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如
❶ 外商投资法立法如何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外商投资立法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他们在中国就要依据中国的法律绿
❷ 电子商务立法如何回应消费者诉求
电子商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这一领域实际上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因此，电子商务法不妨吸取民商立法的精粹，将电子商务经营者行为的规范和监督作为立法的重中之重。
10月31日，时隔十个月后，电子商务法（草案）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相比一审稿，二审稿充分听取和采纳了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在打击假货、规范广告排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作了较大幅度的补充和完善。
协调好电子商务法与现行法律之间关系
此外，畅通维权渠道也应当是立法重点。实践中，消费者投诉难、举报难、获取证据难等问题比较突出，有时让消费者维权“寸步难行”。多数时候，电子证据基本上掌握在经营者手中，而且可随时删除、修改，让消费者在诉讼中难以拿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诉求。立法者需要进一步回应这一问题，特别是明确相关证据收集、保存和审查规则，增强消费者维权能力。
还需指出的是，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比如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也都涉及电子商务领域消费者权益，电子商务立法如何体现自己的特色，解决这一领域的特殊问题，也是值得立法者关注的。只有科学协调好电子商务法与现行法律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线上”、“线下”保护的有机结合，促进和规范电子商务活动健康发展。
电子商务立法立法更保障消费者利益。
❸ 地方立法如何立得住真管用
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出租车和网约车管理等新的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增多，而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难以满足各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地方立法就要发挥重要作用。2015年3月，立法法修改，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目前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在原有31个省区市和49个较大的市基础上，又增加了273个。
地方立法不贪大求全，突出特色重在管用
地方立法并不是越多越好，不能相互之间搞攀比，而是要立足于地方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立法。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建华介绍，江西省为防止设区的市立法出现“井喷”现象，省人大常委会对各市科学编制立法计划提出了遵循原则、留有空间和从严把关三个明确要求。
龚建华介绍，省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立法注重把好“三关”：一是不抵触关，对是否超越立法权限进行把关；二是有特色关，要体现地方立法特色和针对性，对有无大量照抄照搬上位法的内容进行把关；三是可操作关，对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把关。
对于刚刚获得立法权的设区的市而言，加强立法能力建设既是当务之急，又是一项长期任务。广东惠州市目前制定地方性法规3部、在审2部，数量虽少，但都经过精心打磨。
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质量，不追求数量，追求‘小而精’，不搞‘大而全’，有几条就立几条，不贪大求全，重在管用、重在实施。”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华贵说。
❹ 在中国,立法如何反映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
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
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共中央审批。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的结合
在我国，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二者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党的领导首先要靠党的政策的正确。政策的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的起检验，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法的灵魂是实现公平与正义。法所要维护的就是其所辖范围下所有个体的权益并确保其公平。一切公民个人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不通过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见，政党政策所予以终极指向的与法所诉求的共同点都着眼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❺ 北京立法如何加强非机动车管理
3月29日电北京拟发布有关非机动车管理的地方性法规，禁止滑板车、独轮车、自平衡车等滑行工具上路，禁止非机动车在影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等9个区域停放。
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29日至30日在京举行，审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草案)》。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李富莹对草案作说明。
草案第三十二条，明确提出禁止在9个区域停放非机动车：
影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的区域；未明确为停车区域的车行道；消防通道及其周边影响客流、车辆集散安全的一定区域；盲道及其周边影响残疾人通行的一定区域；道路交叉口转弯半径及其两侧影响车辆转弯的一定区域；铁路道口、隧道出入口及其两侧影响通行安全的一定区域；医院、商场、学校、展览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公园等人流密集场所出入口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一定区域；楼梯间、楼道等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定区域；其他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区域。
根据草案，禁止在居民住宅楼的楼梯间、楼道等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一定区域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❻ 关于诱惑取证立法如何完善 （详细一点）
操！
❼ 如何理解中国立法民主原则
群众路线是立法的生命线。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将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和明确化呢？这就需要实实在在地在立法过程中贯彻群众路线。忽视立法中的群众路线，就会影响和损害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失去很重要的内容；就会使国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众的监督，出现利用立法谋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恶劣倾向；就会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众却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众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与适用严重脱节等后果。
如何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
