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法治思想

A. 孟子以”仁政”为中心的法律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区别

表面形式上孟子的“仁政”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十分相似，但究其本质政治思想却有本质区别。
第一，统治基础不同，中国的“仁政”思想的基础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统治，君与民地位并不平等（君主处于统治地位，人民处于被统治地位），西方的人道主义则是在“天赋人权”“人生来是平等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第二，目的不同，基于不同的政治基础，中国统治者施“仁政”的目的是平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则是在政治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对人权做进一步地要求。

B. 孟子性善论与其法律思想的关系

这个应该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小作业吧。建议你自己去图书馆先详细了解这一论断提出的背景，以及儒家学说的基本主张。

儒家学说中主张的人治思想，和性善论是一脉相承的。性善论的提出，也是为推行人治主张提供理论基础。儒家的人治，迎合了当时新兴的封建统治和等级制度需要，基于人能够被道德约束和教化的假设，这正是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

正是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论证精英统治的合理性，儒家学说法家学说存在明显的对立，这也导致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法律制定和法律思想发展，在两千多年时间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C. 孟子法律思想 主要内容 具体

孟轲的法律思想是为实行“仁政”服务的。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法家的“法治”，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孔丘的仁、礼法律观和“人治”思想，同时将儒家法律思想置于“性善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体现“仁政”的立法、司法主张。
一、与政治法律结合的“仁政”说
（一）仁义出自人的本性
孟轲突出仁、义、礼、智，将其作为四大伦理范畴，同时用“性善”论进行论证，使之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高原则。
与孔丘相比，孟轲的仁义礼法在内容上没什么大的变化，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人性上对伦理原则进行了新的论证。孟轲把伦理完全说成人的行为规则，从而大大缩短了伦理与法律的距离，使二者在行为规则方面统一起来。第二，把仁义原则绝对化。孟轲则指出，“圣人”与“庶民”在人性上是一致的，只要认真地修养返性，任何人可以成为尧舜那种的“圣人”。
（二）强调“教以人伦”，“事亲孝弟”
孟轲坚持孔子的伦理法律观，重视道德感化的作用，认为要想使人们遵守统治秩序，主要靠教化而不应依靠刑罚。和孔子一样，孟轲也将“孝悌”作为仁义的基点，在实行时应先己后人，由亲及疏。为了说明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和统治的合法，孟轲宣扬君权神授的理论。他又发展了孔子的“君使臣以礼”和“正己”思想，强调君主必须实行仁政，“民贵君轻”，将仁义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使儒家的法律思想显示出限制暴君苛政和反对专制的积极性。
“教以人伦”的实质是维护封建宗法的等级制度，对“人伦”的违背就是最大的罪过，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二、“仁政”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现
“仁政”是孟轲思想的核心，孟子论法就是以“仁政”作为指导，团绕着“省刑罚、薄税敛”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经界”，保障土地私有
孟轲认为要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止兼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量保障各级贵族以及庶民百姓对土地的私有。
孟子主张“仁政必自经界始”，把维护土地的私有作为政权和法律的首要任务。
（二）“薄税敛”，征收赋税徭役有定制
为了得到民心和发挥教化的作用，孟轲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在经济上“推恩”于民，给人民以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物质利益，同时“取民之于有制”，限制过分地剥削。
“民有恒产”是指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是孟轲在探讨犯罪的原因之后得出的结论。
（三）“省刑罚”，反对繁法苛刑
孟轲强调仁义治国，同时也不否认法律的作用。孟轲主张“省刑罚”，“不嗜杀人”。（可隐藏，需要时打开：开始）“省刑罚”即减少刑罚方面的规定，减轻刑罚的危害程度。“不嗜杀人”即慎重地运用死刑，不依靠杀人来维持统治。（可隐藏，需要时打开：结束）
三、“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论
孟轲坚持儒家“人治”思想，强调君主个人的作用，认为君主个人品德的好坏是实行仁政的关键，因而把君主置于法律之上。
（一）国家的治乱，取决于“圣王”、“贤臣”
（二）“惟仁者宜在高位”
因此，孟轲将仁义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君臣之间并不是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像“手足”与“腹心”、“国人”与“犬马”那样的对等关系；另一方面，他认为君民之间虽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从争夺天下的角度来看，取得民心显然比君主更为重要。
孟轲的暴君可以“放”、“伐”和“民贵君轻”思想为“德治”和“人治”思想增添了新理论，不但是对当时法家维护君主专制的“法治”的一次迎头痛击，而且是对儒家忠君思想的重大修正，是古代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

