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定责任治理权力以法治精神激活市场

⑴ 简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⑵ 什么是指以法治价值和法治精神为导向，运用法律原

您好！法律的本质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阶级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它象一根红线贯穿在整个法学中，围绕法 的阶级性问题，中国法学界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至今余烟未散。到底如何看待法的阶级性问题，著名学者李步云先生在《法学研究》97年第6 期中发文指出，把法看成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种理论会否定法律符合事物的本性和客观规律，把法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观点会否定法律的伦理 性，忽视法应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他认为，这种理论与人治主义、法律虚无主 义，法律实用主义，法律主观主义有关，应当"抛弃"。。
（ 一）阶级性在我国产生的必然
中国法学深受阶级性影响，有其历史的，必然的因素。首先，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给法打上了阶级性的烙印。在剥削阶级社会，法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的最直接、最犀利的武器?quot;法，帝之具也"从而是使法蒙上阶级性色彩，法学也就自然而然地为阶级性左右；其次，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也从另一个侧面使法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色彩，建国后，党领导人民制订法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如对整个司法机关的整顿，1952年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文革中砸烂"公、检、法"就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对以后法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再次，建国之初，面对资本主 义国家的包围封锁，我们要巩固政权，需要进行阶级专政，在错综复杂的国际 国内形势下，全面学习苏联，接纳唯辛斯基的阶级法学理论，从而也使我国法学带上了浓厚的阶级性色彩。
法学带有阶级性，法学政治化，给中国法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积极方面看：
第一、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认清剥削阶级法的本质，推动人们反抗旧的制度，摧毁旧的法学体系，建立全新的法学体系。
第二、法学具有阶级性，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镇压反革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增强了人民的法制意识、法律意识。
因而，阶级性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法学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它曾使中国法学在1949年-1957年间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为中国能成功消灭剥削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奠定了基础。然而，过分的强调阶级性，也对我国法学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它严重阻碍了中国法学的发展。
这种理论缺陷主要有三方面。
1．统治阶级志论的研究对象过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首先，法是否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是应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
其次，只看到统治者的管理和秩序的作用，而看不到法律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以及对被统治者的限制和对权力的约束。只看到随统治者易人而改变的法，而看不到不变的永恒的法；只看到苛以被治者义务的法，看不到赋予被治者权利的法。
2．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1）对社会利益分析只看到对立的一面，否定统一的一面。这种将社会利为绝对对立的两元是极其片面的。因为，第一，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社会利益不是简单的两元对立，而是多元分化又统一，陈了阶级对立以外，人们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多元分化，个人可能会兼及几种利益集团的身份，这形成了利益交叉现象，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处于对立的两集团，在另一些问题上可能同处于一个利益集团。如果说这种两元对立分析方法在传统社会里尚有一些道理，对现代法律就完全不适用了。因为现代的法律不是身份，其调整的主要立足点不是人的身份，即不是调整不同个体间的关系，法律必须将每一个人设定为独立、平等的个人，作为法律关注的基本单位；法律调整的基本依据是他干了什么、承诺了什么，而不是他属于什么阶级。第三，现代社会，人类产生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个利益超越阶级利益，例如生态和平与发展、全球反恐怖与防止各种社会灾难、共同打击却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第四，利益不仅有物质的还有精神利益更无阶级对立可言，例如宗教信仰、人格尊严、等等。
（2）片面强调立法机关的作用和权力的作用。一个在社会中形成的规则，不管其内容如何，－经认可或宣布就成了统治阶级意志。在同一国家里，问题是，可能有完全相反的规范但却反映了同一个阶级的意志，比如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两个反映不同阶级意志的法律何以能共存？一个立法机构如果有两个对立的阶级所组成，这个立法机关到底表达谁的意志！在建社会末期，欧洲许多国家的君主制定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立法，这体现谁的意志，林肯的废奴法令难道对奴隶无利益可言？对国际法来说，那就更经不起推敲了。国际法在当代许多地方已取得了高于国家立法的地位，国际法的立法者不是哪亠个国家！而是国家群体。因此法体现的决不是哪一个国家或阶级的意志，而是合意或理性。坚持围际法为阶级意志必导致逻辑矛盾。试举几例。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的签订者在我国参加之前大多为资产阶级国，按新意志论可将这些公约定义为资产阶级意志；那么，我国加入后，是否意味着屈从资产阶级意志？问题还在于，当我国内立法确认某项体现"资产阶级意志"的国际条约时，该项新法是什么意志？这势必造成一种规范两种意志的反逻辑结论。比如民法基本制度（物权、债权制度）发育于原原始社会，成形于古罗马，完成于近现代，它是原始人、奴隶主、封建主，还是资产阶级意志？民主制度发端于古希腊，复兴于近代，这又是谁的意志？这些只能是人类共同理性的产物或反映人类的共同理性。
