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立法

Ⅰ 中国1994年的改革是什么改革

中国1994年实施税制改革。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作为一种财政管理体制，目前，已为西方国广泛采用。我国在清朝末期曾出现过分税制的萌芽。

分税制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

并辅之以补助制的预算管理体制模式，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的,这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

实行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惯例。市场竞争要求财力相对分散，而宏观调控又要求财力相对集中，这种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反映到财政管理体制上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每个国家在其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曾遇到过这个问题，都曾经过了反复的探讨和实践；从现状看，不论采取什么形式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般都是采用分税制的办法来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的。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一定要按照“财力和事权相一致”的方向完善我国的分税制体制，财力和财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财权只是中央的行政形式划分，没有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而财力考虑到了我国二元经济的发展状况，正视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因此，在分税制改革进程中，要正确处理财权、财力和事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央有效控制的前提下，给予地方必要税种立法权、税率变动权限等，在中央给予地方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可以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给予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横向转移支付，以真正达到“财力和事权的一致”。

Ⅱ 新中国第一部劳动法是不是1994年制订的在这以前的劳动法是那年制订的

中国的劳动立法 中国的劳动立法，出现于20世纪初期。中华民国时期 ，北洋政府农商部于1923年3 月29日公布了《暂行工厂规则》，内容包括最低的受雇年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对童工和女工工作的限制，以及工资福利、补习教育等规定。国民党政府则沿袭清末《民法草案》的做法，把劳动关系作为雇佣关系载入1929～1931年的民法中；1929年10月颁布的《工会法》，实际上是限制与剥夺工人民主自由的法律。
为了维护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1922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劳动立法运动，并提出《劳动法大纲》19条等等。这一代表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大纲》并未得到当时政府的确认。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才产生了真正代表职工利益的劳动立法。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抗日战争时期，各边区政府也曾公布过许多劳动法令，如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过《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对解放区的劳动问题提出了全面的、相当详尽的建议，对调整劳动关系提出了基本原则。各个解放区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后颁布过不少劳动法规。这一切，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同年，劳动部公布《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1951年2月，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1月经修正后重新公布），1952年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1954年7月，政务院公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1956年6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1956年国务院公布《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的劳动立法有了进展。1958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等4项重要规定。1966～1976年，劳动立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则上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同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1982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矿山安全条例》、《矿山安全监察条例》、《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等3项法律文件。1982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企业职工奖惩条例》。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198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同年劳动部发出了《关于禁止招用童工的通知》。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92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1993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这些劳动法规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6年，中国曾起草《劳动法》，由于历史原因，中途夭折。1979年第二次起草《劳动法》，1983年7月曾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草案》，但因很多问题难以妥善解决，未提交全国人大审议。90年代初期第三次起草《劳动法》，1994年7月5日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标志中国劳动法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劳动法》共13章107条，包括总则；就业促进；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劳动法》是中国的基本法，为劳动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劳动法》的立法指导思想是：①充分体现宪法原则，突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②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③规定统一的基本标准和规范。④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尽量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一指导思想保证了《劳动法》的制定工作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Ⅲ 94年的劳动法还在适用吗新劳动法指的是什么

94年劳动法在用，新劳动法实际说的是2007年颁布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因两部法都规定劳动关系的内容，有部分重叠，所以被大众称为新劳动法，实际是两部不同的法律。

