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儒家是道德至上
⑴ 儒家传统思想道德至上会带来什么恶果
儒家传统思想道德至上的消极方面(恶果):
伦理本位道德至上压制了人的个性发展：伦理本位、道德至上的价值观是以牺牲人性为代价的。它过度地强调人的义务和责任。
伦理本位、道德为上的价值观也影响着人们对人才的评判。儒家以道德为中心,于是道德标准成了判断人才的唯一标准。历代的儒家所宣扬的都是“忠孝节义,三纲八目”,对“才”则褒扬的很少, 司马光曾对人有这样的划分:有德有才的是圣人,无才有德的是贤人,无德无才的是愚人,有才无德的是坏人。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也多会给那些表现的道貌岸然,庄重稳健或谦恭知礼,憨态可掬的给人以正人君子之感的人好评。如果你思想活跃,表现力极强,个性太鲜明,让人觉得有鹤立鸡群之感,恐怕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纵然你诚心与人为善,也不免要遭他人缺乏教养或修养的指责。
儒家道德文化强调的“修身”方法是个人道德修养，认为个人只要虔心修养就会成为君子。所有社会成员都达到君子标准，国家自然就安定和谐了。可是道德修养只会告诉个人应该怎样做，不能强制每个人必须去做。道德约束强调的是个人自觉，依靠的是个人良知。人的理性力量不可能彻底战胜感性欲望，道德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在权力面前，这种自觉向内的非强迫性约束就更显得脆弱。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所谓的完美人格只存在于关于古圣先贤的传说之中。儒家道德文化对自律的德治有着过高的期望，对他律的法治则有着潜在的不信任。在儒家看来，法律等强制手段只能暂时地克制欲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用道德外部教化和道德内在修养的手段才能使人们真正从内心自觉自愿去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一厢情愿的理论在面对手中掌握权力的专制统治者时无疑是天真和脆弱的。法律是一种强制性权力的体现，没有法律的威慑力作为后盾，道德力量就无法发挥其功效。
伦理本位、道德为上的价值观忽略竞技运动的价值，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障碍
⑵ 孟子所说的“义”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需要坚持吗为什么呢
如果把《孟子》中谈道义与利益的内容综合加以分析，就会看出孟子的义利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片面偏激，只讲义不讲利。他的义利思想包含了先利后义、以利说义、先义后利三个层面。 （一）先利后义。孟子继承了孔子先满后教的思想，与管仲说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样，认为要让老百姓讲道德礼义，首先要保证他们起码的物质利益，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孟子并不是道德至上论者，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普通百姓首先想的是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解决了，才会想如何体面的生存，做受人尊敬的讲礼义的人。显然，孟子认为道德要以一定的物质做为基础，他还把道德水平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作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论断。这里的“恒产”指土地、房屋、田园等固定财产以及与此相联的稳定职业；“恒心”指基本的道德观念。 （二）以利说义。孟子把义和利联系在一起，再三告诉人们只有按道义的原则做人行事，才能得到正当长远的利益。孟子游说诸侯、劝导民众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讲仁义是因为它有用，大则可以得天下，小则可以满足个人的求利、求名、求自尊的欲望。“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都想求名利，求富贵，要达到这些目的，孟子认为只有义才是最正确，最宽敞，最稳妥的道路。 （三）先义后利。孟子是热衷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提出来的。他认为当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执政者行仁义的力度非常小，“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从宏面调控的角度看，就是利益驱动的力量过大而道德制约作用太小，求利与求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失衡。面对这种形势，孟子觉得必须加大道德对人们求利行为的制约力度，强调以仁义治国，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因此孟子对诸侯讲治国之道，总是主张先义后利。儒家创始人孔小和孟子大概认识到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本性难以改变，但又不能不加以节制，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悲剧意识奔走呼号，伸张道义，宣传仁爱。 孟子和康德式的西方思想家不同，他不是在书斋里从事纯粹形而上的思考，专事著述，而是四处奔波，游说诸侯，推销自己设计的政治蓝图。因此他非常注意因人施教，根据具体对象决定说什么，怎样说。他的话被回忆记录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典籍。《论语》、《孟子》这类语录体经典，语境还原对理解其思想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抽离了语境而盲目加以普适化，就会导致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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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怎么理解做人为本，道德至上
道德是基于承认和保证人类社会存续的理念，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发挥着旨在限制或倡导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也可以说，道德是初始的具有柔性特征的法律，是社会意识形态长期进化而形成的一种无形的制约机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道德有效地调节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人的行为。
