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学地位

① 现在已经是法律年代了，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证据，没有证据是不能在法律面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对吧

一般来说是的。不过有些特殊情况。譬如，我有钱，行 贿 ，犯法了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只是少数。但是现在是法制社会，在法律面前，有力的证据最大。

② 如果提升法官地位,让法官来裁判案件是非曲直,这种状态下的证据制度应该怎么样

法官在判决这个案件的正确与否的时候，也是要参考证据的。没有证据是不行的。

③ 如何理解证据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

证据法想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就像台湾想成为独立的国家一样，就是一些学者的YY，不要当真。

④ 电子文件的法律证据地位主要有哪几种观点

您好，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在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认定方面，缺乏较健全的法律支持。目前我国规定电子证据收集、认证等方面内容的大多是司法解释，其内容零散不成体系，缺乏刚性条款，没有较健全的法律支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侦查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部分第5条等部分法律条文涉及到诉讼中的电子证据问题，建议尽快完善我国的电子证据立法，对电子证据的适用范围、采纳条件、可采性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以满足社会需要。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第22条：“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试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可见现行证据法规是把计算机证据作为试听资料证据的一种予以明确的。
近年来，理论界对于电子文件证据的种类归属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将电子文件证据划入书证；也有很多学者的观点与《规定》一致，将电子文件证据归为视听资料。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i周详的回答。

⑤ 论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意义

论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意义如下：

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证据是法官在司法裁判中认定过去发生事实存在的重要依据，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都需要通过证据和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再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

法官判案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所谓“事实”，是指合法证据能够证明了的事实，这就存在着有理但没有证据或证据形式和取得方式不合法情况，这就是导致有理输掉官司的根源。

可见，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在诉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事人明白相关的证据规则对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5)证据法学地位扩展阅读：

证据的收集

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指司法机关发现和取得证据的活动。它是司法机关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第一步。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责任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在中国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并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人民法院也应当根据职权，主动收集证据，以查明案情，解决争议。

司法机关在诉讼中有权向有关的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对于涉及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在刑事诉讼中，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毁灭证据的，必须受法律追究。

收集证据应当依靠群众，遵守合法和客观全面的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收集证据的方法，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是现场勘验，尸体检验，活体检验，询问证人，讯问被告人，检查，扣押和鉴定等；在民事诉讼中主要是询问当事人和证人，调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勘验和鉴定等。

在西方，英美法系国家无论是在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中，都认为收集证据、提出证据是当事人的责任。在刑事诉讼中，警察官员和检察官是作为控诉一方的当事人而负有收集证据责任的（见米兰达规则）。

大陆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强调当事人应当收集 、提供证据；但法院也可依职权收集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则强调警察官员、检察官、法官依职权主动搜集证据，而不以当事人的申请和提供证据为条件。

保全

这是指对证据采取措施加以收取和固定。证据由于时过境迁或其他原因，有可能失灭、失真或难以取得，如证人将要出国或因病可能死亡，现场脚印会模糊甚至消失，物证可能会腐烂、变质或变形等。因此，为了有效地利用证据认定案情，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必须采取措施对证据加以保全。

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包括对被告人的讯问和对证人、被害人的询问采用笔录；对勘验现场，检查人身，检查、扣押物证、书证，采用笔录、照相、绘图、复制模型、录像、查封和收存等。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可由诉讼参加人提出申请，也可由人民法院根据需要主动采取。

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起诉前申请证据保全，应由公证机关进行。当事人在起诉后，应当申请公证机关将所保全的证据，提交受诉人民法院。

当事人在起诉后申请证据保全，由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后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按照保全程序而确定的证据，以后法院在审判案件时是否采用，要以被保全的证据对案件是否有意义来决定。

