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两会

① 全国人大为慈善开门立法有哪些意义

1、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规范慈善活动的国家大法
我国经常参加慈善活动的志愿者，有6500多万人；社会捐赠总额已从10年前的100亿元左右，变成了目前的1000亿元左右。随着慈善事业体量的增大，慈善领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通过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导和规范。
制定慈善法，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努力。尤其是，慈善活动中的一个大类“扶贫济困”，直接关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这是我国扶贫、脱贫工作在法治层面上迈出的又一大步。
2、拓展慈善格局
慈善法对“慈善活动”进行了更为广义的界定，将促进教科文卫体事业发展及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都囊括在内。可以说，这一放眼“大慈善”格局的界定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3、松绑公募网募
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公开募捐与互联网募捐，慈善法草案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松绑。
慈善法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依法登记或者认定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这一适当扩大公开募捐主体范围的举措，意味着少数慈善组织掌握公募权的局面将被打破。更多慈善组织将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公募资质，平等地参与竞争。捐赠者也将有更多元的选择，从而促使“良币驱逐劣币”效应显现。
4、追责骗捐诈捐
近年来，不时被曝出的骗捐、诈捐事件，屡屡消费着社会大众的善意和信任。因为没有相关法规追责，许多骗捐者、诈捐者都能全身而退，这类事件也常不了了之。
慈善法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第五十九条规定：“受益人未按照协议使用慈善财产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协议情形的，慈善组织有权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慈善组织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受益人返还财产。”
第四十一条规定：“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具体情形包括“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方式公开承诺捐赠的”。
5、框定原则义务
除了追究受益人与捐赠人骗捐、诈捐等不正当的行为，慈善法草案更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框定了财产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原则、义务。
慈善法草案第五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第五十四条规定：“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不得在其投资的企业兼职或者领取报酬。”
第六十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成本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
信息公开也是慈善组织必须做好的一大工作。慈善法草案第七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年度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慈善财产的管理使用情况、开展慈善项目情况，以及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情况”。
民政部门也要配合信息公开。慈善法草案第九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建立慈善组织及其负责人信用记录制度，并向社会公

② 中国慈善立法是否已经通过

实际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经正式启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并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但是，在2007年的“两会”上，立法规划中并未能见到慈善法的影子。人们不由揣测其间原因。

慈善立法的定位争议被认为是慈善立法延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参与早期慈善法讨论的杨团指出：《慈善法》草案之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二是靠“大款”还是靠大众。

但是，这个理由未得到普遍认同。“一个如此简单的选择题，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你觉得会是问题的所在么？”同样曾参与立法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如此对本刊记者说。

而民政部相关负责人的多次讲话与论述也印证，起码在高层，关于慈善“民间-政府”“大众-富人”的认识并不是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曾专门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

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讨会上明确表示，要践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办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办，逐步实行管办分离。”

慈善立法延缓的另一个理由是郑功成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可能条件，是有一定的计划的，立法机关必须保证一些重要的或者发展进程中需要急切规范的立法项目优先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慈善事业立法虽然很重要，但在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律还未制定之前，显然不可能将慈善事业立法摆到优先位置。”

但是，属于政府责任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是否就具有优先于慈善法的理由呢？郑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对巨大的灾难，慈善行为能够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呢？

这正是一种现实的考虑。民政部部长李学举8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困难群众救助问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当时，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了3.1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64亿元。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救助主要依赖于政府，这是一个必然，因此，民间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为主角。

但是，这种现实的考虑并不能抹杀慈善之与救助不同的意义。

对于受难者而言，来自政府的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而慈善，其意义则不仅在于救助，更在于一种慈善文化、一种志愿精神的释放。

民间慈善组织缺失

接下来，“一对一”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模式被评论者认为难脱“旧时代的施舍与恩赐观”。而现代慈善观念，则是以施助者与受助者法律与人格地位平等为基础的。

捐赠与受赠分离的“个人——机构——个人”的行善模式，被视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的慈善模式。但是，尽管中国也有慈善机构，人们却更愿意选择“一对一”的模式。

