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伍』 中国的法制如何从人治转向法治

中国的法制要从人自治到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陆』 从法治节目转变成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撒贝宁是怎么转型的

撒贝宁，央视的王牌主持人，从法制节目再到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撒贝宁逐渐转型，主要通过两个方面。

如果撒贝宁继续待在央视主持法治节目确实能够很稳定但是未必是撒贝宁本人想要看到的结果，而撒贝宁并没有离开央视而是在发展自己的副业。他对于央视的工作还是比较热爱的，如果不是为了讨生活撒贝宁何必这么累呢？但是他的突破也让观众感受到了撒贝宁的无限可能，我觉得撒贝宁未来可期，也希望他继续在综艺中亮相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

『柒』 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是多少大提出的

党的十八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论断和号召，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巨大转变，是治国理念的巨大进步。
从字面上理解，尽管“法制”和“法治”都有一个“法”字，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开展相关活动、实现相关管理。可是，“制”是制约，是钳制，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行为。按照以往的有关说法，就是要在法制社会中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治”是在法律制约下的科学有效治理，包含对法治精神的全面贯彻、全民知晓、全方位领会，包含对法治行为的实时监督和监控，对司法公正的严格管控。在“法治”的治国理念下，我们应该做到的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焦洪昌说：相较于“法制体系”，“法治体系”内容更加明确，界分为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也就是说，在依法治国的精神领域里，相较于依法制国的概念，范围更广，增加了实施、监督、保障环节，并将党内法规明确纳入。在制度的保障之下，各种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统一。
在法制的观念之下，制度是“死”的，是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在法治的精神中，治理国家的各种法律制度、监督机制都能在现实的环境中实现有效的跟进和随时的改进。因为治理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革新、自我纠正、自我调整的过程。治疗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两架马车，并驾齐驱则双赢，反向用力则双损。中国共产党人最擅长、最真诚的就是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的自我革命，创新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理念。

