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德治谁优谁劣

⑴ 法治的中国与德治的中国各有什么优缺点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基本方略,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定繁荣的根本回保证.因为坚持法治答与德治相结合的基本方略,是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相互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工人阶级执政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深刻认识.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基本方略,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推向前进,就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当前尤其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放在突出位置,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方针,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

⑵ 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有什么区别

昨天是人治，人比法大，封建统治。今天是法治，法比人大，社会主义。明天是德治，德比人大，共产主义。

⑶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实现途径有哪些不同

1、地位：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2、法治作用：内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容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德治作用：德治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而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

3、实现途径：法治，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德治，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⑷ 辩论赛 法治重要还是德治重要

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加强法治能赋予社会道德规范以权威性，促进社会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强德治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从而在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在当代中国加强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凸现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公共社会规范的内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直接决定了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方式。在结构简单的社会中，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经济组织、家族组织、政治组织等往往合而为一。紧密的社会关系、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们生存的彼此依赖性，迫使人们不得不自觉地遵守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规则。这时的公共社会行为规范是以习惯、族规和宗教体现的。在这种结构简单、规模狭小的社会里，社会成员道德自律的重要性还未充分凸现。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维持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手段也随之改变。社会结构越复杂，社会活动的空间越广阔，个人行为所影响的直接对象就越少，行为后果的直接利益影响也越不明显；相反，在社会幅员广大、组织结构复杂、人口众多而且流动量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隐匿条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网络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却不断增加。这时，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维护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现出来。二是科技的现代化呼唤着德治的强化。如生物学“克隆”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伦理、地球生态等问题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问题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现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对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现代化，造就现代人，首要前提在于培育现代主体意识。现代主体意识具有广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确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养，是现代主体意识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现代人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能具备现代的民主意识。 其次，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德治的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改革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如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我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大；商品交换的法则一旦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势必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经济转型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利益调整以及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难免会引发人们思想的波动。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价值观念也趋向多样化。面对新形势，如何在各种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荡，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渗透的情况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广大社会成员中确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实现新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强化以德治国，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命运和前途的重要举措。再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德治置于更重要的地位。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文化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社会发展中，文化始终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更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包括自然资源、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国民素质、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财富的形式及对别国的影响力、辐射力显示其综合国力。当今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知识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竞争。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为文化的核心，在综合国力中尤显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进文化对于调节社会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协调社会运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文化环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提倡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学者早就看出，这一机制下不会产生高尚的人格，他们甚至喊出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这样的口号。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遵守承诺应该是基本的行为准则。但这里的守信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的。当遵守承诺将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时，市场主体宁愿作出违约的选择。这种利己的运行机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互助精神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于是人们越来越关注对市场的制约作用。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兴起，为市场中弱者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现则使文明社会的互助精神从法律上找到了依据。 然而，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道德的力量，并且将以德治国作为治国的方略就很有必要了。因为这是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校正，也是为法治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基础。在德治的光辉下，法治的阴影会消除，市场的局限会得到弥补，整个社会将和谐发展。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法律制度本身，都是建立在“性本恶”基础上的。市场运行机制就是利用人们原始的追求财富的本能推动资源的配置。在一个对财富无动于衷的人面前，市场经济无法发动起来；但在对财富充满占有欲望的人们面前，市场会自行运动。然而，由于市场上每个人都是利己的，所以，必须建立基本的运行规则，法律会在交易中内部生成。当国家顺应市场的需要，将市场规律法律化后，市场运行机制就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当国家不能顺应经济的要求，及时将市场的运行规律法律化，或者强行颁布扭曲市场运行机制的规则后，市场就会发生混乱。可以说，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包含着法律规则。然而，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场运行机制同样会面临衰亡，例如当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竞争的机制就不会发挥作用。这时，人们要么等待新的市场进入者，要么坐视垄断者独享高额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消费者和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利益必将遭受损害，法律在这里应该再次发挥作用。这就象是一个不停滚动的铁环，如果没有推动者必然会停止转动，自然倒下。然而，在需要法律的地方，我们往往看不到制度的倩影，法律总是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在各种利益的妥协中诞生。在这些滞后的法律面前，利益的最大受损者往往是弱势的群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中，承受动荡成本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弱的人群，而对弱者的保护规则总是在各种利益的较量中姗姗来迟。 既然我们不能依赖市场本身为我们提供社会文明发展的推动力量，我们也无法保证法律天然地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我们还能借助什么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呢？ 道德，惟有道德！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有所顾忌，也会使法律的制定者和适用者拥有基本的准绳。所以，提倡以德治国，实际上是纠正市场的缺陷，也是弥补法律之不足。道德的时代意义不在于维护市场的尊严，而是对市场运行机制进行理性的批判。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我们应该更深刻地领会其中的意义。 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飞速的变化，处在市场经济的旋涡中，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接受市场的理念。如果缺乏批判意识，认为市场万能，甚至让市场的理念主宰社会的一切领域，其结果将会使一切不可以交易的东西成为交易的对象，一切不可以法治的行为法治化。人们将越来越屈从于自设的规则陷阱，而无法自拔。当年，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从醉心研究的市场“看不见的手”中抽身，探究自己的本行——伦理问题，现代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经济学中真正的人。而我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是不是也应该从制度的沉迷中醒过来，关注社会道德的作用？诚然，道德的观念是多元化的，道德的规则也是非强制的，但关注道德，实际上是关注人本身，它会使市场运行得更有理性，也会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⑸ 德治和法治各有什么特点

