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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法治信仰

发布时间: 2021-02-27 08:05:29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丶社会没有法治风风尚,法对吗

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是法治的灵魂,人们缺乏法治精神、没有法治信仰,社会版也就不会有权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当遵纪守法成为一种自觉、依法办事成为一种习惯、恪守法律规则成为一种自然,才能使法治释放更多的规则正能量真正的法律,从来都不是铭刻在铜表上,更不是印刷于华美的书卷中,而是驻守在每个公民的灵魂深处。

建设法治中国,不仅体现在公正高效权威法律制度的表面,而且彰显于法治精神、法治信仰已经渗入每个公民的内心。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都把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理所当然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也就悄然而至。执政党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民众自觉守法,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也就会被自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纾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也就水到渠成。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建成法治中国的硬指标,而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是建成法治中国的真内涵。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建设法治中国的嘹亮号角已经吹响。 建设法治中国绝对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我们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努力树立法治信仰,建成法治中国将不再遥远。

⑵ 法律能否被信仰,是否应该被信仰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它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经过共同努力和不断摸索所取得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经济。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法治国家要求国民对法律具有虔诚的信仰。当苏格拉底被指控违反城邦宗教、渎神和腐化青年等罪被判处死刑时,他虽然有机会逃脱,但仍然坚持一个公民必须遵守法律的信念,最终以身殉法。

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和一种统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含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着一种理想信念。法律是公平、正义、道德、伦理的化身,是人类对理想境界和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法律虽然是生硬死板的文字条文,它生杀予夺、冷酷无情;但它冰冷之中包含着温情,严厉背后充满着仁慈;它惩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它限制是为了更多的自由。法律像阳光一样普照着大地,像春雨一样滋润着万物,它是人类真正的守望者和保护神,人类应当崇尚它,景仰它。我们需要对法律有信仰,法律才能给人们以正义、秩序、自由和福利。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首先要有法律信仰,用法律赋予自己的职权为社会输送公平和正义,化解社会的矛盾和纠纷。当公共权力受到法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公民权利受到法律父爱般的呵护、人们合理的诉求得到充分的考虑和解决,法律的信仰将深入人心。

⑶ 法治信仰的本质是什么

法治信仰是社会主体对法律治理现象的一种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版依法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的经权验凝结,是社会主体在对法治现象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一种认同感、皈依感和神圣体验,是调整社会关系进行社会秩序安排的主流意识形态。

首先,法治信仰是一种思想情感和精神寄托。信仰法治意味着法律不是与自己无关的外在强制力量,而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法律不仅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模式,而且是人们进行价值评价和思想情感交流的载体。
其次,法治信仰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信仰处于社会意识的最高层次,统摄其他意识形态。法律不仅是一套行为规则,而且还是自由、民主、正义、安全的制度化价值体系。法治信仰的本质是对法律价值和法治功能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任,是对法律所确立的价值目标和法治所蕴涵的功用效能的始终不渝的追求。
再次,法治信仰是社会治理的经验凝结和理性选择。法治信仰建立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经验基础上,在人类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历史活动中逐渐地转化成一种法治文化传统。人们对法治的信服和尊重,是人类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经验凝结和理性选择。

