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立法案例

A. 未成年人保护法案例

2002年1月13日（星期日）16时左右，一列铁路货物列车进入孝义市某铁路分局管内的万安火车站区内，等候加补机车。期间，家住火车站旁某村6岁的幼童杨某与伙伴进入没有封闭的站区，到上述货物列车尾部最后一节车厢下玩耍，数十分钟后该列车开出，杨某被火车轧伤。杨某先后经多家医院治疗仍造成左前臂中上1/3处、左下肢小腿中上1/3处被截肢，司法鉴定为二级伤残。2003年杨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某铁路分局赔偿因其管理疏忽而造成的原告人身损害损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费的维修等费用）共计75万元。

该案在一审中，原、被告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鉴定费、残疾用具费、住宿费交通费总计369 129.66元。

双方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归责原则及法律适用； 2、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本起铁路交通事故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除了物质损失外，也包括精神损失。作为未成年的幼儿，身体被截肢，除肉体上的痛苦外，也造成伴随终生的精神压力和痛苦，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应给予一定物质上的抚慰和赔偿。赔偿额度应综合杨某的受害程度、被告某分局的过错程度、赔偿能力等因素，参照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合理确定；受害人杨某安装假肢后，每年需1500元更换接受腔、脚板的费用亦属更换假肢的费用，应列入赔偿范围，此笔费用为6.9万元；终生护理费及其他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火车有自己固定的轨道，在站内和区间内铁路线路上逗留、游逛、穿越和拣拾煤渣杂物等会发生危险，是一般性常识。国发（1979）178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当时重新修订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第二条将上述行为列为禁止性行为，相对人有自觉遵守的义务。原告进入铁路作业区内停留车下玩耍，被火车轧伤致残，显系其自身原因所致。但其毕竟是未成年的幼儿，没有行为能力，其父母作为监护人理应倍加看护，确保其人身安全。而本案中其监护人明知村外火车站铁路作业区存在危险，而放任其外出玩耍，无人陪同看护，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致使本案损害后果发生，应对本案事故负主要责任；火车是高速运输工具，铁路作业人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避免铁路作业对周围环境中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损害。万安站工作人员正常作业亦无违章，虽尽了相应的注意义务，但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未成年人在铁路作业区玩耍，其注意程度尚有不足，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应负一定责任。依照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第106条第2款、第119条、第131条，判决：被告某分局承担损害赔偿总额438 129.66元的20%的赔偿责任，即87626元，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其余由原告及监护人承担。

一审判决后杨某不服，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准。火车从万安站开出后，才发现杨某被火车轧伤，根本不是注意程度不足，而是开车时没有观察周围环境。原判未能分析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有意把责任推给监护人；原判适用法律方面错误。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指的“承担责任”是指生活上的抚养和教育责任，而不是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2款，本案中被上诉人有过错，原审判决也已认定，就应当依此项规定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一审判决只让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损失的20%，显属不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本案侵害人是某分局，受害人即使有过错也只是减轻侵害人的责任，原审法院把减轻侵害人的责任曲解为受害人负主要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从事的是高速运输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判决。

被上诉人某分局辩称：上诉人人身伤害是其自己钻入火车下玩耍所致，其行为被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铁路运输企业依法免责。按照《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国发（1979）178号文件、铁路法第58条规定，上诉人因自身原因擅自进入铁路工作区造成伤残事故，应由上诉人本人和未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承担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不仅对被监护人进行抚养、教育，还要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本案正是由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造成的，故应由其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按章作业，在目前科学可能情况下，列车装有列尾装置，能保证正常情况下列车的安全运行。但本案上诉人钻入列车下面的行为情况特殊，非一般人所能预料，非一般装置所能防止，也大大超乎被上诉人的预料和现有科学水平情况下被上诉人所能采取的防护措施。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及铁路法“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侵害人免责事由，我国法律对适用无过错责任时的免责条件是有严格规定的，除了法律一般规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则第123条及2003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均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损害。铁路法规定的是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的自身原因一般解释为受害人的故意。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视为故意，受害人的故意包括直接和间接故意。免责条件是侵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除外责任。侵害人要免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侵害人没有过错；二是受害人存在侵害人可以免责的情况。在本案，就侵害人而言，其在所属的万安站区有村庄，村庄与铁路之间没有任何防护，铁路作业时亦未派人看护，侵害人应当预见到村内的小孩可能会到铁道上来玩耍，却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便启动火车机车，显然存在过错。就受害人而言，其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不存在故意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因为法律规范的主体是有行为能力人和特定情况下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而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还作了特别的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从以上两方面分析，本案不存在受害人免责的条件，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为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主张免责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受害人杨斌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其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监护职责。该村庄位于铁路站区区间内，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未采取更为有效的看护措施，对造成被监护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存在过错，可以依法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侵害人不得以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负有监护职责为由，将自己依法应当承担的侵害赔偿责任转嫁给监护人。根据本案侵权责任的承责原则和侵害人存在的过错，被上诉人对受害人杨斌被火车轧伤致残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即60%的责任。杨斌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应当减轻被上诉人赔偿责任，即承担40%的责任。一审判决认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致使本案损害后果应负主要责任没有法律根据。关于一审中双方认可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共计369129.66元，为双方协商一致所确定，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针对精神损失费、终生护理费、残疾用具的维修等其他费用能否列入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判决确定每年需更换接受腔、脚板的费用共计6.9万元应列入赔偿范围，双方对此均未上诉，应予维持。据此，本案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总计为438 129.66元，按上述所确定的责任比例，某铁路分局应赔偿杨斌262 877元，其余部分由上诉人的监护人自担。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针对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被上诉人赔偿杨斌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亦无不妥，应予维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责任认定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民法通则第123条、第131条、铁路法第58条、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关于某分局赔偿杨某身体损害所致损失87626元部分；二、维持一审判决关于某分局赔偿杨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部分；三、某分局赔偿杨某身体损害所致损失262877元；