德治靠统治者的自觉，但是人是永远靠不住的，所以必须制定一个大家都遵守的社会契约，这就是法制的理论基础。

⑹ 关于法治高于德治的辩论材料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浩劫,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状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人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中国应当如何从"人治"过渡到"法治"。人们在提出"官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时,呼唤的是"依法治国",所以法治建设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法治建设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毫无疑义。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单凭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够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所有的社会弊病和问题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于源自西方社会的"法治"的真正含义和实行的条件并不清楚,或者说认识并不统一,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指责中国"人治"弊病的同时,认为西方式的"法治"是万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详尽的法律,在解决社会矛盾和人们行为规范方面的一切问题也就统统迎刃而解。可是在现实社会当中,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首先,近年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各项法律已经相当多了,应当说人们的行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奸犯科"的人却越来越多,案子也越来越大。其次,随着我国社会近年来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准不断提高,按过去的说法是人们应当有物质条件来遵守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了("知耻"),但是近来反映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减少了,反而有不断增加之势。

现在无论是从人们的街谈巷议还是新闻媒介的报道来看,对于社会上普遍的道德水准均有"世风日下"之议。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无可指责"作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边有人受重伤须送医院抢救,许多过路车辆就是不停车;有个别过路人好心把伤者送到医院,反被伤者家属讹诈。遇到歹徒行凶,许多人畏缩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与歹徒搏斗,其余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观。公园里儿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数千人围观而无人下水。至于制造伪劣商品、伪造证件文书、在经营交易中的损公肥私等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当你询问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时,他们会一致地谴责其为"不道德"的行为,但一旦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你会发现大多数当事人、旁观者的行为依然如故。为了防止和惩罚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国家不断颁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惩罚办法,对不赡养老人、虐待儿童、见死不救、造假等行为进行惩罚。但是实际效果又如何呢?凭靠不断地增加和细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转当前"世风日下"的趋势?近年政府对"见义勇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人们的内心深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我们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标前进,但是凭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决中国社会中当前普遍存在的道德问题?何况在现实社会中有许许多多的不道德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触犯法律。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传统社会都采用了哪些办法来使人们的行为符合普遍的道德规范?其中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于今人是否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罪"与"孽"

