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测

『壹』 以法治国基本国策，有什么 特点

1、全局性

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应该由法法律调整的都要实现法制化，都要依法治理：这一方针应成为执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广大公民的共同行为准则。那种认为法治主要是“治民”而不是“治官”的观点是

首都群众庆祝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16]

不正确的。法治有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之分。

古代法治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是代表着先进的阶级、阶层以及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利益和愿望，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但当时的统治者往往把法律当做治民的工具。

现代法治与此则有很大不同。老百姓的行为虽然也要受法律的约束，但法律的作用主要是治官，这是由民主政治代替了专制政治所决定的。宪法出现在近代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宪法的内容很多，但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使其不受侵犯；二是设定和约束国家的权力，使其不被滥用。同时，那种认为法治只是一项具体工作而不是一项影响和决定全局的方针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有四项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深远战略意义，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从实行闭关锁国转变为实行对外开放；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整体性

依法治国是一项从中央到地方，从地区到行业，从立法到执法、司法、护法、守法、学法的系统工程。应上下呼应，左右协调，前后衔接。那种认为依法治国只是中央的事情，“依法治省”、“依法治村”、“依法治水”等等提法不科学、措施无意义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实行依法治国，首先是中央的事情，首先要从中央机关及其领导成员做起；制度改革首先要从中央一级的层次上实施，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实行这一治国方略成败的关键也在中央一级。不强调这一点也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应低估从1985年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和深入开展的“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依法治理包括区域治理（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行业治理和基层治理，内容涉及立法（还有行业与基层的建章立制）、执法、司法、护法（法律监督）、普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是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已经超越“学法必须用法”的视角和把依法治理仅仅当做普法的一个环节的眼界，发展成为一个把依法治国方针和措施从中央推向各级地方、各行各业和所有基层单位的宏伟局面。[17]

3、目的性

战略目标是相对于策略手段而言的。法治国家作为现代一种最进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目标模式，其基本标志和要求是丰富的、具体的、确定的、可预测的。它不应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法治国家”概念，在以往党和政府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从未出现过，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当然，学者早已提出过）。我们强调狭义上“依法治国”是方针，“法治国家”是目标，主要意义是说明“法治国家”有其具体的丰富的内涵，是一种国家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类型与模式，它应具有一系列现代法治原则，不应简单地将它理解为只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它应有中国的一定特色，又必然具备现代法治国家的各种共同特征；它应有自身的性质和客观规律可循，又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予以创新。研究、发展、设计和明确其基本标志及具体内容，以作为前进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和行动的向导，是完全可能的和十分必要的。

4、长期性

法治国家的建成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同步的。法的内容与形式，法律制度的模式选择及其实现，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而必然受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具体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也须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历史包袱沉重。因此，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使其达到理想的境界，在我国大约还需要三十年以至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长期性决定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性进程具有渐进性、持续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不顾主客观条件而操之过急，也不能不去做那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停步不前。如何实现在观念更新尤其是制度变革上的持续性，以始终保持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发展势头；如何在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选择某些重大改革措施，以影响和推动全局的进展，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贰』 法治中国进行式论文1500字

2011年7月2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承办的“中国未来十年的政治、政府与法治建设” 学术沙龙在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

此次学术沙龙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任远教授及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院、高研院等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沙龙。

本次学术沙龙共分两个单元进行。在第一单元，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唐亚林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顾肃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分别作了题为“预算民主与未来我国法治民主建设的逻辑起点”、“未来十年中国政治发展亟待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技术治理与制度优化：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变革之道”、“也谈正义的重要性”、“中国未来十年民主政治建设展望与设想”、“ 社会变迁、社会失序与宗教道德的认识”、“ 关于提升我国政府未来10年对欧工作强度和效率的思考和建议”、“上与下：损益之道”的发言。

