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225条

Ⅰ 立法院与国民大会

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是台来湾最自高位阶之立法机关，与前国民大会（现已废除）共同相当于其他国家中的国会。
根据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政府的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因此分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而人民则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设国民大会行使这些权力。
立法院由人民直接选举的立法委员组成，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立法院得对行政院院长提出不信任案，对总统、副总统犯内乱外患罪提弹劾案及对监察院审计部审计长的任命行使同意权，并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它重要事项的职权。立法院置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立法委员自第7届（2008年）起由225人减为113人，任期4年。有向行政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并可以决议或复议行政院重要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名义上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的机关。先后于1946、1948年召开。1946年大会任务为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又称“制宪国大”；1948年大会任务为施行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又称“行宪国大”。

Ⅱ 什么样的民间借贷才构成非法经营罪

一、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
所谓“民间借贷”，它泛指的是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均有保护合法民间借贷关系的规定，这就为民间借贷的合法存在与发展构筑了法律基础和制度环境。
民间借贷在客观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还具有信息搜集和加工成本少、手续便捷、方式灵活、交易成本低、催收贷款方式简便和风险控制容易等优点。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也存在着交易不阳光、做法欠规范、风险难监控等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些违法犯罪。其中最敏感、最容易发生纠纷的焦点是利息问题。对如何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如何遏制高利贷，我国既有合同法的规定，也有与之相衔接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如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依照合同法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二、民间高利贷不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我国在依法保护民间借贷的同时，也要遏制民间借贷中的高利息化倾向，防范高利贷的潜在风险，但是否就可以把民间高利贷按照非法经营定罪呢?
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进行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为了适应市场经营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该法条在列举了三类非法经营行为之外，还设置了一个“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兜底条款，以保证法律适用的稳定性。
该罪是对1979年刑法投机倒把罪改革分解而来的，总结过去投机倒把罪成为“口袋罪”的历史教训，必须正确理解与适用“兜底条款”，科学掌握它的内涵与外延，防止任意化、扩大化。
根据上述非法经营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限定为:除刑法第225条第1项至第3项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以外的，违反国家规定，侵犯国家经营许可制度，破坏市场交易正常秩序，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据此，要纳入“兜底条款”定罪的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
(一)正确理解“违反国家规定”的内涵。“违反国家规定”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基础条件，因此，明晰此处“国家规定”的确切范围，是限制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扩大适用的基础。依照刑法第96条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据此，依据体系解释的原则，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所违反之国家规定应与刑法第96条的内容契合，即只包括最高立法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除此之外的任何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各专门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均不在此范畴之内。
(二)严格限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外延。“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是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罪状表述的核心，所以，明确它的指向是划定兜底条款规制范围的关键。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当然是指除了刑法第225条第1项至第3项规定的行为以外的非法经营行为。但由于这个兜底性条款涵盖面太大，实践中很难把握。笔者认为，遵循体系解释的原则，第4项的“其他”，必须与前面的三类行为协调一致，遵循“只含同类规则”的原则，即兜底条款只限于未列举的同类情形，而不包括不同类的情形。所以，本条规定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的外延，只能通过本条已规定的前三类行为本身所明示或暗示的内涵来揭示。