D. 孔子，孟子，荀子法律思想的异同

孔子讲道法，以道为法。

孟子讲礼法，以礼为法。

荀子讲刑法，以刑为法。

E. 如何评价孟子的法律思想

解答如下，仅供参考：
孟子的法律伦理思想
儒家学说重在内圣外王，相比较而言，孟子更重外王之学，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是孟子最根本的追求。他认为一个理想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实施仁政，即要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确立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和前提条件。孟子的立法伦理思想对后来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思孟子的立法伦理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孟子立法伦理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从事实认识的角度而言，人先天的本性无所谓善恶，但是当人们进行一种社会制度的设计的时候，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制度设计的时候，不能不对人性做出一定的假设，因为社会制度的设计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之下进行的，作为人性假设的人性论确定这种价值观的基本价值导向，所以，不同的人性假设对社会制度设计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为了给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理论基础，孟子提出了天赋道德的人性本善学说。

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P259四端就是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或者说，是人的道德本能和道德直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1]P79虽然人人皆有善的本性，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将善的本性发扬出来，只有君子或者圣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能够将善的本性发扬的人就是施行仁政的治人者，就是王者，一般的小人不能将善的本性发扬，只能做治于人者， 王者将善的本性发扬出来，施行仁政，就可以将天下运于股掌之间。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对人性有不同的认识，人性的善恶是讲人的本性的善恶，所以人性的善恶问题与如何理解所谓“本性”密切相关，其中“本”的意思是“本来是”还是“本该是”，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认识孟子的性善论，首先应该明白，孟子所谓人性本善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当然孟子自己没有真正区别二者，从孟子的仁义礼智是人固有的观点来看，似乎孟子是将人性本善作为事实判断，但是深刻理解孟子的意思，还是应该认为孟子是将人性本善更多地作为价值判断，他认为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不是人人就是尧舜，因为不是人人就是尧舜，所以也不是人本来就是仁人、善人，是说人人有向善的可能，人性本该是善的，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1]P80人性本善是说善是人之本，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没有善心就不是人。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没有明确的性善思想，是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论，实际上，孟子的性善论与孔子所说仁义孝悌是人之本的意思是基本相同的。

在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孟子的性善论以及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仁政学说显得有些不切实际，所以司马迁说孟子“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孟子的性善论以及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仁政学说切合中国农业社会的社会总体状况，这正是孟子思想在后来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中能够发挥久远影响的真正原因，孟子能够超越战乱的时势，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特点，说明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高瞻远瞩。

二、立法的目的

任何立法都是在一定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孟子认为国家立法以及政策的制定都应该贯彻儒家伦理思想，应该坚持立法为民的立法目的。

法律是统治阶级强化社会统治的手段，也是促使社会和谐有序的方式和方法，社会和谐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孟子充分认识到，统治者在立法中必须将自身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协调统一起来，民众的利益往往也是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民心的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君主，所以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据，统治者立法必须以民意为最基本的价值导向，以民为本，统治者不能总想利用法律的强力压迫人民，而是应该爱民、护民，通过法律保障民众的基本利益，使民众发自内心地拥护统治者。是不是以民为本，体现民意、民心是法律能否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1]P166“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1]P171

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孟子把人民的意愿作为先决条件，“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 [1]P44得民心是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根本原则。

孟子认为民事应该是为政者的当务之急，他认为民事不可缓。 针对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P328

孟子立法为民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政策以及法律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改朝换代之初，这样的思想往往能够更深刻地影响统治者，统治者往往会制定更宽松的政策和法规，这样的思想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决策和法律制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立法为民仍然应该是立法者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当然这不意味着说民本思想仍然是现在的立法原则。民本思想的基本含义是为民做主，这与现代政治和法律要求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区别，民主不是为民做主，而是由民做主。民本思想是统治者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解决社会问题，人民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

三、立法的仁爱原则

自孔子开始就将仁作为最根本价值指向，主张实行仁道、恕道。孟子将孔子的仁学思想运用到社会政治法律领域，提出了仁政学说，仁义和孝悌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最高范畴。

