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立法理由

Ⅰ 刑法修正案建立的目的和原因

根据新形势，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任何一部法律的产生，都是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实际状况制定的，可以说，法律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但是，任何一部法律，又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其滞后现象，与现实社会产生矛盾，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好地体现国家和广大人们的意志，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需要不断对原有法律进行修正。
刑法修正案的指导思想：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好刑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方面的功能。二是坚持问题导向，从中国国情出发，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对刑法作出调整，以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三是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惩处力度不减，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对一些社会危害较轻，或者有从轻情节的犯罪，留下从宽处置的余地和空间。四是坚持创新刑事立法理念，进一步发挥刑法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社会生活方面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Ⅱ 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改掉的原因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了修改，本次修改，通过扩展适用范围、降低入罪门槛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刑法》的威慑力。这对我国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修改前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修改后的条文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具体而言，本次修改的原因和作用包括以下几点:

1.将构成要件中的犯罪结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

这一修改是最重大、最核心的变化。修改前《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犯罪，属于结果犯，必须具备特定的结果才能构成犯罪。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只有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由此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情况下，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存在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构成犯罪行为的范围界定过窄，局限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一些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危害严重的行为得不到《刑法》的惩戒；

其次，污染事故往往是突发性事件，带有偶发性质，一些不属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具有累积性的污染行为，其危害也非常严重，却没有纳入《刑法》惩戒的范畴；

第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通常都伴随着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从立法技术上看，将两者并列作为结果要件，有重复规定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适用范围。

修改后的第三百三十八条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只要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无论是否属于污染事故，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2.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由“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

按照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包括: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从语法的角度看，这样的规定，是将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等各类物质都归入了危险废物的范畴。

依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哪些物质属于危险废物，是通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方式来确定的。第三百三十八条列举的几种物质中，可能并非都属于危险废物。如有毒物质，很明显不会全部属于危险废物。因此，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逻辑上无法自足。

此外，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范围最终限定在“危险废物”，实际上缩小了适用范围。如果行为人排放或者倾倒一些没有列入《危险废物名录》但危害严重的物质，就无法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这些问题，修改后的三百三十八条将“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其范围大大拓宽，有助于降低环境刑事犯罪的门槛。

3.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规定。

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将适用范围限定在向土地、水体和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实践中可能导致部分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尤其是没有直接向水体等环境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删除这一限制，使第三百三十八条的适用范围更宽，无论是否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都可以构成犯罪。

修改后犯罪客观方面有哪些重大调整？

修改后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其构成要件包括:

1.犯罪主体。构成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践中主要是企业。

2.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主观方面没有变化，仍然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3.犯罪客体。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犯罪客体在理论上一直有争议，有的认为是国家保护的环境管理秩序，有的认为是环境权，有的认为是环境法益。此次修改没有涉及犯罪客体。

4.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了重大调整。修改后的第三百三十八条，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违反国家规定，即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强制性义务规范；二是有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贮存、使用等行为不构成本罪；三是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对象是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据此，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都被列入了有害物质的范畴，无需再通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来确定适用范围；四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一般的轻微污染不构成犯罪。这是必备的结果要件。同时要注意，重大环境污染与行为人的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

Ⅲ 刑法修正案和刑法典的关系

刑法修正案，对现行刑法中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有关条文，通过全国人大予以修改、补充，加以完善。刑法修正案是指1997年新《刑法》颁布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对刑法条文的修改和补充。刑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刑法修正的前提和基础。

刑法修正案，作为对刑法条文的具体修正，与现行刑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次刑法修正案归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一）

时间：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七号公布施行。

要点：第一百六十二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

时间：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六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要点：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

时间：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四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要点：将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修改为：“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

时间：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三号公布施行。

要点：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修改为：“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

时间：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公布施行。

要点：在刑法第三百六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将该条修改为：“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破坏重要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

时间：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2006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一号公布实施。

要点：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

时间：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十一届）第十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要点：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时间：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一号公布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要点：在刑法第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之一:“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时间：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11月1日起开始施行。

要点：为适应暴恐活动犯罪的发展变化,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最新刑法立法——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成为此次刑法修正的重点和亮点之一。

