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立法行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我国统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也是最高立法机关。 其他如最高院、最高检、国务院这样的司法、行政机关都是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 同样的作为我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中央军委也是对全国人大负责的。 因此你说的四者的关系可以用权力机关（立法机关）领导后面三者来表述， 在司法、行政、武装力量方面，司法地位较特殊。通过行政诉讼，司法机关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的审查，因此也可以认为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有一定程度上的监督职权。而对于武装力量，它作为国家强制力的最终保证，行政和司法要发挥作用都离不开它在后的支持，当然武装力量的活动也要遵守法律，接受法律的监督。这一点从解放军军事法院的最高一级相当于地方高院从而同样受到最高院的领导就可以看出。 总之，我国的上述四类机关分类并不适用。且我国也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治国模式，可以认为实行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关系。 下面简单点说说外国的。因为国家体制可能是总统制、议会制、或是委员会制等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也有其特色。 美国应该是属于较为典型的以国会、总统、法院作为三大权力相互对立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这种情形下，武装力量的最高首脑也就是国家首脑，也就是美国总统了。这是实质和名义相对统一的结合，即实际上美国总统也确实有对武装力量进行指挥调动、决定战争和平的权力。 相对而言，英国因为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制。他们的国家元首即女王并非行政机关的首脑，因此其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只是名义上的，真正的指挥权是由内阁首脑也就使英国首相根据议会也就是立法机关的决定进行的。 当然，无论哪一种模式。立法、司法、行政这三大权力在西方民主国家都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只是在指挥军队方面的规定有所不同
Ⅱ 法律伦理的立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则是最基本的道德。相对于道德，法律具有明确、时效、强制性的约束力与制裁力的特点，而道德则不然。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道德归根到底必须依靠有效的法律体系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与道德也会发生矛盾或冲突，如某种法律、法规本身并不公正、不道德。于是，就会出现两难抉择：人们是应当守法，还是违法并按照道德的要求行事？这大体上就体现了所谓天赋人权(das Naturrecht)与现行法(positives Gesetz)之间可能的矛盾与冲突问题。
Ⅲ 立法原则有哪些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可以称其为立法的宪法原则。这一原则，本来可以列为立法的法治原则之中，作为法治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则，或一个具体原则。各国立法遵循宪法原则或宪法基本原则，也就是从一个重要侧面遵循法治原则。强调立法的法治原则，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特别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正因此，在阐述立法基本原则时，没有专门阐明立法的宪法原则，而是在阐明法治原则时，包含宪法原则。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不能不坚守宪法，不能不遵循宪法原则。立法法草案第三条本来也是将立法的宪法原则作为法治原则的组成部分的：“立法应当根据宪法，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但2000年3月所通过的立法法正式文本，并没有明确确立立法的法治原则，而是将立法的法治原则分解开来，首先确立了作为法治原则组成部分的宪法基本原则。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这是当今各国立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那么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宪法中的集中体现。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有差异的，因而各国宪法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宪法主要是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形式，而近代以来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存在差异，却都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因而它们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这种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适性体现到宪法中，就使各国宪法尽管呈现种种特色，却同时也使各国宪法在基本原则方面具有共通语言。观察近代以来各国宪法，其共通性的原则主要有这样几项：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各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是要体现这些原则。中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无疑也是要遵循这些原则的。研读中国宪法，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原则在不少条文中得以体现或贯彻。
然而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中，并没有明确包含这些内容。从立法法的规定看，中国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则。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基本原则，是指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按照这条基本路线，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在现时期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按照权威人士的解释，也就是应当以执政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指导立法。这条基本路线是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国情的反映和结论，因而为宪法所充分肯定，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这条基本路线，从而使其成为基本的国策。立法以这样的宪法基本原则为原则，就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成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国特色的一种宪法原则。这样的特色，是各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原则在具体内容上具有差异性的一个表现。不过，如果立法法在确立中国立法的宪法基本原则时，能够既体现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当会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完美得多。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立法法尚待改进和完善，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尚待进一步完备。
