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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道德

发布时间: 2021-03-05 19:07:02

⑴ 沉睡的辉煌读后感1000字

前些日子,我单位党支部给每位党员都发了一本厚厚的大书。书名叫《苦难辉煌》。并要求每人写一篇读后感。说实在的,写读后感我不犯愁,犯愁的是没有时间读呀,不读哪来的读后感呢?有人建议我到网上去搜索,看别人是咋写的,然后弄几段凑合一下就得了。虽然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那样实在是对不住党支部,同时也对不住这本书的作者。我想,上面让我们写读后感的目的,实际就是让我们抽空认真的读读这本书,了解一下中国革命的苦难与辉煌。至于读后感吗,那就是你看过之后,有哪些认识和感想,写写交上去,也让上边知道你确实是看过了。可是如果上边紧着催要,下边没办法,那就难免会想办法走邪道了,那也就失去它的真正意义了。所以,尽管小组长总是催我要读后感,可我实在是没得可写呀,因为我没时间看书,每天工作特忙,所以只好一推再推。通过挤时间翻阅,大致的浏览,总算对该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这才着手写这个读后感。
由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读书笔记 www.hougan.com)战略学博士生导师金一南编撰出版的这本厚厚的,名为《苦难辉煌》的大书,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长篇巨著。
该书分十六章,详细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最后的胜利,毛泽东的英明领导都是历史的发展必然。
尽管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国共产党才刚刚诞生,还没有长大和成熟,可他毕竟也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硕果呀,尽管他并不像国民党蒋介石那样受重视和支持,可它在经过一系列的艰难困苦的挫折之后,也找到了英明的领导人和正确的革命路线。www.330011.coM那就是毛泽东的领导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武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通过建立自己的政权,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得革命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的运用马列主义思想,而不是教条的照搬苏联的那一套。通过纠正党内的左的和右的一系列错误之后,通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又通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能够丰衣足食,从此再不受他人的要挟和控制,走出了自己自力更生之路。
后来又通过八年的抗日战争的考验,共产党历来是以抗日的民族大业为己任的,不像蒋介石那样屠刀总是对着国人,对着中国共产党人。他那么做,无非就是怕将来有人夺他的权,罢他的官。可你越是杀人,就会越不得人心,越造孽,最后不但全国人民不支持你,连老天也会惩罚你的。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但是一再的屠杀共产党人,极力叫嚣攘外必先安内。而且他还借助外国势力向共产党人施加压力,进行多次大扫荡。对全国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苛捐杂税层层盘剥。使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对军队又搞嫡系和非嫡系之区别,弄的上层领域勾心斗角,互不团结,你想他能不最后失败吗?
据说当年斯大林最看好的就是他蒋介石,毛泽东根本就没被人家瞧得起。
在社会大变革中,谁是真龙,谁是草鸡有时是可以变的,有时你认为行的,后来可能因为某种不可估量的事件原因又不行了;原来你没瞧得起的,可能因为人家的睿智,懂得审时度势,顺应天理,突然就一鸣惊人了。所以凡事都不能过早地下结论,而是要观察观察再观察呀。当然在观察当中不妨给予适当的关怀和帮助,表扬和鼓励,说不定他会记你一辈子的。可你若一下子把人看死了,到后来你肯定会吃亏的。苏联看错了人是一个错误,蒋介石杀人如麻的做法也是逆天而行的,所以他注定是最后的失败者。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他兴旺到衰落的过程,只不过蒋介石的衰亡来得太快了,从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才28年。而这28年当中,他一直都在战争中生活,不管是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他的枪口总是对着自己人的时候多。至于四年的解放战争,那更不用说了。但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的一切努力不是在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在为他的江山和统治地位而战,所以最后失败也是必然的。
中国共产党带领着全中国的劳苦大众,用自己手中的枪杆子,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从此当家做了主人。近几十年又通过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因此我们的国家富强了起来,成了屹立于东方的醒狮!可以说从过去的苦难中熬出来了,今天终于看到了辉煌。
但是,作为我们国家执政者的共产党人,不能丢掉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在成绩面前骄傲,我们还应该再接再厉,不断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以使我们的人民更拥护我们,我们的江山更牢固,前途更辉煌。

