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冠法治

㈠ 我们平时在防范新冠病毒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用科学道德和法治等角度共写

为了避免感染计算机病毒。在平时的使用中要注意的问题有： 1、专机专用； 2、经常进行系统备份； 3、不要使用盗版软件； 4、控制软盘使用。使用软盘前要杀毒； 5、...

㈡ 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取得哪些重大成果

50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全面发展
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
伟大成就。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把
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同时，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向了一个
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将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这一基本方略，庄严地
载入了宪法。这就为我们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为我国社会
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国家兴旺发
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证。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
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
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我
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任何
一个国家都有国体和政体。国体是指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
地位，它决定和体现国家的本质。同时，不论什么性质的
国家都要采取一定的政体来实现统治阶级对国家的管理。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政
体。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由这个
国家的国体决定的。不同性质的国家，采取的政治制度就
会不同。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历史
传统及现实情况不同，因此，同一性质的国家所采取的政
治制度又有差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
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我国各族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把以
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
制度。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
我们要建立的新的国家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权组织形式。
这种政体的建立，经历了长期实践过程。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工农
兵代表大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需要，建立了参议会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解放战
争时期，采取了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我国实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议并由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中央人民政府着手召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并开始起草
宪法草案和选举法草案。1953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全国
开展了选民登记工作和进行普选。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
由人民选举自己代表的活动在全国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
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投
票的选民共有2.7亿人，选举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60
多万名。到1954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召开了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并选出了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
表。1954年9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大会还通过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央国家机关，奠定了人民
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
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
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
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地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的职责。它们代表人民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讨论和
决定国家和地方的各项重大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维护自己利益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最可靠保证。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的
政治体制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实行的立法、司法、行
政三权分立制度，是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需要和结果，其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形式。
我国实行的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制度。我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优越性在于：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集体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是由作为权力机关的
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组成人员、审判
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负责人员实行监督并有权罢免，以保证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须遵照
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这种制度，使政府、法院
、检察院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行政管理权、审判权和
检察权。而资产阶级议会是立法机关，总统不由议会产生
，而且对议会制定的法律有否决权，还可以解散议会。第
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对原选区或选民负责。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
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代表如果不按人民的意愿办事，原
选举单位和选民可以撤换甚至罢免，这种制度就能保证代
表要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利益。而西方议会议员选
出后，在任期内选民是不能撤换的。因此，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
人民真正掌握国家的、民族的和自己的命运。党的十五大
再次强调，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
持和完善这个根本制度。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建立到现在，得到不断
的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进一
步完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主要是
1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实行差额选举
选举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是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基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行使管
理国家权力的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对选举制度作了许多改革和完善，先后四次对选举法
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首先，扩大了直接选举的范围。1979年修改选举法时
，把直接选举代表的范围由乡、镇一级，扩大到在县一级
的范围内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人民群
众对本县人员的情况比较熟悉和了解，实行直接选举，有
利于发扬民主，能把代表人民利益的人选为代表，也便于
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县
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十分重要，它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基础，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
，是选举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的另一个重大措施，是实行差额
选举。1979年修改选举法时，确立了差额选举的原则。各
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在直接
选举中，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1/3至1倍；在间接选举中
，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1/5至1/2。差额选举可以更好
、更充分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保证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
权利，选出他们认为真正能够代表他们意志和利益的人。