与其他儒家思想家一样，孟子认为仁应该是政治的应有之意，“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2]所以孟子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政治上的至高之位，必须由道德修养最高的人、充满仁爱心的人承担，只有德行高尚的人统治的世界才是理想社会，“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P168所谓天子必须是圣人，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和替天行道，也就是施行仁政，只有统治者实施仁政，臣民才能听从教诲，循礼守法，安居才能乐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P74

孟子认为应该以仁爱之心行仁政，应该省刑轻罚。他批判了统治者“未有不嗜杀人者”的社会现实，他认为杀一个无罪的人都是不仁的表现。与孟子同时代的商殃，在秦国实施连坐、族刑等等法条。孟子则主张恢复周文王“罪人不李”的刑法原则，明确反对株连二族的酷刑。孟子认为，杀人必须审慎，要经过仔细调查，征求国人的意见：“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1]P41孟子还主张生道杀民，强调司法官遇到死狱，应以求其生之道来审慎审理，慎重办案，反对草菅人命。

孟子把不仁不义视为最严重的犯罪。他严厉谴责上层统治集团、政府和官吏的犯罪，斥之为不仁，把诛不仁定为一条先王之法。他把争地之战、争城之战的行为斥为“率土地而食人肉”，应当“罪不容于死”，把那些“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为君约与国，战必克”的文臣武将斥为民贼，认为他们应当服上刑，把桀纣之类的暴君斥为残贼之人，认为可诛可杀。

自汉朝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构建的指导思想，孟子的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构建产生重大的影响，致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伦理化的色彩。中国传统法律允许父子相互隐匿犯罪的容隐原则，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恤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秋审与朝审）制度等，都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集中体现。封建统治者为了在司法实践中贯彻仁道、恕道精神，减少冤狱，达到教化迁善、推恩以保四海的目的，制定了一套慎刑恤囚制度。其中主要有“三纵”、“三宥”。三纵是指老耄、幼弱、愚蠢犯罪，因考虑其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或免或减其罪。三宥是指不识、遗忘、过失犯罪，因这类犯罪非故意犯罪，故减轻其刑。基于仁爱的考虑，法律上对老人、儿童、笃疾、孕妇这几种人犯罪予以减轻刑罚或免刑。唐代法律规定，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笃疾者，不加拷讯，流罪以下可以赎罪；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犯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减免，一般的盗窃或伤人也可以赎罪；年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

对于孟子的仁政理论及其对后来社会的影响，学界存在许多非难。因为孟子主张道德是政治和法律制度设计的基础，为政以德、明刑弼教，以仁爱为立法原则，就认为孟子重德治轻法治，使道德越位扩张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而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认为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的法律建构，正是中国没有形成法制社会，没有像西方一样创造出发达的法律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甚至认为它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司法腐败的思想根源。如刘清平先生认为《孟子》一书中孟子所褒扬的舜“窃负而逃”的故事是将血缘亲情凌驾于遵守法律普遍准则之上，“实质上是徇私枉法的腐败行为。”[3]所以仁政思想不利于现代法制社会的建设。

实际上，孟子非常重视法律对国家政治的作用。他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1]P162法律是社会政治不可或缺的，国家应该明其政刑，他只是强调法律应该是道德的法律，国家应该以良法治国，为政者应该以仁爱之心为政。他认为，“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1]P16他认为道德和法律，义和刑，都是国家政治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树立法刑的权威，跟树立道义的权威一样重要，否则国家就会灭亡。

对比西方和中国的传统的法律观念，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重大的差异，假如以西方法律为价值本位评价中国法律，自然认为中国法律存在严重问题，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律文化是不是相宜的，最根本的标准应该是它是不是与那个民族当时的基本社会关系相契合。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两千年，就是因为其思想准确反映了中国血缘社会的最突出的社会特色，所以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国情的。试想，假如孟子的思想是与当代西方的价值观相契合的，当时中国以他的思想为指导确立法律制度，其结果会怎么样？

孟子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以此为指导制定的法律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这不意味着说孟子的法律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正确的，中国社会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中国的法律伦理观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当然也要适应这个过渡。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说孟子的法律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就已经完全过时了，孟子强调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以符合社会人际关系性质的道德观念为指导的立法伦理思想，是我们现在进行政治法律制度设计也必须坚持的。