Ⅳ 法规和法律有什么区别

广义的法律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法律是全国人大制定的。  
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是地方人大制定的。  
规章是国务院部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及地方政府制定的。
注意： 
1、规定是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律范畴，效力低于法律。 
2、条例是法律的名称，不是法律的种类。 
法律效力等级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我国法律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法律覆盖层面上，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Ⅳ 人民调解协议可以以合同法94条，96条规定解除吗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各自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并根据自愿原则调解民间纠纷。为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有人提出，当事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可以且应当视作合同，从而也可以且应当受到《合同法》的保护。笔者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不等于合同，也不受法律保护。其理由如下：
一、合同是当事人为在彼此之间设立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达成的协议。而人民调解协议则并非当事人在彼此之间设立什么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乃是当事人为在彼此之间业已存在的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得以实现而达成的协议。前者的本质在于“凭空”设立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的本质在于“据实”调解既定的权利义务纠纷。
无论是什么合同，是有名合同还是无名合同，是双务合同还是单务合同，是债权合同、物权合同还是身份“合同”等，都无一例外地是当事人旨在相互之间设立、引起或产生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达成的协议。也无论是什么合同，其合同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初都由当事人设立引起，而决非当事人其它任何行为的结果。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合同的界定是，“合同是当事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一定义对合同的本质规定就是，设立是引起或形成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的唯一的法律事实。变更或终止均非独立的合同行为，而只不过是在合同的履行中，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以新合同取代旧合同，是当初设立行为的继续而已。也就是说，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原本可以无任何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只因双方依法完成了设立行为，所以，才产生了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设立行为，当事人之间也就可以根本不存在任何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叫做“设立”？法律上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据笔者理解，它应当包涵有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设立是一种仅仅经由意思表示作出的行为。其次，设立只能是善意的行为。再次，如果不进行设立，当事人之间就可以不发生任何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此，判断某一协议是否构成合同，首要的一条就是分析其协议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原本是否是由设立引起。只有经由设立引起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才构成合同。没有设立，就没有合同。任何关于因法律规定、或因当事人的侵权行为而引起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都不构成合同。人民调解协议之所以不等于合同，恰恰就在于它并不具备合同的这一本质特征。
固然，现实中也有很多因合同纠纷而寻求人民调解的情形存在，由此而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事实上也可视作变更合同，但这种情形只能被视作人民调解协议的一种类型，而不足以导致我们将人民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因为大量的情形是，寻求人民调解的当事人，其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原非因设立引起，而是或因当事人的侵权行为引起，或因当事人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其对相对权利人所负的特定义务所引起（这实质上也是一种侵权，即不作为的侵权），如赡养纠纷等。正是这些情形的大量存在，事实上决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真正性质，即非合同性质的民事协议。这类协议在达成之前，当事人之间即已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因合同没有达成而不存在。而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却不可以因调解协议没有达成而归于消失。除非其相对权利人自愿放弃权利，或者其相对义务人已履行义务，或者出现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情形，否则，它将始终存在。从逻辑顺序来看，合同一般是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而人民调解协议则是当事人之间已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后果。
二、合同的根本精神是当事人的契约自由，而人民调解协议则无法实现当事人契约自由的意志。
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是否缔结合同，同谁缔结合同，以及在合同中为双方规定哪些权利义务关系，除依法限制者外，则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从选择相对人开始，到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始终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恰恰体现了合同的根本精神。这种自由，同时也是订立合同的活动区别于其他民事活动的根本所在。我们可以说，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都是合同所应遵循的原则，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所有的民事活动的原则，非特为合同所遵循。相反，我们发现，在其他民事活动中，当事人所享有的自由，远远不能与在订立合同中所享有的充分的自由，相提并论。
同时，合同的订立，也绝对需要建立在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基础之上。自由是合同的生命。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当事人的意思表达，就不可能真实。不真实或者说扭曲的意思表达，绝对不能视作当事人的意思表达，当然，也就绝对不能因此认为当事人已达成合意。没有合意，就没有合同。换言之，没有自由，就没有合同。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立法，无非就是立法者以全社会代表的名义，为所有的社会成员，规定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破坏这种关系所应承担的责任而已。基于自由的意志，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相互约定、创设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违背这一关系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上也就与立法一样，只不过他们仅仅是为他们这个小社会立法而已。合同法即他们据以立法的宪法，而具体的合同则是他们之间的法律。合同之所以有权要求得到当事人的信守，也就在于合同即当事人的法律。这一法律的效力来源于它的宪法即合同法。然而，如果缺乏自由，当事人就从根本上缺乏自我立法的意志，因而也就无从产生合同。
