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依法治国

『壹』 孟子与韩非子各提出哪些治国方略

孟子治国方略：

1、孟子提出施行仁政, 首须“制民恒产”。他说：人民有了恒产, 才有“恒心”, 有恒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固守家园；否则必将胡作非为, 扰乱社会。

2、以农立国的中国封建社会, 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一家一户是生产单位, 男耕女织, 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孟子规划的蓝图, 正好满足八口之家的农业小家庭的生产、生活需要。

3、儒家治国方略, 首重为政以德。注重家庭伦理, 做到父慈子孝维系骨肉之亲；夫妻和睦相处, 保持内外之别；老少之间能尊老爱幼, 有尊卑次序；进而扩展到社会, 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 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 如此, 整个社会才能保持和谐安定。

4、治国方略强调革故鼎新, 因时变法。并非对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只不过是对旧制度作某些局部改变, 无非是着眼于抑制豪强兼并势力, 上以强化中央集权, 防止社会分裂；下以轻徭薄赋, 减轻人民负担, 防止社会动乱。

韩非子治国方略：

1、提出了“任法”“用术”“集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主张以法治国、中央集权，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2、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3、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贰』 韩非子以法治国的背景和目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叁』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强调什么

1、依法治国。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韩非子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2、法不阿贵。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在国家政体方面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3)韩非子依法治国扩展阅读：

韩非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

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子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

韩非子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子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肆』 韩非的法家思想就是今天所谓的"以法治国"吗

庄子：抄战国时道家的代表人袭物,继承并发展啦老子的道家学说和唯心哲学,认为世界就是“me”的主观产物.庄子鄙视富贵利禄,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不公平社会现象.
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商鞅的严刑峻法主张比韩非子更早）.韩非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意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法不阿贵”.这种思想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是有积极意义的.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种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

『伍』 孔子和韩非子的治国思想有什么不同

孔子和的治国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版以德，用道德权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或礼治。

韩非子的治国思想：

韩非在国家政体方面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韩非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5)韩非子依法治国扩展阅读：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适应战国末期治理乱世的历史环境，对秦王朝统一中国功不可没。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中央提出的治国方略，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期礼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形成的治国思想。

"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改造了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指导意义。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陆』 《韩非子》中关于以法为本治国的论述

韩非认为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饰邪》)。法是体现国家利益的，如果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重视了法，就能富国强兵，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功业。