中国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宪法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这一点已如上述。那么遵循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意味着什么呢？遵循这项原则意味着：其一，立法应当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大局。应当积极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建设市场经济法律体系。20多年来，立法实践已经充分注意这一点，制定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观框架亦已大体形成。其二，立法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不能改变，立法应当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立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立法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应当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机关和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各项事业的指针，也是立法的指针，在现时期特别是要注重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立法。其三，立法应当与改革开放相得益彰。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产生大量的新的社会关系需要立法调整，由此推动立法获得很大进展。另一方面，立法也应当积极确认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使改革获得法的依据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成功经验确立和巩固下来，使改革开放能够稳定地、成功地、深入地进行下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为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突出地体现为：一切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活动的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社会组织或成员以立法主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其行为应当以法为规范，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据中，宪法是最高规格的根据。坚持立法的法治原则，就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立法制度，为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为立法活动的进行，提供法的根据。特别要有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运作程序、立法与政党、与政府、与司法的关系和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体的法律制度。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加以规定。这是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一原则一方面反映了现今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国情特色。“立法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体现；“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后一方面的体现。
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单一制国家的立法区别与联邦制国家的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大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除了间或存在过少数分裂割据的时期外，包括立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是统一的，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仅见的。这个传统不能不影响至今。所以现今中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有厚重的历史渊源的。就政治体制而言，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也需要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的方针政策，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实现。在经济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环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为基本内容的立法活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还有，中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法治国家建设，所走的都是政府推进型道路，而政府推进的一个基本途径，便是以统一的法制促进和保障这三方面事业获取成功。最后，在立法上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同立法和整个法制的本质是吻合的，当代中国立法和法制，从根本上说是为着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统一的立法、统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在中国立法中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就需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关于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为要使有关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统一，就需要由统一的机关和统一的法律来规定立法权限和程序。立法法就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中国现今中央立法的权限和程序，特别是立法法集中地列举了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十个方面的事项：国家主权方面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立法法的这一具体列举，明确和统一了中央立法的专属范围。立法法也比较集中地规定了除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各有关地方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架构。另一方面，立法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在中国，法律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触。各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都应当丢弃以往那种立法行为往往不规范的做法，而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
