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法治德
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法治的道德基础十分薄弱，公民的道德水平比较低，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意识较差，这是制约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统一性
法治道德属于政治道德的范畴，因为法治本质上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运行方式，法治不可能也不应当超越于政治之上。人类政治活动指的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过程，而政治的推行方式不止一种。从历史发展来看，基本的政治手段有自然政治（无为而治）、德治、礼治、刑治和法治等，法治仅是政治手段和政治运行方式之一。政治必须讲道德，法治作为政治的一种方式，同样必须讲道德。但这里讲政治道德和法治道德，并不是简单地将道德置于政治和法治之下，使道德成为一种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随机物，而是内含着这样一种基本的推论：国家政治和法治必须符合人类的基本道义精神和正义原则，必须在明确的善的道德价值指引下建立正义的法律体系，保持合理和公正的执法与司法过程，从而造就和谐、自由和有序的社会发展局面。也就是说，国家政治和法治只有从其出发点、过程和效果上都符合人类的道德准则，才能真正体现政治和法治的本来目的。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本是完全统一的人类行为规范和治国方式，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利益驱动的影响，人们对德、法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法治建设需要不需要道德基础，道德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世界范围内法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西方现代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解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新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认为道德和法律分属于两个领域，是两种相互矛盾和作用各异的社会规范，因而现代法治建设不能够容纳道德，而必须以纯粹的法律手段治国，这样才符合现代平等、民主和唯法是从的法治理念。哈特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二是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强调法律的正义标准和善恶判断性，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统一，力求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富勒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国法学界，除了与上述两种法学理论相类似的观点外，还有一种中和性的观点，就是认为道德与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因而主张人们在一般社会事务上应当遵守道德规范，而在法律领域里则应当坚持法律至上，以法为据，从而避免道德对法律的干扰与消解作用。这种观点看似公允，实质上还是把道德与法律作了二重划分，使之形成了难以融合的两张皮，因而它在倾向性上还是接近纯粹法治论的观点的。 我以为，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相对而言是比较正确的观点，与古希腊的正义法理论和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道德法思想具有一致性。但这种观点仍然力图统道德于法律之中，忽略了道德的先在性、法理性和引导性。
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道德和法律的本质与功能上加以认识。从本质上看，道德是人类正义精神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道）及其在人类社会各种事物中的显现（德），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先在性、自证性和自为性，从
而也就成为判断万事万物的第一价值标准。相应地，法律则是人类社会生之于道德、依据道德而建立的外在规则，是在道德不能推行的地方对道德规范的一种加强和强制实现。法不具有先在性，而是后起的；法不具有自证性，必须依据可以自证自明的人类规则来确立，这个可以自证自明的规则就是人类道德（反映在具体的社会事物上即称之为“理”，探讨法律的这种根本依据和实质的学说就称之为“法理学”），非依道德，法就难以解决因何而建立的问题；法也不具有自为性，（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它必依赖于人才得以推行，而人推行法律的内在动力就是道德（正义感、利众心和责任意识）与智慧。由此可见，道德的本质是自具的（本来如此），而法的本质是由道德确立的（依理如此）。离开道德，法将失去判断社会万物价值（善恶、是非）的根本依据。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性，正说明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一致性，也说明了社会目标和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那种认为道德和法律本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是否定了统一国家中社会规范的一致性，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功能上来说，道德和法律则是内外互补的共同规范关系。道德和法律共称为“社会观范”，其目的都在于使社会秩序化，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冲突和矛盾的问题。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规范方式的不同。道德是以人的自觉性为基础，从人的内在意识上建立善恶是非的人生准则，从而起到指导和约束人的行为的作用。法律则是以人的强制性为基础，从人的外在行为上明确其善恶是非的走向，从而约束、限制和导向人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是只有道德没有法律的，那时人们的心灵纯朴、道德自觉性强，一切社会问题都通过内在自学和由此形成的外在习俗就基本上解决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加强，利益竞争出现，仅靠道德自觉已无法满足社会规范的要求，尤其是对于道德自律意识淡薄的人来说，内在的自我约束已很难奏效，这样就不得不适用外在的强制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来迫使其遵循人类的道德要求。可见，法律是以道德补偿和保障的功能出现于人类社会的。自从有了法律，人类社会就具有了内外一致的双重规范机制。但不论哪个社会，这两重社会规范都力求统一。在一个得到良好治理的社会里，法治总是以人类的道德正义精神为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据的，而道德也总是以法律规范作为其保障。所谓“礼法结合”、“出礼则入于刑”正是说明了这两者的互补共治性质。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统一的社会规范的共有一致的两个方面，它们本质上不存在矛盾。二者存在某种看似矛盾的问题，主要是两种情形造成的：一种是后起的法律背离了道德精神，因而造成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不能反过来说是道德规范背离了法律规范，因为先在自证的道德无须以法律的认可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法律应当以道德的认可为其存在的前提）。