刑法第225条中已列举的非法经营罪的三类行为分别是:(1)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2)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3)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虽然从语言表述上看，这三类行为方式各不相同，但实质上它们共同具有三个属性:(1)均属于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2)均以牟利为目的;(3)均侵害了国家特定行业的经营许可制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只有那些以牟利为目的，侵害特定行业的经营许可制度，破坏市场交易正常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才能被认定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所以，兜底条款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指向那些除了刑法第225条第1项至第3项规定的行为以外的，违反国家规定，侵犯国家经营许可制度，破坏市场交易正常秩序的行为。
(三)科学区分非法经营行为的危害程度。兜底条款中的“情节严重”，是区别“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罪与非罪的标准。由于我国刑法在犯罪构成上，对本罪规定的是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所以，行为的危害程度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具有决定意义。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中的“情节严重”，可以依据体系解释的原则，从非法经营的数额、非法经营的时间、次数、规模、违法所得、造成损失大小等方面综合分析认定。
从立法的视角审视，既要考虑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出发，设置非法经营罪的必要性;又要考虑由于非法经营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异性，难于在法条中加以穷尽，不得不设置“兜底条款”，以弥补立法漏洞，适应制裁非法经营犯罪复杂性的需要。从司法的视角审视，既要考虑如何理解与适用兜底条款，发挥兜底条款在维护市场秩序中的作用;又要总结司法史上把投机倒把变成“口袋罪”带来的历史教训，防止兜底条款的滥用。所以，1997年刑法实施以来，“两高”对什么行为可以纳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罪行为”的范畴，采取用“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明确。到2010年3月止，已通过司法解释纳入第225条第4项追诉的已有七种“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即(1)非法经营外汇的行为;(2)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的行为;(3)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的行为;(4)非法生产、销售“瘦肉精”等行为;(5)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行为;(6)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的行为;(7)擅自发行、销售彩票行为等。当然，今后如再发现还有应纳入兜底条款治罪必要的非法经营行为，还可以由最高司法机关采取司法解释的方法增加。
从上述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四项非法经营行为的内容证实，无论是立法上已经明确规定的前三项内容和由司法解释规定的第四项的内容，都没有把民间借贷中的高利息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所以，有的地方将民间高利贷行为按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既没有立法上的依据，也没有司法解释的依据。
三、依法惩治民间借贷中所涉犯罪
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是市场竞争形成的，是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真实反映，不能把利息本身视为罪恶，国家应注意引导促进资金优化配置。实践证明，在高利息的诱惑下，确实容易诱发多种违法犯罪，必须依法予以制裁。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常见犯罪有:
(一)高利转贷罪。在高利息的诱惑下，一些不法分子以高利转贷牟利为目的，虚构贷款用途，采取担保贷款或者信用贷款的方法，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以大大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方法，将信贷资金转贷给急需资金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从中牟取高额利息。由于这种以转贷牟利为目的的行为损害了金融机构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秩序和他人的财产权利，应当依照刑法第175条规定的高利转贷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高利息的诱惑下，近年来一些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主体资格的人，采取暗中提高存款利率、提前还本付息、先付息后存款等手段，引诱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打着抽奖、名借实存等招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他们再将收集来的公众资金作为发放高利贷的资本，从中赚取高额利息。对这种破坏金融机构存款管理制度，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非法拘禁罪。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的非法拘禁罪中，因借贷纠纷而引发的暴力收债行为构成本罪的比例很大，而且呈上升趋势。刑法第238条第3款明确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按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7月的司法解释也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按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在高利息的诱惑下，还可能引发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洗钱等经济犯罪，也可能发生挪用公款、挪用资金去放高利贷的职务犯罪等。对相关犯罪，应依法予以惩治，以切实维护信贷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和金融债权。