二、本案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

铁路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铁路列车的通车里程在不断延长、运行速度在不断地提高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铁路列车越来越繁忙地穿梭于人口稠密的城镇、村庄，从方方面面在极大地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质，但同时也可能给周围人群带来不安全的环境。因此，铁路运营中造成人员伤亡时有发生。较之前些年，现今的受害人及家属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且有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协助，铁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及家属越来越多地欲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铁路法院受理的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正是在这一系列综合背景下呈逐年递升趋势。在这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有一类案件较为典型，即未成年人在玩耍时进入铁路作业区，被列车轧伤致残的案件。这些受害人中，大的十几岁、小的才二、三岁。在处理这类未成年人诉铁路运输企业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法院除面临着一般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如何适用归责原则、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外，还面临着在未成年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过错情况下，高危作业人是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文即结合本案试从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民法通则作为基本法关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我国高度危险作业的范围包括：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承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问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只要其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从无过错责任原则形成的历史看，该原则首创于1838年普鲁士王《铁路企业法》。该法律确认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损害，铁路公司不得以无过错为由免除赔偿责任，这个法律几经修改，不仅适用于铁路运输，而且广泛适用于电车运输、采矿等各种存在风险的工业部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各国通过特别立法和法院判例，纷纷在火车、汽车、航空、航海、电气、核能利用、科学实验等危险性工业中采用无过错责任，以调整工业灾害中企业主与雇佣工人及其他受害人的关系。1922年由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苏俄民法典》明文规定了危险业务责任。该法典单独列出条款，把危险性工业称为高度危险业务，确认源于高度危险业务的损害负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设立目的也在于敦促高度危险作业人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最大限度地保护周围人群的人身、财产安全。我国民法通则将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确定为无过错责任。关于火车是否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高速运输工具曾有争论。

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铁路列车的运营速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不应列入高速运输工具范畴。有人提出，是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应当根据其时速确定，超过一定时速才能称为高速运输工具，否则不能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看待。笔者以为，不能单纯以速度的快慢来认定铁路是否为高速运输工具，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起源及目的看，更应着眼于铁路运营是否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众所周知，一旦被运行的列车碰撞、碾压，产生的后果必然是非死即伤，尽管有时列车行进速度并不高，但损害后果同样也是非常严重。另外，火车的速度是变化的，启动和停车阶段慢，中间运行阶段快。所以，认为以火车运行的时速来确定其造成损害的归责原则是机械、片面、不科学的，更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随着人们普遍对高度危险作业认识的深入及法学研究、民事审判实践的深化，火车系高速运输工具、铁路运营为高度危险作业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按照以上关于高度危险作业及无过错责任产生的背景和目的介绍和分析，铁路运营致人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审判实践中，铁路运营中造成人身伤害应如何承则一直存在争论，根本原因在于对铁路法的规定认识不一。1990年颁布的铁路法中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同时规定，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或者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造成的人身伤亡，属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

有观点认为该条与民法通则第123条存在冲突和矛盾，又由于铁路法颁布在后，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铁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另一观点认为，铁路法第58条的规定扩大了免责事由，与民法通则相冲突，应为无效，审判中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可以说，由于没有来自于权威部门的解释，民法通则与铁路法规定是否存在冲突的不同认识一直存在，导致此类案件如何适用归责原则一直扰着审判实践，而这些不同认识也在受害人与铁路运输企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辩中集中体现。就同一损害事实，受害人往往援引民法通则第123条主张铁路运输企业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故意行为，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危作业人对其作业中造成的损害即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则引用铁路法58条主张损害发生是由于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根据铁路法58条免责条款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关于两法适用问题，受害人认为，根据上位法效力的优先性，应适用民法通则；铁路运输企业认为，按照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应该优先适用铁路法。

另有第三种观点认为，两法并不存在冲突，铁路法第58条是对民法通则第123条的具体贯彻和运用，两者均是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其实铁路法第58条“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民法通则123条的从事高速运输工具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民法通则作为基本法已对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原则作了规定，有关从事高速运输工具的单行法、部门法不可能作出不同的规定。故对铁路在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应该是明确的。

（二）如何确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定免责条件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是否构成铁路运输企业法定免责条件

既然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该如何确定免责条件呢？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铁路法58条的免责条款，即“受害人自身原因”的含义。铁路运输企业认为：火车有固定的轨道，如果没有受害人侵限的事实就没有被轧伤亡的损害后果，受害人伤亡原因是由于其侵入铁路线路造成，属于铁路法58条规定的“受害人自身原因”这一免责条款，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如果这一抗辩理由成立，那么可以得出：凡是铁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均可不能承担责任。因为受害人不去铁路轨道，就不会发生人身伤亡。显然，这样理解“受害人自身原因”与设定无过错责任这一归责原则的立法目的是相背。笔者认为，在理解铁路法这一专门法时，不能断章取义、孤立地去理解和解释

“自身原因”的含义，应该结合民法通则123条，以及其他法律关于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条款的规定。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定免责事由除法律一般规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则第123条和2003年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均规定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损害。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号《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不可抗力；（二）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三）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而引起触电事故；（四）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参照民法通则和上述司法解释有关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情形的规定，笔者认为，对铁路法第58条关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含义应理解为：1、不可抗力；2、受害人的自杀、自伤；3、受害人破坏设施或其他违法犯罪引起的事故；4、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同时应该明确，发生上述情况造成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亦应当根据原因力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于铁路法58条对“自身的原因”的免责条款仅列举了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两种情况,其他情况怎么办？法律调整不到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怎么办？这些均未规定。且这里讲的是“违章”，如果违的是铁路部门的规章，可以作为免责的法律依据吗？特别是受害人为未成年人时，其进入铁路作业区被撞压伤亡是否属于“自身的原因”呢？