Ⅳ 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改掉的原因和作用，也就是评价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了修改，本次修改，通过扩展适用范围、降低入罪门槛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刑法》的威慑力。这对我国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修改前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修改后的条文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具体而言，本次修改的原因和作用包括以下几点:
1.将构成要件中的犯罪结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
这一修改是最重大、最核心的变化。修改前《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犯罪，属于结果犯，必须具备特定的结果才能构成犯罪。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只有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由此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情况下，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存在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构成犯罪行为的范围界定过窄，局限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一些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危害严重的行为得不到《刑法》的惩戒；
其次，污染事故往往是突发性事件，带有偶发性质，一些不属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具有累积性的污染行为，其危害也非常严重，却没有纳入《刑法》惩戒的范畴；
第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通常都伴随着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从立法技术上看，将两者并列作为结果要件，有重复规定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适用范围。
修改后的第三百三十八条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只要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无论是否属于污染事故，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2.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由“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
按照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包括: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从语法的角度看，这样的规定，是将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等各类物质都归入了危险废物的范畴。
依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哪些物质属于危险废物，是通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方式来确定的。第三百三十八条列举的几种物质中，可能并非都属于危险废物。如有毒物质，很明显不会全部属于危险废物。因此，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逻辑上无法自足。
此外，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范围最终限定在“危险废物”，实际上缩小了适用范围。如果行为人排放或者倾倒一些没有列入《危险废物名录》但危害严重的物质，就无法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这些问题，修改后的三百三十八条将“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其范围大大拓宽，有助于降低环境刑事犯罪的门槛。
3.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规定。
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将适用范围限定在向土地、水体和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实践中可能导致部分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尤其是没有直接向水体等环境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删除这一限制，使第三百三十八条的适用范围更宽，无论是否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都可以构成犯罪。
修改后犯罪客观方面有哪些重大调整？
修改后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其构成要件包括:
1.犯罪主体。构成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践中主要是企业。
2.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主观方面没有变化，仍然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3.犯罪客体。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犯罪客体在理论上一直有争议，有的认为是国家保护的环境管理秩序，有的认为是环境权，有的认为是环境法益。此次修改没有涉及犯罪客体。
4.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了重大调整。修改后的第三百三十八条，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违反国家规定，即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强制性义务规范；二是有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贮存、使用等行为不构成本罪；三是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对象是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据此，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都被列入了有害物质的范畴，无需再通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来确定适用范围；四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一般的轻微污染不构成犯罪。这是必备的结果要件。同时要注意，重大环境污染与行为人的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