具体地说，道德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它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到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从目前所承认的人性伦理观点来说，道德，是对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不损害别人利益的一种准则。
道德在大众的心中是一个很神圣的概念。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了追求道德的真谛而孜孜不倦地钻研。道德是一种社会评价尺度。一个人如果违背社会道德，比如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么人们就会给他负面的评价，从而对他形成一种来自周边人群的社会压力，约束他的行为。另一方面，对很多人来说，道德是个人良心的自觉遵守，无需周边人群的社会压力制约。人们对一个人的道德评判，主要来自于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口头上标榜仁义道德的不一定真的有仁义道德，因此人们往往“听其言而观其行”，然后作出评判。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道德准则的约束。不管是正人君子还是黑帮地痞，在台面上，道德总是占据着价值的制高点——尽管他们的道德标准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在道德上走在前列的人一般都会受到广泛尊崇，并获得显著的话语优势；另外，由于道德主体不分贫富贵贱，任何人都能够拥有，标榜道德成为人们内心普遍的欲望。
对于有钱人来说，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比权力和地位更加耀眼的光环。因为道德往往能够造就一种好名声。当一个人拥有了财富、权力和地位后，就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有人说他不光有钱有势，还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那么，他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欣喜若狂，因为终于有人承认了他的精神魅力，这是很难得的，也是有钱人所希望看到的现象。当然，前提是这些有钱人必须做了一些“体现道德”的事情。
于是，很多富豪们开始热衷于慈善事业，其目的就是为自己树立一种有道德、有爱心的形象，并以这种高尚的形象向世人“摆谱”。因为慈善家们深深地明白，慈善的力量就是一种道德力量。
著名企业家李春平被人称作是百年慈善“第一人”。他名下的基金会有李春平博爱基金管理委员会和李春平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目前，李春平已经向中国各界及世界受灾地区捐献过1?35亿元人民币。2009年，他被中华慈善总会评为最具有影响的“慈善楷模”。
当年，北京市福利院有一位103岁的老人过生日，李春平特地让司机们开来自己的三辆劳斯莱斯为这位老人祝寿。他让老寿星和其他老人坐着劳斯莱斯车逛京城，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从中他享受到了快乐。这就是李春平所倡导的“博爱精神”，他的慷慨义举传遍海内外，爱心洒遍中华大地。由此，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这位大富豪崇高的道德情操，而他自己也是以“慈善家”的头衔为极大的荣耀，他对“做人为本，道德至上”这种人生境界展开了不懈的追求，并以此为乐。
还有一类人也是道德忠实的标榜者。不过，这类人多数属于贫穷落魄的弱势群体。正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在其他方面拿不出任何东西来炫耀，所以，只能以自命清高的“道德家”自居，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他们虽然没有金钱和权力，但其“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风格也是一种摆谱的资本，同样能让自己在人群中挺直脊梁。
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及鉴别的困难，口头上标榜道德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行为。不过，正如中国古老的格言所说，“衣食足而知廉耻，仓禀实而知礼节”，“无恒产者无恒心”，成功者的道德标榜更容易让人相信。事实上，不管是因为手中已握有大量的资源，还是出于赢得更多的机会和利益，成功者更愿意在道德上进行投入，为道德追求而牺牲其他利益。
道德有不同的领域，如政治道德、商业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等，又有高中低不同的层次。当一个社会某种道德要素最匮乏、公众关注度最高时，炫耀这种道德要素最能引起人们的正面反馈。这样的做法也最普遍。在中国传统社会，淡泊名利、超凡脱俗具有极大的道德正当性，这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与非著名的隐士。像赫赫有名的陶渊明先生，六出六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
在崇尚竞争的现代商业社会，归隐已显得不合时宜，道德标榜也不断转换它的主题。由于当下社会还有欺诈行为，还有商业行贿，诚信、公平、社会责任就成为成功人士和企业家们争相炫耀的焦点。
王石公开宣称自己“不行贿”，“不做暴利项目”的商人。在行业论坛和大学演讲等多种公开场合，他一再表示这是自己多年的底线，“我做万科20年了，别的大话不敢说，‘不行贿’这句话我敢说，这条底线我是把持住了。万科的项目赢利不超过25％，拿到的地都不好，逼迫经理人在产品、营销、服务上创新。”这种说法尽管遭到很多人的怀疑，但也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一点，敢于公开站出来说自己不行贿、不做暴利，毕竟也是需要勇气的。
王志纲说得更“直白”：“下海10年了，我可以自豪地讲，我们工作室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的回扣，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回扣。
“很多人都问，到底老板们向王志纲工作室买什么?老板们的回答是：买信心，买方向，还有买公信力。我们向老板推荐规划设计、园林景观、广告代理等下游公司，从来不要任何中间介绍费，如果哪个员工敢这样做，不管是谁，我一定要他走人。