人民调解协议恰恰不能体现当事人契约自由的意志。首先，当事人无法自由地选择相对当事人。现实中人们一旦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纠纷，主体当事人就已经特定。调解协议只能在这些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达成，任何一方都不能回避另外一方。其次，当事人无法自由地决定协议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同样，上述纠纷一旦发生，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已经特定。当事人只能就事论事，只能就他们之间已特定的权利义务纠纷达成协议。因此，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是张三、李四而不是王五、赵六，其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事实上均非当事人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此前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使然。人民调解协议的这一非自由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也就注定了它不可能享有与合同一样的法律地位。
三、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平衡的，而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不然。
合同当事人在缔结合同之前，是一般的权利义务关系者，双方一般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失衡情形；依法成立合同后，双方所缔结的特定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无疑也是平衡的，或者可以视为平衡的（如单务合同）。也就是说，合同是在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平衡的基础上达成的，合同的订立也继续维持了双方原有的权利义务平衡关系。
而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由于其一方当事人此前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其相对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发生失衡。受害人有权要求侵权人为此履行一定的义务，侵权人有义务为此向受害人承担一定的责任。人民调解协议是在当事人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失衡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的签订只不过是为了恢复双方应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的状态而已。
因此，尽管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似乎根据调解协议双方已“自愿”形成了新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形式上就如合同当事人变更合同一样，结果也理应比照合同，履行各自在调解协议中的承诺，但是，由于调解协议与合同所借以达成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截然不同，所以二者之间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四、合同受法律保护，是不可以反悔的；而人民调解协议则不受法律保护，允许当事人反悔。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世界各国一般也赋予合同以如此强制的法律约束力。这也就是说，合同一旦依法成立，当事人必须履行，决不可以反悔。相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则允许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即使经调解达成协议，也可以反悔。由此可知，尽管法律同时规定，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但是，对于这一“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法律却并没有同时赋予当事人以强制的约束力。换言之，人民调解协议实际上并不受到法律保护。毫无疑问，法律不能保护它没有宣布要保护的东西。凡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东西，法律都已作了明确宣示。对于法律所没有明确承诺保护的范畴，其他任何人（包括行政法规）都不能代法律发话，将其保护的义务硬是塞给法律。道理很简单，张三请客，当然得由张三付帐。但是，如果李四请客，最后却要张三付帐，张三就不可能认帐。
法律之所以规定，合同不可以反悔，与其说是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莫如说是保护人类社会最起码的诚实信用的道德底线。合同之所以可以期望于人们的诚实，就是因为合同是在当事人意志完全自由的情形下达成的。如果说人类的诚实信用的品质需要有可靠的保证的话，那么，自由就是诚实的保证。没有自由，人们的诚实将无法确保。一般而言，在意志不能自由的情形下，人们很难保证不说违心的话，因而事后也很难保证不撤销当初自己违心的承诺。对此，世人不必指责其缺乏诚实。人类的诚实只能意味着信守自己在意志自由的情形下所作的意思表示。
然而，如果自由还不足以保证人类的诚实的话，那么，这整个社会的信用就完全破产了。人类社会中现今一切最为简单的交换行为都将无法完成。其结果就不仅仅是人们道德底线的崩溃，而是人类社会本身被彻底摧毁。为使社会免于这种诚实信用全面沦丧的恶果，所以，在人们的诚实应该能够得到保证的时候，法律决不饶恕不诚实的行为。这正是合同法的立法精神所在。
相反，法律之所以不能保护人民调解协议，允许当事人反悔，就在于立法者深知，在人们的意志缺乏充分自由的情形下，其诚实的品质是值得怀疑的。法律不能强制人们兑现其违心的诺言。否则，与其说是鼓励人们的诚实和信用，倒不如说是对人们不诚实的公开认可。那么，法律为什么又要求当事人“应当履行”已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呢？的确，这反映出立法者有着劝导和希望人们遵守协议的明确意向，但由于立法者所知的上述原因，他事实上也无法将这一意向贯彻到底。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那样，他的这一立法意向与其允许当事人反悔并“可以向法院起诉”的规定明显矛盾。不可否认，这是立法者的局限。但是，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立法者其实根本没有、也不会打算在法律上保护人民调解协议，以免自己真正陷入不可摆脱的立法矛盾。因此，1993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经乡（镇）人民政府调处的民间纠纷的通知》实际上认为，当事人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又反悔，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只能就原纠纷进行审理，而不应涉及是否维持、变更或者撤销原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也不得作为法院执行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可以说是忠实地反映了法律的旨意。
其实，不仅人民调解协议始终可以无条件地反悔，而且，即使是仲裁调解协议和司法调解协议，也是有条件的可以反悔的。在调解书制作后并送达当事人签收同意之前，当事人仍然可以不受此前在仲裁庭和法庭之上表示接受调解的承诺的约束，反悔其协议。这也进一步说明，任何调解协议的效力，都是建立在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缺乏具体的程序法保障的人民调解协议，更应坚持这一原则。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合同虽然也是一种协议，但并非协议都是合同。人民调解协议尽管形式上类似合同，但它的实质精神却与合同相违，因而不是合同，也不能视为合同。如果说人民调解协议在形式上近似于有“中人”的合同，倒不如说它类似于仲裁调解书和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更为确切。

