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道德的关系

『壹』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什么

在法律的范畴内，来讲到底源是不合适的，在道德底线钱讲法律也是扯淡的，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在我看来法律基本上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我记得在法律中有一个规定就是在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公利益的同时要维护良好的道德风尚，这是法律的一条基本原则。

总结：

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就算是法律有时候也不是万能的，更多意义上来讲，法律只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那个法律的规定，只是给法律的一个圆场说法而已。

『贰』 企业制度文化与企业道德的关系是什么

1、企业制度文化是一种“规范”文化。企业制度是来自员工自身以外的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制约着企业的每一个成员、生产操作规程、厂规厂纪、经济责任、考核奖惩制度等等。企业制度文化对企业全体成员的约束，带有一定的限制性和他律性。
2、企业道德是一种意识的调节，一种内化的调节，因而是一种非强制的软调节。企业道德一旦形成，就在内部员工中建立起信念，成为行为的自律。
3、企业制度与企业道德建设是相互补充、相互推进的。企业成员的自律意识越强，就越能自觉地遵守企业道德，制度文化的作用就越发不易显示出来。同样，企业制度文化越完善，则越有利于企业道德的培育，人们的道德认同感也就越强。

『叁』 辩论赛 制度和道德那个更优先 (我是正方)

啊呀。。。。我们也做过这个呀，我的资料给你一点
我们可是赢了的呀。。。。。。哈哈哈哈
新加坡人的素质高吧,那并不能说是人的素质原本就高,而是来源于制度的约束,例如新家坡人都不乱扔垃圾,是因为有高额罚款的制度.所以说学校建设也一样

不知道来得及不。
其实道德有一个最大的软肋，或者说是最明显的薄弱环节，就是可操作性。具体来说那就是，怎么让一个“不道德的人”变得“道德”呢？这个问题道德不能从上根本解决。从这个出发，我们实际上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行动的角度和曾面上来说我们实际上要求的是“道德的行为”而不是“道德本身”。
从“道德的行为”这个转化开始，我们的能力就很多阐述出发点了。对于道德的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权衡是依靠我们的认知能力，分析能力来得出结论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是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其实都是因为上述两种能力不足导致的，这个时候道德（其实是道德的行为）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能力了，那么基础（能力）显然就比上层建筑（道德（其实是道德的行为））更重要了。
然后我们换个角度回到我开始说的道德的软肋上。当道德是一个号召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响应，也可以选择不响应，因为道德不具备（其实是具备的，但是力量太薄弱了，大部分人都会忽视）强制力。当道德成为一个要求的时候（比如市场上的对和约的遵守），道德本身不能/难以约束行为人的行为，所以我们才设立了相关的法律，制度来强制约束行为人的行为。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攻击点，如果道德是强大的有效力的，那么我们怎么让不道德的人完美遵守道德的要求，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呢？如果这个做法是可行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设立法律和相关制度呢？对方的说法就陷入一个大矛盾了。同时，我们设立这些强制手段避免对方出现“不道德的行为”这个方式确定了“道德（其实是道德的行为）”需要能力来保障，能力有多大，保障制度有多完善。道德依靠能力来保障，道德更重要。
另外，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和道德的关系不是上面的回答所谓的“经济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是道德是为了维护社会及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利益而产生的。道德是为了维护利益而产生的。
理由如下：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论述，人与人形成社会的基础在于我们放弃伤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不受到伤害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道德当中很多东西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找到出发点，典型的有：尊重他人，诚信，尊老爱幼。这些实际上就是对别人利益的保护，所以在辩论中要扒下“道德”的神圣光环去深入讨论“道德”的本质，实质，意义对我们的观点更加有利。从道德本身对利益的维护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利益，这就是理性的力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依靠的更多的是理性（实际上这个是从物质和权利保护的实用主义角度来说的，前面的所有论述都是把“道德”拉到这个角度来说的，千万要避免在精神层面的讨论）
我觉得这样入手的话这个准备就没有多大的问题和难度了。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我刚建的辩论QQ群一起讨论