在孔子和孟子的法律伦理思想指导下，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体系，这个法律文化体系尽管从总体上来说不适合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但是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是构建空中楼阁，任何民族的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都不能忽视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法律制度当然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往往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这些文化也必然影响人类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费正清先生认为：“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宏伟巨作。也同中国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中国旧法制是‘非现代’的，然而按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还不应马上称它是‘落后’的。早期欧洲观察者曾对中国人的秉公执法获有深刻印象。只是到了18、19世纪，西方改革了法律和刑法之后，中国才落后了。”[4]P85-86所以，不仅中国社会法律文化现代化要借鉴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而且它对全世界法律文化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现代美国法学家也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重视庭外调节的传统，是非常值得发扬的。

四、立法的亲亲原则

孟子认为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不同，认为仁的意思是亲亲、敬长，“亲亲，仁也；敬长，义也。”[1]P307亲亲就是事亲、尊亲、爱亲，主要是孝父，孝悌是仁之本，所以孟子认为亲亲是实施仁政的根本原则，孝悌是立法和司法应该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是区分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重要依据。

我们从孟子对舜窃负而逃的态度中，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他将亲亲作为立法和司法的伦理原则的思想。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1]P317

孟子认为皋陶当司法官，舜的父亲杀了人，皋陶把瞽瞍抓起来，舜虽为天子，但不能公开阻止，可又不忍心父亲受囹圄之苦，于是，抛弃天子之位，把父亲偷偷地背出监狱，逃到远远的海滨住下来，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这是君子大丈夫应有的选择。

孟子对舜窃负而逃的肯定是对孔子父子相隐的法律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论语•子路》中记载了孔子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肯定。“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5]父子相隐和窃负而逃都是亲亲原则在儒家政治法律伦理思想中的体现。

孔孟确立的亲亲原则在后来中国历代法律制度的建构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汉朝以后的法律中都有以下大同小异的规定：同居亲属、非同居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小功以下但情重的亲属，除法定的几种重罪外，对于其他犯罪，均要相互包庇隐瞒，而不能彼此告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是不孝、不亲、伤情败法的行为，要论罪处罚。唐宋的法律规定子孙告祖父母、父母者，处绞刑；卑幼告其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符合事实，徒二年；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即诬告重者，加所诬罪三等。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诬告重者，各加所诬罪一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立法的亲亲原则有了不同的认识，一些人认为，亲亲体现了中国人在德法关系上，重德轻法的传统，是将道德与法律对立，将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表现，《孟子》 中窃负而逃的故事往往被作为这种观点的典型例证。

实际上，这是对孟子思想的误读。对窃负而逃的肯定，不说明孟子重德轻法，孟子更没有将道德与法律对立，孟子也认为有罪必罚，瞽瞍杀人，舜为天子不能阻止司法官执法，可又不忍心父亲受囹圄之苦，舜的内心世界确实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这种矛盾，不是道德与法律的矛盾，而是两个法律应该遵循的伦理原则之间的矛盾，是舜以国为重，还是以父子亲情为重的问题，舜以父子亲情为重，所以毅然弃天下，将父亲窃负而逃。仁爱和亲亲都是中国传统的法律伦理原则，儒家认为仁爱之本是亲亲，所以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也就是说，当亲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一般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法律指引人们去维护哪一种利益呢?亲亲是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回答。

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也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是恶法，法律必须基于道德的自然正义，法律应该像自然科学定律一样是纯粹理性的。但是西方法律依据的道德是理性、平等、正义、公平，体现在法律中表现为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

用西方的法律伦理观评价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窃负而逃现象，自然会得出腐败、践踏法律的结论。东西方法律文化的这种差异源自于东西方伦理文化的差异。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

伦理观念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调节社会生活的手段。西方进入文明社会后，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原始的血缘氏族关系受到了根本的冲击，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活动，人们不得不以独立个体的方式与社会和他人发生关系，社会是生人社会，理性、平等、正义、公平的伦理观念正是在这种社会生活逐渐培养起来的。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原始的血缘氏族关系得到了良好的保留，中国人祖祖辈辈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人一出生就进入一个血缘群体中，社会是亲缘社会、熟人社会，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观念是这种社会生活的反映。

