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依法治国政治思想

『壹』 管仲的理想政治是什么

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贰』 管仲变法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近代的维新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春秋时代很难找个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
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叁』 请问管仲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1、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
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把“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作为治国强齐的重要原则，并倾毕生精力建构起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体系。
一是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编制组织。二是对民采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点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业”。三是选贤任能。“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四是法德并用。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任法》）。”
2、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
以粮食生产为本，多种经营,有节制地发展工商业，是管仲治国宏伟规划中的基本经济思想。
（1）以粮为本。管仲认识到，粮食既是人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成就大业的物质基础。“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
（2）多种经营。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
（3）起末禁末。“末”即“末业”、“末事”或“末作”，可以简单理解为泛指手工业或商业。“商之于国，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禁藏》）。”
3、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为本，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并使之与齐国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
（1）顺民利民。顺民利民，就是指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从民所欲。管仲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
（2）爱民恤民。爱民恤民，就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众为轴心，忧民众之所忧，急民众之所急。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
4、重德教民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管仲继承和发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1）物质生活决定伦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伦理道德形成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
（2）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管仲不仅论述伦理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原因，而且，对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也就是说,维系国家命运的有四大纲纪，缺了任何一条，国家就会不稳。
（3）社会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认识到，形成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思想，其基础和前提是“仓廪实”，“衣食足”，但是，只强调“仓廪实”，“衣食足”，还不够，必须进行社会教化。

『肆』 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了什么的思想

管仲讲工，农，商，兵，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伍』 管仲为相期间采用了怎样的治国思想

管仲的治国思想：富国是治国的根本。管仲说：“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强调了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而管仲富国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认识中，往往把国家和人民不自觉地对立起来，把国家富裕建立在对老百姓的赋税和盘剥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没有的。《管子•治国》开篇明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为什么会这样呢？“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又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从此出发，管仲强调治国者必须善于与民同利，因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所以，“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管子•版法解》），“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管子•权修》），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做到民富国强，才有力量与诸侯抗衡。“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管子•乘马》）。在管仲执政期间，齐国推行“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尽量做到“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管子•形势解》），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齐国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权获得巩固和稳定。这不仅促使齐国在经济上富足殷实，政治上安定秩序，也为管仲文化治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陆』 管仲在齐国执政，强调了什么思想