4:在法律都可以当作儿戏的情况下，道德的感召又能有多少力量
5:制度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创造的，因而具有时代性

6:法律首先是一种制度。它是一种理性设计，目的是通过国家对法律义务的强制实施或者人对这种强制手段的畏惧来调整人的行为
7:评，是指教学评估，这个你应该知道吧，教育部搞的对大学的评估制度;建，是指建设，是指学校的学风啊，学术啊，科研啊等等方面的建设; 迎评促建指的是迎接教学评估，并且借教学评估的东风，进一步搞好学校的本科教育的建设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制度维护道德

问题：
陈世美。。。。杀

请问对方辩友，有一句话叫“禽兽不如”怎么解释啊？就是说在社会上很多人连狼都不如，所以没有办法教化啊。请对方辩友告诉大家，社会，有哪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主要是靠道德来维系的呢？

请问对方。。 当今学校各项管理都是由学校制度来约束并且实施的 那么 请问 你听说过有用舆论来约束同学的行为 来建设美丽校园的吗？

一个学校风气差的学校是一个有秩序学校吗？

道德教化的是那些有良心的人，可是对那些没良心的恶棍怎么办呢？

制度
什么是制度 我们如何理解制度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亚当 斯密《国富论》,1776年
传统上,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市场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来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为了理解不同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已变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银行 2001).这里所引的制度一词,不单单是指市场.的确,在20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转轨,硅谷现象及电子商务的出现,欧元统一和市场一体化,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持续的种族隔离和长期的经济停滞,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与不断出现的货币危机,对由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作用的重新审视,以及全球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加深,等等.这些例子当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纯粹的市场现象.但如果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的制度方面纳入考察的范围.
什么是制度 我们能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非正式规范,组织,合同,人们的意识或所有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组合 给诸如"制度"之类的任何概念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将取决于分析的目的.作为一个具体例子,我们不妨考虑下面的问题: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当中最佳的制度呢 这是诺斯在一本开创性的论制度的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North1990).为了分析这一问题,诺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制度并不是只限于经济,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
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学家对可实施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弈规则何时是可实施的呢 是不是当实施者(enforcer)降临之时 可是,实施者又怎样才能被激励去实施他理应实施的博弈规则呢 简而言之,实施者怎样才能被驱使去恪尽职守 为了避免这种无穷尽的循环推理,一种办法是力图说明,博弈规则是内在产生的,它们通过包括实施者在内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最后成为自我实施的(self-enforcing).从这种观点出发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博弈均衡.近年来我们陆续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观为基础的重要文献问世,虽然其中大部分文献是从历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灵感(我们在下一节会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们能不能将同样的思路运用到作为多样制度复合体的当代经济呢 这种复合体仅仅是各种相对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还是内在一致的整体,如某种均衡结果那样显然,把制度及其复合体视为均衡现象并不意味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发生变化.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和随后计划经济的转型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制度的起源或变迁.在理论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说模型解高度依赖于对模型本身的设定.给定博弈的结构,可不可以将制度的突现(emergence)或变迁解释为:从许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选择其中一种的过程,或者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转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均衡选择或转型过程是否由技术或市场诱导并因为技术性规模经济而最终被锁定 (lock-in) 还是说,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编程的结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业家设计或被创新性经济企业家引发产生不可预料的政治事件会不会对制度选择发生随机性影响 尤其是,新制度诞生通常具备的新奇性究竟从何而来
因此,在本节一开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设想可以更明确地概括为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将当代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解为某种多重均衡现象(共时性问题);其次,在与均衡制度观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变迁的机制,同时又允许新奇性出现的可能性(历时性问题).请让我再进一步阐示其中的具体含义.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和当代经济的复杂性需要研究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域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联结这些域的制度的性质.在这项研究中,不仅要在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而且还要借鉴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和认知科学对制度问题的重要贡献,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于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在于,我们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只是简单停留在积累丰富的制度类型,然后对它们进行任意和随机的分类.发展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重要贡献,这对深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博弈论分析作为系统研究制度的理论工具本身尚不完备.从该框架出发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会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优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说,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因此,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博弈论框架本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Greif 1999).
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简称CIA)1.
在本书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历时性过程时,我们将偏离传统的博弈论(包括古典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对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们将放弃如下假定,即认为博弈参与人(及其分析者)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具有完备的知识.相反,我们假定,博弈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只拥有个人的不完备观点——我们称之为主观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当参与人基于主观博弈模型选择的行动决策在各个时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那么,他们的主观博弈模型将可以被他们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动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所以,我们把制度定义为参与人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当这些主观博弈模型所导致的行动决策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便会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主观模型,直到新均衡实现为止.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试验和文化遗产等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我们分析了共时性问题之后才真正有可能进行.
本章剩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1.1节是对经济学家制度观的一个概览.第1.2节将在均衡制度观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概念,其更细致地讨论将在后面(第7章)进行.
第1.3节介绍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将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博弈形式"和"域"的类型等,它们在本书中是至关重要的.
1.1 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如上所述,经济学家目前似乎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但除非我们对于制度是何物以及它们如何形成有一种共识,否则,认识到制度重要并不能说明什么.撇开旧制度学派不论2,直到最近,经济学家基本上满足于对制度只下一个模糊定义.现代社会学的先驱杜克海姆