⑵ 金一南 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为什么中国还能打赢抗战

80年前的今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
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9万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规模空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的兵力却不足2万,10天就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还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教士”、“练兵”。
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
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身后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给养;联军部队包围北京,又得民众指引从广渠门下的水道攻进城内。
攀墙围攻皇宫,还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站在那里,麻木地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之后,旧中国被踢开国门、遭到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了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发动“七七”事变?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审汪精卫时说了一段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
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
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
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100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
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那样的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多么软弱、政治有多么腐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软弱、腐朽与涣散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唱出了这样的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因为当时中国的状态,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表面看他们的根据是充足的。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王克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
他1940年2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3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国”,同时也指出:“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随后组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可见一斑。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但这一轮它错了。它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重复,以为还会像甲午战争消灭大清北洋水师和击溃清朝陆军就可获得丰厚的割地赔款一样,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中国。这是它最主要的战略盘算。它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他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本发动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经历就十分典型。钱伟长1931年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
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五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抗日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随着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一亿人口。
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
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其《华北治安战》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
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
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一个村庄。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没想到的是,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
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
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这些孩子让人感慨不已。1000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
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
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如毛泽东所说“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4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苦难。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拿破仑的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也一直在沉睡,长期沉睡。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这头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这一失败来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蕞尔小邦”日本也能强令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获得空前的割地和赔款。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睡狮开始觉醒。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
甲午战争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以传统“世外桃源”为乐趣的这个阶层,通过“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全面参与到国家政治历史的进程之中。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1937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说了一句话:“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这个问题已经由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回答。当了汉奸的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1948年病死狱中。
1938年抗战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另一个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只有留给中国共产党人了。
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今天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不会这样快就到来。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840年开启的民族救亡命题的标志性终结,又是民族复兴命题的标志性起始。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说的“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说出了100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就如国家主席 2014年3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讲的那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⑶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请你谈谈我们应该怎么做

写作思路:立意要正确正确是文章立意的第一要义,所谓正确就是要保证文章的感情和思想观点正确,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符合我国基本政治原则,符合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能给人以积极的启发。

正文:

身为中国人,看着我们的祖国在世界的舞台展现风采,心里有种莫名的自豪感。但是想起过去,我们依旧还未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别人会说:“不能忘记过去吗?干什么要记得那么清?”忘记,那几十年的耻辱,怎能说忘就忘。忘记过去,不但意味着背叛,还意味着将来可能还要重复。所以我们要铭记历史,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大胆突破,敢为人先、敢于胜利的创举。

我们的先辈以大为畏的精神,历经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最终让一个,崭新的中国在积贫积弱中浴血重生,站立起来,从而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此生无悔入华夏,如有来世,还要做中国人那抹红色。强烈的爱我中华、强我中华的精神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荣耀,更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将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不畏艰难,成为祖国新的栋梁!

金一南教授说到共产党是因相信才看到,而不像大多数因看到才相信。这不就是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吗?不畏挫折的艰苦奋斗,心中坚信一定会成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为了人民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民不就是共产党人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和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要有一种精神的,爱自己的祖国,甚至为了她愿献出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生命。

红色,它是南昌冉冉升起的军旗,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红军历经长征的磨难而坚不可摧的意志,是.........

现在民族复兴使命已经交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不负韶华,砥砺前行,在民族复兴路上,成为有理想、有信心、有担当的追梦人。

⑷ 苦难辉煌读后感

[苦难辉煌读后感]

题记:公司近期要求党员认真研读《苦难辉煌》一书,作为任务要写一篇读后感,苦难辉煌读后感。

《苦难辉煌》这本书描述的是我们党和军队早年的革命史,围绕“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思考。

应该说,我们党和军队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赢得了无数辉煌胜利。金一南为什么单单选择这段历史,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我觉得从我党我军发展史看,这段历史确实惊心动魄,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大书特书,最能回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但仅仅是这样吗?我觉得还不尽然。这本书看似讲历史,实则讲今天;看似问过去,实则问未来。现在,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经济规模、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但理想信仰、精神追求、道德文化等软实力差距还很大。国家和民族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与精神层面的东西轰然而遇。当物质极大丰富后,我们的信念寄托、精神归宿在哪里?社会上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伦理危机、丑恶现象?这是我们的国家、民族走向未来无法回避的重大命题。梁启超讲过,过去中国失败,表面看是器物上有差距,再细看是制度上的差距,再往深里看是文化上的差距。金一南同志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历史问题,表现了可贵的问题意识,读后感《苦难辉煌读后感》。从问题开始,将以肯定结束;从肯定开始,将以问题告终。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时代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有一种说法:不满现状最具破坏性也最具创造性。不满现状就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开始。牛顿的问题意识的确很强,在他之前苹果从树上掉下多少年,唯有牛顿把它当作问题,这才有了物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后来落后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这些问题都引领了前进的方向。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比较好,提炼的思想也很深刻,这也是我们当前需要大力提倡的治学态度。要不断地提出问题,给自己提问题,给别人提问题,给世界提问题。当前,在国家安全战略、军事理论创新、学校建设转型和高级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思考,并通过我们的研究,给中央、军委提供决策咨询,给我们党和军队提供解决问题的良方。只有不断地提出问题,才能激活我们的思想,才能做好学问,培养一流人才。

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昔日的战场已硝烟散尽,一个伟大时代的宏伟画卷正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历史是相对的,辨证的。过去相对现在是历史,现在相对未来是历史。我们作为后来人,正在续写着历史,必须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跑好属于自己的一程,做好历史的传承者、创造者。