“我们的做法恰恰相反，‘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比别人高尚，只表明我们彼此之间算账的方式不同。”
在各种财富排行榜纷纷出炉，贫富悬殊引起社会热议的时候，同情心、社会责任也成为老板们的口头禅。比如在《福布斯》2006年度全球富豪榜出炉时，曾连续三度上榜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我不在乎富豪榜，但想进入慈善榜和纳税榜。创造财富是一种责任，使用财富也是一种责任。”
⑷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重伦理,倡导道德至上的文化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种伦理，倡导道德之上的一种文化，因为中国文化绵延至今至今都有2000多年，所以说是非常的古老，也是古人所倡导的一种。
⑸ 如何看待儒家的重义轻利观
你好，对于儒家重义轻利观，
长期以来,孟子的义利思想被人误解,认为他的重义轻利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否定了人们维护和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原典的语境抽离,将孟子关于义利关系的话语从具体的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置于绝对时空中.比如“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是孟子对梁惠王说的,有着特殊的语境.而我和许多人一样,把它当成孟子对义利问题的典型论断,并从中引申出重义轻利、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反对言利等观点.另外,我们也把这句话从孟子的整个话语体系中抽离出来,割断了它和前后许多相关话语的内在联系,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哲学命题来看待,这就使一个本来有其合理性的论断变得荒诞和不可思议.其二是引用者的语境置换,即把孟子的义利话语的原有语境剥离之后,移置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把一个过去时的话语变为现在时.当时中国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走出来,物质匮乏,道德理想主义破灭,发展经济成为头等大事.改革开放,观念变革,人人都想尽快富裕起来,物质利益受到极大关注,马克思关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的论断被伦理学界当文物一样发现并引起普遍重视.在这样的语境中与孟子相遇,必然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反动思想.
二十年来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见利忘义、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行为引起社会普遍的忧虑.此时重读《孟子》,就发现原先对孟子义利观的许多误解.既然是语境抽离和置换引起了误读,那就应通过语境还原去弄清孟子讲义利问题的具体背景,认识他这样说的用意何在.仔细读《孟子》一书,可以看出当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之人,唯利是求”.社会风气是重利轻义,见利忘义.而孟子游说诸侯,遇到的梁惠王、齐宣王等,都是急欲称王称霸的唯利是图之人,孟子在他们面前还用得着再谈利吗?作为一个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在世道衰微之时,不得不以矫枉过正的态度大讲重义轻利,以矫治重利轻义,唯利是求的时弊.
如果把《孟子》中谈道义与利益的内容综合加以分析,就会看出孟子的义利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片面偏激,只讲义不讲利.他的义利思想包含了先利后义、以利说义、先义后利三个层面.
（一）先利后义.孟子继承了孔子先满后教的思想,与管仲说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样,认为要让老百姓讲道德礼义,首先要保证他们起码的物质利益,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孟子并不是道德至上论者,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普通百姓首先想的是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解决了,才会想如何体面的生存,做受人尊敬的讲礼义的人.显然,孟子认为道德要以一定的物质做为基础,他还把道德水平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作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论断.这里的“恒产”指土地、房屋、田园等固定财产以及与此相联的稳定职业；“恒心”指基本的道德观念.
（二）以利说义.孟子把义和利联系在一起,再三告诉人们只有按道义的原则做人行事,才能得到正当长远的利益.孟子游说诸侯、劝导民众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讲仁义是因为它有用,大则可以得天下,小则可以满足个人的求利、求名、求自尊的欲望.“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都想求名利,求富贵,要达到这些目的,孟子认为只有义才是最正确,最宽敞,最稳妥的道路.
（三）先义后利.孟子是热衷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提出来的.他认为当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执政者行仁义的力度非常小,“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从宏面调控的角度看,就是利益驱动的力量过大而道德制约作用太小,求利与求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失衡.面对这种形势,孟子觉得必须加大道德对人们求利行为的制约力度,强调以仁义治国,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因此孟子对诸侯讲治国之道,总是主张先义后利.儒家创始人孔小和孟子大概认识到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本性难以改变,但又不能不加以节制,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悲剧意识奔走呼号,伸张道义,宣传仁爱.