这是中国慈善行政色彩浓厚的一大结果。

民政部官员曾公开表示，“我国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

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断出现：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国慈善人士太少，国人慈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当真有慈善家出现时，往往被“枪打出头鸟”。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看来，问题的真正所在在于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缺失。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NGO发展的老话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在他的一篇论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写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伪善庇护法。我们决不给非法、虚伪、欺诈、贪婪等留置空间；‘颜色革命’的企图和势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

“慈善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慈善组织的发育问题。而要是离开了慈善组织，那么现在已有的法律法规是够用的。”王名说。

对慈善行为的捐赠、优惠、管理，实际上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规范。这一点，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也曾提到。

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总共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

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上，关于慈善组织发育的问题仍然会出现。王名说，“关键不是民众是否捐钱捐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钱能否得到一个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问题。”

在他看来，慈善NGO(非政府组织)的问题不解决，那么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个“假命题”。 这涉及到如何对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关系、慈善组织的属性与结构治理。慈善组织的注册问题、企业捐赠12%的税收减免政策如何落实等等。

“这显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够解决的。”王名说。
在8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慈善进入立法的窦玉沛最终也并未明确表明，慈善法将何时出台。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制定有何重要意义

近年来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自蓬勃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大量涌现。公益慈善方兴未艾，但“郭美美事件”、各类网络骗捐事件以及一些基金会因透明度不足引发的争议，都让公益慈善公信力遭到极大打击。不断出现的争议，凸显了我国慈善制度法规环境的滞后，出台《慈善法》也就成为迫切需求。作为我国慈善事业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慈善法》对慈善机构的设立、运行、投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用立法让捐赠者得到尊重、让求助者有章可循、让诈捐者得到惩戒，才能营造一个多赢的局面。例如，在慈善法中，专门有关于“信息公开”的规定，哪些信息捐赠人有权知道、哪些信息受助者有权知道、哪些信息在法律规定中不便公开。显然，本愿做慈善而不会做慈善，在困扰着很多中国人的同时，从基本法律层面上界定好权利与义务，正当其时。