我常想,如果没有国名党第五次反围剿,也就没有长征;没有长征就没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也就没有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日;可是历史没有假如,历史就是历史。
从苦难走向辉煌,中国历史经历了百年的历程,列宁讲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不能深刻感触过去,怎能获得腾飞的翅膀?我们在享受着今天金钱给我们带来富足生活时,我们可会翻开历史看看,去充实一下心灵的空白,去缅怀一下无数先烈,告慰一下心灵那点空白。。。。。。
〔苦难辉煌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⑸ 急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演讲稿哪位高人能尽快解决一下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履行历史使命与当代军人价值追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召唤新一代军人建功立业。
●履行使命是军队核心价值所在。军人,只有在履行使命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历史使命为官兵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本职岗位是履行使命的最佳平台。

使命,一个神圣的字眼,一份厚重的责任
军队与使命同生,军人与使命同在。胡主席关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拓展了军队的职能任务,也进一步明确了新一代中国军人的价值取向。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每一位军人肩头都有着沉甸甸的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官兵对我军历史使命的内涵非常认同,但对履行历史使命存在模糊认识,觉得这是领导干部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或感到自己人微言轻,起不了多大作用。深刻领悟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进一步明晰当代军人的价值追求,强化每个军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卓有成效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在履行历史使命中实现军人的自身价值,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使命与历史的传承
使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历史使命,是一定历史时期军队基本任务、奋斗目标的总概括。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从来都是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确定的。翻开我军历史,忠实履行使命,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军成长壮大的全部过程。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承担着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出现的红军长征精神,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艰苦奋斗精神,董存瑞等战斗英雄身上的不怕牺牲精神等,都是军人在履行使命中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使命任务。祖国一声召唤,一批批优秀军人来不及洗去军装上的征尘,就毅然“跨过鸭绿江”,其中许多英烈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军主要担负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重任。华北和东南沿海军事演习、大兴安岭救灾、’98抗洪抢险、抗击非典疫情……我军官兵依旧用自己的赤胆忠心和满腔热血证明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代代军人就像接力赛跑一样,无愧于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望,尽职尽责地跑好自己手中这一棒,谱写了一曲曲忠实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英雄壮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赋予我们这一代军人新的历史使命。胡主席关于我军历史使命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如何科学运用军事力量”的问题,也深刻回答了新一代军人“肩负什么样的使命、应当怎样履行使命”的问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只能来自强大的国防和钢铁的军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必然依赖新型军事人才和高素质的官兵。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肩上。新的使命召唤着新一代军人建功立业。从视使命为军人天职的杨业功,到“独臂英雄”丁晓兵;从关注当代国际安全领域重大战略问题的金一南,到在“小兵”岗位书写“大写”人生的宗道辉,都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当中,作为一名军人,他的使命感、责任感总是与心中的热血一起激荡,总是与时代的号角一起飞扬。