在中国，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就要充分考虑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拒绝只强调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有，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不同层次或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应当保持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触；各种部门法之间，也应当保持和谐，尽可能地相互配合、补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要尽可能地防止出现矛盾，对已存在的矛盾，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在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这是实现人民主权所必需。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主体，国家活动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真实的主人，正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列宁说：“民主组织原则……，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其次，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观规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就要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因为法要符合客观规律，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来实现，而人民群众正是实践的主体，让最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主人、参与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观规律。如果只由少数人闭门造法，这种法即使“很完备”，也难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客观规律。再次，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也是对立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滥用立法职权、个人独断或不尽立法职守所必需。可见，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是现代立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要求。
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立法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其含义和内容应当包括三个要素：其一，立法主体是广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立法主体是多元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政府机关应当有合理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和监督体制。其二，立法内容具有人民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注意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其三，立法活动过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过程中注重贯彻群众路线，使人民能够通过必要的途径，有效地参与立法，有效地在立法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中国，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则，也需要把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同中国国情吻合起来。首先需要从国情出发，健全较为完备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权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权归于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级阶段由于人民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管理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只能将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或有关主体代为行使。其次，要根据国情，在观念和制度的结合上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中国是封建专制的遗毒极深的国家，过去没有民主传统，缺乏公民权利意识。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应当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不允许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三，在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方面，应当注意使立法面向社会公众，使公众能有效参与和监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应当客观，把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意见都摆出来，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在立法的本质、内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经过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经过选择的有必要提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中国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但这种经验中的主要成分，是统治者运用立法的方式治国安邦维护家天下的经验，其中堪称科学立法的因素并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当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学立法的经验、理论和知识，也难以受到重视，更难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在立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立法的科学化问题，在有关立法学者的著述中已引为注意，但立法实践中对立法的科学化问题，殊少有人看重。这种状况不能不从负面严重影响到立法的质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规难以成为良法，难以在生活中获取好的实效。转变这种状况，提升立法质量，更多地产生良法和更多地减少恶法、笨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亟待重视科学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国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首先需要实现立法观念的科学化。要把立法当科学看待，以科学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贻误立法的所谓新潮观念和过时观念。构造立法蓝图，做出立法决策，采取立法措施，应当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应当给予科学解答和理论总结。立法实践主要是摸索的实践、试验的实践而不是自觉的实践，立法经常付出沉重代价、高额学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第二，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和立法运行体制。整个立法制度应当合乎社会和立法发展规律，合乎国情和民情，合适、合理、完善。立法主体应当由高素质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义的，是要解决方法、策略和其他技术问题。从方法说，立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大势相结合。从策略说，要正确处理立法的超前、滞后和同步的关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定立法指标；要尽可能选择最佳的立法形式、内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顾及全局并做到全面、系统，同时还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项目的先后顺序。从其他要求说，要注意各种法之间的纵向、横向关系的协调一致，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为人接受，宽严适度易于为人遵守；还要特