制度
什么是制度 我们如何理解制度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亚当 斯密《国富论》,1776年
传统上,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市场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来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为了理解不同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已变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银行 2001).这里所引的制度一词,不单单是指市场.的确,在20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转轨,硅谷现象及电子商务的出现,欧元统一和市场一体化,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持续的种族隔离和长期的经济停滞,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与不断出现的货币危机,对由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作用的重新审视,以及全球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加深,等等.这些例子当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纯粹的市场现象.但如果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的制度方面纳入考察的范围.
什么是制度 我们能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非正式规范,组织,合同,人们的意识或所有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组合 给诸如"制度"之类的任何概念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将取决于分析的目的.作为一个具体例子,我们不妨考虑下面的问题: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当中最佳的制度呢 这是诺斯在一本开创性的论制度的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North1990).为了分析这一问题,诺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制度并不是只限于经济,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
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学家对可实施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弈规则何时是可实施的呢 是不是当实施者(enforcer)降临之时 可是,实施者又怎样才能被激励去实施他理应实施的博弈规则呢 简而言之,实施者怎样才能被驱使去恪尽职守 为了避免这种无穷尽的循环推理,一种办法是力图说明,博弈规则是内在产生的,它们通过包括实施者在内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最后成为自我实施的(self-enforcing).从这种观点出发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博弈均衡.近年来我们陆续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观为基础的重要文献问世,虽然其中大部分文献是从历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灵感(我们在下一节会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们能不能将同样的思路运用到作为多样制度复合体的当代经济呢 这种复合体仅仅是各种相对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还是内在一致的整体,如某种均衡结果那样显然,把制度及其复合体视为均衡现象并不意味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发生变化.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和随后计划经济的转型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制度的起源或变迁.在理论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说模型解高度依赖于对模型本身的设定.给定博弈的结构,可不可以将制度的突现(emergence)或变迁解释为:从许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选择其中一种的过程,或者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转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均衡选择或转型过程是否由技术或市场诱导并因为技术性规模经济而最终被锁定 (lock-in) 还是说,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编程的结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业家设计或被创新性经济企业家引发产生不可预料的政治事件会不会对制度选择发生随机性影响 尤其是,新制度诞生通常具备的新奇性究竟从何而来
因此,在本节一开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设想可以更明确地概括为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将当代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解为某种多重均衡现象(共时性问题);其次,在与均衡制度观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变迁的机制,同时又允许新奇性出现的可能性(历时性问题).请让我再进一步阐示其中的具体含义.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和当代经济的复杂性需要研究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域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联结这些域的制度的性质.在这项研究中,不仅要在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而且还要借鉴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和认知科学对制度问题的重要贡献,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于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在于,我们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只是简单停留在积累丰富的制度类型,然后对它们进行任意和随机的分类.发展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重要贡献,这对深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博弈论分析作为系统研究制度的理论工具本身尚不完备.从该框架出发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会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优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说,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因此,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博弈论框架本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Greif 1999).
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简称CIA)1.
在本书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历时性过程时,我们将偏离传统的博弈论(包括古典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对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们将放弃如下假定,即认为博弈参与人(及其分析者)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具有完备的知识.相反,我们假定,博弈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只拥有个人的不完备观点——我们称之为主观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当参与人基于主观博弈模型选择的行动决策在各个时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那么,他们的主观博弈模型将可以被他们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动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所以,我们把制度定义为参与人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当这些主观博弈模型所导致的行动决策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便会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主观模型,直到新均衡实现为止.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试验和文化遗产等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我们分析了共时性问题之后才真正有可能进行.
本章剩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1.1节是对经济学家制度观的一个概览.第1.2节将在均衡制度观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概念,其更细致地讨论将在后面(第7章)进行.
第1.3节介绍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将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博弈形式"和"域"的类型等,它们在本书中是至关重要的.
1.1 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如上所述,经济学家目前似乎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但除非我们对于制度是何物以及它们如何形成有一种共识,否则,认识到制度重要并不能说明什么.撇开旧制度学派不论2,直到最近,经济学家基本上满足于对制度只下一个模糊定义.现代社会学的先驱杜克海姆

