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宣道德经

A. 道家始祖老子家乡是在鹿邑吗

我认为老子故里就是在河南鹿邑
老子故里在今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既有古代文献为证，又有出土文物为据，验之地理位置也完全密合无间。同时也证明了，今人所谓老子故里在涡阳的说法不足为凭。
关键词 老子故里 鹿邑 求解

关于老子故里所在地，古今学者提出了诸多说法。其中，证据确凿、流传最广的是鹿邑说（刘庞生1998），而最能迷惑世人、最为谬误的是涡阳说（孙以楷2002，李玉成2003）。本文从四方面对鹿邑说进行重新论证，涡阳说则不攻自破。

一、文献信而有征
关于老子故里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其中写道：“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楚就是古代楚国，苦县就是今鹿邑县，厉乡(或作“濑乡、赖乡”)就是县城东的太清宫乡，而曲仁里就是今乡政府所在地--太清宫镇。这本是一桩铁案，历代均史不绝书。如古苦县即今鹿邑，公私著述记载者就有如下数家。
《史记索隐》：“苦县本属陈国，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阳国，陈县、苦县皆

属焉。今检《地理志》，苦实属淮阳郡。”
《史记正义》引《年表》：“淮阳国，景帝三年废。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

史公书之。”
《通典州郡》：“真源，古之苦县，老子生于此。”
《括地志》：“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也。”
《历代地理沿革表》卷25：“苦，汉属淮阳国，后汉属陈国。三国仍称苦县。晋成康三年更名为谷阳。唐乾封元年更名

真源。建元元年改曰仙源，神龙元年复名真源。宋大中祥符七年夏，更名卫真，全同。元初省卫真，入鹿邑，后迁鹿邑

治，此属亳州。”
《元和郡县图志》卷七：“真源县，本楚苦县，春秋时属陈，后为楚所并。汉属淮阳国。后汉苦县属陈国。晋属梁郡，

成帝更名谷阳，高齐省入武平县。隋开皇六年，后置谷阳县，理苦城，属亳州。”
《历代疆域表汉淮阳国》：“苦县，今鹿邑县东10里楚之苦县。”
上引典籍均以老子为苦县人，且记载了苦县更名及隶属沿革的轨迹：东周及以前属陈国鸣鹿(即今鹿邑辛集乡)-→春秋楚

国苦县-→西汉淮阳国苦县-→东汉陈国苦县-→三国苦县-→晋更名谷阳县-→北齐撤谷阳入武平县-→隋谷阳县-→唐叠更

名真源县、仙源县、真源县-→宋更名卫真县-→元撤卫真县入鹿邑县（移今治），明、清沿袭，也曾多次属亳州（或谯

郡）。
记载古厉乡（或濑乡、赖乡）的典籍也有如下数家。
《后汉书郡国志陈国》：“苦……有赖乡。”并引伏滔《北征记》说“有老子庙”，引《古史考》说“有曲仁里，老子

里也。”
《晋太康地记》：“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
《朱韬玉札》与《神仙传》：“老子，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
《元和郡县图志》卷七：“(唐)乾封元年，高帝幸濑乡，以玄元皇帝于此，遂改为真源县”。
《舆地志》记载：“老子祠，即老子所生旧宅。”
《历代地理沿革表》卷25：“苦，春秋时曰相，有濑乡，老子所居也。”
《历代疆域表汉淮阳国》：“老子苦县厉乡人，春秋时属陈；楚灭陈后，苦又属楚。”
以上均详尽记载了老子为苦县厉乡或濑乡、赖乡人。且考之音韵，“濑、赖、厉”为一韵之转，“厉乡、濑乡、赖乡”

实为一地之异名。该地名的历史可远溯商代。那时在今鹿邑县东，有一小小方国--赖(濑、历)。周灭商后，赖归陈。但

有人认为，赖国在西周时即不存在。《春秋僖公15年》云：“楚人伐徐”(“徐”在今安徽泗县西北约50里处)；“秋七

月，齐师、曹师伐厉。”《左传》说：“秋，伐厉，以救徐也。”惠栋《左传补注》以为即《左传桓13年》之赖，在今

湖北省随县之厉山店，晋、宋以来沿袭惠说。王夫之《稗疏》以此为另一厉，即苦县厉乡。今以地理考之，齐移救徐之

师以伐厉，可证成王说。另外，出土铜器《鲁大司徒匜铭》云：“鲁大嗣(司)徒子仲白乍(作)其庶女厉孟姬賸也(匜)”

。铭文之“厉”乃“厉”之繁文，郭沫若据此认为即鲁大司徒长女孟姬所适之国名。春秋惯例，女性婚前称谓结构为“

排行 父姓”，婚后则改为“丈夫国名 父姓”。铭文“厉孟姬”就是“孟姬”婚后称谓：“历”即丈夫国名，“孟”意

为“长、老大”，“姬”为鲁国公族之姓。另据《水经注》“涡水又东迳苦县西南，分为二水，枝流东北注，于赖城入

谷，谓死谷也”、“涡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西，谷水注之”和“涡水又东迳赖乡城南”的记载，历或赖的都城北魏时还

有明显遗址，否则郦道元不会言之凿凿。据上，春秋“厉”（或“赖”“濑”）应有两处：其一即今鹿邑境内太清宫，

为古厉国都城所在，亦即老子故里。请看，《太康地记》云“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舆地志》云“老子

祠，即老子所生旧宅”；《历代地理沿革表》云“苦，有濑乡老子所居也”；《史记集解》引《括地志》云“苦县在亳

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元和郡县图志》云“乾封元年，高帝幸濑乡，以玄元皇帝于此，遂改为真源县”；唐

僧道宣《广弘明集序》说“李叟生于厉乡”；《太平寰宇记》引崔元山《濑乡记》云“濑乡在(苦)县”；《历代疆域表

淮阳国》云“老子苦县厉乡人。春秋时属陈；楚灭陈后，苦又属楚”。上述文献完全可信且于今有征：“赖乡”就是今

鹿邑县城东太清宫乡一带地方，旧时出土的《鲁大司徒匜铭》与最新考古发掘均为有力证据(详下)。
至于“曲仁里”，有鹿邑县城东门内的老君台正门牌坊上的联语可以为证。联语云：“地古永传曲仁里，天高近接太清

宫”。曲仁里作为“赖乡”的下级行政单位，即今太清宫镇（笔者幼时以至青年时代即在此镇读书、工作）。

在县城东5公里处(与《濑乡记》《历代疆域表》均符合若契)，旧名又为“犹龙镇”，义取《史记老子列传》孔子“吾今

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镇内西北角有一方圆数十丈高地，父老相传谓之“隐阳山”；一条小河发源于此，当地至今名

之为“赖(濑)乡沟”，该沟贯穿太清宫乡全境。此水名与历代文献恰好符合（其本字应作“濑”）。至于“曲仁里”的

含义，或许即边韶《老子铭》所谓“曲涡间即曲仁里也”。

二、当地遗迹犹存
《括地志》、《太康地记》、《太平寰宇记》、《濑乡记》、《舆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历代地理沿革表》等。
还有更多证据，因太多了 ，只好到此为止。抱歉！

B. 儒教，道教与佛教三家的教义区别

佛教的根本教义是讲生命的生死根源。即了义经所讲。佛教也有阐述世间法则规律的，即不了义经。佛教四依四不依中即讲过，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并且有一句话：莫将如来不了义，回为己解，以误初学。相对于佛教了义经来看，儒道所阐述的，还是在不了义的范围。