⑥ 民事诉讼法中怎么理解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形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影响；收集证据的主体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一定影响，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收集证据的程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较大影响，但总体上应当从宽；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不应作为判断民事诉讼证据是否合 法的标准。民事诉讼在证据合法性的解读上应当不同于刑事诉讼，总体上应当更加宽松 、灵活。按照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合法性是证据属性的构成要件之一，证据只有具有了合法性 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对于应当如何界定“合法性”的内涵却有争议。多 数人认为，合法性指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的主体及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另一个有 争议的问题是对证据合法性的内容的阐解，在三大诉讼法中是否应有所区别。一直以来 ，对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的解释都是套用刑事诉讼领域对该问题的理解， 没有做出区别。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68条明确指出，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一规定似乎对民事证据的合法性做出了比刑事诉讼更为宽松的解释。在2002年7月，同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55条，明确提出了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针对的内容是：(1)证据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2)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3)是 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这一对证据合法性的解释与以往的学理解释又有不 同之处，它将违法情形是否会对证据的效力产生影响作为判断合法性的标准之一。上述 法律文件似乎在暗示我们，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应当 作出不同的要求。但是应当如何将这种差异体现于立法中还有待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无论是在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的承担以及证据的采纳等方面都 与刑事诉讼有显著的区别，这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必然做出有别于刑 事诉讼的解释。但是，证据的“合法性”是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因此学者 将它的内容进行拆解，使其变成一个由若干要件共同构成的证据合法性规范(比如，将合法性分解为证据的形式、取证的主体及取证的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一总体的思路是正确的。问题仅在于在民事诉讼领域应如何选择“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以及 如何解释每一个构成要件的内涵。

一、证据的形式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依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可以分为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 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七种形式。并且按照证据法学的一般理论，证据只有具备 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为什么要将法定的形 式作为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之一以及这样规定的意义何在，还缺少必要的理论支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有更多的新类型的证据出现在诉讼中。上述七种证据表 现形式难以概括并预见所有的证据形式。如果按照诉讼法学界的通常观点，证据只有具 备了法定的表现形式才有可能被采纳，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荒谬之处显而易见。并且从 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对于某些新种类的证据，比如，经常在诉讼中出现的电子证据， 法院也并没有因为它不属于法定的七种证据形式就拒绝采用。对此，也许会有人提出不 同看法，并举例说，测谎结论不就是因为不具有法定证据形式才不能被采纳吗?测谎结论之所以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并非由于它没有在七种证据表现形式之 列(我们可以将它纳入鉴定结论的范围内)，而是由于测谎结论的准确性还不十分令人满 意，另外，测谎这种方式本身与诉讼法中的某些基本原则(比如反对自我归责原则)有抵 触之处，因此，我国诉讼法才没有将测谎结论列为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之列。

在证据形式与证据的合法性的关系的问题上，坚持证据必须具有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也与各国在证据法领域尽量避免形式主义倾向的趋势不符。并且象我国民事诉讼法这样对证据的形式做出如此细致的划分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是很少 见的。在英国证据法理论中，证据被笼统地分为口头证据、文书证据和实物证据三类。 口头证据也称证言，一般指证人或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感知的事实对法院所作的陈 述。文书证据是向法院提交的，供法院审阅的以文字、符号等信息传递思想内容的事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证据形式，如录音带、影片等也被纳入到文书证据的 范围内。实物证据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物体、身体特征、证人举止、勘验、自动化记录 等。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于通过诉讼程序的运作来实现对证据的筛选。因此对证据的分类 就必然要适应这种调整方式。在法国民事诉讼中，证据被分为书证、证言、推定、自认 以及宣誓五种。法律 没有规定物证这种证据形式，这是因为物本身并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物所体现的案件 事实只有通过人的“解释”，比如，鉴定、勘验、诊断、确认等方式才能实现。法律具 体规定了解释物的具体方式和程序却没有把物作为一种单独的证据形式。对物的“解释 ”的结果视具体情况被归纳到其他证据形式的外延内。我们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对证据 的分类方法，适当改变对证据形式的划分方式，减少类别，扩大各类证据的外延。比如 可以将证据从形式上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人证包括证人、当事人、鉴定人、勘验人 。物证包括在诉讼中能够起到证明作用的一切有形物或信息。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使证据 的分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囊括更多的社会生活事实，使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证据 种类能够归入到现有的证据类型中。

二、收集证据的主体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的主体与证据的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有不同的体现 。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就决定了大多数的证据收集工作是由控诉机关完成的，并且刑事案件的证据收集还涉及到某些与公民人身权、财产权 密切相关的强制手段的使用，因此，法律规定只有特定的国家机关才有权使用这些强制措施来收集证据，其他诉讼主体无权使用这些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合法是可能导致证据丧失“合法性”的。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这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 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证据的主要主体，法院只在例外情况下才提供帮助。但是，我国1991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对审判者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的区分并不令人满意，这集中体现于没有切实贯彻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则。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审判方式改革， 这一问题已有明显的改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中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 进行了初步的限定，并且后一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应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把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限定于当事人申请的前提下，只有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利的事实及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 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法院才能不经申请主动 调查收集证据。并且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申请调 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必须经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 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 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述规定使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与当事人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确了，但尚不能认为这些规定已经十分完善。因为法律并没有同时规定如果法院超越职权收集证据，也就是证据的收集主体不合法时将对该证据的采纳产生何种影响，而这正是限制法院调查取证权的关键。

