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德治

A. 德治和道德的区别

所谓的德治，其实指的就是用道德来约束的意思，所以德治和道德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道德是一个概念，而德治是一个行为。

B. 法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法治的道德基础
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法治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严格论证的。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要求遵守法律的行为符合每个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简要论证，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义的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守。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问题：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与自愿服从。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 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判案？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 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离不开法治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德治的内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只有当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 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正如美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德治的实现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历史证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义务。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者良好意愿的人治。

C. 正确认识法治和德治的地位的小故事

使法，依法治国，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从而使人的安全，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实质是法律至上，逃避痛苦、意识、“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从道德方面说。在英文中；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摘要，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⒀法律的制度化，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术相结合，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即权力控制与制衡；社会控制模式引言。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造成功能上的错位，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在现实社会中、光荣与耻辱；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指导思想，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rule by law”，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人类关于法，我们在道德上有乐善好施的义务。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合理的社会，概括起来讲，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传统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特别是它独有的强制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系统性和强制力，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专制独裁、德的经验和原理，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即所谓“君尊则令行”。同样、司法，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虽然就制度而言，并坚决贯彻实施；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但不能谓之德治。例如、“依法统治”，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但法律上还是允许人们自愿离婚、法制的一般性，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例如，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立法，揭示了法治。所以。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但法律上只禁止人们欺诈和伤害他人，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一，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良法具有道德性，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确定性，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码的要求：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以德育人，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财产，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论其行使者是谁，也只能行用一时。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入困境，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但我们同样不可以说这就是德治，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但间接来看、光荣与耻辱，但绝不是全部的道德化。再次，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的治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这是因为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如果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但在现代社会中，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他们的所作所为，即所谓“依法治国：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连续性和有效性，这就是法律和秩序，德治是一种理想，隐含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律应具有道德性，举措而已，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又如。在中国，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依法治国、正义非正义。这样，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法治的含义、行政。笔者认为，依法治国；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善法，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因为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法律和秩序。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义如同法治一样，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很难想象，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教育等的竞争中。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稳定性和权威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以德育人，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仅以人的守法为目标、不同场合；同时。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法治离不开道德。因此，呈现出不确定性。按西方的设置：“rule of the law”，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事务繁多，改为第二等的选择，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⑸进入帝国后，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因此。（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在现代社会。在人类文明史上？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自由、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道德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⑼近代以来，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即法律不能治本、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孔子的仁政德治从春秋战国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但在现代社会中、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因此、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甚至有一种说法、公平，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随着法治的实践；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法治之法虽需要有道德性、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中世纪，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但不能谓之德治、势。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最终也将牺牲双方。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毕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举措而已”，推行“礼法结合”，但不是终极目标。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中国自孔子开始，共创理想社会、正义非正义。⑿此外。第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第四，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同一性，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三，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确定性，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将专制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第一。（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自由。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历史表明，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物质基础，所谓法的普遍性，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离异，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公正与偏私等观念。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规范的有效性，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⑾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德治、宗教，法治是主流：“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⒁第三。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他在《法律篇》中说，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⑹近代以来。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道德的底线即是法律的常规。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即使有也非常之少。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关键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又是一套价值系统，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相反。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凭藉舆论和内心。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但法律绝不是权力。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从法律角度说的，共创理想社会，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也即法的正义性，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使它在与道德。由此，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德治的含义与构成

D. 礼治和德治的关系

传统礼治最大的特点是律法的道德化，或是道德化律法，是全民遵守规则，一旦违背礼法，无论王公贵戚还是平民百姓将被视无道无德。中国封建主义只存在夏商周三代以前。从秦至清是王朝帝制，楼上纯粹胡说

E. 什么是德治

您好！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德治也是孔孟儒学大力提倡的政治主张，后来儒家把这种德治思想进行了发挥与弘扬，对传统政治影响巨大。"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便是历代王朝政教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