军人的人生价值可以用履行使命来度量——使命与价值的交点
价值观,是对人生追求什么、怎样追求的总的看法。军人的价值观,与常人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特殊的一面。对军队来说,使命重于泰山;对军人来说,使命高于生命。忠实履行使命,是军人的核心价值所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体现了我们这支军队在长期的战争和建设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并与当代军人的价值追求紧密相连。
评价一支军队的存在价值,主要是看其是否为国家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是否满足国家发展的防卫需求。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影响力,也是军人的最高价值追求。清末政治腐败、国防孱弱,李鸿章出访德国,却不知羞耻地对德国首相俾斯麦说,我被一些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不知阁下有何感想?俾斯麦笑答:可我没听说有人叫我为西方的李鸿章。操办北洋海军的大臣尚且被人如此羞辱,晚清时中国军人在世界军队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因此,军队的成败往往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也与个人的荣辱紧紧相连。
古往今来,军人作为国家的保卫者,从来都是与国家唇齿相依、存亡与共。在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利益需要时,军人必然首先挺身而出,为国家建功,为民族赴义。军人的这种使命感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外在表现,更是核心价值观对军人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价值观是通过人们日常的习惯、技能和行为反映出来的人类的品行和美德。”军队的核心价值观支撑和左右着军人的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从更深层次影响着每个军人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并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要精神因素。一位基层军官曾这样袒露过自己认识军人使命的心路历程:1998年抗洪大军从大堤上撤下来时,一些部队即将被撤编,很多战友即将转业复员,有些同志心情比较压抑。但当道路两旁欢送的人群中,投来无数热切的目光,发出无数欣慰的赞叹;姑娘和孩子们往军车上抛鲜花,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则递上鞋垫和煮好的鸡蛋,我们似乎感觉到了那肩上沉甸甸的使命责任,在那一瞬间重新意识到军人存在的价值。这一事例表明,军人的个体价值与军队的核心价值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并通过履行使命来实现。
我们并不反对想学技术、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等官兵的个人价值诉求,但如果把实现个人价值与履行使命对立起来,没有对履行自已肩负使命的坚定信念,就很难达到个人价值追求的目标。翻开军史可以发现,每当军队建设与发展处于重要转型期,都要呼唤大批社会优秀青年到军队服役。这些有志青年都出色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在履行使命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实践充分证明,军人,只有完全融入军队发展建设的大潮之中,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军队的事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在奉献自己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为每个军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每个军人都应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用历史使命来统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争创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履行历史使命没有“旁观席”——使命与个体的思考
在阿富汗战争中,一名美军特种兵骑在马背上,就可以用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指示器,通过卫星通信系统引导B-52战略轰炸机,对要害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士兵的行动具有了战略意义。
由此可见,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战争呈现战略级筹划、战术级行动的特点,战略与战术的界限日益模糊,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不单是个体力量的简单叠加,个人的力量和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再是微不足道。在联合战场上,一次小规模的陆上战术行动,都有可能运用空、天、电磁和海上力量;统帅部在一个方向上的任何意图,都有可能通过卫星通信系统和战场单兵通信系统将指令传达到某一个士兵;任何一个局部、一个阶段,对全局都有比以往更强的关联性。在未来作战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每一个作战单元联系起来,形成一张互联互动的大网,每一个体在其中都将扮演关键的“节点”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评价一个军人的价值,就是要看他在作战系统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和所担负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作为个体的军人与履行历史使命不再是“事不关己”、“难有作为”。诚然,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需要上级机关和相关部门搞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上级领导和相关专家负有重要责任,但整个国防和军队的科学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军事理论、作战方式、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模式及至日常军事训练、管理教育等,而且渗透到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需要全军上下同心同德、锲而不舍地奋斗。从这个意义来说,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上的每个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责任,都能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在和平年代里实现一名优秀军人的价值,就要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宏伟蓝图里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尽到自己的责任。
责任是以能力为前提和基础的。考察人类军事发展史可以看出,每次军事变革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都是使人的才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冷兵器时代,开发和扩大军人的体能;机械化战争时代,开发和扩大军人的技能;信息化战争时代,不但要开发体能、技能,而且重点要开发和扩大军人的智能。未来的信息化战场,知识将由潜在的、间接的战斗力跃升为现实的、直接的战斗力。战斗力的核心因素是人。完成从机械化军队到信息化军队这一革命性转变,需要靠军队肌体每个细胞的“裂变”,需要每一个人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力争达到履行使命的要求。如果你是一名指挥军官,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指挥信息化战争与领导信息化军队建设的能力;如果你是一名参谋,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在信息化条件下为军队建设出谋划策的能力;如果你是一名科技人员,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自主创新意识和技术攻关的能力;如果你是一名战士,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手中武器装备的能力。
本职岗位是履行历史使命、实现军人价值的最佳平台。说一千道一万,履行历史使命,最终要体现到做好本职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去,体现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各个岗位上去。我们所在的每个岗位、所从事的每项工作,都是履行历史使命的组成部分。量的积累必然会出现质的飞跃。每个人达到了自己本职工作的小目标,整个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目标就能早日实现。是不是从本职岗位做起,能不能在本职工作中有所作为,是对我们能否真正履行历史使命最实际的检验。只要广大官兵自觉把本职岗位与履行历史使命联系起来,竭诚努力,顽强拼搏,孜孜求索,勇于奉献,就一定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和军队的强大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⑹ 有人会吗 历史探究