请采纳
Ⅳ 行政立法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行政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有：
行政合法性原则；
合理行政原则；
程序正当原则；
诚实守信原则；
权责统一原则。
Ⅳ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这句话出自哪里意思是什么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这句话出自明朝张居正的《张居正奏疏集》。
原文:”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成家之道，曰俭与勤；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
译文：公正和清廉是从政的要领；俭朴和勤劳是持家的方法，天下的事情，制定法令并不困难，难的是认真切实地贯彻执行；听取群众意见也不算难，难的是让群众的意见实际生效。
张居正一生倡奉变法，尊崇实学，以救时治国为己任，故其为文注重“直写胸臆”， 力求有“闳衍深沉之思”。
(5)情理立法行扩展阅读:
张居正一生倡奉变法，尊崇实学，以救时治国为己任，故其为文注重“直写胸臆”， 力求有“闳衍深沉之思”。 《文忠公张太岳先生文集》最集中地彰显了其事功与学术。该文集凡四十七卷，四十馀万字，主要是张居正从政後的奏疏、书牍、札记和诗文的汇编，可以说是其三十馀年政治生活的实録。
本书通过核实《万历起居注》、《明实録》等文献，确定各篇奏疏成书时间，于疑难字词、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作简明注释。 《张居正奏疏集》可谓张居正三十余年从政最重要的实録，既有深邃的政治见解，也体现了其倡奉变法、救时治国的政治抱负，更彰显了大明第一首辅“纪纲修明，功在社稷”的巨大政治功业。
《张太岳文集》在後世屡经整理刊行，流布广泛，版本主要有：道光初年江陵邓氏覆刻本；道光八年（1827）江蘇巡抚陶澍主持刊印的《重刻张太岳先生文集》； 光绪二十七年（1901）荆宜施道奭良主持并以“红藤碧树山馆”名义刊印的《明张文忠公全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印的《张江陵全集》校点本； 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文忠公全集》万有文库校点本； 1987-1994年张舜徽主编，荆楚书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居正集》校点本。
Ⅵ 镇领导干部谈淡情理法与法理情有何区别
人类为了生存与需求，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对立的矛盾及以及矛盾和情感之间的联系，要解决好人类社会这些矛盾和情感的关系，就会引发情、理、法间的纠缠。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里，一般都是重情理轻法治，造成社会人与人的不公平。而在法治健全的时代所采用的就是重法治轻理情，因为，处理任何法律纠纷在法律判决前，情理法是不能互融的，因为讲情、讲理都有勃于法律。会妨碍司法的公正。但判决后法理情又是互融的，因为法律的公正判决于理、于情都能讲得通。所以也体现了司法的公正。下面我们追朔情理法渊源以及情理法与法理情的辩证关系。为人类社会发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一点合理化建议。
（1）情理法产生的根源
这里所讲的情理法指的是当我们遇到问题和矛盾时所采取的出理方式，在中国自古以来所沿用的就是先情后理，最后解决不了才诉诸于法院，中国老百姓把打官司告状看成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再加之传统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所以，中国人不愿意打官司。原因在哪里呢？这要从中国的远古的社会说起。
a、源于儒家思想。中国自古至今治国所采用的都是儒家思想，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讲的修身就是要学习好儒家的思想，然后用“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来管好自己的家庭。只有把家庭治理好了，才能去治国平天下。回过头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所谓仁就爱，爱就要讲情。管理家庭用仁、爱来管理；然后再用管理家的办法去管理国家，那么治理国家应以仁爱为主，用仁爱去感化人，用仁爱去教育人，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所以称人民为子民。在儒家的思想中还有一个字是最被推崇的，就是“孝”字，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 后为君子也．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 ”。“孝”是最大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b、源于封建统治。在古代封建社会，天下国家都归皇帝所有，大臣成为附庸，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儿女来看待，称人民为子民。皇帝是金口玉牙说啥事啥，他发号施令就是圣旨就是王法。人分三六九等，最高是皇亲国戚，其次是大臣和封疆大吏，再往下就是基层官吏，最后才是人民。国家虽也有法令，但有时可“刑不上大夫”除非是侵害了皇帝的利益。对皇亲国戚更不能施以刑法，只能象征的对权臣的割一缕头发，对皇上只能打打龙袍了事。如果大臣真的违法需要杀头也要祸连九族灭绝你所有的亲情。这也是由“情”所致。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灭亡都是一个模式，虽有些方式方法不一样，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施以刑法上首先重情，其次才是理，最后才是法。这一方式不单是对达官贵族，对待百姓有时也是如此，所谓有时是指你朝廷里有没有人为你说情，钱送没送到，其实这也是人情关系。
c、源于封建社会的法律。封建社会指导思想是“人爱”，管理模式是重情理轻法治，那么所制定的法律就必然是情理法的结合体。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在制定法律时，他提出“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而封建社会第一个朝代夏朝在立法上所遵循的是“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到汉朝，汉律确立的是“亲亲得相首匿制，亲属容忍。”意思是禁止亲相告法律的规定。唐朝在《唐律疏议》序云：“然则律虽定于唐，而所以通极乎人情，法理之变者，其可画唐而遽止哉。”到明朝定明法时，刘惟谦等在《进明律表》中指出：“陛下圣虑渊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准绳”。最后一个帝国大清王朝在《大清律例序》中明确规定：“简命大臣取律文及递年奏定成例，详患参定，重加编辑，揆诸天理，准诸人情，一本于至公而归于至当”。通过历代王朝的律制的指导思想，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所确定的法律都没有脱离一个“情”字。这与他们治国思想是相吻合的。我们当今之中国，是在几千年封建王朝上脱胎换骨而来，必然残留着那时王朝的血脉，所以我们必然也在这个“情”字脱离不开。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法律难定，法律执行难的原因所在。