④ 制定慈善法人大行使了立法权还是监督权

中世纪欧洲是以法兰西为代表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但是在十二世纪,随城市的发展,也有独立自主的自治城市,其中的资本主义体系还是比较完备的,总而言之,中世纪就是欧洲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补充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恩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回答人的补充2009-09-1218:08谈到中世纪的政治，人们很自然会想到等级、特权和**，很难把它同近现代的民主政治相挂钩。因为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总是把中世纪的**政治同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对立起来，在我国学者写的几种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或民主思想的历史书中，也几乎不谈中世纪，在介绍完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之后便跳到了近代，似乎中世纪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不利于人们了解历史真实，近现代民主政治之所以会首先兴起于西欧，然后扩及世界各地，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光用近现代历史发展可以解释清楚的，而应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这个根源不是古希腊罗马的民主，而是西欧中世纪的民主。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可以概括为这么四大要素：宪法政治、议会政治、党政和选举制度，而除党政之外的三大要素都是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发展而来。一、宪法政治起源于中世纪限制王权的法令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中不存在宪法，为了防止当权者个人权力的膨胀、遏制贵族**势力的发展和保障一般公民的基本利益，采取的基本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增设当权者的数目来达到相互制约和分权的目的，如雅典的执政官最初为一人，后增为三人，再后增为九人；二是通过缩短当权者的任期来遏制个人势力的发展，如雅典的执政官最初是终身制，后改为十年一任，再后改为一年一任。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的最高统治者国王主要是世袭的和终身的，特殊情况下则由封建主选举产生，或是通过武力征服获得，因而中世纪的国王地表现出的是**的一面，也被看作是**统治的代表。但西欧国王的**统治是远不能同东方的国王**相提并论的，西欧的地方封建主总是在想方设法约束国王**势力的增长，最主要的措施是：通过签署特殊的法律文件来限定国王的权力范围和通过议会或是其它专门机构来制约国王的权力。西欧的地方封建主通过与国王签署特殊法律文件来约束国王权力的行使，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便催生了宪法政治。英国是近现代宪法政治的发源地，其近现代的宪法就是从中世纪约束王权的法律中发展而来的。早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存在法律高于王权的思想。当国王无视其它贵族的利益，为所欲为时，贵族们便想方设法迫使国王签署新的法律文件来约束国王的行为。当无地王约翰在位时，他任意践踏传统习惯法，不断增加税收，大幅度提高贵族的兵役免除税（盾牌钱），甚至剥夺贵族的土地等，这引起贵族们的普遍不满，于是，贵族们联合起来，并联络了骑士和市民，于1215年6月迫使无地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公开阐明了法律高于王权的思想，指出王权必须受到监督，提出了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款，被人们称为英国宪法制度的起源。在大宪章签署后，后来的历任国王在位时几乎都要签署保障人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文件。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对“大宪章”以来的英国宪法作了一个总结，确立了“议会至上”原则，明确了国王的权利和地位，重申了基本人权，是确立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重要文献。至此，形成了英国近代的宪法政治。在西欧的其它地方也出现了专门制约王权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条文。如1356年12月德皇查理四世颁布的“黄金诏书”，也是德意志诸侯限制皇权维护自身独立权益的法律文件。就连十字军东征时期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四个十字军国家也制定了限制王权的法律。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后组织了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起草了《耶路撒冷审判书》，规定十字军各国国王都要服从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决议。这说明在西欧社会，封建贵族通过政治斗争利用法律手段来制约王权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尽管西欧其它地方的这些制约王权的法律，没有能够象英国的大宪章那样直接演变为近代的宪法，但也为他们能够较快地普遍接受这一新事物奠定了基础。关于上述这一问题，我已有专门的文章——《论西方近现代宪法政治的中世纪起源》[1]——进行论述，在此仅作一概述。二、议会政治起源于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中，因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不存在代议制机构，有的是全体公民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公民大会或人民大会，另有由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或长老院，但都不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权力机构。古希腊、罗马的这种直接民主制存在着明显缺陷：一是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城邦社会里实行；二是容易造成极端民主的现象。因而，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不可能对近现代的议会政治产生影响。议会政治和宪法政治一样是起源中世纪的西欧，实际上是和宪法政治相伴随而产生的。在中世纪中期，为了制约逐渐强大起来的王权，真正实现法律至上的原则，西欧各国普遍建立起了等级会议。近现代西方的议会制度就是从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发展而来。