但是，并不认为法院超越职权收集的证据应该一律不可采纳。因为如果让当事人承担法院越权收集证据的不利后果在法理上恐怕也难有说服力。而且如果规定法院越权收集的证据一律无效也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并危及诉讼的公正性。因此，对法院越权收集证据的效力应根据越权行为的不同进行区别对待。对于证据本属于应由当事人自行收集的范围之内，不符合法院收集证据的条件的，此类越权收集的证据应认定不具有合法性，除非当事人提出异议并证明即使法院不收集该证据自己也会收集并向法院提供此证据。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收集证据的行为 违反了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某一证据应视为当事人在行使对证据的处分权 ，法院无权干涉；对于证据客观上虽具备了由法院收集的条件，但法院在没有经当事人 申请的条件下实施了收集证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证据并不当然无效，除非有申请 权的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该证据。

总之，在收集证据的主体与证据合法性的关系上，提供证据的主体是否合法应当成为 判断某一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的一个因素。这也是在证据法领域明确区分当事人与法院 在诉讼中的不同作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贯彻法院的越权取证行为将会影响证据的合法性的原则时应充分考虑证据的失效可能对诉讼的公正及效率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灵活处理。

三、收集证据的程序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的程序对证据的合法性的影响体现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明确规定合法的证据应当具备的条件，而是通过非法证据的排除来达到保证取证行 为合法性的目的。一般而言，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特指由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或方 式而收集到的证据。由于这类违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易给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造成损 害，因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司法机关违法取证的行为均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通过 违法程序收集到的证据，立法发展的趋势却日趋理智，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非法证 据分为三类，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1)对非法取得的口供或非任意性自白，由于严重 侵犯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因此两大法系诸国对此类证据均持否定态度，不允 许采纳为定案根据；(2)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采取灵活的政策，或原则上承认其效力( 法国)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之(英国、德国)；(3)对以非法取得的证据为线索获得的其他证 据的可采性问题，逐步趋于放松对这类证据使用的限制，即使是曾实行“毒树之果”排 除规则的美国近年来也不断通过判例法修订原来的规则，增加了许多例外规定。

在民事诉讼领域，各国对当事人用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英国 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最初的原则是：该证据的可采性取决于它与案件是否存在关联性， 1897年在Rattray v.Rattray案中法院就采纳了原告从邮局盗窃来的信件作为证明被告 有通奸行为的证据，事后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但这并没有影响证据的可采性，审理 该案的上诉法院认为：“近年来，法律的政策是采纳几乎所有的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并 实现司法公正的证据。”这一判决对英国在民事诉讼中对待非法证据的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成为法院处理 相同问题时经常引用的一个判例。但是，不断有人对这一判例所确认的原则提出异议， 最终在1963年的Duke of Argyll v.Duchess of Argyll案中，法院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态度才略有转变，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这里没有绝对的规则，应当根据每个案件的 特定情况决定是否采纳某一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这些应当考虑的具体情况包括：相关证据的性质、使用该证据的目的、取得该证据的方式、采纳该证据是否会对被取证方 造成不公正以及该证据的采纳是否会对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有所帮助。”这样，在英国的民事诉讼中， 在决定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可采性时，实际上采取了利益衡量的方式，由法官根据实际情 况作出裁决。美国对待普通公民通过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并不绝对地禁止，除非该证 据的取得方式使证据的可靠性受到影响，法院不予采纳的仅是警察或其他司法机关违反 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取得的证据，而公民个人的非法取证行为显然不属于该修正案规 定的范围，因此是可以采纳的。