我们的国家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社会性质也从血缘亲情的熟人社会向社会个体的生人社会过渡，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亲亲原则不应该是立法的指导思想，理性、平等、正义、公平在立法中必须得到贯彻执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批判孟子以及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为孟子的立法伦理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以其思想为指导的法律文化的建设在当时社会是适宜的。解读孟子，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汲取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营养，不是直接继承传统的亲亲等思想，而应该是理解传统文化真正的精神，孟子的立法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立法必须立足于现实、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传统，必须与法律所要调节的社会关系特点相适应。即使仅就亲亲而言，也不能完全否定，虽然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不能允许亲亲容隐，但是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也应该有利于人们亲情的增加，而不能鼓励亲人之间反目成仇，十年动乱期间，贯彻执行的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夫妻、父子必须划清界限甚至彼此为敌的政策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

五、立法中的家国关系

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当然是法律必须面对的一种关系，所以在立法的指导原则上，必须将三者的利益关系明确一个价值大小的次序，孟子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1]P328孟子认为作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必须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能够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就能够成为天子，也只有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够成为天子，真正得到天下。

在孟子思想影响下，中国历代法律在许多方面都将个人亲情、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一般社会利益之上，中国社会对整体价值的重视几乎总是体现在对家族利益的维护上，而不是强调国家利益和一般社会利益的重要性。中国历代法律实施亲亲容隐原则是这种观念的根本表现。

当然，只是在家与国、孝与忠的矛盾还不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是这样。否则，又当别论。历代法律几乎都规定，凡罪涉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直接危及皇权、国家的事情，犯者定严惩不贷，亲亲容隐原则就不会顾及了。不仅罪犯必会受到严惩，甚至要株连三族乃至九族。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法律自相矛盾，实际上这都是儒家纲常思想在法律中的体现。一般说来，实施容隐原则不啻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但在古代中国，也不尽然。古代中国社会，家族是基本的社会单位，家是社会的核心，个人以家族的方式与社会发生关系，社会以家族的方式构建国家，家国相通，家国同构，家族的利益是每个人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家族稳定意味着社会基本和谐，所以《大学》中说欲治其国先齐其家，表现在协调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上就是忠、孝相连，孝是忠的基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6]维护家族利益往往是更有利于国家利益。

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构中，中国传统的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的立法原则显然过时了，但是孟子民重于国的思想在现代社会法律文化的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共产党要在中国长期执政，就必须遵守体现民众利益的法律，制定社会政策必须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F. 孟子的思想主张有哪些

孟子的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统治者失去了民心，国君只要时刻牢记“民贵君轻”的治国理念，心怀百姓，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那就可以国泰民安，国柞长久。

1、“心之官则思”，强调思索的重要

《孟子·告子上》中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唐朝韩愈将此提炼为“行成于思毁于随”。毛泽东喜欢“心之官则思”这句名言所表达的思想方法，多次引用和发挥。

2、“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重视事物的特殊性，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和而不同”反对抹煞差别的绝对同一，主张在重视特殊性的基础上注意与普遍性的联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则进一步强调从特殊性出发，是孟子对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发展。

3、“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强调正确处理“不为”与“有为”的关系

《孟子·离娄下》中讲：“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里勾画出“不为”与“有为”的辩证关系，只有在某些事情上不为才能在另一些事情上有所作为。孟子对“他为”与“自为”关系的认识，道出“通功易事”才能取得好的比较效益，也包含着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认识。