另一种情形则是由于体现道德、推行法律的主体——人的素质修养不够，因而造成人为的对道德内涵的误解和对法律规范的误解，由此造成了道德与法律的某种矛盾局面。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共同以理的形式存在，理的最高原则是人类正义精神。德、法两种规范共同指向的目标是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即是情和事，由情和事而构成一定的关系。所以，德、法两种社会规范的本质内容是社会关系，表现方式则是情和事。有人认为，法律是无情的，所以法律与情相冲突，不能讲情。这种看法仍然是片面的。情和事均是人类社会客观的存在现象，正由于情（如血缘之亲情、性爱之感情以及广义的人类慈悲心、仁爱心、侧隐心和同情心等）和事的交织运行，人类才产生了各种各样难以理清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道德和法律正是要通过理而对情和事进行合理的调整和梳理，从而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所以道德和法律正是从人心和人的行为两个方面合理地建构理、情、事的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而德治（以德治国）和法治（依法治国）则是对理、情、事这三个方面的具体把握与建构过程。法治社会虽然以法律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主导规范，但同样不能免除的是法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才能完善有效地确立起来。否则，唯法而治，只能造成舍内而取外、舍本而逐末，忽视人的内在自觉修养而求外在行为的合理化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混乱
无序状态。因此，现代法治必须在社会层面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并以道德为处理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首要方式；在道德不能消解矛盾的地方，法律才成为主导的裁决手段；公正执法的有力保障之一仍然是人的道德责任感；遵守道德是遵守法律的人格基础，遵守法律是遵守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和道德并行不悖，共同为治，真正的法治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来。 二、法治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将道德规范贯穿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就是要求社会建立一种道德化的法治，体现一种法治的道德精神，使德、法相融，互相助益。
在法治建设中强调道德并不意味着道德仅仅被看作为法治过程的一种口号，而是要求法治建设必须以人类道德正义精神为指导，执法者和司法者必须具备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公正执法的能力素质，整个社会体现出正气流行和和谐有序的风貌。也就是说，道德必须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规范融化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具体来说，法治道德应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正义，即立法活动要从人类正义原则出发，充分考虑到人类的道德要求和人道性质，使普遍确立的法律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良法”，避免非道德的“恶法之治”。这是法治走向合理化的根本之点。衡量立法正义的根本是一切立法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和福利而创制法律，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此，要避免法律的特权化、阶层化倾向，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
第二，政治与行政廉洁。廉洁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主张。廉者不贪，洁者不染。廉洁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廉价（小而精干的政府可以最低限度地耗费社会财富）。官员清廉（清廉不染，即是把权力视作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工具和尽职尽责的手段，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政权运作简单有效（政治与行政行为简明单纯，不扰民，不搞排场，不搞虚夸，而政府权威很高，推行政务的效率很高）。 第三，执法与司法公正。政府的执法行为与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平等地对待一切法律关系主体，避免权力关系（权权庇护）、亲属关系（家天下和家地方）、金钱关系（利害勾结，贿赂公行）、乡友关系（近者庇护，远者欺瞒）等社会关系对法律事务的扭曲和影响。
第四，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具有高度道德水平。法律由人建立，法治赖人推行，人的道德素质是造就道德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中，处于“公共权力边缘位置”的普通公民的道德素质固然重要，但起根本影响的还是那些处于“公共权力核心位置”的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质。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之治的思想和科举取士的制度，古希腊柏拉图的“贤人政治”的主张，都力图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值得借鉴。
表现在上述诸环节中的人类道德对于法治建设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本质上不再是外在于法治过程的游离物，而是构成法治建设的血肉和灵魂。具体来说，法治道德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基础作用，即在法治建设中构成推动法治运行的有力的道德基础，为创立“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提供基本的动力保障。第二，风尚化作用。社会道德具有通过社会舆论迅速传播、渗透一切的普遍化功能，因而能对社会起到一种风尚化的作用，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向往，同时也就造成了对一切社会成员的强大的心理压力，从总体上制约法治建设朝良性发展。第三，内在规范化作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是从人的内在自觉性入手解决社会规范问题的，因而它以人的“自我信任”和“自我修养”为基础，通过社会成员的自我评价和内心羞愧建立自律机制，实现“道德自律”，由此引导人的外在行为的合理发展。可见，道德规范把人的心理、人格和行业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对确立法治建设所要求的健康心理、正义人格和公正作为十分有益。第四，外在示范化作用。社会道德虽然不如法律规范那样具有明确的外在强制性，但它仍然具有外有影响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通过道德高尚、正直、诚实、公正的人们的行为，为社会提供一种可借鉴和学习的“模范体系”，从而引导人们走上道德正义之路。道德修养好的人对于一般的人会形成一
