给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形态特征。在当代中国，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不仅表现为地方性的文化差异，也同样在组织形式上有着鲜明体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公共文化生产、供给和服务机构；而以民俗传统存在的公共文化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生产并共同分享的形态；除此之外，在城市社区，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民众自愿结成的各类非正规组织，同样也是公共文化形态差异的一种表现。
其次，公共文化具有地域空间特征。现实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地域中，某个地域空间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文化，也会因这一地域空间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而在文化上得以体现。一方面，空间的自然属性表现在地域性上，即某一地方与其他地方在气候、资源禀赋和自然景观上的不同特点，地域的自然空间差异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产、居住和交往等。另一方面，地域空间的自然属性虽然影响居于其中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文化上呈现出来，但是文化本身也赋予这一地域空间以精神内涵，进而构成这一地域的文化空间。实际上，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各地民俗的丰富多样性正是公共文化差异性在地域空间上所体现的鲜明特征。
最后，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不仅在公共文化的形态上造成很大差异，而且构成公共文化内部本身的层次差别。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在占有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方面有着明显差别，致使不同层次的公共文化在建构社会空间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强弱之分。公共文化的层次差异正是通过社会空间的建构机制，来区分、规定和约束人的社会地位、阶级、身份及其相互关系。
（四）建构性
文化是社会空间建构的结构要素。人们拥有和共享相同的语言、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以公共文化为表征的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借助于公共文化完成其身份认同， 执着于共有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社会共同体可以是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乡村社会的村庄，也可以是一个宗教群体、一个民族甚或是一个国家。真实具体的公共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进步。
一个国家有其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但这一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的这种差异特征或者为某个社会阶层所拥有， 或者属于某个族群，或者是某个地方特色的体现，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具有相异性、归属不同的公共文化构成一个整体。事实上，公共文化整体所包含的差异性正是文化内涵丰富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性使其充满张力且呈现为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力，并成为推动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是，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也可能成为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是社会成员国家认同的最重要载体，主流意识形态以象征符号的方式，通过公共文化的仪式性而处处显示国家的“在场”。但是，如果公共文化内部结构的差异过于巨大，就有可能使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难以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上实现整合，尤其是社会发展进入剧烈变化的时期，过于巨大的公共文化差异甚至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分裂，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面对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一方面要从保持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出发，保护和发展公共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过大的差异性引发文化冲突，进而阻碍公共文化在国家层面上对社会的整合。总之，推进公共文化发展，不在于削除其差异性， 而是要使其保持内在和谐和张力，从而保障公共文化社会功能的实现。
四、文化生产视角下加快公共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生产的两大基本形态之一， 公共文化的发展演进和形态变化，需要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生产，公共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也有其产品，即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心理和情感等，而生产循环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但是，公共文化生产有着与物质生产完全不同的经济特性，不仅如此，还有着不同于非公共文化生产的性质。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与公共文化这一概念高度相关的文化发展实际状况，其形态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生产形式、组织方式等体制多样性上，而且从领域来看，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公共文化相互交叉的局面，甚至与经营性的文化生产也有着相互关联和缠绕的复杂关系。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地把中国的文化发展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并鼓励其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基本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生产性收入，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文化活动；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是知识、信息、历史文化和娱乐等，主要的功能是增进公民的知识、道德修养，培育高尚的人格，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公民， 只要是公民，都有权享受国家法定的公益文化服务。划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各种公共文化设施。
但是，由于公共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以国家财政支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体制无论在内容、活动方式，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全部覆盖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如何从文化生产的视角着眼，进一步优化配置公共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 充分激发中国公共文化生产的巨大潜力， 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必然要求， 国家的整体文化发展和管理体制要为更有效地推进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保障。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政府文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从概念、内容、性质、财政投入、税收、人员、场馆建设、设施、管理体制、政策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说法，这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健康发展确定了方向，必将有力地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6. 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的意义有哪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并对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互联网领域立法等提出明确要求。这一部署明确了我国文化法制建设的性质方向和重点任务，为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
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宣传文化领域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仅是推进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没有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规，就不可能形成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不可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目前，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整体进程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加快文化领域立法步伐，推动文化领域的建设和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2.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提高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提高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加强立法工作，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化法律法规是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相对于文化政策而言更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通过法定程序把党在文化领域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就使党的政策主张获得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把文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新成果、新经验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为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为科学、更为具体的遵循。这不仅有利于保证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文化工作不断从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变。
3.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需要政策指引、改革推动，也需要法治保驾护航。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需要通过立法来确认和保障；国家鼓励扶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各级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责任，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明确和强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加强文化领域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仅有利于加快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而且有利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文化体制改革成果的巩固。