在发言中，韦森教授主要就将“预算民主”作为我国未来十年民主法治建设之逻辑起点的思想进行了阐述；郭定平教授主要就未来十年国家建设与民主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就激活人大、做实人大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唐亚林教授主要就当前政治条件下通过技术治理和制度优化促进公共行政改革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刘清平教授提出了“正义是硬底线”的观点，并阐述了通过人权保障和民主监督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思想；顾肃教授主要就通过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进行了讨论；范丽珠教授主要就当前中国的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失序、精神危机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丁纯教授主要就未来十年欧洲整个经济社会局势、中欧关系未来走势等问题进行了阐述；陈润华博士则主要结合中国古典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审慎精神进行了呼吁，并基于社会结构对政治治理的损益之道进行了阐述。

在讨论环节，郭定平教授就顾肃教授通过党内民主实现政治民主的思想进行了商榷；唐亚林教授就基层民主问题进行了补充性阐释；吴冠军博士就范丽珠教授所讨论的失序进行了进一步的厘清，并提醒大家注意区分“正确”（正义）与“正常”；孙国东博士提醒大家注意讨论此类社会实践问题时的身份和立场，并就刘清平教授“正义是硬底线”的观点是否低估了“正义”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在第二单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陈周旺副教授、陈玉刚教授、敬乂嘉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分别作了题为“社会建设与政治发展”、“治安体制变革与国家建设”、“全球化对中国未来十年政治发展的挑战”、 “从行政国家到协作国家”、“ 中国社会的‘理想图景’”、“ 社会保障与法治中国道路论”、“ 中国未来十年法治建设：中国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发言。

在发言中，邓安庆教授主要就学者的角色、社会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陈周旺副教授主要就中国治安体制的变化及其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陈玉刚教授主要阐述了在全球化带来的思潮的挑战、风险的挑战、治理的挑战、结构性挑战等背景下如何进行制度创新的问题；敬乂嘉副教授主要就以“协作国家”理念促进中国政治建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吴冠军博士主要就知识分子对理念的塑造作用进行了论述；孙国东博士主要就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确保公民人格平等、进而促进规则意识和法治中国之形成的思想进行了阐述；林曦博士主要就规则至上的限度及中国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进行了论述。

在讨论环节，任远教授主要就改革的目标和动力问题进行了阐述；刘清平教授主要就正义作为底线的思想进行了补充性说明；陈润华博士就“自由”、“民主”等西方词汇与生活世界的隔膜提出了质疑。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大会进行了学术总结。针对与会学者的发言，他主要强调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文社会科学不应高估预测的职能，而首先要对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第二，知识分子可以和民众一样讨论中国社会实践的热点问题和重大问题，但关键是讨论的方式必须是学术的。第三，对法治、民主等所谓现代性价值的讨论必须对其前提性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而这就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性和文化性所建构的意义结构，进而结合中国语境展开深入的讨论。此外，邓教授还进一步揭示了关于国家建设的讨论之所以开启的背景，并就今后讨论的方向进行了学术定位。就前者而言，他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构成了我们讨论的主要背景；就后者而言，他强调，在讨论中国未来十年政治、政府和法治建设的问题上，如何打开悬置的意识形态争论、如何真正开启新一轮的关于“中国向何处去”或“成为什么样的中国人”的讨论、如何开启关乎中国未来整体发展方向的“中国理想图景”的大讨论，应当是中国未来十年国家建设的首要核心问题。

来源于：论文发表 http://www.126lunwen.com

『叁』 法治的构成要件

法治的实体要件

法治的实体要件，是国家在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应该尊崇的基本制度。我们可以用制度构建的四个原则予以说明。

第一个原则，是一切公共权力都来源于法律，并且最终都受制于法律，没有法律授权的公共权力不得行使。这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这个制度原则，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政府——英国提供给世界的宝贵经验。英国的法治是从剥夺王权开始的，王权最终被法律全部剥夺了，甚至它的王位继承也需要按法律来进行的时候，王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象征，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符号。

