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治的实现

『壹』 谁能为我描述一下中国法治的现状，发展进程，发展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供你参考：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与不足：
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贰』 中国实现法治社会遇到的困难有哪

现代来法治是人类社会综合发展的产自物，一个国家能否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不仅取决于其社会结构及国家制度等方面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即人们能否摆脱“人治”思想的束缚，接受“法治”的思想。在当代，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思想主要就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背景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因为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就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自近代从西方引进了“法治”概念与思想以来已有百多年，但作为近代从西方舶来之物，“法治”的概念进入中国后，在与中国国情的长期碰撞过程中，主要地被作为工具和手段而接受，次要地被作为理念和价值而认同。它几乎还没有成为国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传统的儒家思想仍然在中国社会、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

『叁』 中国能实现法治吗

在中国目前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下，是不能采用法治的。

目前的中国，只内适合在小事情上采用容法治，在大事情上采用人治。

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村的违章建筑，虽然从法律角度来说，村民的违章建筑是必须拆除的。但是，当违章建筑太多的时候，政府根本无法拆除，只能赎买，以保持和谐社会。

还有就是各种群体事件，例如，医闹，从法律上来说是违法，要制止的。可是闹了那么多年，可曾看见过政府处理？只有等到患者死了、医生也死了，才出来处理。为什么，因为人治思想很浓重，政府都不敢用法治思想来处理问题。

