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十年磨一剑

Ⅰ 《慈善法》究竟要解决哪些问题

从2014年4月26日到12月1日，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承办的“慈善立法半月谈”总共举办了13期，开展了关于慈善立法的开放学术讨论。

今天下午，在这13期沙龙讨论和研讨的基础上，首部慈善立法专家建议稿公布。

从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法立法建议开始，《慈善法》已经在漫长的立法道路上踯躅了近十年。

立法步伐明显加快出现在2013年11月，慈善法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最终确定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牵头起草。

2014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慈善事业立法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列出了立法时间表和路线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曾经介绍说，根据初步计划，2014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广泛调研，召开专题会议，在充分调研与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慈善事业发展的经验，争取在年底形成正式的法律草案稿。如果进展顺利，预计2015年上半年可以提交审议，即进入正式立法程序。

目前，已经至少有五个版本的立法建议稿在起草中。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慈善法》出台一再推迟，是因为各界对慈善问题的看法还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论。

据了解，我国现行慈善方面的立法已经有1999年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和规范我国三种社会组织—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注册和基本行为的三个行政法规。

在今天的专家建议稿发布会上，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现在要制定的《慈善法》应该超越这些，成为一部基本法，对慈善的组织、行为，以及如何培育、扶持和监督慈善组织，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真正大发展，作出明晰准确的法律规定。谁来筹集慈善资源

目前，我国有很多筹募善款的主体，第一就是政府，遇到重大灾害，民政部门和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筹集的资源较多。其次是人民团体如工青妇组织，还有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包括相关的事业单位。第三是有政府背景的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在这些之后，才是那些登记注册的民间社会组织。第三和第四项加起来，据2013年的统计，为54.1万个。而第一、二项有很多基层组织，总量据测算有近千万个。第五是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最后，还有未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及个人。

Ⅱ 如何评价《慈善法》出台的意义

固然是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慈善法出台对公益界的规范化一定有正面作用，也算是十年磨一剑。但具体的执行效果还要再观察，目前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想废话两句的是前一段的关于慈善法「管理费用」规定的争议，也是关于立法流程的争议，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的修改稿，规定了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一标准。

原文为：慈善组织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费用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特殊情况下，年度管理费用难以符合前述规定的，应当报告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

而且注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以外的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标准，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税务等部门依照前款规定的原则制定。不光公募基金会，未来民办非企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募捐管理条例等法规在设立和修订相关条款时，都可能会直接参照《慈善法》的相关管理费用比例规定进行。

这一规定的出现是突然的，且值得玩味。在此前公布的一审二审稿中，没有出现过规定年度管理成本标准的规定。而3月11日的三审稿中，突然出现了「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5%的规定，在行业内掀起一阵讨论。而这个标准在一天之后又变成了「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进程一日千里，随后正式写入法律之中。

对公益机构的监管监督应该是全方位的，设立披露信息的渠道，开放竞争机制，让社会公众参与到监督中来，从而让公益机构更透明，避免贪腐与丑闻。而不是依靠某个一刀切的法律，非营利组织有不同议题的差别，教育、环保、维权、扶贫、孵化各个内部分工不同，成本结构也不尽相同。

管理成本是个有操作空间的词汇，但管理费用则是对专门的会计科目进行约束。对于大型基金会，有千万级、亿级支出，则每年的行政成本有百万、千万的空间，尚且无忧。但若是年支出100万左右或以下的机构，每年则只有10万元人民币或更少的空间。

这些钱要负担机构人员的薪资、差旅费、办公费、通讯费等等，一个年支出100万元人民币的机构，是否有能力雇佣一名全职员工都是问题。提高了行业参与的门槛，这对于草根小组织的发展会是毁灭性的打击，说杀死也不为过。你可以选择注册成工商企业避免限制，但也会同时失去免税资格（虽然本来也很难有）的可能。而一个社会公民力量的基础，往往是由大量的草根组织支撑起来，针对单一社区、单一议题的小型机构是最直接的公益组织，然而如今他们的发展蒙上了疑云。

反观一些国际基金会、公益组织，其会计报表中管理费用科目也极少低于年支出的10%。严格管理是好事，但过低的标准肯定会导致大多数组织超标，需要以特殊情况申报，这一特殊情况不再「特殊」，各个机构都特殊。更严重的，这一标准可能会限制公益从业者的薪酬，若公益机构的薪资低于其他行业太多，必然导致人才流失，那也无助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几天前，168家公益组织联名呼吁对这一标准重新讨论，递交了建议函。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丝毫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就在今天，新华社发布了慈善法全文，10%的标准赫然在列。