（3）片面强调立法者与"被治者"的对立。立法者通过立法统治被统治者，即使在古代国家也不尽然。中国古代立法的重要目的是治官和治豪民（统治阶级）。至于现代，立法者是民主的议会，立法者自己当然要受制于法律。事实上现代立法是专门针对统治阶级的，例如消费者权益法、济贫法，商额累进税法、人权立法等等。
3。否认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法律趋同以及世界性立法，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存在，这一现象必然带来法律的趋同。各国的宪法、行政法、刑法的差距正在缩小，贸易法是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就是证明。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世界性的法律，它的效力几乎及于全世界，虽然它们的实效不太令人满意，例如关于反对恐怖主义的公劫持人质的公约、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等。这些全人类、体现全人类总体利益的法律无论如何是不能归结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它们被纳人不同阶级意志的法律体系。
阶级性对我国法学产生的负面影响，表现在：
第一、阶级性的过分突出，压制了法学研究的范围，束缚了法学工作者的思想，造成了我国法学的停滞不前。在反右倾的年代里，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作了错误的估计，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法学界受到巨大冲击，许多专家、学者因学术观点问题被打?quot;右派分子"，成为专政对象；法学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无人敢于问津，成为禁区，法学研究开始倒退，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正式提出后，法学这一重要社会科学实际上已被取消。
第二、由于阶级性的影响，还使我国法学研究方法存在缺陷，导致法学研究中抽象的逻辑推理和论证多，具体经验考察少，且叙述起来笼统模糊，给人一种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两不管的感觉。在研究方法上往往断章取义，曲解马克思主义，从而长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致使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僵化，甚至自相矛盾，最终使我国法学固步自封。
第三、由于阶级性对法学的干扰，促成我国法学理论上的弊端。在思维模式上，它过份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缺乏重视实证经验的科学态度，使大批的法学家把兴趣放在官方意识形态的论证、注释和宣传上，而丧失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合理怀疑精神，也使法学中的许多重要命题免受实践的检验。在立论出发点上，它用"阶级对立"这种简单的公式来代替生动的社会现实，把历史和现实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简单的抽象的阶级关系，价值取向上，它以超现实的理想主义道德尺度约束个体行为，具有蔑视个人的国家主义倾向，这种价值倾向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和国际潮流，最终，使法学以抽象推理代替经验考察，沉浸在法律形式主义之中。
第四、阶级性还影响到法学指导下的司法实践。在立法方面，由于过份强调阶级性，我们对旧法给予了完全的摧毁，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法的历史联 系，否定旧法，使我国的法制建设中断，造成了法的虚无主义，同时，由于过分夸大阶级性，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法的科学性，出现以政代法、以 党代法、以令代法和个人专断主义，法律作用形象受损；在执法方面，阶级性还为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执法不严、破坏法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司法方面，它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一部分人搞特权、凌架于法律之上提供了借口。
第五、在培养公民法制意识，普及法律方面，阶级性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阶级性过分强调法的专政作用，势必造成广大人民对法产生误解，在人民心目 中勾画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场景，从而使人们对法产生畏惧，而不是对法产生信仰、崇尚。同时，由于阶级性造成的司法实践的严惩缺陷，法律为阶级 性左右，不具有稳定性，也使人们怀疑法，这些都不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 和普法工作的进行。
第六、法带有强烈的阶级性，突出法的专政作用，导致了在实践中重刑轻民，轻视其它部门法的发展，从而延缓了我国迈入法治国家行列的进程，影响到法治的实现。强调阶级性，在一定程度上就削弱了法的社会性，不利于法的价值、功能的实现。法的阶级性无法解释"一国两制"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无法突破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新，无法使中国法学与国际惯例接轨，从而封闭、孤立了 中国法学与国外法学的交流，阻滞了中国法学顺利迈进21世纪。
总之，阶级性在一定时期对我国法学曾有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阶级性的过分突出已不适应当前的时代需要，它阻碍了中国法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应加以清算。