同时是一个法治建设的过程，而法治建设的过程则必须同时是一个道德建设的过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在我国现阶段，改变道德缺失状况的任务很繁重，需要从各方面综合努力才行。这里从几个主要的方面入手，简单讨论一下道德建设之路：第一，从社会道德建设的角度来看，社会应当把弘扬道德正义精神放在首位，把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统一起来，引导人们按照道德标准判断是非，衡量行为，由此养成全社会诚、信、公、正的道德风尚，为法治建设提供良性的社会道德环境。第二，从法律体系本身来看，必须建立道德先在和法律依道德而立的信念，解决法律和道德两张皮，法律不依道德而立，道德行为得不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悖异现象，使道德和法律真正成为本质相同、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两大社会规范，为法治建设提供内在的道德动力和依据。第三，从社会成员尤其是公职人员的个体素质入手解决道德缺失问题。社会成员道德信念的建立来自于不断深入、勇猛精进的个体修养。因而，从教育、学习、政治宣传等方面入手强调和激励个体道德修养行为，建立稳固持久、代代相传的个体道德素质，是建立法治道德的根本所在。党中央布置和推行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活动，本质上就是要解决为政者的政治道德问题。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优秀的道德理论、德法共治理论和个体修养理论，因此，扬弃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是改变道德缺失状况，建立法治道德，推行道德政治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是道德，它曾在历史上对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起到过无以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宝贵财富。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切实的行动，才可能发掘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文资源和精神动力，也才会找到法治建设的真正基础。
2. 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
认清乡村治理规律，把握“三治”辩证关系
认清乡村治理规律，关键是认清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社会关系网中的地位，处理好党的基层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正如《条例》所强调的，“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加强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既体现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时代要求，又体现了“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使命担当。前者要求确保发展的政治性和长久性，后者要求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就是在党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前提下，发挥好农村自治组织的主导作用、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以及个体成员的主人翁作用，实现各治理主体间相互平衡、相互支撑、相互制约。
认清以上规律，正是把握“三治”辩证关系的关键。要把握“三治”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根本要求，必须以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为根本前提;要把握“三治”结合不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简单加总和随意组合，而是因时因地制宜，激活整体功能、系统功能的复杂过程;要把握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础，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和法治的补充。
把好自治方向，为法治德治打下坚实基础
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的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村霸”等现象，正是由于基础不牢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必须首先打牢这个基础，而打牢这个基础的关键就是加强政治建设，把好自治方向。
突出政治建设，严格执行党的意志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新时代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作为联系党和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层组织;党的意志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是必须紧紧围绕的理论核心。严格执行党的意志，落实相关政策要求，才能使农村社会紧跟国家发展步伐。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严格执行党的意志，关键是要做到“维护核心、服务中心、凝聚人心”。“维护核心”，就是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根本保证;“服务中心”，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各项任务，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物质保证;“凝聚人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农民、依靠农民，让农民切实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各环节，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民心保证。
突出政治功能，发挥“能人组织”作用
就农村社会而言，“能人”是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知识、经验、声望或关系资源，在村内影响力较大的成员，党员是“能人”的主要组成;而“能人组织”则是在村内影响力较大的组织，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无疑是影响力最强的“能人组织”。“能人组织”和“能人”是决定社会发展尤其是制度变革的关键主体，也往往是发展和变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农村“能人组织”和“能人”作用发挥得如何，决定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效果。