笔者以为，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决定其对行为后果缺乏必要的认知和预见，对铁路作业区这一特定危险场所玩耍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能完全、正确、清醒的认识，所以其在铁路作业区玩耍不存在自杀、自伤的目的，又因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并非法律所调整民事义务主体（法律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有特别规定除外），其在铁路作业区玩耍也就不应属于违法犯罪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其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过失，不存在有无过错，故不能认为是其自身的原因。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我国法律还对未成年人做了特别保护，规定其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但有观点认为, 即便人身伤害损害后果的发生非受害人自身的原因，但由于对未成年人有抚养、教育义务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侵入铁路限界，造成人身损害，应由监护人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铁路运输企业不应承担责任。笔者以为，根据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被监护人侵害他人造成损失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被监护人有财产的，从其财产中赔偿，没有财产或财产不足以赔偿的，由监护人赔偿。而被监护人受他人侵害造成人身伤害损失的，由侵害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与被他人造成损害时，其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不同的。不能把未成年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的责任等同于未成年人被侵害时监护人的责任。未成年人作为受害人被造成人身伤亡的，侵害人应当依法承担过错或无过错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不应因为监护人的过错而被替代。而且，监护人并非未成年行为人，监护人的监护过错不等于行为人的行为过错，由于未成年人不是法律所调整民事义务主体，不存在主观过错问题，故对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综上，在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不能构成铁路运输企业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的免责事由。但监护人其未尽监护职责，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过失相抵的规定，可以适当减轻侵害人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监护人有证据证明已尽到监护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如此，既可以敦促高危作业企业采取更为有效防护措施，进一步防止损害后果的发生，又可以警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加强监护职责，以期社会到家庭最大可能避免未成年人人身伤害发生的可能，真正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后语：

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然证明，社会的欲加文明、进步，人的生命价值亦会欲会得到彰显和重视，这也必然体现在国家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各个领域和环节。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危作业人其在运营中造成人身伤害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同样也是在体现法律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产生原因和目的是协调一致的。目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够清晰、明确，使得对理解和适用的分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法院判案的统一，虽然多年来，法官一直在通过案例分析、论文研讨等形式在解释争议，提出观点，但不可回避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法官仅是适用法律的居中裁判者，其对法律的解释无论从论点到论据多么充分，其权威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而质疑的后果也必然使得铁路作业人不易接受无过错责任这一加重其责任的归责原则，也不能使其从根本上在这一原则促动和指导下，自觉加强安全注意义务，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切实保护好周围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刘女于2004年4月10日出生，是刘某和杨某的非婚生孩子。其在出生后一直由母亲杨某抚养，在广州市生活。2005年4月14日，刘女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其父刘某支付其自出生至年满18周岁的抚养费216000元。

「裁判要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女是刘某的亲生女儿，刘某有义务抚养刘女。由于刘某在刘女出生后一直没有负担抚养费用，故刘女起诉要求刘某支付其出生后至18周岁时止抚养费的请求，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至于抚养费的给付数额，现刘女要求刘某每月支付1000元，但由于刘某不同意，该院根据广州市现时的生活水平和刘某的经济状况，认为以刘某每月支付350元为宜。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某在判决生效后之次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350元给刘女，至刘女18周岁时止。二、刘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按每月350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2004年4月至判决生效之月时止的抚养费给刘女。三、驳回刘女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后，刘某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其理由是：1、支付抚养费的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以后的生活创造好的条件，它不是需要偿还的债务，不存在可以溯及既往的问题，故原审判决第二项不当。3、他现在没有工作，作为一个专科毕业生，即使以后有工作收入也不会很高，故他无力负担孩子的抚养费。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刘女是非婚生子女，但其依法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刘某作为刘女的生父，应当负担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其能独立生活为止。刘某以自己没有工作、无力承担为由请求不予支付抚养费无理，本院不予支持。刘女出生后至本判决生效之月止所需的抚养费已由杨某支付，刘女起诉请求刘某负担此期间的抚养费，实质是杨某要求刘某返还其已支出的款项。由于本案是刘女提起的抚养费纠纷，杨某的上述请求与刘女所主张的权利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应调处。原审对此作出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一初字第77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及对一审诉讼费的处理；二、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一初字第77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评析」

在美国，对于子女抚养费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子女抚养费的支付必须是自动的、不可抗拒的，就象死亡和纳税一样”。但是事实往往并不能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除了死亡无人可以逃避之外，拖欠支付抚养费和偷税漏税一样仍然存在。

支付子女抚养费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不言而喻，但是对于本案而言，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子女能否对判决生效之前的抚养费提出请求？在合议庭进行讨论时，法官们一致认为本案中刘女对判决之日前抚养费的追索，实质上是刘女的法定代理人杨某与刘某之间的纠纷，反映了杨某由于刘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未对女儿尽抚养义务，造成了她的损失，要求刘某予以赔偿的心理。合议庭认为这可以构成诉因，但不应当在以刘女为主体的诉讼中进行审理，而应由杨某另行起诉向刘某追索，因此对刘女的该部分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B. 什么案例可以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法治不仅要求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的执法机制、普遍的法律遵守，更要求公平正义得到维护和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强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

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密联系我国法治建设实际，统筹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突出政法战线的关键作用，多措并举，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2)科学立法案例扩展阅读：

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的相关内容：

1、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2、加强法治反腐能够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确保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

3、加强法治反腐，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不断筑牢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思想基础，不断提高政法队伍的整体素质，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奠定人才基础。