虽然我也是在网上找的资料但不是转贴不敢保证你完全满意，但还是有好多不错的慢慢看吧单元可以帮得上忙。
祝你好运！！！！！！

『肆』 政治与道德有何关系

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政治与道德密不可分,政治具有道德的意蕴,道德是政治性的道德.政治失德,会使社会失去安宁,国家产生动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政治伦理架构的认识论基础.
道德如果有制度道德和个体道德之别的话，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分为两个层面。制度道德是各种社会制度所据之建立和体现的价值原则和规范，也对制度本身提供道德合理性辩护。如果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制度，政治合理性的核心是政治的道德合理性，那么政治合理性问题首先就是政治制度的道德合理性说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罗尔斯所言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都是从制度道德的意义上来说的。所以制度道德首先奠定政治合理性的基础。制度道德优先于个体道德，政治制度正义优先于公民服从的义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为只有政治制度本身具有道德合理性，才有权要求公民的支持和服从。正义合理的政治制度提供公民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和条件，也规定或影响着共同体中人民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格调。所以低期望值的政治只提供某种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元结构”，它留给人们充分的权利和空间，让每个人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幸福和道德理想。当然就政治领域来说，我们不但希望有好的制度，也希望有品德高尚、智慧过人的政治家。好的政治家对政治系统的功能发挥无疑是一股强劲的推动力量。但系统结构比系统要素对系统功能具有更大决定作用，政治家的个体道德也只有在正义的制度条件下才有大有作为的天地，因此制度道德比个体道德对政治的影响远为持久、重要，故我们的政治希望还是应当最终寄托于更为根本的政治制度。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对道德也有巨大渗透和模塑作用。政治制度的正义和合理与否，是否有制度化的程序和途径让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政治意愿，是否提供充足的社会空间以使每个公民自由发展，对政治文化、社会文化都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从而影响公民的素质、个性、气质，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习惯。这便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欲表达的政治制度的“教育功能”。政治行为本身也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有重大影响，政治的巨大强制力和强大的功能辐射作用，都使的它的一言一动举足轻重。不谈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行为与政府形象对公民道德的正面影响，翻开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就能对政治对个体道德的作用窥其一斑：最大的犯罪者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者：为了争权夺利，人性中许多最本质的东西会暴露无遗，政治会泯灭人的良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可怕、丑恶的一面；狼与狼之间都不会互相残杀，而人类却相互残杀，连狼都不如；不懂得如何说谎的人，就不懂得如何统治；恶劣政府造成的后果是人民道德水平的普遍降低；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每一次丑恶的政治运动后的道德滑坡、道德冷漠、道德虚无主义是会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但总体而论，政治和个体道德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因为个体道德是一种美好而脆弱的品德，它源自人们的良知和自由选择，是人性优美的体现，它只能依靠人们的自觉、自愿，甚至是无意识的良好习惯。它虽然在公正合理、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下更容易得到培养和激励，但用政治强制力量戕杀个人的道德多元追求，强行灌输一个道德理想并强求一律地要求人们服从，这样的政治性道德精华运动只能带来道德嗜血，带来道德专制主义。所以强行的道德无论从目的，还是从手段来说只能是不道德。这也是反对柏拉图和卢梭式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充足理由。