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把“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作为治国强齐的重要原则,并倾毕生精力建构起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体系. （1）组织管理.一是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编制组织.管仲对周代的乡遂制度加以损益,通过“国分为三”、“鄙划为五”的办法,使全国建立起层层负责、分级管理、服从中央的体制,为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奠定了组织基础.这种“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形势》）的社会编制组织,既能加强人们的同乡意识,同国意识,又能以宗法意识巩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以乡土意识维系国,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保证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是对民采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点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业”.所谓“分居”,就是士、农、工、商各自“群萃而州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官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所谓“定业”,就是“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士之子恒为士（《国语·齐语》）.”职业父死子继,世代相传.管仲认为分居的好处有二,第一是防止“杂处”.民不杂处则言不咙,言不咙则事不易；民不杂处则不见异物,不见异物则不迁.事不易,民不迁则社会有序,社会有序则国安,国安方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则国富,国富方可称霸.第二是便于教育.人们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到从事本职业的知识技能.管仲认为“定业”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社会的分工和统治者的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把每个社会成员按一定比例固定分配在社会各个部门,以便使社会这架大机器正常运转. （2）选贤任能.管仲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人是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国家、发展生产、创造未来.他一方面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治国者要把对人才的培养作为长远战略目标,统筹安排.因而,管仲规定了选贤的程序和原则,提出了“三选”制度.另一方面重视人才的标准.一要有“德”.“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作为君主的“德”,就在于以国家社稷为重,行仁义之政.一般人的“德”,就是要树立“仁义”的道德规范.“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于人”.即人所不欲不要强加于人.“义”就要对亲属孝悌慈惠,对君主恭敬忠信,对外公正有礼,对自己静心克制,对国家任公御敌.二要有“才”.“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形势》）”.即有作为的人才,能够不固守古法,顺应时势,勇于创新.第三,重视对人才的正确使用,一是量才使用.“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势》）.”二是破格录用.卫国人宁戚,出身卑微,很有才学,未被人用,管仲就极力向桓公推荐,拜为大夫.三是排斥献媚取宠者.管仲向齐桓公指出,易牙杀子,开方背视,竖刁自宫,都是些居心叵测的人,万万不可亲近. （3）法德并用.管仲认为法德在治理国家中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二者可以并用、互补.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施令的法宝.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德是统一人们思想行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要通过教化,因势利导,以化其恶,以养其德.因此,在法治方面,管仲强调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项工作.“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任法》）.”意即君主立法后,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原封不动地推行到士农工商四民中去,使人们了解、执行.同时,还提出法律先行、法律公开、法律对等、执法以“公”、执法从严等多项主张,保证司法工作正常而有效地推行.在德教方面,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理论,并对其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把法律的有关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和习惯,就会“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小匡》）.”这样,就能减少犯罪,形成有利于人君统治的社会风气,国家稳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2、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 以粮食生产为本,多种经营,有节制地发展工商业,是管仲治国宏伟规划中的基本经济思想. （1）以粮为本.管仲认识到,粮食既是人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成就大业的物质基础.“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维持自身生存及种族的繁衍是第一需要.有了粮食,人们就有生存的保障,社会就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没有粮食,人们就会因饥馑而外流,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如何发展粮食生产,管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第一,坚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牧民》）的基本原则.“务在四时”,就是指粮食生产的过程,必须遵循自然界变化的客观规律,不误农时,抓紧抓好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尤其是春播与秋收.“守在仓廪”,是讲国家一定要把粮食收进来,并做好储藏工作,国家真正掌握对粮食的控制权.这“一务一守”,从动静两个重要环节把握住了粮食的生产.第二,推行具体可行的农业政策.一是采取“地均以实数”与“均地分力”的措施.“地均以实数”,就是国家对土地要加强管理,核正实际可耕地的土地数量,土地大小多少瘠沃等自然状况都要掌握好,然后,根据土质地利,进行适当折算.“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楚棘杂处,民不得入,百而当一（《乘马》）.”“均地分力”,就是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这样,地利就能充分利用,人力就能充分发挥.可见,“均地分力”是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二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农业.在农忙季节,国家不让农民服徭役,也不要征兵打仗.管仲提出,在春耕大约二十五天时间里,让人们都回到地里劳动,国家发放贷款,支持播种.他强调,“四务”,即春、夏、秋、冬农业所需的东西,国家都要准备好.第三,“除五害,以水为始.”影响农业生产的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瘟疫、虫灾这五种灾害,“水最为大”,因此,“除五害,以水为始（《度地》）.”从而,把修筑防止水害工程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建立起严密组织领导,制定了具体措施,进行经常性的水利工程建设,保证粮食丰收. （2）多种经营.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种植桑麻.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来源,没有充足的蚕丝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纺织出锦、绣、绢帛.因此,管仲继承齐国种桑养蚕的历史传统,制定出具体政策,扶持桑麻种植及养蚕业的发展.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种麻.每年阳春,养蚕能手给予奖励.采取这些措施,使齐国的养蚕业迅速发展.二是饲养六畜.管仲把养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给予充分重视.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三是多种瓜蔬.蔬菜瓜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视瓜菜生产.“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四是植树造林.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与杨柏树,保护堤坝.限制入山林砍伐时间,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奖励植树有功者.“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五是发展渔业.管仲任政于齐,积极要求发展渔业生产.他提倡国家对沿海渔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税政策,使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大大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益和渔民的积极性. （3）起末禁末.“末”即“末业”、“末事”或“末作”,可以简单理解为泛指手工业或商业.在管仲心中,粮食生产是国富的根本源泉,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必须作为立国“本事”抓好,不能动摇.但是,当“工商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民趋利而耽农业时,就要提出“末产不禁,则野不辟”；当粟少国尚不富,为国富民强,则要求人们“禁末产,止奇巧而利农事”.这说明,“禁末”是有特定范围和前提条件的.这其中就包含着不是单纯“禁末”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末业”不影响“本事”,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样一个深层的思想.管子认为,“商之于国,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禁藏》）.”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商人为获利,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调补余缺,若善于以利引导,可使其利国利民.但由于经商贱买贵卖,财多利大,往往会诱人弃农经商,使社会上出现“野与市争民”的矛盾.对此,需要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削减商贾之利,抑制其盲目发展.这种,采取因势利导、合理协调的方法,对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必须和有益的. 3、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为本,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并使之与齐国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 （1）顺民利民.顺民利民,就是指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从民所欲.管仲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即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由于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想要争夺天下,必须争取民众的拥护；想要成就王业,必须从民欲,顺民心.他坚持“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九守》）的政治原则.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这就是说政策法令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民心来衡量.