C. 关于立法权的事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始于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制定物权法高度重视。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草案的物权法编进行了初次审议。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制定物权法列入重要议程，在过去工作基础上，花了很大精力，做了大量工作。为了把这部法律制定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2005年7月将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共收到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1万多件；并先后召开100多次座谈会和几次论证会，还到一些地方进行专题调研，充分听取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基层群众、专家学者、中央有关部门等各方面的意见。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六次审议，审议次数之多在我国立法史上是空前的。

D. 什么叫做案例

案例分析题是向考生提供一段背景资料，然后提出问题，在问题中要求考生阅读分析给定的资料，依据一定的理论知识，或做出决策，或作出评价，或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意见等。

案例分析题属于综合性较强的题目类型，考察的是高层次的认知目标。它不仅能考察考生了解知识的程度，而且能考察考生理解、运用知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能考察考生综合、分析、评价方面的能力。因此，案例分析是区分度很高的题目类型。

并且大型企业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越来越重视舞台展示型的案例分析中涌现的优异学子。

当然，案例分析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三点：

1、 编制比较困难。案例分析题对背景资料有很高的要求，这给编制带来较大的困难。

2、 在一份试卷中所占的篇幅或分数较大，但题量较小，因而影响到整卷对知识面的覆盖。

3、 评分上容易受阅卷者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评分信度不易高。

(4)科学立法案例扩展阅读：

准备阶段

1）负责人（一般由培训指导员、主持人担任）确定培训课程的具体目的、内容、范围及对象。

2）从平常收集的资料中选择恰当的案例作为讨论的个案，个案的范围应视培训对象而定。

3）确定会议室、会议时间，制定培训计划。

4）指导员应准备下列知识：个案研究法的操作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讨论前个案的选择标准，讨论后如何总结问题。

实施阶段

1）指导员向参加者简单介绍下列知识：

个案研究法的背景、方法大意、特色；

个案研究法应用时注意的问题及应用后能达到的效果；

计划安排。

只有让参加者对本法有了大概的了解后，才能使他们顺利进入角色，使培训工作顺利完成。

2）通过自我介绍，使参加者互相认识并熟悉，以培养一个友好、轻松的氛围。

3）将参加者分成三到四个小组，每组成员八到十名，并决定每组的组长。

4）分发个案材料。

5）让参加者熟悉个案内容，并且主持人要接受参加者对个案内容的质询。

6）各组分别讨论研究个案，并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7）各组找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8）挑选出最理想、最恰当的策略。

9）全体讨论解决问题的策略。

10）指导员进行整理总结

E. 关于法律规则的七个分类的案例

哪有那么多的分类，只有几个比较重要容易考的！！！
1、按照规则的内容规定不同，法律规则可以分为授权性规则和义务陛规则。
所谓授权性规则，是指规定人们有权做一定行为或不做一定行为的规则，即规定人们的“可为模式”的规则。它分为两种（1）权利性规则，例如物权法第十八条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2）职权性规则，如宪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
所谓义务性规则，是指在内容上规定人们的法律义务，即有关人们应当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的规则。它也分为两种：(1)命令性规则，是指规定人们的积极义务，即人们必须或应当做出某种行为的规则，例如 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 (2)禁止性规则，是指规定人们的消极义务(不作为义务)，即禁止人们做出一定行为的规则，例如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 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
2、按照规则内容的确定性程度不同，可以把法律规则分为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
确定性规则，是指内容本已明确肯定，无须再援引或参照其他规则来确定其内容的法律规则。在法律条文中规定的绝大多数法律规则属于此种规则。你随便举一个就行了啊！
委任性规则，是指内容尚未确定，而只规定某种概括性指示，由相应国家机关通过相应途径或程序加以确定的法律规则。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二条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开征时间和征收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准用性规则，是指内容本身没有规定人们具体的行为模式，而是可以援引或参照其他相应内容规定的规则。例如，我国商业银行法第17条：“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
3、根据强制程度分为：强制性规则（命令性规则，强制性规则多现于刑法，包括义务性规则和禁止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强行性规则不允许当事人有个人意思表示，任意性允许人们自行选择），你可以按照第一种分类进行举例。