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以非法手段从对 方当事人处取得的并且属于对方当事人所有的书证是不可采的。但是，用违法的手段( 比如秘密录音方式)取得的供述证据却是可采的。在大陆法系的另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采取了相当性原则。 德国最高法院虽然在审理民事和刑事诉讼中曾有过排除秘密获取的录音带的案例，但是为了避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过度使用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障碍，德国法院采取了相应 的限制措施。如果采纳违宪获取的证据是保护他人权益唯一而合理的方式，以及按照法 院的裁量，是保护更为紧要的基本价值唯一合理的方式，德国法院有权采纳违宪取得的 证据。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的规定，实践中也缺少可以依据的案例。学者对此的观点有三种：法规范统一说主张不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是整体法规范的组成部分，因此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在诉讼上也应当为否定之评价。否则 ，一方面就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加以处罚，而另一方面却允许在诉讼中使用该违法取得的 证据，将造成国家法律体系的矛盾；法规范分离说认为，证据取得行为的实体违法性与 诉讼程序中利用该证据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对实体法的违法性与证据的能力问题上应当 作出区别；近来有学者提出，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应当参照宪法与民事诉讼 法的基本原理，依据个案权衡。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以及各国在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上对非法取得 的证据的态度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首先，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是地位平等的 民事主体，不存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因此，法律应当将规范的 重心置于保障、促进双方当事人积极地行使调查取证权上，而不是保护处于劣势一方当 事人的权利免受对方侵犯。其次，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使法院从调查 取证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主要由当事人收集证据。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由于法律对当 事人的调查取证权缺少切实的保障，加上我国公民整体的法律素质较低，造成了许多当 事人对法院的取证权仍存有很大的依赖心理，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充分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如果规定得过于严格难免会增加取证的难度，挫伤当事人举证 的积极性。最后，我们还应当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一方面，过于严格的排除规则会减少法官据以做出判决可以依据的信息，不利于 实体真实的实现；另一方面，排除某一非法证据意味着对该证据投入的司法资源没有得 到相应的回报，显然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明确界定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界限。刑事诉讼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质决定 了必须对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加以严格约束，因此超越法定的职权或违反法定程序 所取得的证据都属于“非法证据”。民事诉讼一般只涉及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法 律对普通民事主体的行为要求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就是合法的 。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证据的合法性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来。但是，在上述法律文件中关于当事人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尚有不妥之处：一方面，我国法律明确赋予公 民的权利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民主权利、人身权和财产权，如果认为当事人的取证行为 侵犯了上述任何一项权利都应认定由此取得的证据不能采纳，显然是对民事诉讼证据的 合法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也似乎与立法者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当事人的违法取 证行为又有不同的类型，有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而且 违法行为本身使证据的证明力受到影响，比如用肉体折磨或精神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证据 ，另外一些违法取证行为虽然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但并没有影响到证据的证明力，比 如用私自录音的方式录取的证人证言或用盗窃的方式取得的证据等。笔者认为，对这两 种不同的“非法证据”应在效力上有所区别，对前一种“非法证据”应当绝对地排除适 用，因为它不仅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而且证据本身的可靠性亦难以保障。对后一种类 型的“非法证据”，由于还有可以利用的证据价值，因此应当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采纳。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调查取证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的 程序性权利，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都可以对这一权利作出禁止性规定的 。对当事人取证权的限制性解释只能通过较高级别或同级的法律作出。因此，对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所作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批 复的法律效力有所怀疑。

第二，法官在行使取舍非法证据的自由裁量权时，应当采取利益衡量的原则。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非法证据”，虽然存在违法取证的行为，但是只要证据的可靠性并 没有受到影响，因此，法律并不绝对地规定这些证据是不可采纳的，法官也不能仅仅因 为该证据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就拒绝采用，法律将这类证据采纳与否的决定权交给法官 ，法官在判断是否采纳某一非法证据时应综合考虑案件的性质、当事人取证的难易程度 、该非法证据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程度以及非法取证行为给被取证方造成的损 害等各种因素。

第三，应当区别对待非法取证的行为和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证据。这也是其他国 家民事诉讼制度在对待该问题上共同的立场。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 享有通讯自由权，但是在1969年的State v.Holiday一案中，法院还是采纳了电信公司 通过窃听方式取得的证据。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宽容态度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取证行为应当听之任之。 对于后者，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被取证方可以通过另外的诉讼程序要求取证方承担 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也许会有人担心在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采取宽容的态度会纵容当事人的非法取证行为。对此，对当事人非法取证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对这种非法取证的行为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之所以甘愿冒险用违 法手段收集证据的主要原因往往在于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法获得该证据。这就要求我 们在立法上拓宽当事人获得证据的渠道、降低举证难度、切实保证取证权的落实，只有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四、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与证据的合法性