如果一个民族中断了对历史文化的传承,这个民族就将走向消亡!看看现在的年轻人,思想上的迷茫和不知所措,行为上的章法失落和举措失当,哪一样和不了解中华文明传承无关?归根结底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缘故,而历史就是方圆!我总有一种感觉,人们通过初中高中上课了解历史,但是了解的很少,很简单,主动看历史的人也很少,所以历史学家那么多研究成果不被人所知,历史学家的辛苦不是白费了?知识的积累是民族文明的堆积,是民族的财富不会白费。玛雅古文明至今还被重视就证明了这一点。你的感觉不错。一直以来对历史的温习是为政治服务这就是学校里读的历史连常识水平都够不上。也正因为如此让不少人觉得中华文明不如美国的摇滚乐甚至还不如韩国的肥皂剧,但这是历史的误解终将被历史所纠正,这靠的就是正宗的历史学,这就是历史学存在对中华民族文明的意义。从没有想过会读金一南的书,因为我们的专业原本差别很大。他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任职,从发表的文章看,主要做的是时政评论性质的工作;我做的则是实证的历史研究。两项工作性质和方法差距很大,原本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知道金出版有《苦难辉煌》一书(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文字、史实随性发挥,观点及资料引证又全无出处注释说明,因此也没有动过去读的念头。所以会想到必须要读一下金书,是因为今年纪念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许多报刊杂志和电视台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做纪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编辑记者把他们写好的稿本发来请我帮忙在史实上“把把关”,意外发现其中许多错误如出一辙,十分雷同。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些出错的文字,大都是从金书中抄来的。为此我不得不上网把金书相关章节找出来看了一遍,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我最初看到金书是在书店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书里面,想来作者出版这本书时应该也没有想要当历史书来出。既然是文学书,自然也就像“××演义”一样,不应当被人们当成历史书来读。奇怪的是,今年网上各种转载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网站在转载和介绍时都把它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著作来对待。从网上看,作者本人如今看来也忘了自己这本书的文学性,到处去讲“党史研究”,俨然变成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了。这也难怪许多人、包括记者编辑们,大都把这本书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书来读、来引用了。更有甚者,一些来得快的写手,已经不加分辨地把金书讲的故事当成历史真实,抄到自己的书里面去做论据了。以前读过的写中共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权延赤、叶永烈式的,借助大量访谈记录,结合个别档案史料,加以文学性描写;一类是黎汝清式的,主要着眼于文学描述,也大量利用访谈回忆史料,同时特别会就一些历史说法做出个人的解读。两种方式,都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但多少都还有自己的史料发掘,特别是会透过鲜为人知的当事人回忆史料呈现出一些历史细节。金书的写法却与上述作品大不相同。查作者既非专业作家,也无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作者的文章过去基本上都是谈论时政和现实国际关系问题的,几乎没有发表过史实研究性的论文,又如何能够一朝成就一本几十万字的煌煌之作呢?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是借助于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学界同人各种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大量借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不可,只要你能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切实理解他人的研究,准确使用他人研究的史料、史实和观点,把转引的资料或引述的观点、说法的原始出处注释清楚,得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或历史分析。即便是创作历史纪实作品,倘能准确了解宏观背景,基本史实不虚构,一般叙述不离谱,也算O K.让人十分诧异的是,作者身为学术研究人员,照理不会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然而金书从头到尾,大量借助、利用了他人发掘、引用的研究资料,包括直接借鉴利用了学界同仁的研究发现和观点、结论,却既不注转引出处,也不做资料说明,更不去鉴别考证,全书连个最偷懒的“参考文献”都不列,更不用说作者连想都没想过还应该要写上一两句感谢前人研究的礼貌话了。给人印象,书中利用的大量新近发掘的史料和观点,都是作者自己研究发现和创造出来的。其实,金书不仅“借”得不明不白,也“用”得极不准确。今日中国,社会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径,做学问的人也一样急功近利,这确是事实。但是,在学术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大家至少都还是在谨慎地遵守着的。金书作者自认“学者”(金一南在一篇采访文字中明确给自己定位为“研究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的学者”。见《中国青年报》2009年2月20日,B8版),就必须要谨守学者的行为规矩和道德良知。为了让金书作者、也包括那些读过金书的读者知道该书一些史实问题所在,以下特就已读过的金书第一章中比较典型的问题稍加正误与批评。自从政府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开始拿量化指标来管理学术研究以来,“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成为国人见怪不怪的现象了。八九十年代高校中曾经兴起过所谓“剪刀加浆糊”的专业创作队伍,我们今天还经常能发现许多人做科研是靠“抄”的。但是,这种人“抄”也大都还是“抄”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跨行跨专业“抄”,以至错“抄”百出的情况似乎还鲜有见到。而金书却恰恰开了这一先例。以下仅举几例:例一,金书第6页引述北京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两则电报,原文可见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卷,大陆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第九册的一篇课文中即录有这两则电报。相信作者应该是从网上或其他渠道读到的那篇被收为课文的文章并抄来这两则电报的,拿来用也就算了,作者明明不熟悉这段历史,却偏要画蛇添足地去调侃刘镜人的翻译能力。书中写道:“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其实,和20世纪初以来诸如“社会主义”、“共产党”之类的众多名词一样,“广义派”三个字也是从日文汉字用法中借用过来的。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上就有“广义派”的用法了,在刘镜人发出金书所引的这两封电报之前,北京政府以及国内京津报刊也都在使用这一名词了。故刘镜人不是“俄译汉”创造出这一名词,而是借用国内的这一译法以求容易明了罢了。这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作者以为的那种“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情况。