管子认为,要做到顺应民心,从民所欲,一是在实践中了解民情,时刻注意关心民众的疾苦.“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来绝,我生育之（《牧民》）.”民众厌恶忧劳、贫贱、灾祸、死亡而喜欢安逸、富贵、稳定、生存.那么,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就应顺民众的这种心理要求.二是采取“予之为取”的政策.“予”是指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对民众采取的一种宽惠的政策.“取”则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达到经济上富国、军事上兵强,政治上称霸的目的.他们根据人们好获利而恶夺取的普遍心理,采取一种“取之无形,予之有形”的隐蔽方法.“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然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国蓄》）.”这样,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2）爱民恤民.爱民恤民,就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众为轴心,忧民众之所忧,急民众之所急.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即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振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即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厚其生”是“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即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究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输之以财”是“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变关市、慎将宿.”即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滞积的特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迎送往来.“遗之以利”是“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即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宽其政”是“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即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九惠之教”在《入国》中有详细的说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有“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掌媒”、“掌病”、“掌穷”、“掌困”、“掌绝”的官,深入百姓,随时了解实际情况,为百姓解决具体问题.实行了这些政策,使幼有所养,老有所终；孤残有助,鳏寡有居；贫困得济,烈士得祭,民众承蒙恩惠,无不喜悦,从之如流. 4、重德教民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管仲继承和发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1）物质生活决定伦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伦理道德形成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并对此从足民富国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上做出深刻论述.“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禁藏》）.”衣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是一日不可缺少的.人们首先在物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才能对精神生活有新的追求.管仲在道德起源上,坚持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立场,为他的伦理观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2）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管仲不仅论述伦理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原因,而且,对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也就是说,维系国家命运的有四大纲纪,缺了任何一条,国家就会不稳.如果缺了四条,国家就会灭亡不可挽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维系国家的四大纲纪,就是指“礼、义、廉、耻”这四个方面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盲目求进；有廉耻,就不会掩饰过错,不会趋从坏人.“礼、义、廉、耻”皆备,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行为就会自然端正,邪乱之事也就不会发生.这样,才能国泰民安.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 （3）社会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认识到,形成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思想,其基础和前提是“仓廪实”,“衣食足”,但是,只强调“仓廪实”,“衣食足”,还不够,必须进行社会教化.就是在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教民“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五辅》篇提出“义有七体,礼有八经”.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这“义”的七个方面内容,民知之方能中正,中正方能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所以,义是不可不行的.“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如果上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没有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国家必然陷入混乱.所以,礼是不可不重视的.“廉耻”是指内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牧民》）.”因此,通过教诲和启发,“养之以化其恶”、“明之以察其生”,使人弃恶行善,清除无度欲念,修行内心,这样方可正气上升,行为端正. 管仲的治国思想,除上所述,还有军事、文化等方面.这一些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就是对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1、有利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现代社会的全面发展. 管仲上任伊始,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治理国内的混乱贫穷.管仲从实际出发,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而是坚持社会调查,使国情、民情尽在胸中,大胆提出“政不履旧”的观点,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深刻改革,制定出“乱世称霸方可自存,欲称霸必富国强兵,富国强兵需要民心安定”的治国方略,做出了很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的发展,使齐成为大国.今天,落实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朝着“小康”社会的目标奋进,上文所论及到的管仲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民本思想、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内容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2、有利于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管仲的民本思想适应了社会变革和统治者的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受到后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朱熹的“盖国以民为本”及唐代魏征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都渗透着管仲民本思想的精髓.今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注重以人为本,着重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这是新形势下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具体体现.坚持“以人为本”,一要满足人的正常需求.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二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有人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的目标是既要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又要摆脱愚昧,实现以民为主为标志的政治文明现代化,以及精神文明现代化.而实现这些的关键是有赖于人的现代化.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放在主导地位.三要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实现.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旧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3、有利于实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我们既重法治又重德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同时,也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不少对道德建设有消极影响的因素,如金钱观念、享乐观念、利己观念导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由功利性导致的在处理个人与社会、集体和国家利益冲突时位置的颠倒；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和就业岗位的多样化使某些人在道德选择面前产生困惑,影响正确、进步道德标准的建立,诸如此类的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不良思想、观念和行为,单靠法制是不能完全解决好的,还必须靠教化和德治,使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克制这些不良行为和消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古代的管仲在法德治国和社会道德教化方面所提出的主张及具体做法,以及管仲本人不畏社会非议,不计个人得失,不求爵禄和财货,只图齐国强盛的高尚情操,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4、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民族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带有本民族特点的外在体现.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质,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中的艰难险阻,不可能创造灿烂辉煌的文明,也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古代,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个体层面上,它常常表现为“理想人格”,即古人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人格境界（包括进取有为、团结友爱、自尊自重、无私奉献等）.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精神发挥着巨大的道德潜能.社会层面上,它集中体现为“理想社会”,即生机与活力、和谐统一、独立完整、尚德昌盛、绵延永长等.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精神又以观念的形式发挥着巨大的驱动力、凝聚力,鼓舞着人们为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柒』 《管子》表达了管仲什么样的治国思想