『柒』 韩非子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

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韩国人。他吸收了先秦法家的治国思想，在总结各国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依法治国”(《韩非子．有度》，下引只注篇名)的策略方针(诸如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等)，因而被世人称之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归结起来韩非的治国思想有三个境界。 在治国之道的选择上，韩非认为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国。“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制分》)在韩非看来，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国而不用人治。依法治国的提出是相对以礼治国而言的。因为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初期，是依靠礼来调解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但以礼治国并不排斥刑罚，而是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礼和刑分别施予不同对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对宗法贵族施之以礼，对平民施以刑罚，这是礼治最明显的等级性特征;礼治社会没有成文法只有习惯法，且“礼和刑罚秘而不宣”，刑罚的裁决只是官吏根据风俗习惯来判定，呈现出随意性和不公开性。 韩非之所以主张依法治国，其一是因为宗法贵族内部已经“礼崩乐坏”，礼治已经丧失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需要用具有强制力的法来调整;其二是在靠实力说话的时代，需要用法来明确规定赏罚的内容，以鼓励民众努力耕战进而富国强兵。韩非之所以把依法治国看成是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因为:法具有规范性。“一民之轨，莫如法。”(《有度》)“明主之法，揆也。”(《六反》)有了法，臣民会按照法的规定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进而会形成“以功受赏，臣不德君……以罪受诛，人不怨上”的局面(《外储说左下》)。法具有公平性。“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法律不偏袒权贵，无论是宗亲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具有公开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难三》)法具有强制性。法律是关于赏罚的号令，因而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韩非认为“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将宁。”(《扬权》)“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饰邪》)在韩非那里，法律的强制性是与道德相比较而存在的，而法制作为治国的最高境界，也是针对德治和人治即礼治而提出的。 在执法过程中，韩非认为最高的境界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有刑法而死无螫毒。”(《用人》)法律是臣民行为的标准，执行法律的最高境界，是有赏赐和惩罚但却没有君主个人的喜怒，有刑法而没有君主个人的狠毒。其一，韩非认为执法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在《安危》篇中，韩非通过对危道和安术两个方面的论述，把严格执行法律看成是关涉国家安危的大是非:“危道:一曰:斫削于绳之内，二曰:斫割于法之外。”“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安危》)他以射箭为例:“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用人》)在他看来，放弃了靶子而胡乱射箭，虽能射中小的东西但不能算技巧;放弃了法制而胡乱发怒，虽然杀了人但奸邪的人不害怕。因而，必须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其二是不能随便赏罚。法律是关于赏罚的标准，严格执行法律就是要恰当地实行赏罚:“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民不惩易为非。”(《难二》)“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夫发困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难二》)韩非认为:打开仓库赏赐贫穷者，这就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监狱释放轻囚，就是不惩罚有罪的人。其三，使用刑罚的最高境界是“不辟亲贵，法行所爱”。晋文公问狐偃刑罚的极限在哪儿?狐偃说不回避亲人和权贵，对所宠幸的人也施行法律。晋文公说，好!第二天，下令在陆圃围猎，以中午为时限，迟到的人处以军法。这时，文公所宠爱的一位叫颠颉的大臣来迟了，执法官请求按法治罪，文公流着泪犹豫不决。执法官说:请让我执法。于是斩了颠颉的头公开示众，借以证明法律的真实。韩非认为:法律是规定臣民的行为标准，是实行赏罚的标准，如果执法过程依据情理就会丧失法律的度量，法度的丧失，并不是法律本身的失误，而是有了法律之后又兼用智慧的恶果。(《制分》) 法律既是惩治犯罪的工具也是预防犯罪的手段。如何使臣民不犯罪、犯罪后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凡治之极，下不能得。”(《扬权》)韩非以为，治理天下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臣子无机可乘。那么怎样才能不给臣子留下犯罪的机会呢?“饬令，则法不迁;法平，则吏无奸。”(《饬令》)在韩非看来，一是要使法律完善;一是要保证法律规定的内容一定施行。法律的完善，就是法律的制定要从人性好利恶害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这样一种现实，而不看重、不指望“自直之箭、自圆之木”(《显学》)和“太上之士”(《忠孝》)，而是“不恃人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显学》)，“不侥幸期望乱臣不欺诈”(《守道》)，在法律制定的问题上，韩非主张“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其法易为，故令行”(《用人》)。法制容易遵守，因此命令得以执行。设的奖赏应该是百姓能够争取得到的，惩罚的举措百姓能够回避。如果不是这样，百姓就不会被驱使和震慑。人们在有法律、有惩罚措施的情况下所以会犯罪，在韩非看来是因为法律和惩罚措施不一定实行，因而人们有侥幸心理。他指出，“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天下不为也。”(《内储说上》)韩非的主张是:要制止犯罪，就要在完善法律和发现、惩罚犯罪上下功夫。

『捌』 依法治国与韩非子依法治国主义的区别

区别就在于根本目的不同，韩非子的法治理念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今天的法治理念是为了建设小康社会，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最终的服务对象或者是受益对象不同

『玖』 《韩非子》一书中为什么会提出“以法治国”

《韩非抄子》一书中，纵观袭天下形势，针对韩国变法不彻底的弊端，全面总结了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经验利教训，提出了“以法治国”，“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政治理论。韩非提倡法治，他写作《孤愤》一文的目的，就在于揭露法家和旧贵族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