蔡定剑先生发表在《学习与探索》98年第5期上的《论法的品质》， 他提出"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理论是自杀性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否认法治的。因为主张法律是某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就意味着否认正义、平等的价值。既然法律是统治者的 工具，统治者本身及其政党就可以不收法律约束，法就不可能是有权威和公正的。法是对敌人专政的工具，法律越多意味着敌人越多加强法制带来的将不是和平、安宁和秩序，而是人与人之间敌视的加深、阶级斗争的加强，使社会更陷于斗争与混乱。可见，越是主张法律的阶级斗争性质，就离法治越远，并且法律本身也将在阶级斗争中毁灭"。先生的观点，振聋发匮，有助于我们把握和反思法的本质，对我们加深认识法的阶级性本质是很有启发的。
▲法律的特征：
我们把法律的一般特征归纳为四个基本方面，即：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一、凋整行为关系的规范
（－）行为关系是法律的调控对象
法律不是通过对人们思想的调整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在法律上，行为是极为重要的。马克思说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找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Ⅲ这就是说法律一般不以主体作为区分标准，而是以行为作为区分标准。法律是针对行为而设立的，因而它首先对行为起作用，首先调整人的行为。对于法律来说，不通过行为控制就无法调整和控制社会关系。这是法律区别于其它社会规范的重要特征之一。比如道德规范是通过思想控制来调整和控制社会关系的，政治规范是通过组织控制或舆论控制来完成社会调整的。概而言之，法律是以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的规范。
（二）法律的规范性
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之所以说它具有规范性，是因为：第一，法律具有概括性；它是一般的、概括的规范，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可以反复被适用。进一点又使法律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判决书）区别开来。第二，法律的构成要素中以法律规则为主；这不仅表现在法律规则在量方面占主导地位，而且法律的其它要素或者是为法律规则服务的，或者需要转化为规则而发挥作用。第三，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中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这是法律的规范性最明显的标志。这同其它社会规范有着显著的区别，一般的规范都不具有这种严密的逻辑结构。法律的规范性决定了它的效率性。法律是抽象的、概括的，它无须象个别指引那样对具体的人和事作出具体的指引，只要通过规范的安排和指引，即规范性调整，它就能对一切同类主体和同类行为起到作用，每个人只须根据法律而行为，不必事先经过任何人的批准，因而其作用是高效率的。
二、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
（1）制定、认可、解释是法律创制的三种主要方式
制定是指国家机关通过立法活动产生新规范；认可是国家对既存的行为规范予以承认，赋予法律效力。"认可"通常有三种情况：第亠，赋予社会上早已存在的某些一般社会规范，如习惯、经验、道德、宗教、习俗、礼仪以法律效力。第二，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承认或签订国际条约等方式，认可国际法规范。第三，特定国家机关对具体案件的裁决作出概括，产生规则或原则，并给予这种规则或原则以法律效力。其中最常见的是第一种情况。法律的创制不是仅仅通过认可和制定，在某些情况下法律被认可或被制定以后还有一个再度创造的过程，这就是解释。
（2）法律的国家性
法律出自国家，具有国家性，因为：第一，它是以国家的名义刨制的。尽管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它不能只是以统治阶级的名义。法律代表的是"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法律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就要求以国家名义来制定和颁布。第二，法律的适用范围是以国家主权为界域的，这是法律区别于以血缘关系为范围的原始习惯的重要特征。第三，法律的实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所有这些是法区别于其它社会规范的重要特征。法律的内容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意志，从形式上说是国家意志。只有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统治阶级意志才是国家意志。
（3）法律的普遍性
由于法律是国家指定或认可的，所以它派生出"普遍性"的特征。一般来说，法律在一国全部地域范围内对一切人和组织发生效力。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法律的"普遍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法律在空间、时间和对人的效力上是不一样的。法律在空间上的效力区别取决于这个规范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生效，还是只在某一确切规定的地区内生效，或是预先规定在国外生效。
（三）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
（1）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一，法律是规则为主，而法律规则中的行为模式是以授权、禁止和命令的形式规定了权利和义务；法律规则的法律后果则是对权利义务的再分配。第二，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和运行来实现的，因而法律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权利和义务。第三，权利义务是主体法律地位的体现，不管法律是怎样的法律，不管这种法律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权利和义务总是被立法所充分重视，也受社会各成员关注。
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特点，它明确地告诉人们可以、该怎样行为，不可以、不该怎样行为以及必须怎样行为；人们根据法律来预先估计自己与他人之间该怎样行为，并预见到行为的后果以及法律的态度。
（2）法律的利导性
法律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分配利益，影响人们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关系，法律的利导性取决于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双向的。"双向"表现在：权利和义务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一个表征利益，一个表征负担；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它们是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如果把权利看成正数，那么义务便是负数；义务是权利的范围和界限，权利是义务的范围和界限；法律上只要规定了权利就必须规定或意味着相应的义务。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并且权利可以诱使利己动机转化为合法行为并产生有利于社会的后果，比如王海基于获得双倍赔偿金（利己动机）行使索赔权（合法行为）从而产生打假效果（合理结果）。