孟子和康德式的西方思想家不同,他不是在书斋里从事纯粹形而上的思考,专事著述,而是四处奔波,游说诸侯,推销自己设计的政治蓝图.因此他非常注意因人施教,根据具体对象决定说什么,怎样说.他的话被回忆记录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典籍.《论语》、《孟子》这类语录体经典,语境还原对理解其思想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抽离了语境而盲目加以普适化,就会导致误读.
⑹ 请问谁知道：为什么当我们说儒家是道德学说的时候这个说法是不够充分的
道德的内容仅仅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甚至也不是重心内。儒家的重心在确立关容系体系，也就是礼，有这个礼制出发而谈如何“从属”、如何“敬”“尊”“诚”……因此，人的自我约束克制是首要的，这些“道德”的行为和思维是为实现秩序的成立而体现的，这与西方的伦理学是两个不同的道路、体系。
一家之言，有错勿怪。
⑺ 儒家学说重道德.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
一、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同现代社会的理性世界观有着一致性，它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以及社会政策制定的原则，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是相通的，所以，它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现代的理性文化，从而使东亚社会先于其他落后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
二、在人生目的方面，儒家思想是功利的，东亚的儒家思想把人生的目标放在现世，追求现世的成功，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这同现代社会价值观有共通之处。
三、在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东方社会，重法治，但更推崇礼治，因而具有教强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紧密的现代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性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秩序保证。
综上所述，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是功利的；在对社会关系的处理态度方面，是和谐的。儒家思想的这些基本观念是可以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共通联接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一些观念具有现代性的一些合理内核。正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性一面，才使得东亚地区先于其他后进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先于其他后进地区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也正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现代性合理内核，才使得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海外华人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成就。
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源泉，对市场经济有着积极影响，其具体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向着正确健康方向发展。
前面说过，孔子承认致富达贵的欲望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属性，但是反对不义之财。儒家“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生财有道”的正当经营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遗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依则，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在新时代条件下，阐扬“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助于弘扬奉公守法、文明经商，讲究商业道德，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伦理道德观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正面的价值。
1、诚与信
儒家强调最根本的君子人格就是诚信。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9]。以诚待人，不仅是儒家君子人格的重要修养，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商业道德。签订合同、协议的双方，必须履行承诺，恪守信用，坚决执行。在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不少违背诚信道德、弄虚作假的缺德行为，假发票、假证件、假学历、假身份证……这些“假”与不守信用的现象，都是同诚信待客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背道而驰。市场经济，商品竞争，呼唤着儒家伦理道德中的诚信品格，儒家的诚信待人的道德规范，应该而且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2、和为贵
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和气相待，和睦相处。儒家认为，“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以和为贵，以和为美。正所谓“和也者，天之达道也”。把儒家的“和为贵”的伦理道德思想运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就要提倡“和气生财”的新商业观。有人说：“商场如战场，同行如敌国，市场竞争不可调和。”这种看法是片面、有害的。战场、敌国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商业竞争，属于人民的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的“死”与“伤”，和“敌国”、“战场”的“死”与“伤”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和儒家“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办事，那么，就可以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减少商业摩擦和阻力，建立一种广泛的内外和睦协作的商业关系网络，以广开财路，广辟财源。可见，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是搞好市场经济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实行良性竞争循环的法宝。
3、节且俭