Ⅳ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正时遵循的原则有哪些

编辑本段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这一规定确定了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来，这一原则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属性，只能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专门机关依法行使。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行使。当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条和第225条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依法行使公安机关所享有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权力；监狱对于监狱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可以行使侦查权；对于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军队保卫部门也可以行使侦查权。
2．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别行使，而不能相互代替和？昆淆。作为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公安机关负责对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并在侦查过程中享有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的权力。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法律监督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法院的审判活动和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有权对其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有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作为国家的司法裁判机关，法院行使审判权，有权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编辑本段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确立了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更不得侵害各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这里所说的“其他法律”，是指所有与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法律，如刑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律师法、人民警察法等。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的，有关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权依法提出申诉和控告。有违反法律程序行为的机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判有违反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审判组织不合法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违法情形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的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编辑本段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加以干涉。
这一原则所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集体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而不是法官、检察官个人独立行使职权。由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实行不同的领导体制，因此它们独立行使职权的主体范围有所不同。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每个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各自独立，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只能通过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来进行，上级法院不能直接指示下级法院如何办理具体案件。就每个人民法院内部而言，独任法官和合议庭成员对一般刑事案件有独立判决权，但是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与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人民检察院的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关系，全国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检察权。在刑事诉讼中，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办案工作作出指示，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服从。就每个人民检察院内部而言，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和抗诉，均由检察长决定，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尽管这一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整体独立行使职权，但是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明确显示，法官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正享有越来越大的审判权。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得实施违反法律程序和规则的行为。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编辑本段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规定确立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
“分工负责”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按照法律的规定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和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负责审判。分工负责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职权，既不得互相代替，也不得互相推诿。
“互相配合”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互相支持和合作，互相协调，使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衔接，共同完成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的任务，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互相制约”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互相监督，互相约束，防止发生错误和及时纠正错误，正确执行法律。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密切相关、缺一不可的。其中，分工负责是前提，配合和制约是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顺利进行刑事诉讼的保证。贯彻这一原则，有利于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使法律得到准确有效的执行。编辑本段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有：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在立案阶段，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最后一关。
在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同时，监督法庭审理活动。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卜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
在执行阶段，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批准的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有权以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有权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1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另外，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编辑本段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这一原则包括以下内容：(1)各民族公民，无论当事人，还是辩护人、证人、鉴定人，都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陈述、辩论，有权使用本民族文字书写有关诉讼文书；(2)公、检、法机关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要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诉讼参与人不通晓当地的语言文字，公、检、法机关有义务为其指派或聘请翻译人员进行翻译。
刑事诉讼是查明案件事实，适用刑法定罪量刑的过程。为保证这一过程正确而顺利地进行，为保障在诉讼中不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保障各诉讼参与人有权了解与自己有关的诉讼活动的内容，保障被告有权知道自己所受指控，并在诉讼过程中发表意见，进行辩护。如果不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诉讼参与人就很难了解案情，无法有效行使诉讼权利。具体而言，实现这一原则具有重大的政治和诉讼意义：(1)有利于贯彻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原则，保护各民族公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进而保护他们相应的实体权利，加强民族团结和合作，促进各民族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法律允许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陈述案情，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有利于公、检、法机关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3)为刑事诉讼其他原则的实现提供保障。没有这一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辩论原则等都很难实现。(4)有利于当地群众了解案件和诉讼情况，对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从而加强公民的法制观念，提高他们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编辑本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有权为自己辩护。自审查起诉阶段开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权委托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被告人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条件的，法院应当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从而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3．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人民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应当及时告知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在法庭审判中，人民法院应当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依法辩护行为不受干扰。当然，这一规定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同样适用，这两个机关也都有义务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编辑本段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在刑事诉讼中，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利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权依法只能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审判权包括定罪权与量刑权。人民法院是惟一有权确定某人有罪和判处刑罚的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但它们对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认定，只会带来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效果，而不是终局的有罪判定。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决，才是国家对被告人有罪结论的权威宣告。
2．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依法作出。在刑事诉讼中要确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必须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过开庭审理查明事实，以法律为依据作出有罪的判决，并且将其公开宣告。未经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废除了人民检察院原来曾长期拥有的以免予起诉为名义的定罪权，使定罪权由法院专门行使；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则改称为“被告人”；检察机关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合议庭经过开庭审理，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编辑本段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这项原则的含义是：
1．诉讼权利是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法定权利，法律予以保护，公安司法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剥夺。不仅如此，公安司法机关还有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对于刑事诉讼中妨碍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行为，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2．诉讼参与人在其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采用法律手段依法保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如控告或请求公安司法机关予以制止，有关机关对于侵犯公民诉讼权利的行为应当认真查处。
3．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得到保护，并不意味着诉讼参与人可以放弃其应承担的诉讼义务。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也有权力要求诉讼参与人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否则，刑事诉讼就无法顺利进行。
依法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贯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公正和文明的标志。只有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才能使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才能使诉讼参与人积极参加诉讼，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证刑事诉讼的任务和目的得以实现。同时，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利于促进公、检、法机关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从而充分行使职权，有效查处和打击犯罪。编辑本段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15条确立了具有法定情形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具体说来，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主要有：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刑法规定了对于刑事犯罪的追诉期限：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超过上述法定追诉时效的，一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特赦。这种特赦命令具有终止刑事追究的法律效力。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被害人提出告诉为前提。被害人没有提出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对这类案件的追究就失去了法律基础。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刑法实行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的原则，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追究刑事责任已经没有意义，因此不予追究。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对于上述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具体说来，在立案阶段，人民法院发现自诉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受理。公诉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作出不立案的决定。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以判决宣告无罪。对于其他几种情形，一般应以裁定终止审理。不过，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能够确认已经死亡的被告人无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编辑本段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项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里的外国人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人、无国籍人以及国籍不明的人。我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我国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外国人应与中国人一样，应遵守中国法律。当外国人的行为触犯刑法，应当受到刑事追究时，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立案、侦查、起诉及审判活动。
2．依据国际惯例，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外交途径解决。依据1986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包括：外国驻中国使馆的外交代表以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员；途经中国的外国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有中国外交签证或者持有外交护照来中国的外交官员；经中国政府同意给予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其他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上述人员在中国犯罪的，不受我国法律刑事管辖，而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解决方式可以是建议派遣国将其召回，依法予以处理；或者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或者由我国政府宣布将其驱逐出境。编辑本段刑事司法协助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互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这一规定确立了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协助，是指我国司法机关与外国司法机关之间。根据相互缔结的条约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以及互惠原则，互相协助，代为进行某些刑事诉讼行为的活动。
刑事司法协助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这里的司法机关是广义的，包括双方法院和检察机关。我国于1984年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因此我国公安机关与外国警察机关的协作通常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司法部司法协助局作为我国对外进行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负责对外联系。
2．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包括我国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或者协定、我国参加的载有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条约以及国际公认的互惠原则。
3．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主要包括代为送达文书，代为调查取证，互相委托进行鉴定、勘验、检查、搜查和扣押，互相代为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互相移交物证、书证等证据。另外，刑事司法协助还包括引渡这一重要的内容。所谓引渡，是指一国将当时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犯有罪行或者判过刑的人，根据他国的请求，移送该国进行审判或者处罚的制度。我国与外国的引渡以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为依据。