从以上得出，道德与政治虽都依附于人类的自由、幸福和完善，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各有不同的目的、功能、手段、界域，企图把二者熔为一炉、直接统摄，只能于二者都有损害，既得不到好的道德，也得不到好的政治。

『伍』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德才兼备。政治领导必须具备最高的道德标准。 政治道德规范是一定时期从政者回在政治活动中所应当答遵守的行为准则，政治道德规范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规范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它既继承了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建设的优良成果，又是政治道德建设的新的发展，加强新时期领导干部政治道德规范建设，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制度是根本。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领导干部的“德”比“才”显得更加重要，重德应该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德者，为官之魂”。官德不修何以为官，套用一句俗话就叫“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有才是毒品，无德无才是废品”。

『陆』 如何正确处理制度管理和道德管理的关系

一、思想基础方面的规范要求 首先要树立热爱本职，忠于职守的思想。热爱本质，主要是指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维护本职 业的利益，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力求掌握最好的职业技能；忠于职守，主要是指要认识到自己从 事的职业对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具有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发扬职业献身精神。 二、服务精神方面的规范要求 物业管理服务行业，其根本宗旨是为业主服务。因此，所有员工必须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精神，主动、热情、耐心、周到地为业主服务。 要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应逐步建立规范服务，即正常服务、多功能服务、专项服务、现代技术服 务的质量要求。正常服务就是在物业管理过程中热情、公平、周到、负责；多功能就是提供与物 业管理相关的连带服务以满足多种需要；专项服务就是为服务对象提供特殊的需要，现代技术服 务就是随着商业技术装备的饿逐步改进，扩大科学技术服务。 要热爱业主，把他们当亲人，要以平等的态度接待他们，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不以衣帽取 人，做到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小孩一个样，职务高低一个样。 三、经营作风方面的规范要求： 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因此，每一个员工必须端正经营作风，做到“信誉第一，诚信无欺”。 四、工作态度方面的规范要求 廉洁奉公，公私分明，这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本质要求。每一个员工必须严于 律己，清正廉 洁，不损公肥私。要敢于同贪污、盗窃等违法行为做斗争。要始终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 利益放在第二位，个人利益 服从集体利益。 五、职业修养方面的规范要求 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人生观解决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的问题， 是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总开关”。人生的目的、理想和信念，对人生起着精神推动力的作用。 要努力学习业务技术。光有为业主服务的思想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为业主服务的本领。这就要求 员工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和时间努力学习业务技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服务技能。 要有高度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抵制一切违反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行为，做到不放任，不 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为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做出自己的贡献。