《管子》是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也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博。[5]
《管子》一书以黄老道家为主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晋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书原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实《管子》同先秦许多典籍一样，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时之书。是一部稷下黄老道家学派的文集汇编。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这种观点。
总览《管子》全书，内容较为庞杂，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黄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点是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为法治找到了哲学基础，又将道家思想切实地落实到了社会人事当中，这同三晋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汉书》把《管子》分在道家类，《隋志》以后的类书却把它分在法家类。不同的归属恰好说明《管子》的思想特点。同时，黄老道家兼容并包，积极吸收儒、墨等学派的思想长处，将礼义和等级名分的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主张礼法结合，倡导确立严格的等级名分体系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些都适应了战国中期的时代需要，反映了齐国变法时期的政治实践。[6]
《管子》一书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水地》、《形势》、《宙合》、《枢言》、《九守》、《正》、《形势解》“、《版法解》、《势》等等文章侧重于用道家哲学来阐释法家政治，通常被认为是黄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黄老道家道法结合、兼容并包的学术特点，是继《黄帝四经》之后黄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发展，它促使黄老学派的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6]
《水地》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术》上下﹑《白心》﹑《内业》中﹐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精气说﹐认为万物﹑人都产生于精气﹔精气是一种精细的气。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文中也讲“道”﹐认为道是“虚而无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见﹐耳不能听。道与精气的关系﹐讲得不明确。