立法进程快，但这次显然有一些条款过于快了。负责立法的代表中，对公益行业的了解是匮乏的。从3月11日突然提出15%，到16号正式通过慈善法，6天时间丝毫没给外人以申辩、反应的时间，这多少给人一种钦定的感觉。

就像对婚姻法的讨论，我国针对某部法律的广泛社会讨论，总是发生在法律已经颁布之后，而非制定论证的阶段，这是一种很诡异的状况。关键条款的设定是否应该放在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阶段，而非立法机关的内部讨论阶段。社会讨论若无法对立法流程造成影响，讨论的意义也失色不少。

一个关键条款没有在向公众征求意见的阶段提出，却在闭门会议的阶段突然冒出来，并迅速确定，没有给相关社会人士反馈意见的空间。

这个问题不光存在于慈善法，也可能发生在任意一部法律之上。若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立法委员，那人民的意志如何上升到立法层面？相比于10%的具体规定，这才是我最想关注的问题。

如今木已成舟，善法未能更善，只能再观察，再想办法。但这次立法过程中的独特样貌，是观察中国人大立法流程的绝好样本。如何监督立法程序，草根民众如何影响、质询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法律制订，都是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

Ⅲ 为何中国慈善事业丑闻频出

举报人周筱赟贴出的中华儿慈会2011年财务报表，并标出可疑项目。网络截图
昨晚，针对周筱赟的举报，中华儿慈会发布声明。网络截图昨日，网络举报人周筱赟微博举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1年的账目上，一项“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为48.4亿元，远远高于当年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8000多万元。周筱赟怀疑基金会可能存在洗钱行为。昨晚，中华儿慈会发文澄清，财务人员的重大失误将账目中一项本应为4.75亿元的金额，写成了47.5亿元。收入支出均约48亿名为“官方慈善基金儿慈会48亿巨款神秘消失”的网帖中，周筱赟称，通过合法渠道看到中华儿慈会的2011年度财务报表上，至少有48亿巨款下落不明，还贴出中华儿慈会2011年财务报表中的部分内容，其中有关48亿的部分做了重点标注。“让人产生洗钱联想”周筱赟表示，这份财务报表中48亿的进账和支出项目并无明细，而且是现金的流入流出，“不得不让人产生洗钱的联想”他说，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还需要公检法机构来认定。■ 回应儿慈会小数点写错致歉表示无洗钱行为针对周筱赟的举报，中华儿慈会官网昨晚发布致歉，称是由于基金会工作人员和领导审核的严重失误，导致报告中“银行短期理财”这一数据小数点错位，将4.75亿元，写成了47.5亿元，致使2011年度基金会《现金流量表》中的“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达到年报上刊出的错误数字，即4,766,273,045.02元。补充知识为何中国慈善事业丑闻频出？中国慈善事业的软肋究竟在哪？法律与监管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是什么让慈善组织，甚至慈善事业出现信任危机？一问： “公益事业”、“非营利性”等概念如何界定？专家： 核心概念尚无明确界定 “营利性活动”不明确朱力教授介绍，针对慈善事业，中国有着一系列法律和法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近十部法律法规。就此看来，中国的慈善事业似乎并不缺少配套的法律、法规。但中国慈善法律在很多问题上规定模糊、界定不明，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对具体问题、核心概念的界定抽象和空洞。例如，什么是“公益事业”，我国法律法规对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给予人们在从事慈善事业过程中很大的想象空间和运作空间，使得中国当前的慈善法律成为一个空架子，不能发挥实际作用。而且，这只是中国当前慈善立法中的沧海一粟。其次，我国虽然禁止慈善组织进行营业性活动，但并没有对“营业性活动”进行明确说明。“营利性”、“非营利性”界定不清，使得一些慈善组织钻了法律的漏洞，不断从事着营利性活动。再次，非营利性组织享有国家税收的优惠政策，但是中国慈善法律没有就与自我交易等行为进行界定。因此导致某些人打着慈善的名义，暗中洗钱、逃税等。二问：为何只见违法，不见处罚？专家：如何纠正和处罚，相关法条尚无详细说明朱力教授表示，中国的慈善法律对慈善事业中人们所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正向的规定，可是，一旦人们违反了法律、法规所制定的准则，该如何对其进行纠正和处罚，在相关法条中并没有详细的说明。这一现状客观上造成了慈善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为有法不依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朱力教授认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面临的现状实际上是法律数量众多，但法律缺陷同样众多的问题。”三问：为何慈善需求与日俱增，慈善供给却日渐减少？专家：源于慈善组织定位不清、职能不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乏遇到这样的现象，一些企业家一边怀揣着回馈社会，履行社会责任的想法，一边却对慈善组织不信任，终于没能实现慈善理想，正如一些企业家抱怨，我们有钱却不知道如何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与此同时，我们还会遇到一些的现象。一些老弱病残及受灾严重的群众，亟需获得爱心人士、社会的帮扶，却错失机会，或者没有机会。为什么有“供”有“需”，二者却不能有机结合？对此，朱力表示，中国法律对“慈善组织”界定的模糊、对私人基金会和公共慈善组织可操作性界定的缺失，直接造成目前中国慈善组织功能的混杂。例如，某些慈善组织，一方面向公众募集资金，类似于公募基金的角色，一方面又承担着提供慈善、运作慈善项目的职能，类似于慈善组织的角色。多项职能叠加，在日常运作中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更何况，一些组织将善款用于商业领域，从而导致慈善需求与日俱增，慈善服务供给却日渐减少现象出现。四问：为何慈善组织丑闻频出？专家：政府监管过于被动对于慈善组织丑闻频出，朱力指出，目前，政府对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监管的方式仍旧非常被动。没投诉、不管理；有投诉，才管理。因此，虽然从制度设计上而言，目前中国的慈善组织受到严格的监管，但在制度实践中，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力度相当弱。这是造成了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丑闻频出的原因之一。五问：公众能否监督善款流向？专家：政府单一监督模式产生诸多弊端有网友表示，既然政府精力有限，公众是否可以进行监督，至少捐款者本人能够知道，自己的善款到底何去何从。对此，朱力介绍，当前，对中国慈善事业、慈善组织的监管主要由政府来执行，监管主体过于单一，产生了诸多弊端。例如，政府责任增加，但是监管效率与成效却降低了。再如，公众希望政府更多履行监管的责任，但是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与能力；政府希望公众参与到监管中来，但是公众缺乏有效的途径，从而导致无法形成多方联动的、有效的监管方式。