一、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从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缓慢，同时，国家立法权也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专属，也即只有全国人大代表才能参与立法。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1982年宪法和几经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分别将立法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和经济特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权力机关的授权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二是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授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可以理解，因为地方权力机关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但为什么要进一步授权各级人大常委会立法呢？彭真同志在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对为什么要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曾这样解释：“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增设常委会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会从最初不具备立法权到可以“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这一职权已不是“适当扩大”而是扩大得很大了。立法实践也证明，十几年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数量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地方性法规都是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与代表大会相比，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对促进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十分宽泛并经常性地行使这一职权，又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会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后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应当是所有人大代表对各自收集民意总和的归纳、总结和提炼。立法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决于决策参与者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机关中，全体组成人员的共同参与是保证立法决策达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径。而我国有立法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通过层层间接选举产生的，间接选举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中再选举极少比例的代表委员（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人数就不足全体代表数量的二十分之一）去进行经常性立法，显然会使法律与广大选民的直接愿望距离更远。而且，现在各级代表大会中普遍存在官员代表、先进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绝对多数的倾向，由代表大会进一步选举出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更清一色是从各级党政岗位上退下来的领导干部，普通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众代表在人大常委会中几乎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各级各类官员组成的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则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
第二，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运作机制上区别于其他国家机关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权力机关必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是全体组成人员直接、平等、统一和集体行使职权所作出的决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从全体代表中选出极少部分代表去参与立法决策就违背了上述原则，也容易导致常委会的意志与代表大会的意志不相一致。从另一方面讲，在间接选举中，下一级人大代表选出上一级人大代表，两者之间就是另一意义上的“选民”与代表的关系，“选民”要求并信任代表在立法机关直接反映自己的意愿（这一意愿从理论上讲应当是原始选民的意愿），而代表在征得“选民”同意之前，就无权将“选民”的授权予以让渡和转委托（因为每一个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权与“选民”相联系并去反映“选民”利益的，而与人身权相联系的权利是不得单方面让渡和转委托的），同时，代表受“选民”委托参与立法，其意义不仅是在代“选民”行使权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常委会委员参与立法如果不能等质等量地反映本级代表大会的意志，如果没有得到本级代表大会的下一级全体人大代表（作为特定选民的代表）的授权，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和放弃本级其他多数代表的立法权为代价的。
第三，人大常委会从事经常性的立法活动，容易失去代表监督，造成立法专横。国外的议会也设有各类常设委员会，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国外议会的常设委员会仅仅是议会的工作机构，而不能独立行使职权，不管一院还是两院，议会的权力是高度统一的，只有全院会议统一和集体行使权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而我国的人大常委会是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经常性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它的权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会称为“议会中的议会”，把常委会委员称为“代表中的代表”或“议员中的议员”。由于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多是兼职的，闭会后，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就使得代表选出常委会委员后对他们的监督产生许多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常委会也容易放松与代表的联系，失去主动接受代表监督的自觉性。事实也是如此，各级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广泛征求代表意见等方面做得很不够。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从草案的提起、草拟到常委会的讨论、审议直至表决通过，同级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参与其中 （仅有极个别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会会议）。没有代表的广泛参与，失去代表的监督就很难保证常委会立法不偏离全体代表的意志和群众意志的轨道，造成立法的专横与偏颇。
虽然存在如上所述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况下要改变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这一制度显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议大幅度减少人大代表人数，并使人大代表专职化，从而收回常委会的立法权，使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化。要落实这些想法也有许多实际困难。既要坚持和实行人大常委会立法，又要使这一立法不偏离人民意志的轨道，就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一项重大职责就是参与制定国家法律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就十分明确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职权、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立法权本质上属于人民，人民群众选出人大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将自己的意志集中起来反映到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集体表决的形式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大代表是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决定者，是立法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让渡、放弃甚至漠视立法权，人大代表就是尸位素餐，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失职。