『捌』 有关管子（管仲）的所有思想主张介绍

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

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

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

管仲的外交主张，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

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8)管仲的依法治国政治思想扩展阅读：

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

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

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

齐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机。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王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

『玖』 管仲的经济战思想和措施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后来，鲁庄公认为管仲乃天下奇才，若大用于齐，齐桓公无疑如虎添翼，不如先除掉此患。待他醒悟过来派兵追赶时，早已来不及了。 管仲一路恐慌，最后平安到了齐国，鲍叔牙正在齐国边境堂阜迎接他。老友相逢，格外亲切。鲍叔牙马上命令打开囚车，去掉刑具，又让管仲洗浴更衣，表示希望能辅助齐桓公治理国家。稍事休息后，管仲对鲍叔牙说：“我与召忽共同侍奉公子纠，既没有辅佐他登上君位，又没有为他死节尽忠，实在惭愧。现在又去侍奉仇人，那该让天下人多么耻笑呀!”鲍叔牙诚恳地对管仲说：“你是个明白人，怎么倒说起糊涂话来。做大事的人，常常不拘小节；立大功的人，往往不需他人谅解。你有治国的奇才，桓公有做霸主的远大志愿，如你能辅佐他，日后不难功高天下，德扬四海。” 奇策治国 尊王攘夷 作好管仲的工作后，鲍叔牙赶回临淄，向齐桓公报告。经鲍叔牙的建议，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此后，齐桓公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你认为现在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管仲通过这个阶段的接触，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于是管仲就直接了当地说：“如果你决心称霸诸侯，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你如果要安于现状，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齐桓公听后又问：“我现在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等将来见机行事吧!”管仲被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这是我的万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富国家强社稷；如果不是这样，那臣就是贪生怕死，一心为升官发财了。”说完，管仲就想告退。齐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所感动，便极力挽留，并表示决心以霸业为己任，希望管仲为之出力。 后来，齐桓公又问管仲，“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齐桓公接着问。管仲回答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这时齐桓公又问：“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齐桓公又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吗?”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在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于三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 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 在经济方面，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由于管仲推行改革，齐国出现了民足国富、社会安定的繁荣局面，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国富民强，可以会盟诸侯了吧?”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然而他们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 管仲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部族对中原的侵扰。攘夷于外，必须尊王。尊王成为当时一面正义旗帜。 齐桓公二年(前684年)，齐桓公借报收纳公子纠之仇，出兵伐鲁。当时鲁国刚被齐国打败不久，元气尚未恢复，齐兵压境，举国上下一片恐慌。恰巧鲁国曹刿出来为鲁庄公出谋献计，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把齐国打败。鲁国胜利后又去侵犯宋国、齐国为了报复长勺之败，又勾结宋国来攻打鲁国。由于鲁庄公采纳大夫公子偃的建议，在秉丘(今山东巨野西南)打败宋军。宋军一败，齐军自然也就撤走。次年，宋国为了昭雪秉丘之耻，又兴兵攻鲁，鲁庄公发兵抵抗，趁宋兵还没站住阵脚就发动猛攻，结果宋国被打得惨败。宋国连．吃败仗，国内又发生内乱。大夫南宫长万杀了新立的郑闵公，不久宋贵族又杀了南宫父子。宋国的内乱，鲁国的战败，使他们的力量大为削弱。 谭国(今山东济南东)是齐国西邻的小国。齐桓公出奔时曾经过这里，当时谭国君对齐桓公很不礼貌，齐桓公继位，谭国也没派遣使臣祝贺。按照春秋的礼法，象谭国这样失礼，遭到谴责是自然的。齐桓公对此极为不满，因此管仲建议出兵问罪。谭国本来很小，力量十分微弱，怎能经受齐国大兵的进攻。结果很快就被齐国消灭。齐国没费力气消灭了谭国，扩大了国土。齐桓公五年(前681年)，在管仲的建议下，齐国与宋、陈、蔡、郑等国在齐的北杏(今山东聊城东)会盟，商讨安定宋国之计。遂国(今山东肥城南)也被邀请，但没有参加。管仲为了提高齐国的威望，就出兵把遂国消灭。鲁国本来比较强大，但因接连被齐国打败，又看到诸侯国都服从齐国，不服从齐国的遂、谭两国又被消灭，所以也屈服了齐国。