儒家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腐化，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目前，在市场经济，商业交往中，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在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浪费已经不单单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资源的浪费最终会害了浪费者自身。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人们生活逐步富裕的情况下，仍要发扬儒家关于“节财”的俭朴思想，坚持勤劳节俭，不断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仁和爱
“仁”是什么？孔子说：“仁者，爱人。”[10]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1]在孔子看来，“仁”就是“爱人”，“泛爱众”。从积极而言，“仁”就是“立己达己”，“立人达人”；从消极而言，“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仁”是儒家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仁”字“从人从二”的“二”字，包括有正确处理好“己”与“人”的两方面关系的意思。一方面，对自己“立己达己”，对他人“立人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就是“立己达己”，“立人达人”的统一。我们把这种“仁爱”的道德观应用到市场经济领域去，就要求人们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争取个人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应当公平合理，利他利己，兼顾各方。
以上“诚与信”、“和为贵”、“节且俭”、“仁和爱”四种儒家道德行为规范，是四味颇为有效的、能医治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常犯的弊病的良药。对上述传统道德规范做出新阐述、新改造之后，使其基本内涵同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在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使之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思想的对待思维方式对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所谓对待思维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涵。儒家经典中的“义与利”, “经与权”, “修已与安人”等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对待思维的观点。今天,在审视儒家文化的时候,其对待思维方式,对现代管理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义以利生”:义与利的对立统一
这里利是收获财物,义是分配产品。义利关系好比是生产和分配关系,在一个企业当中如果管理者私心很重,在分配中不合理地多占了财物,那么下属和职工必然会产生怨愤,反之职工则会心情舒畅,积极性提高,产生更多的利。义是手段,利是目的,两者对立统一。礼就是制度,礼的规定是为了保证合理的分配,也即是义,实行合理的分配,就能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也就能更多满足百姓的需要,人们也就能安居乐业。儒家将“义以利生”作为管理价值论,首先强调的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之常情。其次强调取物应当取之有义,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不能多占他人的物质财富。在我国一方面是生产力比较落后,人口绝对数较大,十多亿人共同享有这有限的物质财富,有平均主义的心理倾向,如果差距太大,有一部分人得不到温饱,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对于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持一刀切,人人平均,否则调动不起人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有才能的、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这部分人的积极性,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发展停滞。因此,管理者怎样合理地处理“义利”关系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要使企业既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又能使其中每一个成员不致因收入或分配上的差距太大而怨声载道,这就要求管理者正确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合理摆正两者的位置。
二、“执经用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经”与“权”是一对矛盾, “执经用权”表明应该如何合理的解决这对矛盾。何谓“经”与“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13]。意为男女不亲手交接东西,这是古代的礼,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原则,即是经。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嫂子掉进河里,不用手去接她,她会被淹死,这样用手去接她不但不违犯经、礼,而且还合乎情理,是权。相反,一时拘泥于礼,不伸手去救她,形式上尊礼,而实质上连野兽都不如。这是儒家对“经”与“权”的朴素阐明。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很多管理内容是有章可循的,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这按照儒家的解释即可为“经”,这里的“经”是管理学中的“经”,但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先循照依据,照章办事,往往是事与愿违,犯教条主义,例如在组织规模上,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由两人增加到二十人时,团体绩效会发生许多变化,这时管理者不能总是一成不变,一味采用原来的管理态度和方法。我们常见在规模很小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经营得头头是道,一但规模扩大,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这就说明虽然掌握小企业规模运作的“经”，但规模、人数发生了变化时,却不知怎样转化这种“经”,即不知如何运用“权”。现代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提出环境的变数与管理观念和技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即在通常情况下,环境是自变量,而管理观念和技术是因变量。例如,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中经营,宜采用集权的组织结构,如果在经济繁荣时期,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中经营,采用分权的组织结构更好一些。现代管理中的“权变理论”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执经用权”思想不谋而合,所以传统中的某些成份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其发展与存在的合理空间。