通过义务对行为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规范很早以前就出现，如道德、宗教规范，但它们都不采用利导的机制，不承认利益，只提倡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对人们行为的任何规范性调整如果只与禁止和义务相联系，就不可能是有效?quot;，它会侵犯个人的自我决定性，也就不可能存在把社会有机体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相互作用，在众多的社会规范中，只有法律的利导性是最明显、最有效的，只有法律是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双向规定来影响人们的意识并调节有意识的活动。
（四）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通过一定程序予以实施
（1）法律以国琅强制力保证实施
法律的实施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那么法律在许多方面就变得毫无意义，违反法律的行为得不到惩罚，法律所体现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贯彻和保障。国家强制力是指国家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尽管许多社会规范也有强制力，但是其他社会规范的强制力不具有国家性。国家强制力是法律与其它社会规范的重要区别，比如道德规范就不具有国家强制的性能。但是，（1）法律的强制力不等于纯粹的暴力。法律的强制力是以法定的强制措施和制裁措施为依据的。（2）法律的强制力具有潜在性和间接性。这种强制性只在人们违反法律时才会降临行为人身上。法律的强制力并不意味着法律实施过程的任何时刻都需要直接运用强制手段，当人们自觉遵守法律时，法律的强制力并不显露出来，而只是间接地起作用。（3）国家强制力不是法律实施的唯一保证力量；法律的实施还依靠诸如道德、纪律、经济、文化、舆论等方面的因素。在现代社会，法律还出现强制力日益弱化的趋势。
（2）法的程序性
法律的实施虽然是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但它是由专门的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执行的。法律的强制如果等于简单的暴力，那么统治阶级也就无须采用法律的形式来进行治理，只要有刑场和行刑队这种暴力工具就行了。所谓法的程序性，即法律的强制实施都是通过法定时间与法定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而得以进行的。纵观法律史，法律的强制实施都或多或少是通过程序进行的。古代法也十分重视程序以保证法律的实施，只不过这种程序的出发点、程序的正当标准与现代法的程序有区别罢了。近现代法律只是对法的程序标准加以正当化，使法律实施的方式更科学、更富有理性和公正性。
关于法律的强制性与正当性
"法律有牙齿，必要时会咬人，虽则并不时时使用，林肯都认识到这一点，他在通过美国正案（废奴条款）时说："无偿没收这笔曾为筅法承认饿一度价值30亿美元的财产，如果没有格兰特和薛尔曼的痢刺刀做后盾，那么，国会的这一令人生畏的最新法令也只不过是有一纸空文。"② ∵
在理解法律强制性是法律的特征之一的同时，我们应当防止把法律与强权、赤裸暴力相等同的错误倾向。正确把握法律的强制应当注意：（1）应当把法律的强制性与正义导向联系起来考察，不可脱离正义导向性去强调强制性。（2）强制性是指法律整体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性，授以权利的法就不具强制性。3以制力为后盾，并不是说法律的实现主要靠强制，更不是只能靠强制。实现法律的要素是多元的，例如道德、利益关系、社会压力等，强制力只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失去社会和人们的心理认同，仅仅姑制力，则意味着法律的死亡和公权力的合法性危机事实上，大多数人或事而言，强制力并不实际出现，而主要作为一种的威慑力而存在，只有对实际违反规范的人，强制力才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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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关于依法执政理念，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关于法治的价值，强调树立法治信仰，提出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要以法治凝聚共识，让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关于法律实施，要求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保证宪法和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关于弘扬法治精神，提出坚持法治教育和法治实践相结合，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促进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等等。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法系，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动乱，中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出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指引下，现行宪法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法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
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国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法制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
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不断拓宽。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证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有力有效。