不久，齐国与鲁国和好，在柯(今山东东阿西南)会盟。这次会盟很隆重，会场布置庄严。修筑高坛，两边大旗招展，甲士列士，十分威武。齐桓公和管仲正坐坛上。，就在这次会盟中，发生了著名的曹沫劫盟事件。会盟规定，只许鲁君一人登坛，其余随员在坛下等候。当鲁庄公与卫士曹沫来到会场，将要升阶入坛时，会盟宾相告诉他，不准曹沫升坛。曹沫戴盔披甲，手提短剑紧跟鲁庄公身后，对宾相瞪大圆眼，怒目而视，眼角几乎都要瞪裂了，吓得宾相后退几步，鲁庄公与曹沫就顺阶入坛。鲁庄公与齐桓公经过谈判，然后准备歃血为盟，正在这时，曹沫突然拔剑而起，左手抓住齐桓公的衣袖，右手持短剑直逼齐桓公。顿时齐桓公左右被吓的目瞪口呆。此时管仲沉着勇敢，急忙插进齐桓公与曹沫中间，用身体保护住齐桓公，然后问“将军要干什么?”曹沫正然道：“齐强鲁弱，大国侵略鲁国，欺人太甚。现在鲁国城破墙毁，几乎快要压到齐国。请考虑怎么办?”齐桓公见形势不妙，马上答应归还占领的鲁国土地。诺约草成，曹沫收剑徐步回位，平息如初，谈笑如故。会盟结束，鲁国君臣胜利回国。齐桓公君臣却愤愤不乐，许多人都想毁约，齐桓公也有这种想法。管仲不同意毁约，劝说齐桓公：“毁约不行，贪图眼前小利，求得一时痛快，后果是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权衡利害，不如守约，归还占领的鲁国国土为好。”齐桓公听取了管仲的意见。不久宋国叛齐，次年齐桓公邀请陈、曹出兵伐宋，又向周王室请求派兵伐宋。周王室派大臣单伯带领王师，与三国军队共同伐宋，结果宋国屈服了。 这时，鲁、宋、陈、蔡、卫都先后屈服齐国，谭、遂两国早已消灭，只有郑国还在内乱。管仲因此建议齐桓公出面调解郑国内乱，以此来提高齐国的地位，加速实现做霸主的目的。郑国自厉公回国杀了子仪，又杀了恩人傅瑕，逼死大夫原繁，登位称君后，为巩固君位，就要联合齐国。管仲抓住这一时机，建议齐桓公联合宋、卫、郑三国，又邀请周王室参加，于齐桓公六年：(前680年)在鄄(今山东鄄城)会盟。’第二年齐桓公又以自己名义召集宋、陈、卫、郑又在鄄会盟。这次会盟开的很成功，取得圆满成果。从此齐桓公已成为公认的霸主。 晋献公十年(前667年)冬，齐桓公见郑国已屈服于齐国，就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国君，又在宋国的幽会盟。周惠王也派召伯参加。这是一次空前盛会，几乎全部中原国家都参加了这次会盟。在这次盟会上，周天子的代表召伯又以天子的名义，向齐桓公授予侯伯的头衔。从此齐桓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霸主。
晋献公十五年(前662年)鲁国发生内乱，鲁庄公死后，鲁闵公即位，不久被庆父杀死，鲁僖公即位，庆父畏罪自杀。僖公为了巩固君位，与齐国会盟于落姑，从此鲁国也安定下来。至此，齐桓公威望布于天下，德名远播诸侯。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他的霸业。 老马识途 病榻论相 正当中原各国逐渐承认了齐国的盟主地位时，边境少数民族狄人和山戎人也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屡屡举兵犯境，给中原各国造成了严重威胁。周惠王十四年(公元前664年)，山戎趁机统兵万骑，攻打燕国，企图阻止燕国通齐，燕庄公抵挡不住，告急于齐桓公。齐桓公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南方楚国，本来不想支援燕国。但管仲认为，当时为患一方的，南有楚国，北有山戎，西有狄，都是中原诸国的祸患。国君要想征伐楚国，必须先进攻山戎，北方安定，才能专心去征伐南方。如今燕国被犯，又求救于我国，举兵率先伐夷，必能得到各国的拥戴。齐桓公深以为然，遂举兵救燕。山戎闻齐师大队人马将至，掳掠大量财物解围而去。齐军与燕军合兵一处，北出蓟门关追击，杀得山戎兵落荒而逃。山戎首领带着残兵败将逃入孤竹国(今河北西北部)。 齐军一鼓作气，兵围孤竹国，孤竹国派人诈降齐军，献上山戎首领首级，谎称孤竹国国君已弃国逃往沙漠。齐桓公以降将为前部，率军追赶。孤竹国降将将齐军诱入荒漠，自己则乘人不备逃之夭夭。此时天色已晚，放眼望去只见茫茫一片平沙，狂风卷地，寒气逼人，齐军前后队失去了联系。齐桓公有些不知所措，忙向管仲求教解危之计。管仲沉吟片刻，遂让随行兵士敲锣打鼓，使各队闻声来集，屯扎一处，挨至天明。谁知，天虽已亮，沙漠中却炎热异常，又无饮水，一望无际的沙漠难辨方向，全军将士焦急万分。管仲见状，忙向齐桓公建议道：“臣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也许熟悉此地，大王不妨令人挑选数匹老马放行，或许可以寻见出路。”齐桓公依其言，命人取数匹老马，放之先行，军队紧随其后，果然走出险地。 孤竹国国君见齐燕大军被诱入沙漠，便举兵攻进无棣城，赶走了守城的燕兵，躲避在山谷中的百姓也随着回城。管仲见此情形，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命令将士数人扮作百姓混入城中，半夜举火为应。然后，又分三路攻打无棣城的东南西三门，只留下北门让敌军逃跑，教王子成父和隰朋率一队兵马埋伏在北门之外。当天夜里、忽见城中四五处火起，齐军内应砍开城门，放大军兵马入城。孤竹国国君见势不妙，率众夺路而逃，直奔北门。谁知一行人刚刚冲出北门；路旁突然伏兵四起，截住了孤竹国的君臣等数人。两军厮杀，孤竹国国君死于乱军之中。齐桓公灭了令支、孤竹，辟地500里，悉数赔给了燕庄公。诸侯莫不畏齐之威，感齐之德。 在救燕时，鲁国也表示出兵支援，但实际鲁国按兵未动。对此齐桓公很气愤，想出兵惩罚鲁国。管仲不同意这样做，他劝说齐桓公：“鲁国是齐国的近邻，不能为了一点小事就出兵，影响不好。为了齐国的声誉，我们可主动改善两国关系。这次征燕胜利，得到一些中原没有的战利品，不如送给鲁国一些，陈列在周公庙里。”齐桓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赞成了这个意见。这样做对鲁国上下震动很大，其他各国反映也很好。 当时西北方的狄人也起兵进攻中原，先攻邢国(今河北邢台)，气焰嚣张。作为霸主的齐桓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管仲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向齐桓公说：“戎狄性情十分残暴，贪得无厌。诸夏各国都是亲戚，彼此关心，一国有难，大家都应相助，不能袖手不理。满足现状的安乐是很危险的，出兵救邢才是上策。”齐桓公很欣赏管仲的想法，就派兵救邢国，邢国很快得救。不久狄人又出兵攻卫国，卫懿公被杀，卫国灭亡。狄人又追赶卫国百姓到黄河沿岸。 宋国出兵救出卫国百姓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的居民一共五千人。就在曹邑(今河南滑县)立卫戴公为国君。刚刚恢复的卫国，处境十分困难。齐桓公、管仲派了公子无亏带着五百乘车马和三千名甲士来武装卫国，戎守曹邑。又给卫君带来乘马祭服，还给卫君夫人带来乘车和锦帛。此外还有牛羊猪狗鸡等三百余只。又帮助修建宫殿。 邢国还未恢复，狄人又来第二次洗劫。晋献公十八年(前659年)，狄人攻邢，形势十分严重。齐桓公和管仲立即联合宋、曹救邢。当齐、宋、曹军队到达时，邢国百姓如见亲人，纷纷投奔，狄人被打退。邢国又被狄人洗劫一空。于是齐桓公和管仲同宋、曹两国，帮助邢国把都城迁到夷仪(今聊城西南)，这里靠近齐国，较为安全。