C. 中国历史上一共有几次佛道大辩论

从520-1258的700多年间，由皇权组织了多次佛、道大辩论，其可比较著名的有14次。

1、北魏孝明帝520年，朝廷召集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人昙无最对论佛、道二教先后。昙无最驳倒了姜斌，姜斌配徙马邑。

2、北齐文宣帝555年，文宣帝敕召沙门与道士对辩，道教辩败，敕道士削发为僧。道教一方以金陵道人陆修静为代表，佛教一方以上统法师为代表。

3、北周武帝天569年，武帝集百官、道士、沙门、名儒2000余人，讨论释、老，判定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

4、北周武帝573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辩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后。

5、隋文帝583年，道教一方为张宾、佛教一方为彦琮，彦琮因此作有《辩教论》，以驳斥道教的“老子化胡说”。胜负无记载。

6、隋炀帝608年，杨宏率道士、儒生入智藏寺与佛教展开论辩，双方主要论辩人物为沙门慧净和道士余永通。佛胜。

7、唐高宗659年，道教宗师李荣（道教重玄派代表人物）做为正方立论“道生万物”。佛教大师慧立以“若使道是有知则惟生于善，何故亦生于恶……”云云辩驳。高宗在位时，经常召集僧道辩论，前后有七八次之多，基本上道士负多胜少，一说每次均败北。

8、唐高宗660年，高宗敕召沙门静泰（著有《众经目次》）、道方李荣在洛阳宫中就《老子化胡经》进行辩论，李荣败北。

9、唐玄宗730年，沙门道氤与道士尹崇对辩，并下旨将论议编入藏，题曰《开元佛道论衡》。崇福寺僧智升撰《开元释教录》20卷，记载佛教的盛况，并言佛藏以5048卷为定数。李邕撰并书《麓山寺碑》，立于湖南长沙岳麓寺。

10、唐德宗796年命韦渠牟、徐岱等与沙门鉴虚、覃延，道士郗维素、葛参成讨论三教，开始互有矛盾，分歧争论较为明显，最终“同归于善”。

11、唐武宗841年，命僧道议论，道士赐紫，沙门不得著。从结果看，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这次辩论是道方占上风。

12、唐武宗845年，道士赵归真、佛门高僧知玄大师，题目是“神仙可学不可学”。 道方获胜，知玄放还桑梓。史上有名的“会昌灭佛”事件开始。

13、元宪宗1255年，以李志常为首的全真道与以少林长老福裕为首的佛教在御前展开辩论，论题仍是《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的真伪，道教败北，次年李志常辞世，将掌教位传于张志敬。

14、元宪宗1258年，参加辩论的高僧道众共有500余人，各出17人参加主辩。以张志敬为首的全真道一方，道败，道士樊士应等17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

(3)道宣道德经扩展阅读：

佛道之争的特性：

1、道佛二教各有其特色与信众，对立结果往往意气用事，各成派系，排斥异己，或互相诋毁，如佛徒着笑道论，道流亦作笑佛论以敌之，各揭彼短，以扬己善，极尽对骂之能事。

2、然道佛二教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数代之发展而更深入民间，牢不可拔，影响后世学术思想甚巨。如新字体、词汇之广及学术领域，儒、释、道三教融合而产生宋代理学等，可谓思想文艺上之重大刺激。

佛道之争文献：

1、有关收录佛道论争之文献不少，较重要者有《夷夏论》、《三破论》、《显正论》、《十异九迷论》、《老子化胡经》、《混元圣纪》、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论衡》、法琳之破邪论、神清之北山录等。关于汉朝末年武装起义以后的道教。

2、它们要么所记日期不准确，要么根本不记日期，要么就根本抱有明显的偏见，象在释、道二教论战交锋时所写的小册子那样。除此之外，由于这些现存材料未经充分细心研究，所以不可能给这个时期的道教描绘出一幅准确的画面。