三、“修已安人”：自我管理与管理他人的对立统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孔子提倡的管理四步曲。“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修身作为管理实践的开始,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安人。安人就是满足人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需要,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组织成员各得其所,各得其安,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作为企业经营者则应通过“身教”将企业文化、经营哲学传递到每个员工身上。“修身”是现代领导者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儒家提倡的“修身”,就其内容上讲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从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上来说,与对现代管理者的要求相去甚远,两者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儒学倡导的“学而不厌”的精神仍为现代管理者所推崇。现代管理学认为领导者的素质应具备良好的政治品质、知识素养、良好的作风、健强的体魄还要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等。可见修身的内容不可谓不博。当然具备了这些条件也不一定都能使管理获得成功,因为现代管理活动对管理者,领导者的素质要求是动态发展的。“修已安人”其本旨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而在一个企业的所有资源中,人是最宝贵、最有潜力的资源。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最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前提必须是满足员工的精神与物质的需求,即如何“安人”。事实证明,我国凡是富有活动能力、生命力强的企业都很注重人本管理,如青岛海尔集团的“OEC”管理模式、宝山钢铁公司的“四成教育”和“五种精神”等都是我国企业实施人本管理的成功范例。
当然，论说儒家思想的积极世一面，并不是说，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已经完成。事实上，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
首先,封建主义的儒学传统阻止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儒学思想的逐渐政治化、社会化,强化了君主专制正统性意识和家国同构稳定性意识。以“复礼”为社会目标之终极追求，以“天命”为君权神授思维的最高范畴，以“仁爱”为宗法关系的天赋道义，以忠君爱国为政治伦理的最高信念，由此，形成治国平天下的固定规范，君主专政、精英文化、小农经济三位一体，本能地抵抗着“礼崩乐坏”性质的社会变动。这种国家道统到了清代积淀深厚，臻于顽固腐朽，强有力地拒斥西方民主政治、科学文化的传播。守旧派正是以政治化的孔孟之道、封建纲常做武器，对抗“师夷长技”的洋务派思想，重复闭关锁国的老调。认为只要忠于君主、忠于封建纲常，就能自强制敌，就能“收民心以固国本”。戊戌之败、科学与民主的偃息，十足印证了儒学政治思想在中国精英士人阶层以及民众之间的顽固守旧力量和牵制力量，印证了国民对西方资本主义挑战的反映迟钝和心理抵触。“五四”之后封建主义儒学传统变换现代面孔，继续阻碍中国现代进程。
第二，儒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也有许多负面效应。有人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的显著特点是封建主义留下的落后东西太多，而资本主义带来的优秀成果太少。诚然在政治层面上废除了封建主义道统，但是，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的各种活动，都留着传统的痕迹。
1、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形态下儒学的统一特征。虽然儒学也有“民贵君轻”的民主主义主张，但这个民主是为了“主民”专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力至上的领袖治国方略，威权主义的整体主义主张，使现代领导者在国家实践中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2、拒斥科学的思想倾向，是儒学传统的显著弊端。从荀子开始，儒家学者一向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思想，“强本抑末”、“重农抑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传统的弘扬，迫使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和工匠技术水平上。尤其导致近代现代当权者、知识阶层重政治教化、轻经济实业、轻科学技术的不正常倾向，整个社会淡薄的科学意识迟滞了现代化。
3、“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给中国现代社会带来排斥经济利益的沉重损失。不论董仲舒阐释孔孟“喻义”、“喻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如何缜密深奥，但它对后人的影响是直觉地强化了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的“倒过来”心理。而到了建国后“左”倾主义猖獗之际，就更简单化了，只要政治之义，不要经济之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可笑逻辑，只有封建主义愚昧传统才能孕育出来。
4、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是一种剥夺人格权力、抵制平等竞争、泯灭创造个性的绳网。儒家历来的“牧民”之说，先天智愚人格论，造成人际拘于等级，身份固于贵贱，社会进步受害于“官本位”之陋弊延续至今，尤未能尽除。
5、儒学的负面作用还长期地表现在德治人治对于法制规范的替代排斥方面。儒家重礼轻刑，重道德教化，轻法纪规范，以情代法，政治专断，惟我独尊，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