使破乱的邢国得到安定。 邢、卫两国都遭狄人洗劫，在齐桓公、管仲的主持下，得以复国。当时人们都赞赏地说：邢国人迁进新都城，好像回到了老家；恢复后的卫国，人们心情高兴，也忘记了亡国的悲痛。 楚国一直是南方的强国。自晋献公十一年(前666年)伐郑开始，一直在准备北上。晋献公十八年(前659年)，楚国又出兵郑国。齐桓公与管仲约诸侯共同救郑抗楚。由于楚国不断攻郑，齐桓公和管仲约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首先一举消灭蔡国，直指楚国。楚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使臣屈完出来谈判。屈完见到齐桓公就问：“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相隔于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这次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不知是为了什么?”管仲在齐桓公身旁，听了之后就替齐桓公答道：“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侯九级伯，如不守法你们都可以去征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都在你们征讨范围内。现在，你们不向周王进贡用于祭祀的滤酒的包茅，公然违反王礼。还有昭王南征，至今未回，这事也不是与你们无关。我们现在兴师来到这里，正是为了问罪你们。”屈完回答说：“多年没有进贡包茅，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未回是发生在汉水，你们只好去汉水边打听好了。”齐桓公见楚使屈完的态度不软不硬，就命令大军在陉(今河南郾城南)驻扎下来。南北两军相峙，从春季到夏季，已经半年。楚国又派屈完和齐桓公、管仲谈判。齐桓公管仲早就无意打仗，只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显示霸主的威风，吓唬楚国罢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同意与屈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召陵(今河南偃县)。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屈完很沉静地回答；“国君，你若用德又来安抚天下诸侯，谁敢不服从呢?如果只凭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可以把方城山当城，把汉水当池，城这么高，池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回答得委婉有力。为形势所迫，齐桓公同意。周襄王郑五年(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机。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王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卞卿礼仪的待遇。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为齐桓公创立霸业呕心沥血的管仲患了重病，齐桓公去探望他，询问他谁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齐桓公欲任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齐桓公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15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之封地，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其为相了。”齐桓公又问：“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摇摇头，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管仲说罢，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说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国政。遗憾的是，齐桓公并没有听进管仲的话。易牙听说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段对话，便去挑拨鲍叔牙，说管仲阻止齐桓公任命鲍叔牙。鲍叔牙笑道：“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社稷宗庙考虑，不存私心偏爱友人。现在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容身之处？”易牙讨了个没趣，深觉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于是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管仲病逝。齐桓公不听管仲病榻前的忠言，重用了易牙等三人，结果酿成了一场大悲剧。二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见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就开始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有二宫女乘人不备，越墙人宫，探望齐桓公；桓公正饿得发慌，索取食物。宫女便把易牙、竖习作乱，堵塞宫门，无法供应饮食的情况告诉了齐桓公。桓公仰天长叹，懊悔地说：“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说罢，用衣袖遮住脸，活活饿死了。桓公死后，宫中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公子为争夺王位各自勾结其党羽，互相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在床上六七十天无人收殓，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第二年三月，宋襄公率领诸侯兵送太子昭回国，齐人又杀了作乱的公子无亏，立太子昭为君，即齐孝公。经过这场内乱，齐国的霸业开始衰落。中原霸业逐渐移到了晋国。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当然，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等。虽然这样，管仲仍不失为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在历史上有过巨大贡献。