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应从三方面发挥其“能人组织”功能:一是突出政治功能，把自身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一功能源自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以及党的执政地位。二是继续发挥自身作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改变了过去“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的状况，促成了农村社会网与外界、特别是政权的相互交流，为法治在农村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充分发挥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自身及其党员引导农村社会发展方向、制度选择以及变革的作用。作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肩负着为广大农民群众谋取幸福的历史重任，因此，要不断提升组织力，在选择既定的情况下，以“能人组织”的身份和广大农民群众一起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3. 党的19大报告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文什么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4. “共建共治共享 共筑作文
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社会和谐、公平正义自然在其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充分关注民生诉求，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这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建设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强调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都抓到点子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在十九大代表、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柳玉祥看来，新形势下，缓解不断增长的法治需求和有限的法治资源之间的矛盾，既需要加强专业化法治力量建设，也需要运用市场化、社会化机制，把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的事务交给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形成共同推进的合力。
近年来，我省司法行政部门着眼于法治社会建设，从群众法律接受、纠纷预防、纠纷非诉解决、诉讼参与、损害修复等方面入手，实施社会司法“五大工程”，有效激发基层群众参与法治的积极性。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展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研究，出台了全国首个法治类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指导意见，在法院、公安派出所全面推行“派驻制”人民调解模式，推动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的结合。
下一步，我省司法行政部门将秉承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以开放性架构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多种资源、手段的良性互动，重点推进“三个深化”：深化社会组织参与法治建设，推进政社互动，畅通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法治建设渠道，特别是推广建立“乡贤会”“百姓议事堂”等，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在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中发挥积极作用；深化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畅通利益表达、协商沟通渠道，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深化恢复性司法实践，贯彻协商民主理念，构建违法犯罪人与被害人、社区的交流协商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和社区群众参与罪犯和刑释人员帮教活动，加强被损害关系修复，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5. 如何理解我国社会治理正悄然步入共治与法治新境界
夜宿山寺（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6. 要全面形成什么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城乡基层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取得了重大进展。新时代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中国已经从社会管理跨越到社会治理时期。既往改革基本塑造了社会治理体制的大框架，对于今后深化改革起到了指导和引领作用。更好确立多元主体合作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区自治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6)共治法治德扩展阅读：
社会治理要求重视社区、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政府责任的弱化。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可以确立政府与社会的新关系、新秩序。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切实落实政社分开，就必须扩大社会事务“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的适用范围。从原则上讲，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承担制定规则、完善协调机制、加强能力建设等职责。
7.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三改一拆和五水共治工作
有法可依、有案可循、有力可借，秀洲区在法治建设的轨道上有序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作，既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确保“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取得实效的根本途径，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之举。
截至9月26日，秀洲区已累计拆除违法建筑面积45.4339万平方米，拆除违法猪棚面积51.7788万平方米。前8个月，全区6进6出交接断面水质考核为合格，截至6月30日，全区176条186.⑥4公里垃圾河全面完成整治，170条196.252公里黑臭河完成公里数年度目标任务的90%，截至目前，黑臭河完成公里数年度目标任务的117.33%。
在秀洲区持续深入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的背后，延伸着一条条凝聚共识的依法治理工作路径，涌动着一股股砥砺前行的法治力量。
有理有据法制宣传深入人心
“现在正在印制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单页，将在法制副河（道）长走访沿河企业、居民时分发。”随着秀洲区法制副河（道）长队伍的成立，秀洲区、镇两级346河道都将有“私人定制”的法制宣传计划和活动，遇到法律问题也将有专人解答。
按照规定，这些法制副河（道）长们将通过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制宣传教育，开展推进“法律进农村”、“法律进社区”、“法律进企业”活动。法制副河（道）长们不仅是河道治理的参谋员、也是上传下达的情报员、政策法规的宣传员，更是矛盾纠纷的调解员，为打好“五水共治”持久战营造法律氛围。