从古至今,中国人常常用"罪孽深重"来形容做坏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应当说"罪"与"孽"在其与法律的关系上是有区别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触犯了法律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庭判决来对其行为违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测度并给予具体惩罚的。而"孽"则主要是指不直接触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违反了社会普遍道德准则的行为,这些行为受到世人的道德舆论谴责,当事人如有良知,也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对于"犯罪"与"作孽",中国民间社会把两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将会受到朝廷刑律的惩罚,而后者则会遭受"天谴",受到神灵和冤鬼的惩罚。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云南知识青年返城后经历的电视连续剧《孽债》。为了取得婚姻上"单身"的资格而能够返回上海,他们与当地的妻子离异、相互离异并把孩子寄养给当地农户,他们当时的动机可以理解,行为也没有触犯法律,但却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们受到伤害,并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责之中,通过几个赴上海寻亲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澜而生动地表现出来,一个"孽"字在这里使用得就十分贴切。

《辞海》对于"孽"的解释有五种:(1)古时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坏事,罪恶(《书·太甲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灾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种解释久已不用,人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说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种解释,指的是人做的坏事和罪恶,而且其惩罚是无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小孩子自懂事时起,人们就在对他灌输朴素的道德规范,当他由于无知而折磨小动物时,老人就会摇头说,"不要作孽呀"。当一个贫苦的童养媳被饿饭、被殴打时(这在当时既不犯法也不违礼)

,邻居们就会摇头说,"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一个村民为邀赏向日寇出卖抗日战士时,人们会说,"作孽呀,他怎么不怕出门被雷劈死"。可见,"孽"是与良心和良知相关的,不一定由这个世俗社会的法律来评判与惩罚,而且有时甚至与当权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违背的(如汉奸的行为符合当时"政府"的规则,但被民众所不齿)。

官方的法律总会有漏洞,执法者也难得做到"明察秋毫"并把犯法者统统绳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师爷所说"大致古今律法,不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在设法利用这些漏洞以谋私。但是,与触犯世俗法律的行为相比,"作了孽总是要遭报应的",这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报应也许在现世("现世现报"),也许在阴间,也许在来世;这些报应也许应在本人,也许延及子孙。从"报应"的观点看,"孽"与我国的民间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律法"与皇权有着密切的关系,"礼教"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样。

法治的刑律所针对的是对人身、财产的侵害,并制定了详尽的惩罚办法,也就是所谓"他律",凭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间所谓的"作孽"观念主要谴责的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围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其他生灵(牲畜、猫狗等),谴责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强欺弱、诈骗、无信义、向官府进谗言等)。对于"作孽"行为的惩罚主要是"天谴"式的报应(死后在阴间地狱中受苦、来世托生变驴变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为偿还孽债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惩罚。人们根据社会普遍伦理与道德规范来行为,自觉自愿地不去违背或触犯这些规范,即是人们的"自律"。

萨姆纳(W.H.Sumner)认为,在行为规范方面的民俗为社区大众所长久接受之后,会产生一种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会过程,而转化为"民德"(Mores,民间道德规范),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宗教或惧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原本产生于民众日常生活与行为中的民俗(习惯性行为),经由原始宗教或惧鬼或魔术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转化之后,成为具有约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间道德规范)。违反这一"民德"的行为,就是作孽。

二、"人治"、"礼治"与"德治"(道德规范)

"所谓人治与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那种把"人治"理解为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关系,而没有一定的规范可守,这种"人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的乃是一种"礼治秩序"。当然,那些"开国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规范时是会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多少会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们也会受到社会传统规范的束缚,不可能随心所欲。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通过绅权来实施的"礼治",并把其与西方社会的"法治"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法律制度。但是,与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区绅权的)"礼治"相对应的,应当说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还存在着由于民间道德规范约束而在民众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德治"(以"积德"为宗旨,以善恶之报为法则),或者说存在着民间的对于一般行为的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当然这一提法(称之为"德治"并与"法治"、"人治"、"礼治"相并列)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论证,但只讲"礼治"并不能完全涵盖我国民间的全部道德规范。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是有其特定含义的,"礼义由贤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礼"是特定文化中由圣贤制定的行为准则,而不同于民间朴素的伦理规范(民间的"积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治"、"礼治"、"法治"这些列于经传的、与政治权威相联系的行为规范都可以归类于人类学所说的"大传统",而一些流行于民间朴素的道德规范(民间的"德治",训诫人们"不要作孽")也许可以归类于"小传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法律"、"礼"和"道德":"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讲明了"法律"、"礼治"和"道德"三者之间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礼"被传统社会认为是士大夫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但这是由统治者为维护"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别"社会秩序而倡导并"教化"民众的正统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规范。而民间的道德则源自于民众中多少带有些自发性的如"积德"、"从善","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朴素的观念。

