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主要立法活动

㈠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

创立新刑罚
——基本沿用隋唐以来的五刑制度,但也有所变动

㈡ 宋朝立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宋代是中国古代发展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宋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变化。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杨高凡认为，宋代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发展，法制建设也表现出与其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时代特色。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维护私有权益的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详密完备，具有无与伦比的时代特征。

宋代是一个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不仅让人们的义利观念和私有权观念发生变化，也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使以维护私有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律规范更加完备。因而，民法成为宋代法律内容中最丰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权利主体的变化。在租佃制、雇佣制盛行的宋代，不仅官户、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就是唐代的“贱民”，即宋代的客户、工匠、机户乃至私家雇佣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依法享有权利主体的资格，这些“贱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体系、关系变化的重要表现。另外，宋代出现的义庄、祭田、学田及寺院等都有独立的财产、完备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团体。在法律上，它们具有财团法人和综合法人的性质。

第二是物权法的详备。宋代是一个私有制高度发展，所有权观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调整物权关系、维护私有权利益的法律也相当详备。尽管宋代没有现代概念上的动产与不动产的明显区别，但在内容上已有财物与产业之分，无论是私财还是官物，私产还是公业，都是法律积极维护的对象。宋代法律对动产物权的原始取得（先占、遗失物、漂流物的拣获、埋藏物的发现等）和继承取得（买卖、赠与、继承等）及添附物的处理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对以动产物权作为借贷担保的质、当、典押等亦有明确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财物，在刑法上则构成了盗窃罪，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此外，宋代法律对以田宅为主要内容的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规定更加详密。

由于宋代统治者对土地的占用、开垦、典卖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为土地所有权的取得带来了新的特点。在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冲击下，土地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使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相当频繁，买卖成为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主要途径。宋代租佃制、典卖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开始分离，宋代法律不仅承认这种分离的合法性，亦允许占有权、使用权独立有偿转移，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永佃权在宋代土地所有权中是一种强有力的物产权，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转让使用权和收益权。宋代物权法的内容十分丰富，对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是债权法的发展和契约关系的发达。债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特定行为的民事法律关系。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复杂化，在买卖、借贷、典当、租佃等契约关系中，因侵权行为、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等法律事实，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对债的发生、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债的免责、债的强制效力及债权人的权利、债务人的义务都作了详细规定，以至于出现了“违契不偿，官为理索”的说法，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在契约关系方面，宋代的契约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是为适应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发展起来的，是维护所有权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据。宋代的契约种类繁多，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典押契约、租佃契约，但无论哪类契约，凡经官府印押，交纳契税的，官府都承认其法律效力。为了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对契约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担保责任、时效、损害赔偿等都作了严格规定，明确了立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是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扩大。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妇女的社会性劳动进一步增强。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带动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变化。在婚姻关系中，宋代妇女的法定离婚权冲破了“七出”“义绝”的范围，离婚的主动权有了明显增大。随着人们对妇女贞节观认识的变化，社会各阶层对妇女的再嫁表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在法律上表现为维护妇女再婚自由权的立法相应增多。宋代规定，寡妻既可以另适，也可以招来接脚夫，妇女再嫁在宋代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家庭关系中，特别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确定了寡妻的户主权，在户绝家庭中，寡妇依法享有立继权和代位继承的权利。因此，宋代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变化，也是宋代法律变化的重要表现。同时，宋代在财产继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备，这反映了宋代对私有权维护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重视程序建设也成为其诉讼法的时代特色。诉讼法是保证实体法正确实现的程序法，依据案件的性质，诉讼法又分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样不仅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诉法和民诉法也不分。其司法机构设置、诉讼活动原则、诉讼程序、审理方式、判决方法等虽多借鉴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约司法权的滥用是其突出的特征。在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君权的强化，表现在司法上是皇帝越来越广泛行使审判权，当时的审刑院就成为皇帝审断案件的顾问机关。宋代中央的中书、枢密、三司等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司法审判活动。在地方，强调州县行政长官必须亲自审问案件，既加重了他们的司法责任，也扩大了他们的司法权力。这都是皇帝加强对司法权控制的表现，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制度正义是宋代刑事审判最突出的亮点。为了保证实体法的有效实施，宋代构建了完备的审判、复核、监督检查机构体系，规定了详细的起诉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别、运用证据的制度。为防止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狱冤滥，从制度层面对审判权进行了限制。首先是确定了“鞫谳分司”体制，使审理权与判决权分离；其次是规定了“长官躬亲”制，以防司法审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亲嫌回避”制，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其四是确立了“据状勘鞫”制，以防状外别生奸狱；其五是限制滥施刑讯，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审判程序规定的尤为严密。从刑案现场勘验、取证、审讯到结案，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标准，防止官吏在各个环节中借机生奸。在审理结案之后，检法议刑之前，创立了必须的录问程序，即对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员提审录问案犯，进一步核查犯罪事实，以防审理中的差误，这是其他朝代审判中没有的程序。录问无枉错之后，由检法官根据案情检出适用法条，这就将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其后则由幕职官根据案情和法条草拟初判意见，交由通判及幕职官集体审核签押后，呈知州定判。如此严密的审理和判决程序，在中国法律史上独树一帜。试图通过制度正义实现法律正义，也是宋代法律建设趋向文明的突出表现。