『肆』 论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

自从国人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法治之路开始，关于中国法治之路该如何走一直存在 种种议论和争论。纵观这些议论和争论，大致可分两个方向的探索，一个是在法律之外寻求 实现法治的道路，另一个则是从法律本身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道路。然而无论是从法 律之内还是法律之外探讨法治的实现之路，都需要依托于一定的思维。本文试图从思维的领 域出发，着重分析论证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以期能服务于中国法治的实践。 [关键词]： 法治 法律思维 辩证思维 逻辑思维 随着学界对于法治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当下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法治问题不仅仅 是由制度及规范所生成的，还包括与制度规范并存的法律思维。” 如郑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 他还进一步阐述道：“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 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 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 然而，这种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主要是一种逻辑的思维，但其并不具有绝对的主导性。这主要是由 于受到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以及共和国建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维灌输的惯性作 用，对这种逻辑思维的认识的不足，此外就是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于传统逻辑的批判的影 响，使得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这种逻辑思维主导的论断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提出了 辩证思维是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的谬论。本文则是针对这种现状在理清法治、法律思维、逻 辑思维、辩证思维的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和论证逻辑思维与法治的关系以及辩证思维与 法治的关系，最终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为逻辑的结论。 一、概念界定 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在运用抽 象思维进行抽象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方便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或符号。由于人的不同， 人的认识能力和抽象思维是存在差异的，这就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概念界定也是有所不 同的。因此，对于本问题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将既有利于文章对于问题的深入分析与论证又 及方便人们对于本文所论述内容的理解和交流。 （一）法治 关于法治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法治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在 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受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对于 法治的定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将法治定义为： 法得到普遍遵守与良法。英国法学家戴雪则将法治定义为：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 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 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 实际判决上。 但是不管法治的定义如何发展与演变，学者们以何种形式的修辞来阐释，法治的基本特征“法律至上”、法治的核心价值“权力制约”和“保障自由”等内容是无法改变的。“法律 至上”是古典和现代法治所共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制度形态和法律精神。它意味着在观念 上法律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制约”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无论 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各国的法治发展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一是民主政体，二是国家权 力利的合理配置。根据孟德斯鸠的观点，实施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的问 题。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是法治的核心问题，国家权力配置包括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 制约。而“保障自由”也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只有真正地享 有了自由权才有可能去实现其他权利。因此，“保障自由”是法治社会极为重要的价值理念。 基于此同时结合到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法治定义为以法律至上为基本理念的，以权利 合理配置为基础的，以保障自由等基本人权为目标的，依良法的普遍实行为手段，社会管理 方式。 （二）法律思维 学界比较关注法律思维的研究，而这方面的成果也较为丰富，表现在法律思维的定义上，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法律思维的定义有很多。从总体来说，对于何谓法律思维，人们大体有 以下几种认识： 1、法律思维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如李淑英 指出：思维是人的大脑对存在的认识和思考。法律思维则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 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 2、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法律知识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得出结论的过程。如周晓春、李保甫、郭儒村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界定或使用法律思维的。 周晓春指出，所谓职业法律思维，是指运用法律基础理论、专业术语、专业逻辑分析、判断 问题的认识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周文限制了法律思维的主体，即不再将法律思维做泛主体化的界定，而只是局限于法律职业共同体。 3、从法律思维的功能角度对法律思维加以界定，即将法律思维界定为实现法治的方法。 如丛涛，曹洁。法律思维是将法律、事实、方法等整合运用以实现法治的最佳步骤或方法。 4、从法律思维方式的角度界定法律思维，如郑成良、陈金钊等。郑成良是国内比较早研究法律思维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法治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所谓法律思维方式，就 是按照法律的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 式。”他认为法律思维应当“围绕着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 益和关系”。 5、从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相结合的角度来定义法律思维。如堪洪果即是从这一角度认识法律思维的。