⑷ 法治信仰在党的哪个文件中出现过

如何让法治成为国民信仰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且被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且必然是良法。在我国,要使国民信仰法律、法治,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和创设起使法律能够顺畅运行、公权力受到严密制约、违法行为受到有力制裁、社会正义得到有效维护、法治文化深入人心的法治国家机制。
伯尔曼有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亚里士多德认为,构成法治要素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而且这种“良法”必须被国民所信奉,所遵循。“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依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②“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循法律”?③显然,伯尔曼所主张的对法律的信仰实际上是指对良法的信仰。综上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且被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是良法。而一个国家的国民有良法可依、可循,且国民都信仰良法,遵循良法,这个国家就是法治国家了。既然作为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且必然是良法,而国民普遍信仰和遵循良法就构成法治,那么,国民对法律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对法治的信仰。
国民为什么要信仰法治,因为法治优于人治,法治能限制公权力的膨胀、滥用、腐败,为国民提供民主、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提供平等、安定、可预期的秩序,提供环境、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没有法治,人们就要面临和经受很多苦难、灾难。过去人类在几千年的社会里,受人治之苦、之难已经是够多的了。人类从自己的经历、经验里应该深深感受到法治对自己的意义、价值,人们信仰法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国民,包括一些担任国家公职并不信仰法治:有法不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信访不信法。有些国民,虽然在一些时候、一些场合也依法、守法,遇事通过法律途径、法律方式解决问题,但他们并非相信和信仰法治,他们依法、守法,走法律途径、循法律方式办事,只是在一定时候、一定场合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或仅将之作为一种博弈的策略。只要有非法律途径、非法律方式可选择,并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会首选其办事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国人为什么不信仰法治?我认为,个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现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尚未形成和创设一种使国民对法治产生信仰并不断坚定这种信仰的整体机制。如果我们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和创设起这个机制,使法律能够顺畅运行、公权力受到严密制约、违法行为受到有力制裁、社会正义得到有效维护、法治文化深入人心,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对法治的信仰。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保障法律的权威
要建立国民对法治的信仰,首先要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保障法律的权威。法律运行不畅,法律没有权威,人们如何信仰法治?关于法律运行机制,中共十八大报告归纳为四个环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科学立法是产生和形成“良法”的前提与基础。国民信仰法律,是因为法律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是良法。如果法律违反民意,不以人为本,只追求管理秩序而忽视人权,损害人的尊严和自由,如现已废止的《收容遣送条例》、《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和现在还在实行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如果我们的立法机关(包括行政立法机关)不断生产出这样的“法律”,让国民怎么信仰?为了避免立法机关生产这样的“法律”,保障立法机关科学立法,即有必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各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吸收公众和专家学者参与立法,改进和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科学立法是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严格执法。有了良法并不能自动实现法治,并不能自动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良法只有得到严格执行才能形成法治,国民只有在严格执法中感受到法治的正义和良法之“良”时,才能增强对法治的信仰。严格执法的反面是乱执法、滥执法和不作为,导致了人员的重大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损害了行政执法的公信力,损害了国民对法治的信仰。因此,要增进国民对法治的信仰,必须改进行政执法,尽量消除乱执法,滥执法和执法不作为,真正实现严格依法执法。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三个重要环节是公正司法。司法是保障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司法公正对国民的法治信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政法部门连续推进的司法改革有力、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整体的司法公正,但是局部性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存在,一些地方陆续曝出的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司法冤假错案,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等,更是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召集专家学者和律师专门研讨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问题,与会人员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各种防止司法不公,纠正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建议、对策,如法院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地方当局的干预,强化司法公开,法院判决书逐步上网,接受社会监督,严格遵守证据规则,坚持疑罪从无,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建议、意见如被法院采纳,对解决当前司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推进法律顺畅运行,促使国民树立法治信仰的第四个重要环节是全民守法。国民守法与国民的法治信仰是密切联系的。一个国民看到周围的国民都守法,特别是看到作为国家官员的国民也守法,他就会增强对法治的信念和信心,久而久之,他看到守法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成了全体国民的一种习惯,他对法治的信仰就会“润物细无声”地生长和增强。反之,如果他看到周围到处是违法之人、违法之事,特别是到处看到、听到政府官员违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他就会逐渐对法律失去信心,对法治失去信仰。因此,要使国民相信法律,信仰法治,就不仅要有法可依、可循,有良法可依、可循,还必须逐步建立一种全民守法,特别是政府官员带头守法的氛围。当然,国民对法治的信仰与全民守法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过程:守法的人越多,人们会越相信法律、信仰法治;而人们越相信法律、信仰法治,守法的人就会越多。

⑸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出处

这句话出自《法律抄与宗教袭》,是伯尔曼1971年在波斯顿大学的讲演集。当时 西方社会法律与宗教脱节,法律失去原有神圣性.
只有让法律抵达人心,只有在全社会高度弘扬法治精神,法治方能“形神兼具”.有鉴于此,伯尔曼指出: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也易于变为狂信,并呐喊“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人物简介:
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1918-2007),世界知名的比较法学家、国际法学家、法史学家、社会主义法专家,以及法与宗教关系领域最著名的先驱人物。他对中国当代法学界也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中国法学界比较熟悉的外国法学家。曾任美国爱莫蕾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荣誉教授。

⑹ 什么是法律信仰

我认为,法律信仰就是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公平的期待。现在这个社会,让我们这县法律人太失望,但人总要有信仰,坚持下去,为了这个信仰。