在大陆法系的某些国家，通过实体法的规定对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作出特殊的要求是 一种常见的做法。特别是书证这种证据形式，在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被赋予较高的地位 ，法律明确规定对某些法律关系或事实的证明必须用书证的形式，其他种类的证据不具 有可采性，这一原则就是书证优先性的。法国是实行书证优先原则的典型代表，法国民法典第1341条规定，一切物体的金额或价值超过五十法郎者，即使为自愿的寄存，均须在公证人前作成证书，或双方签名作成私证书。证书作成后，当事人不得 就与证书内容不同或超出证书所记载的事项以证人证明，亦不得就证书作成之时、以前 或以后所声明的事项以证人证明，如物件的金额或价值不足五十法郎者，亦同。在意大利， 书证优先原则也同样有所体现，比如，对于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和解协议的证明法律明确要求只能使用书面证据，其他的证据形式不能被法院采纳。除了书证以外，实体法还 可能对某些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证明提出诸如公证、登记等其他特殊的要求，因此有 学者认为这些要求构成了证据可采性的一个要件，只有符合了法律的特殊规定才能认定 证据具备了证据能力。

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不同意将是否满足了法律的特殊要求作为检验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标准。如前所述，在我国实体法对法律关系的特殊形式的要求是作为 法律关系的有效要件而不是证明要件存在的，比如，按照我国《合同法》第270条的规 定，建筑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当事人在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中，只能用 书面形式证明合同的内容，如果没有书面合同法院将判决法律关系无效。但是，并不能 由此认为除了书面证据之外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其他证据都不具有证据能力，因为如果法院以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为由判决合同无效，就可能涉及到要求导致合同无效的 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此时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其他证据，在证明合同无效 的民事责任时由于证明对象的改变，是具有可采性的证据。

总之，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必然要作出与刑 事诉讼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总体而言更为宽松和灵活，体现了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 目标的多样性，同时也使当事人和法官拥有了更多的行为空间和选择余地。

⑦ 证据在诉讼中的意义是什么

证据在诉讼中的意义：

1、证据对于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正确裁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都需要通过证据和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再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依据充足的证据而作出的裁判才有可能是公正的裁判。

(7)证据法学地位扩展阅读

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性：

1、民事诉讼证据的“三性”是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在法庭上对证据质证主要是围绕“三性”进行，最终的判决结果，法院也会围绕着证据的“三性”进行审查判断，民事证据既是诉讼开始的基础，也是诉讼过程中的核心，更是引导诉讼最终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2、“证据乃诉讼之王”，民事纠纷中民事证据是保障民事案件审判质量、促进司法公正的“生命线”。

3、打民事官司打到就是证据，谁主张谁举证，同时也提醒在日常的买卖关系中，双方当事人都要有法律意识，有凭据意识，对重大买卖事项的处理要注意留有书面或其他相关凭据，这样，在产生纠纷时就可以拿出证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⑧ 公证文书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地位是否绝对不可推翻