“法律思维，系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 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 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它的一端便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上层面，联系着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内蕴、品格和精神需求；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法时， 它的另一端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下层面，它在对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 参见周晓春：《法官职业法律思维:经脸组法官向知识型法官过度的桥梁》，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12 法律思维应当包括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是对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的融合，而不是沟通二者的桥梁。“法律思维是主体融会法 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法律的再认识和再把握的过 程。其中，法律思维方式表现为法律思维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其 决定着思维展开的方向，法律思维方法则是主体解决法律问题所应用的工具，其主要有两个 层面，即作为思维过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 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范春莹关于法律思维的界定较为恰当。法律思维首先应该是一种思 维方式，具有所有思维方式所共有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即法律性，表现为法律思维 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其决定着思维展开的方向；其次它应该是一 种思维方法，这里主要是指的是其作为方法对人处理法律问题的有用性，主要是作为思维过 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 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法。 （三）逻辑思维 从字面意思来看逻辑思维是由逻辑和思维两个词组合形成，思维是这一概念的本质属 性，而逻辑则体现了这一概念所独有的特性。因此要想弄清楚什么是逻辑思维，首先就得明 白什么是逻辑。关于逻辑的定义有很多，词典上将逻辑定义为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 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思维过程。美国学者约翰杜威从逻辑发展 的角度出发，认为逻辑是人们对于所有方法的长期实践过程逐渐形成的对于正确的方法的自 然选择和进行理性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学问。 认为逻辑是人们思维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是一种人们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结论的 得出都必须借助于逻辑的方法。从法律思维三个关键的领域：法律的获取、判决的证成、概 念和体系的建构，该学者推出了法律中的逻辑必然要经过三个不同阶段三种不同意义上的推 论，即：事实推理、法律推理、判决推理。 综上所述并结合到上文对于法律思维的界定，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是一种人通过综合运用 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思维过程。它主要有两个特征，首先它 是一种思维，是人通过大脑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或改造的过程；其次它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抽 象思维的方法（例如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从而使人在思维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结论。 （四）辩证思维 恩格斯认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 运动的反映而已。” 龚家淮分别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出发将“辩证思维定义为：辩证思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及其运动变化的反 映。辩证思维对事物的反映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并且具有预见性和创造性。” 和“辩证思思维定义为：辩证思维是人类认识并且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 笔者认为辩证思维是以辩证证法为基础的一种思维，因此辩证思维具有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即联系、矛盾、运动、 变化、发展。而辩证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将研究的对象看作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 范春莹：《法律思维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10 月，第24 参见[美]约翰杜威：《逻辑方法与法律》孙新强译，载《人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 变化及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对象。此外辩证思维还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经验的归纳总结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规律的结合体，它自身具有一 致性和循环性。笔者认为从辩证思维的特性来看其更倾向于指导人们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事 物，而对于人们该如何地去改造客观事物的作用在实践中，往往表现的不如逻辑思维那么明 显和直接。 二、法治与辩证思维、逻辑思维 在上文对于法治和辩证思维概念的准确界定的基础上，下文将着重分析论证法治与辩证 思维的关系以及法治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在这个部分笔者将主要以下四个问题入手，分析和 论证法治与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的关系。一是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二 是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哪一种是当下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 （一）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是对于法治实现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要论证一种思维，是否是服务于法治的 思维以及是否为法治的主导思维，首先需要论证的是它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在这一点上笔 者试图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结合到上文对于辩证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定义来看。 辩证思维是一种以辩证法为基础的思维，它包涵着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即联系、矛 盾、运动、变化、发展。而这也决定了辩证思维所具有的特性：相对性、运动性、主观性。 这与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特性即法律性：绝对性、稳定性、客观性，是相违背。