6、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再三强调大一统的传统思想，不能不说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华夏族赖以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保卫华夏文化就要坚决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这种思想甚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演化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定势。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统一与强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是超乎经济力量之上的一种政治强制联合，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又会成为我们民族向前发展的阻力，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企业文化建设也并非一劳永逸，在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唯有适时调整自己才能更好。作为企业文化的第一设计者——企业家应及时把握各种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在旧有的传播途径外注意开辟新的通道，让员工在接受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及时获得新的观点。而所有这些都可归为：创建以团队协作为基本形式，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基本方法，以实现共同远景而全力以赴为基本特点的学习型组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礼”是儒家学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儒学有时也被人们称之为“礼教”。然而，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尤其是毛时代，将儒学当成是封建迷信，将“礼”看成是繁文缛节，甚至是禁锢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那些倡导诞生于西方的民主法制者，也对儒学不屑一顾，认为儒学阻碍了中国人思想上的开放进步，认为儒礼禁锢了中国人的生机与繁荣。其实，无论毛左还是西右，对儒学的看法都谬以千里。中华文明的辉煌与灿烂，儒学居功甚伟。今天我们重温儒学，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自然功莫大焉！
儒学甚为浩瀚深奥，百草止水短短的一篇帖子难以涉猎多少。可是，为了激发众人的兴致，特抛砖引玉，借着儒学热和电影《孔子》热播，简单地探求一下“礼”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与美妙。
“礼”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为人处事的言行规范，它揭示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内在规律，是为了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和社会的正常结构。从社会整体秩序来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兄弟弟、姐姐妹妹、朋朋友友、邻邻居居等等，各安其位各行其是，整个社会就能稳定与和谐。过去我们常常批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秩序，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可是，如果君臣异位，臣凌驾于君之上，天下岂不大乱？如果父子异位，孩子凌驾于父母之上，家庭还能和谐？将君臣关系引申到现在，其实就是上下级关系。如果上下级关系异位，下级凌驾于上级之上，相应的社会领域就必然混乱不堪。比如庐山会议期间彭大将军上书老毛时说了不少骂娘的话而成为老毛整治他的罪证之一，这其实就是未理顺上下级关系而对上级的无礼表现，老毛借机震怒并发难也就顺其自然。再比如，文革的浩劫就是下级颠覆上级、群众颠覆政府的结果，这种只忠于老毛一个皇帝而彻底颠覆所有上下尊卑关系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全国处于“无礼”的混乱状态。
从“礼”的实际内涵来看，它体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尊重。比如在儒礼“君臣父子”关系中，就特别强调了臣子对君父的尊重，否则不仅导致混乱，还有可能出现祸患。别说君臣父子，就是平常人相处，相互不打招呼或不重彼此礼节，不仅容易滋生隔阂，还会因相互猜忌而出现层层矛盾。比如，一个人对你表示礼貌问候，而你无所因应不予还礼，他自然就会认为你不尊重他，轻则生闷气疏远你，重则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史上着名的“二桃杀三士”典故，就是因为晏子向三位有功武士致敬却得不到回应而怀恨在心，于是说服国王用二桃奖赏三名武士，并引发三名武士因争功不和但又怕伤害彼此的义气而接连自杀谢世。
儒礼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非常重视，所以“礼尚往来”才会成为中国古往今来的至理名言，而“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谚语又成了“礼尚往来”的最好注解。设若你对他人有礼，或者给他人送礼，而他漠然不应，你还会认为他尊重你吗？当然不会，于是接下来你就很难与之继续往来，如果心气过于不顺甚至还会报复人家。
人是很容易傲慢、自私或偏见的，在这种状态之下，人是很容易对他人无礼的，而无礼是最容易伤害到他人的自尊心的。所以儒家为避免因为傲慢、自私或偏见等恶习而滋生无礼，就不断地倡导人们进行“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制自己那些不恰当的欲望，包括各种傲慢、自私、偏见、愚痴等等。“复礼”就是学习恰当的待人接物的礼仪，从而严格按照礼学规范要求自己，从而尽可能避免一切可能得罪他人的“非礼”之举。如果人人都能“克己复礼”，这个世界还真的就能和谐太平了。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并不总是“克己”，世界也并不总是“复礼”，所以才会灾祸连年动乱不止，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本性。不过由于儒学的存在和发达，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虽然战乱不断混乱不止，但相较其他文明总还是和谐、稳定、祥和的。
有人说，近二三百年，西方主宰了世界。他们没有儒学，仅靠科技、民主、法制就维系了和平发达的社会数百年，而同期的中国却日趋衰败和混乱不堪。这又作何解？其一，近代中国的衰败与儒学无关，那个时候恰恰是中国儒学社会分崩离析的时候。而传统儒学社会的分崩离析，恰恰与列强入侵有着直接的关联。自从遭受西洋枪炮的重创，中国人对自身的文明传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于是便主动拥抱各种各样的西洋学说，从而招致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和铁板一块的马列主义在神州大地上的捉对厮杀，传统的儒家学说于是更加日趋式微。
其二，儒家文明与西方的民主法制并不矛盾，前者不过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仪道德化，而后者却用法律制度来固定和保护；前者主要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让人“克己复礼”，后者却通过制度制衡和法律后盾迫使人们去遵守最起码的人类道德规范。因此，百草止水认为，儒家文明与西方的民主法制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缔造一个最良好的社会秩序。比如对“礼尚往来”的理解上，民主法制侧重于对权利义务上的对等界定以及对合理合法契约合同的保护。再比如“克己复礼”，现代民主法制不过是用威力强大的法制体系，迫使人们不得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在最低限度上保证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儒礼更倾向于人们思想上的自觉，而民主法制则侧重于行为上的惩戒，前者治“未病”，后者治“有病”。
然而，尽管儒学更胜一筹，可人类道德水平早就严重滑坡，所以通过“克己”治未病就失去了应有的市场，而民主法制才不得不成为对治时下人类顽疾的唯一有效药方。中国如今出现儒学复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重回过去的时代，思想顽固道德散漫的现代人是不可能“克己复礼”的，所以唯有将儒学合理内核进行民主法制化，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才会找到出路。尽管如此，儒学在日常生活中也并非一无是处，通过将繁琐的儒礼简化以规范中国人的待人接物，将是迅速提高中国人素质和减少人与人之间日常冲突的的最好方略。