4.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手段。对我实行“西化”“分化”，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贯战略。近年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用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规则，大量输出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从近年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争端及世贸组织裁决来看，我们同发达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竞争经常表现为法律层面的较量，掌握和运用法律武器的能力，已经成为成败得失的关键。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和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后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尽快做好立法方面的准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就难以有效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难以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中赢得主动。
（二）
近年来，文化战线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加快立法步伐，先后出台了一批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文化法律体系框架。与此同时，大力加强文化执法工作，建立综合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积极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有力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文化领域立法工作总体上比较滞后。一是立法数量少。在我国240多部现行法律中，文化类法律只有5部。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相比，文化立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偏小，低于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立法。不少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重要领域只有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新兴媒体管理方面的立法也比较欠缺。二是立法层级低。称得上法律的，只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这“三法两决定”，其余均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由于法律效力低，处罚权限、处罚力度有限，执行难度非常大，对违法违规者往往起不到约束和震慑作用。三是立法质量有待提高。少数法规规章调研不够，内容脱离现实，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贯彻执行；部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存在相互抵触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依法打架”的现象；一些部门规章更像政策性文件，只有原则性要求，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没有违反规定应承担的责任和处罚性条款，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无所适从。
造成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宣传文化领域立法具有特殊性，不同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立法，意识形态属性强，许多问题十分敏感，不仅要处理好发展与管理的关系，还要考虑国内管理规定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关系，需要反复调研、反复论证。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我们强调文化工作的特殊性，重政策、轻法律，习惯于行政手段，对文化领域立法的紧迫感不强，对文化领域立法的总体需求、共同特点和应当把握的共性问题研究不够，对重要法律法规合力攻关不够。加之文化领域既懂文化又懂法律的人才非常少，立法力量严重不足。虽然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相继建立或恢复了政策法规部门，但人员很少且忙于日常事务，处于“小马拉大车”的状态，难以适应繁重的立法工作需要。
（三）
总结近年来文化领域立法工作，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必须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事业的拓展，文化领域自身的管理与过去已经有很大不同。不但要管事业，还要管产业；工作对象不仅有体制内的，还有体制外的；系统内部不仅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大量刚刚转制的企业；而文化企业中既有国有的，也有民营的，还有股份制的。做好面向全社会的文化管理工作，仅靠红头文件、行政手段、传统管理方式已远远不够，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管理。
2.健全工作机制，提高文化领域立法的科学化水平。立法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一是调研机制。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是立法的第一道工序，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起草、修改、出台都应当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二是征求意见机制。这是立法工作必经的民主程序，有的法律法规要在全系统反复讨论，有的则需要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三是沟通协调机制。应当充分发挥文化立法协调机制的作用，加强与全国人大、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加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及时研究有关重大和敏感问题，及时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确保各项法律法规从精神到原则、从形式到内容、从概念到规范相互衔接、彼此协调。四是专家论证机制。要组建文化立法专家库，联系一批法律专家学者，每一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要向专家咨询、请专家论证。
3.加强总体谋划，形成文化领域立法总体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立法是长线工作，一部法律法规出台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需要总体把握、超前谋划。一方面，要组织主管部门、立法机关、执法单位的研究力量和社科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领域立法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和评估，对国外相关情况和成功经验进行系统考察和了解，对文化立法工作的原则、思路、总体取向进行研究论证，提出对策建议。另一方面，要结合编制“十三五”规划，制定新的文化立法中长期规划，明确今后五到十年文化领域立法的重点项目和时间进度。要加大对文化立法相关研究工作的支持，把文化领域立法总体战略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相关重点课题、重要立法调研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大资助力度，组织力量合力攻关。
4.按照循序渐进原则，积极推进文化领域立法进程。对当前文化改革发展急需的法律法规，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等，要抓紧提出立法建议，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抓紧研究起草。要加快互联网领域立法步伐，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对目前讨论、制定中的法律法规，要抓紧工作，争取尽快出台。对列入国务院近期立法规划的法律法规，要抓紧组织修改完善，争取按计划完成任务。对那些难度较大又事关重大的法律法规，要适时启动调研工作，进行必要的研讨和论证。
5.充实机构队伍，为加强文化领域立法工作提供组织保障。无论是立法滞后，还是立法质量不高，归根到底是人才队伍问题。现在文化领域立法任务越来越重，立法机构不健全、工作人员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必须进一步健全各部门法规机构，适当调配编制、充实力量，特别是要吸收一批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同时，要抓好后备人才培养，把文化法律人才培养纳入“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参照新闻传播能力建设的做法，选择部分高校培养硕士研究生，不断壮大文化法律专家队伍，为推动立法工作提供智力、学理支持。
7. 政府立法的重点领域包括哪些
要加来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自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
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
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保障。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建立健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
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
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
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
加强社会组织立法。制定社区矫正法。
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
第二十八条文化、体育、城乡规划、建设、土地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依法查处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侵占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预留地或者改变其用途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的最低时限对公众开放的；
(二)未公示其服务项目、开放时间等事项的；
(三)未在醒目位置标明设施的使用方法或者注意事项的；
(四)未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的；
(五)未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名称、地址、服务项目等内容报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
第三十一条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5000元以下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开展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功能、用途不相适应的服务活动的；
(二)违反本条例规定出租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
第三十二条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挪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的各项收入或者有条件维护而不履行维护义务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法律中有对于政府文化职能的规定吗
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五十九条县内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容府行使下列职权：
（五）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第六十一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二）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