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法治

❶ 孔子关于依法治国的名言注明出处

我荒废了时间，时间便把我荒废了。 —— 莎士比亚

❷ 孔子为什么反对"法治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时间： 2012-06-08 16:52责任编辑: 任子鹏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在中国法律演进史的初期，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且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的“大讨论”：是否需要把法律公之于众。率先提倡法律公开，并把这个理念付诸实践的著名人物是郑国的子产；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等人又有同样的举动。孔子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子产、赵鞅要把刑法铸在铜鼎上，让公众知晓，叔向、孔子则明确反对“铸刑鼎”，这就是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
在250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法律公开是一个基本的法治原则。为什么在中国法律史的源头，一个小国的政治实践者(子产)就提出了如此“先进”的法治理念？为什么孔子反而要拒斥这种“先进”的法律措施？有一些教科书把孔子反对“铸刑鼎”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思想落后、保守，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这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症结，既低估了孔子的人格，也无助于同情地、语境化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倾向。
按照《左传》的记载，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的政治舞台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即使在个人生活中，子产也足以为人楷模。譬如，他遵循各种礼仪，过着具有德性的日常生活，因而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赞赏。但是，作为政治人物，子产心中还有一个致命的隐忧，那就是郑国的生存危机。在相互倾扎的列国环境里，郑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却地域狭小，实力不足，始终处于强大的邻邦楚国与秦国的威胁之下，危如累卵。身为郑国政界的中流砥柱，子产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障郑国的生存权。然而，当时的郑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处于礼崩乐坏的大潮中：上层的肉食者们相互谋杀，离心离德，冲突不断；下层民众也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漫无目标，一片混乱。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下，郑国的国力日渐衰败，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子产出台了多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铸刑书”：把法律刻在铜鼎上，让法律向所有人公开。根本的目标就在于以统一的法律来重建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实现由乱而治的转向。
获悉子产推行的这项改革措施之后，晋国政治家叔向很快就派人送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子产并认为：古代的圣王不制定刑事法典，主要是害怕民众滋生讼争之心；民众若有讼争之心，必然抛弃传统的礼义，纷纷引征刑法文本；为了毫末之利，必将争执不休。这恐怕不是国家长久之征兆。面对叔向的批评，子产在回信中写道：“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这就是说，我的才能很有限，不能为子孙后*虑，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拯救当下的危局。
没想到在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等人又要“铸刑鼎”，这就引起了孔子的抗议。虽然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孔子对子产的批评，但在《左传》的“昭公六年”与“昭公二十九年”中，分别记载了叔向对郑国子产“铸刑书”的批评以及孔子对晋国赵鞅等人筹划“铸刑鼎”的批评。把这两个相去不远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关于是否“铸刑鼎”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子产、赵鞅主张制定并公布法律，叔向（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春秋后期晋国贤臣，公族大夫，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孔子反对制定并公布法律。
为什么孔子反对制定并公布法律？孔子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坚信自己的“职业伦理”的必然结果。我们也可以说，孔子在恪守“以伦理为业”，这才是孔子的命根子。孔子对于贵族的伦理先锋队的信心，强调“伦理先锋队”对民众的领导，类似于真正的政治家对于政治的信心，真正的学者对于学术的信心，真正的宗教信徒对于宗教教义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说，孔子的角色类似于一个布道的宗教领袖。与之对立的子产身处庙堂之高，耳闻目睹的尽是礼崩乐坏的现实，对于当时的“贵族先锋队”早已失去了信心；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另辟蹊径，把建立政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超越于贵族与民众之上的法律。这就是双方各自的长处与局限。
是否“铸刑书”、“铸刑鼎”，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深层却体现了早期法家与早期儒家关于法律、关于国家治理的不同立场。同时，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峙，政治家伦理与思想家伦理的分野。如果说子产的选择，反映了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伦理的思维方式，那么孔子的态度，则体现了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伦理的思维方式。

❸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
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