最早建立起较完善的近现代议会制度的国家是英国，其它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英国议会制度的影响，因而，英国的议会又被公认为是西方议会之母。英国近现代议会制度，就是直接从中世纪的议会发展而来。关于英国议会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贤人会议。贤人会议的成员是世袭的教俗贵族，不是由人民选举而产生的代表，没有广泛代表性，但贤人会议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所起的特殊作用还是对以后英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诺曼底征服后，贤人会议被改造成了“大会议”，后改称为“议会”。1264年，以孟福尔为首的大贵族在与国王的内战中取得胜利，控制了政权。为了扩大支持力度，孟福尔在第二年召开议会时，除了通知传统的教俗贵族参加外，还要求各郡选两名骑士、各市选两名市民代表参加，从而使议会第一次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因而，有人把这次议会看作是英国议会制度的起点。在14、15世纪，英国议会已逐步获得了司法请愿权、征税权、财政监督权、立法权和监督、弹劾政府官员的权力等，已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权力机构；并形成了两院制：由传统贵族代表组成的上院和由骑士、市民代表组成的下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完全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议会——下院。其立法的基本程序也逐步形成，所有法案都要经两院分别进行三读，经过充分讨论通过后，由国王批准生效。这种基本程序一直没用到近现代议会。到都铎王朝时期的议会与英国近代早期议会已是非常近似，在两院构成、立法程序、代表产生方式等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只是都铎时期的议会在换届、会期等方面还不规范化，有点随国王之意。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1694年，议会通过了“三年法案”，规定议会至少三年召开一次，每届议会不得超过三年，使议会的召开、换届走向规范化。而议会其它方面的重大变革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才进行。在西欧各地，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尼德兰等，在中世纪中后期都出现了等级会议。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等级会议都未能象英国等级议会那样得到充分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尤其是获得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因而，这些国家的等级会议，都未能象英国等级议会那样很自然地由中世纪发展到近现代。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国家中世纪等级会议的存在对后来资本主义议会制度形成的影响，在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筹建全国议会和利用议会进行斗争都是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西欧的其它地方，虽然等级会议发展得不是很充分，但城市议会却发展良好。在13－15世纪，在法、德、意等地取得自治权的城市中，由选举产生的市议会普遍存在，且是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德国的城市同盟中，也存在着由各城市代表组成的同盟议会，同盟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同盟议会来决定。当然，中世纪的这种市议会是有明显局限性的，也未能直接促使近现代的国家议会政治的诞生，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欧洲市议会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的政治观念，使西方人很容易想到议会斗争这样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也乐于接受国家议会这样一种国家民主的政治形式，甚至有人认为中世纪中后期出现的等级会议就是市民议会政治在国家政治中的最初表现。关于这一问题，本人也另有文章进行专门论述，可参见愚作《论西方近现代议会政治的中世纪基础》[2]，在此不赘述。三、选举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有限选举制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中，就已存在着选举制度。但在古希腊和罗马，选举的是官员或陪审团成员，而不是选举议会的代表。在近现代的西方民主选举活动中，选举总统或总理等国家首脑虽也是其重要内容，但更主要的是选举议会或国会的代表。单纯地选举政府官员和选举议会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前者是选举个人，当选者个人的素质、能力对政治的影响较大，后者是选举一个群体，或是选举一个机构，通过这个群体或机构来制约政府、影响政局；前者不仅只能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实行，而且政策难于延续、政局难于稳定，后者则不受地区范围的限制，也不会因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而轻易改变政策、影响政局。因而，这也就决定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难于持久稳定地发展，只能是在历史上昙花一现。西方近现代的选举制度，包括议会选举和重要官员的选举，其中议会选举最为重要，因为议会选举的走向会左右重要官员的选举。议会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一样是起源于中世纪。在西欧中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等级会议中，教会贵族的代表是来自那些有着较显赫地位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世俗贵族的代表是来自国王指定的世袭大贵族，这些代表都不是由选举产生，但其中的第三等级市民的代表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是由自治城市选举产生。尽管这种选举和现代选举有着天壤之别，只是富有阶层极小范围内的选举，其实叫选派更合适，但毕竟不是指定的，不是靠特权和世袭地位获得的。在英国，不仅每个自治市的两名代表是由选举产生，而且每个郡的两名骑士代表也是由选举产生。在议会分裂为上下两院后，市民代表和骑士代表正好共同组成了下院。这样在英国就有一个完全靠选举代表组成的议会——下院。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大多数西欧国家，因其等级会议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独立政治实体，致使其选举会议代表的选举活动也未能制度化、规范化。