在宋代，随着民事权利主体的扩大，有关民事诉讼的法律也更加完备和具体。宋代不仅明确规定了受理民诉的“务限”，案件“结绝”的时限，审结后官府给予当事人“断由”，而且对民事诉讼审理不当的案件准许当事人上诉。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为了宽恤民力、恢复生产、钳制官吏违法害民，广开越诉法，这不仅丰富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扩大了民事诉讼权，也彰显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发达。

中国古代的司法中，既没有律师也没有辩护制度，百姓的诉讼全凭官吏决断，被冤之民无法得到法律帮助。至宋代，由于人们私有权观念的深化，人身权利相对扩大，要求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日渐强烈。基于社会的需要，在江南民间产生了“教引讼理”“教授辞讼文书”的讼学。同时也出现了专门指教词讼、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和以佣笔为业的写状代书人。讼学的产生，讼师和佣笔代书人的出现，是中国封建诉讼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反映出宋代诉讼活动十分活跃。

同时，为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宋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央集权制度加强，调整经济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内容相当丰富：如商事法、专利法、矿冶法、财政法、税收法、钱法、钞法等，宋代经济立法尽管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观宋代的法制建设，不仅规范详备，内容丰富，亦表现了突出的时代特点。民事法规和经济法规完善表现出宋代私有权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从诉讼法的完备和民间讼学的产生表现出宋人对程序法的重视。可以说，宋代法制在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表现十分突出。宋代法制虽有因袭旧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中国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㈢ 简述宋代刑事法律的主要内容