Ⅳ 怎样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呢

第一，慈善组织应当及时告知公众慈善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快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对于慈善组织来说，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布三个层面的情况：接受捐款的情况、资金的流向和资金使用的效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公开透明是慈善的重要条件，也是慈善事业公信力的根本前提。只有公开透明，捐赠者才能看到自己的爱心效应，更深切地体会到“捐”有所值;才能确保善款用在该用的地方，并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
第二，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在外部监管上，政府应建立专门的慈善组织监管机构，实施对慈善组织的统一监管和协调，对慈善机构的财务与经营情况定期进行公布，对善款的使用是否科学合理进行监督，并提供专线电话，随时接受公众的质询。在内部监管上，应当建立慈善行业自律机制，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实行阳光运作、规范管理，做到决策科学化、运作规范化，不断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第三，完善法律制度，国家应当加快慈善专项立法工作，制定具有针对性和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组织活动的法规条款，对慈善组织的性质、职能、管理、运行基本准则做出规范，从源头上保证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拨付、使用等各环节工作有章可循，使得我国慈善事业有法可依、监管有据。

Ⅳ 中国慈善立法亟须突破“为什么募捐”瓶颈

实际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经正式启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并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但是，在2007年的“两会”上，立法规划中并未能见到慈善法的影子。人们不由揣测其间原因。慈善立法的定位争议被认为是慈善立法延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参与早期慈善法讨论的杨团指出：《慈善法》草案之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二是靠“大款”还是靠大众。但是，这个理由未得到普遍认同。“一个如此简单的选择题，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你觉得会是问题的所在么？”同样曾参与立法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如此对本刊记者说。而民政部相关负责人的多次讲话与论述也印证，起码在高层，关于慈善“民间-政府”“大众-富人”的认识并不是问题。国务院法制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曾专门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讨会上明确表示，要践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逐步实行管分离。”慈善立法延缓的另一个理由是郑功成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可能条件，是有一定的计划的，立法机关必须保证一些重要的或者发展进程中需要急切规范的立法项目优先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慈善事业立法虽然很重要，但在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律还未制定之前，显然不可能将慈善事业立法摆到优先位置。”但是，属于政府责任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是否就具有优先于慈善法的理由呢？郑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对巨大的灾难，慈善行为能够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呢？这正是一种现实的考虑。民政部部长李学举8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公室就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困难群众救助问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当时，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了3.1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64亿元。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救助主要依赖于政府，这是一个必然，因此，民间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为主角。但是，这种现实的考虑并不能抹杀慈善之与救助不同的意义。对于受难者而言，来自政府的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而慈善，其意义则不仅在于救助，更在于一种慈善文化、一种志愿精神的释放。民间慈善组织缺失接下来，“一对一”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模式被评论者认为难脱“旧时代的施舍与恩赐观”。而现代慈善观念，则是以施助者与受助者法律与人格地位平等为基础的。捐赠与受赠分离的“个人——机构——个人”的行善模式，被视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的慈善模式。但是，尽管中国也有慈善机构，人们却更愿意选择“一对一”的模式。这是中国慈善行政色彩浓厚的一大结果。民政部官员曾公开表示，“我国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断出现：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国慈善人士太少，国人慈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当真有慈善家出现时，往往被“枪打出头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看来，问题的真正所在在于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缺失。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NGO发展的老话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国务院法制政法司处长朱卫国在他的一篇论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写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伪善庇护法。我们决不给非法、虚伪、欺诈、贪婪等留置空间；‘颜色革命’的企图和势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慈善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慈善组织的发育问题。而要是离开了慈善组织，那么现在已有的法律法规是够用的。”王名说。对慈善行为的捐赠、优惠、管理，实际上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规范。这一点，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也曾提到。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总共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上，关于慈善组织发育的问题仍然会出现。王名说，“关键不是民众是否捐钱捐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钱能否得到一个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问题。”在他看来，慈善NGO(非政府组织)的问题不解决，那么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个“假命题”。这涉及到如何对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关系、慈善组织的属性与结构治理。慈善组织的注册问题、企业捐赠12%的税收减免政策如何落实等等。“这显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够解决的。”王名说。在8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慈善进入立法的窦玉沛最终也并未明确表明，慈善法将何时出台。

Ⅵ 中国慈善立法是否已经通过

实际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经正式启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并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但是，在2007年的“两会”上，立法规划中并未能见到慈善法的影子。人们不由揣测其间原因。

慈善立法的定位争议被认为是慈善立法延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参与早期慈善法讨论的杨团指出：《慈善法》草案之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二是靠“大款”还是靠大众。

但是，这个理由未得到普遍认同。“一个如此简单的选择题，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你觉得会是问题的所在么？”同样曾参与立法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如此对本刊记者说。

而民政部相关负责人的多次讲话与论述也印证，起码在高层，关于慈善“民间-政府”“大众-富人”的认识并不是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曾专门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

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讨会上明确表示，要践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办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办，逐步实行管办分离。”

慈善立法延缓的另一个理由是郑功成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可能条件，是有一定的计划的，立法机关必须保证一些重要的或者发展进程中需要急切规范的立法项目优先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慈善事业立法虽然很重要，但在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律还未制定之前，显然不可能将慈善事业立法摆到优先位置。”

但是，属于政府责任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是否就具有优先于慈善法的理由呢？郑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对巨大的灾难，慈善行为能够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呢？

这正是一种现实的考虑。民政部部长李学举8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困难群众救助问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当时，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了3.1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64亿元。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救助主要依赖于政府，这是一个必然，因此，民间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为主角。

但是，这种现实的考虑并不能抹杀慈善之与救助不同的意义。

对于受难者而言，来自政府的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而慈善，其意义则不仅在于救助，更在于一种慈善文化、一种志愿精神的释放。

民间慈善组织缺失

接下来，“一对一”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模式被评论者认为难脱“旧时代的施舍与恩赐观”。而现代慈善观念，则是以施助者与受助者法律与人格地位平等为基础的。

捐赠与受赠分离的“个人——机构——个人”的行善模式，被视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的慈善模式。但是，尽管中国也有慈善机构，人们却更愿意选择“一对一”的模式。