所以,"礼治"与"德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礼治"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和乡绅利益的,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家》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礼教"的"吃人"与不道德。在一些社会场景中,"礼治"压制了民间的朴素道德观。如"礼"所维护的"三纲五常"推崇"烈妇",年轻寡妇自杀殉夫是会受到家族、社区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贞节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后会叹息落泪,说这是"作孽"。虽然儒家推崇的"守礼"与民间流行的"积德"在某些行为规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时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说明两者之间也存在冲突(如寡妇殉夫),所以"礼治"并不能等于以朴素道德观念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德治"。这里称"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理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行为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我国传统的农村,几乎村村都有庙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观,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龙王和当地"有灵验"的地方神癨\。人们会到城隍庙里去求签问卜和哭诉自己的冤屈。民众对于"作孽会遭天谴"的敬畏形成了他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自我约束的某种"德治"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氛围。但是这种民间朴素的"德治"自解放以来,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涤荡已不复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对其他人(包括亲戚、同事、邻居、老师等)进行的关押迫害、人身侮辱、武斗等等行为,从传统道德的观点来看都是"作孽",但是却成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时髦行为。"斗私批修"可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礼",而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红色礼治"与封建社会的"礼治"一样在实践中同样有违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时,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直接与全面地冲击了民间宗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摧毁了民间关于"积德"和"作孽"会遭报应的信仰体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区与世隔绝的村落里的人们,现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们已经不大会对孩子们讲"不要作孽"这样的道德训诫了,恐怕向孩子们重复频率最高的是功利主义的训诫"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挣钱做官,才能有出息"。"孽"这个词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现得越来越少了。这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呢?

还是某种意义上在道德方面的堕落?

在强调法律的同时,社会中关于"孽"的意识的普遍淡化,不考虑做了"缺德事"是否会"遭报应"或者根本否认"报应"的存在,是否是当今人们行为中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认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会权威,那必然是一种强权就是公理的混乱状态"。

中国民间的传统道德规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的某种民间乡土资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梳理中,在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与达到"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这也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

⊙马戎

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与实为"治法"的"法治"

人类自形成为社会之后,就必须产生一定的规范来防止个人、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相互损害,为处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制定一系列调解和惩罚规则。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并强制执行的国家法(诉诸于国家法的称做"打官司"),也有流行于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诉诸于民间习惯法的称做"私了",即纠纷的"私下了结")。

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作用评价不一,有的人批评中国缺乏西方社会那样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会的发展缺乏明确的规则;另一些人则基于对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怀疑,从而从自然法的角度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伦理的重视和追求"无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这两种不同观点,可以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从法律所涵盖的不同行为对象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运作。

费正清认为中国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则为基础的,是支持国家权力而不是限制专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统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众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中国历史可分为"乱世"与"治世","乱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罚来把偏离社会规范的各种行为纠正回来。

在西方,"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而"人治"被认为是随意性的、没有客观标准的、体现的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中国传统社会通常被认为是"人治"的社会。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除了个别皇帝的意志给当时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历朝历代还是循着"礼法"在统治。儒家主张"礼治",重视道德伦理对人的教化作用,提倡"无讼";法家主张"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视的是刑律的实施,用惩罚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当然,法家强调法律的作用,也暗含着对君主"人治"的限制在里面。但是,这种"依法而治"(Rulebylaw)与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与其称之为"法治"不如称之为"治法"。

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法、民间法与民间的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