当年，约翰国王带兵打仗失败了，贵族们于是开会拒绝国王回国。国王不得不寻求妥协，满足贵族的要求，以达到回国的目的。贵族们开出了一系列条件。比如有这样的条件，“如果你今后要对我们增加赋税，必须通过由我们组成的评议会的允许”，“你要我们服兵役，也必须经过我们评议会的同意”，“通过依法审判，才能剥夺我们的财产，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个评议会就是英国议会的起源，也是世界议会的起源。今天，所有国家在向公民增加义务的时候应当经过议会，已经成为一条宪法原则。国王答应的这些条款概括起来被称作“自由大宪章”。在这个大宪章产生之前，总是法律服从国王；这个大宪章签订以后，人类第一次看到国王开始服从法律。它给人们提供的经验是，法治开始于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什么时候法律把公共权力束缚住了，什么时候法治就基本实现了，只要还有一个公共权力不受限制，可以超过法律，这个地方便没有法治。

第二个原则，国家责任的不可逃避。古典的法治理论，总以行政权为防范对象，其实，立法权和司法权同样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因此，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都要附带责任，这个责任最终都要转化为法律上的责任。只要启动了权力，就应预设责任于其行使之后，以避免伤害人权。

第三个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把它概括为“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这是实体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间的本质区别。形式法治只是表面上的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实体法治则是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最终保障人权。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就是把人的权利宣告出来。宣告公民权利的意义在于，每宣告公民一项权利，就给国家权力划了一个界限，所以宣告权利不是可有可无的。

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的时候，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关于尊重和保障的含义，我认为，尊重对应的是公民自由，在公民自由这个领域里，要求国家尽最大的努力来约束自己不要侵入到公民的自由生活当中，让公民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法不禁止即是自由，所以简称为国家在这个领域里要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侵权。在这个领域，国家越是抑制自己，公民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叫尊重。

保障正好相反，它不是要求国家权力自我抑制，而是要求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公民权利的实现去创造条件，所以这个领域对应的是公民的权利，每一个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国家去提供条件，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要提供保障。比如说社会权、劳动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这些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公权力的保障和积极作为。我们可以从我国义务教育法的修订看到这一原则的影子。从过去的全民办义务教育，到今天由国家来办义务教育，从过去的收费的义务教育，到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的义务教育，都可以看到国家义务的变化。受教育权就是需要国家提供保障，这就叫保障人权。

第四个原则，公民义务的法定化。这也被称作“公民法外无义务”。就是说，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内的义务，任何对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义务，公民都有权拒绝。大家常讲的社会“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其实质就是要求公民履行法律规定之外的义务。中国还有一个有趣的“袖标”现象，除了戴黑袖标的，戴个其他颜色的袖标到街上都可以罚款，袖标的后边其实隐藏着一个公共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让公民履行法律以外的义务，属于变相剥夺群众的财产权，是法治国家所反对的。

上述四个基本制度原则，前两个是约束公权，后两个就是保障私权，这就是法治国家的实体制度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指的是法治实体要件的表现方式，即实现实体要件的技术条件。仅有理想的法治实体内容，而缺乏适合于它的形式，法治仍是不完整的。实体要件与形式要件的统一，才有良好的法治。

第一，要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这一项实际上是对立法提出来的要求，法律的内部不能有冲突，立法的科学化、立法的一体化、立法的价值化都要在这里得到体现。这就要求下位的法必须服从上位的法，法规以外的东西要服从法规。比如，部门的规章要服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要服从法律，法律要服从全国人大制订的基本法，行政法规法律和基本法最终都服从宪法，形成这样一个效力体系，这是一个在立法上的形式要件。