F. 提问一个法律案例求解答：

1、甲与其妻请单位领导A吃饭，过程中，将该酒送给A，涉嫌行贿罪；A涉嫌犯受贿罪；
2、甲妻找A，提出升甲为科长要求，被A拒绝。甲妻遂出示确认书，提出，要么归还酒，要么升甲职务。A无奈，只好将家中存款8万元取出，密封交与甲。甲要其妻将钱还给A，其妻虽答应，但未归还。甲妻涉嫌犯诈骗罪；
3、拍卖行工作的蜜闺，制作了一份陈年藏品确认书，称其价值8万元。涉嫌伪造鉴定文书；
参考：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举证责任
一、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黑洞
国家工作人员（以下称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 但是检察机关很难侦破此类案件。 检查机关尽管找到了赃物，国家公务人员的亲属也承认接受了财物，请托人也承认自己行贿的行为，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有公务关系，三个证据相互结合，形成了受贿犯罪的一段证据链条，但是仍然不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因为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能证明工作人员知道贿赂的只有请托人的证言，分二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请托人把亲属接受财物的情况告知了工作人员，那么请托人就这个过程和内容的陈述是直接证据；第二，如果请托人没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员，而是亲属承诺代为告知并代为说情，请托人就这一过程与内容的陈述是间接证据。根据这个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能确证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了财物，就不能确定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请托人的证言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辩解属于同一证据类型，其证明力相同，一个证实，一个证反，因此，不能确证待证事实。其二，孤证不能定罪原则，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同样适用，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受贿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证事实，也是案件定性的关键，因此必然有充分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共同受贿故意，就不能认定其受贿罪。如果没有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渎职罪也不能认定，其亲属也不构成受贿。如果其亲属没有索贿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损失，是收受财物作为非法所得没收，受贿犯罪的风险化解为零。能否从其他途径取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一般不能。第一，受贿犯罪基本上是“一对一”，没有第三者在场。第二，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可以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解释；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失，可以解释为工作失误。第三，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达成共同受贿故意比较便利，由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亲属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习惯还是空间,达成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比较方便，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留下的证据相对比较少。第四，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能及时处理,不至于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第五，受贿犯罪是一种高智商犯罪，犯罪嫌疑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见多识广，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作案之初就想到了退路。第六，基于利益共同体，亲属只承认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但不会承认将收受情况告诉了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这是国家工作人员有罪无罪的的关键证据，并且亲属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成为一个黑洞。
二、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证明
（一）受贿推定的立法经验
唐律规定，官吏的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不论官吏是否知情,官吏与其家属均构成犯罪,知情与否只是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受贿推定立法技术相当成熟。
二十世纪初,正是我们抛弃亲属受贿推定规则时,英国人正为自己发现了受贿推定规则而欣喜不已;今天的中国法学家发现,原来唐律第146条与1916年英国防止贿赂法第2条异曲同工：以受贿罪被起诉之人，只要起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有接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就默认为受贿犯罪。除非被告人能提出合法收受的证据。此后被新加坡等多数原英联邦国家及属地采用。纵观以上国家和地区贿赂推定的立法背景,一般处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经济腾飞即将开始的历史性时刻。谁也不能否认,受贿推定在这些国家反贪法律中的核心地位, 也不能否认成功的反贪在这些地区经济腾飞中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我国现阶段,也基本属于这一历史性时刻。正是这些成功实践,使联合国采纳贿赂推定作为反贪贿的实际措施加以规定和推行。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受贿推定条款，但吸收了推定精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奸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此五罪分列在刑法第八、六、四章,分布较广，此五罪是根据一定的事实基础,推定犯罪事实或犯罪故意的存在。
我国现行受贿案中，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受贿案占81～90％， 亲属插手而形成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近100％。从统计学原理看,这一概率应该能反映事物的基本趋势。当然并不是说,推定允许出现0.01％的错案率,因为这部份人可以通过反证排除推定的成立，因此亲属共同受贿推定有它的科学基础。
（二）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推定的设计
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指工作人员或者亲属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推定的犯罪形态仅限于既遂。