⑺ 没有法治的保障,道德就是虚伪的外衣

历史上法学有多种发展方向,世界上明确地已经形成几大法系。从内容上说,有宗教法系,中华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分。在世界各国以大陆和英美法系为主流。宗教法系在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残存着,中华法系只是历史现象。在中国形成断代的中华法系文化基本上没有现实意义。但是作者在思索法学的科学性的问题时,发现中华法系的本质精髓并不是历史上的儒家法律传统,而真正是道学文化才构成了中华法律文化的真正精神支柱。同时还发现这种文化完全可以成为支持现代法治社会理论的东西。这种本来意义上的道德化的法治才是真正的人类的真精神。法的精神,法治的普世原理根基正是在次。这个发现深深吸引着我的探索。近20年来对《道德经》和《周易》的学习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什么是法治?这个简单的基本的问题10多年来也一直是我想搞明白的问题。在《走向法治社会》中我做出了初步的回答和认识,但是法治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法治?怎样实现法治?法治的运作机制到底是什么?当我发现了法的道德理念之后,一切豁然开朗。于是我首先完成了《法治之道》的写作,这是关于法治理论的最深层次的原理探索。然后,我发现法治的实践还需要有艺术的表达过程,这集中表现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不是简单的立法、司法、执法、监督的法律适用过程,执法有德。这种德性的实现才能体现法治的大道,所以我在下卷写作了《法治之德》。在下卷中,作者认为法学发展在人治化的国家是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在现代法制国家,存在几大法系区别,而且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差别很大。即使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国家间意志的协调,破坏国际法现象时常存在,而且不能得到有效法制制裁手段。相应地法学也不是独立科学,从属于国家政治,这在任何体制的国家都没有本质差别。在国家内,存在着最高权力者不受法律制裁现象;在国际社会,霸权主义或者独裁国家破坏国际法不受制裁。法治信仰没有建立,法理没有约束力,法律制度不能统一,法学成为实定法的诠释,严格说来,这种学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统一的学术规范,哲学人文学问以及法学似乎还不是科学。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胡塞尔,都企图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哲学体系。那么,法学更加有必要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知识体系。科学法学首先必须成为独立法学,从哲学和一般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从政治体系中独立出来。其次,科学法学必须有基本的原理支持。最后,科学法学有统一的执法规范。这样,独立可学的法学可以建立起来,法治社会才能成为可以实践的现实的目标。
在第一卷《法治之道》中,作者通过对《道德经》蕴含的法治思想的挖掘,使我们体会到道学思维的巨大原创性功能。即使现代法学思想的最基本来源都可以通过道学思维通畅地加以解释和发现。而且法学本质上与道遭遇,法学的真理就是要实现法治社会的现实化。法治有道,社会才有道,人类才最终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世界的和平才能真正找到其母亲。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体会《道德经》的伟大智慧,还可以发现其科学的思维方法,运用于法学理论研究同样有效。法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人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还有反理性的方面,只有将人看作与天地万物合一的整体,才能科学地看到人的真正本质。而这个过程是个体在人生实践中创生的,不是既定的,不是经验主义的或者教条主义的他人意志的强加过程。尊重每一个人的践行成果,每一个人划定的世界对他才是真实的世界。只有尊重独立的人格,才有发的理念的基础元素。这正是现代法治思想的目标。而《周易》为实践法治之道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在这里再次看到道的思想在法治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在第二卷《法治之德》中,我们看到执法不仅是科学的过程,在内部还有深层次的艺术,就是说,执法也有德。这种艺术就是执法之大德的体现。在执法过程中,必须尊重这种德性,才能实现情理法的统一,达到执法的根本目的。使法与人乃至自然真正合一。法成为人类生活的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之信阳才有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通过探究法治之道和执法之德(也就是执法的艺术),我们可以体会完整的法治发展的基本原理内容。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法治的道德(不是伦理意义的道德)整体关系。法治之路,实际上就是人道之路,也是道德之路。正是在这种法治道德科学中,才有望实现世界法学的大统一,实现人类的和谐发展,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法治有道,法治有德,法治的现象有本质制约机理,这就是法治的道德观。这种道德化的法治是法治的精髓所在,也是法治社会得以在世界建立的前提。当然,这不是一种通常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也许它具有绝对性的理念,但这种理念是相对绝对的,是个性化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的理念,符合人性,尊重天理人心。只有这种本来意义上的道德制约的法治才是科学的、真理性的法治,也是现实的,不是理想主义,不是历史主义,就是整体意义上的现实化法治。
法治社会是人类的理性社会的一种科学选择。在《走向法治社会》中,我们认为最广义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法治社会是一种常态社会,它可以避免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政治社会。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发展到政治社会,最后再发展到法治社会,这是一种进化趋势。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模式,现实的社会可能是交叉并存的。那么法治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这问题我们在第一卷《法治之道》中予以尝试回答。法治之路如何走?第二卷讲的执法的艺术,进一步探索在法治社会中怎样实现执法活动的科学化和艺术化的统一,也许就是对法治实践道路的一种选择。
法治的真正本质就是道德,法治的基本原理在道德理念中体现。通过法治之道和法治之德的理论探索,我们可以逐渐发现法治的基本道性原理以及德性原理,二者互补,整体上构成法治的道德原理体系。只有发现了这种法治的基本道德原理体系,才能为科学法学的建立奠定最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样,本书的基本目的也就达到了。