在 绝对性上，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要求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坚持法律的绝对 权威；而辩证思维所主张的事物是矛盾中的事物，事物处在一定的矛盾体系中，这个体系包 括事物内部的矛盾的主次方面，事物外部的主次矛盾，因而事物并不存在绝对性，而是相对 的。这于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所倡导的法律至上，法律的绝对权威等绝对性正好是相矛盾 的。在稳定性上，法律思维首先以法律规则的稳定性为前提进行分析论证，大致能得出一个 稳定的预期，这就满足人们心理和理性的需要同时也节约了社会成本，从而达到了法治所追 求的目标和价值，并使法治得以巩固和发展；然而辩证思维所倡导的是，事物是运动的事物， 事物的运行性是绝对的，而静止则只是运动的一种特例，这种运动性的辩证思维，将无法满 足人们对于法律的稳定性的需要，对于法治的实现更是一种阻碍。在客观性上，法律思维作 为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通过综合运用固有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在已有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 行推理和论证最终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辩证思维，虽然其倡导 者将其定义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事实上由于缺乏客观的方法使得这种思维具 有很强的主观性，而有这种思维所得的结论也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法律思维的客观性 是相违背的，这与法治对于结果的客观性的追求也是相违背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辩证思 维不是一种法律思维。 逻辑思维是一种人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思维过程。逻辑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从纵向上看，自法律和法学诞生之日起，其就被广 泛的适用于前者的思维领域，可以说逻辑是法律能运作以及法学能成为一门学科的根本。虽 然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不是逻辑，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逻辑似乎对于法律并不是 最重要的，但这完全是一种缺乏语境和背景的曲解，霍姆斯说这话主要是对传统僵化三段论 的逻辑模式的一种批判，而这并不是对于逻辑思维的批判，根不能否定逻辑思维对于法律的 重要性。从横向上看，学者们在对法律思维进行定义时总是要在定义中明示或暗示的加上逻 辑的字眼或逻辑的方法等，这也证明逻辑思维对于法律和法律思维的重要性，两者在概念上 是难以分开的。而当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界定是，我们可以看见这种思维方法与逻 辑思维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法律最为定缀对此加以限定。而从功能的角 度来看，逻辑思维的方法，具有立法的促进功能，即通过对于客观事实的抽象形成满足于法 律的要求的概念，从而促进法律发展；具有司法的适用功能，孟子说“徒不能自行”，这句 话的原意是想强调人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性，其实更确切的讲，人的重要性体现在他能运用 逻辑思维的方法，通过对具体的案件事实的梳理，对已有法律的发现，并将发现的法律与具 体的案件进行客观的推理和论证得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司法结论，全过程都体现也都需要人对 于逻辑思维的运用。因此，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是一种法律思维而且也是唯一满足法治要求的 法律思维。 （二）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哪一种是当下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论述了辩证思维不是一种法律思维，更不可能满足法治发展的需要。 而逻辑思维则是唯一的法治的主导思维。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是这样的吗？是不 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悖论呢？而当下中国法治进程的主导思维究竟是逻辑还是辩证呢？ 笔者认为这的需要从主体入手即从推动法治的力量入手进行分析。从大的方向上我们可 以将中国法治的推动主体划分为官方、民间、法律人这样的三个主体。事实上这三个主体的 界定是存在一定问题和漏洞 ，但是这里为了方便我们的讨论，假定三个主体中的个体所持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三个主体中的个体所持的观点长期内不可能改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官 方推进法治的主导思维是政治思维，即具有很强的命令与服从的色彩，又具有运动式的色彩， 此外，比较关注行为的的效率与效益，对于程序具有很强的排斥性，最后应该是中国所独有 的具有很强的政党性；而法律人推进法治的主导思维主要是以逻辑思维为主导的法律思维， 即在思维主要依靠严密的逻辑的思维，在方法上综合运用各种逻辑的方法，既具有严密性、 客观性的色彩，同时又抱有一定的浪漫主义、完美主义的追求；最后是民间主体的思维，民 间主体的思维本身具有很强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当下中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 维也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笔者认为民间思维主要是介之于官方思维与法律人思维之间，缺乏 其独特性，如果其有独特性就是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决定主导思维的主要是主体的力量和实力占优势一方的思维。通过各方力量和实力的对 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下在中国的三个主体中最有实力的是官方，而且这种实力差距非 常的明显。即官方处于中国社会的力量的绝对中心，其他两个主体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此， 中国当下中国社会法治的主导思维实际上政治思维。现实中各种与这种思维相违背的思维， 都会受到这种思维的打压，而这种思维在法治的实践中享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所谓的辩证思 维不过是这种思维用来打压逻辑思维的一种工具而已，而逻辑思维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成为一种应然的中国法治主导思维。 三、结论 从上文的论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应该也必须是逻辑思维。但是这一 点在当下我国社会中表现的并不那么明显，主要是受到来自传统思维的挑战如辩证思维以及 极为强势的政治思维的打压。正如陈金钊老师所言“我们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不是很重视逻辑 分析，混沌、整体、辩证地看问题是我们思维的特点。正是因为整体性思维忽视形式逻辑， 使得与法治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难以在全民中形成，这成了我们进入法治时代的一个障碍性因 而法治建设需要的是一种以逻辑为主导的法律思维，逻辑思维是法律思维的基础，离开演绎推理、类比推理等方法法治将寸步难行。“对于我们这个不重视逻辑的民族来说，对 逻辑绝对化的批判对我们没有现实意义。” 而为了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进程，我们需要做的是运用逻辑规则来保障法律意义的固定性，以便给人们以可靠的预期，重塑法律的权威。此 外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法治觉不是一个朝夕之间就能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法制实践中坚持运用逻辑思维来指导和帮助我国的立法、司法、执 首先是三个主体的称为的不恰当，应该是三个群体更好，其次是每个群体中的各个个体不一定都持着一种思维，再次是忽略了群体中个体的思维具有可塑性，是可以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法工作，尽量减少来自政治思维和传统思维的干扰，在点滴的积累中逐渐实现我国的法治。