『拾』 管仲在政治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

管仲名夷吾，仲是他的字。颍上(今安徽西北部)人。春秋初年的大政治家。现存《管子》八十六篇，有些为后人假托。

管仲和鲍叔牙幼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后来，管仲去辅佐公子纠，鲍叔牙则去辅佐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小白继承君位后，鲍叔牙立即向他举荐管仲执掌国政。齐桓公不仅不计私仇，还对管仲格外尊重。相传当管仲从鲁国来到齐国时，桓公沐浴三次，并三洒香水，亲自去城外迎接。管仲感慨万分，他说：“开初我仕途不得志时，曾和鲍叔牙合伙经商。每次分利时，我都多取一些，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这是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里贫困。我也曾为鲍叔牙出主意，但都失策了，可他并不认为我愚蠢，他知道那是时机不利。我也曾几次仕于君主，但都被主人摒弃了，可鲍叔牙不认为是我不贤，而是我没遇到明主。我几次上阵作战，都避死而逃，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胆怯，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奉养。我的主人公子纠被杀，公子的大臣都自杀了，可是我宁肯受囚被辱不肯死节，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无耻辱之心，他知道我不耻于小节而耻于不能建功名于天下。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呀!”于是，真心诚意地担任了齐桓公授予的职务，尽心尽力，夙兴夜寐。

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改革必须先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也相应地注意到政治和军事。管仲对农业税制的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分配形式。从而废除了集体无偿耕种“公田”的劳役税制，改为所有土地一律按土质好坏、面积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实物税。“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为“份地”，改集体耕作为个体生产。通过“均地分力”，农民就可知道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己家庭生活的好坏，才能不怕劳苦，自觉地劳动。管仲还提倡“本末并重”，即将工商与农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地制宜地实行多种经营，使得鱼盐、山林、川泽之利大兴。他也很重视工农技术的发展，实行各类人员专业化。管仲认为物质条件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夫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远千里而不怨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威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如焉。”这些思想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政治方面，管仲令士、农、工、商四种人分区居住。把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三乡、商三乡、士农合占十五乡。工商专心于本业，不服兵役。士农乡平时“食田”、耕田；一有战事，士则充当甲士或小军官，农则为兵卒。士农乡中以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各级行政机构都有负责人。战时，各级行政负责人又成为军官。每户出一壮丁，每五丁为一伍，每五十丁为一小戎。每二百丁称为一卒，每二千丁称为一旅。全国十五乡即为十五旅，每五旅合为一军，全国共有三个军。齐王与两大贵族各率一军。从上述情景不难看出，齐国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兵民合一的组织。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军事防卫，国家都拥有坚固的内部结构。

在官员管理上，管仲命令各人恪守职责，不准懈怠。若有违军令不尽责者，可一可二，再三必定严惩。还令各级官吏随时举荐贤才，否则就是“蔽明”、“蔽贤”，也要治罪。经过改革，几年之后，齐国成为了当时最富强的国家。

管仲为齐桓公制定的政治方针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征讨不服，平恤患难，以武力和德望称霸天下。一次，桓公因蔡姬之事欲出兵伐蔡。管仲见劝阻无效，便建议桓公先以楚已三年未向天子纳贡为由伐楚。获胜归来，再以蔡国不参加伐楚为由出兵。齐桓公听之，亲率诸侯联合伐楚，迫使楚与各诸侯签立盟约，诸侯皆服。

从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5年，在管仲执政的40年间，他一直秉承谦恭的态度，并屡次约束桓公要不骄不躁，出师有名，亲贤者远小人，为齐国称霸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