赵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主要法典《宋刑法》是我国第一部刻板印刷的刑事法典。差误较小。本书主要研究《宋刑法》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兼论宋代的其他刑事法规，同时还介绍了与宋同时期的辽、金和西夏的刑法制度，以便读者对宋代空上特定历史阶段的刑法制度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一、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法学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宋初统治集团对此也十分重视，并在实际操作时更加注重“刑辅”这一手，而且，比较强调对一般犯罪的宽恕与轻刑，对谋叛、谋反及贼盗等危害到统治阶级之根本利益的犯罪的严惩不贷。宋朝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代的治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取得了诸多成就。然而，如上所述，由于宋朝从太宗时就开始采取“守内虚外”的国策，[1]以及对地主豪强兼并农民土地采取放任的政策，所以，到宋真宗去世、刘太后主政以及宋仁宗亲政时期，北宋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开始逐渐暴露，表现为外有辽、西夏等强敌压迫，内有京东王伦、京西张海等的暴乱。同时，国家机构的“三冗”（即冗官、冗吏和冗兵），以及因富者无限占田而出现的百姓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统治阶级更为重视立法改革，试图进一步加强法律治理国家的力度。与此同时，自宋代开始，“理学”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主流，它将法律视为维护封建社会正常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辅助儒学教化的手段，但有时，为了镇压“犯上作乱”的民众，还必须施以重刑。为了使法律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理学主张振纲纪、厉风俗，使天下人都能各循其“理”。由于理学将维护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而法又是由“理”产生，为“理”服务的工具，因此，理学同时主张在据罪论刑时，必须以三纲五常为断狱听讼的原则。此外，由于理学严格要求“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语）、“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语），作为“理”的派生物的“法”，就是一种“灭人欲”的工具，法中的权利因素被彻底抽空，只剩下了义务性、强制性和镇压性的功能，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进一步受到破坏，其社会地位也进一步降低。 二、宋代重惩贼盗的国策 两宋的刑事法律规范主要是《宋刑统》，其后所附的敕文则加重了对“盗贼”的处罚。同时，制定特别法，继续加重对“盗贼”的处罚，其中包括《窝藏重法》《盗贼重法》和《妻孥编管法》。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1}可见仁宗时即制定了关于划分“重法地”，惩治“盗贼”及其窝藏之家的特别法《窝藏重地》。神宗时制定《盗贼重法》： 立《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1} 《盗贼重法》的特点是：对罪犯家属的刑事处罚及赏告人的规定，与英宗时的《重法》相比，变化不大；但对窝藏之人的处罚则加重，可判至死刑，且非重法地，亦依重法地论；对“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的“重法之人”，虽非重法地，亦从重处罚，这便使重法的适用范围更加扩大。 哲宗时制定，对盗贼家属的处罚作了进一步规定。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1} 仁宗时，“重法地”仅限于开封府及附近州县，神宗时扩大到京东、京西、淮南、河北、福建等路和一些州军，但神宗时须“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而哲宗“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又继续加重。 实行“保甲法”，严防“盗贼”。“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阉宦恣横，及闻王渊为枢密，愈不平，乃与王世修谋逆。诏御史捕世脩鞫之，斩于市。七月，韩世忠执苗傅等，磔之建康。”{2}不仅一概处死，而且均使用酷刑。 宋代除了重典惩罚贼盗外，还加重了对其他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犯罪的处罚。比如造祅书祅言罪。“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1}也就是说对妖言罪“至宋尤重其禁”，即加重“造祅书祅言罪”的处罚。 三、宋代的刑罚体系 （一）折杖法 宋朝的刑罚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唐代的五刑，以笞、杖、徒、流、死为基本刑制，但《宋刑统》又有所改动，创制了折杖法，用决杖来代替笞、杖、徒、流四刑。宋初，为改五代之苛，太祖时即定折杖之制。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1} 对于“折杖之制”，后人大多以为是将刑罚折轻了，是宋初减缓刑法的措施之一。如清人沈家本就认为，折杖之制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但笔者认为，折杖之制比起五代的酷刑滥杀，或许是一种减轻，若同唐代刑罚相比，则仍是加重。因为折杖是折成重杖，特别是折成脊杖，对人体的损害很大。唐代就曾禁止行笞杖刑时击打罪犯的背部。如“（唐）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捶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3}之所以要改行折杖法，是宋太祖认为五代时期刑罚过于苛重，而折杖法具有“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的好处，体现了省刑从轻的精神。但是折杖法不适用于死刑及反逆、强盗等犯罪。宋初采行折杖法，对于纠正刑罚越来越严酷的趋势、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的刑种和刑等设置并不科学合理，轻重悬殊，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4}194（二）刺配刑 为了弥补折杖法轻重悬殊的缺陷，宋开始使用刺配刑。刺配，是将杖刑、刺面、配役三刑同时施加于一人，即处脊杖、刺面后发配到远恶州、军终身傅军籍，服苦役的刑罚。