（三）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必须向法庭证明的事实
其一，亲属、请托人或其代理人姓名及其背景资料；请托人送交贿赂的时间、地点、方式，贿赂的种类、形状、金额、处理、去向的证明。其二，请托人向亲属明确提出请求事项的证据；工作人员指示亲属取得请托人贿赂的证据；第三人告知亲属贿赂性质的证据；亲属取得请托人贿赂是否属于惯例的证据；亲属向请托人承诺的证据；亲属要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的证据。其三，亲属明确表示愿意收下贿赂的证据；亲属事实上收下贿赂的证据；亲属以所有权人的方式处理贿赂的证据，如消费、存贷、投资、出借、转赠、捐献等。其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请托人达成谋利意向的证据；在公务决策过程中，工作人员支持请托人利益的证据，如向主管领导代为请求的证据，交待下属为请托人办理有相关事项的证据，决策会议中表达意见的证据，向请托人透露不该透露的信息的证据等；相关文件中签署意见的证据；决策过程不符合法律规定或相关内部规定的证据；请托人获得相关利益的证据；谋利行为给他人、集体或国家正当利益造成损失的证据；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与亲属取得贿赂因果关系的表面证据，即二者之间从一般常识来看有其关联性——时间相距不远、金额大体相当。其五，检察机关取证程序合法的证据。检察机关对自己提出的证据需要的合法有声明义务。如果认为检察机关取证非法，则应由被告人举证证明。其六，关于被告人反驳是否成立的证明。从逻辑上证明反驳证据与基础事实存在明显的矛盾，证明反驳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消除；证明反驳证据不存在；证明反驳证据来源非法；证明反驳证据证明效力欠缺。其七，关于诉讼意见的证明。如果检察机关根据基础事实的证据和否定反驳事实的证据，向法庭提出判决被告人有罪的公诉意见，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基础事实不可动摇；推定事实没有受到实质性和整体性反驳，所谓实质性反驳，即证明了推定事实的某个环节不存在，所谓整体性反驳，即反驳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作为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总体要求，单个证据和证据链条都必须建立在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基础上，间接证据和传来证据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但原则上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基础证据。作为例外，如果在某个非主要事实环节上，没有直接证据或原始证据，但有多个间接证据或传来证据证明，可以根据补强证据规则， 认定与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同等的证明效力。
（四）被告人的举证责任
如果工作人员及其亲属主张自己无罪或罪轻，则必须向法庭提出以下证据：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的证据；基础事实不存在的证据；检察机关取证非法的证据。
其一，对基础事实的反驳。亲属可以证明，没有收到请托人财物的证据，如果请托人是通过第三人或邮寄等间接形式向亲属送交财物，可以自己通过与请托人或代理人质证或邮寄业务单位的证言，证明自己没有收到财物。或者证明自己没有接受请托人财物，在承认请托人确实曾送来财物的前提下，证明自己坚决不收、让请托人或其代理人当即就带回了财物，或者当时无法拒绝或抵制请托人或其代理人的送交行为，对方把财物放下就走了，后来自己想方设法退还了财物，并愿意与请托人或其代理人质证，如果是通过第三人退回财物，可以请第三人作证，如果是通过邮局或银行退回的，可以提交收据、回执或承办机构的业务记录，如电子记录、业务记录存根等。或者在无法或不便退回请托人时，把财物交给了纪检机关、公安机关、法院或其他机关，自己没有占有财物，有相关收据、回执证明。亲属可以证明自己虽然曾长期占有请托人财物，自己并没有接受的故意，长期没退回有客观原因，如当时没有联系上请托人，或虽然联系上了，请托人没有来取；或者曾经将财物送回了请托人，但请托人后来又将财物送了回来，可以质证；或者自己当时确因事务较多，没有及时处理，但日后又忘记了，有公司领导或第三人的证言；或者自己出国了，没有来得及处理请托人财物，委托第三人退回，因第三人的原因，或其他客观原因，没有及时退回，有第三人的证言或其他证据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人情往来，因为自己曾经利用本人的个人便利为送礼人办了事，如为送礼人翻译了文件等，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般往来，如生日礼物，自己也给对方或第三人在相同情况下送了相应礼物，有第三人的证言或家庭财物记录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合法报酬，因为自己是请托人的雇员，其他相同资历的人也享有同样待遇，有第三人的证言或公司财务支出记录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正当的投资收入，如合伙、合股等，有企业章程、出资证明为证据。或者证明，自己接受了他人财物，但确实不知是贿赂，送礼人当时对自己说，这笔财物是作为自己亲属——工作人员的老朋友送的礼物，并且保证不会请求老朋友为自己谋利，绝对不是行贿，因金额不是很大，对方又很富有，所以相信对方而收下了礼物，可以与送礼人质证。或者证明工作人员曾告知自己，是其老友来访，要自己好好接待，老友送来了礼物，就收下了，可以与送礼人质证。或者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一般的借贷行为，有借贷协议或合同，并且自己履行了相应协议或合同，有相关书证证明，并可以与出借人质证。或者证明自己虽然知道请托人行贿，所送财物是贿赂，但自己没有占有贿赂的意思，把贿赂以请托人的名义，转赠或捐献给了第三人，有书证或证言证明。
工作人员可以证明，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在请托人与本单位的公务关系中，完全是按规定办事，在同一公务上，对待类似的人是相同的态度、程序和标准，有办公记录、会议记录、财务记录、同事证言和其他公务相对人的证言证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可以证明，检察机关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如有威逼利诱行为；或者证据证明力欠缺，如某个事实只有单一证据，或者不是直接证据或原始证据。
但是，有以下几种情况反驳无效：没有反驳，或称“消极反驳”；不等价交换掩盖下的权钱交易反驳无效；以接受财物没有给他人、集体或国家造成损失甚至增加了利益为由的反驳无效；以没有动用贿赂物为由的反驳无效；以不知礼物实际价值为由的反驳无效，因为凭常识，请托人为谋取较大利益，不可能只送十几元的礼物，况且凭常识，一般能识别出礼物的价值。
其二，对推定事实反驳。亲属可以证明，自己接受人了他人财物，虽然自己财迷心窍，但是不敢把敢把情况告知自己的亲属——工作人员，怕连累工作人员，就独自处理了该财物，一直没有告知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一直不知道此笔财物，该财物放在自己的“小金库”里，有家庭财务记录和财物现状证明。或者自己接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也告知了工作人员，并请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但遭到了工作人员的严辞斥责，要求自己立即退回财物，自己表面答应立即退回，但事后没有实际去做，工作人员追问此事时，自己谎称已经退回了财物，因此工作人员与自己接受财物没有实际关系，可以与工作人员和请托人质证，或以家庭财物记录证明。或者自己在知道请托人有求于工作人员时，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也得到了财物，但自己是打着工作人员旗号骗取财物，并没有真正想告诉工作人员并与之共同受贿，也没有把自己索取财物的行为告知工作人员，请托人后来办成了事情，与自己索取财物无关，可以家庭财产记录或工作人员办事过程作为间接证据证明。