D. 信仰道教和佛教的网友们，你们承认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胡为佛吗说说理由。

那都是没有根据的传说，

E. 老子墓的老子葬地考

像所有的伟人一样，老子逝后，留下了许多谜团。与所有的伟人不一样，老子逝后，留下了比宇宙还要大的谜团。其中老子从入秦到逝世以及葬地，从汉代至今，是许多学者尚未破解的谜团之一。笔者查阅文献、考查文物、实地调查、请教学者得出的结论是：老子曾任周守藏室史，见周室衰微，西出函谷关，关令尹喜迎请老子至周至县楼观台，著《老子》，授于尹喜。尹喜倍侍老子，西上大陵山，老子逝去，葬于大陵山吾老洞，洞西南有尹喜墓。笔者将考证的要点，呈给方家指导 。
一、老子其人其书及尹喜
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号老聃。老子的出生时间，学术界基本定于公元前571年。老子少年和青年时期，聪颖好学，志向高远，后任周朝守藏室史。孔子约71岁时还向老子求学，司马迁叙述其经过和对话有声有色。老子经历了周王朝后期的战乱，封国王侯间，战争连年，民不聊生。老子期望消除战争的祸患，人民生活的安宁幸福。后见周室衰微，辞去官职西去。函谷关令尹喜迎来老子，请到函谷关著书。后辞去关令，随老子入秦，到达楼观。尹喜又为老子筑台，请老子著述说经。老子将其学说传授给尹喜。老子暮年时，从楼观西行到大陵山隐居，不久而逝。司马迁《史记》载道：“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
老子的著作，史称《老子》，道教称为《道德经》，开创性地建立了完整的中国哲学体系。对世界学术、宗教、政治和文学艺术影响很大，在哲学、思想、宗教和艺术的领域超过了孔子学说。老子学说大大发展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和直觉思维，先秦道家杨朱、列子、庄子以及稷下学派、黄老学派的思想，直接来自老子学说而又各有不同的发挥和发展。法家中的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的思想以老学为理论基础，兵家书中隐含有老子学说的影响。汉初黄老之学盛行，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西汉道家思想的最高理论结晶。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潮在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复兴。老子学说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往往是深层的、无形的。汉初和唐初以老子学说治国，形成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辉煌盛世。老子学说研究普遍和持久地延续至今，说明老子学说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是广泛而多样的，当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当代社会需要老子的大智慧。
伟大的哲人伴随着伟大的弟子。老子的弟子尹喜，又名关尹，唐武德九年（626）欧阳询撰《大唐宗圣观记》说：终南楼观为尹喜故居，《四库提要》据此说尹喜为秦人或为关中令，或为函谷关令。尹喜为老子学说传人，《庄子·天下》篇将关尹与老子并称为“古之博大真人！”尹喜安葬了老子之后，潜心道学，著《关尹子》，死后葬于周至县大陵山吾老洞西南，有墓，有古碑。
二、老子逝世葬于大陵山的文献记载
老子到关中，有《庄子·寓言》说：“老聃西游于秦”。老子逝世是大事，《庄子·养生主》第四段有精彩记述：“老聃死，秦失（佚）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这段话记载了老子死后，守灵、吊唁的人有：老子的方外之友秦失，老子弟子、老者、少者等人，人人哭得很伤心。詹剑峰、王士伟等学者认为秦失是关中隐士，足以证明老子长久住在楼观，道德品行感动远近的邻人。近代学者胡适之说：“庄子这一段文章，决非后人假造。”梁启超对此也深信不疑。老子在楼观台和大陵山活动及逝世的时间，按照台湾中华老庄学会《关于老子几个基本问题》（见《老子故里话老子》第3集）的结论：老子入关时至少90余岁，那么在周至楼观台一带活动就约70年，在大陵山活动约年余，这是依司马迁所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而推定。依此，应当基本确定为：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于公元前481年左右入关到楼观，约公元前411年（或者公元前371年）逝世于大陵山，葬于吾老洞是比较可信的。老子是古代卓越的养生专家，善于修道而养寿，以养寿使道学精深，老子的哲学是生命哲学，人生实践的突出特征是注重炼养生命的深度和厚度，延伸拓展生命的长度与广度。司马迁说老子长寿是有所据的。台湾中华老庄学会认为：老子（引文同上）“到楼观（时地属扶风）定居之后，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很不容易引起人烟稀少的邻近居民注意。而老子死后却有来自远近的许多人扶老携幼为之痛哭，乃至遁天倍情，可见老子居住其地（楼观）为时定非短期所能办到，至少也该在那里居住了十年以上，才得与邻人如此亲密，才能使远近人无论老幼对他如此哀恸”。司马迁说老子“莫知其所终”，与老子葬于大陵山吾老洞并不矛盾。老子是隐者，“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生性不张扬，隐居楼观和大陵山，免除世俗烦扰，又可得到关中信息，符合崇尚自然的理想。老子死后，被贵族、上流社会和官方忽视，仅有秦失、弟子和邻人吊唁，当时官方文献必然失载。司马迁对老子隐居地和逝世葬地没有踏勘调查清楚，慎重落笔，也是科学求实的体现。
老子逝世的史实《弘明集》多处有记载。《弘明集》是南朝齐梁时佛教徒编写，唐代佛教徒道宣续编，著《广弘明集》三十卷。这两本书记载了魏晋时的道佛辩论，其书中记载：
释道宣跋孙胜《老子疑问反讯》说：“老子遁于西裔，行及秦壤，死于扶风，葬于槐里。”释法琳《广弘明集·十喻篇下》说：老子“生于赖乡，死就槐里。”内七喻曰：“老子生于濑乡，葬于槐里。”甄鸾《笑道论》驳斥老子不死说时称：老子“身死关中，坟垅见在。”释道宣《广弘明集·辩惑篇序》“李叟生于赖乡，死于槐里，庄子可为实录，秦失诚非妄论。”后来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李叟死于槐里。”因而可以说，老子“死于扶风，葬于槐里”，古今也没有原则分歧。老子逝世的地方在古扶风、槐里，即今周至县，也就是逝于楼观西3公里的大陵山。其地称扶风槐里的原因首先是老子死时，周至尚未置县，其地属于右扶风槐里辖，槐里辖地包括今周至县平原和山区。其次老子亡于大陵山后，右扶风槐里一度称古废丘县。汉高祖三年（204）改废丘（亦称犬丘，项羽灭秦称犬丘邑）县为槐里县（今兴平县东南），辖今周至县境域。汉朝初年，周至县域仍属右扶风辖。三是周至置县后仍属右扶风辖。《汉书·地理志》载：“右扶风，县二十一；周至、户、槐里……”。周至县建县于西汉太初元年（前104），是右扶风的辖县之一。清雍正十三年，周至知县杨绎（山西泌州，今山西东南部人）在《游终南山》诗写道：“邰封槐里平如掌，渭水萦纡似带流。……”称周至为槐里。四是古槐里今兴平县与楼观和大陵山隔渭河相望，关中31个县中再无老子陵墓和葬地，可证老子葬于大陵山吾老洞是符合史实的。