(6)孟子的法治思想扩展阅读：

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

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G. 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和我们现代社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以孟子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永恒主题。孟子的民本思想以“性善论”为哲学基础,提出了“民贵君轻”、“制民之产”、“薄税敛”、“国君进贤”等基本理念。孟子民本思想为我们展现了近现代民主的原初观念形态,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民主政治的思路。汲取其中积极有益的思想精髓,并将其与我国现代社会的国情相结合,将会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启迪。
在所有的儒家经典人物中，我对孟子算是最有好感的了。因为，他的民本思想最为集中，而且比较能够前后一贯。他说过许多关注百姓生活疾苦，贬抑王公大臣的话，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比如君主假如不仁，为臣可以杀之，并且杀这样的君主，如杀一夫，而不必冒轼君犯上的罪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梁惠王章句下。八》）读这样的句子，就感觉从孟子这里有一股正义之气。不像孔子一方面把人看得比马还重，一方面一当了点官就要捏造罪名杀自己厌恶的人。那个少正卯本也不是一个无名小卒，孔子那么急切地要杀他，可见，他也是一个足以威胁孔子的重量级的人物。他们曾经在私人办学与学说对立过程中形成了竞争对手，曾经三度抢走了孔子的生源。可见即便是圣人，一旦在利益面前，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人贵还是马贵？只是，在这个时候，孔子杀少正卯比下决心杀一匹马的决心要来得果断一些，这是不用怀疑的。孟子没有听说他杀人。而且他喜欢把那些食肉的王公大臣们教训得灰头土脸的，作服从状。这真的为世代无权的读书人出了一口大恶气。所以，对孟子经常喜欢引用的话：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也就不去追究了。
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经常为百姓说话，但是站立的立场却仍然是王公大臣贵族的。始终只是劝他们手下留一些情，不要把老百姓逼得太过分了，否则他们就会起来造反，从而你的幸福安稳的日子就会被毁掉。所以，他的理想就是“为民作主”，而不可能是“让民作主”。这可谓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最根本的分歧。假如不强求为难死人，我以为孟子的民本思想仍然在客观上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一些生活上的改善。其实孟子的理想在《孟子》一开篇就说得很清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这一段话的点睛之笔就是最后一句“黎民不饥不寒”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君主的统治稳固。也就是让他们世代一直“王”下去。所以整本的《孟子》其实都是在给统治者讲“王”术。可惜的是，那些王公大臣贵族们虽然经常被孟子搞得一愣一愣的，摸不到头脑，只好低头服输，但是，他们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服从孟子的。孟子之雄辩，只是当时出了一些豪气，但是实际上这些雄辩却是以失败而告终了。最有意思的是，孟子在《孟子》一书中的结尾处这样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人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章句下》）从这些感叹来看，孟子从历史的角度一路数下来，一直数到自己。对孔子也包括自己的“仁义”学说表示了深深的怀疑。历史就这样五百年五百年地传下来。传到孔子，离孟子不过百年，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又这样近，但是仍然是“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这些事有不有发生还是值得深深怀疑的。见之与闻之，都是值得怀疑的。这可能是孟子一直在宣扬自己的学说过程中遭受到种种碰壁后的感叹或者牢骚话吧？其实，孟子之后的二千多年的中国，他们的学说得到了正宗权力的承认并且实施。但是，孟子的理想之国，却始终没有出现过。几千年来，中国就是在一治一乱的反复循环中重新演绎着那些历史悲剧。可见民本思想是没有出路的。不仅现代已经大大过时了，而且就是孔子、孟子时代，也没有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这种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理论后面，非常适宜于培养伪君子与御用文人。这样的御用文人经常不过是拿笑的流氓而已。一旦与拿枪的流氓结合起来，天下的老百姓经常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会有其他的出路。
民本思想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尊重所谓的民意。也即所谓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但是，落实在社会现实中，所谓的民只能够成为强奸民意的最好借口。孟子的民本思想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民主八集中制的倡导者。他这样提出代行民意，按民意办事。当梁惠王问到孟子怎样才能识别有真才实学的人时，孟子有这样的番表白：”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后来我国长期流行的“父母官”的说法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这里孟子举了三个例子：可用、不可、可杀的判定依据就是“国人”，“国人”在这里大概就是孟子经常说到的老百姓了。在这里确实体现以要遵从民意的的价值取向。不过，一个国君，躲在深宫大院，怎么会知道“国人”怎么说？即便出宫去察看，恐怕也不轻易得到真实的信息。地方官吏还可以弄弄权术，制造虚假信息来糊弄国君的。所以国君一个“察之”实在是好笑。仔细分析下去。孟子的这些漂亮话恐怕都要落空的。后来二千多年的儒学实践中，实际上也只是成了皮相，作了一点“法、术、势”的漂亮外衣而已。解决这个“国人”之意的最好办法，恐怕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组织起来，让“国人”来投票。每个国人就代表自己，投一票。让那个贤人自己出来推销自己。使国人熟悉他。假如大家认可他，那么他就可以上任，假如在这个过程出现严重的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么中途还可以弹劾下台。假如触犯法律，可以对之行之以法。西方的民主法洁社会，就是依靠这套程序来达到遵从民意，服从民意，并且保护老百姓不饥不寒，过上免于匮乏与免于惧怕的生活的。但是，这样的程序，在我们这个儒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社会，经常被一种不符合国情的借口而拒之门外。日本人曾经派来使节向中国学习孔孟之道，学习了上千年，不仅默默无闻，而且腐败透顶。直到被美国人的蒸汽船打得晕头转向，才想起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向西方学习不过二三十年功夫，就大功告成。不但彻底地解决了“黎民不饥不寒”的问题，而且也成为了天下的大国。富强与清廉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这在深受儒家文化价值影响的日本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从民本到真正的民主，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就像把天上的彩虹变成了地上的彩带。孟子的感叹与无奈，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感叹与无奈，甚至也曾经是日本的感叹与无奈。但是，现在只剩下中国仍然在孟子的感叹中徘徊。我们总是走不出这个迷雾。北师大的于丹女士又在那里借用权威媒体，大肆贩卖孔孟的陈年旧货了。为自己，她已经名利双收；为社会呢？祸患却还未到来，但是，必然要来临的。黎鸣先生责问于丹女士：“你心安吗？”我替于丹女士答曰：“安，并且快乐着。”