Ⅵ 刑法理论中死刑存废两种学说各自的理由。

（一）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利亚以犀利的视角批判了当时野蛮而又残酷的刑事制度，控诉和揭露了制度背后的蒙昧主义，使人们对于犯罪与刑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书中，贝卡利亚首次提出废除死刑的观点，这一思想成为后人在讨论死刑存废问题时无法绕开的高峰。而如今，当我们再次回归原著，重新梳理书中废除死刑的观点，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于死刑存废这一问题的论证，从方法和思路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种是从死刑的效用性出发，讨论死刑的实施对于规制犯罪行为是否有效；另一种立足于死刑的正当性分析，判断死刑是否应该废除。效用性判断与正当性判断这两种思路的确立，为我们去审视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废除死刑的观点，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

在效用性判断上，贝卡利亚通过比较死刑与终身监禁的实施效果，展开了相关论述。在他看来，“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处死罪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时的，如果把罪犯变成劳役犯，让他用自己的劳苦来补偿他所侵犯的社会，那么，这种丧失自由的监禁则是长久的和痛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即死刑对犯罪的遏制效果不如终身监禁，因而主张应当废除死刑，改用终身监禁。

死刑的效用性判断实际上是一个事实层面的问题。由于不同认识主体有着不同的经验或实证材料，对于死刑的效用性也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按照这一判断思路，似乎并不能有效、全面地得出死刑是否应当被废除的结论。因此，贝卡利亚在书中关于死刑实施效果的分析，并不能成为支持废除死刑这一论点的可靠依据。

（二）死刑的存废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价值层面上的问题，一个价值性质的主张是无法通过事实材料加以证成的。在厘清问题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就贝卡利亚废除死刑的观点在价值性判断层面上进行更加深入地挖掘。

从价值性判断这一角度来看，贝卡利亚在书中主要基于社会契约论及立法的内在逻辑阐述了废除死刑的依据。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当人类达到一种自然状态不利于生存的境地时，人类为了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去克服阻碍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便寻找一种形式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形式便是“社会契约”。

基于这样的社会契约，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权利、财富、自由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奉献出来，转让给国家，以便国家“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

贝卡利亚赞成卢梭的“社会契约说”，并利用“社会契约”理论说明为什么国家无权对公民适用死刑。他在书中指出，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时，并未交出自己的生命权，因而国家便没有以死刑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力。他认为：“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总和，它们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谁愿意把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予别人掌管呢？每个人在对自己作出最小牺牲时，怎么会把冠于一切财富之首的生命也搭进去呢？”

不能说贝卡利亚的这一见解毫无道理，但这一见解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诚然，按照卢梭的设想，个人在与国家订立契约时，不会把自己的一切权利都交出去，更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权也交出去，因此，国家不能无缘无故地剥夺守约公民的生命权利。但是，对那些违约的个人，却不因此就认为国家一概不能剥夺其生命权利。原因在于，社会契约绝不仅限于这一种。在杀人犯杀人这一具体情形下，按照订立契约的主体，可以分为国家与受害者之间的契约、受害者与杀人者之间的契约以及国家与杀人者之间的契约。