这是中国慈善行政色彩浓厚的一大结果。

民政部官员曾公开表示，“我国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

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断出现：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国慈善人士太少，国人慈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当真有慈善家出现时，往往被“枪打出头鸟”。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看来，问题的真正所在在于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缺失。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NGO发展的老话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在他的一篇论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写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伪善庇护法。我们决不给非法、虚伪、欺诈、贪婪等留置空间；‘颜色革命’的企图和势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

“慈善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慈善组织的发育问题。而要是离开了慈善组织，那么现在已有的法律法规是够用的。”王名说。

对慈善行为的捐赠、优惠、管理，实际上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规范。这一点，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也曾提到。

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总共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

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上，关于慈善组织发育的问题仍然会出现。王名说，“关键不是民众是否捐钱捐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钱能否得到一个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问题。”

在他看来，慈善NGO(非政府组织)的问题不解决，那么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个“假命题”。 这涉及到如何对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关系、慈善组织的属性与结构治理。慈善组织的注册问题、企业捐赠12%的税收减免政策如何落实等等。

“这显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够解决的。”王名说。
在8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慈善进入立法的窦玉沛最终也并未明确表明，慈善法将何时出台。

Ⅶ 制定慈善法人大行使了立法权还是监督权

中世纪欧洲是以法兰西为代表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但是在十二世纪,随城市的发展,也有独立自主的自治城市,其中的资本主义体系还是比较完备的,总而言之,中世纪就是欧洲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补充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恩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回答人的补充2009-09-1218:08谈到中世纪的政治，人们很自然会想到等级、特权和**，很难把它同近现代的民主政治相挂钩。因为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总是把中世纪的**政治同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对立起来，在我国学者写的几种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或民主思想的历史书中，也几乎不谈中世纪，在介绍完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之后便跳到了近代，似乎中世纪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不利于人们了解历史真实，近现代民主政治之所以会首先兴起于西欧，然后扩及世界各地，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光用近现代历史发展可以解释清楚的，而应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这个根源不是古希腊罗马的民主，而是西欧中世纪的民主。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可以概括为这么四大要素：宪法政治、议会政治、党政和选举制度，而除党政之外的三大要素都是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发展而来。一、宪法政治起源于中世纪限制王权的法令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中不存在宪法，为了防止当权者个人权力的膨胀、遏制贵族**势力的发展和保障一般公民的基本利益，采取的基本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增设当权者的数目来达到相互制约和分权的目的，如雅典的执政官最初为一人，后增为三人，再后增为九人；二是通过缩短当权者的任期来遏制个人势力的发展，如雅典的执政官最初是终身制，后改为十年一任，再后改为一年一任。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的最高统治者国王主要是世袭的和终身的，特殊情况下则由封建主选举产生，或是通过武力征服获得，因而中世纪的国王地表现出的是**的一面，也被看作是**统治的代表。