关于这一概念当年的使用情况,台湾学者王聿均在1978年出版的学界最早研究这段时间中苏关系史的著作———《中苏外交的序幕》一书时,就专门做过解释。他写道:“当时北京政府称布尔塞维克为广义派、多数党、过激派或激党。”(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控史研究所专刊[10],1978年,第44页)例二,第7页,金书谈及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的一段话,总共90多个字,和台湾、大陆通用的文本相比,竟然一多半不一样。孙越宣言最早发表在上海英文《大陆报》上,当时即有《东方杂志》、《时报》、《民信日刊》等多家报刊刊出译文。译文内容差别不大,最准确的译文属《民信日刊》使用的世界通讯社的译文,1933年《外交月报》校订再刊,以后先后被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和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用为宣言的中译文定本,故以后的中文研究者亦均以此译文为准。该译文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转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2页。)金书转抄的文字是:“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金书引文和通行的宣言汉译本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1920年代的汉译文字,金书引文则是1949年以后大陆普通话流行后的汉译文字。奇怪的是,金书引文中竟然还有一个1920年代有时还会出现的译名“苏菲埃”。作者特地在“菲”字后面加上一个括号,里面注明应是“维”字,给人印象这是1920年代当时的文件。殊不知,当时人的行文习惯,是不会使用“实际上”、“并且”、“进一步”等这一类词汇的。而且,像“孙中山博士”这样的用法也很少能见到。(仅见《东方杂志》第20卷第2号[1923年1月]的译文用了“中山”两个字,这是以孙的化名“中山”来替代英文中“孙博士”一词的。中文译名后面有名衔者,通常不能直呼其名,如孙文,或其化名,如孙中山,多用其字或号。“逸仙”就是孙的号。)因此,金书引文由何而来就让人倍感疑惑了。是不是作者自己另译了英文了呢?当然不是。作者刻意保留那个“菲”字并做订正,就说明作者是想保持抄来的文字的历史旧貌的。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作者知道此一引文实系英文汉译,他理应注意的是译文是否准确,而不是去刻意保留汉译发表时的样子。坦率地说,如果作者真是想保持原貎,理应直接引用原文,同时自行翻译并与其他译文互校。此段宣言文字的英文原文可见于韦慕庭编辑的《ADocumentaryHistoryof Chinese Communism》一书。原文如下:D r. Sunis of the opinionthat,becauseof thenon-existenceofconditions favourable to their success-ful application in China,it is not poss-ible tocarryout either Com m unismor eventhe Soviet system inChina.M . Joffeagrees entirelyw iththisview;he is further of the opinion thatC hina‘s m ost im portant andm ostpressing problem s are the com pletionof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the attain-m ent of full national independence.孙博士指出,共产主义甚至苏维埃制度不可能实行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不存在适合他们成功的条件。越飞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国家统一和获得充分的民族独立。比较通行的旧译文和金书引文,不难看出金书引文既不合当年的行文习惯,又不能准确地反映原文的意思,无论就准确性,还是就中文的行文,都十分蹩脚。既然如此,金书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利用大家至今都在利用的旧译文,而非要别出心裁地去辗转抄来如此蹩脚的一段引文呢?是金书作者不知道在大陆有《孙中山全集》之类的资料书,还是这段引文是作者自己生造出来的?例三,第9页,作者写道:“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现大号标题:‘美克齐美(M axim 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从引述文字的相似度看,作者似乎是从马红霞等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一书第二章抄来的)因系转抄,作者连同“美克齐美”四字后面原作所加的括号中文字也一并抄了下来。查,整个这段话最早出自向青19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按照金书大量出错的资料来源情况分析,作者应该不会去查找30年前向青教授的文章,想必是从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章或书中辗转抄来的。但无论如何,金书所抄的这段文字和向青文章中的文字基本无差,这也说明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自己抄错,凡错者多为来源中即错了。“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最早报导这一革命的是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民国日报》大号标题是:‘美克齐美(M axim 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对比两段文字,可知两者相同度极高。重要的是,作者抄录时完全没有注意这则资料的说法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向青在括弧中做的这个注解并不十分恰当。“M axim alist”的原形是“M axim al”,是极大、极多的意思,加上后缀ism,意为“极多”或“多数主义”。故所谓“M axim alist”,也就是“多数派”或“布尔什维克派”。金书作者既然任职于战略教研部,专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英文理当不差,应该很容易发现转引的这个注解有问题。作者批评刘镜人译文水平不高,把“多数派”译成了“广义派”,自己却不加辨析,照抄了事以讹传讹。不仅如此,只要查一下当时的报纸,就会知道向青当年的说法并不确切,因为上海《民国日报》并不是最早报道十月革命消息的。1917年11月10日当天发表俄国革命消息的就有多家中国报纸,包括《申报》、《时报》、《中华新报》等,不能说《民国日报》报得最早。更为荒唐的是,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这一消息的“大号标题”也不是什么“美克齐美占据都城”,而是“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在此标题下分别转报了俄京电、伦敦电几则消息。因此小标题分别是:“临时政府已推翻”,“新政府即将提出公正之和议”等,“美克齐美党(注意:向青原文漏抄了一个‘党’字,金书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个‘党’字)占据都城”一句,不过是该版三个子标题中的一个而已。这里还特别需要说明一点,上述报道及其内容,其实都可见于目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世界历史九年级教材。那里面对“美克齐美党”直接解释为“布尔什维克党”,由此亦可知作者这段文字肯定不是从中学教材里抄来的。连中学历史课文的内容,作者都会抄错至如此地步,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的确 ,危害到国家或者某些人的利益些什么的。你是必死无疑的。医学院估计就有吧,不算很冷门的据我所知,人的粪便可以体现他的生理情况,有传言说美国CIA就是通过收集对方的粪便而得出目标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进而分析其国家今后的政治走势