H. 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主张

孟子的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统治者失去了民心，国君只要时刻牢记“民贵君轻”的治国理念，心怀百姓，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那就可以国泰民安，国柞长久。

荀子的思想主张：荀子主张性恶论，人性善是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对礼很重视，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

(8)孟子的法治思想扩展阅读

1、孟子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2、荀子，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I. 孟子法律思想与荀子法律思想有什么异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正式奴隶制分崩离析，封建制逐渐兴起的时期，当时，礼坏乐崩，但孔子仍然主张维持礼治，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些保守思想，然而，他又觉察到时代潮流的不可抗拒，要求改革礼，以缓和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
荀子生活的战国后期，正是由诸侯称雄的封建国家走想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的前夜，诸子百家的政治法律主张，经过检验证明，儒家那套德治，仁政主张已显得迂腐，而法家的以法治国的学说在，在各国变法运动中却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和功效，现在给荀子以强烈的影响，他抛弃了儒家学说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批判地吸收各家的精华，特别是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从而形成一套即隆礼又重法的治国理论，他是以儒为主，使儒法融合，礼法统一的先行者。

J. 在孟子的思想中，廉主要从他提倡的

孟子是廉政文化思想理论的倡导者，其丰富内涵主要蕴含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蕴含在“民贵”理论中。孟子重要的思想就是“民为贵”，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以下所引《孟子》原文只注篇名）。孟子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事关国家的治乱兴亡。他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认为得天下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并告诫统治者要“重民”、“保民”。民为贵，既是中国廉政史的优秀传统，也成为了历代廉政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孟子对统治者应如何“王天下”，提出了他的廉政主张：“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下》）的主张。他认为，天子巡视是为了视察民情，及时解决人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然而，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然而，国君一出游就兴师动众，游山玩水，大吃大喝，饥饿的人得不到粮食补助，劳苦的人得不到休息。大家侧目而视，怨声载道，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就做出来了。孟子进一步揭示：“方命虐民，饮食若流”（虐待百姓，大吃大喝如同流水一样浪费）。这种巡视是违背天意的，是虐待人民、搜刮民财，势必丧失民心，引起民众反抗。孟子还针对梁惠王好战杀人，用政害人，暴政夺民的罪恶行径，警告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当权的各级官吏，如果只为自己花天酒地挥霍享受，不管百姓的饥寒冻馁，如此执政，则如同率领禽兽来吃人肉，这种人怎么能做官为政呢？其结果只能像孔子所说的“始作俑者”断子绝孙。孔子之所以痛恨“始作俑者”，就是因为其用人形“陶俑”去殉葬。这种作法尚且不可，更何况使广大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因此，孟子要统治者清廉为政，尽心为民，关爱百姓。“与民同乐”(《梁惠王下》)，也是孟子首先提出的廉政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在他看来，统治者能否做到与民同忧乐，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统治者地位的巩固。他告诫梁惠王：与民同乐者，才能真正享其乐，只顾自己享乐者，只有灭亡的下场。所以说：“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以暴君夏桀为例，说明统治者施暴政于万民，为了自己快乐，大兴土木，修筑灵台，圈占土地，耗尽民力，民不聊生，百姓宁肯与其一同死去，这样的统治者，当然不能独乐，只有死路一条。中心思想还是告诫统治者要廉洁主政。孟子曾对齐宣王举例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梁惠王下》)文王的园林七十里见方，割草砍柴的、捕鸟猎兽的都可以去，是与百姓共同享用的，百姓认为太小，不很自然吗？我听说国都郊区之内有个园林四十里见方，杀了其中的麋鹿，就如同犯了杀人罪；那么这四十里的园林就像处于国中的陷阱，百姓认为大，不是很正常吗？这段当中，孟子认为，国土上的一切资源，都应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这和我们倡导的执政理念完全一致的。孟子提出关心民生疾苦是廉明，也出生产力。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在家侍奉父兄，在外敬重尊长，则可以让他们拿起木棍打赢盔甲坚硬、刀枪锐利的秦楚两国的军队了）。孟子的恤民、爱民、重民思想象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应该肯定这种思想确实为廉政文化奠定了根深蒂固的人本观念。