理论上你有证据证明公证文书错误的可以推翻，但实践中基本不可能。

⑨ 律师辩词和陈述词怎么写

你仿照下面的例子写
1律师辩词写法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
xxxxxx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依法接受本案申请人王某的特别授权委托，由本人（李军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参与本庭诉讼，在出席本庭庭审之前，本着对委托人负责的态度，本人详细阅读了本案此前一审、二审的案卷材料，以及与本案相关联的几个案件的案卷材料和判决，我注意到同样包含本次庭审在内的诉讼参与人刚刚结束一个相关联的案件的再审，而且本案的审判长亦是该案的审判长，在该案中，我们的委托人王某被判决承担偿债的连带责任，很坦率地说，委托人有理由对本合议庭是否可能存在先入为主的倾向性确实存在种种担心，但听取了本律师关于申请法官回避的有关法律规定的介绍后，我们的委托人表现出了令人欣赏的理性，他决定不去顾虑这些与案件没有实质性联系的枝节，而是客观地向法庭陈述，从而以事实与证据来获得法庭对正义的支持。
为了协助法庭充分行使审判职能，同时也为了充分履行律师的委托代理职责，本律师将从事实、证据以及法律规定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来向法庭说明申请人不应该承担本案的偿债责任。
一、关于本案事实。
本案的事实是：本案原告（借款人）向被告一方（贷款人）高息借款，双方均知晓国家关于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上的利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为了规避法律，贷款人（已生效判决认定金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是借款人）采取了先收回高额利息，在收回利息之后再要求借款人出具（本金）借条的方式来使规避其高额贷款行为，同时使其诉讼证据合法化，正是因为这点，借款人凭借精心处理的证据赢得了维护其借款本金利益的诉讼。我们姑且不去讨论高额借贷行为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对于借款人而言，其存在两笔应支付债务即本金与利息，但本案债务人在已知其游戏规则的基础上试图赖账，他的理由是他已支付的本金已经超过了利息，借款人提起了诉讼，理由是其所持有的证据显示借款人并未收到还款或者说无证据表明借款已经偿还，原讼法院支持了借款人的诉讼请求，法院（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决的理由是现有的支付证据是由本案申请人完成的，而申请人支付行为不足以证明支付与了借款人，原讼法院进一步进行法律释明，认为付款人与收款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另作处理，于是原告卓伟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申请人承担返还不当得利利益的法律责任。于是有了本案，本案经历了一审、二审，现在我们在讨论再审的问题，即是说本案原审判决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申请人王某在本案讼争交易中的地位是介绍人，这个交易的双方中一方试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高利贷），另一方试图违背商业交易承诺试图赖账，这双方为了金钱的利益置商业道德与诚信人格于不顾，利用证据形式上的漏洞，尽然将法律责任归责到介绍人身上去，这是不道德的，如果法庭支持本案原告胜诉，无异于再次支持当事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目的得逞。

二、关于本案的证据。
（一）新的证据足以表明申请人并非不当得利利益之债务人，因为原告承认其自始至终没有实际收受款项而只是经手签字履行财务程序而已。
这三份证据分别是原告代理人在关联诉讼中的书面代理词，原告在该案中向法院所为的书面情况反映，这些材料是在申请人未知的情况下产生的，并且它毫无争议地表明原告从不否认申请人从未收取争议款项，自从原告提起诉讼后，他便将这个事实压在了心里，任由法庭要求申请人按照中国法律进行“谁主张谁举证”，结果是倒霉的申请人煞费苦心收集到的证据被法院认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于是原告胜诉。根据证据规则规定，在诉讼中通过当事人陈述、代理词等形式形成的对一方不利的事实的认定，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鉴于此，本律师认为，该三份证据系在庭审之后通过查阅关联诉讼案卷笔录形式始得发现的证据应被认定为“新的证据”，并应作为核心证据在此基础上判决申请人不应承担本案不当得利法律责任。
（二）原审法院对于原有的证据的认定是错误，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事实认定”自然错误。
1、原审法院认为，录音证据无法进行辨认且当事人不予认可因此不予采信，这个结论是错误的。首先，原审开庭时应当对录音证据进行辨认的当事人本人并未到庭应诉而是由代理人应诉，即便代理人拥有特别授权，但对于自己委托人的声音的判断这与对事实的承认有一定的区别，只有当事人本人才能够对自己的声音进行明确无误的辨认，同时，本案需要进行进一步确认的事实除了前述一点以外，更重要的是录音内容本身是否完整且能够反映事实，但原审法院对如此重要的事实仅凭代理人的一句不能肯定就作出了不予采信的结论，这是有违法律规定的，对于当事人不到庭而不能查清的事实，经法庭两次合法传唤以后法庭可以对其进行拘传，这是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我们认为，按照法律规定正确适用司法程序以查清事实公正判决是法庭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另一方面，原审法院认为，录音证据作为单一证据在当事人不承认的情况下不能采信这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解，只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才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
我们想同时提请法庭注意到的是，这一份录音证据清晰无误地证明了所有争议款项由原审被告吴某收取，至于对方代理人谈到的“如果说吴某收取了六十万那杨有为又收取了十七万多岂不是成了七十多万”这个论点，如果我们注意到他们是母子关系并且原告本身甚至放弃了对杨某某的诉讼请求，这就足以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观点不过是一个逻辑辩论说说而已的观点。
2、同时我们新向法庭提供的银行存单显示直接存入杨某某账户的现金总额至少是27万元，而非178000元，这点也足以表明原审法院判决应被改判。