三种契约有着各自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如国家与受害者订立契约之际，受害者向国家让渡一定的权利、财富或者自由，这是受害者向国家负有的义务；与之相伴的是获得国家对其生命权的保护这一权利。当受害者的生命被剥夺，国家应然履行保护个人生命权的义务，从而采取措施对杀人者施以惩罚，由此可以得出国家按照契约原则剥夺杀人者生命权具有正当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按照契约约定的内容不同，会成立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就加害人与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而言，契约订立之际，杀人者要获得国家权力对于其生命权的保护，就应向国家做出保证，不去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因此一旦其实施杀人行为，即意味着其违背了约定义务，国家则依照契约放弃对其生命权的保护。按照这个思路同样可以得出国家按照与个人订立的契约，在个人实施杀人行为的情况下，剥夺其生命权的正当性。

在立法的内在逻辑上，贝卡利亚认为，国家一方面惩罚杀人行为，另一方面又通过死刑实施杀人，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荒谬的。他指出：“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
在这一点上，贝卡利亚只从表面上看待犯罪杀人与死刑杀人的相似之处，忽略了二者在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非法的杀人，后者是合法的杀人；前者是出于卑劣的目的杀人，后者是为了预防犯罪而杀人；前者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杀人，后者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而杀人。

（三）美国学者欧内斯特·温·丹·哈格在这一点上指出：“当一名罪犯被合法逮捕与监禁时，我们并不说‘合法的绑架’。逮捕与绑架在自然意义上无法区分。但是，法定惩罚不必从自然意义有别于犯罪。惩罚因其有着社会的支持与正当的目的而不同于犯罪……要是像贝卡利亚所认为的一样，以处决惩罚杀人——以罪犯对其受害人所为的行为作为对其的惩罚——是荒谬的，那么，对一位贪污犯处以罚金或剥夺一个剥夺他人自由的人的自由，便同样是荒谬的。将抢劫与征税、谋杀与处决、赠予与盗窃相区别的不是自然行为而是其社会意义。”

在立法的内在逻辑的分析上，由于贝卡利亚没有分清犯罪行为同依照法律实施惩罚犯罪这两种行为各自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其认为国家惩罚杀人行为存在内在矛盾的观点是片面的。

通过对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有关废除死刑的观点进行重新梳理，我们发现在效用性判断和正当性判断两个层面上其观点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其观点对于分析死刑存废问题的思想价值。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对于这些问题的发掘，实际上为我们更加深入地去探讨死刑存废的问题开阔了思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处罚体系从过去的残酷性向人道性发展，限制、废除死刑是世界的大潮流。我国继刑法修正案（八）减少13个死刑罪名、保留55个死刑罪名之后，历经三次审议，于2015年8月29日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再次减少9个死刑罪名，在执行少杀、慎杀、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死刑政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今社会价值越来越多样化，需要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去审视死刑的存废问题。“杀人偿命”不能被简单地彻底否定，因为我们应当看到这一观点中存在的合理成分，考虑到在惩罚恶劣犯罪上，死刑的实施对于受害方及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民众所具有的那种慰藉人心的作用。

在思考死刑的存废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审慎地做出价值权衡，分析判断：死刑的实施涉及哪些价值考量的因素以及围绕这些因素我们应如何去权衡。

当今世界越来越把废除或限制死刑适用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显著标志，这要求国家在死刑存废的价值权衡上应密切关注当今世界通行或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及时确立起自身清晰的态度及立场，而不应成为民众情感宣泄及社会舆论导向的附庸。