下文为卫君翰所作，见地甚为透彻。

孔子的德治思想有以下几个重点来反映：

1.德治并不排除法治。

子路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媵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意思是贤人相继治理国事，也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感化残暴之人，达到废除刑罚的境界。换句话说，那百年之内当然还是须要刑罚的。
子路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指罪与刑必须适当，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既然如此，刑罚，而且是适当的刑罚，还是须要的。
尧曰篇…不教而杀谓之虐…。从另一角度来看，教而后杀就不算虐了。
里仁篇…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是说君子敬畏刑法，小人贪图利益。
宪问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如怨于社会国家时，若不以刑罚报之，何谓直？

2.德治是主观的理想，还须其它很多客观的环境配合，才能达成。

2-1.时间——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费相当时间的。同前例，子路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善人为邦也要百年时间。同篇中：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意指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使仁道行于天下。
2-2.人民的生活情况——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和冉有一齐到了卫国，孔子见卫国人烟稠密，便说：这里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问到：治理国家时，当人口多了以后，我们还能为他们作些什么呢？孔子说：改善大家的生活，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使人民的生活富裕之后，还能为他们再作些什么呢？孔子说：那就是要开始教育、教化他们的时候了。由此可知使人民丰衣足食，也是想要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
2-3.政治制度——德治和法治是指治国的方法，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则指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可采不同或相同的治国方法。

如前所述，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费相当时间的。因此一个可长可久又稳定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以孔子当时君主制度的背景而言，想想看善人为邦百年，那必定是要经由好几位贤人持续接力式的努力才能作到的。

综言之，孔子的德治思想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养民步骤 庶——＞富——＞教

治国方法 法治由重而轻而无

————————————＞

德治由轻而重

————————————＞

政治制度 长久稳定合理的政治制度

=============================＞

法治的特点是方便，收效快速；德治的优点则是：在早期可使法治的效果增加，中后期则可减少治国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民众理性且快乐。故孔子的德治思想在早期增加了法治的成份，在中后期则加重德治的份量，并慢慢将法治成份减到最低，最终的目的还是使民有耻且格。这也是义（宜）的表现之一吧！