“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曲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情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5}比唐代的加役流更为严酷。始创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原为宽恕死罪之刑。至宋初逐渐突破宽贷死罪的使用的范围，后逐步用于重罪犯人和累犯之人，有关法律条文也日益增多。“诸配隶，《祥符编敕》止四十六条，庆历中，增至百七十余条。至于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条，则四倍于庆历矣。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5}刺配遂成为宋代用之最多的刑种。配隶之刑特别是刺配刑的广泛适用，使宋代刑罚趋于残酷。 刺面因情节轻重而有大小、部位之不同。神宗时规定：“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过五分。”{5}刺字的部位、形状，因犯罪之性质和情节之轻重而不同。南宋时臣僚载论及刺配刑时，也提到：“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5} 配隶者根据犯罪情节之轻重决定远近和地点，情节严重者刺配远恶州军，无复地里之限。对性质、情节严重的犯罪及累犯，则刺配远恶州军或登州沙门岛。宋初，只将死罪减轻处罚者刺配远恶州军或沙门岛，即“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隶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5}仁宗时规定：“配隶重者沙门岛砦，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乡。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5}配隶的地里增至3000里以上。女犯则配役于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宋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太平兴国五年，诏罢免之。“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5} 对配隶者，罪轻者会赦可释放；次轻者会赦可迁移近（家）州军；罪重者不放不移。南宋时期，有不少大臣认为刺配之刑过重过滥，建议进行改革。如，孝宗淳熙十一年: 校书郎罗点言其太重，乃诏刑、寺集议奏闻。至十四年，未有定论。其后臣僚议，以为“若止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强民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若依仿旧格，稍加参订，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满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傥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于见行条法并无牴牾，且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他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顾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即诏有司裁定，其后迄如旧制。{5} 可惜最终还是未改成，仍沿用旧制。 宁宗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隶之人，盖有两等。其乡民一时斗殴杀伤，及胥吏犯赃贷命流配等，设使逃逸，未必能为大过，止欲从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满给据，复为良民。至于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并配屯驻军，立为年限，限满改刺从正军。’从之。”{5}对一般犯罪，限满后可予释放；对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虽改刺从正军，但仍须服苦役。 对刺配之刑，后人多有评价。这些评价，均指出了刺配刑的残酷性，但对刺配的残酷性又都言之未尽。“刺配集肉刑、劳役多种刑罚于一身，刑罚苛重，而且使用过滥，引起了一系列的恶果。”{4}194-195笔者认为：刺配沙门岛，实等于死刑。沙门岛上所配隶之人数，神宗以前定为200人，以后增为300人。如熙宁六年，“审刑院言：‘登州沙门砦配隶，以二百人为额，余则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诏以三百人为额。”{5}“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5}刺配远恶州军，也与死刑无异。如熙宁六年，“广南转运司言：‘春州瘴疠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罪人。’诏：‘应配沙门岛者，许配春州，余勿配。’”只要刺配春州，幸存者不多。此外，刺配刑是“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虽然臣僚吴充建请：“‘流人冬寒被创，上道多冻死。请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听留役本处，至春月遣之。’诏可”。但被处刺配刑者绝大多数都是“情理巨蠹”，仍须“不以寒暑，即时上道”，故路上冻死者仍很多。{5} （三）死刑 宋代死刑有多种法定执行方法，分斩首、绞杀、凌迟、杖杀、腰斩。《宋史·刑法志》提到了凌迟这种刑罚。“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即以利刃碎割受刑人的肢体和肌肤，使之在痛苦重缓慢死去。凌迟是封建社会后期最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凌迟刑产生于五代，大辽国率先袭用之。如《辽史·刑法志》称：“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宋初未用，真宗景德四年，“御史台尝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为惨毒也。’入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盗贼，因请‘擒获强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凶恶’。诏：‘捕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毋用凌迟。’”{1}提出使用凌迟刑者，均受到皇帝的斥责，故至迟在真宗时，宋代尚不允许使用凌迟刑。但在仁宗明道以后，凌迟刑已经开始使用。北宋仁宗时荆湖地区出现杀人祭鬼的恶性，仁宗敕令：“有首谋若加功者，处以凌迟刑”，首开凌迟先例。凌迟的广泛适用，是宋代刑罚走向残酷的重要标志。以后，元、明、清三代凌迟之刑沿袭不变。