但西欧国王的**统治是远不能同东方的国王**相提并论的，西欧的地方封建主总是在想方设法约束国王**势力的增长，最主要的措施是：通过签署特殊的法律文件来限定国王的权力范围和通过议会或是其它专门机构来制约国王的权力。西欧的地方封建主通过与国王签署特殊法律文件来约束国王权力的行使，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便催生了宪法政治。英国是近现代宪法政治的发源地，其近现代的宪法就是从中世纪约束王权的法律中发展而来的。早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存在法律高于王权的思想。当国王无视其它贵族的利益，为所欲为时，贵族们便想方设法迫使国王签署新的法律文件来约束国王的行为。当无地王约翰在位时，他任意践踏传统习惯法，不断增加税收，大幅度提高贵族的兵役免除税（盾牌钱），甚至剥夺贵族的土地等，这引起贵族们的普遍不满，于是，贵族们联合起来，并联络了骑士和市民，于1215年6月迫使无地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公开阐明了法律高于王权的思想，指出王权必须受到监督，提出了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款，被人们称为英国宪法制度的起源。在大宪章签署后，后来的历任国王在位时几乎都要签署保障人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文件。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对“大宪章”以来的英国宪法作了一个总结，确立了“议会至上”原则，明确了国王的权利和地位，重申了基本人权，是确立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重要文献。至此，形成了英国近代的宪法政治。在西欧的其它地方也出现了专门制约王权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条文。如1356年12月德皇查理四世颁布的“黄金诏书”，也是德意志诸侯限制皇权维护自身独立权益的法律文件。就连十字军东征时期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四个十字军国家也制定了限制王权的法律。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后组织了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起草了《耶路撒冷审判书》，规定十字军各国国王都要服从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决议。这说明在西欧社会，封建贵族通过政治斗争利用法律手段来制约王权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尽管西欧其它地方的这些制约王权的法律，没有能够象英国的大宪章那样直接演变为近代的宪法，但也为他们能够较快地普遍接受这一新事物奠定了基础。关于上述这一问题，我已有专门的文章——《论西方近现代宪法政治的中世纪起源》[1]——进行论述，在此仅作一概述。二、议会政治起源于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中，因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不存在代议制机构，有的是全体公民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公民大会或人民大会，另有由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或长老院，但都不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权力机构。古希腊、罗马的这种直接民主制存在着明显缺陷：一是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城邦社会里实行；二是容易造成极端民主的现象。因而，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不可能对近现代的议会政治产生影响。议会政治和宪法政治一样是起源中世纪的西欧，实际上是和宪法政治相伴随而产生的。在中世纪中期，为了制约逐渐强大起来的王权，真正实现法律至上的原则，西欧各国普遍建立起了等级会议。近现代西方的议会制度就是从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发展而来。最早建立起较完善的近现代议会制度的国家是英国，其它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英国议会制度的影响，因而，英国的议会又被公认为是西方议会之母。英国近现代议会制度，就是直接从中世纪的议会发展而来。关于英国议会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贤人会议。贤人会议的成员是世袭的教俗贵族，不是由人民选举而产生的代表，没有广泛代表性，但贤人会议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所起的特殊作用还是对以后英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诺曼底征服后，贤人会议被改造成了“大会议”，后改称为“议会”。1264年，以孟福尔为首的大贵族在与国王的内战中取得胜利，控制了政权。为了扩大支持力度，孟福尔在第二年召开议会时，除了通知传统的教俗贵族参加外，还要求各郡选两名骑士、各市选两名市民代表参加，从而使议会第一次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因而，有人把这次议会看作是英国议会制度的起点。在14、15世纪，英国议会已逐步获得了司法请愿权、征税权、财政监督权、立法权和监督、弹劾政府官员的权力等，已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权力机构；并形成了两院制：由传统贵族代表组成的上院和由骑士、市民代表组成的下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完全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议会——下院。其立法的基本程序也逐步形成，所有法案都要经两院分别进行三读，经过充分讨论通过后，由国王批准生效。这种基本程序一直没用到近现代议会。