从另一方面讲，法律的制定也必须充分吸取广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经验。人大代表来自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最广泛的民意代表性，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人大代表深入群众，广泛调查研究，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权力机关，再将法律案拿到群众中反复征求意见，然后通过权力机关将群众的共同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才会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从群众中来”，听取群众的意见，为立法活动提供可靠依据，而在法律制定后，还必须“到群众中去”，将法律的精神在群众中广为宣传，“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样才会使法律深入人心，成为亿万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的神圣准则。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加强权力机关组织制度的建设还面临着许多新课题，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度，人数很多，代表执行职务还缺乏相应的时间、物质和组织等方面的保障，这就决定了广大代表不可能经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权。由人大常委会在闭会期间代替代表大会独立行使立法权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适合现阶段国情的。但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必须以代表大会全体组成人员的意志为坚实基础，紧紧依靠广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克服常委会立法过程中潜在或已暴露的危险因素呢？答案是，常委会必须切实加强与广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听取代表的意见，主动接受代表的监督。
早在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就讨论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对联系代表的原则、内容和方式都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各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先后对联系代表制度作出规定。但在立法过程中，人大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制度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使得立法活动严重脱离广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是由广大代表选举产生后开展工作的，人大常委会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代表与广大选民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要主动与代表联系，广泛听取代表意见，使代表虽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权，但法律制定后却反映了全体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开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才会获得成功。代表联系群众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动中，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人民群众与立法机关之间桥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层间接选举是造成这一现状的最重要原因。多层间接选举使上一级代表直接面对的不是广大选民，而是下一级人大代表，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众与代表之间选举与被选举、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弱化了代表时刻扎根群众、体察民情、为民请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后的群众基础和民意代表性。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选举制度，在县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使省一级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额和竞争选举产生，这样做必将激发起人民群众直接表达自己意愿和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的热情，并促使广大代表用须臾不能脱离群众、丝毫不敢怠慢人民意愿的高度责任感去对待群众和联系群众，真正做人民群众在立法机关的代言人。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在全国实行直接选举目前确有许多困难。但将直接选举扩大到省一级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级权力机关组成人员都由直接选举产生，就可以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在权力机关得到充分落实，从而保证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全国人大代表虽然是间接选举产生，但其群众基础和民意代表性却是十分广泛和坚实的，从而进一步保证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就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实体现。
为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现行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结构。现在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层和普通群众代表很少。与此同时，我国现行立法中的大多数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并由政府及有关部门起草，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立法制约和立法回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类官员代表或委员去讨论、审议和表决通过，最后又交由政府部门去执行，这实际上就出现了立法与执法的主体集于政府和官员一身的情况。由执法者去行使实际的立法权，就很难保证出台后的法律不偏离广大群众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绝大多数人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就应当让绝大多数人的代表去参与立法，在法律中表达自己的愿望。为此，除了改革现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还需做两项工作，一是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状况，切实减少官员代表数量，大幅度增加基层和普通群众代表，二是改变常委会组成人员状况，使常委会中不仅有一批经验丰富、曾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来自普通群众和社会各界、具有较强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的委员。这样，就可以在人员结构上保证全体人民在立法机关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
第一、全体公民有权参与讨论和创制法律是民主化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仅仅依靠民选的立法代表已经越来越难以反映各种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众的直接参与则可以弥补代议机关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够充分的缺陷。将一些与全体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国讨论”或实行“全民公决”方能生效，是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美国、俄罗斯、法国、瑞士等国都实行这一制度，使全民讨论或全民公决制成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经程序，以保证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权。