㈣ 简述宋朝主要立法活动

我国古代刑书，自秦商勒“改法为律”后均称为律，至唐末出现刑律附载有关格敕回的（大中刑律统类），答刑书的名称和体例发生了一定变化。《宋刑统》的体例，即仿自唐末的《大中刑律统类》、后唐的《同光刑律统类》和后周的《显德刑律统类》。这种始于唐末完备于后周的综合性刑事法律，就是宋朝主要法典——《宋刑统》的历史渊源。由传统的律到刑统，是法典编制体例上的一个变化。所谓“刑律统类”或“刑统”，一般以刑律为主，而将其他刑事性质的敕、令、格、式分载在律文各类之后。依律目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宋刑统》的编纂，正是这种法律形式和立法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㈤ 宋太祖赵匡胤做哪些立法活动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巩固统一,维护封建秩序,开始了一系列立法活动?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分裂为立法指导思想,崇文抑武,儒道兼用,大度兼容,强调慎法,实施轻刑?同时,宋朝调整经济的法律法规,在我国经济立法史上形成了较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使宋朝成为我国古代民商事及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朝代,对商人给予了较往常更多的尊重,对后来的经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建立北宋政权?为了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秩序,宋太祖在即位后不久,就命工部尚书兼判大理寺窦仪等人修订法律?

窦仪是前朝元老,懂得如何修订法律?

他和苏晓?奚屿?张希逊?陈光父?冯叔向等人,在总结唐朝和后周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编纂了宋朝第一部刑法典《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共30卷?

《宋刑统》修成后,宋太祖于963年下诏刻版印刷颁行全国,成为我国法制史上第一部刻版发行的封建法典?

《宋刑统》颁布后,中经宋神宗?宋哲宗?宋高宗几朝数次修改?但由于它是宋朝开国以来第一部法典,继承皇位的几代君主都不敢轻易修改,所以,每次改动都很小?

从法律形式上看,宋朝的敕书应用极为广泛,经常使用敕书来处断案件,从而使敕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规范?

敕发布多了,时间一长,前后敕有抵触,必须进行汇编整理,删去过时的,保留现有用的,这就是“编敕”?把散敕中一事一例的判例,经过汇编整理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通行于全国的法律条文?可见,编敕是宋朝立法活动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形式?

宋朝编敕极其频繁,每逢新皇帝即位,同一皇帝改变年号,都要重新编敕?宋朝皇帝改元多,编敕也就多,以至于到底有多少部编敕,实难统计?

编敕实质上是对《宋刑统》的重大修改?而且,与刑统相比,编敕可以随时发布,运用起来灵活得多,统治者随心所欲地经常编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形成了律敕并行,即在保持《宋刑统》的应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提高敕的地位,在审断案件时加以引用?这是宋朝立法的特点?

宋朝在刑事法方面有盗贼重法?折杖法,以及刺配和凌迟?

为加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秩序,宋统治者开始对一些重要地区盗贼犯罪论以重法,以严惩窝藏盗贼的行为?

随后,出于京畿地区安全的考虑,将京城开封及诸县划为“重法地”,规定凡在“重法地”内犯贼盗罪者,适用比《宋刑统》重的处罚?后来重法地的范围扩大到一些非重法地?

宋朝首创折杖法?折杖法就是将笞?杖?徒?流等四种刑罚折抵为一定数量的杖刑的刑罚制度,其总体趋向是使刑罚减轻?