而在英国，由于议会拥有了一系列实际的权力，尤其是下院凭借其拥有广泛的代表性获得了征税权和同上院平等的立法权，议会议员还获得了在与会期间拥有言论自由和不被逮捕的权利，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成为议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议员选举。这也自然使得英国选举下院议员的活动逐渐规范化、制度化。15世纪，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有关选举的法令。第一个选举法于1406年颁布，它规定：郡长必须按照正当的选举程序组织选举，选举应当是完全自由的，选民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而后又做出补充规定，授权大法官监督各郡选举，对违犯选举法的郡长处于惩罚或监禁。[3]1429年的选举法又明确规定了郡选民的财产资格，凡年土地租金收入达40先令的土地持有人拥有选举权。1432年，又申明选举人必须在参选郡中居住或在该郡拥有地产。至于被选举权，1445年法规宣布：各郡竞选议员者的社会地位必须在骑士之上，当选骑士应有20镑以上的年收入。[4]以上都是针对各郡选区的选举法规，至于城市选区，因为只有自治市才有资格选举议员，而自治市因选举市议会都有自身的选举法规，一般而言都是局限于独立的经济纳税人，包括地产主、商会会员、行会师傅等在内的拥有选举权。拥有被选举权的则都是富有的纳税人。我国著名学者赵文洪在他的论文《中世纪英国议会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起源》中也曾概括道：中世纪英国议会就是“纳税人的代表机构”，是“以财产为基础的权力机构”；“议会成员是纳税人的代表”。[5]据1436年纳税人登记簿估算，当时全国选民仅在10000－15000人之间，15－16世纪之交，有选举资格的人数约为30000人左右。[6]这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从以上英国15世纪的议会选举法规可以看出，英国中世纪的议会选举制完全是一种有限的选举制，在各郡选区主要是照顾了封建主政治的利益，在城市选区主要是照顾了经济纳税人的利益，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是没有选举权的。而实际上英国近代早期的议会选举制也是有限选举制，其现代议会的普选制是从有限选举制一步一步发展而来。在光荣革命之后的1710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选举法，规定在各郡选区中，选举权统一授予所有年收入达40先令的地产者。这实际上是重申了1429年的选举法规。对于被选举权则进一步提高了门槛，规定各郡选区的议员只能由年收入不少于600镑的人来充任，各城市选区的议员则由年收入不低于300镑的人来充任。据统计，在1761年，全英国700万居民中只有25万选民，不足居民总数的4％。[7]因而，针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曾指出：当时的下院“无非是一个不依赖人民的关门的中世纪同业公会”。[8]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选区划分方面，也是沿袭中世纪的，由于经济的兴衰、人口的变迁，到19世纪初，出现了很多没有实际意义的“袖珍小邑”或“腐败选区”，而又出现了一些新兴大城市不是选区，没有资格选举议员的现象。“在18世纪，不仅下院议员选举制度与中世纪相差无几，其组织状况和立法程序也无多大变化。”[9]这种情况一直到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之后的19世纪的议会改革才逐步被改观。1832年修改选举法，使中小资产阶级获得选举权，1867年使产业工人获得选举权，1884年使农民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则最终实现了男女平等的普选制。在欧洲的其它地方，虽然没有出现象英国那样由中世纪一脉相承地发展到近现代的议会选举制度，但也普遍地存在着城市议会的选举。在中世纪中后期，取得自治权的城市普遍建立起了市议会。市议会作为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其议员都是由市民选举产生。“11世纪末期，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最先开始实行由议会和执政官进行管理（1095年在阿斯蒂，1117年在米兰，1127年在克雷莫纳）。在德国，许多城市是从13世纪初期起开始实行议会制（科隆是在1216年）：（选举出来的）议会是公社最高的行政机构，监督整个的行政管理。”[10]当然，中世纪的这种市议会是不能和近现代的民主政治相比的，实际上只是在极少数富裕市民间实行的民主。如从1297年起，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选举最高的立法和监督机关（大议会）议员的权利只属于“黄金簿”上列名的几百个家族，行政权属于从大议会中选出的小议会（或称元老院），它的首领是选出的终身总督。而意大利另一个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于1229年制订的“正义法规”规定：最高机关长老议会，由七个大行会（被称为“肥人”的大企业家同盟）各选一名议员，十四个小行会（被称为“瘦人”）共选两名议员组成。它的首领称为“正义旗手”，既是议会议长，又是民军指挥。[11]从中可见，市民议会的选举也是极为有限的，只是在少数上层市民间进行。但这种选举的普遍存在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至少为后来各地近现代议会选举制度的形成打下了一定基础。我国学者应克复甚至认为，“由城市市民自己在特定的资格限制的候选人中选举官员，这证明是西方现代选举制的开始。”[12]而且欧洲其它国家的近现代议会选举也同样是经历了一个从有限选举制到普选制的发展历程的。如法国在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通过的选举法规定：只有能交纳其值相当于当地三日工资的直接税的积极公民才能享有最基本的选举权，可在初级会议中投票选举选举人；被选出的选举人应交纳相当于当地10日工资的直接税，可参加省一级会议选举议员；被选出议员必须交纳相当于26－52天工资的直接税，才能参加全国议会。[13]在以后多次修改的宪法中，对于选举和被选举人都有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后经过长期的民主斗争，法国在1944年戴高乐的新政府实现了普选制。综上所述，西方近现代的宪法政治是从中世纪英国的法律至上原则和约束王权的法律发展演变而来；西方近现代的议会政治是从西欧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尤其是英国的等级议会发展演变而来；西方近现代的选举制度则是从西欧中世纪的等级会议议员的选举活动，尤其是英国下院议员的选举活动中产生、发展而来。而宪法政治、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是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核心组成部分。因而，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首先兴起于西欧，尤其是最早形成于英国，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6年 9月 1日起施行。这说明了