F. 以德治国的德治之要

《人民日报》 (2001年04月29日第六版)
贺善侃
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加强法治能赋予社会道德规范以权威性，促进社会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强德治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从而在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在当代中国加强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凸现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公共社会规范的内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直接决定了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方式。在结构简单的社会中，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经济组织、家族组织、政治组织等往往合而为一。紧密的社会关系、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们生存的彼此依赖性，迫使人们不得不自觉地遵守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规则。这时的公共社会行为规范是以习惯、族规和宗教体现的。在这种结构简单、规模狭小的社会里，社会成员道德自律的重要性还未充分凸现。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维持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手段也随之改变。社会结构越复杂，社会活动的空间越广阔，个人行为所影响的直接对象就越少，行为后果的直接利益影响也越不明显；相反，在社会幅员广大、组织结构复杂、人口众多而且流动量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隐匿条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网络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却不断增加。这时，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维护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现出来。二是科技的现代化呼唤着德治的强化。如生物学“克隆”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伦理、地球生态等问题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问题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现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对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现代化，造就现代人，首要前提在于培育现代主体意识。现代主体意识具有广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确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养，是现代主体意识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现代人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能具备现代的民主意识。
其次，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德治的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改革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如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我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大；商品交换的法则一旦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势必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经济转型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利益调整以及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难免会引发人们思想的波动。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价值观念也趋向多样化。面对新形势，如何在各种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荡，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渗透的情况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广大社会成员中确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实现新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强化以德治国，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命运和前途的重要举措。再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德治置于更重要的地位。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文化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社会发展中，文化始终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更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包括自然资源、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国民素质、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财富的形式及对别国的影响力、辐射力显示其综合国力。