Ⅲ 司法如何精密

前一段时间，日本著名刑事诉讼法学者松尾浩也教授在为其专著《日本刑事诉讼法》举行的中文版首发式上，向我们介绍了最近日本刑事诉讼法的发展与走向。其间，一个中国学界已十分熟悉但又研究不多的学术名词———精密司法突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精密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精确细密。词典为其搭配的词组是：精密仪器、精密的观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在科学研究中及日常使用中，精密一词更多的被用在了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工程机械类中，对精密一词的使用更为频繁。小到手表，大到导弹。几年前的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和十几年前的海湾战争中，“精密制导”、对敌目标的“精密打击”的导弹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现今精密又和司法结合在了一起，“精密司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密司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界是一个用来形容日本刑事司法程序的专有名词。它意指一种严密而精确的司法程序。这种程序最明显的标志在于其非常之高的有罪判决率。在精密司法的控制下，日本的检察官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获得有罪判决的比例可以达到99%。而这仅为精密司法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如此之高的有罪判决率还是要以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严格审查、控制为前提。以此对被告人的权利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因此，在我看来，精密司法这一概念下所蕴藏着更为重要的内容，还是整个司法结构设计的精密化、司法程序运行过程的精密化。以此来保证司法程序的合法性、司法结果的正确性乃至司法本身的正当性及正义性。
1997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将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从164条增加到了225条，且不说法律条文规定是否准确和确定，从法条数量的增加上，应当说是一个进步。毕竟如果没有足够的法条作为支撑，司法结构设计及司法运行程序的精密是无从谈起的。但实际上区区225个条文还并不能满足刑事司法精密化的要求。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共506个条文；我国所师从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刑诉法有477条，法国更是有803条。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相较与那些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显得有些“单薄”了。难以想像，立法技术明显高于我国的法治发达国家仍需要四五百个条文来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在我国仅需225个条文就可以涵盖方方面面。素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若如此的简单、粗略，也就难怪我国的刑事司法程序总是存在大量的问题，在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等方面难以发挥其应有功效了。
近年来，刑事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使得我国的立法者、司法实践部门以及学者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问题的存在及需要解决已不存在疑问。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曾经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司法解释可以很好地解决法律规定不够“精密”的问题，以至于一时间司法解释大行其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纷纷就本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相关的司法解释达到一千五百多条，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反而湮没其中，司法解释成为了刑事司法程序中“隐性的法律”。然而，以司法解释为解决我国刑事司法欠缺精密性的良药虽然有一定的功效，但更多的是因其先天不足而给我国刑事司法带来的“副作用”。首先是其以司法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甚至以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立法权之上。现行法律被虚置，司法解释拥有最高话语权。这无疑将使人们对司法解释本身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其次，司法解释由不同的主体分别作出，必将导致令出多门，出现适用混乱也就不可避免，出现冲突时如何解决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同时，由于司法解释作出时，各部门之间不可能进行最全面的沟通，仍然无法解决司法程序出现漏洞的问题。
因此，在我看来，要使我国的司法程序更为精密化、科学化，重新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是一个更加可行的方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被列入人大的“十五”立法规划也正印证了这一想法。应该如何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又成了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此次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除了在诉讼模式、证据立法、对法学研究成果及国际条约的吸收、司法解释的整理方面有所作为之外，法律条文在数目上的突破也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如上文所述，一部法律是否精密，与其法条的数量是有一定关系的。法条当然不是韩信点兵，但由于文字的多义性，使得法条必须达到一个适当的数量。在我看来，将来的《刑事诉讼法》应当需要有四百到六百条文，才有可能准确地表达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才有可能使整部法律可以基本上涵盖所有一般性的法律问题。以确保不会出现法律一颁布就需要大量的司法解释“保驾护航”才能得以运行的尴尬局面；也才能保证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一个更有操作性、实用性的法律规范；确保司法运行自身的统一性；确保刑事诉讼法理论中的那些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等价值能有一个坚实的成文法律的支撑。如此，才能保证我国的刑事司法能够朝着精密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使得我们的刑事司法的构建更加科学、合理。