G. 案例分析

现在不少事政出多门，各行其是，让老百姓无所适从。

H. 求一个大学生增强法律意识的案例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许霆在广州市某银行的ATM机上取款。当他输入卡号密码和100元的取款额并按下确认键之后，取款机却不能回应。于是他重新输入，按了1、0键之后，又不小心按了‘00’键，却取消不了，可当他按下确认键之后，取款机却吐出来1000元人民币。于是他反复操作，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其后便离开广州，一年后公安机关将其缉拿归案。数月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从这件事情当中，我深深意识到，我们的社会行为一定要讲法理；要有自己正确的法律意识。

社会主义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权威和尊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树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
（一）维护法律权威的意义
法律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法律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是指法的不可违抗性。法律权威的树立主要依靠法律的外在强制力和内在说服力。法律的外在强制力是法律权威的外在条件，主要表现为国家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尽管法律权威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外在强制力的基础之上，但必要的外在强制力，是树立法律权威不可缺少的条件。法律的内在说服力是法律权威的内在基础。如果仅仅依赖外在强制力，法律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权威。法律的内在说服力既来源于法律本身的内在合理性，如法律合乎情理、维护正义、促进效率、通俗易懂，也来源于法律实施过程的合理性，如执法公平、司法公正。正是由于法律本身及法律实施具有这些内在合理性，法律才受人尊重，被人信赖，为人敬仰。
在当代中国，树立法律权威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律权威是国家稳定的坚实基础。当国家的最高权威是领导者个人时，政治的稳定、国家的兴衰就将寄托于领导者个人身上。随着领导者的更迭，国家的政局就有可能大起大落，政策与法律也会频繁变动。而当国家的最高权威是法律时，由于法律是一种超越于任何个人之上的普遍性规则，并且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尽管领导者会不断流动和更迭，但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仍将会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二）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树立，既有赖于国家的努力，也有赖于公民个人的努力。从国家角度来说，应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消除损害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因素。例如，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的科学性、合理性；改善法律实施的状况，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从个人角度来说，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对于大学生来说，至少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努力树立法律信仰。一个人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信任和信仰法律，才会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大学生应当通过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入理解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从而树立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
积极宣传法律知识。大学生在自己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同时，还要向其他人宣传法律知识。特别是要宣传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帮助人们彻底根除“权大于法”、“要人治不要法治”等封建残余思想，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使人们了解、熟悉和认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从而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良好风尚。
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违法犯罪行为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法律权威的蔑视。大学生不仅要有守法意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敢于和善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事前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也包括事中和事后制止、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