『捌』 中国由人治到法治转变对我们的启示

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这过程中有许多阻因，需要生产力进步带动生产关系的转变，

『玖』 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怎么从人治走到法治

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型，曾在法学界和理论界有过一场非常大的争论。就是1978年后伴随着思想解放、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过一场人治和法制的讨论。那次讨论在“文 革”的大背景下展开，无数的老干部受到了非法制的迫 害，所以对于法制的要求很强烈。但我认为当时的讨论是一场浅层次的讨论，并没有对现代法制理念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但那场讨论也留下了贡献，即启动了对于法的全面认识。什么叫法？究竟什么是法制和法治？
中国30年法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1978年开始到1994年，这是从人治到“刀”制的法制的转变，也可以叫做非正式制度治理阶段。法学界一直在讨论，中国有两个“法治”，一个是Ruleoflaw，即法治，一个是Rulebylaw，即法制，就是通过法律进行统治的“刀”制，把法制当作一个专政的刀把子，当作专政的工具。这是在1994年之前的法制的主要理念。这体现为一直把法律看作是执政统治的工具，“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讲的更重要的是“抓”这个概念，是把法制作为保境安民的工具的性质。在这个阶段，我们很少看到法制对于社会生活、对于经济活动、对于国家制度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展的制度价值。这个时期，很多立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刀”制这样一个基点来进行与实施的。
从1993、1994年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转变，一直到2003、2004年，这10年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政策之治的阶段。这实质上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治理的阶段，但是这里的政策有一定的程序和权威性，有一定的公开性，又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它有文件、规范、规章，都以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这10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用政策来治国，用文件来治国。非正式制度在这一段时间发挥了很大作用，对改革，特别对整个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面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非正式制度开始都是以法律的方式出现，立法依赖型的改革我认为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所谓立法依赖性改革，就是依靠一部或几部重要的立法来带动社会观念的变化，带动社会整个制度的变化。但是这种立法仅仅是政策层面的，因为它不考虑可诉性，不考虑可操作性，更带有一种宣示性。这种政策宣示性的立法在1993年到2003年出台的非常多。比如1993年的《公司法》，明显的是只照顾国有企业，排斥非国有企业，也没有可诉性。违反了《公司法》怎么办？公司的有限责任怎么实现？很多条文没有规定相应的诉讼条款。如《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的无限责任怎么承担？都没有相应条款和配套法律的支持。再比如《中小企业法》、《乡镇企业法》，也是一种政策宣示，或者是一个短期政策目标的广告，某种程度上不是对社会政治制度的一种治理。所以，第二个阶段是以政策之治为主的一个阶段，这个政策之治就是它的短期性、它的立竿见影性，它的追求短期效果以及缺乏法律的一些基本特点。法制要求规范，要求它的规则性可预期性很强，要求有相应的司法机构来支持，要求计算执法和司法队伍的成本。这些在这个阶段是没有的。
这个阶段弹性、原则性非常大的立法多，比如刑法中关于盗窃罪量刑的幅度很大，强 奸罪量刑的幅度也很大，甚至许多新型的金融犯罪没有法律规定。这就给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就出现了“捞人”的律师，“捞人”的法官。这种情况下对司法人员的道德要求、司法伦理要求非常高，专业要求反而低了。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2004年开始的，从政策之治向法治之治的转型。这一阶段的立法，针对的是涉及中国改革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解决的最深层的矛盾、最重大的利益冲突，出台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和百姓关系最直接的、利益最密切的一些法律。比如，2004年修改宪法，第一次把尊重保障人权写进去了，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第一次把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写进去了。第一次有了《紧急状态法》，用法治手段来应对社会突发事件、重大事件。2004年修改《宪法》是在法律价值上的重大突破。然后是《物权法》的制定、《破产法》的制定、《反垄断法》的制定，《公司法》的修改、《证券法》的修改，还有《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这都是涉及老百姓利益最密切的法律，涉及民生的问题，同时又涉及到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利益集团、利益主体、利益群体等诸多利益方利益关系的调整的法律。对于重大利益、重大权利、重大关系的调整，是法律不能回避的。但同时，我们发现在2003、2004年开始的立法当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点，或说一个立法技巧，就是对于那些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的回避，即本届“人大”立法有一个条文是出现最多的，即“国务院另行规定”。从有利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立法技巧，对于暂时解决不了留到时机成熟时去解决。从不利的角度来说，它是回避矛盾、回避冲突，回避这些最深层的、改革当中最困难的东西。
从1997年到2007年，根据我的统计，这10年来我们立法220件左右，这是指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构制定出来的正式法律制度。这220件的法律当中80%以上是有关市场经济的，有关依法行政，有关民生的，有关科学发展观的立法。也就是说中国有了一些基本的制 度，虽然这些制度还有非常多的缺陷。这些法律的覆盖面非常广，而且对我国政治进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护航作用，也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可以重复的有权威的预期。
这30年来，虽然我们在法律的执行上、实施上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客观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展。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比较多、利益冲突比较大、纠纷多的情况下，我们的统计显示，从1997年到现在，各级法院审结的各类诉讼，包括刑事纠纷、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各市级法院受理审结的诉讼案件是4800多万件。在社会转型期，应该说司法机构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下一步的法治之路实际上还是面临很多问题。首先面临着十七大报告谈到的“两个不适应”，即“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那么，下一步我们重点要做的，一个是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现在的立法很多不科学，很多立法打架。比如，《物权法》出台了，但只有这部法律提物权，《宪法》没有提物权，《公司法》没有提物权，很多市场经济法律没有一部法律提物权，都提的是财产。这使得法律的概念体系不一致或者很模糊。这是科学立法不够的问题。
民主立法就更不用说，很多立法还都是政府部门在立法，其他的利益博弈体没有参与进来。比如涉及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不知道；涉及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参与不进来；涉及外资的，外资企业也参与不进来；涉及其他市场主体的，一般都参与不进来。等等立法的公众参与度还较低。所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需要制定出具体的参与规则来。
我们现在不仅要有立法上的推进，在公务员用法、依法执法行政方面也要进行推进。在司法上，就是法院、检察机关等司法机构要在依法裁判、依法监督方面取得推进。我们的司法审判体制也要进行改革，以前一直不提司法“体制”改革，最近几年一直在提司法改革，这次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明确提出来要理顺法院、检察院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比如审判权、监督权的关系。法学界对此有过很多讨论，比如说法院体系能不能建立双层制的、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的法院体系，双层级法院各司其职，以遏制司法不公与司法的地方保护现象。检察机关能不能够让它转为政府的诉讼机关。司法审判中的一些制度，比如像审判委员会的制度能不能改成主审法官制度，现在都是集体负责，实质是淡化个人责任。还比如实践中广泛流行的请示制度，现在好多具体案件动不动就下层法院跑到上一级法院去请示，上一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受理的案件给出一个具体的意见。这种请示制度最大的恶果就是把老百姓的上诉权给剥夺了。