Ⅳ 以同一事实再次立案侦查违反什么刑事诉讼原则

这是网络中的描述，看了下还是比较全面，如果是考试，不用写那么多，找些重点即可，一般为前几个原则：

基本原则概述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讼阶段，公、检、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在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学中，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往往被称为“刑事诉讼之主义”。民国时期学者也有类似用法。
编辑本段特点
作为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行为准则，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以下特点：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现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这些基本法律准则有着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例如，审判公开原则要求法院的审判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应当向社会公开，使得审判活动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这是审判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证，也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那些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政治或理论原则，只要没有由刑事诉讼法作出明确规定，就不属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刑事诉讼和其他性质的诉讼必须共同遵守的原则，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审判公开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原则；等等，我们称之为一般原则。另一类是刑事诉讼所独有的基本原则，如：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即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
3．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般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规范和调整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原则，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不仅国家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而且各诉讼参与人也应当遵守。一些具体的制度或原则，由于只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某一阶段或仅对某一专门机关或诉讼参与人有约束力，只解决具体的诉讼问题，因此不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如：两审终审、上诉不加刑等。
4．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基本原则虽然较为抽象和概括，但各项具体的诉讼制度和程序都必须与之相符合。各项具体制度、程序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如果违背了这些制度和程序，就违反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法律规范，是公安司法机关长期实践经验和优良传统的总结，反映了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基本要求，对于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合理的刑事诉讼原则体系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化。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而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对刑事诉讼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完善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有利于指导立法机关合理设定公安司法机关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从而建立科学的程序机制，建立合理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其次，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还指导着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对公安司法机关及诉讼参与人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提高依法办案和依法诉讼的自觉性，确保刑事诉讼活动的正确、合法、及时进行有重大作用。总之，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与刑事诉讼的目的和任务紧密相连的，是指导人们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重要保证。
编辑本段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侦查、检察、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
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这一规定确定了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来，这一原则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属性，只能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专门机关依法行使。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行使。当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条和第225条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依法行使公安机关所享有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权力；监狱对于监狱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可以行使侦查权；对于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军队保卫部门也可以行使侦查权。
2．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别行使，而不能相互代替和？昆淆。作为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公安机关负责对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并在侦查过程中享有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的权力。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法律监督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法院的审判活动和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有权对其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有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作为国家的司法裁判机关，法院行使审判权，有权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确立了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更不得侵害各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这里所说的“其他法律”，是指所有与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法律，如刑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律师法、人民警察法等。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的，有关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权依法提出申诉和控告。有违反法律程序行为的机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判有违反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审判组织不合法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违法情形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的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加以干涉。
这一原则所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集体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而不是法官、检察官个人独立行使职权。由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实行不同的领导体制，因此它们独立行使职权的主体范围有所不同。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每个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各自独立，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只能通过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来进行，上级法院不能直接指示下级法院如何办理具体案件。就每个人民法院内部而言，独任法官和合议庭成员对一般刑事案件有独立判决权，但是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与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人民检察院的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关系，全国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检察权。在刑事诉讼中，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办案工作作出指示，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服从。就每个人民检察院内部而言，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和抗诉，均由检察长决定，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尽管这一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整体独立行使职权，但是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明确显示，法官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正享有越来越大的审判权。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得实施违反法律程序和规则的行为。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依靠群众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特点之一，体现在第6条、第50条。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规定确立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
“分工负责”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按照法律的规定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和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负责审判。分工负责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职权，既不得互相代替，也不得互相推诿。
“互相配合”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互相支持和合作，互相协调，使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衔接，共同完成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的任务，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互相制约”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互相监督，互相约束，防止发生错误和及时纠正错误，正确执行法律。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密切相关、缺一不可的。其中，分工负责是前提，配合和制约是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顺利进行刑事诉讼的保证。贯彻这一原则，有利于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使法律得到准确有效的执行。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有：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在立案阶段，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最后一关。
在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同时，监督法庭审理活动。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卜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