第二、全民参与立法与马克思主义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马克思说：“应当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它应当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2]这就强调，法律应当是人民群众自觉和真实地表达自己意志的结果；法律创制的全部过程，就是反复听取群众意见，将群众意见逐步归纳和抽象出来，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人民共同意志的过程。列宁则进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众，“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3]毛泽东同志对全民参与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并在总结“五四宪法”制定过程的经验时对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学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意见相结合”，并强调指出：“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4]可见，毛泽东同志早在领导制定“五四宪法”时，就把自己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立法实践了，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将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有以下好处：一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直接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决策权，人民群众参与讨论法律，就是参与行使国家最高决策权。二是有利于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的监督。三是有利于人民群众接受并自觉遵守法律。征求意见的过程，就是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过程。人民群众是法律的积极创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实守护者。
现在，立法的数量与规模已相当庞大，我们试图用法律调整的范围已触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只要我们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念去考察和审视这些法律，就会发现其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扩大和保护部门利益、规避部门责任和义务、限制甚至侵犯和剥夺公民的个体权利和利益的现象。这样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崇尚信仰和自觉遵守，相反却会损害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与尊严，阻碍和破坏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开展。
要使法律切实反映和保护人民利益，必须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立法思想，让人民群众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数量，片面依赖和迁就实际部门、执法部门和管理部门立法主张的问题。而对执法相对人、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和要求听取不够；存在关门立法、片面依赖各机关相互协调和制约、甚至出现利用立法争权夺利的问题，而对立法透明、允许人民群众对立法提出批评意见，加强人民群众对立法进行外部监督做得不够。
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权力无限扩张并凌驾于公民个体权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来“保民”还是“治民”、“治民”还是“治吏”必将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立法领域中一对十分尖锐的矛盾，如何坚决和正确地处理好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关社会主义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国事业的成败得失。为此，我们需要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顾与检视，将它们交给群众广泛讨论，让群众去给法律评价和打分。对人民群众不满意的规定要及时删除和修改，对“法外”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要及时肯定和补充进去。用这样实是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已经制定的法律，不仅会使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会对全社会进行一次生动的普法教育，从而极大地促进法律制定后的顺利实施。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将要交由全民讨论。国务院及其部门、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政府已成为国家立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年来它们的立法活动十分积极活跃，所立法律数量已占国家法律的绝大多数。但在它们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向人民群众征求意见的事例却十分鲜见，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它们的质量，对它们反映和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程度产生怀疑。
在没有建立完备的违宪审查机制的状况下，要对各类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进行有效监督将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便设立一种官方的审查机制，其工作量的纷繁和复杂也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此，要成功地对立法进行监督，我们不能不将目光投向人民群众。为保证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离人民利益的轨道，必须让人民群众参与立法，加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将法律交由人民群众讨论，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则更有必要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交由人民群众讨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是宪法和法律内容的具体化，与人民群众更为接近。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区域，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向法规调整相对人征求意见，也将更具体、更便于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会不仅将政府部门的权利明确化、具体化，更必须将政府部门的义务和法律责任明确化和具体化；不仅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义务和责任明确化、具体化，更要将他们的权利明确化、具体化；不仅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职能，更要强调管理职能本质上是一种服务职能，强调人民群众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严以及对政府的监督权。
四、立法过程公开化
列宁曾经指出：“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没有公开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5]强调公开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够了解和参与。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让群众参与立法，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立法过程公开化。公开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科学地集中人民意志的过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必须以立法的公开化做保证。公开立法过程，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况和广泛发表意见，立法机关才得以广听博纳，集思广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对立法民主原则的落实，总是与立法过程的公开相联系的。[6]不仅法律草案的拟制和审议公开，法律草案的表决也公开。有的国家规定，拟定法律法规必须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规名称，制定机关、立法意图及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予民众特别是法律法规调整的相对人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异议的机会。如美国行政程序法规定，联邦各部制定规章的建议必须用通行方式刊登于《联邦登记》上，然后，行政机关必须给利害关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供书面材料、书面意见或者辩词，通过以上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制定规章的程序；同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行政机关都应当考虑。[7]