赵匡胤

㈥ 西周时期的主要立法活动有哪些

西周时期，最经常的立法活动和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传统的“诰”、“命”、“誓”等王命，当时周王颁布的王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誓：即誓词，是周王战前向臣下发布的军令性质的命令。

诰：是指诰诫，是周王对诸候和下级官吏的训示。例如《康诰》，是周公个定叛乱后，封康叔于殷地来统治当地的商朝遗民。在康叔就任时，周公发布大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刑法原则和政策，对西周的立法和司法起着指导作用，影响极为深远。

命：即周王告诫群臣，或针对某项具体事务而发布的命令。它是指导国家活动的重要根据，因此周王多次强调，“勿废联命”。诸侯的卿大夫在封邑内发布的命令，也是重要的法律渊源。

除此之外，西周主要的法律形式就是礼与刑。西周王朝幅员辽阔，一度出现过奴隶制社会的高度经济繁荣。体现在法律上，就是“周公制礼”和吕侯制刑两大立法事件的出现。

（一）周公制礼

“礼”，这个专有名词可能是由于周公制礼才确立的。所谓周公制礼，并非是周公个人意愿的立法活动，而是以奴隶制宗法等级作为依托，确立调整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相互关系，维护其特权的行为规范。

西周开国初期，针对统治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制礼的工作。在周公的主持下，以周族以前的习惯法为基础，特别是关于精神和原则方面，同时吸收夏商两代礼仪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经过整理制定了有关国家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以及生活规范的礼典。包括政治、经济、伦理、婚姻、习俗等各个方面，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多种法律内容。它的实质，既是确认周代国家政权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又是进一步运用法律手段巩固宗法制度和国家政权合二为一的具体保障，因此影响十分深远。

经过制礼，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才逐渐趋向完备，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吕刑

西周到了穆王时，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周穆王命司寇吕候进行法律改革，制定吕刑，“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可见吕候受命制定的是赎刑，而不是一般的刑罚。吕侯制刑，是西周政权的一次法律改革，它通过制五刑进一步阐明了古代法学理论的渊源，使国法与宗法的统一达到理想的境界，为后来封建法典的制定作了先导。

吕候制刑的历史背景，除了为搜刮民财之外，当时狱政的腐败、也是促使制刑的中要原因。因为典狱官吏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不如干脆制定赎刑，还可以把收入归公。从《尚书·吕刑》的记载来看，吕刑所确定的照刑原则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也说明当时奴隶制立法趋于成熟。改革的基本精神，在于贯彻周初“明德慎罚”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司法从选择司派官到具体执法各个环节都必须慎重、崇德。但是吕候制定的《吕刑》并不是成文法典，它只是一次法制改革。封建时代之所以对周公制礼和吕候制刑津津乐道，其价值就在于它为封建国家制定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确立了一个“千古遵循”的法则。

另外，与周朝法律不冲突的南朝习惯法，还在殷商人集中的地区准许适用，称之为“殷彝”。此外遗训作为先王遗留下来的遗制，必须遵循。

㈦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

一、宋朝法律制度的重大发展：

1、在立法上的体现：

①在《宋刑统》这部国家 大法中，增加了皇帝个人敕令，反映出皇权对立法的控制。

②制定编敕。

③制定《盗贼重法》

2、在法律内容上的体现：

①规定了刺配刑。

②规定了最为残酷的生命刑——凌迟刑。

3、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

①在中央司法机制之上，设置审刑院。

② 在地方州县之上设立提刑司。

二、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法律原则和规则的总称。法律制度从宏观角度来说，与法系的概念比较接近。

1、一国的立法制度与司法制度的总称，即通常所称的“法制”。

2、法律制度是指运用法律规范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的各种制度。

3、法律制度是指运用法律规范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各种制度。

它调整了多少社会关系就包含有多少种具体的法律制度如行政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诉讼法律制度、教育文化法律制度及狭义的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法律部门。一国的立法制度与司法制度的总称，即通常所称的“法制”。法律制度从宏观角度来说，与法系的概念比较接近，我们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