单选还是多选？

单选：C
多选BCD

⑥ 2016全国两会新立法的法律有哪些

您好！2016年两会新立法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谢谢阅读！

⑦ 中国慈善立法亟须突破“为什么募捐”瓶颈

实际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经正式启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并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但是，在2007年的“两会”上，立法规划中并未能见到慈善法的影子。人们不由揣测其间原因。慈善立法的定位争议被认为是慈善立法延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参与早期慈善法讨论的杨团指出：《慈善法》草案之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二是靠“大款”还是靠大众。但是，这个理由未得到普遍认同。“一个如此简单的选择题，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你觉得会是问题的所在么？”同样曾参与立法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如此对本刊记者说。而民政部相关负责人的多次讲话与论述也印证，起码在高层，关于慈善“民间-政府”“大众-富人”的认识并不是问题。国务院法制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曾专门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讨会上明确表示，要践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逐步实行管分离。”慈善立法延缓的另一个理由是郑功成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可能条件，是有一定的计划的，立法机关必须保证一些重要的或者发展进程中需要急切规范的立法项目优先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慈善事业立法虽然很重要，但在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律还未制定之前，显然不可能将慈善事业立法摆到优先位置。”但是，属于政府责任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是否就具有优先于慈善法的理由呢？郑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对巨大的灾难，慈善行为能够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呢？这正是一种现实的考虑。民政部部长李学举8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公室就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困难群众救助问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当时，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了3.1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64亿元。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救助主要依赖于政府，这是一个必然，因此，民间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为主角。但是，这种现实的考虑并不能抹杀慈善之与救助不同的意义。对于受难者而言，来自政府的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而慈善，其意义则不仅在于救助，更在于一种慈善文化、一种志愿精神的释放。民间慈善组织缺失接下来，“一对一”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模式被评论者认为难脱“旧时代的施舍与恩赐观”。而现代慈善观念，则是以施助者与受助者法律与人格地位平等为基础的。捐赠与受赠分离的“个人——机构——个人”的行善模式，被视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的慈善模式。但是，尽管中国也有慈善机构，人们却更愿意选择“一对一”的模式。这是中国慈善行政色彩浓厚的一大结果。民政部官员曾公开表示，“我国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断出现：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国慈善人士太少，国人慈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当真有慈善家出现时，往往被“枪打出头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看来，问题的真正所在在于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缺失。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NGO发展的老话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国务院法制政法司处长朱卫国在他的一篇论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写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伪善庇护法。我们决不给非法、虚伪、欺诈、贪婪等留置空间；‘颜色革命’的企图和势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慈善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慈善组织的发育问题。而要是离开了慈善组织，那么现在已有的法律法规是够用的。”王名说。对慈善行为的捐赠、优惠、管理，实际上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规范。这一点，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也曾提到。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总共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上，关于慈善组织发育的问题仍然会出现。王名说，“关键不是民众是否捐钱捐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钱能否得到一个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问题。”在他看来，慈善NGO(非政府组织)的问题不解决，那么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个“假命题”。这涉及到如何对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关系、慈善组织的属性与结构治理。慈善组织的注册问题、企业捐赠12%的税收减免政策如何落实等等。“这显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够解决的。”王名说。在8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慈善进入立法的窦玉沛最终也并未明确表明，慈善法将何时出台。

⑧ 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是在行使什么权力

全国人大复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制国慈善法草案是在行使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主要由以下四方面构成：（1）立宪权；（2）立法律权；（3）立法监督权；（4）其他立法权。全国人大的立法活动，就是运用这四方面立法权，在它们所能调整的范围内进行立法的活动。