『柒』 制度与道德：谁决定谁

朋友们还是具有学术良知的，所以，谈完这些怪现状后，无不摇头叹息。于是，我就说了一句：所以，我们才要“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在制度建设之外，中国似乎也需要一个信仰、道德、精神的重建过程。然而，朋友们听了我的话，却都露出不屑的表情：重建 这样的感叹，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而经济学家则用学术语言反复地论证说，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于是，人们普遍地将腐败、堕落、欺诈、残忍等等行径归咎于制度。 你当然不能说这样的理论不对。不过，假如把这样的理论推到极致，从而变成“制度决定论”，那就跟别的决定论一样荒谬。而荒谬的认识必然会导致我们经常看到的玩世不恭心态，面对不道德、不正当、甚至显著违法的行为，人们无所作为，被动地等待着制度发生变化。 制度与人其实是一种互动关系，制度固然能够塑造人，但人也同样能够塑造制度。而人改变游戏规则、进而变革制度的动力，经常来自于人的良知，来自某种道德自觉，来自某种信仰、信念所提供的正义观念、公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固然可以塑造人们的观念、影响人们的道德，但是反过来，道德可以为制度提供信念基础，可以促使制度本身向着良性方向演进。 在经济学主导我们这个社会的二十多年间，人们普遍地遗忘了这一点。仔细想来，“制度决定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放纵自己精神懒惰的借口，人们可以轻松地将把社会中的一切丑恶、甚至自己的不当行径都归咎于制度，这样也就免除了自我反省的责任，当然也就免除了依靠个人的良知对抗不良社会风气的责任。被严重误用的经济学理性教导人们逃避这样的责任，其结果就是社会道德的普遍下滑。 在道德的荒漠上，是不可能坚实地建立起任何伟大的制度的。也许，我们有必要在强调制度建设之外，也注重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当然，制度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明智、依靠对权力进行重新安排，精神建设则主要靠民间的自发努力，尤其是靠每个人诉诸自己的良知，通过个人信仰的追求、个人道德的养成，渐进地改变中国人的心灵图谱。这样的心灵图谱，恐怕是中国成功实现制度转型的根本保障。 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离开信仰、道德的制度，却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们这个社会所匮乏的，不仅是优良的制度，也缺乏健全的道德、心灵。

『捌』 举例说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政治与道德密不可分,政治具有道德的意蕴,道德是政治性的道德.政治失德,会使社会失去安宁,国家产生动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政治伦理架构的认识论基础.
道德如果有制度道德和个体道德之别的话，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分为两个层面。制度道德是各种社会制度所据之建立和体现的价值原则和规范，也对制度本身提供道德合理性辩护。如果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制度，政治合理性的核心是政治的道德合理性，那么政治合理性问题首先就是政治制度的道德合理性说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罗尔斯所言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都是从制度道德的意义上来说的。所以制度道德首先奠定政治合理性的基础。制度道德优先于个体道德，政治制度正义优先于公民服从的义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为只有政治制度本身具有道德合理性，才有权要求公民的支持和服从。正义合理的政治制度提供公民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和条件，也规定或影响着共同体中人民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格调。所以低期望值的政治只提供某种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元结构”，它留给人们充分的权利和空间，让每个人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幸福和道德理想。当然就政治领域来说，我们不但希望有好的制度，也希望有品德高尚、智慧过人的政治家。好的政治家对政治系统的功能发挥无疑是一股强劲的推动力量。但系统结构比系统要素对系统功能具有更大决定作用，政治家的个体道德也只有在正义的制度条件下才有大有作为的天地，因此制度道德比个体道德对政治的影响远为持久、重要，故我们的政治希望还是应当最终寄托于更为根本的政治制度。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对道德也有巨大渗透和模塑作用。政治制度的正义和合理与否，是否有制度化的程序和途径让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政治意愿，是否提供充足的社会空间以使每个公民自由发展，对政治文化、社会文化都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从而影响公民的素质、个性、气质，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习惯。这便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欲表达的政治制度的“教育功能”。政治行为本身也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有重大影响，政治的巨大强制力和强大的功能辐射作用，都使的它的一言一动举足轻重。不谈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行为与政府形象对公民道德的正面影响，翻开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就能对政治对个体道德的作用窥其一斑：最大的犯罪者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者：为了争权夺利，人性中许多最本质的东西会暴露无遗，政治会泯灭人的良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可怕、丑恶的一面；狼与狼之间都不会互相残杀，而人类却相互残杀，连狼都不如；不懂得如何说谎的人，就不懂得如何统治；恶劣政府造成的后果是人民道德水平的普遍降低；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每一次丑恶的政治运动后的道德滑坡、道德冷漠、道德虚无主义是会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但总体而论，政治和个体道德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因为个体道德是一种美好而脆弱的品德，它源自人们的良知和自由选择，是人性优美的体现，它只能依靠人们的自觉、自愿，甚至是无意识的良好习惯。它虽然在公正合理、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下更容易得到培养和激励，但用政治强制力量戕杀个人的道德多元追求，强行灌输一个道德理想并强求一律地要求人们服从，这样的政治性道德精华运动只能带来道德嗜血，带来道德专制主义。所以强行的道德无论从目的，还是从手段来说只能是不道德。这也是反对柏拉图和卢梭式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充足理由。