⑷ 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命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的部署为契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法治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法治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市场经济与法治具有内在契合性

市场和法治被称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治性和开放性等特征，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机制。法律作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行为规则，虽然在自然经济、封建经济和计划经济等形态下也已存在，但大体上可以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了具有了法治特征的法律制度。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的市场化要求社会的法治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越发达，法治也就越发展。马克思认为“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这深刻说明了法律产生于市场交换的实践，并随着市场交易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创新。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经济行为及其发展形态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对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诸如血亲关系、宗法关系、宗教戒律、传统习惯和道德伦理来约束，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权力和社会治安秩序的工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虽然社会化大生产程度很高，但没有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利用行政权力来管理经济、配置资源，法律是行政权力的延伸。而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商品生产、交换的规模越来越大，交换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已经超出血亲、种族、道德伦理和行政权力等调整的范围，就需要有专门的权威的行为规则来约束和规范经济社会活动。可以说，计划经济的法律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命令式法律体系，而市场经济的法律是以经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为核心的规律性法律体系。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利用法律来实施控制和干预，但政府权力的本身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定，市场经济对行政权力的经济限制构成了推动法律约束的基本条件。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表现为以下诸方面。

首先，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需要法治。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经济，承认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可以在市场上按照市场规律自主表达经济利益需求。法律可以保证市场主体对其合法拥有的物质财富享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利。离开了法治，市场主体地位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就得不到充分的确认和保障，也就谈不上公平交换，市场机制也就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其次，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规则的形成需要法治。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契约经济，竞争性是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推动力。通过竞争形成优胜劣汰，达到合理配置资源的目的，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也是其优越性之所在。但是，各市场主体在竞争中为了追求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会采取一些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如欺诈、虚假广告、违约、制假售假、不正当竞争等；市场经济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无序竞争、信用缺失、审批过多、权利寻租、市场混乱等乱象，存在市场运行的安全风险，不利于各类市场要素活力的迸发。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秩序，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造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才可以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市场交换中的合同和信用关系也只有得到法律上的确认，才能成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契约关系，才能防止权力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保障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再次，法治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市场调节存在一定缺陷，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机制有效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的正确引导。但多年来的经济实践证明，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如果不加以规范，就会诱发对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出现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不当干预，侵犯企业和个人的权利和利益等现象。法律作为具有普遍、明确、稳定和强制特征的行为规范，把宏观调控纳入法治轨道，有利于提高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原则上每个市场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主张机会公平。但市场经济的公平，是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公平，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公平。这实质上是资本所要求的公平，而不是劳动的公平，更不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共同富裕的公平。市场经济是在价值规律自发作用下的发展过程，不同市场主体由于占有的要素资源不同，必然产生资本高收入和劳动低收入的悬殊差别和分化。市场经济不仅承认这种差别，而且是维护和扩大这种差别的。因此，这种分配差别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整的。如果没有国家依靠法治手段建立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必然会继续扩大，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用法治引领和推动市场经济改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已进入历史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依法推进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显得更加突出。而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律基础仍比较薄弱，法律规范仍不完善，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法治建设与体制改革不同步等问题依然存在。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让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可以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规范市场秩序。而只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有效适应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用法治引领和推动市场经济改革。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用法治创新和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决定》指出：要“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良法才能善治。保障公民财产权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阻止权力与资本结合、权资交易对人民利益的损害，需要法制来保障。要实现市场主体同权，需要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产权保护制度是关于产权界定、运营、保护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各个市场主体的资源禀赋不同，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市场主体资源禀赋的差异可能导致弱势的市场主体包括弱势群体的利益或财富受到侵犯，因此，社会就需要制定一套公平的法律制度来给以保护和帮助。虽然《民法通则》、《合同法》、《劳动法》、《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实施使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利益的保护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伴随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各类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就显得明显滞后。市场主体的财产权要依靠法治来得到充分的确认和维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投资主体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各类财产权都要求有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作为保障。为此，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国有、集体资产所有权、经营权和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保护。国家保护企业以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律依据的要求。”这充分说明了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的产权的重要性。创新和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维护我国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各类市场主体创新的动力，推动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用法治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边界，保障市场经济持续健康运行。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效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尽管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大于法、司法不公的现象依然存在，审批过多和监管不力并存，仍有部分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进行不合理干预，这往往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经济效率低下，制约了市场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的发挥。执法不严让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有害食品事件频发，腐败问题更是令公众对公权力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信任度削减，我国经济改革中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的产生大都与法治缺失有关。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消除政府不当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地方各级政府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以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经济发展和法治政府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更清晰地界定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用法定责任整治权力缺位，《决定》指出，“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明确政府在履行政府职能过程中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为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我们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使政府真正做到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

