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难点和阻力

❶ 思修 中国推行依法治国的难点是什么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❷ 如何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难点

第一，进一步提高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 自觉性和水平。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情况 如何，涉及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文 化的繁荣、社会的进步，直接关系着党执 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整个国 家从上到下都应该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 使命感，提高实施依法治国的自觉性，提 升依法治国的水平，把宪法和法律作为一 切活动的准则。

第二，更好地规范和监督权力，保证 国家权力依法正确、有效行使。依法治国 的重点是治权、治官。任何权力不受监督 必然导致腐败。只有权力得到有力的规范 和监督，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各种违法现象 ，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

第三，更好地完善市场经济法治。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规范、 调控、监管、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依 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 要求。要注意把国家作为公权力机构和国 家作为所有者、出资人区分开来。要杜绝 权力寻租、权钱交易。保障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沿着崇尚公平正义、追求共同富裕的 方向发展。

第四，在法治的轨道上进一步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 的依法治国。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依 法治国必须以人民民主为基础。同时，依 法治国也是建设政治文明，发展民主的保 障。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主权在民， 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我们应该在法治的 轨道上促进民主循序渐进地发展，使人民 更好地当家作主。

第五，健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机 制。人权是人根据其本质属性要求应当享 有的权利，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 我国人权已经入宪，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 家神圣的职责。我们应当进一步健全人权 法律保障制度，把人民的各种权利和自由 维护好、实现好。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兴盛 、社会才能和谐、人民才能幸福。

第六，完善推进科学发展的法治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思想和取得的重大理论 成果。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 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 的贯彻与实施事关党的工作大局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它是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不仅要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立法、执法、司法和法 律监督，我们还应该注意针对城乡协调发 展、地区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经济与对外经 济协调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制定相关法律， 明确权利、义务和责任，推进科学发展观 落到实处。

第七，加强社会法治，维护社会的公 平正义。厉行社会法治，维护公民的政治 、经济、文化权利，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责任。要进一步完善 教育、劳动、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 事业、社会管理以及财政、税收的相关立 法，尽快改变我国社会法、财政法、税务 立法滞后的局面，防止有关部门和地方的 随意性。切实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 安宁、稳定、和谐的社会基础。

第八，加强和改善党对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实施的领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是一 个艰巨而光荣的伟大事业。共产党的领导 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 本保证。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从制度上和法律 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 施，保证党始终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作用。为了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方 略实施，建议成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保 证党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实施的组 织领导。

❸ 谈谈依法治国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如何完成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理解，依法治国最重要的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我们要从必要性和艰巨性这两方面来加深理解。了解必要性以增强自觉性，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条必由之路，除此别无他途;了解艰巨性以增强坚定性，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不懈奋斗、付出艰辛努力。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作出的必然选择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决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条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首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党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新中国的建立，应当是我们党从领导人民闹革命的革命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搞建设的执政党的转折点。1954
年宪法的颁布实施，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法律基础。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是党领导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新起点，党的八大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遗憾的是，八大提出的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主张，没有一以贯之地得到贯彻。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我们党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真正转变的伟大历程，先后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战略方针。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就从指导方针和理论上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多样化，国家与集体、个人，政府与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调整，客观上要求执政党坚持依法办事，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善于通过国家机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可以说，党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变化，必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其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从根本上说，执政党的任务就是治国理政，通过总结实践经验、集中人民智慧，提出党的主张，解决国家工作中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而法律是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成熟的方针政策的制度化、定型化，正是解决现实生活中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的。因此，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决定，党必须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全国上下一体遵循宪法和法律，有利于保证党执政兴国，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有利于持续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的建设与发展。

再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各个领域，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在根本上要依靠法治来保障，通过法治来推动。现在距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也就七八年，时间十分紧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战略目标，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动力和根本保障。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增多，人民群众对保障自身权益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民主法治建设的期盼越来越高，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

最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入推进各领域改革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和“瓶颈期”，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环境、资源、收入分配、城乡统筹等不少领域牵涉的利益格局十分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越来越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越来越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法治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方式，还是凝聚改革共识、分担改革风险、推动改革深化的最佳途径。从我国历史看，很多重大改革都是从变法开始的;从国外情况看，法国推行养老制度改革，美国推行医疗制度改革，都是通过法治的途径。因此，改革越是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让政府和人民共享法治红利，以法治来引领改革方向、推动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成果。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任务艰巨繁重