1、“仁”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

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

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3)孔子论法治扩展阅读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❹ 历史上法治论者与人治论者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前者来注重法制
后者强调人自制
二者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强调谁发挥的作用更大

人治，是掌权者个人意志高于法律。国家一切大事的处理由少数人或个人按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实行人治时，尽管有法，但掌权者个人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比如斯大林等人）

中国有着人治的传统，孔子的“为政在人”、“其人在，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历代封建思想家和统治者有重要影响。（孔子是人治论者的老祖宗，“批林批孔”已成历史，但是要法治，必须批孔。）

人治论者，提倡圣君贤人、道德教化（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要拜倒在“领袖”脚下的原因）；法治论者，强调依法治国（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要介绍西欧民主政治的原因）。

人治论者，主张因人而异（因人的等级差异而不同对待），对人民行为作具体指导；法治论者，强调对事不对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人治论者，推崇个人权威，维护专制体制；法治论者，弘扬民主，保障共和体制。

人治论者，信奉个人权威至上；法治论者，强调法律之上。

❺ 论法治和人治的区别

来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源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人治，法治的对立概念。指依靠个人意志的作用来管理政权实行政治统治。是依靠统治者个人的权威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主张。在中国，人治思想源于儒家文化。如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西方，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曾提出哲人治国论，主张建立哲学王统治，这也属于人治的一种政治思想。

❻ 古代关于法制与道德的论述

法制与德制，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一般而言，德制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这两种思想在汉代时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宣帝曾多用刑吏，当太子（元帝）向他建议多用儒士时，他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说明汉代统治者就已经自觉地把儒法结合起来实施统治了。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的后盾。依儒家学说，天地君亲，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约，但这种伦理约束，尚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于是又生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在礼教之上，虽以明显的等级约束，进而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条。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封建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法律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而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族出现罪犯时，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于是灭九族、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封建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私设公堂在封建社会里之所以不被看出犯罪，原因正在于此。

❼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

（一）儒家法律思想“礼治”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儒家法律思想中，儒家“礼治”思想一直以维护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亲亲尊尊”等级有序，人们都必须遵守这种封建礼仪的家族式文化，强调国家本位，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封建官僚和权贵都有着特殊的地位，更甚至是穿、行、住都要有严格的制度，始终贯穿“朕即国家”的思想，树立封建等级权威，忽视社会底层人民的权力，法律成了少部分人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工具。在法律的效力上，儒家法律思想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制定出了“八辟”、“八议”，“准五服以制礼”等规章制度，因为主体不同而有相异的刑罚尺度，明显的凸显了社会阶层刑罚定罪和量刑的偏差，忽视了社会的平等正义，蕴藏着私情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我们强调“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必须对其实施的行为负责，法律是保护全国人民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目标。由此可见，儒家法律思想的目的、贵贱尊卑等等级观念，公权力和私权力的不平衡，追究刑事责任因人而异的评判标准，完全与现代社会法治理念脱节，与时代相悖。
（二）儒家法律思想“德治”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中，儒家法律思想的“德治”理念贯穿始终。首先儒家学者都提倡 “德主刑辅” 、“明德慎罚”的观点，孔子认为只要”通过“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把对民的道德教化摆在第一位，就可以很好的拯救一个人，更好的治理社会。这有其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过分强调“德治”的作用，忽视刑罚的效果，与中国现代法治理念的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观点是相冲突的，过分偏重道德的重要性必然带来的不利效果；其次儒家法律思想中“道德”主要源于封建之“礼”，要求人们的行为准则是人的心理合于礼，与礼相符才能与法律相同，违反礼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谓：“出礼入刑”即是如此。传统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德”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现代法治理念中的“德”不再是以封建之“礼”为核心的，其虽然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却与古代中“德”的内涵相差甚远；第三，传统儒家法律思想治理国家更多是以“道德”去衡量是非的，可道德又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行为规则，判罚者有过量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为徇私枉法找到更多合理的理由。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作为国家明文规定的一种强制行为规范，是司法过程中的唯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中作出决策，才能使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与平等，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进新的一步；最后，为缓和阶级矛盾，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德”也重视和谐，但从深层次的探究，一方面，其和谐往往只是促成表面的和谐，一旦爆发矛盾，便不可调和，另一方面，由于群体的趋向效应，弱势群体在所谓的和谐中得不到合法权益的保护，儒家思想提倡的“无讼”思想更是赤裸裸的表现出了法律是强者的法律，国家维护的是强者的利益。现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由于人民的角色发生变化，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其“德”之“和谐”，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之和谐。
（三）儒家法律思想“人治”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人治”主张在国家的治理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圣贤是法的制定者，皇帝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认为，国家治理关键在于统治者的道德文化，而不在于法律的完善程度，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与众也。”荀子亦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些都过分的夸大了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作用，忽视了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使法律在更多的时候不是权益保护的工具，而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实施镇压的一种工具。在现代现代法治思想中则是主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提倡宪法法律至上，注重司法具体实践中要符合人类的理性，体现公平正义和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注重权力的制衡，法律是所有人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保证。