『伍』 中国法制社会如何实现

如何实现中国法治
1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 建立健全由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
3加强普法宣传和普法教育。
4解决百姓的法律救济难题。

『陆』 中国法制的现状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行 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

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具体来讲，中国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事业还面临以下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领导干部中的人治现象、公民中的非法治现象、社会上轻视和无视法治的现象，在有些地方、部门、领域和群体中有所抬头和蔓延。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实际上被统一于党委的“一把手”，法治被“人治”所弱化，依法治国从党领导人民实行的“治国基本方略”，演变为某些地方和部门“维稳”以及发展经济的工具。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待不断完善，立法质量需要不断提高。立法中存在的部门利益、特殊群体利益问题，部门立法争权夺利问题依然存在。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仍未消除，一些明显带有部门或集团利益痕迹的立法，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行政部门借立法扩权卸责、立法不公等从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和法律的实施。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是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普遍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许多法律形同虚设（参见表2）。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时有发生；法治缺乏权威，司法缺乏公信力；公民“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等问题。加强法治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仍是一项艰巨任务。

五是政府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和不执法、乱执法问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少数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寻租、贪赃枉法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执法倾向，如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等；粗暴执法激发冲突，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极端恶性事件，突出表现在征地拆迁领域。

六是司法改革轰轰烈烈，解决了办公条件、经费、人员编制以及一些长期制约法院、检察院建设和发展的体制机制等老大难问题，基本上实现了各个阶段司法改革方案预设的目标，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效率、司法公信力和干预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

七是“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公职人员贪赃枉法、权钱交易、执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对法治造成损害；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是对党领导的中国法治建设事业的极大挑战。

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民主法治建设任务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目标，未来中国法治发展的总体思路，应当努力实现四个基本转变：

1.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依法治国实践进程中和社会主义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从法治到社会主义宪政的转变，从制度上程序上实现“三者有机统一”。

2.是在我国法律体系如期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民主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从法律体系构建到法治体系建设的转变，尽快从法律大国走向法治强国。

3.是在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达成后，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实现从注重立法到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转变，从纸面的法律向生活中法律的转变，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四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维护党权、建设政权和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从法治的表面“维稳”向深层次解决社会公平正义和权力腐败问题的转变，用法治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更加夯实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民意基础和法律基础，为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柒』 中国何时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目前来看很难！

所谓抄的“维稳”袭其实还是 他们抓权 独揽的基本表现！

不管是谁当老大 都在按着这个走，

那当然，不用追则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搞个西方民主那样的 动不动被质疑 被谴责甚至是下台，

乃至 季莫申科 阿扁 英拉 等等 都要上法庭的结果！

所以 他们心里有数的！

真正的民主 目前来看 靠着他们改 估计很难的了！

除非········

『捌』 如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一、坚持科学立法，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必要前提。迄至今天，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领域、新情况、新特点，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及时制定、修改、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使立法更加充分地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更加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二、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法治国家对政府行政活动的基本要求。深入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一是要求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二是要求合理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正确使用相关行政措施和手段，避免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三是要求程序正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尽可能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四是要求高效便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五是要求诚实守信。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
六是要求权责统一。通过科学的法律和其他制度，合理规定和配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和责任，保持责任与权力的对应;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切实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三、坚持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发挥着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社会成员合法权益，建立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重要作用。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要坚持司法公正。严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理性地权衡案件所关涉的各种社会利益，妥善把握和处理好案件所关涉的各种关系，对各类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对各种纠纷予以有效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实现司法高效。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不断完善司法程序，切实改进司法作风，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全面提升司法活动的效率，有效应对社会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
要树立司法权威。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切实做到公正、高效、廉洁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全社会要依照宪法的规定，尊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尊重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决。
四、坚持全民守法，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社会成员知法、信法、守法、用法，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社会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带头遵守法律;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在享受自由和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运用法律规定或法律允许的方式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掌握和熟悉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五、强化监督制约，构建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社会主义法治是“治官之治”和“治权之治”。要从法律上构建起“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以保证执政党的权力和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种权力的设置和行使始终不偏离我国民主政治的正确轨道。要围绕权力运行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完善各种权力的配置，统筹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以及行政机关自我约束与监督的作用，扩大公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有序参与，强化人民群众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广泛监督，同时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从法律上规范各种监督行为，不断提升监督的科学性、合理性，建设性和实效性。

『玖』 法治中国进行式论文1500字

2011年7月2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承办的“中国未来十年的政治、政府与法治建设” 学术沙龙在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

此次学术沙龙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任远教授及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院、高研院等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沙龙。