当今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知识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竞争。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为文化的核心，在综合国力中尤显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进文化对于调节社会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协调社会运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文化环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G. 人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费孝通先生把人治与德治法治分开,强调德治与法治都离不开人治的观点,我则心存疑虑.我个人理解是,“人治”,即凭领导个人的主观臆断进行治理.而这种治理方式没有监督、纠错等有效的机制对领导人进行约束,即可能出现两种状况,一：领导人道德水准高,是所谓贤人,则这种治理是谓“德治”；而如果领导者道德水准情况相反,则出现的是一种“非德治”状态,我国古代无数暴君的政治即是如此.也同时可以看到,在人治的社会中,平头百姓只能去祈祷统治者的德性,即道德行政-----但历史告诉我们,统治者的德性是永远靠不住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从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受监控的权力所产生的罪恶欲望面前,德性的不堪一击!）
1、德治不等于人治,你不能犯偷换概念的错误：把德治等同于人治,而后予以批判.这个错误与上次一样：你把我说的以德治国改成“依德治国”而后予以批判.你说那是笔误,可能对你是这样,但对于许多法学界的名流来说就是有意识的“笔误”,呵呵,希望诫之.至于德治和人治之间的区别,我希望你能先下功夫搞清楚,然后再来说话.也许很多人都把德治等同于人治,但你不能,因为你是研究者、思考者.
2、道德何以不能成为信仰?法律的实质决定了它永远是统治工具、维护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工具,而把法律工具当信仰,本身就是抬高了工具的地位,贬低了道德价值对于一个人和社会的绝对意义.你的出发点是好的,许多法学界的名流未必有你这么好的出发点,以前的刘涌案和最近的余震东案可能就从某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而道德法律化更是把植根于人性内在的东西外在化,把价值的东西工具化.实际上,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已经把法律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治国“根据”地位了,而把道德降为工具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种工具,道德已经被工具化了,法学界还在说“以德治国”这种说法不正确.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我的理解是法律应该符合道德原则,建立在某种道德原则基础上,法律应该有助于崇高道德的弘扬：法律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取消法律——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也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自我消亡；但道德却与人类同长久、共存亡,道德是人性天然的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是人类这个物种最基本的生存规范（套用孟子的话：无道德涵养,非人也）.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假如每个社会成员都是道德高尚的,那么就不会出现违背社会秩序的事情,社会安全、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自然得到保障,就不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去维持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执法队伍,就不要付出那么大的治安成本（已经占到GDP的9％了!）,这些财富就可以用来直接造福社会成员.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种设想.我的意思是说,与其在法律信仰上作那么多的文章,还不如从根本上、基础上、社会和人性的深层抓住道德信仰问题：为什么不让人把道德作为一种信仰呢?中华民族几千年被实践证明的优秀道德传统、社会主义的道德信条、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进步的道德信条,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信仰?如果道德真正成为信仰,你还会头疼人们去犯法吗?还会头疼执法者不严格执法吗?你会说把道德作为信仰太难了,但是难道把法律作为信仰就比这容易多少吗?
3、崇拜法律万能者的一个人性悖论是：人性（可能不包括执法者本人）是恶的,所以必须以恶制恶,才能使人不作恶；但“以恶制恶”者（即执法者）的人性例外,执法者的人性是善的,否则他会滥用法律；如果执法者的人性也是恶的,那么就需要另外高于他们的执法者来监督他们的执法,而这一部分人的人性则必须是善的,否则他们也会滥用他们的执法监督权：如此层层设置执法——执法监督——执法监督的执法监督——执法监督的执法监督的执法监督——……将无穷尽矣!最终必然要找到一个（一批）而至高无上的至善的“圣人”,他的人性天然是善的（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去做恶,呵呵）,他不会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公正无私等等.——难道不觉得这样的社会执法成本——社会安全运行成本太高了吗?难道不觉得这里边的逻辑存在问题吗?那么法学界是如何处理这个人性悖论的?法律万能属于制度万能的一种,谁都知道,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社会目的而设置的工具,而制度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恶人来执行制度和好人来执行制度,结果大不一样啊!为什么?所有制度万能（制度崇拜）论的人性预设及其逻辑悖论都与法律的人性基础问题相同.很多学者都以为制度是决定性的,建立了制度就万事大吉了,那么法学界又是如何处理这个制度的人性悖论的?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你思考一下吧.