解决老百姓权利贫困的现象，不要通过行政手段，应该更多的通过法治手段去解决。实际上，法治应该转化为一种公平分配正义的技术，让老百姓共享正义的分配，这比分享改革成果更重要。
我还想强调一点，依法治国的重任，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承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由受过良好法治训练的专业人士，比如说公务员、律师、会计师、审计师、法官、检查官等组成，整个改革、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一批职业的专业人员的推进，法律很难实施下去。这批职业的专业人员怎么推进下去？一方面要他们在专业上受过很好的训练，另一方面要强调的是解决他们的执法伦理和司法伦理的问题。执法的伦理和司法的伦理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说，法律教育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执法伦理和司法伦理的培育上担当着很大的责任。

『拾』 从法制到法治的变化,反映了我们怎样的认识变化

法治与法治的区别
“法治”与“法治”是我们共同的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两个词，人们有时会乱用。事实上，“法治”与“法治”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两个词。与“法治”，“法治”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对产品的某一阶段。其中，“法治”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在“法治”是一种相应的治理理论，原则，理念和社会的方法“人治”的。总之，法律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法律文化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是法律文化的层面的概念。当地规则或法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治是一个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律和人治的法治是反对两个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在法律规则的形式）的普遍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它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意识，主动性和变性的权利。虽然法律是由人制定的，而法律不拒绝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发展规律，实施规则，按照法律本身必须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在发挥作用限制由法律规定，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固有的法律诉求的规则的性质。法律和人治的
规则都有过在古希腊社会治理共存的理念。柏拉图曾经的“政治哲人”的热心倡导者实际上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比人治更好。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是不是哲学家统治者，法比人治好的规则。然而，法治只能被称为“二等好”政治，毕竟不如一个良好的政治圣人。亚里士多德建立法治的人对批评柏拉图的理论规则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法治是比一个人应该排除。”应该说，法律在西方社会的传统规则发轫于法律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然而，法治与现代西方社会中，奴隶制亚里士多德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甚至没有人身自由，更谈不上法律和奴隶主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对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经典定义英国的家庭戴雪法则：“首先，任何专制权力的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外还包括范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包括政府;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遵守普遍实行在普通法院的法系国家;三，权力不是基于抽象的宪制性文件，但在实际的法院判决，“很明显，这个规则只是因为启蒙运动不断发展。
产生的法律面前，当然，没有法治，法律没有规定，条例，限制人们的社会行为是习俗，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类社会的规则。只有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在国家出现后，法律已经产生。然而，产生的法律制度，法治并不意味着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并不必然排斥人治，法治只能与法治相结合，它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治和人结合法律权威的规则是第二个，政府机关（在封建社会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服务于人治的观念。目前，国家政府机关的主要监管机构的行为规范的私人行为，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的权威只能起到补充和辅助作用。当法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超越一切权威，包括政府机关，道德权威，包括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社会和个人行为。其中，政府机构的法律权威，服从法律的权威，道德权威只能起到补充和支持作用。法治，从广大身份的法律界“合法性”的成员得到法律的权威。所谓合法性，是人们对法律或制定规则或制度，其权力的态度，以确定生产或有关规则的规则。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说，“只有当人们认为有某种道德义务的遵守时，有可能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律。”因此，法治是法治不仅是一种意识和法制结合的产品也常常民主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