《广弘明集》还引用了郦道元《水经注》上的话，证明老子逝后葬于大陵山。按照《水经注》卷二十三记载：河南鹿邑县老子庙中“又北有李母庙，庙前有李母冢，冢东有碑。”可见老子故乡有老子母亲的庙和冢，只有老子庙而没有老子冢，这和司马迁所记“老子过关西去莫知所终”相合，因而老子死于扶风葬于槐里秦失吊唁，是在庄子《养生主》作成之前，决不会有错。由于司马迁是在河南一带采访的口碑史料，不知老子死于何地，才记为莫知其所终。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就水注之，水出南山就谷，北迳大陵西，世谓之老子陵。昔李耳为周柱史，以世衰入戎，于此有冢，事非经证。然庄周著书云：‘老聃死，秦佚吊之，三号而出。’是非不死之言，人禀五行之精气，阴阳有终变，亦无不死之理。”其中就水即今就峪河，发源于海拔2631米的周至秦岭四方台山北侧，从就峪口出山，经楼观镇、司竹乡，流入黑河。就峪河长38．5公里，流域面积95．4平方公里，就峪口大陵山是就峪河切割、冲刷和砂石以及风成黄土堆积形成的。大陵山就峪河建有水电站，向北建有就惠渠引水坝。坝西有老子墓，大陵山顶有吾老洞。
魏晋隋唐时今楼观及大陵山一带地名为神就乡闻仙里，神即直指老子就葬在此处。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有周至唐时乡社：望仙乡在县东四十里，管社一十四：仙檀乡在县东二十五里，管社一十四；仙果乡在县南五十里，管社一十五；神就乡在县西南三十里，管社二十四。”楼观周围各乡均冠有仙字，大陵山就水一带称神就乡。元至元三十年立的《楼观先师传碑》称楼观大陵山一带为神就乡闻仙里。至于有的文献所说：老子“西去流沙”，也可从大陵山下及迤西河流众多，沙滩宽广得以印证。就峪河西有韩峪河、马岔河、黑河、骆峪河、芦河等，河水挟带的沙石，出山后堆积在平原上，形成纵横数十公里的流水积沙，河床游荡不定。山口圆石相枕，中游卵石鳞鳞，下游细沙漫漫，流水沙滩，蔚为壮观。谚语说：“七十二道脚不干”，主要指这一带的河网流沙。虽近几年整治河道，三河归一，围滩造田，但是昔日大自然流沙奇观，依稀可见。大陵山下的流沙景观与西去流沙是吻合的。
明代《正统道藏》载：老子在甲寅年从西楼观大陵山南台冉冉上升，尹喜悲怜哀求，老子下降，给尹喜讲了一段话，又升天而去。台称飞升台，谷称飞升谷，虽然演义神话，实是历史投影。
明清两代，《周至县志》、《长安志》、《陕西通志》等均有大陵山吾老洞的记载。如清乾隆十四年（1749）编写的《周至县志》称“就谷，其西为吾老洞，石穴深邃莫测，听有风声，相传中有五匣，即老子墓。洞上有殿，奉老子石像。谷之东三里为飞升台”。清乾隆五十年（1785）《周至县志》卷三记有：《水经注》就水北经大陵西，世谓之老子陵。昔李耳为周柱史，以世衰，入戎于此，有冢。……然庄周著书云：老聃死，秦人吊之。是非不死者，人禀五行之精气，阴阳有终变，亦无不化之理，以是推之，或如所传。……按《长安志》引此文。这本书又记道，《旧志》记载：吾老洞“在就峪西，洞穴深邃莫测，听有风声。相传有玉匣，即为老子墓。山顶有庙，有老子石像，知县章泰重修，有碑记。
这段文字所指的旧志，指乾隆五十年（1785）以前所修《周至县志》。这次修志之前，周至县曾经6次修县志。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三聘创修《周至县志》，此后，清康熙三年（1664）、康熙二十年（1681）、雍正二年（1724）、雍正十年（1732）、乾隆十四年（1749）的在任周至县令（知事），均编写了《周至县志》。清乾隆五十年（1785）《周至县志》所说的《旧志》即指明清年间的这6部县志，都记载有老子葬地吾老洞的文字，清乾隆五十年（1785）知县杨仪修志时，这段文字是从旧志上转录下来。此时距明王三聘创修《周至县志》已经222年了，各志均采信老子葬于大陵山吾老洞的记载。
清末地理学家刘玺侯所著《六朝石墨集》记有吾老洞碑。他在《续终南仙境志》中记有吾老洞：“从树上遥窥，洞中深窈昏黑，须秉烛前导，乃得缘蹬下。仰观四壁，方广不及丈，而奇石嵌空，浪蹙云崩，骇动心目，右穴如五斗盎者，深入无底。左穴如盘盂，阴风冷然者，石函也。”
1992年笔者主编的《周至县志》在《楼观台志》中记有吾老洞：在楼观台西约3公里，西楼观西300米。……《水经注》载：就水北迳大陵西，世谓老子陵。墓在就峪口就峪河西岸，依山为陵，大陵山海拔730米，顶有天然石洞，洞口高2．40米，深不可测。据现存吾老洞的明万历四年（1676）《重修吾老洞殿宇记》碑载，洞内有石函，葬老子头盖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立老子墓碑等，清康熙二十年（1681），知县章泰重修。吾老洞口高2．4米，行约6米，有略呈圆形的大厅，可容90余人。直下再前行，洞身拐向西南，冷风袭人。
上述文献记载老子葬于大陵山吾老洞，自周代至当代，形成的文字链条，是完整严密的。
三、老子葬于大陵山的文物
老子葬于大陵山吾老洞之后，其文物虽然代有损坏，现存世尚有碑石、石雕、古建筑，及待于考古发掘的大量丰富的文化堆积层。笔者查阅文献和调查大陵山吾老洞的文物，共得碑石12块，明代石雕像3座。现有古今建筑50余间，其中碑石元代1块，明代2块，清代9块。明代状元康海和清代状元毕沅题写的碑石尤为珍贵。
（一）大陵山现存碑、石刻
1、《楼观先师传碑》。元至元三十年（1293）刻石，螭首素方座，高1．80米，宽1．10米，正书，朱象先撰并书，是道教历史上的著名碑石。其碑阴下院名中，有“老子冢，就水西，老子墓”等名称。
2、石雕像。在大陵山吾老洞上的老子祠中，共3尊，明隆庆年间（1567—1572）或以前刻，青石质。老子坐像，高1．83米，神清气朗，庄严慈祥。尹喜石像，高1．05米，徐甲石像高l米。
3、《重修吾老洞殿宇记碑》。明万历四年（1576）十一月状元康海撰文，方演惠书丹，王崇礼篆额。碑竖吾老洞道院，字尚清晰。
4、《吾老洞石匾》。清康熙二十年（1681）刻立，高宗砺书，汉白玉石，高0．2米，宽0．64米，嵌于吾老洞门额，字迹清晰。
5、《重修吾老洞上院记》。清康熙二十年（1681）夏立，周至知县章泰立。碑已佚，文存《楼观台志》（1944年）。
6、《重修吾老洞老君庙碑》。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吾老洞主持张中果立石，太白山人李柏撰文，原竖老君庙前，碑已佚，文存《楼观台志》（1944年）。
7、《吾老洞四址山图刻石》。清乾隆十一年七日二十七日（1746年9月12日）刻立，长方横式，宽1米，高0．7米。石面线刻吾老洞道观四址俯视图。中有“东至就峪河”……“四址之内并无民业”、“吾老洞四址分明，住持道人翟无濯”等。原在吾老洞道院，清末道观毁后移至说经台。今嵌于楼观说经台老子殿东山墙外，碑面完好，字清晰。
8、《周至知县任张来泰住持吾老洞告示》。清乾隆三十六年（1761）刻立，高0．45米，宽0．6米，正书，高宗砺书，字迹清晰。现嵌在楼观说经台老子殿东山墙。
9、《老子墓碑》。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七月刻，陕西巡抚毕沅书。高约2米，宽0．72米，厚0．25米，碑为圆首，现竖于大陵山老子墓前。
10、《张来泰真人墓碑》。清道光四年（1824）九月刻立，高1．75米，宽0．6米，厚0．15米，额“皇清”，路天叙书丹。张来泰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61）任吾老洞的主持。碑完好，字迹清晰，存楼观说经台碑亭。碑阴刻有800余人姓名。
11、《关尹喜墓碑》。清道光四年（1824）刻立。圆首，身首一体。高1．50米，宽0．70米，厚0．14米。中隶书“周大夫关尹喜墓”，□元弼书丹，合台道众等立石。1968年楼观台文物管理所由西行村桥面拆回，现存于楼观台宗圣宫遗址内。碑身已断为两节，碑座在大陵山吾老洞西的尹喜墓前。《楼观台道教碑石》一书称座佚，误。
12、《重修吾老洞碑》。道光七年（1827）立。碑已残，存吾老洞。知周至县事蔡凤撰文，廪膳安邦书，监院吴明亮立。
13、《增修说经台各下院并清厘山场租地碑》。清道光七年（1827）道人刘礼罡撰并书，监院朱教先立，文中叙述楼观台和大陵山的建筑“风雨飘摇，金碧失色”，化缘修葺吾老洞等处建筑之事。
（二）大陵山古建筑
大陵山老子墓的古建筑，从《重修吾老洞》残碑碑文中“周创建，历朝修葺”的表述中可知，大陵山吾老洞古建筑创建于周。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了老子陵，可证魏晋时大陵山吾老洞亦有古建筑。隋唐道教隆隆而上，楼观台大兴土木，扩建重修楼观殿庙，必然修葺大陵山吾老洞的古建筑。宋代楼观大规模修建顺天兴国观，理应在同时修葺大陵山吾老洞。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朱象先的《楼观先师传碑》记述有“老子冢，就水西，老子墓”等大陵山吾老洞下院，可证大陵山在此前至少有3组古建筑。