从以上得出，道德与政治虽都依附于人类的自由、幸福和完善，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各有不同的目的、功能、手段、界域，企图把二者熔为一炉、直接统摄，只能于二者都有损害，既得不到好的道德，也得不到好的政治。
一、关于第一个问题的例子——“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重大意义

1、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精神指导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但如此具体地谈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且把荣和辱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却并不多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不仅点出了中国社会目前思想道德建设的要害，也为重构中华民族的荣辱观、塑造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不是道德理想的失落，不是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泛滥，而是中国文化中公民底线伦理的普遍崩溃。底线伦理崩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人内心深处耻感和罪感意识淡化以至消失：没有了羞耻感、知耻感、耻辱感，一些人对任何羞辱的事情也无所谓；没有了负罪感、内疚感、忏悔意识，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人一旦不知羞耻，做人便难以做好人、办事难以办好事。与此同时，损人利已、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便会被一些人引以为荣；而对于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却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不能理直气壮。例如，对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甚至在言行上有损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尊严；将诚实守信、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视之为不合时宜的“傻冒”行为，而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则被认为是出自“人的天然本性”，具有“合理性”；更有少数人以违法乱纪、挥霍浪费、骄奢淫逸来显示其拥有的特权与显赫地位；一些大学生生活中以用名牌为荣，以节俭为“寒酸”等等。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大力清除的障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为我们划出了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这一标准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为塑造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们正站在实现“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起点上。值此之际，一定要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出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激发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崇高精神追求，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2、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他还说：“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道德文化基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都混淆不清，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不能做到旗帜鲜明，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前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通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来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进而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营造氛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全社会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高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人的荣辱意识在内的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总体良好，“十一五”规划纲要描绘的美好生活蓝图，让人民群众怀喜悦和期待。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在激活人们的市场主体意识、财富创造主体意识，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利己主义和“向钱看”的倾向；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赋予社会活力的同时增了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社会思想的“分散化”加剧了；加之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泛起，一些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灰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身上泛滥成灾，少数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所谓“八耻”就是典型的写照。反映在一些社会现象上，一盒天价月饼、一顿天价年夜饭，使勤俭节约教育变得软弱无力；盗版、虚假广告、考试作弊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人们的诚信良知。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损害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冲击，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现在，“拉美化”教训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注重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必然严重损毁经济建设成果和整个社会的和谐。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人均GDP曾达到6000美元以上，但由于社会进步能力、和谐能力弱小，物质进步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反而带来社会道德风尚的沦落。结果，社会矛盾丛生，经济起飞后又坠毁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现代化并不是GDP的简单增长，它是经济与社会、物质水平与道德风尚的双重起飞。“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内容，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具体标准。它要求我们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基础的建设；要求我们避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所走的弯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战略举措

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当代青少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虚化”、“弱化”、“大化”等现象较为突出，需要我们从青少年的实际出发，区别对象，分类指导，在增强荣辱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上下功夫。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非常切合实际。“八荣八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发展，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很强。对于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意义重大。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素质关系21世纪中国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看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如何，关键是看现在的青少年的面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少年的成长，不仅仅是青少年本身的问题，其背后是千家万户、亿万民众，祖国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抓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全面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战略举措。