在执行阶段，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批准的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有权以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有权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1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另外，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这一原则包括以下内容：(1)各民族公民，无论当事人，还是辩护人、证人、鉴定人，都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陈述、辩论，有权使用本民族文字书写有关诉讼文书；(2)公、检、法机关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要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诉讼参与人不通晓当地的语言文字，公、检、法机关有义务为其指派或聘请翻译人员进行翻译。
刑事诉讼是查明案件事实，适用刑法定罪量刑的过程。为保证这一过程正确而顺利地进行，为保障在诉讼中不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保障各诉讼参与人有权了解与自己有关的诉讼活动的内容，保障被告有权知道自己所受指控，并在诉讼过程中发表意见，进行辩护。如果不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诉讼参与人就很难了解案情，无法有效行使诉讼权利。具体而言，实现这一原则具有重大的政治和诉讼意义：(1)有利于贯彻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原则，保护各民族公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进而保护他们相应的实体权利，加强民族团结和合作，促进各民族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法律允许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陈述案情，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有利于公、检、法机关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3)为刑事诉讼其他原则的实现提供保障。没有这一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辩论原则等都很难实现。(4)有利于当地群众了解案件和诉讼情况，对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从而加强公民的法制观念，提高他们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
审判公开除法定情形外，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既要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又要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有权为自己辩护。自审查起诉阶段开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权委托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被告人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条件的，法院应当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从而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3．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人民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应当及时告知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在法庭审判中，人民法院应当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依法辩护行为不受干扰。当然，这一规定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同样适用，这两个机关也都有义务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
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在刑事诉讼中，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利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权依法只能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审判权包括定罪权与量刑权。人民法院是惟一有权确定某人有罪和判处刑罚的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但它们对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认定，只会带来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效果，而不是终局的有罪判定。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决，才是国家对被告人有罪结论的权威宣告。
2．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依法作出。在刑事诉讼中要确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必须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过开庭审理查明事实，以法律为依据作出有罪的判决，并且将其公开宣告。未经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废除了人民检察院原来曾长期拥有的以免予起诉为名义的定罪权，使定罪权由法院专门行使；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则改称为“被告人”；检察机关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合议庭经过开庭审理，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这项原则的含义是：
1．诉讼权利是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法定权利，法律予以保护，公安司法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剥夺。不仅如此，公安司法机关还有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对于刑事诉讼中妨碍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行为，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2．诉讼参与人在其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采用法律手段依法保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如控告或请求公安司法机关予以制止，有关机关对于侵犯公民诉讼权利的行为应当认真查处。
3．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得到保护，并不意味着诉讼参与人可以放弃其应承担的诉讼义务。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也有权力要求诉讼参与人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否则，刑事诉讼就无法顺利进行。
依法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贯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公正和文明的标志。只有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才能使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才能使诉讼参与人积极参加诉讼，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证刑事诉讼的任务和目的得以实现。同时，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利于促进公、检、法机关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从而充分行使职权，有效查处和打击犯罪。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15条确立了具有法定情形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具体说来，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主要有：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刑法规定了对于刑事犯罪的追诉期限：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超过上述法定追诉时效的，一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特赦。这种特赦命令具有终止刑事追究的法律效力。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被害人提出告诉为前提。被害人没有提出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对这类案件的追究就失去了法律基础。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刑法实行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的原则，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追究刑事责任已经没有意义，因此不予追究。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对于上述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具体说来，在立案阶段，人民法院发现自诉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受理。公诉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作出不立案的决定。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以判决宣告无罪。对于其他几种情形，一般应以裁定终止审理。不过，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能够确认已经死亡的被告人无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项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里的外国人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人、无国籍人以及国籍不明的人。我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我国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外国人应与中国人一样，应遵守中国法律。当外国人的行为触犯刑法，应当受到刑事追究时，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立案、侦查、起诉及审判活动。
2．依据国际惯例，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外交途径解决。依据1986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包括：外国驻中国使馆的外交代表以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员；途经中国的外国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有中国外交签证或者持有外交护照来中国的外交官员；经中国政府同意给予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其他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上述人员在中国犯罪的，不受我国法律刑事管辖，而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解决方式可以是建议派遣国将其召回，依法予以处理；或者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或者由我国政府宣布将其驱逐出境。
刑事司法协助
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互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这一规定确立了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协助，是指我国司法机关与外国司法机关之间。根据相互缔结的条约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以及互惠原则，互相协助，代为进行某些刑事诉讼行为的活动。
刑事司法协助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这里的司法机关是广义的，包括双方法院和检察机关。我国于1984年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因此我国公安机关与外国警察机关的协作通常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司法部司法协助局作为我国对外进行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负责对外联系。
2．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包括我国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或者协定、我国参加的载有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条约以及国际公认的互惠原则。
3．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主要包括代为送达文书，代为调查取证，互相委托进行鉴定、勘验、检查、搜查和扣押，互相代为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互相移交物证、书证等证据。另外，刑事司法协助还包括引渡这一重要的内容。所谓引渡，是指一国将当时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犯有罪行或者判过刑的人，根据他国的请求，移送该国进行审判或者处罚的制度。我国与外国的引渡以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为依据。