明代万历初年，吾老洞道士赵继亨和其徒赵宗表等人，募于十方，苦行数载，将吾老洞殿院层阶，复拓一新。请武功县人状元康海撰写《重修吾老洞殿宇记》，邑庠生王崇礼篆额，云游道人王杨方演惠书。这通碑直到明朝万历四年（1576）才刻立，文略云：“伟哉斯境，其诸异乎天下之名山洞府者乎。盖山河百二，固以经台为迥矣。然究其为美，不逾乎老子设座讲经而已。固未尝留迹守跸而遗体于其是也。若吾老洞者，其形势之尊，重山曲水，回绕四方之拱向，宛然臣僚肃敬，朝君于九重者也。是何也，前有笔架山，重峦叠嶂，□□连云，而远列于南。后有琵琶山，峻顺悠远，登巅而望，有一览秦川之势，昭之于北。以东则虎踞傍卫，而□□□□□□岩壑流水，烟村一族之盱。以右则壁立万仞，龙蟠侍侧，护之于西。寒泉涌于涧畔，灌溉及于民田，惟北□□□□□□□独坐，巍然尊峙西南，岁深荒芜，山形亦然，荆棘迷迹，往游商人逸士，无所憩焉。乃道士赵继亨、徒赵宗表□□□□跣足，募于十方，苦行数载，殿院层阶，复拓一新，其殆真蓬莱者乎，其境之美秀，不可笔舌绘画，□□□□□□□□□□有所托焉。嘘，山景固冠乎天下，亨居其唯乎吾第。圣骸头骨，宛然犹存，玉匣宝像，昭然俱在。世若远而神常临，身虽逝而道日尊……”
清康熙初年，兴平人讹言大陵山吾老洞老子石像圣光远烛旁邑，暗中遣人到吾老洞游说，将吾老洞老子石像迁于前殿之旁，正殿改塑老子泥像。康熙十九年（1680）夏有人泄露这件事，道徒和村民重新将老子石像安入正殿。知县章泰撰《重修吾老洞上院记》记其事，并指出此事的荒诞不经。他在文中记吾老洞建筑：“邑南二十五里曰就峪，峪水东奔，翻腾赴渭，遥见山中万木苍然郁葱合匝者，吾老洞也，径陡拔颇艰登涉五六里乃造其巅。大殿正对南山，层峰环列门外，平畴宽衍，可以莳蔬种树，杖履逍遥，尤山居之不易得者也。洞在殿后高岩之上，其前则为八棱围殿，左右雕甍夹峙，虽俱限于地不能宏敞，而规制精极。彩绘镌刻之胜，北负绝壁，古树丛生，石隙中柏枝下垂，如障翠幕，萧森荫蔚，不可名状。从树下窥见洞门，深窈昏黑。道人秉炬前驱，始得缘石磴而下。仰视四壁，方广不过丈余，而奇石嵌空，流蹙云崩，骇动心目。其神座右隅有穴，如五斗许者，深入无底。又左壁一穴仅如盘盂，阴风冷然从穴中来，侵入肌骨。时方秋半，觉毛发洒淅，不可久留。因思邑乘所载，此中乃老子之地，有石函，顶骨在焉。”其书法学米芾香光记，颇得其法。
康熙二十三年（1684），著名隐者太白山人李柏，受吾老洞住持道人石和鸣之徒纪常静的请托，撰写《重修吾老洞老君庙碑》说：“终南山有说经台，西八里就山有吾老洞。林泉幽胜，关中一大洞天也。上有老子庙，其创造颠末，详对山之太峰碑记。至明季盗起，直攻山林，神殿紫宫，半为焦土。吴人章泰来宰周至，捐俸修葺正殿，工竣勒诸山碑。住持道人石和鸣复募缘缮修左右长廊千八楹，金碧丹青，焕然一新，工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元月，落成于康熙二十三年三月”。记述了增修吾老洞左右长廊的概况。这通碑是文章写成35年之后，由吾老洞住持张中果刻立的。
李柏于秋末冬初，乘兴登上大陵山，游览山光水色，写有《登吾老洞》诗：“天半孤峰鸟道盘，山门烟锁老松寒。石桥秋水沉云黑，铁壁残雪抹日丹。岩静风生玄豹窟，峡深水抱老龙蟠。游人醉倒斜阳里，一枕溪声海岳宽。”
清乾隆十二年（1747），知县邹儒奉文，到吾老洞，视察规划，拨银增筑吾老洞和老子墓围墙。邹儒曾游大陵山，作《吾老洞》诗：“吾老古洞名，有墓称老子。借问墓何在，石匣藏洞里。匣中何物存，首骨如玉紫。千载如见开，辄遭人畜死。……遥遥几千年，竞作先贤累。难怪洞中风，昼夜号不止。”乾隆五十年（1785）《周至县志》记其事。
清乾隆三十六年（1761）九月，因吾老洞以前的住持翟无濯等人不守道规，将吾老洞的常住地亩及一切树株，陆续毁卖，而且素常不安本分，累次涉讼，被知县赶出吾老洞，永远不许复入管业。又从楼观台选出人品端方、道行望众的道士张来泰任吾老洞住持。为严禁一切地棍，不得在吾老洞骚扰，滋生事端，周至知县发出告示，并立《周至知县任张来泰住持吾老洞告示刻石》，告示说“倘有不法之徒在（吾老）洞骚扰，及于张来泰索讨翟无濯欠债，并一切不法等事，该住持协同乡、地，立刻指名禀首，以凭大法究处，决不稍宽。”此后道院恢复安定，张来泰专心道事，吾老洞重新振兴。
清道光七年（1827年），知县蔡凤撰写《重修吾老洞》碑记，其碑已残，仅余半截，残文有“（庙宇）倾圮，宝像颓损，贫衲主持，（说）经台兼管此地……陆续节省，鸠工庇材，重修殿宇三十余（间）……廊庑彩画道祖八十一化，遗迹焕然一新，巍巍可以钦神……”。这次重修，上距石和鸣重修已143年，庙貌破败，可以推知。这次重修殿宇30间，工程浩大。
清末，吾老洞庙宇被毁，重要碑石如《吾老洞石匾》等移至东楼观说经台。民国时期，吾老洞亦有小的修葺。
（三）大陵山吾老洞和祭老子风俗
建国后公布老子墓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树有碑石。“文革”中，村民砍伐大陵山树木，毁坏了大部分文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省市文物部门多次调查大陵山、吾老洞文物，道士和周围村民协力修葺了部分古建筑。重修了吾老洞殿宇、老子祠及廊庑，彩绘了老子祠和24间廊庑，重建笔架山、琵琶山仿古建筑群，新竖碑石10余通，树木竹林得到保护。
拜谒吾老洞，由周至县城向南沿108国道，经马召镇向东，到大陵山。或由东楼观说经台西行3公里，至大陵山。过就峪河桥攀山，小路曲折穿行杨树、橡树林，直达大陵山吾老洞前。南面平畴沃野，西南方尹喜墓巍然屹立，苍松森森。吾老洞前1987年重建的仿古无量殿、四圣殿共6间，耳房2间。旁建玉皇楼仿古建筑3间两层，高大雄伟。沿路进入吾老洞，洞宽0．9米，沿石阶入洞3．6米，为大厅，东西长6．50米，南北宽4．10米，最高处5米。抬来梯子，下入洞中2．6米处有平台，再将梯子向下3米处又一平台，用手电照去，为黄土填实。80余岁的焦道士说：那是文革中为保护洞中藏老子头骨的石函，村中老人们晚间运土填上的。据管委会介绍，原先有考古和建筑学家入洞探险，带着手电、氧气袋、干粮，入洞“1400余米，冷风扑面，并不缺氧，因洞内拐洞太多而险情不断，恐迷路而返回。据三十年前曾入洞探险的村民讲，他们手持蜡烛或松明火把，入洞下行约五里，见地下暗河水由南往北流，有小潭。过暗河，则火把因氧气稀薄而欲灭，遂退回。村民和老年道士讲，洞中地形复杂，藏老子头骨的石函已封存于某个拐洞之中。吾老洞的成因有地震形成说，地壳运动形成说。出吾老洞，登上大陵山顶，入老子祠大门，正中有4米见方的建筑八卦亭，雄踞院中，中间安放老子及尹喜、徐甲石雕像，前有卷棚。院子东南西三面24间廊房围护，北有救苦殿、斗姥殿3间，耳房4间，为近10余年陆续重修建成。布局精制，结构紧凑。
大陵山南的笔架山以青翠的峰峦屏列其后，山顶有庙殿6间，为近几年重修，旁有龙王洞、药王洞等天然洞穴。向北沿大陵山脊下行约1公里，到达俗称北台的琵琶山。旁有天然形成的琵琶洞，洞中多琵琶毒虫，因而名之。建有王母宫、关帝庙、三清殿共9间，灶房、厢房9间，为重建的仿古建筑。
大陵山有祭祀老子的盛大庙会。每年二月十五日老子逝世日，由焦镇、鹿马、周一、肖里、界尚、送兵、三家庄、羊坡、南寨、北寨、西楼、延生观等12个行政村（约30个自然村），组织庙会，安排摊位，售卖百货，迎神赛社，戏剧杂技助兴，周围五六县数万人摩肩接踵祭拜老子，山上山下，一片人海。秦人祭祀老子的风俗和庙会，相沿两千余年。
结论：本文以文献、文物、古建筑和风俗四个方面的证据链充分证明，老子逝后，葬于周至县大陵山吾老洞。
（作者系王安泉副编审，《太白山志》主编）
主要参考文献：
《史记·老子列传》司马迁著
《水经注》郦道元著、《广弘明集》释道宣著
《老子故里话老子》1—7集，1991—1999年，中国鹿邑老子学会主编
《古楼观志》马晓宏撰，1982年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
《周至县志》杨仪主修，清乾隆五十年（1785）
《周至县志》王安泉主编，1992年，三秦出版社
《楼观台道教碑石》王忠信，1994年，三秦出版社