公开法律草案的拟制过程，目的是将法律从制定之初就纳入民主程序，征寻并认真考虑民众意见。在对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有些国家对议员在立法会议上的发言都详细记录在案，并在立法机关的公报上发表，即便在对法律草案的表决中，西方议会也要公开化，表决有时采用唱名表决，记录在案，可供公民查阅，也可公布谁投了赞成票可反对票。将表决者的姓名与投票情况公开，使选民知道他们所选出的议员是在代表了他们的意愿。[8]为使公众尽可能快与多地知道立法机关开会议事的情况，有的国家还专门规定允许对之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如奥地利宪法第33条规定，如实报道国民议会公开会议及其下设委员会活动，一概不受追究。德国宪法规定，对联帮议院及其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作真实而准确的报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责任。许多国家都用电台或电视台对议会的辩论进行实况转播。[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迈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公开化，让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而立法权是国家最高决策权，立法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立法活动公开化就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强调，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这就意味着，立法决策与改革和发展的决策息息相关，而立法机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决定了立法决策的水平和效率，并反过来影响改革和发展的成败得失。
为保证立法决策民主化，首先要公开立法过程。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及其常委会会议都公开举行，允许新闻单位公开广泛报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就是新闻单位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都规定了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言论免责权和人身特别保护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证他们能够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包括对立法工作发表不同意见，有助于在立法过程中百家争鸣、集思广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见必须通过新闻媒介公诸于众，才能使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辨别取舍和积极参与立法。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的公开程度、新闻单位对立法活动作实质性和深度报道的程度，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法律情况的了解和参与，影响了法律制定后的生命力。
现在，立法活动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开化不够。一部法律从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审议和表决通过，人民群众能够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仅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活动来说，从委员长会议的举行到常委会会议的召开，从法律草案的交付审议到常委会的一审、二审、三审和表决通过，能见诸新闻媒体的绝大多数只是一些简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载委员们的讨论意见，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见，片言只语，了无新意。至于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它们酝酿、讨论、形成的过程，人民群众则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发表意见。同样地，纷繁复杂的地方立法也存在这个问题，甚至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地方性法规后，不经过多方协调，就迟迟不能在一省的党报上刊登。立法活动脱离群众，就会使人民群众漠视立法，对法律缺乏起码的内心认同。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公开化没有制度保障。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主要靠机关和部门立法，虽然将群众路线作为一项重要立法原则，但对如何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却缺乏方方面面的考虑；在立法活动的报道中，新闻审查过多，尤其是对立法中不同意见的报道过于谨慎，将大胆报道立法过程中不同意见甚至相反意见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和党的宣传方针对立起来；立法机关没有独立的舆论阵地；对立法工作的宣传，还没有被提到对国家最高决策工作宣传的应有位置上，有关部门对国家经常化的立法活动没有制定统一和足够的宣传报道制度。二是新闻媒体在立法报道中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突击性、任务性的报道多，经常性、自觉性的报道少；程序性、结论性的报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机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鲜活报道少；宣传方式单调，人大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差错时有发生。不少从事人大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对宣传立法活动没有兴趣和积极性，每次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他们只例行公事地去听一听，写一则简单消息，而常委会分组讨论和审议法律草案时，委员们的精彩发言和各种不同意见，记者却很少坚持听会并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实质性立法报道了。可见，要真正实现立法公开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从观念上充分认识到，没有立法公开化，法律制定后就不会产生预期效益；要将立法公开化纳入制度化轨道；要努力培养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闻的稳定的专业化的立法新闻采编队伍。
❽ 地方立法如何“立得住、真管用”
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出租车和网约车管理等新的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增多，而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难以满足各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地方立法就要发挥重要作用。
2015年3月，立法法修改，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目前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在原有31个省区市和49个较大的市基础上，又增加了273个。这么多立法主体如何使地方性法规“立得住、真管用”？地方立法机关努力作答。
地方立法不贪大求全，突出特色重在管用
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主体大幅度增加，达到350多个。而这些新增加的立法主体，基本上都是“新手上路”，没有多少立法经验，立法能力还在形成过程中。
地方立法并不是越多越好，不能相互之间搞攀比，而是要立足于地方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立法。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建华介绍，江西省为防止设区的市立法出现“井喷”现象，省人大常委会对各市科学编制立法计划提出了遵循原则、留有空间和从严把关三个明确要求。
龚建华介绍，省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立法注重把好“三关”：一是不抵触关，对是否超越立法权限进行把关；二是有特色关，要体现地方立法特色和针对性，对有无大量照抄照搬上位法的内容进行把关；三是可操作关，对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把关。
对于刚刚获得立法权的设区的市而言，加强立法能力建设既是当务之急，又是一项长期任务。广东惠州市目前制定地方性法规3部、在审2部，数量虽少，但都经过精心打磨。
“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质量，不追求数量，追求‘小而精’，不搞‘大而全’，有几条就立几条，不贪大求全，重在管用、重在实施。”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华贵说。