❽ 冀名峰：孔子思想中缺乏法治精神吗

孔子的治国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之中，《论语》十分强调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回作用，孔子答推崇和追求以德治统帅和覆盖社会治理，认为如果社会能够在德治体系有效运行下达成安定和谐，那将几乎是成本较小、效果较优的社会秩序状态。比较而言，孔子专门论述法治的内容确实相对较少，但是，言不可因其少而谓其轻，我们不能因为孔子专门论述法治内容相对较少而得出孔子只重视德治、不大重视法治的结论。事实上，孔子高度重视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特别强调法治精神和德治精神内在统一的重要性，这对完善现代社会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❾ 孔子为什么反对“法治”

孔子主张行孝善慈宽仁，有些法治是反孝善慈宽仁的，所以他反对法治。

❿ 论法治思维和人治思维的区别

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依据上。

法治思维认为国家的法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依据，处理法律问题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而人治思维的本质是人高于法或权大于法，它主张凭借个人尤其是掌权者、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德性和才智来治国平天下。

如，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之治，我国古代推崇的“圣君”、“贤人”之治以及后世的“英雄”、“强人”、“能人”之治等，主要强调的都是依靠个人的能力和德行治国理政。

二、是在方式上。

法治思维以一般性、普遍性的平等对待方式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矛盾纠纷，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具有稳定性和一贯性。

而人治思维漠视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按照个人意志和感情进行治理，治人者以言代法、言出法随、朝令夕改，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和非理性。

三、是在价值上。

法治思维强调集中社会大众的意志来进行决策和判断，是一种“多数人之治”的思维，避免陷入无政府主义或以民主之名搞乱社会。

而人治思维是个人说了算的专断思维，虽然有时也强调集思广益进行治理或作出决定，但主要表现为少数个人的集权专断。

四、是在标准上。

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的分水岭不在于有没有法律或者法律的多寡与好坏，而在于最高的权威究竟是法律还是个人。

法治思维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人治思维则奉领导者个人的意志为最高权威，当法律的权威与个人的权威发生矛盾时，强调服从个人而非服从法律的权威。

(10)孔子论法治扩展阅读：

法治思维在不同问题和领域的运用包含了不同的层次。

概括而言，法治思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认知判断层次，即运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进行认识并得出初步判断的层次。

人们可以根据法律对社会中的一些行为或现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断，例如饮酒驾车是违法行为。这种层次的法治思维，是普通社会成员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备的。

二、逻辑推理层次，即运用法治原则、规范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并得出结论乃至解决办法的层次。

法律职业者的思维多为这一层次。这一层次的思维是以通过法律解决个案为主要特征。

三、综合决策层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认知判断、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性衡量，并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法治思维更多地体现在这一层次上。

四、建构制度层次，即在前面三个层次的思维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抽象，从而能够通过建构或改革法律制度对更宏观的问题提出长远的解决方案。

这是最高层次的法治思维，也是高层级的领导干部所应当具备的。因此，考察法治思维能力的高低，应当按照对象和主体的不同设定不同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