⑻ 孔子说的仁道是讲给什么样人的
（一） 道德首出，仁为根本 —— 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儒学所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三达德”（仁智勇）、“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絜 xié 矩之道”（将心比心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以及正心诚意、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修己安人、仁民爱物等，讲的都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儒学主张以德正心、以德修身、以德立教、以德治国，以德治天下，对道德推崇备至，可以说儒学就是道德之学。儒学之所以如此推崇道德，是因为儒学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道德是人的本性，人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均存在于道德中，孟子所谓“人禽几希”就是因为人有道德而动物没有道德，如果人不按自己的道德本性生活，人就降到了动物的存在，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意义与价值。此外，在社会生活层面，道德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社会生活中缺乏道德，人类良好的群体生活就不可能，人类相处的规则就会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动物社会”，也就是变成儒学经常说的“强凌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苦怯”的“无道”社会，这样的社会必定不可能长期存在，一定会崩溃，人类不可能过上稳定和睦的社会生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非常推崇道德，把道德看作是维系人类群体生活的纽带和建构社会生活的基石。有人说儒学有“道德情结”，是“道德至上主义”，这并没有错，推崇道德确实是儒学最根本的特征。
在儒学推崇的诸多道德中，儒学又把“仁”放在首位，特别突出“仁”在诸多道德中的优先性与重要性，即所谓“仁为根本”。所以“五常”、“四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三达德”都把“仁”放在首位。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徒有形式而没有实质的价值，实质的价值就是“仁”。（如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玉帛云乎哉？钟鼓云乎哉”？）朱子认为“仁”相当于《易经》“乾卦四德”中的“元德”，“乾卦四德”是“元亨利贞”，《易经》说“元者善之长”，所以“仁”是众善之长，即居众道德之首。那么，“仁”是什么呢？《说文解字》说是“相人偶”（一种人群相处才产生的关系，一个人独居不会产生“仁”，如鲁宾逊一个人在荒岛上不存在“仁”的问题，后来掳获了“星期五”，产生了人际关系，才存在“仁”的问题。），孟子说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张子说是“民胞物与之情”，朱子说是“浑然温和的天地阳春生育之气”，是“天地生物之心”，王阳明说是“良知真诚惨怛的万物一体之情”，总之，“仁”既是天地生化养育万物的生生之德，又是人类慈爱悲悯的深厚情感。人类如果丧失了这种“仁”的情感，人就成为木石，社会就会冷酷，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无法维系（因为人类社会最终要靠仁爱的情感来维系，而不能靠权力、法律、金钱、物质来维系。），这样人也就不成其人。（孟子说“人者仁也”，无“仁”就不成其为人。）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才把“仁”提得这么高，放在人类道德之首。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美国，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但他反对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法律关系，又反对苏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险恶虚假的权力关系，他渴望的是俄罗斯东正教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这也是儒家所渴望的人际关系。 梁漱溟 先生言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相与之情厚”，因此，儒学反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即反对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商品关系、金钱关系、科技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都违背了“仁”的原则。儒学要建立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温情的社会，而不是被权力、法律、商品、金钱、科技支配的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的社会。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描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险恶虚假的权力关系，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小说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西方反乌托邦小说如《美妙的新世界》等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科技关系与权力关系。）
⑼ 据材料二，指出作者对儒家的社会价值观有着怎样的看法
儒家的价值学说，可称为内在价值论或道德至上论。孔子主张“义以为上”（《论语·阳版货》），即以道德权为最高价值。孔子又有“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之说，即认为道德实践有两种境界，一种是为道德而实行道德，一种是以道德有利而实行道德。前者较后者要高。孟子更有“天爵良贵”之说，这天爵良贵就是天赋的道德意识。人们的道德实践，就是实现这种天赋的内在价值。
儒家虽然主张内在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是“和谐”。孔子弟子有若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周易大传》讲“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礼记·礼运》讲"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儒家看来，道德虽然是超功利的，但这功用就是到达到人己物我的和谐。正因为如此，孔子将中庸视为一种最高的道德。中庸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以保持事物的均衡协调。
⑽ 儒家思想是什么意思
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