三、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原审法院对法律理解错误导致了错误判决。
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即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只存在两个主体，一是受到损害的债权人，另一个是造成损害的债务人，请注意，这里所说的造成损害是指“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害”，而不包括“导致他人取得不当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要包括，那么本案的案由应该是侵权纠纷（财产权受到侵害），代理人想同时提请法庭注意到的是，在不当得利之债案件中，我国法律并无要求第三方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连带责任只在侵权之债中，不当得利之债作为侵权之债的“特别法律”并无此项规定，法庭不应超越法律规定创设义务。
本案之不当得利之债中，债权人一方比较容易界定，如何界定债务人是审理的核心，按照法律规定，只有确定了“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害的”人，才能正确确定债务人，一方面，原告自认申请人未经手（取得）该60万款额，另一方面，录音证据表明吴某承认收到此款，那么，无论如何，本案的债务人也不可能确定为申请人王某。
原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法院判决说钱没有还给要还的人，现在有证据显示你（申请人）领了钱，同时法院认定你不能证明你将此款交给了应该交给的人，因此你构成不当得利。这个逻辑听起来是非常合理的，但对于不当得利而言，那个不该得到此款的人才是不当得利的被告，才是真正的债务人。代理人有理由认为，原审法院混淆了不当得利与侵权责任之间的概念。
（二）申请人不应承担本案不当得利的法律责任，同时本案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案原告确实做到了“以法律为准绳”，但他却没有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他很清楚，申请人没有实际经手钱款，但他却听任法庭威严地要求被告举证，同时还口口声声地在本庭上说法院判决没有错误，本律师在此代表委托人强烈谴责这种没有商业道德和为人品格的行为，一个公司以及他的领导人沦落至此，明知事实却听任无辜之人受到不公裁判，这是文明社会的悲哀！
我们注意到原告最终将其诉讼请求确定为要求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人承担连带责任，本代理人认为，原有证据以及新的证据已经表明申请人并未“取得不当利益”， 卓伟大酒店已自认申请人王某并未收取讼争款项，鉴于此，王某便不应该承担不当得利返还义务，本案应由吴某承担60万收款的返还责任，如进一步证据表明，金宇公司实际获得此款，则金宇公司应承担返还责任，吴某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杨某某、杨某在其利用银行卡实际收受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但此项举证责任不由王某承担，而应由卓伟大酒店来承担。鉴于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要求王某承担其中的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承担本案不当得利任何法律责任。
同时，根据“不诉不理”的原则，既然原告只要求其他人承担连带责任而不是返还责任，则“要求本应当承担返还之责的人承担一个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人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案应当作出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这个结果听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火车只有在轨道上才能安全到达终点”，这个诉讼不谨慎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行品尝，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原告或许也应该对自己不恪守商业诚信的态度进行必要的反思。

此 呈
xxxxxxx人民法院
2律师陈述词写法
审判长：
我接受本案被害人赵××的近亲属徐××的委托，依法担任被害人赵××诉柳××虐待案的第一审诉讼代理人。在接受委托后，我进行了广泛而必要的调查取证活动，认真阅读了本案的卷宗，做了较为充分的庭前准备工作。根据刚才进行的法庭调查活动，赵××诉被告人柳××虐待一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为了进一步支持起诉，维护本案自诉人赵××的合法权益，我在此向法庭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祥述事实经过，此略。）
以上事实均有证据予以佐证。证据刚才已提交法庭。
二、柳××的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规定的虐待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
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挨饿、限制人身自由、凌辱人格等方法，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60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在本案中，柳××虐待赵××时间长(长达×年)，造成的后果严重——给赵××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属情节恶劣，理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柳××公然蔑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重男轻女还因此对不愿屈从其错误意志的妻子百般折磨，实属情理不容。
综上所述，被告人柳××的行为已构成虐待罪，请人民法院对其依法惩处。
××律师
××年××月××日
说明：文书的制作要点：
1．引言。写明代理律师代理该项诉讼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审级。
2．正文。第一，叙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并运用充分、确实的证据加以证明；第二，在引用相关法律条款并运用犯罪构成理论、相关知识论证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第三，从行为知识背景、心理等方面分析被告人犯罪的动机和原因，向法官、陪审员阐述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与社会危害性。
3．结论和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