到都铎王朝时期的议会与英国近代早期议会已是非常近似，在两院构成、立法程序、代表产生方式等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只是都铎时期的议会在换届、会期等方面还不规范化，有点随国王之意。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1694年，议会通过了“三年法案”，规定议会至少三年召开一次，每届议会不得超过三年，使议会的召开、换届走向规范化。而议会其它方面的重大变革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才进行。在西欧各地，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尼德兰等，在中世纪中后期都出现了等级会议。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等级会议都未能象英国等级议会那样得到充分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尤其是获得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因而，这些国家的等级会议，都未能象英国等级议会那样很自然地由中世纪发展到近现代。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国家中世纪等级会议的存在对后来资本主义议会制度形成的影响，在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筹建全国议会和利用议会进行斗争都是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西欧的其它地方，虽然等级会议发展得不是很充分，但城市议会却发展良好。在13－15世纪，在法、德、意等地取得自治权的城市中，由选举产生的市议会普遍存在，且是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德国的城市同盟中，也存在着由各城市代表组成的同盟议会，同盟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同盟议会来决定。当然，中世纪的这种市议会是有明显局限性的，也未能直接促使近现代的国家议会政治的诞生，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欧洲市议会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的政治观念，使西方人很容易想到议会斗争这样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也乐于接受国家议会这样一种国家民主的政治形式，甚至有人认为中世纪中后期出现的等级会议就是市民议会政治在国家政治中的最初表现。关于这一问题，本人也另有文章进行专门论述，可参见愚作《论西方近现代议会政治的中世纪基础》[2]，在此不赘述。三、选举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有限选举制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中，就已存在着选举制度。但在古希腊和罗马，选举的是官员或陪审团成员，而不是选举议会的代表。在近现代的西方民主选举活动中，选举总统或总理等国家首脑虽也是其重要内容，但更主要的是选举议会或国会的代表。单纯地选举政府官员和选举议会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前者是选举个人，当选者个人的素质、能力对政治的影响较大，后者是选举一个群体，或是选举一个机构，通过这个群体或机构来制约政府、影响政局；前者不仅只能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实行，而且政策难于延续、政局难于稳定，后者则不受地区范围的限制，也不会因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而轻易改变政策、影响政局。因而，这也就决定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难于持久稳定地发展，只能是在历史上昙花一现。西方近现代的选举制度，包括议会选举和重要官员的选举，其中议会选举最为重要，因为议会选举的走向会左右重要官员的选举。议会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一样是起源于中世纪。在西欧中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等级会议中，教会贵族的代表是来自那些有着较显赫地位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世俗贵族的代表是来自国王指定的世袭大贵族，这些代表都不是由选举产生，但其中的第三等级市民的代表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是由自治城市选举产生。尽管这种选举和现代选举有着天壤之别，只是富有阶层极小范围内的选举，其实叫选派更合适，但毕竟不是指定的，不是靠特权和世袭地位获得的。在英国，不仅每个自治市的两名代表是由选举产生，而且每个郡的两名骑士代表也是由选举产生。在议会分裂为上下两院后，市民代表和骑士代表正好共同组成了下院。这样在英国就有一个完全靠选举代表组成的议会——下院。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大多数西欧国家，因其等级会议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独立政治实体，致使其选举会议代表的选举活动也未能制度化、规范化。而在英国，由于议会拥有了一系列实际的权力，尤其是下院凭借其拥有广泛的代表性获得了征税权和同上院平等的立法权，议会议员还获得了在与会期间拥有言论自由和不被逮捕的权利，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成为议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议员选举。这也自然使得英国选举下院议员的活动逐渐规范化、制度化。15世纪，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有关选举的法令。第一个选举法于1406年颁布，它规定：郡长必须按照正当的选举程序组织选举，选举应当是完全自由的，选民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而后又做出补充规定，授权大法官监督各郡选举，对违犯选举法的郡长处于惩罚或监禁。