F. 老子幼年期间读什麽书到青年时期是做什麽的

老子，姓李，名耳，字老聃，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造人。老子走着满腹学问，，至于活了多少岁谁也说不清。在周文王时被请到朝中，委以专职，主管国家存藏的竹简，武王继位后，老子负责记录朝廷朝政议论。当时等级森严，除武王可伏几而坐外，朝臣们只能无依无靠地席地而坐。然而，老子却被特封为“柱下吏”，可依柱而坐，记录政事。成王执政的时候，曾派老子出使西极大秦、竺乾等国，到处讲学，颂扬周德。到昭王时老子辞官去昆仑山隐德修行。经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喜请老子著书，于是老子写下了5000多字，这就是老子留给后人唯一的著作《老子》。

G. 老子是那里人，有人说是河南鹿邑人也有人说是安徽涡阳人，到底是那里人``

老子是安徽涡阳人

老子是哪里人？现在的主导说法有两种，鹿邑说与涡阳说。“安徽倪劲松”先生在贵刊撰文说老子是今河南鹿邑人，不是今安徽涡阳人。对此，我不能赞同。特为贵刊撰写此稿。
一、老庄文化是楚文化，鹿邑在老庄时代未属过楚
河南鹿邑说大概从清代以来就成为主要的说法：宋真宗皇帝曾在河南鹿邑的太清宫竖立了一个《先天太后赞》碑，是称颂老子母亲的。虽没有提到所谓老子故里，但可以肯定地说，鹿邑确是中国道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文化纪念地。近现代，在1990年以前，老子故里鹿邑说争议不多。
1990年以后，安徽省有关方面和涡阳县的一些文化人士通过对史料的检索和对当地的文物考古和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研究老子故里的文献与实物资料，他们确认：老子当是春秋时期宋国相人，出生在今天的涡阳县闸北镇太清宫的流星园址。从此开始了老子故里之争。
老、庄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所创立的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精神支柱。道家思想文化的源头，我以为，它也与儒家一样，是与历史文化地域有关联的。
明确记录老子籍贯的，是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解开老子的籍贯，应从这里开始。探究“楚苦县”在什么地方，至关重要。
《史记·正义》明确说苦县与“彭城相近”，同时引《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庙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也。”亳州谷阳县在哪里，在鹿邑吗，谷阳必与谷水有关，鹿邑没有谷水，谷水入涡处在今涡阳。
老子诞生地有其地理特征：
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命中常侍管霸与边韶去祀老子，边韶的《老子碑》文说：“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公元六世纪初，北魏郦道元撰的《水经注》也记述了老子庙的地理特征：“涡水又东北屈，谷水注之”，“谷水自此东入涡水。涡水又北，经老子庙东。”“孔子庙…北侧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庙在老子庙北，庙前有李母冢，冢东有碑，是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于曲涡间。”
古代诗文中亦有对老子庙的描述：
《古诗源》卷十四，有北周诗人庾信（公元513～581年）的一首《至老子庙应诏》诗，诗中有“三门临苦县，九井对灵溪”之句；唐代诗人温庭筠（？～公元866年）也有《老君庙》诗一首，诗中有“庙前晚色连寒水，天外斜阳带远帆”之句，这二首诗将“涡水处其阳”，有“九井”、“灵溪”的地理特征描述得很明白。
《全唐文》中，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位）有一篇《赐亳州太清宫敕》敕文指明“亳州太清宫是混元降诞之地”，地有“九龙之瑞井”。
唐代杜光庭（公元850～933年）的《道教灵验记·亳州太清宫记》（《道藏10–804》）中写道：“亳州真源县太清宫，圣祖老 君降生之宅也。历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桧宛然长在。”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也明确地指出老子的诞生之地：“诞生于亳，即今真源县九龙井太清宫是其地也。”（《全唐文》P.4301）
我们这里所列举的人文历史记录，反映出老子诞生地的人文历史地理的特征，就是：这老子庙及老子故宅，是在涡水的北面，涡水处其阳；老子庙旁，谷水注之；老子庙东，必有九井。具备了这些特征，才能是老子的诞生地。而安徽涡阳今“天静宫”之地，是与之相符的。兴造于元代的“天静宫”老子庙至今还在，正在涡河北岸，涡水处其阳；庙旁的武家河（古谷水）注入涡水之中；庙中的九口春秋时代的古井，亦在田野考古中出土。
从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考察，安徽省涡阳县正是春秋时代宋国相县，宋国相在楚国占领后改称苦县；今涡阳县与彭城（今徐州）相近，地域属沛。所以，史料中有老子是“宋国相人”、“楚苦县”人、“沛”人，等等，都是同一个地方，这地方就是今安徽省涡阳县涡河北老子庙之基。在唐代，这地方叫做真源县。有人说，真源县就是鹿邑县，有这个可能吗？没有！唐、宋、元代，真源县与鹿邑并存，倪 先生有一句话我很赞同：“古代县城相距百里左右”，不可能在几十里地的地方同时存在真源、鹿邑与亳州（谯）三个县。真源县是谷阳县改名，谷阳者，谷水之阳也。谷水不在鹿邑附近，它恰恰在今涡阳县入涡！