d、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由于封建文化的传承，当今之中国人也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亲缘情和朋友情，可法律是无情的，这就使得我们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在情与法之间徘徊无法决择。其次，这种群带关系的亲情、社会关系网的朋友情。说穿了其实都是利益团体，他们结成联盟，就是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当团体中某一成员要受到法律制裁时，就会影响到大家的利益，必然就会群起而救之。这里有情感利益也有经济利益。不管什么利益，都要靠人情关系来摆平。第三、行政干预。中国的国情就是司法不独立，受制于当地政府管理，这就给中国的法律的判决和执行上有增加了一抹浓重的感情色彩。这就是领导的面子、领导的情。因为法官的命运在领导手中，你就不可能不给领导面子，不重视领导的情，上述这些情感与法律的纠葛，影响了我们依法治国的进程。
总之，经过追根逆源，我们找到了中国重情理轻法治的依据，就是儒家思想所至。所以要想建设科学合理的法制社会，就必须消除儒家思想对立法的影响。因为，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建设的法制。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如果在处理社会各种矛盾纠纷我们想到“情”，抛开“理”和“法”去处理问题，那就必然有被于理，有勃于法。就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上访潮一浪高过一浪，有增无减；假如我们不考虑“情”，用“理”来解决问题，在法和理不一致的情况下，其结果必然也会造成违法的现象发生；第三、我们用“法”来解决问题，不去考虑情和理，这样问题就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其结果必然公道合理，虽情感有时无法接受，但通过法律却维护了公民的权利，保证了司法严肃和正义。所以，一定要抛弃儒家思想，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司法秩序。
2、西方法理情。
和我们国家不同就是西方的法治理念，在西方国家法是第一位的，任何人不能将其改变，除非你自己放弃拥有的权力。这并不表明西方人无情无义，比如西方的夫妻，他们就很讲真实情感，一但相爱就是在异地也要放弃一切必须生活在一起，而且夫妻间每天非常亲密；再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横穿马路时，正在行驶的车，马上就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过去，这不只是出于礼貌，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尊重人的生存权才放弃自己的行驶权，这就是人与人情感的体现。再比如当他人的人权或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时候，在场的人都会站出来去帮助受害者，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和他应有的尊严。也是情感使然。可在中国正相反。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西方人这种理性思维的根源。其一、西方都是讲人权的国家，所谓人权，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因为每个人的人权都一样没有大小之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人权又是公平合理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因为具有自由意志，所以，每个人的幸福都要靠每个人自己去争取。每个人的行为也要由每个人自己来负责。基于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建立起来的法律当然要维护每个人的利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才互不侵犯。这里不存在情于法的关系，只有公正。其二、由于突出的是人权，亲情关系非常淡。就连子女和父母之间也不是依赖关系，父母对子女只有抚养义务，但不能剥夺子女的人权，当子女达到理性的年龄，但凭自己来判别适于自保的手段，就立即从而成为自己的主宰。当父母老了的时候，子女也没有赡养义务，养老的事情由国家来管。父子关系如此，其他亲缘关系就更不能存在着什么情感。其三、西方国家办所有的事都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任何人没有超出法律规定范围外的职权，还拿美国为例： 美国是一个共和制国家，其政体是总统制共和制。"三权分立"为美国政治制度主要原则。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由总统行使，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行政无法干预国会立法，更不可能干预司法的判决和执行权。这种社会体制，你想通人情、走后门或者领导干预都是惘然。因而保证了司法的公正。稳定了社会创造了和谐。才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通过东方的情理法与西方法理情对比，使我们更加清醒的认识到，要想公正的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只有坚持法是第一位的。这样，老百姓就会骂我们不懂人间情理。其不然，立法的宗旨第一是防，第二才是为了判，所以立法时以符合人权情理为基础，以公道为标尺，制定出的法律一定是公道合理。由于有了公道合理法律，百姓就会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韩非子有句至理名言“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可是人们在讨论情理法时却往往忽视了这一问题，只想在司法和执法上如何兼顾情和理。其次才是为了解决问题。有兼顾情理的法律为基础，法律实施自然不能罔顾情理，我这里所指的情理，是人自然本性范围内的情理，不能为了维护你的情和理侵害他人的情和理。然而，我国建设和谐富强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并非依理治国或依情治国。这是由法治运行机制决定，所以法律适用不能简单地以情理为标准。《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法治的解释有这样的内容:“法治有时被称为‘法律的最高原则’，它要求法官制定判决(决定)时，只能依据现有的原则或法律，而不得受随意性的干扰或阻碍。”人类社会中不同个体、组织都有着自身的不同价值判断和追求，对一宗法律关系，不同的社会角色出于不同的利益关联、价值观念和认知程度也就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并进而主张不同的道理，其中的局限性无法避免。美国思想家汉密尔顿所说:“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情感丰富道理自然内容多多，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观点各执一词也是常态。但法律所要保护的自由与平等，哪个是正义的首要价值问题。所以说，真正依法治国就必须法是第一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真理。
Ⅶ 法理学的课后作业，论述题：简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我国法制体系的关系，要求不
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要着重把握和遵循以下重要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赋予党治国理政的责任和使命。党章作为党内根本大法、管党治党的总章程，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它以执政党的纲领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反映人民意愿、充分实现人民权利、充分保障人民权益，是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形势下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根本目的。
3.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要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相适应。根据内外环境、条件和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立改废释。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人类法治文明成果，借鉴国外立法有益经验，但绝不照抄照搬。