[3]1429年的选举法又明确规定了郡选民的财产资格，凡年土地租金收入达40先令的土地持有人拥有选举权。1432年，又申明选举人必须在参选郡中居住或在该郡拥有地产。至于被选举权，1445年法规宣布：各郡竞选议员者的社会地位必须在骑士之上，当选骑士应有20镑以上的年收入。[4]以上都是针对各郡选区的选举法规，至于城市选区，因为只有自治市才有资格选举议员，而自治市因选举市议会都有自身的选举法规，一般而言都是局限于独立的经济纳税人，包括地产主、商会会员、行会师傅等在内的拥有选举权。拥有被选举权的则都是富有的纳税人。我国著名学者赵文洪在他的论文《中世纪英国议会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起源》中也曾概括道：中世纪英国议会就是“纳税人的代表机构”，是“以财产为基础的权力机构”；“议会成员是纳税人的代表”。[5]据1436年纳税人登记簿估算，当时全国选民仅在10000－15000人之间，15－16世纪之交，有选举资格的人数约为30000人左右。[6]这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从以上英国15世纪的议会选举法规可以看出，英国中世纪的议会选举制完全是一种有限的选举制，在各郡选区主要是照顾了封建主政治的利益，在城市选区主要是照顾了经济纳税人的利益，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是没有选举权的。而实际上英国近代早期的议会选举制也是有限选举制，其现代议会的普选制是从有限选举制一步一步发展而来。在光荣革命之后的1710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选举法，规定在各郡选区中，选举权统一授予所有年收入达40先令的地产者。这实际上是重申了1429年的选举法规。对于被选举权则进一步提高了门槛，规定各郡选区的议员只能由年收入不少于600镑的人来充任，各城市选区的议员则由年收入不低于300镑的人来充任。据统计，在1761年，全英国700万居民中只有25万选民，不足居民总数的4％。[7]因而，针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曾指出：当时的下院“无非是一个不依赖人民的关门的中世纪同业公会”。[8]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选区划分方面，也是沿袭中世纪的，由于经济的兴衰、人口的变迁，到19世纪初，出现了很多没有实际意义的“袖珍小邑”或“腐败选区”，而又出现了一些新兴大城市不是选区，没有资格选举议员的现象。“在18世纪，不仅下院议员选举制度与中世纪相差无几，其组织状况和立法程序也无多大变化。”[9]这种情况一直到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之后的19世纪的议会改革才逐步被改观。1832年修改选举法，使中小资产阶级获得选举权，1867年使产业工人获得选举权，1884年使农民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则最终实现了男女平等的普选制。在欧洲的其它地方，虽然没有出现象英国那样由中世纪一脉相承地发展到近现代的议会选举制度，但也普遍地存在着城市议会的选举。在中世纪中后期，取得自治权的城市普遍建立起了市议会。市议会作为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其议员都是由市民选举产生。“11世纪末期，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最先开始实行由议会和执政官进行管理（1095年在阿斯蒂，1117年在米兰，1127年在克雷莫纳）。在德国，许多城市是从13世纪初期起开始实行议会制（科隆是在1216年）：（选举出来的）议会是公社最高的行政机构，监督整个的行政管理。”[10]当然，中世纪的这种市议会是不能和近现代的民主政治相比的，实际上只是在极少数富裕市民间实行的民主。如从1297年起，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选举最高的立法和监督机关（大议会）议员的权利只属于“黄金簿”上列名的几百个家族，行政权属于从大议会中选出的小议会（或称元老院），它的首领是选出的终身总督。而意大利另一个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于1229年制订的“正义法规”规定：最高机关长老议会，由七个大行会（被称为“肥人”的大企业家同盟）各选一名议员，十四个小行会（被称为“瘦人”）共选两名议员组成。它的首领称为“正义旗手”，既是议会议长，又是民军指挥。[11]从中可见，市民议会的选举也是极为有限的，只是在少数上层市民间进行。但这种选举的普遍存在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至少为后来各地近现代议会选举制度的形成打下了一定基础。我国学者应克复甚至认为，“由城市市民自己在特定的资格限制的候选人中选举官员，这证明是西方现代选举制的开始。”[12]而且欧洲其它国家的近现代议会选举也同样是经历了一个从有限选举制到普选制的发展历程的。如法国在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通过的选举法规定：只有能交纳其值相当于当地三日工资的直接税的积极公民才能享有最基本的选举权，可在初级会议中投票选举选举人；被选出的选举人应交纳相当于当地10日工资的直接税，可参加省一级会议选举议员；被选出议员必须交纳相当于26－52天工资的直接税，才能参加全国议会。[13]在以后多次修改的宪法中，对于选举和被选举人都有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后经过长期的民主斗争，法国在1944年戴高乐的新政府实现了普选制。综上所述，西方近现代的宪法政治是从中世纪英国的法律至上原则和约束王权的法律发展演变而来；西方近现代的议会政治是从西欧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尤其是英国的等级议会发展演变而来；西方近现代的选举制度则是从西欧中世纪的等级会议议员的选举活动，尤其是英国下院议员的选举活动中产生、发展而来。而宪法政治、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是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核心组成部分。因而，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首先兴起于西欧，尤其是最早形成于英国，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Ⅷ 如何理解一起做慈善一起弘扬正能量