本次学术沙龙共分两个单元进行。在第一单元，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唐亚林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顾肃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分别作了题为“预算民主与未来我国法治民主建设的逻辑起点”、“未来十年中国政治发展亟待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技术治理与制度优化：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变革之道”、“也谈正义的重要性”、“中国未来十年民主政治建设展望与设想”、“ 社会变迁、社会失序与宗教道德的认识”、“ 关于提升我国政府未来10年对欧工作强度和效率的思考和建议”、“上与下：损益之道”的发言。

在发言中，韦森教授主要就将“预算民主”作为我国未来十年民主法治建设之逻辑起点的思想进行了阐述；郭定平教授主要就未来十年国家建设与民主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就激活人大、做实人大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唐亚林教授主要就当前政治条件下通过技术治理和制度优化促进公共行政改革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刘清平教授提出了“正义是硬底线”的观点，并阐述了通过人权保障和民主监督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思想；顾肃教授主要就通过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进行了讨论；范丽珠教授主要就当前中国的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失序、精神危机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丁纯教授主要就未来十年欧洲整个经济社会局势、中欧关系未来走势等问题进行了阐述；陈润华博士则主要结合中国古典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审慎精神进行了呼吁，并基于社会结构对政治治理的损益之道进行了阐述。

在讨论环节，郭定平教授就顾肃教授通过党内民主实现政治民主的思想进行了商榷；唐亚林教授就基层民主问题进行了补充性阐释；吴冠军博士就范丽珠教授所讨论的失序进行了进一步的厘清，并提醒大家注意区分“正确”（正义）与“正常”；孙国东博士提醒大家注意讨论此类社会实践问题时的身份和立场，并就刘清平教授“正义是硬底线”的观点是否低估了“正义”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在第二单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陈周旺副教授、陈玉刚教授、敬乂嘉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分别作了题为“社会建设与政治发展”、“治安体制变革与国家建设”、“全球化对中国未来十年政治发展的挑战”、 “从行政国家到协作国家”、“ 中国社会的‘理想图景’”、“ 社会保障与法治中国道路论”、“ 中国未来十年法治建设：中国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发言。

在发言中，邓安庆教授主要就学者的角色、社会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陈周旺副教授主要就中国治安体制的变化及其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陈玉刚教授主要阐述了在全球化带来的思潮的挑战、风险的挑战、治理的挑战、结构性挑战等背景下如何进行制度创新的问题；敬乂嘉副教授主要就以“协作国家”理念促进中国政治建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吴冠军博士主要就知识分子对理念的塑造作用进行了论述；孙国东博士主要就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确保公民人格平等、进而促进规则意识和法治中国之形成的思想进行了阐述；林曦博士主要就规则至上的限度及中国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进行了论述。

在讨论环节，任远教授主要就改革的目标和动力问题进行了阐述；刘清平教授主要就正义作为底线的思想进行了补充性说明；陈润华博士就“自由”、“民主”等西方词汇与生活世界的隔膜提出了质疑。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大会进行了学术总结。针对与会学者的发言，他主要强调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文社会科学不应高估预测的职能，而首先要对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第二，知识分子可以和民众一样讨论中国社会实践的热点问题和重大问题，但关键是讨论的方式必须是学术的。第三，对法治、民主等所谓现代性价值的讨论必须对其前提性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而这就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性和文化性所建构的意义结构，进而结合中国语境展开深入的讨论。此外，邓教授还进一步揭示了关于国家建设的讨论之所以开启的背景，并就今后讨论的方向进行了学术定位。就前者而言，他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构成了我们讨论的主要背景；就后者而言，他强调，在讨论中国未来十年政治、政府和法治建设的问题上，如何打开悬置的意识形态争论、如何真正开启新一轮的关于“中国向何处去”或“成为什么样的中国人”的讨论、如何开启关乎中国未来整体发展方向的“中国理想图景”的大讨论，应当是中国未来十年国家建设的首要核心问题。

来源于：论文发表 http://www.126lun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