前言
萧公权说,先秦诸子独创思想“道、儒、墨、法”四家之言足为大宗,我说,其中以“道家”为最本质。一般认为,“儒、墨、法”三家总体不离“道”论,而作者以为《周易》乃是“道”之实践技艺尔。中国历史上先贤们曾经所言的所谓社会有“道”,今天而言不过是法治化过程而已,故作者从《道德经》和《周易》蕴含的法哲学思想考察起,用之于探索现代法治理论的最深层依据也就是法治之道。据说,周文王困而演《周易》,因此《周易》被称为是忧患者书,是宿命论,更被误认为是卜噬之术,在作者看来其谬大也。大而言之,今天人类社会也同样处在“困”的时代,还是“无道”的社会,到处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现象,到处是人与人不和谐的现象,而《周易》和《道德经》都是为人类社会和谐而谋之书,所以,人类社会的和谐之存在非常需要《道德经》、《周易》这样的理论渊源的支持和引导。我认为,《周易》的本质不是“儒礼”而是“道、德”,但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并非孔子仁政),导致中国政治一元化,其思想专制除了政教合一之国家绝无其右者。孔子言“官道”,儒家孔子以君子(统治者,现代官吏)为国家主体。在古代中国,主流社会一直将普通民众排斥在统治之君子之外,不为国家、社会的主体。然而,《墨子》却平等化君子(官)与小人(民众),以民众百姓为国家、社会的主体,墨子大言“民道”,实在是得“道”之精髓。墨子可谓真正“知道、用道”者,但是因其独树一帜,远离时代的社会基础,反对孔子为君子统治者谋,而多为民谋而遭历代统治者厌弃。实际上,孔子、墨子学说是为统治者国家或民众社会谋,角度不同,各有其用,都不可各自独霸精神之世界。尤其不能成为唯一的政治学说。“墨、儒”皆为“道”之用,“道、德”相合是“墨、儒”之体。只不过墨家是一为民众谋的“道”法,惜乎断矣!
作者以为,古人之言“道”为“人道”,也就是现代的“公民道”,墨家为“民道”,儒家为“官道”,其旨不同,其术有异,其“道”同也。而法家的所谓一法,是将主观人定法律绝对化,并冠之以“大道”之法名,以官定法律为“道”似无距离于“道”而实离“道”最远,“反道”乎?“不道”乎?“伪道”乎?我们认为,本质上法家独为君王驭民治吏术,其“一断于法”说貌似法治,也像是合“大道”之“一法”的思想,实则将法律工具化,暴力化,专制化,丝毫没有民众(包含一般官吏)主体意识,弃“道德”而专用刑罚,百姓乃至官吏不过君王役使的奴隶,完全是霸道政治和绝对皇权思想的体现。正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而从六国统一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开始真正走向野蛮、专制,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也从此开始枯竭,大统一的中国从本质上开始完全走向反法治社会。所以,法家是可谓中国恶法思想之源泉,不合法治精神,不合法治之“道”。这是法治之道的重要观点,就是说无道的法律不是法律,无道的法治不是法治。
作者以为,在“道”性世界中,个体我是偶然的存在,是“道”之现象性存在,还要与“道”合一的才能成就其完整的人,也就是“天人同道”,灵与肉合一的真我,也就是万物有灵,都具有“道心”。因为我是绝对偶然的,无知何以来世,所以我要对我的今生之存在负完全的责任,他人不应也不可能对我负任何自我的责任。正是有责任的自我,才是有“道德”的人的自由化存在。这恰是“法之道”的最深刻的渊源火种。法不是因秩序、不是因公正、不是因效率而产生的,而是因“人道”,因我的责任是由有“道性”决定的。而负责的人,就是守法者,其形式就需要法制保障,需要民主检验,需要基本人权之保证,以体现人性之公德而达“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在此意义上,求法治就是求人之“大道”,修“道、德”就是行“法治”,二者本质同一,“道、法”名异而实同。

⑻ 什么是法治信仰

坚定守法,守护公正

⑼ 如何树立法治信仰,我们该怎么做

答题 我不知道怎么答。

但是说看法要想加强法制观念 就需要扩大公民 政治权利。
对于一回个法规的起草答 到立法 关心的人或者知道有这么回事的人 全国比例不超过10%
也就是说 公民在没有遇到利益冲突的法规时 基本上不关心。也没有效渠道参与。

现在除了集中制的讨论之外就是网 微 的舆论风向分析。

确立法制信仰 只能是党员的事情。
只有充分数据化民意和扩大普选 普投 政治集会权利 能让主体有决定性力量 而不是协商性意见的时候 才有可能确定真正的信仰。 否则再漂亮也就是八股性质。

⑽ 法治信仰到底需不需

法治信仰是遵纪守法的前提和基础,人们道德败坏的时候,只有依靠法治来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应该大力提倡道德建设,让人们重新回归道德信仰,推动人类向着更高的文明程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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