H. 老君说的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是什么意思

老子化胡，老子在道教中是一位非常尊贵的神，被称为“太上老君”，他是创立道家思想和哲学的人。老子化胡是指中国的老子西出函谷关，到西域（包括天竺）对西域人、天竺人等外国胡人实行教化的事件。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年佛教从印度西来，在文化上极度自信的中国人却很少有人相信，印度西来的佛教徒为了更好的让中国人接受佛教，在中国传教时自己宣扬“老子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化胡人之事，道教徒认为这是历史事实，后道教徒撰写《老子化胡经》。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曾经担任过当时宫廷图书馆管理员，非常博学。看到国家开始衰落，老子就辞去职务去了西方。他经过边界时，当地的一个官员尹喜请求他写点东西，于是他就写了关于道德的文章，赠给那位官员尹喜。这就是老子留下的世界名著《道德经》，也是后来道教最重要的经典。传说老子活了200多岁，后来出函谷关去印度、西域等外国教化胡人去了。2600多年前，老子离开洛阳，出函谷关向西，之后再也无人知晓其下落。《史记》笼统地说他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传说他在那里变成了释迦牟尼佛，建立了佛教，并开始对印度人实行教化，这就是所谓的“老子化胡”。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只是当年佛教从印度西来，在文化上极度自信的中国人却很少有人相信，印度西来的佛教徒为了更好的让中国人接受佛教，佛教在中国传教时自己说出“老子化胡”的事件，道教徒也认为是事实，后道教徒撰写《老子化胡经》，成为双方认可的事件。

历史记载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临儿国，浮屠经（佛经）云其国王生浮屠（Buddha）。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Suddhodana），母云莫邪（Maya）。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后汉书襄楷传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齐书顾欢传云：‘欢着论曰：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画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

佛道之争

佛教传入中土，传统文化之卫道者一则以佛教来自印度，乃夷狄之教，以为夷狄文化低落，不及华夏，故不当信从。二则以华夷地域不同，益证老子序中以东为木，属阳，为道之所出；西为金，属阴，为佛之所生。阳尊阴卑，故道教优于佛教。三则以华夷之间，种族不同，夷人始信佛教，华人不当信。四则以佛教之流入中土，每致国家之衰乱，故不应信。自道教初兴，佛教东来，初期颇有互相利用之处，因两者所标义旨，间有相同。佛教传入之初，译天竺文为汉字，尝袭用道家字义，后道家亦有袭用佛教教义者。

佛道之争，虽属宗教冲突，然二者之兴替，皆不离帝王之爱恶亲仇，结果有力者较易获胜，失败者，每遭毁灭之厄运。佛道之争最早见于东汉，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王浮所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论争重要材料。主要的内容是：老子出关西去之后，化为佛陀，把他的教导传化于西域。特别指出，所谓印度佛教乃是渊源于老子的教导。化胡经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与转化的意义，"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国或外国人的意思。长时期，中国人除了中国的汉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国，一律广义地称之曰："胡"。最初化胡经的"胡"字，是狭义地专指佛教。作者是道士王孚，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师以诬谤佛法．．．。"王浮是西晋时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领袖）。[1]

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之宗教教团；南朝宋之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之，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化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于北朝，孝明正光元年（520），宫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论争，即清道观之道士姜斌与融觉寺之沙门昙无最，以老子与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其前，甄鸾之‘笑道论’与道安之‘二教论’二书为当时有关佛道优劣论争之重要论著，此二书皆以强烈之论点大力论难道教，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之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等帝王强力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即指：(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历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

隋代统一南北，唐祚代兴，以老子与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礼遇，太宗更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后之席次，成为唐朝一贯方针，道教乃得蓬勃发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条，济法寺法琳撰‘破邪论’论道教之虚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批论佛教，激烈争论佛道席次之先后问题。八年，定道、儒、佛之顺位。高宗显庆三年（658）三次召集僧道于内殿论议；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又就老子化胡经引发论争；至龙朔二、三年（662～663），论争犹未止。此等佛道论争之结果，道教方面摄取佛教经典之教理，制作种种经典以对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跃，王重阳创全真教；元时，其第五代教主邱处机之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破坏佛像，并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及‘老子八十一化图’，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伪妄，宪宗五年（1255）令二人对论，志常败论，帝遂勒令烧毁道德经以外老子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等一切伪经；以后二教明争暗斗相续不绝；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下诏弹压全真教，魏晋以来之佛道之争遂平息[3]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与信众，对立结果往往意气用事，各成派系，排斥异己，或互相诋毁，如佛徒着笑道论，道流亦作笑佛论以敌之。然佛道二教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数代之发展而更深入民间，牢不可拔，影响后世学术思想甚巨。

有关收录佛道论争之文献不少，较重要者有十异九迷论、夷夏论、三破论、显正论、弘明集、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论衡、智升之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等。

I. 古代名士为什么都爱隐居钟南山

终南山是道教全真派发祥圣地，道教发祥地之一。据传楚康王时，天文星象学家尹喜为函谷关关令，于终南山中结草为楼，每日登草楼观星望气。一日忽见紫气东来，吉星西行，他预感必有圣人经过此关，于是守候关中。不久一位老者身披五彩云衣，骑青牛而至，原来是老子西游入秦。尹喜忙把老子请到楼观，执弟子礼，请其讲经著书。老子在楼南的高岗上为尹喜讲授《道德经》五千言，然后飘然而去。传说今天楼观台的说经台就是当年老子讲经之处。道教产生后，尊老子为道祖，尹喜为文始真人，奉《道德经》为根本经典。
正是因为终南山的这些特点，使得终南山历代多有隐士。知名隐士有如：道教天神教祖——太上老君（老子李耳），文始真人——尹喜，西周元勋——姜子牙，正财神——赵公明，商山四皓——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汉初三杰之一——张良，仙家——汉钟离，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昙摩流支、那崛多，药王——孙思邈，赐福镇宅圣君——钟馗，仙家——吕洞宾，华严宗师——杜顺，诗佛——王维，全真圣祖——王重阳，天子之师——王九思，还有诸多高僧——僧肇、道生、道融、僧睿、慧观、昙（僧）影、慧严、道恒、僧丰刀石、慧睿、僧弼、昙鉴、慧安，昙无成、僧导、僧因、僧苞、僧业、僧周、僧亮等。南朝梁代以后的僧人有：昙相、法藏（北周隋唐间之法藏，葬云际寺），僧照，静藏、道删、法应，静霭、普济、普安、青彡（静）渊、法诚、慧超、善慧、法琳、智藏、法喜、智正、净业（悟真寺主）、慧远、灵润、会通、觉朗、智洗、弘智、法顺、智俨、善导、道判、慧贒、法藏（唐贤首国师）、道宣、澄观、宗密、净业（香积寺主）、怀辉、玄奘、虚云、飞锡、惟政等等隐居修炼于终南。
还有——新罗人金可记，卢藏（唐）、王嘉（晋）、江本实（明）、岐晖、张志坚、高鹤年、娄圭（三国魏）。