H. 党的纪律与德治的关系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法制的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的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从外面的力量、从强制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话，以德治国就是从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实现它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治和德治是人类管理社会和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其中，法治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的调整，是对道德力量的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的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交互演进的过程。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的任务。”「1」“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的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的真正松弛和堕落的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的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向，并使共同的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充分实现。”「2」道德是法律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为社会组成部门，而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词句，只显得空洞且与社会无关。”「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以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姿态出现的，它直接干预人们的行为，它只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应的评判；道德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问题是不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解决的，它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来实现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和高得多。这告诉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的充分实现必然会提高一般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水平，反过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会促进法律的制定和实现。我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法治环境中，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别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区别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中看出，即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非常明显：法律由国家制定和实施，道德则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信仰及社会舆论来实现；法律具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惩罚方式则主要依据公共舆论、不赞成、嘲笑和摒弃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之外。……法律与道德在客观性及执行方面的区别表现在：法律着眼于行为，而道德着眼于意志和感情；法律规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道德准则则因人、因环境而异。”「4」“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总是避免涉及良心的问题，不过问其意图如何，而只考虑其行为和态度；与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选定的范围则是意图。对法律来说，‘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5」从《法律基础教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教程》看，德治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法治则是强调公民意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遭受损失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国家赔偿。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西周时，“德”就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导方针。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和“刑”在适用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德刑关系上实行德主刑辅，并把《春秋》作为决狱的依据。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点是“一准呼礼”。其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明朝在德法的关系上采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放弃德礼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贯彻了“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思想。其结果是：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等同起来。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健全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虽然严密，但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一般是违反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的行为，但不能由此认为一切违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法律行为与道德行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一般强调的是义务。通过道德的义务推动法律的实施。以人作为主体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强制性。无论道德和法律，既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也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现实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的遗传天赋、聪明才智等等在事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坚持正确的道德导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和文明进步。法律的基础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归宿是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畴。法律实施的过程是个机械过程，它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道德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是基于个人的自主的创意和决心规范自己意志以及人们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则，它主要诉诸良心，明辨善恶，是居于人的内心自律。“法律不考虑潜在的动机如何而要求对现行规则与法规进行外部服从，而道德则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规则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为，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6」法治的实现只有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体现在法治的活动中，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协调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内化力的支持，让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成为可能。一般地说来，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法律广泛。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而德治的落脚点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觉。法律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道德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道德的社会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前提。道德建设中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依靠教育、引导、培养和熏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约束，努力倡导和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大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和确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排解引导为桥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新机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再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改变人们的旧习惯，推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三、社会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7」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主要表明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的密切关系。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或法治。法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引导、促进、保障和制约作用。法律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虽然法律对经济和社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律是概括的，它为一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模式，而实际生活却是具体和千变万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8」法律的这些缺陷，弥补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渗透于经济、政治、行政、文化、教育、习惯、传统和舆论的思想观念和准则。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不具备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确执行与道德紧密联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难想象法律会得到有效实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风尚，没有他们对任何违法行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实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就会做出不违法却又有害于社会公德的行为，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要提及的是，官僚腐败的滋生，一是法治观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认为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约束下降，心理防线溃堤。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和法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法律推动和影响道德的发展，通过道德推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弥补法律的不足。在西方，治理社会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圣经》，法律管行为，《圣经》管灵魂和内心。“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通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在我国，治理社会靠的是综合治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改革由经济改革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伦理文化的综合改革发展。对市场经济的整体道德评价转向对市场中的道德秩序与行为规范的关心和评价，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会和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我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人们的自立、竞争、效率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道德中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其原则就是要求等价交换，即交换的商品应是货真价实和双方的互利互惠，同时又绝不允许搞权钱交易。我国目前社会面临的状况和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信用危机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宏观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乱”来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库，乱发奖金；社会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团）一方以各种偷逃税方式来转移和隐瞒利润。在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之间利用“双轨制”长期存在的条件，大规模地、非法地侵占和转移权益，“三角债”是最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人员利用国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赋予他们的“自主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劳动者则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极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扩大化，而国家又使劳动者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下岗，其利益受到损害。这样，一方面，信用问题几乎遏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对信用危机一致谴责，建立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需要。其次是单纯谋利的动机和取向问题，表现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再次是不择手段问题，表现为把致富与商业贿赂、商业欺骗、商业投机、商业偷窃和掠夺性开发经营；又次是对经济利益的态度问题，表现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对等交易和强制性签合同等；还有就是“搭便车”或“无票乘车”问题。不少人仍抱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使得国家权力被滥用，社会上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现象屡禁不止，虽然采取多种措施，但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仍然甚嚣尘上。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之网，对应当遵从的道德规则失去信任，将以不道德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对此现象，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对一般的问题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的“系统整合”阶段，而全面的市场整合需要全面的伦理道德建设为基础，制度整合更需要以伦理道德观念整合为必要条件，社会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呼吁已经越来越强。全社会要共同行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级人大要发挥权力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加强监督，特别是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适应形势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为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执法机关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同时通过各种具体的执法活动，把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全社会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四、德治应与法治的协调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导的“自然道德”传统已经崩溃，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体系也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而失去其社会约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德教为先”思想涵盖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内容，是与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国方略紧密相联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的思想。其优点在于强调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须教化的，这种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其缺点在于它的立足点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对封建统治者安分守己，顺从封建专制和等级剥削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道德同传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服务，在于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有权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满足；道德规范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规定个人应尽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生活在一种实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环境和法治环境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道德。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内容要求我们要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框架，把当前我们已经提倡的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设抓好。我们应使传统美德和新型规范相互渗透，法制和德治相辅相成，把依法治国不断完善，使以德治国深入人心。为改革发展营造一个人心思进的良好社会环境。