Ⅵ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应如何区分

区别：广义的法律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1、制定者不一样：

法律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是地方人大制定的；规章是国务院部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在其权限内制定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文件，称为“部门规章”。

2、效力不一样：

法律的级别是最高的，其次是法规，然后再到部门规章。

3、含义概念不一样：

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泛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的统治工具。

法规是法令、条例、规则和章程等法定文件的总称。

规章是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职能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实施管理，规范工作、活动和有关人员行为，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并发布实施的、具有行政约束力和道德行为准则的规范性文书的总称。

(6)94立法扩展阅读：

三者发布：

1、国家行政法规的制发主体是国务院。

2、部门规章的主要是国务院各部门。

3、政府规章的制定主体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城市、计划单列市的人民政府。

以上这些单位或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都可用“公布令”来发布。而其他一些地区和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而制定的，不属于法规、规章的“类规章性文件”，不能用“公布令”发布，只能用“通知”予以发布。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法律

网络--法规

网络--规章

Ⅶ 1994年关贸总协定的全文

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关贸总协定即GATT是不同的，WTO是GATT再加上更多的内容。

GATT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一个国际协议，其中包含了从事国际贸易所应遵守的规则；一是指后来建立的用以支持该协议的国际组织。该协议的文本可以比作法律，而该组织就像将议会和法庭合二为一的机构一样。

WTO与关贸总协定（GATT）的区别

GATT作为国际组织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WTO。但GATT作为协议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规则，而且已被更新。

经过修改，GATT已成为新的WTO协议的一部分。更新后的GATT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并列，WTO使三者并入一个单一的组织，形成一套单一的规则，并使用单一的争端解决体制。

GATT与WTO的主要区别是：

（1）GATT是临时性的。GATT从未得到成员国立法机构的批准，其中也没有建立组织的条款。WTO及其协议是永久性的。作为一个国际组织，WTO具有良好的法律基础，因其成员已经批准WTO协议，而且协议本身规定了WTO如何运作。

（2）WTO拥有“成员”，GATT拥有“缔约国”，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正式角度讲GATT只是一个法律文本。

（3）GATT处理货物贸易，WTO还涉及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

（4）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原GATT体制相比，速度更快、更自动，做出的裁决不会受到阻挠。

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职能

世界贸易组织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结晶，也是关贸总协定的继续。但它不是关贸总协定的简单延伸，相反它完全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并具有新的特点，主要是：

1.关贸总协定是一套规则、一个多边协定，组织机构和法律基础不健全。而世界贸易组织却是一个具有自己秘书处的常设性机构，是国际法主体，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一样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

2.虽然各国政府将关贸总协定视为永久性承诺，但是其适用的基础仍旧具有临时性，而各国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具有完整性和永久性。

3.关贸总协定规则只适用于货物贸易，且农产品和纺织品都是作为例外处理的。而世界贸易组织体制的构成，除了具有1994年关贸总协定文本外，还增加了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修改和新制定的规则。

4、虽然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多边体制，但是到80年代， 出现了许多仅适用于有限成员的简单多边协议，从而使关贸总协定成为具有自愿选择性质的体制，这必然导致缔约国在总协定内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最终导致总协定体制的分化。而构成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和协议几乎都是多边的（除政府采购协议、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国际乳制品协议、国际牛肉协议可根据有关规定提出保留外），且具有法律效力，全体成员都受约束，从而保证了世界贸易组织体制的统一性。

5、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由于专家小组的权限很小、 争端解决的时间长、监督后续行动不力而不尽人意，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综合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该体制管理的一切协议和决定，另有规定除外。

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职能在总协定的基础上也有了较大发展。其基本职能是：1、督促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实施和运作， 同时提供组织制度框架；2、作为成员国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3、实施争端解决规则；4、监督各国贸易政策；5、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进行合作，以使全球经济决策更趋和谐一致。
希望采纳

Ⅷ 现在的劳动法是94年的有效还是08年的有效还是两个都有效

94年的《劳动法》和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都有效。
1994年7月5日 颁布专，1995你那1月1日施行的属是《劳动法》，2007年6月29颁布，2008年1月1日实行的是《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相联系的其他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007《劳动合同法》是关于劳动合同的法律。
《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是两部不同的具有密切关系的法律。从立法角度看，两部法律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从所属法律部门看，《劳动合同法》是《劳动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劳动法》的继承与发展。从法理角度讲，《劳动法》是一般法，在劳动关系方面规定的主要是基础性的问题，除了包括《劳动合同法》以外，还包括劳动就业、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劳动监察等等。《劳动合同法》是特别法，专门性地对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关系内容进行了具体规定和进一步完善，围绕劳动合同的订立、续订、履行、变更、解除、终止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规范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