2进一步健全和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
我国是一个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各民族、各地方、
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都需要
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数太少了不行，一般每年开一次会
，不便经常进行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加强和发
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实质上成为代
表各方面的常务代表，人数较少，可以经常开会，讨论决
定国家的重大问题。为此，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进一步加
强了常委会的组织，主要是：
第一，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这样就可以使绝大多数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兼任其他职务，是专职的。这样做的好
处是，从职责上讲，人大常委会要监督政府、法院、检察
院的工作，不宜兼职；从时间、精力上讲，人大常委会的
工作十分繁重，可以集中精力把常委会的工作做好。
第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1979年以
前只有全国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都没有常
委会，而是由人民委员会也就是人民政府行使权力机关的
常设机关的职权。为了发挥地方各级人大作为地方权力机
关的作用，1979年修改地方组织法时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新宪法肯定了这一点。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有重要意义：(1)有利于地方各级人
大通过其设立的常委会开展经常性的工作，进一步发挥地
方权力机关的作用；(2)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在与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前题下，根据本地情况制定
地方性法规，有利于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发挥地方的积极
性；(3)由人大常委会任免法院副院长、审判员、检察院副
检察长、检察员，改变过去由地方人民政府任免的办法，
有利于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4)有利于加强对代表的监督，在大
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可以撤换由它选出的上一级人大
代表。因此，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常委会，是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第三，增设了常设的专门委员会。1982年通过新宪法
以前，全国人大的常设专门委员会只有两个，即法案委员
会和民族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只在开大会时活动。为了加
强人大工作，按照新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陆续
增设了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现有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委员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等九个专门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在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议
案。向大会或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一般先经专门委员会审
议，这样做的好处很多。(1)由于专门委员会各有分工，便
于分门别类地专门讨论问题；(2)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对有关
问题比较熟悉，研究有关的专门问题时，能够更深入、更
周到；(3)提议案的单位和有关部门可以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有助于客观、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经过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有助于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作出
的决定能够更加符合实际。
为了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审议、决定问题时
，能够充分发扬民主，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便
利代表、委员履行职权，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全
国人大议事规则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规定了会议
次数、召开的日期和程序。为了使代表和委员在开会前，
能够对会议审议的问题做好准备，以便更好地发扬民主，
进行审议，要求在一定期限前将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法
律草案告诉代表和委员。常委会审议法律案一般实行三审
制，重要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大会和常委会
审议工作报告时，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法院、检察院要派
人参加会议，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常委会举行会议时，
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列
席会议，以便反映各地的意见，等等。通过完善民主的程
序，更好地发扬民主，使人大和常委会通过的议案，可以
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
总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
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权力的基本
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通过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议案的审议、研究，形成为法律，变为国家意志，变
成全体人民和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通
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各级国家机构领导人的选举
、任免以及对各类国家机构工作的监督，实现人民的民主
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各项议案的审议过程，就
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所选拔、推荐的干部接受
人民群众检验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党对国家领导的过程。
因此，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的历史时
期党带领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㈢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2月9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疫情防控2号责任令，要求制止无理由擅自升级管理措施，以及层层加码的简单化管理手段。比如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随意关闭居民生活必需品门店等，确保科学恢复生产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也必须坚持，本次抗击新冠肺炎当然不例外。然而从根本上讲，法治与应急处置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应急措施经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规则作为常备工具，执法者照章办事处理具体事务。然而突发事件出没无常，全社会都缺乏常备应对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仅在医学史上从未见过，还一上来就暴击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再加上春节人口大迁移，可资沿用的应急经验不多，出现局部“乱作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规则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会形成稳定预期，将规则内化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习惯。然而面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原本处理常态事务的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决策者必须“见招拆招”，甚至必要时“临阵变招”。如此一来，出现“乱招”也在所难免。
简而言之，“少法可依”的应急状态是对法治的天然考验。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疫情，不管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久病成医”的现成经验，只能在事发后见机行事。在迎难而上的应急处置中，一些措施虽以防疫为出发点，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有疫情轻微地区将疫情严重地区的紧缺防护物资征用，有地方挖断公路阻断交通要道，有小区禁止医护人员返家，有基层对湖北籍住户铁链封门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乱象，立法者固然无法一一预见并事先防范，但借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解决应急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其一，政府应急扩权时，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决定应急措施时，应受到何种程序约束？其三，个人对政府和他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第一、政府应急扩权的界限何在？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概括性授权，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权力得以临时性扩张，可以强制隔离、限制聚集、管制场所/交通或停工/停业/停课等。视疫情发展，政府还可以灵活调整应急措施的种类和力度。然而公权扩张的代价是私权限缩，尽管立法上没有明确的红线，政府应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则的强力约束。简而言之，可归结为“一条底线、三条准绳”。
“一条底线”指保障基本权利，至少是不得因应急措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强制隔离时，一要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治，二要满足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三要对被隔离者抚养的无生活能力者提供帮助，欠缺任何一项都构成违法。同理，大范围地关停粮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胁到公众生存权而违法。
“三条准绳”指“禁止过度”的比例原则的三层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对私权的限制必须有助于维护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间限售退烧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购药压降体温以逃避隔离治疗，属于有助于保护公众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须的胰岛素，则属于不合法的无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实现相同目标的多种手段中，选择对私权侵害最小的一种。比如对强制居家隔离的个人，可以采用贴封条、电子监控或锁死入户门等多种办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当属首选。后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时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隐患，对私权侵害过大，不应采用。
三是损益均衡，即所保护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大致相称，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极端选择。比如若非疫情极其严重地区，不宜采用彻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关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内的销售门店，或是随意拔高复工标准阻止企业复工。由此，必须警惕抗疫措施“比谁更狠”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先有公安部反复强调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后有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纠正过激措施，都值得各级决策者认真借鉴。
第二、政府应急决策应受何种程序约束？
决策程序本身不是应急手段，但却足以提升手段的正当性。应急决策与日常立法不一样，首先是紧急，必须迅速决策并立即实施；其次是独断，没有时间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充分论证。即便如此，法治原则也对决策程序有以下约束：
一是不得越权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涉及限制个人权利的多数隔离/管制类应急措施，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实施，街道/乡镇、派出所/卫生所、社区/村队以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主体，都无权自行决定。像铁链封门、禁止医护人员进小区这种从未上过县级以上政府红头文件的做法，显然就属于非法越权决策。
二是强调专家参与。应急决策效率优先，大规模民主协商不可行，但应尽量小范围听取专业意见，尤其要注意一线专家的声音。比如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新型传染病，风险如何、应否封城等关键判断，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的意见极为重要；但在确诊标准、是否人传人等问题上，一线医生的意见就值得特别关注。毕竟相比远程指挥的高级参谋，与敌人刀枪相对的一线将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是保留调整空间。应急决策事出紧急，又经常缺乏成例可循，考虑不周甚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实施的同时，必须保留调整空间。具体而言，首先要允许执行中对特殊情况“开口子”，并畅通“开口子”的决策通道，比如封城时要为非传染病重症患者保留异地求医可能，暂停公共交通时要考虑医务人员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于改进，该修正先前决策时绝不犹豫。毕竟应急决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规则稳定。这就要求决策系统保持信息畅通，及时接收并处理决策实施中的反馈信号。
第三、个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就应急抗疫法律关系而言，个人主要有三种角色：一是政府行为的相对人，也即私权受到临时限制的个体；二是自治成员，包括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身份；三是市场主体，尤其是经营抗疫防护用品和紧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个角色相对被动；第二三类角色则可能成为侵犯他人权利的主体。
作为公权相对人，个人除容忍并服从政府的应急扩权行为之外，还应保持足够的权利敏感，一则避免自身权利受到过度侵蚀，二则提醒政府及时修正不合理的应急抗疫措施。
作为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自治成员，个人在应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压制他人权利。比如集体投票禁止医务人员进小区、挖断村道阻止外人进村等行为，其非法性本来不难判断，但一则民众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则借口非常时期集体决策而有恃无恐。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严格执法，“该出手时就出手”，二要靠民众强化共情心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换位思考。
至于作为抗疫商品经营者的个人，必须认识到应急状态下的商品价格并不必然反映供需关系。或许多数经营者不懂相关法律，但只需记住一点即可：任何轻易赚大钱或快钱的方法，尤其是在应急背景下，都一定写在了《刑法》中。
（作者：兰荣杰，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责编：章华维、高红霞)