1997
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领导人民实施依法治国，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基本方略载入宪法，成为全社会共识和当前最大公约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全面推进，立法质量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能力逐步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有所提高，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其中突出的一项成就是，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部门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实现有法可依。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大党，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自己的国情，扎实推进立法工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立法路子，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律体系，使我们站在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依法治国是一项十分庞大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目标，任务艰巨而繁重。从历史原因来看，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传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可见，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封建专制传统、人治文化根深蒂固、经济社会发展又不平衡的国家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面对比其他国家更多复杂的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有法不依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有法不依的“短板”效应愈发明显。有的同志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割裂开来，把法律制度视为障碍、绊脚石，甚至撇开法律另搞一套，形成法律规定与权力行使“两张皮”。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人治思维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习惯于拍脑袋发号施令，甚至侵犯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害党的威信和法律权威，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因此，坚持有法必依，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有效实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和攻坚环节。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仅可能成为依法治国的“瓶颈”和阻力，而且会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的成就受到削弱、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受到影响。二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比较突出。有法不依更多的是乱作为，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更多是不作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屡屡影响法律的有效实施，经常出现“明规则”干不过“潜规则”的情况。究其原因，与一些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对宪法和法律缺少敬畏，不习惯在法治轨道上用权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有的徇私枉法，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在执法上不作为，讲人情，不讲原则，造成“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比较普遍，结果是老实人吃亏，既放纵了违法行为，又打击了守法的积极性。有的信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只看眼前、忽视长远，重经济建设、轻法治建设，只顾政绩、不顾群众。这既损害了法律权威，又难免造成新的社会热点问题。三是，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不够强。当前，全社会“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法律权威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法不责众”的心理比较普遍，一些人只想享受权利和利益，而不愿承担责任和义务;一些人信“访”不信“法”，不习惯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热衷于“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不理性、非法治效果。

总之，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到2020
年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时间十分紧迫，任务艰巨繁重，需要我们以更强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高的智慧谋划推进依法治国。

❹ 什么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

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依法行政

❺ 你认为目前我们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着哪些阻力和困难

这个可能要用要用辩证法分析了，就比如我在菜市场，不小心弄掉了一斤肉，老板看见，如果我很委婉的说一堆对不起的话，态度诚恳，积极配合老板教训，可能最多让赔点或是道歉就可以走了;如果我只是依照几斤几两价格赔了，可能还会被骂或是揍一顿！

❻ 我国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存在哪些阻力

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一场以改革开放为时代主题的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全面性地开展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在某些局部开展了政治改革。经过34年的持续改革与建设，当今国力有了大踏步发展、提升。就经济总量而言，去年我国的GDP规模已成为了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发展中，我们也有很多的代价与伴生着的沉痛，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上许多领域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排解，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改革中伴生的新的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问题日积月累，日益尘锐，以致危机四伏，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与和谐稳定。突出的表现在：①阶级分化明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收入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不公；②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得不到伸张，私权利常常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③司法不公，信访不畅，民众合理的诉愿无法有效地表达与解决；④官商勾结，权贵结盟，社会资源被利益集团掌控、垄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⑤生态环境履履被破坏，食品药品监管不力，人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存在着二律背反的考验。
上述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人权问题，更是生存环境与人民幸福感问题。诸多改革中的问题，发展中的代价，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要以改革的精神，改革的策略，改革的办法，认真地去解决好改革中的问题。探根究底，问症下药，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阻碍，是上述种种经济、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并难以解决的重要病根。回顾历史，我们党在十三大时，就曾按照邓小平的理论与设想，制定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六四”风波以后，《决定》被束之高阁而得不到实行，一度时期，研究与倡导政治体制改革竟被某些“左”的掌权执政者视为异已……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再度成为民间强烈呼吁的社会热点，也成为许多开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一再倡导、推动的政治话题。可是，正如今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之所言，“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样，无论从全国论还是地方言，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还是难有大的进展。这可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❼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将是一个艰巨的、复杂的和长期的过程。这是由我国法制现代化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中国的物质条件决定了法制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马克思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集中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相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言，法律毕竟是第二性的因素，其内容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法律虽然对社会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能动作用只有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并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的物质条件是高度发达的和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清末修律、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等历史上的法制变革都没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相应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和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地位后，虽然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这决定了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将会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实现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具备高度的民主政治。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制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制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因为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制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现代法治社会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制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法制现代化与民主政治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互相推动与制约的关系。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在有着上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进行民主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相对于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民主化需要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显得有些滞后，遇到的阻力更大。这表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道路将是曲折的和长期的。