第二，要有一支懂法、守法、并且对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务员队伍。

执法者一定要懂法，养成对法律的信仰，执法者如果不懂法，就如同盲人上路，别人危险，自己也危险。我国制定的《公务员法》，有这样一条，当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有违法律时，可以要求上级纠正，这就是现在媒体炒作的下级可以对上级说“不”。这是媒体上的一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个条款的准确含义，是下级公务员对上级公务员不符合法律的决定和命令可以要求上级收回，而不是说“不”。这是法律赋予下级公务员的批评权、建议权。如果上级公务员不收回，那么执行了以后，由上级公务员承担法律后果，这便赋予了下级公务员一个免责权。所以，这里是两项权利，一项是建议权，另一项是免责权。下面一个条款更重要，明显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执行之后不得免责。也就是说，下级公务员要求上级公务员收回明显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但是上级没有收回还是要求下级执行，此时，如果下级公务员执行的话，他就要和上级一起负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种权利，我把这种权利叫做抗命权，其实质就是法律允许公务员对严重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进行抗命。所以，在解释这个条款的时候，我的理解是，下级服从上级是公务员的基本义务，但是所有的公务员都向法律负责是公务员首要的义务。

第三，要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赋予法院以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权威地位。

法学家们常常把国家权力析分为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三个权力的区别在哪里?我认为，立法权是一个议决式的权力，它一定是集体行使的并且是定期而行的；而行政权追求高度统一，是用命令和服从的方式而展示出来的以效率为特征的权力。与这两种权力相比，司法权有自己的特性。具体来说：第一个特性，是被动性。司法权是被动行使的权利。在这一点上行政权和司法权正好相反，行政权一定要主动行使，行政权一旦被动的话，行政领域就可能被别人侵害；但是司法权不允许主动行使。因此，所谓的“上门服务”、“提前介入”等等，都有悖于司法权的性质，都是司法权滥用的表现。第二个特性，是程序性。司法权是最严格的程序主义的权利，程序是司法的生命，没有程序便没有司法。这一点又可以把司法权和行政权区别开来，尽管我们在一些领域里要求行政权有程序，但是更多的是要求行政权的自由裁量。司法权不允许在程序之外用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逻辑起点，没有程序便没有司法公正。程序公正有一系列的体现，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法官要“给予当事人同等的关注”，这是一条程序公正的原则，如果法官不能给予当事人同等的关注，当事人就感觉失掉了公正。第三个特性，是中立性。行政权要始终代表着公共利益，要始终代表群体利益，代表社会利益。司法权则是中立性的权力，它不能站在一个利益的立场上去代表谁，它必须是中立的。它要中立于两个当事人之间，甚至它要中立于政府和公民之间。所以我说，研究政治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公共利益的管理，研究经济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成本的管理，研究管理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效率和统一性的管理，研究法学的意义则在于改善对正义的管理，正义就是体现在它的中立上。法官与诉讼双方的关系就像一个等腰三角形，司法权是顶角，两个当事人是两个底角，法官与两个当事人之间的距离必须相等。等距，才能表明司法的公正性。第四个特性，司法权是只接受监督而不接受指挥和命令的权力。这一点它和行政权正好区别，行政权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一定有一个指挥和命令它的权力存在。但是司法权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在司法权的面前，所有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上级，就是法律。所以，基层法院的判决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法律的效力上是完全平等的。因为他们背后的法律是同一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法官无上级。所以，对司法权要加强监督，但是要避免对司法权的指挥和命令。最后一个，司法权是终极性的权力。行政权的判断不是终极判断，只有当这个判断最后到达司法权面前并得到司法权的支持时，这个判断才可以称作终极判断，所以，司法的判断是国家的终极判断。

『肆』 国家工作人员做那个法制法制网的那个考试评测成绩有没有限制

国家工作人员做那个法制法制网的那个考试测评成绩应该是没有限制的

『伍』 浅谈什么是法治国家论文

法治国家：就是以法律来管理国家，一个国家能真正做到法治就是有公平，公正，公开的独立司法机构。

『陆』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年远景目标，明确指出，到下世纪初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又再一次肯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社会理想。1999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对1982年宪法进行了修改，将法治与法治国家予以了宪法确认。法治的目标意义更加突出，而且成为了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十五大的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久后，这一目标又被写进我国的宪法，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转变为国家的政治目标。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实行依法治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的。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状况。第三，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第四，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柒』 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和重点

依法治国是法制国家、法制社会、法制建设的关键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