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过程中的问题
1. 行政立法不可以涉及的事项
你的问题有点模糊,如果你说的是不能由行政法规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专,那么这属些事项应该叫做法律保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2. 行政立法行为在行政活动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行政立法是指立法机关通过法定形式将某些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得依据授权法(含宪法)创制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它通常具有两方面的内容:①国家行政机关接受国家立法机关的委托,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②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有关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的活动。亦称“准立法”。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行政立法特别是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制定一定要有宪法和法律作依据。一般应在总则里明确载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所依据的法律,行政规章还应载明其所依据的行政法规,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也应当载明其所依据的地方性法规,坚持下位法服从上位法。在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中,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旧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制定机关裁决。
民主和公开
在法律层面上,依现行法律的规定,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草案的提出议案权属于国务院,国务院在提出法律草案的初始阶段大多是由国务院有关部委起草(包括立法的需求、立法理由、立法的相关资料和草案本身),涉及一个以上部委的由一个部委牵头,由部委首长签署后送国务院法制机构审查或修改,经国务院审议后,由国务院总理提交全国人大。目前,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些法律草案中部门的痕迹较为明显,在管理事项涉及一个以上部委时,协调起来困难重重。社会主义法律应是具有民主性的法律,立法的公开性既是民主性的表现,又是民主性的保障。在法律草案的起草初始阶段,法律起草小组的成员中应有相当比例的从社会聘请来的专家,这样可使法律草案的提出者在法律草案的提出过程中,具有更多的理性,以此克服部门偏见,提高立法质量。另外一个方法是从程序上保证法律草案的社会讨论更加规范化,使得立法机构能够充分听到社会各界对每一个法律草案的各种呼声。
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
法的规范之核心内容是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对于行政机关而言也就是职权与职责,立法者在权利与义务配置时的规则是: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对于行政管理的主体行政机关而言,行政职权的享有就意味着相应的职责,一旦法律赋予其一定的职权,就必须积极认真地行使,不得失职也不得越权,并要接受各种监督。对被管理一方而言有服从行政管理的义务,也就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管理的权利,并有法定的各种救济途径。今后的行政立法中注意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平衡仍然十分重要。
授权立法规范化
《立法法》规定在国家主权事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组织制度、犯罪与刑罚、诉讼和仲裁制度、涉及公民政治基权利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民事基本制度和各级人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外贸的基本制度等应当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人大未立法时,全国 人大可以授权国务院和地方人大或行政机关进行立法,但有关犯罪与刑罚、涉及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被授权机关不能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并应在一定时间里制定规范性文件,授权应有期限,到期收回。法律制定后,相应的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单行法律是否还将授权,应研究,若不再授权,还要解决现行法律中授权的效力问题。
科学合理地处理当前和长远目标的关系
法律规范的目标太高或太低,内部不和谐,缺失规范性和制裁性,这样的法律是无法实施的。法律、法规因其对社会生活的引导作用,迎合迁就现实生活而确定过低的目标和脱离现实生活而确定过高的目标同样有害而无益。这从美国的《水净化法》的变迁可以得到说明。美国1972年制定的《水净化法》明确规定水的质量应达到的数个标准,要求到1985年底任何废物都不得排入公共水体中,水体将回到自然状态。当该法施行若干年后美国国会对其进行了修改,原因是原来规定的目标不切实际,耗费太大,因而确定了一个执行新标准的时间。反观我国法律、法规的实施不能尽如人意的状况,目标选择和定位不当应为原因之一。这方面荷兰的开放式分段立法的经验值得关注。行政立法中常常会遇到立法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如若立法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超前立法,则很难保证所立之法得到真正执行,如果待时机成熟再行立法,则又不利法治的推进。荷兰的《通用行政法》不是一次性制定,而是分段立法,至今还处于未完成状态。这种首先规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然后不断加入新的内容的作法,具有很好的灵活性。
立法者应当关注法律、法规的时间效力
人们常常认为一部法律、法规或规章颁布后在时间上不应具有追溯力,这仿佛不成问题。但笔者认为:法律颁布后应当在3个月后施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若是执行法律或法律授权而制定的规范,则应具有追溯力(注:笔者认为《立法法》一概规定所有法律文件均不具有追溯力是不妥的。),与其执行的法律生效的时间一致。否则,执行性的法规、规章、从颁布之日起生效,势必造成法律规定的生效时间不能保证,使法的权威性在社会上受到损害,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许多冲突便由此而发,最终影响法律、法规的实施。
应当进行行政立法的实验和评估
一部法律或法规、规章成为“良法”的诸多因素中,陈立法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的立法艺术外,必要的实验和法律颁布后的社会效果的评估亦十分重要。社会上常常听到这样的争论,经济转型时期改革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还是可以超出现行的法律规定。法治社会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依法办事。因此,正确的法治之路应该是任何重大改革均应出台法律或法规,这些法律或法规的空间效力可以是局部的、时间效力可以是有时限的、对人的效力可以是划定的群体。进行立法实验证明成功后再将完善的法律、法规推及全国或全省(市)。这方面行政立法的实验在德国一直在进行,荷兰的《通用行政法》也规定了常规的正式评估制度,以便对行政机关和公民是否遵守该法的规定及社会对该法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发现法律是怎样起作用的,也可以发现行政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从而推进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日本有关改革的法律出台后,法津附则中详尽规定改革的过渡时期操作规则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对现行有效的法律进行评估(乃至经济有效性的评估),也将成为完善法律的重要方法之一。
考虑进行法律的编纂
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后,应适时进行法律编纂,梳理现行法律,消除矛盾,弥合疏漏,使国家法律更加适应社会生活,并成为国家依法行政的前提,使我们向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
3. 行政立法的一个疑惑
行政立法的效力复等级
行政制立法的效力等级,是指行政法规和规章在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A.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B.法律的效力仅次于宪法,高于行政法规和规章
C.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D.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E.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F.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
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4. 行政立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途径
1楼的说法是对的。本来就是很抽象的问题,因为实际应用确实不多。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宪法性问题,参照宪法和立法法解决。
这里涉及到违宪审查。
首先明确1违宪审查不是宪法运用(山东的齐玉玲诉陈小琪案是宪法在民事纠纷中的适用,但不是违宪审查)
2违宪审查的对象是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