⑸ 论述依法治国中《宪法》的作用。

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

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国（法治）；另一种是专横非法、为所欲为的方法，即以人治国（人治）。要法治还是人治，这是任何政治体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历史证明，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体现。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法治国家最初是相对于“警察国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政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国家类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指依靠正义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和谐配置的国家类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治与人治的比较

法治与人治的差异是巨大的：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规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国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国强调法的一般性规则对每一个人的平等适用，以人治国主张国家政策因人而异；依法治国推崇法律的权威，以人治国推崇个人权威。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居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1. 多数人的意见不会是最好的，但绝不是最坏的；圣人的意见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因为在作出决策时，群众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较好的裁断”。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无法去除，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实现；法治考虑的是法的规定而非个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决。“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3. 依法治国，必然对公权力有完善的监督体系，能有效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4.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经济，要求主体平等、产权明晰、交换自由、私权神圣，只有依法治国才能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5.依法治国是社会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国，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国要建设民主政治，就必然实行依法治国。
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律却是万万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稳步向前发展，“法者，国之权衡”。

二、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依法治国虽然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要求，但不同的国家受不同的国情与历史传统的制约，其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不可能完全一样。针对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行政权历来为中国政治的中心等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的进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依法治国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核心。《宪法》序言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也就成为空谈。
2.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
《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保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统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实现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权严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权的范围内，才能使人权被推崇、被保护。

三、我国依法治国的进步表现

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后，我国在建设法治国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进步。
1. 依法治国入宪
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国家也不多。这充分说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决心与信心，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
2 .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规则，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严禁刑讯逼供，拆迁中保障民众利益，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公开举行听证等，无不体现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类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使我国刑事法律在注重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受害人权益的同时，也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从而确立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规则，反映了我国司法机关司法理念的进步，体现了1993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保护人权的司法思想。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无罪推定’被视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权的逻辑起点。”
“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检察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确凿、不足以形成对指控犯罪的确证，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与否，从而推定被告人无罪，对被告人作出无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疑罪从无’的核心实则是‘疑证从无’，有了‘疑证’才会有‘疑罪’。因此，对于刑事证据来说，‘疑证’就一定要‘从无’，这样才能避免错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疑罪从无”是从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规则，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开处理大会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头套，让人看不到他们的面孔。据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长李运宪解释：所用头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专门订制的棉质头套，在透气性和舒适性方面都非常讲究。为犯罪嫌疑人戴上头套，是一种人性化执法的表现，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措施。
拆迁关系着千家万户，在拆迁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时有发生，为此，中国建设部2003年12月3日发布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规定：“拆迁估价应当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拆迁估价活动和估价结果。”2005年8月1日，为了动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蛮拆迁损害民众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规定被拆迁者不服拆迁裁决可提起行政诉讼。
听证一词始于普通法系，原为西方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价格审议制度，开创我国听证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过，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行政处罚法》第五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听证程序）。从此，“听证”一词在我国由一个学术名词成为了法治实践。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价格法，把听证程序引入我国行政决策领域。发展到今天，对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相关行政机关都会举行听证会，以广大民众的意见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烟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众主张有条件地开禁，为此，北京市于2005年8月14日举行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并将听证报告向社会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国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发展，如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官员问责制度的确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等。
舆论监督作用发挥的程度，可以从一个侧面衡量依法治国的进程。当前，我国的舆论监督在民主化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败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赖于新闻媒体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记者。
官员问责制度是一个国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从2004年4月起，“引咎辞职”、“官员问责”已成为中国社会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仅2004年一年，从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员丢官于“官员问责”，其中既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门负责人，如吉林市长刚占标、北京密云县长张文、浙江海宁市长张仁贵、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又有大型国企负责人，如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川化集团总裁谢木喜、成都公交集团董事长李祥生。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官员问责制度，从逻辑关系上说，包含了三个概念：权利；责任；问责。而权利，是指“老百姓拥有的问责政府的权利”。官员问责制度表明一个官员不仅仅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公众负责。公众越能更多地影响官员的去留，民主之风越盛，依法治国越有成效。
与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刚解放时就已出现，如1954年的宪法全民大讨论。进入21世纪，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全国人大继承1954年的宪法全民大讨论的光荣传统，对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法律，将草稿公之于众，广泛听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见，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讨论，今年的物权法大讨论。全民参与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见，充分反映了我国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取得的成就。
综上所述，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会的必然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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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如何理解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禁止皆可为