⑺ 求一篇以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树理想、践使命、铸忠诚为主题的演讲稿

使命,一个神圣的字眼,一份厚重的责任
军队与使命同生,军人与使命同在。胡主席关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拓展了军队的职能任务,也进一步明确了新一代中国军人的价值取向。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每一位军人肩头都有着沉甸甸的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官兵对我军历史使命的内涵非常认同,但对履行历史使命存在模糊认识,觉得这是领导干部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或感到自己人微言轻,起不了多大作用。深刻领悟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进一步明晰当代军人的价值追求,强化每个军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卓有成效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在履行历史使命中实现军人的自身价值,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使命与历史的传承
使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历史使命,是一定历史时期军队基本任务、奋斗目标的总概括。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从来都是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确定的。翻开我军历史,忠实履行使命,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军成长壮大的全部过程。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承担着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出现的红军长征精神,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艰苦奋斗精神,董存瑞等战斗英雄身上的不怕牺牲精神等,都是军人在履行使命中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使命任务。祖国一声召唤,一批批优秀军人来不及洗去军装上的征尘,就毅然“跨过鸭绿江”,其中许多英烈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军主要担负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重任。华北和东南沿海军事演习、大兴安岭救灾、’98抗洪抢险、抗击非典疫情……我军官兵依旧用自己的赤胆忠心和满腔热血证明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代代军人就像接力赛跑一样,无愧于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望,尽职尽责地跑好自己手中这一棒,谱写了一曲曲忠实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英雄壮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赋予我们这一代军人新的历史使命。胡主席关于我军历史使命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如何科学运用军事力量”的问题,也深刻回答了新一代军人“肩负什么样的使命、应当怎样履行使命”的问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只能来自强大的国防和钢铁的军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必然依赖新型军事人才和高素质的官兵。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肩上。新的使命召唤着新一代军人建功立业。从视使命为军人天职的杨业功,到“独臂英雄”丁晓兵;从关注当代国际安全领域重大战略问题的金一南,到在“小兵”岗位书写“大写”人生的宗道辉,都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当中,作为一名军人,他的使命感、责任感总是与心中的热血一起激荡,总是与时代的号角一起飞扬。

军人的人生价值可以用履行使命来度量——使命与价值的交点
价值观,是对人生追求什么、怎样追求的总的看法。军人的价值观,与常人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特殊的一面。对军队来说,使命重于泰山;对军人来说,使命高于生命。忠实履行使命,是军人的核心价值所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体现了我们这支军队在长期的战争和建设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并与当代军人的价值追求紧密相连。
评价一支军队的存在价值,主要是看其是否为国家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是否满足国家发展的防卫需求。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影响力,也是军人的最高价值追求。清末政治腐败、国防孱弱,李鸿章出访德国,却不知羞耻地对德国首相俾斯麦说,我被一些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不知阁下有何感想?俾斯麦笑答:可我没听说有人叫我为西方的李鸿章。操办北洋海军的大臣尚且被人如此羞辱,晚清时中国军人在世界军队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因此,军队的成败往往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也与个人的荣辱紧紧相连。
古往今来,军人作为国家的保卫者,从来都是与国家唇齿相依、存亡与共。在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利益需要时,军人必然首先挺身而出,为国家建功,为民族赴义。军人的这种使命感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外在表现,更是核心价值观对军人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价值观是通过人们日常的习惯、技能和行为反映出来的人类的品行和美德。”军队的核心价值观支撑和左右着军人的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从更深层次影响着每个军人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并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要精神因素。一位基层军官曾这样袒露过自己认识军人使命的心路历程:1998年抗洪大军从大堤上撤下来时,一些部队即将被撤编,很多战友即将转业复员,有些同志心情比较压抑。但当道路两旁欢送的人群中,投来无数热切的目光,发出无数欣慰的赞叹;姑娘和孩子们往军车上抛鲜花,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则递上鞋垫和煮好的鸡蛋,我们似乎感觉到了那肩上沉甸甸的使命责任,在那一瞬间重新意识到军人存在的价值。这一事例表明,军人的个体价值与军队的核心价值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并通过履行使命来实现。
我们并不反对想学技术、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等官兵的个人价值诉求,但如果把实现个人价值与履行使命对立起来,没有对履行自已肩负使命的坚定信念,就很难达到个人价值追求的目标。翻开军史可以发现,每当军队建设与发展处于重要转型期,都要呼唤大批社会优秀青年到军队服役。这些有志青年都出色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在履行使命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实践充分证明,军人,只有完全融入军队发展建设的大潮之中,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军队的事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在奉献自己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为每个军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每个军人都应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用历史使命来统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争创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履行历史使命没有“旁观席”——使命与个体的思考
在阿富汗战争中,一名美军特种兵骑在马背上,就可以用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指示器,通过卫星通信系统引导B-52战略轰炸机,对要害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士兵的行动具有了战略意义。
由此可见,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战争呈现战略级筹划、战术级行动的特点,战略与战术的界限日益模糊,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不单是个体力量的简单叠加,个人的力量和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再是微不足道。在联合战场上,一次小规模的陆上战术行动,都有可能运用空、天、电磁和海上力量;统帅部在一个方向上的任何意图,都有可能通过卫星通信系统和战场单兵通信系统将指令传达到某一个士兵;任何一个局部、一个阶段,对全局都有比以往更强的关联性。在未来作战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每一个作战单元联系起来,形成一张互联互动的大网,每一个体在其中都将扮演关键的“节点”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评价一个军人的价值,就是要看他在作战系统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和所担负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作为个体的军人与履行历史使命不再是“事不关己”、“难有作为”。诚然,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需要上级机关和相关部门搞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上级领导和相关专家负有重要责任,但整个国防和军队的科学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军事理论、作战方式、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模式及至日常军事训练、管理教育等,而且渗透到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需要全军上下同心同德、锲而不舍地奋斗。从这个意义来说,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上的每个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责任,都能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在和平年代里实现一名优秀军人的价值,就要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宏伟蓝图里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尽到自己的责任。
责任是以能力为前提和基础的。考察人类军事发展史可以看出,每次军事变革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都是使人的才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冷兵器时代,开发和扩大军人的体能;机械化战争时代,开发和扩大军人的技能;信息化战争时代,不但要开发体能、技能,而且重点要开发和扩大军人的智能。未来的信息化战场,知识将由潜在的、间接的战斗力跃升为现实的、直接的战斗力。战斗力的核心因素是人。完成从机械化军队到信息化军队这一革命性转变,需要靠军队肌体每个细胞的“裂变”,需要每一个人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力争达到履行使命的要求。如果你是一名指挥军官,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指挥信息化战争与领导信息化军队建设的能力;如果你是一名参谋,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在信息化条件下为军队建设出谋划策的能力;如果你是一名科技人员,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自主创新意识和技术攻关的能力;如果你是一名战士,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手中武器装备的能力。
本职岗位是履行历史使命、实现军人价值的最佳平台。说一千道一万,履行历史使命,最终要体现到做好本职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去,体现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各个岗位上去。我们所在的每个岗位、所从事的每项工作,都是履行历史使命的组成部分。量的积累必然会出现质的飞跃。每个人达到了自己本职工作的小目标,整个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目标就能早日实现。是不是从本职岗位做起,能不能在本职工作中有所作为,是对我们能否真正履行历史使命最实际的检验。只要广大官兵自觉把本职岗位与履行历史使命联系起来,竭诚努力,顽强拼搏,孜孜求索,勇于奉献,就一定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和军队的强大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⑻ 苦难辉煌的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苦难辉煌》书写的是中国革命史中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入中国,至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激动人心与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冲撞与较量,内外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相互斗争局面极其复杂,各派力量的策略转换空前迅速。