㈣ 我国实行增加依法治国是在哪年

1999年，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我国治国的基本方针。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其作为宪法的第五条第一款。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破天荒的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1、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2、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彻底否定人治，确立法大于人、法高于权的原则，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个人意志的影响；
3、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国务院总理与中国政法大学生讨论法治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依法治国是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5、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事业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
6、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
7、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总之，依法治国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㈤ 我国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表现有哪些

党干涉执法。立法时设计模棱两可的条款，同一法律，相同案件，各地执法不同；案件受理设立门槛；收费夸张；法官权力过大，监督缺位；陪审员形同虚设，没有决定权；判决执行力也有问题；现在的“法治”虽有口号，还只是一个笑话。

㈥ 我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是

国家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国家的治国纲领是依法治国。

㈦ 目前,我国法治建设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具体表现在：

1、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2、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3、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望与违法行为极低成本和守法行为高成本之间的矛盾。

守法是法治社会的自然特征，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

但在现实中，在某些方面，因为责任设置过低，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较高，不仅诱发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导致“逆向选择”，义人受苦，违法者制造廉价伪劣最优潮流，导致广泛的非法。

(7)我国新冠法治扩展阅读：

完善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将法治的理念和信仰内化到人们的心中，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导。

当前，人民群众有了一定的法治意识，但尚未建立起坚定的法治观念。意识到规则的人，不仅需要加强意识的规则，诚信、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立法、执法和司法，也指导值通过多渠道、全方位建设概念，以便法治的精神渗透到人们的思想。

2、基层调整，使“周围神经”得到治理。

制度问题是决定性的。在中国，传统的从中央到基层的垂直层级管理体制依靠的是“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

但就现在情况来看，“最后一英里”有一个失败的问题。建议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作为重塑我国社会基层组织形态的主要途径，以保证国家与成员之间顺畅的“感应”。

㈧ 我国为什么要施行法治

因为：

(一)法治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内展的基本保障容
(三)法治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
一是通过程序来实现正义，将纠纷通过技术的手段化解，而不至于转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是法治本身是一种“控权”机制，法律在赋予公权力机关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一并确立了其权力的界限、责任、行使程序。健全的控权制度以及保护私权的机制，可以有效协调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最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
(四)法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
(五)法治是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保障

㈨ 有人说美国是有人权法制国家，是什么原因导致新冠病毒大爆发

是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以及老百姓崇尚民主与自由的思想，让他们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㈩ 请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谈谈我国能控制新冠疫情的主要原因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面打响。在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有党统一领导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人民军队、医护人员、基层工作者、志愿者“碧血丹心、精忠报国”“舍小家为大家”的浓烈家国情怀，以及雄厚的综合实力，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我们必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10)我国新冠法治扩展阅读：

党统一领导的

1、“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中国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人震撼。仅十天时间，拥有千余张床位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就相继建成投入使用；十几家“方舱医院”在短短几天时间内极速建成；

无数防疫救援物资迅速通过航空、铁路、公路和水运多路驰援武汉。各级党委和政府多管齐下，互相协作，把全国医疗资源、物资及时有力调配到需要的地方，形成了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2、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日夜坚守，海外侨胞纷纷捐款捐物、心系祖国。

驰援湖北的医疗队一批又一批，十四亿多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凝聚起无比强大、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