4.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衔接。要努力把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更好地结合起来，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5.坚持宪法的核心地位，通过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要在法治的实施、监督、保障等各方面工作中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树立“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的观念。
《决定》部署了新形势下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重点任务。如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编纂民法典等；完善立法体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等；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等。
严格执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决定》明确关于法治政府的六项标准，即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表示，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举措方面，《决定》有5个亮点。
1.明确提出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这意味着今后要通过立法而不只是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三定方案”“权力清单”等来行政，真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2.确定重大行政决策的五项基本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防止一些地方和部门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三拍式决策”可能给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3.提出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的具体措施：依事权与职能配置执法力量，推进综合执法，理顺行政强制执行和城管执法体制，严格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这对解决“钓鱼执法”“临时工执法”等问题将发挥重要作用。
4.明确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八种形式：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明确对政府内部权力制约的五种具体方式：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和强化内部流程控制，严格防止行政权滥用。
5.具体规定政务公开的五方面范围：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明确公开应包括六项内容：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和监督方式，以保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决定》提出，要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并对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作出新部署。
1.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决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并要求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等，从体制和机制上杜绝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权和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可能性。
2.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决定》要求，完善司法体制，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办理跨地区案件，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完善审级制度，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等。此外，要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四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对我国司法管
Ⅷ 立法过程中的伦理是怎么体现的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理论，是研究道德的产生、发展、本质、评价、作用以及道德教育、道德修养规律的学说。而道德则是社会与自然一切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关系中，善与恶的行为规范，及其相应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活动的总和。伦理学所研究的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是通过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反映的；伦理学则是通过善与恶、权利与义务、理想与使命，即人们的行为准则等一切范畴和体系来反映的。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又称道德学、道德哲学。在西方，伦理学这一概念源出希腊文ετησs，本意是“本质”、“人格”，也与“风俗” 、“习惯” 的意思相联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先赋予其伦理和德行的含义，所著《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为西方最早的伦理学专著。后来罗马人用“moralis”来翻译“ethics”，介绍该词的西塞罗说这是“为了丰富拉丁语”的语汇，它源自拉丁文“mores”一词，原意是“习惯”或“风俗”的意思。[1] 在中国古代没有使用伦理学一词，19世纪后才广泛使用。但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论著中，有大量关于人生道德、伦理的内容，特别是君君臣臣、孝悌之道等。其实在古希腊的同期，中国的伦理学已然兴起了。
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道德意识现象（如个人的道德情感等），而且包括道德活动现象（如道德行为等）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伦理学将道德现象从人类的实际活动中抽分开来，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教育和修养、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生活态度等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与经济利益、物质生活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伦理学派别。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将道德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加以研究，着重研究道德现象中的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从中揭示道德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强调阶级社会中道德的阶级性及道德实践在伦理学理论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