I. 求救！《国际法》的案例分析

第一种解释
作为国际法律关系主体的国家（或者地区）之间制定和实施的法律。
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
国际法是西方世界的三重发展过程的产物：即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瓦解，进入近代欧洲社会的过程；近代欧洲社会向外扩张的过程；处在发展中的世界社会里，权力逐渐集中到数量迅速减少的主要世界强国手中的过程。
国际法的造法方式《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国际法的主要造法方式即国际法规则形成的方式归结为三：条约、国际习惯法和为各国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这已得到几乎是普遍一致的赞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各国主权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和使用武力，以及民族自决原则等。
条约：条约和其他经一致同意的协议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法主体可以通过它们（如果是国际习惯法不要求任何形式）宣布、修改或发展现行的国际法。它们也可以通过条约将尚未组织起来的国际社会转变为联合的或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社会。
国际习惯法：实质上就是适用于尚未组织起来的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国际习惯法的构成有两个要素：1．普遍的或区域性的国家实践；2．这种实践为有关国家承认为法律。国际习惯法常常是以早期条约的某些条款为其渊源，这些条款后来就被承认为法规。但是也有个别的国际法规则是由世界列强的大致相同的实践发展而成的。
为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只有在国际习惯法或条约法没有相应的规则与之平衡的情况下才起作用，所以它的造法作用是辅助性的。这种原则必须是一般的法律原则，而不是作用范围有限的法律规则；它还必须得到有相当多的国家（至少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法律体系）的承认。
在尚未组织起来的国际社会里的国际法：国际习惯法的主要规则可以概括为7个基本原则：即主权、承认、同意、信实、公海自由、国际责任和自卫。
主权：依照国际法，共处的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它们只能对在其领域内的人和事行使管辖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从领海到公海的紧追权或者报复权）才被允许对在其领域外的人和事行使管辖权。各个国际法主体除受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的规则约束外，不经它同意，不得令其承担任何外加的国际义务。
承认：承认的主要作用是，承认一个实体作为国际法主体而存在，或者承认它的首脑为该国的代表并希望与之维持外交关系。承认的主要形式是承认一个国家或政府在一块领土上行使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管辖权，简称为事实上的承认和法律上的承认。承认可以是无条件的，也可以是有条件的；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承认也可能并不是全面的，而只限于承认一群人为交战团体或叛乱团体，如果这些叛乱者事实上已经控制了该国部分领土。承认在原则上是可以自行斟酌决定的，但过早地承认别国的交战团体或叛乱团体是和该国专有的国内管辖权不相容的，因而也是非法的。
同意：国际法主体在订立协定时，在不损害第三者权利的情况下，可以修改和补充国际习惯法的某项规则或者为各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遵循国际法的要求所作出的同意，为缔约双方确定了相互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经缔约双方同意所订立的协定，其中止、修改和终止也应经缔约各方的同意或默认。
信实：在国际法发展的早期阶段，所谓信实主要是指不背信弃义。以后，信实的含意逐渐与公平合理、符合常识的要求一致起来。缔约双方或者应对自己的单方面行为负责的一方，必须恪守信义地解释和执行协定。
公海自由：公海航行自由的规则不准许任何国际法主体占用公海的任何部分。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只能对有权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行使管辖权；而在战争时期，则可根据海战规则和捕获法规干扰敌国及中立国的航运。对于公海、公海上空和海床的利用，必须合理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海盗行为和贩运奴隶都是对公海的非法利用。
国际责任：关于国际责任的规则要有两个前提，1．国际法主体的下属机构违反国际义务，构成了不法行为或国际侵权行为；2．这种国际侵权行为引起赔偿的责任。这些规则所规定的义务是独立于任何个别的国际法主体的意志之外的，但是它们是可以经过同意和默认加以修改，它们也可以用双方同意的规则规定类似国内刑法的那种处罚来加以强化，或者通过默认和不行使权利而予以放弃（也称消灭时效）。
自卫：国际习惯法允许国际法主体对其他国际法主体的不法行为采取自卫措施，也可以对不受任何其他国际法主体保护的个人、船舶或飞机的行为采取自卫措施。自卫必须是迫不得已、刻不容缓的。只有为了击退即时的、紧迫的入侵才有权采取自卫行动。
支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各项规则相互作用的结果，又规定了一些次要规则和法定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有：领土、外交法及豁免、保护国外的侨民、贸易和航行自由、引渡和政治避难、国际权利与义务的继承。
在有组织的国际社会里的国际法：在有组织的国际社会里，象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是在各国一致同意和联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性的综合性组织。它们对国际法的影响表现在三方面：1．经各成员国明示同意，对以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那些规则进行修改。例如联合国宪章限制了国际法主体按照国际习惯法可以以武力相威胁或者诉诸武装报复和战争的权利。2．通过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对国际法的规则进行间接的修改，联合国大会虽然不是行使造法职能的机构。但是它的许多决议具有间接的修改，因为这些决议确定了国际法的新规则，如果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和联合国的绝大多数主要机构都接受这些国际法规则，认为它们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那么，这些国际法规则迟早终究会过渡成为新的法律。3．对国际法作进一步的编纂和发展。国际法委员会作为联合国大会的下属机构，担负着编纂国际法的任务，但它同时也在开拓许多新的国际法领域。事实上，国际法委员会并未将下述两项任务即编纂国际法（重申现行的国际法）和发展国际法（通过起草新的国际法规则——包括变更现行的国际习惯法），加以严格区分。除此之外，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海牙私法会议也曾分别就海洋法、国际劳工法、国际私法等专题完成了准立法性的起草工作。国际法在一些区域性集团的相互关系中，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编辑本段第二种解释
国际法主要是国家在其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主要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制度的总体。
国际法是法律的一个特殊体系
因这它具有阶级性、规范性和强制性这些一切法律所具有的共性
编辑本段国际法的特征
国际法的特征主要有：
1、 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国家
国内法的主体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
2、国际法是国家以协议的方式来制定的，
国内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一定程序来制定的。
3、国际法采取与国内法不同的强制方式
国内法主要是依靠有组织的国际强制机关加以维护，保证实施，而国际法的强制方式主要依靠国家的本身的行动。
但国际法仍然是法律
1、国际法为国家规定了一整套处理其对外关系的行为规则，为国家规定了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
2、国际法具有强制性，只不过与国内法的强制方式不同而已，但是，特殊的强制方式仍然是强制方式。
3、一些重要的国际条约都明确规定了国际法的效力。
4、国际实践证明，国际法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律，不仅为世界各国所公认，而且各国也是遵守的。
战后国际关系新发展的特征：
1、自然法学派：维多利亚、苏亚利兹、普芬道夫、
社会连带法学派：狄冀、庞德
规范法学派：凯尔逊
2、实在法学派：边沁、宾刻舒刻
3、格老秀斯（折衷法学派）：格老秀斯、沃尔夫、瓦特尔
4、我们认为，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应该是国家之间的协议：
A、国际法是国家之间 的法律，国家是国际法的制订者，因此，只有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都对各国具有拘束力
B、各国达成的协议是各国作为国际法的制订者，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共同制订的法律文件，因此，成为各国必须和应该遵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
C、各国之间的协议是各国强制执行国际法的根据。
编辑本段战后国际关系新发展的特征
战后国际关系新发展的特征主要是：
1、新独立国家的兴起；
2、国际组织的增加
3、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
4、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现代国际关系的这些新变化
第一：确认了一系列指导现代国际关系的新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国际法调整的对象和范围的扩大
第三：国际法内容的更新
第四：国际法系统化、法典化
第五：国际法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
国际法是由一系列调整国际关系的原则、规则、规章制度组成的，这些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
一）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1、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则者；
2、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3、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
4、在第五十九条规定之下，司法凑合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
二）前项规定不妨碍法院经当事国同意本“公允及善良”原则裁判案件之权
国际条约：凡是符合国际法和有效的条约，对缔约国均有拘束力，都是法律渊源。
契约性条约：专为缔约国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条约。
造法性条约：专门为确立或修改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条约
国际习惯：随着国际关系的产生，国家交往中必然会形成许多惯例，这些惯例如被接受为法律，就成为国际习惯法。
国际习惯的形成有两个要素：一是惯例的产生，这是“物质因素”，惯例来自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反复”和“前后一致”的实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反复着前后一致的实践，惯例便产生了。
另一个要素是这惯例能不能被接受为法律，这是一个心理因素：如国家认为这种规则是国际法所必需的，便相约接受它的拘束。这在国际法理论上被称为法律确信或法律的必然确信。
一般法律原则：理解为各国法律体系所共有的原则。
编纂就是把各种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编成系统化的法典。
编纂有两个意义：一是把现
有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订成法典，使分散的原则和规则法典化；二是按照法典形式把所有的原则和规则进行法律
上的整理，订成新法律，并促进其发展/.
编纂有两种形式：一是把所有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纳入一部完整的法典之中，这是全面的编纂，这个任务因过于繁重，迄今尚未实现；二是把各个部门法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进行系统化的编纂，成为部门法的专门法典。
国际法委员会的任务：1、就国际法尚未规定的一些问题或各国实践尚未充分发展成为法律的一些问题草拟公约草案，以促进国际法的进步发展。2、编纂现有国际法，使国际法更加精确的条纹化和系统化。
委员会编纂国际法的程序是：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选题或由大会提出选题，由委员会草拟公约草案，然后提交大会讨论通过。公约草案一般由大会召开外交会议讨论通过，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
编辑本段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第一种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于同一个法律体系这是一元论的观点
一派认为国际法从属于国内法，即国内法优先说：耶利内克、佐恩、考夫曼
另一派认为国际法优先，国内法受制于国际法，这是所谓的国际法优先说：狄骥、波利提斯
第二种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这两种体系是对立的，不相隶属的。：奥本海、特里佩尔、斯特鲁普、安茨洛蒂、费茨摩里斯、卢梭
我国学者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同的法律体系，但由于国内法的制定者和国际法的制定者都是国家，这两个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彼此不得互相对立而是互相紧密联系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的，
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应考虑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不应违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国家在参与制定国际法时应考虑到国内法的立场不能干预国内法，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可以从各国的国内法得到补充和具体化，国内法可以从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得到充实和发展。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但不是互相干扰和排斥的：国际法不得干预国内法，国内法不得改变国际法，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协调一致的。
国际习惯法规则若不与现行国内法相抵触，可作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来适用：英法德美日
对待条约，大部分国家如我国日本、奥地利认为凡是本国签订的签定的条约，即使与本国国内法有抵触，也适用条约。

J. 物权法案例

简单的说就是,虽然甲与乙的抵押权不是法定必须登记才可以生效的.但是丙属于善意回第三人,基于善意取答得制度取得对于布匹的所有权.未登记的抵押权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见以下法条:
《物权法》
第一百八十条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四）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六）交通运输工具；
（七）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
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

第一百八十八条 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