全民族法治意识的提高，也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法”社会，法律相对于道德而言处于次要的位置。建国以来，由于我们长期忽视和排斥法律功能，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和人治观念曾一度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先进的法治思想和文化得到宣扬和传播的同时，国外的和我国历史上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不利于法治建设的思想因素也得到了滋生和蔓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人们的思想转变和适应也需要一个时期，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民法律意识提高的难度和复杂性。这也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具有艰巨性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不利的环境之中。中国法制变革属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而做出的回应。相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成的相对成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言，我国在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几乎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这种反差极易带来一些不良的心理，容易造成急躁情绪，希冀一蹴而就赶上发达国家；或抱怨情绪，总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国内的事情；或崇外心理，丧失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等等。这些都无形中增加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复杂性。

❽ 论述题：为什么说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是依法行政

因为行政权在国家各项权力中是力量最强大的，如果没有一个依法行政的环境法制就无法实现，各类专制行为就无法避免。

❾ 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有哪些阻力

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❿ 为什么说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是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是指行政机关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并依法取得和行使其行政权力，对其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原则。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政府活动的要求是政治、经济及法治建设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而依法治国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还是取决于依法行政。只有政府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执法者依法执法，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明法、遵法、守法，才意味着法制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因此，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加强依法行政，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和基础。

所谓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司法机关依法约束行政行为。有法就要依法，就要在行政行为中遵照法律，按法律办事。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的关系最密切，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大、人数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行政机关的勤政廉政、严格执法与否，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成败。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各种利益冲突在加剧，加上新兴媒体的广泛运用及其对负面新闻和社会情绪的放大效应，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和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容易引发矛盾冲突和局部危机。这些都要求我们的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实行依法行政，我国已先后制定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并已在实施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在实践中，仍然有那么多的不如人意，有些行政机关的活动离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行政执法活动中执法违法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有些现象表现得还相当突出，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依法治国要求各国家机关严格依法行使权力，依法处理国家事务、治理国家。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大部分由行政机关执行，因此，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将从总体上决定我国能否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如何实行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国呢？

第一，要实行依法行政，必须有法可依。依法治国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既是目标更是过程，需要几代、十几代人的努力。治国必须有法，有法必须立法，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就显得极为重要。因此，当前亟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制科学、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同时，目前，许多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受到部门利益的主导，一些规章与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某些规章甚至为乱收费、乱罚款提供了根据。建立和完善各类规章的审查制度对保证依法行政也十分必要。

第二，要实行依法行政，必须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法律秩序是靠人来维持的，由于人的个体素质的差异，没有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法律的落实就是一句空话。这不仅要提高执法队伍的法律意识和自觉遵守法律的自觉性，还要让他们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不断得到增强和提高。同时，还要对现有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意识，树立行政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推进依法行政向纵深发展，并严把“入口”和“出口”两个关口。

第三，要实行依法行政，领导干部必须带好头。依法行政的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国泰民安，促进国富民强。董必武早在上世纪就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即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能否坚持依法治国、实行依法行政，关键在领导干部。所以，实行依法行政，领导干部必须尊重法律权威，杜绝特权思想；自觉服从于法，以身作则；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自觉接受各个方面的监督。

第四，要实行依法行政，必须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行政执法效率的高低，执法人员的廉洁公正，是广大公民极为关心且与其利益关系密切的问题，所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依法行政的保证。社会上出现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难以保障严肃执法造成的。为此，一方面，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做到上下联动、形成合力。通过全方位的工作监督网络，置所有行政活动于监督之下，达到规范执法行为的目的。

第五，要实行依法行政，必须深化民主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由于我国公民缺乏专门的法律知识，必须在群众中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不仅是让公民懂一点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启发和鼓励公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树立社会主义的法律价值观，不但自己要守法，而且要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