法制宣传贯穿始终，法制保障全程跟进，这正是秀洲区“清三河”、“三改一拆”等中心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自今年“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开展以来，秀洲区以法制宣传为先导，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先后参与了秀洲区喷水织机污染专项治理行动、洪合镇综合整治提升行动、秀洲区高照街道象贤村、陶泾村违法建筑整治专项行动等中心工作，为“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在法制宣传工作中，秀洲区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带头学习宣传“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有关政策，带头支持拆违工作，带头做好家属亲戚朋友工作，带头拆除违法建筑，带头履行拆迁协议。镇村干部的亲力亲为，带动了一大批违章户主动加入拆除队伍。
法制宣传不是一时一地的事，秀洲区组织起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农技人员和农村基层环保监督员组成法宣联合小组，依托专用的法制宣传车，开展广泛走访和重点区域针对性走访，进村入企，答疑释惑。
十分钟一堂法制课，短小精悍，但内容都紧贴“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法制主题……今年以来，秀洲区不少农村文化礼堂内都上起了这样的微型法制课，来自各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联系实际讲解法律，普法的同时不耽误工作生产，高效紧凑的微型法制课深受村民的喜爱。以微型法制课为代表，秀洲区创新法制宣传形式、扩大法制宣传覆盖，还利用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型媒体，加大法制宣传渗透力。
依法依规工作推进有章有序
“十一”长假，高德玉的拆房队一直忙碌在清泰桥村以及周边几个村的“一户多宅”拆除现场。“这几天天气好，工班就开足马力，加快点速度。”高德玉说，“拆除之前，村干部都会带我们看现场、做标记，不会拆错，拆除过程也很顺利。”
“一户多宅”是指农村村民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户占用两处及两处以上住宅的情况。“在认定‘一户多宅’之前，要经过拍照、丈量、村委核实、镇土管所确认等一系列步骤。”花鸟港村党支部书记徐新荣说，“我们村第一次排摸了29户，最后认定了22户，认定工作都是根据相关规定来的，如果村民有疑问，我们也能做好解释，村民们也信服。”
“村干部和联村干部可没少来，第一次来讲了法律法规，拍了照片，第二次带着人来测量面积，第三次又讲了一遍相关法律规定。”钱永民是花鸟港村第一户同意拆除的村民，“搬完屋子里的东西，我就把钥匙交了。”
一条条法律法规解释到位，一幢幢一户多宅核实认定，一把把钥匙主动上交，一支支工班进驻助拆……在秀洲区迅速推进“一户多宅”等“三改一拆”工作的背后，是依法依规让“三改一拆”等工作有章有序。
在洪合镇，村民搭建的违章彩钢棚一时成为影响城乡面貌的顽疾。自从启动“两违”专项整治行动以来，通过前期全面的动员宣传，大多数村民都开展了自行拆除。“有一些违章建筑比较牢固，单凭一二个人确实很难拆除，集中助拆降低了村民自行拆除的安全隐患，拆除效果也更加理想。”洪合镇党委副书记邱沈华说，对于一些在规定期限内仍不愿意拆除的农户，洪合镇按照调查取证、事实认定、处罚决定、告知送达等步骤，对相关违法建筑依法进行强拆。
记者从区“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秀洲区在推进“三改一拆”工作中，深入推行一次告知鼓励自拆、二次催告明确自拆时限、三次帮拆助拆的“三次催告拆除制”，对反复做工作仍未能自觉整改拆除或自己无力拆除的，由镇、街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组织力量帮助拆除或实行强拆。村民自拆、政府助拆、集中拆除，一套链式工作法正成为秀洲区违章建筑拆除工作的推进思路。
王店镇推进“一户多宅”专项整治、洪合镇实施综合整治提升行动、高照街道开展违法建筑综合整治……以“三改一拆”为主线，结合自身特点定制的各项专项行动也在秀洲区其他乡镇、街道全面实施。
“在下一步拆违工作中，还要继续坚持先讨论公示、后动员拆除，鉴定清楚的先拆、有疑义的后拆，党员干部先拆、普通群众后拆，先自拆、后助拆集中拆除的‘四先四后’工作法，坚持公平公正，阳光操作，依法依规，有序推进。”区“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源：嘉兴日报《秀洲持续深入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背后的法治力量》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改革设计了法治的最优路径什么则是凝聚法治共治的根本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改革设计了法治的最优路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则是凝聚法治共识的根本。
9. 共建共治共享和共商共建共享区别
1、含义不同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具体包含中国全球治理观，共商共同经营经济，共建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共亨双方双赢。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做了富有深刻内涵的表述，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对以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认识拓展和理念的进一步升华。
2、意义不同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为破解世界共同面临的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简洁而凝练的“共建、共治、共享”三词，凝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全国人民社会治理探索的集体智慧，既是对过去5年我国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的总结，也是给未来社会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定位，内涵着对全体人民意志的遵从，对全体人民参与权利的肯定，对全体人民利益的敬畏。
(9)共治法治德扩展阅读
就发展社会事业而言，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保以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领域，应本着政府主导和政社合作原则，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为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创造发挥作用的更多机会；就完善社会福利而言，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需要得到制度保护。
因此，在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工程中，党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的有序参与制度建设落实机制。
就社会发展而言，要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新时代的社会意义，它们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角色，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增长点，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合作者，是社会和谐与秩序稳定的影响者，是社会公益慈善文化的引领者。应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