Ⅶ 刑法理论中死刑存废两种学说各自的理由

（一）
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利亚以犀利的视角批判了当时野蛮而又残酷的刑事制度，控诉和揭露了制度背后的蒙昧主义，使人们对于犯罪与刑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书中，贝卡利亚首次提出废除死刑的观点，这一思想成为后人在讨论死刑存废问题时无法绕开的高峰。而如今，当我们再次回归原著，重新梳理书中废除死刑的观点，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于死刑存废这一问题的论证，从方法和思路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种是从死刑的效用性出发，讨论死刑的实施对于规制犯罪行为是否有效；另一种立足于死刑的正当性分析，判断死刑是否应该废除。效用性判断与正当性判断这两种思路的确立，为我们去审视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废除死刑的观点，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
在效用性判断上，贝卡利亚通过比较死刑与终身监禁的实施效果，展开了相关论述。在他看来，“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处死罪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时的，如果把罪犯变成劳役犯，让他用自己的劳苦来补偿他所侵犯的社会，那么，这种丧失自由的监禁则是长久的和痛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即死刑对犯罪的遏制效果不如终身监禁，因而主张应当废除死刑，改用终身监禁。
死刑的效用性判断实际上是一个事实层面的问题。由于不同认识主体有着不同的经验或实证材料，对于死刑的效用性也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按照这一判断思路，似乎并不能有效、全面地得出死刑是否应当被废除的结论。因此，贝卡利亚在书中关于死刑实施效果的分析，并不能成为支持废除死刑这一论点的可靠依据。
（二）
死刑的存废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价值层面上的问题，一个价值性质的主张是无法通过事实材料加以证成的。在厘清问题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就贝卡利亚废除死刑的观点在价值性判断层面上进行更加深入地挖掘。
从价值性判断这一角度来看，贝卡利亚在书中主要基于社会契约论及立法的内在逻辑阐述了废除死刑的依据。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当人类达到一种自然状态不利于生存的境地时，人类为了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去克服阻碍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便寻找一种形式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形式便是“社会契约”。
基于这样的社会契约，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权利、财富、自由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奉献出来，转让给国家，以便国家“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
贝卡利亚赞成卢梭的“社会契约说”，并利用“社会契约”理论说明为什么国家无权对公民适用死刑。他在书中指出，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时，并未交出自己的生命权，因而国家便没有以死刑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力。他认为：“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总和，它们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谁愿意把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予别人掌管呢？每个人在对自己作出最小牺牲时，怎么会把冠于一切财富之首的生命也搭进去呢？”
不能说贝卡利亚的这一见解毫无道理，但这一见解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诚然，按照卢梭的设想，个人在与国家订立契约时，不会把自己的一切权利都交出去，更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权也交出去，因此，国家不能无缘无故地剥夺守约公民的生命权利。但是，对那些违约的个人，却不因此就认为国家一概不能剥夺其生命权利。原因在于，社会契约绝不仅限于这一种。在杀人犯杀人这一具体情形下，按照订立契约的主体，可以分为国家与受害者之间的契约、受害者与杀人者之间的契约以及国家与杀人者之间的契约。
三种契约有着各自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如国家与受害者订立契约之际，受害者向国家让渡一定的权利、财富或者自由，这是受害者向国家负有的义务；与之相伴的是获得国家对其生命权的保护这一权利。当受害者的生命被剥夺，国家应然履行保护个人生命权的义务，从而采取措施对杀人者施以惩罚，由此可以得出国家按照契约原则剥夺杀人者生命权具有正当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按照契约约定的内容不同，会成立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就加害人与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而言，契约订立之际，杀人者要获得国家权力对于其生命权的保护，就应向国家做出保证，不去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因此一旦其实施杀人行为，即意味着其违背了约定义务，国家则依照契约放弃对其生命权的保护。按照这个思路同样可以得出国家按照与个人订立的契约，在个人实施杀人行为的情况下，剥夺其生命权的正当性。
在立法的内在逻辑上，贝卡利亚认为，国家一方面惩罚杀人行为，另一方面又通过死刑实施杀人，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荒谬的。他指出：“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
在这一点上，贝卡利亚只从表面上看待犯罪杀人与死刑杀人的相似之处，忽略了二者在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非法的杀人，后者是合法的杀人；前者是出于卑劣的目的杀人，后者是为了预防犯罪而杀人；前者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杀人，后者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而杀人。
（三）
美国学者欧内斯特·温·丹·哈格在这一点上指出：“当一名罪犯被合法逮捕与监禁时，我们并不说‘合法的绑架’。逮捕与绑架在自然意义上无法区分。但是，法定惩罚不必从自然意义有别于犯罪。惩罚因其有着社会的支持与正当的目的而不同于犯罪……要是像贝卡利亚所认为的一样，以处决惩罚杀人——以罪犯对其受害人所为的行为作为对其的惩罚——是荒谬的，那么，对一位贪污犯处以罚金或剥夺一个剥夺他人自由的人的自由，便同样是荒谬的。将抢劫与征税、谋杀与处决、赠予与盗窃相区别的不是自然行为而是其社会意义。”
在立法的内在逻辑的分析上，由于贝卡利亚没有分清犯罪行为同依照法律实施惩罚犯罪这两种行为各自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其认为国家惩罚杀人行为存在内在矛盾的观点是片面的。
通过对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有关废除死刑的观点进行重新梳理，我们发现在效用性判断和正当性判断两个层面上其观点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其观点对于分析死刑存废问题的思想价值。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对于这些问题的发掘，实际上为我们更加深入地去探讨死刑存废的问题开阔了思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处罚体系从过去的残酷性向人道性发展，限制、废除死刑是世界的大潮流。我国继刑法修正案（八）减少13个死刑罪名、保留55个死刑罪名之后，历经三次审议，于2015年8月29日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再次减少9个死刑罪名，在执行少杀、慎杀、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死刑政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今社会价值越来越多样化，需要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去审视死刑的存废问题。“杀人偿命”不能被简单地彻底否定，因为我们应当看到这一观点中存在的合理成分，考虑到在惩罚恶劣犯罪上，死刑的实施对于受害方及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民众所具有的那种慰藉人心的作用。
在思考死刑的存废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审慎地做出价值权衡，分析判断：死刑的实施涉及哪些价值考量的因素以及围绕这些因素我们应如何去权衡。
当今世界越来越把废除或限制死刑适用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显著标志，这要求国家在死刑存废的价值权衡上应密切关注当今世界通行或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及时确立起自身清晰的态度及立场，而不应成为民众情感宣泄及社会舆论导向的附庸。