J. 化胡为佛的化胡由来

初期的佛教传扬不易，所以常依附于黄老道教而行。佛教攀援道教老子大抵可以从东汉明帝时楚王英说起，《后汉书》说其“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黄老、浮屠可以共祠，除佛教初期为了阐教刻意依附老子（老子“我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和佛教重慈悲、戒贪、谦卑相同，可以比附）外，还和当时流传老子入胡为浮屠有关。《后汉书》之《襄楷传》所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老子化西胡品》引《太平经》云：“老子往西越80余年，生殷周之际也”（《太平经》撰成在襄揩前）。并且，这种说法，未必出自道教徒，有可能是佛教初传，为求在中土流行，而刻意攀附。佛教攀附道教，混老子浮屠为一，自佛教传入伊始就是如此，似乎一直沿袭到汉末，汉献帝时牟融《牟子理惑论》中依然混佛老为一。到了三国魏末，鱼豢《魏略 西戎传》沿成其意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二十有九。”到了西晋惠帝世，道士王浮根据汉魏流传下来的传说编造了《老子化胡经》。上述老子化胡的说法，从汉至西晋，少有佛徒提异议，然而自东晋中叶后，佛教的势力渐盛，不再须要攀附道教，于是开始攻击斥责老子化胡之说。
中国的道教对待印度的佛教可能是另外一种民族神容忍别的民族神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的形式。在印度佛教传入后不久，中国本民族的宗教道教就建立了。道教的建立虽说是受到了佛教传入的影响，但它却是由我国这个民族自身文化传统中产生的一种宗教。道教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和佛教发生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就表现为“佛道先后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老子化胡说”的故事引起的。所谓“老子化胡说”是说，道教的祖师爷老子曾到西方天竺国进行教化，而后天竺才有佛教产生。这个“老子化胡”的故事开始比较简单，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记载老子至西方教化而有浮屠之教的材料是《后汉书·苏杨郎襄列传第二十》：
“延熹九年(166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琅琊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这段记载只是说明当时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这种传说的引起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把老子和浮屠作为神加以礼拜之故。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道教尚未建立之前，已经有把老子和浮屠并列者，如(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说：“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诏报曰：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看来在东汉时帝王常把老子和佛看成同类的神，而后道教又把老子神化并尊奉为他们的祖师爷。据《史记》上说，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看到了周朝的衰微，于是西出关(据说是函谷关)，这时函谷关的长官尹喜请老子为他著书，于是老子就作了道德上下篇五千言，而后西去，莫知其所终。由于原来就有老子西去的传说，于是道教徒们就附会说老子西去入夷狄为浮屠。道教是中国所自出，佛教乃外来文化，中国素来持“华”、“夷”之见，把自己看成是华夏的文明地区，而把其他民族都看成是没有开化的夷狄之邦，尊华夏而贱夷狄。从道教的观点看，它自己是华夏民族的宗教，而佛教是外来的夷狄宗教，这两种宗教怎么能并列呢？于是编造了“老子化胡说”，意图把道教抬高到佛教之上。
但《襄楷传》所载，仅仅说“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并没有明确讲到老子到天竺教化胡人：虽然我们可以分析说襄楷所说的话包含“老子化胡”的意思。到三国时，道教徒不仅编造了老子到西方教化胡人的说法，甚至老子是佛的老师的说法。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按：鱼豢魏明帝(227—239)时为郎中，卒于晋武帝太康(280—289)之后。《魏略》大概作于曹魏之末。“《浮屠》”指佛教的经典《当为当时的某一经典》，此处所说的“《老子》经，”很可能就是指《老子化胡经》之类的“经”，当然不是指的《老子道德经》，因唐道宣《归正篇·佛为老师章》的注说“出《老子》、《符子》”，或此处《老子》指《老子西升经》。与鱼豢大约同时有杜挚作《笳赋》，在其序中说：“昔李伯阳避乱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造斯乐。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后汉书·窦章传赞》章怀太子注说：“茄，胡乐也，老子作之。”《魏略》述老子化胡之说，杜挚《笳赋序》说老子入西戎作笳乐，虽然与佛教无关，但可见三国时老子教化胡人的故事甚为流行。在汉末至曹魏这一时期，佛教徒方面没有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推究其因，或因为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在当时仍依附于中国原有的道术，而老子不仅是两汉以来黄老之学推崇的对象，而且也是魏晋玄学所推崇者，其在人们心目中之地位当在佛之上，所以还没有对“老子化胡”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至西晋初年，“老子化胡说”仍很流行，如作《高士传》的皇甫谧尝说：“老子出关，入天竺国，教胡王为浮屠。”皇甫谧大约生于汉末建安年间(215前后)，死在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晋书》有传。皇甫谧的这段话较之襄楷的话就明确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晋时出现了一本据说是由道士王浮所造的《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早已散失，后于敦煌石室得《老子化胡经》残卷，据大忍渊尔《敦煌道经目录》所载，有《老子化胡经》序，第一卷、第二卷、第八卷、第十卷等残卷。但敦煌之《老子化胡经》残卷据考证已不是西晋时的原本，而是经过后人加工扩大而成的。关于记载王浮造《化胡经》以及他和僧人法祖关于佛道二教正邪的争论的材料，在此一时期有东晋末竺道祖撰的《晋世杂录》、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梁裴子野的《众僧传》等。记载“老子化胡”故事的书也不少，如葛洪的《神仙传》、东晋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等。但最重要的材料应是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祖法师传》中的记载，其文说“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后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争正邪。浮屡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慧皎《高僧传·帛远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帛远字法祖，是晋惠帝时(290—306)的人，这时已是西晋中期了。从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在西晋时道教不仅有“老子化胡之说”，而且创造出了《老子化胡经》这样的书，用以证明佛教是出于道教；第二是，西晋中叶后，佛教势力渐盛，不再能容忍道教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因而与之争辩。但是王浮与法祖争论的内容不得其详，大体上是争论哪一种宗教是“正道”，哪一种宗教是“邪道”，似乎也还不是直接争论佛道先后问题。《弘明集》卷一有未详作者的一篇《正诬论》，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佛道先后的问题，，其文说：“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经云：闻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终，永存绵绵。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语，晋言无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称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讲道德之经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众圣之元始也。”这里所说的“经”是《老子西升经》，在《广弘明集》卷一中也引有这句话，即说出自《老子西升经》。《正诬论》这篇文章虽作者不可考，但文中说“晋言无为”云云，大体可断定为西晋或东晋的作品。由此可知，在晋时佛教徒已可以把佛提高到老子之上，来为佛教争取地位。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难道道教的著作《老子西升经》会自己说他们的祖师爷老子是佛的弟子？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仔细读所引《西升经》的文字根本得不出老于是佛的弟子这样的结论来。因为书中“古先生”是指谁并未明言，何以见得是指佛呢？据史料内容看，《老子西升经》大概也是西晋时的作品，而今存《西升经》有多种版本，据《道藏》中所收宋徽宗注本《西升经·西升章第一》说：“老子西升，开道竺乾，号古先生，善入无为，不终不始，永存绵绵。”同本末章《戒文章》第二十九说：“老君曰：吾重告尔，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将返神，还手无名，绝身灭有，绵绵常存。吾今逝矣……忽然不见……喜出庭中……即仰睹悬身坐空中，其状如金人。”这段文字大概也不会是晋时原本的文字，但《西升经》既为道家著作，决无以“古先生”为佛是老子之师的道理，因此大义应是不差的。前面引的一段《西升经》所说的“古先生”自然只能是指老子，并说他去天竺开导其地。后一段更说明老子悬身空中，状如金人，即变化为佛。晋时的佛教徒改《西升经》只改了个别字，加了一句“善为泥洹”，使文意不清，而解释说“古先生”是佛，是老子之师。到唐初道宣的《归正篇·佛为老师章》就改为：“老君曰：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云云，成为老子自己说他的老师佛“化游天竺”了。道教徒伪造“老子化胡说”，作《老子化胡经》，后来佛教徒又纂改道教经典，把本来是“老子化胡”的意思改为佛是老子之师“化游天竺”。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为了信仰的目的，要把自己的宗教派别抬高到其他宗教派别之上，不惜造假，用以骗人，也骗自己，这种事在宗教史上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