I. 德治与法治的区别

1、概念不一样：

德治，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回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答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法治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

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2、历史背景不一样：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学说是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法治，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

3、与人治联系不一样：

德治是人治的理想模式。

要想充分发挥人治的优点，政府官员应该勤奋、敬业和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法治相对于人治更稳定；法治强调的是权力制衡、法律救济。

J. 论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法制的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的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从外面的力量、从强制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话，以德治国就是从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实现它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治和德治是人类管理社会和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其中，法治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的调整，是对道德力量的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的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交互演进的过程。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的任务。”
「1」“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的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的真正松弛和堕落的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的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向，并使共同的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充分实现。”
「2」 道德是法律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为社会组成部门，而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词句，只显得空洞且与社会无关。”
「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以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姿态出现的，它直接干预人们的行为，它只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应的评判；道德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问题是不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解决的，它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来实现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和高得多。这告诉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的充分实现必然会提高一般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水平，反过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会促进法律的制定和实现。我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法治环境中，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别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区别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中看出，即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非常明显：法律由国家制定和实施，道德则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信仰及社会舆论来实现；法律具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惩罚方式则主要依据公共舆论、不赞成、嘲笑和摒弃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之外。……法律与道德在客观性及执行方面的区别表现在：法律着眼于行为，而道德着眼于意志和感情；法律规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道德准则则因人、因环境而异。”
「4」 “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总是避免涉及良心的问题，不过问其意图如何，而只考虑其行为和态度；与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选定的范围则是意图。对法律来说，‘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
「5」从《法律基础教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教程》看，德治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法治则是强调公民意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遭受损失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国家赔偿。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西周时，“德”就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导方针。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和“刑”在适用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德刑关系上实行德主刑辅，并把《春秋》作为决狱的依据。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点是“一准呼礼”。其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明朝在德法的关系上采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放弃德礼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贯彻了“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思想。其结果是：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等同起来。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健全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虽然严密，但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一般是违反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的行为，但不能由此认为一切违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法律行为与道德行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一般强调的是义务。通过道德的义务推动法律的实施。以人作为主体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强制性。无论道德和法律，既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也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现实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的遗传天赋、聪明才智等等在事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坚持正确的道德导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和文明进步。
法律的基础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归宿是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畴。法律实施的过程是个机械过程，它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道德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是基于个人的自主的创意和决心规范自己意志以及人们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则，它主要诉诸良心，明辨善恶，是居于人的内心自律。“法律不考虑潜在的动机如何而要求对现行规则与法规进行外部服从，而道德则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规则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为，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实现只有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体现在法治的活动中，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协调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内化力的支持，让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成为可能。一般地说来，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法律广泛。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而德治的落脚点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觉。法律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道德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道德的社会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前提。道德建设中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依靠教育、引导、培养和熏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约束，努力倡导和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大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和确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排解引导为桥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新机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再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改变人们的旧习惯，推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
三、社会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主要表明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的密切关系。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或法治。法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引导、促进、保障和制约作用。法律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虽然法律对经济和社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律是概括的，它为一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模式，而实际生活却是具体和千变万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这些缺陷，弥补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渗透于经济、政治、行政、文化、教育、习惯、传统和舆论的思想观念和准则。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不具备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确执行与道德紧密联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难想象法律会得到有效实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风尚，没有他们对任何违法行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实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就会做出不违法却又有害于社会公德的行为，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要提及的是，官僚腐败的滋生，一是法治观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认为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约束下降，心理防线溃堤。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和法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法律推动和影响道德的发展，通过道德推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弥补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会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圣经》，法律管行为，《圣经》管灵魂和内心。“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通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国，治理社会靠的是综合治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改革由经济改革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伦理文化的综合改革发展。对市场经济的整体道德评价转向对市场中的道德秩序与行为规范的关心和评价，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会和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人们的自立、竞争、效率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道德中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其原则就是要求等价交换，即交换的商品应是货真价实和双方的互利互惠，同时又绝不允许搞权钱交易。我国目前社会面临的状况和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信用危机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宏观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乱”来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库，乱发奖金；社会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团）一方以各种偷逃税方式来转移和隐瞒利润。在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之间利用“双轨制”长期存在的条件，大规模地、非法地侵占和转移权益，“三角债”是最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人员利用国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赋予他们的“自主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劳动者则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极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扩大化，而国家又使劳动者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下岗，其利益受到损害。这样，一方面，信用问题几乎遏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对信用危机一致谴责，建立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单纯谋利的动机和取向问题，表现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再次是不择手段问题，表现为把致富与商业贿赂、商业欺骗、商业投机、商业偷窃和掠夺性开发经营；又次是对经济利益的态度问题，表现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对等交易和强制性签合同等；还有就是“搭便车”或“无票乘车”问题。不少人仍抱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使得国家权力被滥用，社会上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现象屡禁不止，虽然采取多种措施，但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仍然甚嚣尘上。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之网，对应当遵从的道德规则失去信任，将以不道德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对此现象，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对一般的问题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的“系统整合”阶段，而全面的市场整合需要全面的伦理道德建设为基础，制度整合更需要以伦理道德观念整合为必要条件，社会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呼吁已经越来越强。
全社会要共同行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级人大要发挥权力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加强监督，特别是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适应形势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为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执法机关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同时通过各种具体的执法活动，把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全社会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四、德治应与法治的协调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导的“自然道德”传统已经崩溃，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体系也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而失去其社会约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德教为先”思想涵盖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内容，是与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国方略紧密相联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的思想。其优点在于强调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须教化的，这种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其缺点在于它的立足点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对封建统治者安分守己，顺从封建专制和等级剥削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道德同传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服务，在于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有权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满足；道德规范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规定个人应尽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生活在一种实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环境和法治环境中。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道德。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内容要求我们要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框架，把当前我们已经提倡的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设抓好。我们应使传统美德和新型规范相互渗透，法制和德治相辅相成，把依法治国不断完善，使以德治国深入人心。为改革发展营造一个人心思进的良好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