⑨ 两会建议提案要多久才能通过立法

建议提案没有固定时间，只有进入立法议程才有时间表。
两会提案的流程：
立案初审复审承办6个月答复，送到提案组办公室，该办公室对提案进行分类、立案、转信、撤并。提案根据内容分到四个业务组：财贸金融农林轻重工业类，经济发展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类，教科文卫体类，政治法律社会保障类，业务组初审，看是否符合立案条件，往返沟通看应交哪个单位办理；确定承办单位后，提案再返回提案组办公室，做个别调整，初审结束；大会期间，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召开若干次提案委员会全体会议复审提案。（注：以上历时约1个月）每年3月下旬召开的提案交办会交给各承办单位办理，承办单位签收分类，确定承办部门，明确分办时限及要求。承办部门确定具体承办人就提案拟定初步答复意见，办理期限内进行调研座谈沟通等；办公室汇总审核答复意见，正式行文并寄送提案人及有关单位。
审议表决：
提案人提出议案说明，各代表团审议，主席团可并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主席团审议决定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表决过半数即议案通过，具法律效力。
注：宪法修改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采取投票方式表决，由全体代表2/3以上的多数通过。不列入会议议程的，6个月内处理答复，经大会主席团审议决定后，可转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由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闭会之后最迟不超过六个月，予以答复，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可提出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再作研究处理，负责答复。

⑩ 2017两会热点解读 两会是什么意思

2017年“两会”热点

【热点一】“十三五”规划：引领新常态开拓新境界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是冲刺的5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何继续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如何“落地”?作为一份引领国家开创发展新境界的纲领性文件，两会审查、讨论的“十三五”规划草案，将回答国内外关注的诸多“中国之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具体体现。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创新发展步伐，不仅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更要强调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在这一进程中，增加百姓获得感至关重要。
【热点二】供给侧改革：“高频词”化为具体“路线图”
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启动。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正从“高频词”化为政府、企业明晰具体的改革“路线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经济转型既要稳定消费、投资、出口的需求侧“三驾马车”，更要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的供给侧发动机来推动。供给侧还有哪些不合理、结构性改革如何发上力等，将成代表委员讨论焦点。
【热点三】扶贫攻坚战：吹响冲锋号立下“军令状”
“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到2020年让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既定目标，也是我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庄严承诺。
从层层立下“军令状”到22个中西部省区市考核扶贫成效，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精准扶贫还有哪些障碍?哪些政策需要改进完善?代表委员将带来大量一线情况与真知灼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立下“军令状”，关键看执行。要督导各级政府精准扶贫，还得运用好考核“指挥棒”，真正提高扶贫实效。
【热点四】慈善法审议：“怀胎”十余年有望“呱呱落地”
慈善法草案将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历经十余年努力，我国关于慈善事业的首部立法将走上前台。草案经过两次审议，多处修改，此次提交审议后还将有哪些变化，将成为今年两会一大看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表示，慈善立法将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开展募捐的主体需要什么资格?“互联网+”慈善如何开展?骗捐诈捐如何预防?税收优惠如何实施?慈善信息如何公开?这些问题都将得到解答。
【热点五】司法改革：为全面小康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在前两批共18个省市司法改革试点基础上，今年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将在全国各地推开，成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等司法改革的基础性措施如何深入推进，引人关注。
公正司法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洪浩说，司法改革要在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热点六】民生改善：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民生短板如何尽快补齐?公共服务如何完善配套?一系列民生新期待，将成为两会热点。中南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吴晓林说，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热点七】创新驱动：社会经济发展新动能
创新正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悟空”卫星升空探索暗物质粒子、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实施、新登记企业“井喷”、创新创业平台到处落地生根、创业投资迅速增长……一系列创新标志性事件，透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发生重大变革。
中科院院士薛其坤说，“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将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添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强大支撑，科技创新作用更加突出、任务更加紧迫。
【热点八】绿色环保：让执法监督“硬起来”
从中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到大气污染治理写入31个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再到“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强调环保，社会各界对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充满期待。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张孝德认为，“十三五”开局，绿色发展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各领域制定切实的具体措施和路线图。约束性指标要更明确、考核监督要更有效，关键是加强执法监管。
【热点九】拓展空间：“中国方案”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已经起航，G20将吸引更多目光。中国推进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路线图，将在今年两会上更加明晰。此外，新一轮的东北振兴也令人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室研究员邵峰认为，新形势下，中国需要更开放的视野，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资源，形成全方位的主动开放格局，加快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
【热点十】政府自身改革：建设廉洁政府为改革发展添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打造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成效显著。从一批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到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同时反腐倡廉推动市场建立公平公正的秩序，提升了政府公信力，为改革发展增添动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表示，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政府自身建设提出新要求。人们期待着进一步明确政府权力边界，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消除寻租腐败的空间，建立政策落实的责任机制和督查问责机制。

两会全称：
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