❾ 法制与德制辩证关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将这一治国方略载入了宪法，紧接着，又提出了法治和德治双管齐下的治国理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科学理论。那么，法治和德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去深刻理解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联系，才能充分认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才能真正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第一，法治和德治具有同一性。社会主义的“法”和“德”都是人们共同生活行为准则、规范。他们所反映的都是社会正义，这个正义就是现代社会人们所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尽管德所强调的是实质正义，即内容和目的，法所强调的是形式正义，即形式和手段，但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虽然人们还不能说法和德完全一致，但在价值追求上则日益趋向重合、一致，至少从宏观上或原则上讲，他们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与矛盾。
在人类社会里，人们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普遍心理所共同认同的准则、规范，这种准则、规范在被国家权力认可前是德的范畴，而一旦被国家权利认可，就成了法的范畴。所以区分法与德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准则、规范是否被国家赋予强制人们遵守的效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行为准则、规范将越来越多地赋予国家意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社会主义法律所确认保护的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道德准则、规范。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实质也体现了德治的方向。
第二，德治和法治具有互补性。我们应该清楚，任何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是”法治“，而法治的前题是立法。任何国家不管立法如何快速，甚至于“超前 ”，依然赶不上飞速发展的社会形势，也就是说任何时期的法律法规都不可能完全规范一定时期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项活动，这叫做立法“滞后 ”。这种立法的“滞后性”，决定了德治的完全必要。也就是说，人们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必须受人们普通认同的准则、规范，即德的约束。
此外，法也受社会历史阶段的限制，也反映在立法上。如人们普遍认为某些行为规范、准则应当上升为法，即人们渴望确认保持某些行为规范、准则，却得不到法的确认，即法不能赋予某些行为准则、规范以国家的强制力。从法理上讲，人人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但从道德角度而言，骂人、乱扔垃圾、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婚外情都是违反人们普遍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规范，所以对这类问题，在“法”还不能治的情况下，就必须靠德来治。
再说，法作为调节人类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调整手段必须遵守形式规范。如顺手牵羊的盗窃行为，从德的角度而言是不道德的行为，从法的角度而言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他们的评判标准及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从盗窃的个案而言，德可以从任何角度，采取任何法律允许的方式对盗窃行为进行批判，但法则不能，法律必须注重证据，即须有充分证据证明盗窃行为存在，且达到能治罪的数额才能确认为犯罪，给予惩处，而且刑法在犯罪确认的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即在人民法院还未确认是犯罪的不能认为是罪犯。所在，有些问题仅靠法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仅靠法治手段根治陋习是不能完全奏效的，必须德治与法治并举。
第三，法治和德治具有差异性。从价值目标取向而言，德治和法治具有宏观上的一致性，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与普遍的道德规范必然具有并存在着差异性，不管是法还是德同样受到各阶层，各自利益的制衡，在某一阶段认为是符合道德准则，却不符合法律规范，另一阶段可能判定为不符合道德规范，却符合法律规范，这就产生了道德与法律的差异。如目前存在私营企业雇用工人做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营企业主获取了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如果用道德规范来衡量，是不道德的行为。但从国家社会长远发展利益而言，只有允许存在诸如类似情况的一定“获取”，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充分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才能增强综合国力，然而，这种人们普遍认为不符合道德范畴的东西，法律却往往难以禁止，甚至从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标出发，不仅不加以禁止，反而视其为合法收入加以保护。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虽然在一时符合传统道德，也接近于相当一些人的心里承受能力，但却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甚至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桎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均主义从现代社会来看，也是不道德的。同样在人们普遍认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法律却不给予确认和保护。如小偷盗窃你家的东西，被你抓住后将其捆起来打一顿出出气，看起来似乎天经地义，但法律却是禁止的。又如未成年人由于家庭困难，要求在企业打工，老板考虑其生活着落，收下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养温饱，看似符合道德准则，但却明显的违反法律规范。
在这种差异前面，道德并不是简单地从属于法律，相反仍要高举起“道德”的大旗，从舆论上影响富有者的心理，尽可能减少获取，逐步缩小富有者与非富有者的收入差距，而最终消除差距。在此种情况下，法律所能担当的角色则是运用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的、经济的立法调节双方的收入差距，在这种背景下，立法的进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道德的力量。可见，德和法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也需要德治和法治双管齐下。
第四，法治和德治又具有依赖性。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人类要共同生存和发展，必然要相互依存和合作，合作的基础是基本道德观念。如果人们没有基本的、起码的道德观念，那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但在道德的约束过程中，由于人的私欲杂念的产生，就迫使社会考虑将某些道德赋予强制实行的效力，在国家的参与下，有些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便以强制的面目出现，这就上升为法律，也就是说道德的实行依赖于法律。这还不够，人们许多行为准则，规范是不是符合道德，并不完全依赖于人们的一般理念，而在于法律是否赋予其正义的内涵，现实生活中，许多行为准则只有法律规定其符合道德才会符合道德规范。如杀人是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同时也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杀人都是违反道德和刑法的。法律规定某些杀人行为就符合道德的，如正当防卫杀死了人，死刑执行者的杀人等都是符合道德的。因此，道德的判定、道德的强制实行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法律。
而法也同样依赖于德，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同样离不开德。如在公正司法、执法、法律监督中需要的就是有正义感、责任心和有道德良知的执法者，一个执法者当他面临情与法，金钱与法的选择时，在其主观意志中起决定因素的往往是他的基本道德素质。在执法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发现，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执法者手中，有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除了执法者的法律水平不同对法律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外，这就不排除道德因素了。作为执法者即便没有权钱交易的邪念，但法的适应并不是教条、僵化、死板的过程，因此同样需要道德的理念去追求正义价值的实现，只有正义的执法者，才能赋予法以正义的灵魂。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演变过来的文明古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真正意义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并实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才能真正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❿ 立法如何体现正义
正义的定义是：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