Ⅳ 非法经营罪

按相关法律规定，如果被定罪为非法经营刑事犯罪的，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版下有期徒刑权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涉嫌非法经营的相关条例。

根据刑法第225条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自然人或单位，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是够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对于何谓“非法经营活动”，刑法第225条有明确规定，即（1）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2）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3）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在1997年刑法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系列立法解释或刑法修正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颁布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法第225条进一步补充，对“非法经营活动”作了进一步列举，主要包括：
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对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行为也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罗仑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涉及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牟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伪造、变造、买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森林、林木、林地权属证书，占用或者征用林地审核同意书、育林基金等缴费收据以及其他国家机关批准的林业证件构成犯罪的，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但对于买卖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等经营许可证明，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颁发的野生动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等公文、证件构成犯罪的，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但是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对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9．《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法经营国际或港澳台地区电信业务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对擅自经营国际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电信业务或涉及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牟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10．《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违反国家有关盐业管理规定，非法生产、储运、销售食盐，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1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1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Ⅶ 执行异议诉讼怎么交诉讼费

执行异议诉讼怎么交诉讼费？？你好！这个没有具体规定，需要综合分析的
刚 开 始 吧

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在第一编总则的第十一章诉讼费用里)第三款的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

据此，国务院颁行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在其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向当事人收取费用。该办法在第二章规定了诉讼费用交纳范围，在第三章规定了诉讼费用交纳标准。

二、国务院这个《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是以国务院令(第481号)的形式公布的，其法源位阶为行政法规。

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行政法规对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有拘束力，亦即法院司法过程中应贯彻执行行政法规。

三、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关于执行异议之规定，执行异议的要件可简要归纳如下：

1、提出异议的主体：包括执行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还有案外人，这三类人。

2、异议针对的事由：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是针对法院的执行行为(225条);案外人是针对执行标的(227条)。

3、审查组织或机构(也即在什么程序中、向谁提出)：异议是在执行程序中向法院执行机构提出，由法院执行机构审查。

4、法院对异议的处理形式：作出裁定。异议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改正执行行为(225条)，或者裁定中止对涉及争议标的的执行(227条);异议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5、对裁定不服的救济程序：

(1)对执行行为异议裁定不服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申请上级法院复议;

(2)对执行标的异议裁定不服的：

① 案外人、当事人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审判监督程序办理;

② 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另行起诉。

四应不应当对其收费的关系。

Ⅷ 中国普法网

我有老母亲一名(72岁)，家中有四个儿子，大儿子结婚后有二女一男，二儿子离异有一男，回三儿子没答结婚，四子离婚有一女该男方抚养，现因母亲生病从医院回家后无人照顾，其中大儿子，儿媳不愿照顾，也不愿付赡养费，二儿子一个人在外打工，要找钱付赡养费，三儿子也一样，四儿子还要照顾自己的女儿，还要找钱付赡养费，小的三个儿子都没房子，请问我(第四子)能不能起诉大儿子

Ⅸ 立法要满足什么条件,就是说一种模式需要多少人运行才能立法

需要人大代表的立法提案，而且根据法律的性质不同提案的人数要求也不一样，然后由全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开会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