『玖』 企业制度文化与企业道德的关系是什么

企业道德是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而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制度层面的。企业文化四个层次依次为：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物质层面。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载体。

『拾』 请问从广义和狭义上讲制度和道德的关系是什么呢

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它是任何一个社会及组织团体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它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维护某种秩序而为人制定的程序化、标准化的行为模式和运行方式。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亚当 斯密《国富论》,1776年
传统上,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市场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来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为了理解不同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已变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银行 2001).这里所引的制度一词,不单单是指市场.的确,在20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转轨,硅谷现象及电子商务的出现,欧元统一和市场一体化,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持续的种族隔离和长期的经济停滞,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与不断出现的货币危机,对由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作用的重新审视,以及全球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加深,等等.这些例子当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纯粹的市场现象.但如果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的制度方面纳入考察的范围.
什么是制度 我们能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非正式规范,组织,合同,人们的意识或所有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组合 给诸如"制度"之类的任何概念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将取决于分析的目的.作为一个具体例子,我们不妨考虑下面的问题: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当中最佳的制度呢 这是诺斯在一本开创性的论制度的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North1990).为了分析这一问题,诺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制度并不是只限于经济,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
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学家对可实施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弈规则何时是可实施的呢 是不是当实施者(enforcer)降临之时 可是,实施者又怎样才能被激励去实施他理应实施的博弈规则呢 简而言之,实施者怎样才能被驱使去恪尽职守 为了避免这种无穷尽的循环推理,一种办法是力图说明,博弈规则是内在产生的,它们通过包括实施者在内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最后成为自我实施的(self-enforcing).从这种观点出发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博弈均衡.近年来我们陆续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观为基础的重要文献问世,虽然其中大部分文献是从历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灵感(我们在下一节会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们能不能将同样的思路运用到作为多样制度复合体的当代经济呢 这种复合体仅仅是各种相对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还是内在一致的整体,如某种均衡结果那样显然,把制度及其复合体视为均衡现象并不意味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发生变化.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和随后计划经济的转型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制度的起源或变迁.在理论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说模型解高度依赖于对模型本身的设定.给定博弈的结构,可不可以将制度的突现(emergence)或变迁解释为:从许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选择其中一种的过程,或者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转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均衡选择或转型过程是否由技术或市场诱导并因为技术性规模经济而最终被锁定 (lock-in) 还是说,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编程的结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业家设计或被创新性经济企业家引发产生不可预料的政治事件会不会对制度选择发生随机性影响 尤其是,新制度诞生通常具备的新奇性究竟从何而来
因此,在本节一开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设想可以更明确地概括为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将当代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解为某种多重均衡现象(共时性问题);其次,在与均衡制度观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变迁的机制,同时又允许新奇性出现的可能性(历时性问题).请让我再进一步阐示其中的具体含义.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和当代经济的复杂性需要研究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域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联结这些域的制度的性质.在这项研究中,不仅要在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而且还要借鉴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和认知科学对制度问题的重要贡献,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于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在于,我们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只是简单停留在积累丰富的制度类型,然后对它们进行任意和随机的分类.发展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重要贡献,这对深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博弈论分析作为系统研究制度的理论工具本身尚不完备.从该框架出发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会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优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说,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因此,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博弈论框架本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Greif 1999).
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简称CIA)1.
在本书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历时性过程时,我们将偏离传统的博弈论(包括古典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对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们将放弃如下假定,即认为博弈参与人(及其分析者)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具有完备的知识.相反,我们假定,博弈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只拥有个人的不完备观点——我们称之为主观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当参与人基于主观博弈模型选择的行动决策在各个时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那么,他们的主观博弈模型将可以被他们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动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所以,我们把制度定义为参与人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当这些主观博弈模型所导致的行动决策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便会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主观模型,直到新均衡实现为止.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试验和文化遗产等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我们分析了共时性问题之后才真正有可能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