Ⅷ 监禁刑法存在的理由

“终身监禁”写入《刑法（九）》的理由是严厉的反腐高压态势的需要和震慑未诉贪污受贿罪行的需要。

在《刑法（九）》中没有单独写入“监禁”的规定，而是规定了特定的罪犯决定“终身监禁”的行刑方式。关于“终身监禁”写入《刑法（九）》中，有其特别的概念和特定的背景及理由：

一、概念。通俗地讲，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并使其在监狱里服刑的行刑方式都可以称为监禁，包括执行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都是监禁。在中国，《刑法（九）》出台之前没有“终身监禁”的法律概念，所以，在国内少有提及“监禁”的问题。《刑法（九）》出台后，规定的“终身监禁”是特别指对贪污、受贿行为，罪行极其严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不得减刑、假释，让罪犯终身坐牢直至自然死亡的行刑方式。在英美法中，“终身监禁”是刑罚的种类之一，在中国，“终身监禁”不是刑罚的种类。

二、“终身监禁”写入《刑法（九）》的特定背景及理由。

1.“终身监禁”是借鉴国外法系但不是照搬。刑九新增的终身监禁规定，无疑借鉴了国外终身监禁刑规定。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三审前，曾通过外交部致电我国驻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11国使馆，了解这些国家终身监禁的立法和实施情况。

2.严厉的反腐和震慑的需要。刑九关于终身监禁的规定，是在当前严厉反腐高压态势、严控慎用死刑政策以及特大贪贿犯罪长刑期短执行乱象的背景下作出的。由此可见其立法目的不仅仅在于长远的反腐需要，还在于有助今日的反腐；不仅仅在于对刑九施行后的贪贿新犯罪的震慑，也需要以此制裁未诉和在审（非既判）的巨贪巨贿旧犯罪。

3."终身监禁"不是我国刑罚的种类。从刑九对终身监禁规定的立法技术上看，可以进一步明确刑九规定的终身监禁不属于新的刑罚种类而只是一种行刑方式或措施。刑九在对终身监禁的立法技术上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对刑法总则规定的刑罚种类未作修改，表明立法者不将终身监禁作为新刑种。二是刑九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后段）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在这里，也没有将终身监禁列入特大贪贿犯罪的法定刑。三是在法条表述上体现终身监禁只是一种行刑方式。刑九第四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里对终身监禁用的是“决定”而非“判处”，而且将其起始时点规定在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之时，进一步表明立法者并非将终身监禁作为刑罚种类。

刑法及修正案（九）相关规定摘录如下：

四十四、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Ⅸ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