2、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蕴含在“寡欲”观点中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意思是，修心养性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有太多的物质欲望。欲望越小，则越不会太贪，善良的本性也不易失去，越能保持廉洁的形象；欲望越大，越容易贪棽成性，则善良的本性越易失却。看看当今贪官的历程，都是随着欲望的变大，而变得味口越来越大，最终走上获罪的道路。孟子是说做人的基本道理，更是在说为官廉政之根本。孟子谈慎欲问题，提出了“谨防纵欲无度”。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权、钱、色的诱惑下落马，究其根源就是为欲所困。我们说个人欲望的实现，不能违背党纪国法。知足常乐，无欲则刚。孟子揭露批判了那取“非其道”、“非其义”之财的官吏，他认为“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但如果）吆喝着施舍给人，路上的饿汉也不愿接受；（如果）用脚踢着施舍给人，那就连乞丐也会不屑一顾的。做人要有原则，那就是"不食嗟来之食"，可是，竟然有人“万钟则不辩礼仪而受之”一万钟的俸禄，（有人）却不问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也就丧失了他的本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强调：人要自觉克制自己的各种不良欲望，“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断反省哪些行为超越了“礼”的规范；强调在钱财问题上应该讲原则，不仁之事不为，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染，不法之事不干。
3、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蕴含在“仁政”学说里。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孟子指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离娄上》）；“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孟子认为，治国理政应当首先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他指出：只要统治政策得当，就可以使百姓富裕起来，“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如何才能施行仁政呢？孟子认为：爱民是施行仁政的关键，要顺应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孟子还指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是实现仁政关键，也是他提出的能够“无敌于天下”的五项施政纲领的首项。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上》)。在如何识别人才方面，孟子向齐宣王做了这样的阐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梁惠王下》)。是说“国君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也不可轻信；要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有真才实学，才可任用他。即是说，选贤任能，统治者应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此种观点，已经体现出了人民民主的思想萌芽，对我们今天确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特别是在选拔使用人才上，有重要借鉴意义。孟子“仁政”学说包含的廉政思想还可以从下面例子得以体现。一次，邹国、鲁国发生冲突，邹国官吏死33人，老百姓无一人去救护。邹穆公对此很生气，问孟子：“他们瞪着两眼看着长官被杀却不去营救．实在可恨。”孟子回答：“当灾荒年岁，您的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于山沟荒野，年轻力壮的便四处逃荒；而您的谷仓中堆满了粮食，库房里装满了财宝。这就是在上位的人不关心百姓，并且还残害他们。您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将怎样回报您。所以，您如果实行仁政，您的百姓自然就会爱护他们的上级官员，情愿为他们的长官牺牲了。”
4、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蕴含在“德治”观念中。孟子强调要“以德服人”（《公孙丑上》），他认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要以人为本，这是为政之根本。孟子认为，以德服人，还必须注重教化的作用，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在法治上，孟子强调在德治的基础上，人必须遵守共同规则，“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园”（《离娄上》）。“德法并举”、“德本法用”，两者对中国廉政建设的教育、监督、改革和制度创新都起着积极作用。正如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上》）”。（君主）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意谓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教育、监督、管理要相辅相成。目前,德治与法治都是我国治政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方式,两者应当并重,既不能像孟子一样把德治过于理想化,也不能像法家一样把法治极端化,应当深入研究二者的融通之处,使治国既面对现实又不失长效。同时,要针对时下一定程度存在的道德教育薄弱、诚信危机、道德失范等现象,借鉴孟子德治思想中的精华,在讲发展的同时,还要讲稳定,增强公民的自律性,积极构建和谐向上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