总体来说，公益和慈善，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承载着我们对生命及世界的爱，驶向人类与世界万物的和谐共生。公益和慈善，共同筑成我们的行善之路。
言归正传，先从慈展会说起。2013年慈展会的主题是“慈善，让中国更美丽”，2014年则是“慈善，助推社会进步”。可您瞧好了，展会名称明明是“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为何两届主题语中都不见了“公益”呢?“公益”去哪儿了?我猜，“公益”应该是被“慈善”吃进肚了。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立法层面。慈善立法几乎每年都会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更被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日程，并推出了若干专家建议稿。但为何官员、媒体、学者口中多称慈善法，而非公益法，或者公益慈善法呢?莫非“公益”又被“慈善”吞进肚了?不过我更担心，如果立法的时候连基本的概念都界定不清楚，这法怎么立?即便将来勉强出台，能否结束概念不清、用词混乱的局面呢?

Ⅸ 慈善法和新环境保护法的立法基础

《消费者抄权益保护法》第一条开明宗义，指出它的立法意义和基础：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即（一）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鼓励公平竞争，限制不正当竞争。（二）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三）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
立法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消费者的权利”中又明确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受尊重权等，在“经营者的义务”中也明确了经营者经营当诚实信用的一些具体义务，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中，更规定了经营者违反此原则的处罚措施。?

Ⅹ 慈善法来了，怎样才能依法促善

进一步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慈善募捐的主体、慈善募捐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慈善捐赠活动的程序，
明确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
规范慈善事业准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投资、退出等行为。
同时，将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提高执法水平，依法办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登记的手续，提高办理登记的效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