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言提出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明确中国要加快体制创新步伐。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

按照提出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禁止皆可为”为原则，拿出“权力清单”，讲清政府应该干什么；给出“负面清单”，指明企业不能做什么；理出“责任清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惩假冒伪劣行为。通过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拥有创业空间，在中国大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热潮。

拓展资料：

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指出，中国经济运行能够实现总体平稳，重要的是在区间调控下实施了定向调控，这也是一种结构性调控。我们将继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更多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聚焦“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推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改革，把“改革的红利”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民生新福祉”。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李克强强调，着眼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李克强出席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⑺ 推进公平司法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绘就了建设“法治中国”的路线图，提出了依法治国“升级版”方案。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意味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高度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谓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法律安排。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法治为基础建构的，更加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和依法制约，把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治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始终坚持“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逻辑和理念，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简政放权，关键是要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克服将改革与法治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树立“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依法改革观念，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推进改革。这就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切实加强立法工作，确保改革事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用立法及时巩固改革的成果。提高立法质量是关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法治的基本含义是“良法善治”，“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基本前提。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依然任重道远。以市场经济法治建设为例，完善与市场交易有关的民商事法律，尤其是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可谓势在必行。新时期的立法工作将致力于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升级版，提高立法质量、实现科学立法将是打造升级版的关键所在。“科学立法”成为立法工作的首要标准和核心理念，提高立法质量、维护立法公正，是科学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民意，扩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条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扩大公众对立法的有序参与，除了扩大一般群众对立法的参与，也要适当扩大专家学者、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智囊团对立法的参与，尤其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立法工作，确保实现科学立法。不仅让相对利益超脱的中立的第三方作为立法后评估主体，也要让第三方提前介入作为立法起草主体、立法论证主体。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勘定司法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的运行。期待司法改革试点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沿着法治的轨道遵循司法规律顺利推进、依法推进。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建设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要求。建设法治社会必须营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会氛围。无论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应当养成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就会蔚然成风。

⑻ 新时代深入推进依法治市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依法治国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从而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略上作出的重大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下，对治国理政方略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实行法治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治国之道和理政之策。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实行法治形成了强烈的呼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都需要以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为前提。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后所出现的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社会成员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思想意识和文化取向的重大改变，也对旧有的社会治理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在我国实行法治的现实需求。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社会发展现实及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机遇，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我党治国理政方略的重大转变和历史性飞跃。

三、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是一项浩瀚庞大、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1．坚持科学立法，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必要前提。迄至今天，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领域、新情况、新特点，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及时制定、修改、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使立法更加充分地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更加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2．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法治国家对政府行政活动的基本要求。深入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一是要求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二是要求合理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正确使用相关行政措施和手段，避免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三是要求程序正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尽可能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四是要求高效便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五是要求诚实守信。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

六是要求权责统一。通过科学的法律和其他制度，合理规定和配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和责任，保持责任与权力的对应；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切实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3．坚持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发挥着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社会成员合法权益，建立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重要作用。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要坚持司法公正。严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理性地权衡案件所关涉的各种社会利益，妥善把握和处理好案件所关涉的各种关系，对各类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对各种纠纷予以有效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实现司法高效。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不断完善司法程序，切实改进司法作风，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全面提升司法活动的效率，有效应对社会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

要树立司法权威。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切实做到公正、高效、廉洁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全社会要依照宪法的规定，尊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尊重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决。

4．坚持全民守法，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社会成员知法、信法、守法、用法，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社会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带头遵守法律；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在享受自由和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运用法律规定或法律允许的方式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掌握和熟悉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5．强化监督制约，构建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社会主义法治是“治官之治”和“治权之治”。要从法律上构建起“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以保证执政党的权力和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种权力的设置和行使始终不偏离我国民主政治的正确轨道。要围绕权力运行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完善各种权力的配置，统筹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以及行政机关自我约束与监督的作用，扩大公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有序参与，强化人民群众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广泛监督，同时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从法律上规范各种监督行为，不断提升监督的科学性、合理性、建设性和实效性。

⑼ 运用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说明为什么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国面对专经属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示范作用的要求。
②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国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的保障。
③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