率领工农红军,通过万里长征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炼狱,通过严酷的围堵、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形成的地狱之火,使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

(8)金一南道德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苦难辉煌》的写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金一南看到,转型期的中国在取得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各种思潮汹涌而来,出现了怀疑历史、否定理想、动摇信仰的思潮,人们道德和价值的定位出现了偏差。

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告诉世人:“我们曾经拥有一批顶天立地的真人,他们不为钱,不为官,不怕苦,不怕死,只为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仰。”

从着手收集材料到完成《苦难辉煌》的撰写,他用了整整十五年时间,其间研读了五百多本书,整理了三百多万字的笔记。

为了能够对一次会议、一个人物、一个事件做出准确、客观的判断,金一南对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军阀等政治力量,分别整理出长达三十年的大事年表。按照这张表,他对同一时期这几大力量的战略决策、部署行动,进行反复的比较。

⑼ 你读过哪些令你有跪感的书

1、《寸芒》:

飞刀至,寸芒现,霸王传人现代行!一位青年因为经脉定型,所以内功上不可能有大的成就。可是后来青年却得到一颗丹药,一颗来自修真界的可以脱胎换骨洗经伐髓的‘洗髓丹’。修仙觅长生,热血任逍遥,踏莲曳波涤剑骨,凭虚御风塑圣魂!

2、《重生之最强人生》:

一次跑步锻炼,殷俊从迷雾中穿出来时,已经回到了78年的香江。 这一年,还没有霸占荧幕的综艺节目,没有熟悉的特效大片,也没有耳熟能详的歌曲。 这一年,香江电视剧还没有好戏频出,香江电影也没有火遍全亚洲。

3、《诡秘之主》:

小说拥有一个多元素的背景,可以说构建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在小说中我们看见的世界十分的合理,有逻辑。普通的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非凡者有着非凡者的挣扎,两者既有联系但是又像两个世界一样。

4、《无疆》:

鹰击长空,鱼跃龙门,熊咆虎啸,万物皆有灵。末法之极,磁极轮转,世界变迁。曾经那个熟悉的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神话变成现实,当传说不再神秘,世界无疆,热血永恒。

5、《问镜》:

本书真的算是一本巨制,作者很用心地勾画了一个极其完美的修炼架构,很广阔的修真世界,设定极其严谨,但是这本书却是让人褒贬不一,喜欢他的严谨和设定的人吹爆这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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