3违宪审查是有权审查(我国这个权力在人大,理论上不是什么组织、个人或者政党都可以随便进行违宪审查的)
4违宪审查具备一定法律后果:违宪的法律无效。
5违宪审查的机构,中国是采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审查模式,也就是违宪审查权在人大。
由此,结论显而易见,针对法律违宪问题,可以由人大根据违宪程序提出解决方法,比如修改、变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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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81-85条。对宪法及法律的效力等级、法律规范冲突的解决机制、改变或撤销法律文件的权限和事由、对法律文件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程序进行了相关表述。
第八十一条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
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第八十二条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第八十三条 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八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第八十五条 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理论都铺陈了,不是很系统,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5. 行政问责立法中应解决的关键问题有哪些
所谓行来政问责,是指一自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所谓行政问责,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6. 行政立法不规范不完善存在哪些问题
行政立法不规范不完善存在的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一些法律上的漏洞,需要完善行政法律法规,需要政府依法行政。
7. 在行政问责立法中应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行政问责立法中应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以下四点:
1、明晰行政问责与行政纪律处分的关系;
2、明确行政问责的内涵和外延;
3、明晰行政首长的问责处分权;
4、制定公开透明、科学严谨的问责程序。
8. 结合我国行政立法的实际,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对行政立法的监控
可以参考一下版:权http://xzglxh.jl.gov.cn/lljc/200910/t20091013_636083.htm
9. 立法过程中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的关系
行政立法中的民事制约
2004-12-9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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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是指某些行政法规、规章在调整行政法律关系时,同时涉及到对一些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从而使该部分行政立法具有民事立法的性质并产生民事制约作用的现象。笔者认为行政立法民事制约问题的本质是公权与
私权的冲突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权力(权利)的结构性平衡问题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权力(权利)的结构性平衡,主要是指行政立法权力与民事自治权利范围的平衡问题。从《立法法》目前的规定来看,尽管对各级立法机构的立法权作了相应的限制,但行政立法权限仍然十分庞大,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情况形成了行政立法权力与民事自治权利的不平衡。要实现这一领域的平衡,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一)实施行政立法要坚持成本效益原则。如对市场进行立法干预,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必须证实市场失灵确已发生。其二、实施行政管制能否减少或控制不合理的市场资源配置。其三、必须确保管制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政府错误干预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
(二)实施行政立法要坚持利益均衡原则。行政立法对私人权利的干预是必要的、适当的,但干预所期待的社会效果应当是行政主体权力与相对方权利的相对均衡,且采取的干预手段应当不损害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利益均衡。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激励与制约的机制性平衡问题
行政立法权力与民事自治权利的平衡,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平衡。要让其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让行政立法主体与相对方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博弈的同时,减少或降低摩擦成本,实现公益与私益的双赢。实现这一目标应建立两种机制:
(一)建立行政立法的激励与制约平衡机制。从世界范围内行政法的发展过程来看,行政立法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希望运用立法手段加强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但是,政府只是“有限理性”的,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往往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使行政立法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因此,应当运用制约机制将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减少对市场的失当干预。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政府不可能让市场放任自流,因此应当激励政府在必要时以“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市场失灵”,以防范政府失灵。运用激励机制来支持政府弥补市场缺陷,这样既达到节减交易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市场失灵”的出现。
(二)建立行政立法中公权与私权的平衡机制。在一个行政化的国家里,行政机关往往会倾向于扩大行政立法的范围,增强行政立法的强度,以便实现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手段,促进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与之相反,相对方则倾向于严格制约行政权,扩大社会自治范围与企业经营自主权,寻求私益最大化。这对矛盾的解决有赖于建立公权与私权发生博弈时互相妥协的机制,从而实现公权与私权在行政立法中的有效平衡。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实体与程序的制度性平衡问题
制度是行政立法机制的载体,激励与制约机制必然要依赖具体的制度来实现。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要想让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法律地位真正平等、激励与制约机制能顺利运作、公益与私益可以协调平衡,从而使行政立法产生良好的民事制约效果,就必须确保在行政立法中实现以下三种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的平衡。
(一)确保立法动议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
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立法动议的优先权。但由于公众利益本身的多样性,一项立法动议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行政立法机关有时是事先无法完全确定的。要想让各方的利益在最终立法结果中得以体现,必须确定相关的利益主体,这就要求行政立法机关必须公开相关的立法动议信息,在更大范围内让利益主体知道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立法动议并参与其中。
(二)确保利益平衡权与相对方参与权的平衡
行政立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方利益的博弈过程。博弈的前提是利益各方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并自由地表达利益要求。这就要求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参与程序。另一方面,由于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和相互对立的尖锐性,在博弈过程中,为节约有限的立法资源,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赋予行政立法机关以利益的平衡权是必要的。
(三)确保行政立法权与司法救济权的平衡
行政立法结束后,各方利益在行政法规中有的得到了体现,有的没有。这样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就可能会引起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因立法的缺陷侵害部分权利主体的利益。因此,在行政立法中应扩大行政诉讼的范围,允许更多的人具有原告资格,从而使行政立法过程中形成的或缺在行政诉讼中加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