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建设之我见
依法治国，是坚来持和发展中国特自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㈡ 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之我见 3000到5000字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带入中央决议，明确提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等内容。
作为一个法律专业的公民，我对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决定非常赞同。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表明我国正在迈向宪政的方向；依法治国就是保证司法独立，严格执法，排除一切干扰司法独立的因素；依法治国就是司法公正，严惩腐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让人民当家作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依法治国是依宪治国，要保证立法先行。全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提高立法质量，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让社会各方有序地参与立法，让老百姓更加相信法律。对于重点领域，立法要体现权利公平，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依法治国是司法独立，严格执法。全会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建设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全会提出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严格执法是一项强有力的约束。会议指出为保证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我认为这项措施对保证司法独立非常到位。
依法治国是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举措，加强了中央在司法方面权重，给了民众到全国性的法院起诉或者上诉的机会，如果民众觉得先行的机制有问题，他可以通过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来获得真正的司法保障。这有助于克服司法地方主义，是适合中国的司法公正的保障。
依法治国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此外，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我希望老百姓能够更加的相信法律，而不是因为一些强权势力感到一些莫名的害怕，希望他们更加有安全感，更加因为法律感到社会的安定。我期待各项法律制度能够落到实处，在执行上能够做得更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一块能够落到实处。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依法治国还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全社会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将“依法治国”作为党的全会主题，这在党史上还是第一次。听闻这个消息，举国欢欣鼓舞，可以说，党和国家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新的环境和挑战，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再次强调法律的重要地位，这无疑会对未来党和国家政策的实施和人民权利的行使产生长远而积极的影响。
这两天，中澳将联手查扣中国贪官在澳资产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次史无前例的合作，所释放出的强烈信号夺人眼目，打破了已经跑路或是正在路上的贪官的诸多幻想。（央视新闻 10月21日）
中央的反腐力度日益加强，老虎苍蝇的相继落马可谓是大快人心，随着中国法律体系逐步完善，此次中澳联手定会给贪官们敲响警钟，梦想着拥有巨资便可逃脱法律、去往他国安度余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央运用法治来反腐的决心已经凸显，笔者认为，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这又是一次深入学习和行为反思的契机。
无论是身居要职还是服务基层的党员干部，都应该时时关注国家的法律法规，对照法律的要求，真正地把“三严三实”落到实处，真正地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换位思考，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群众的事情无小事”，作为人民公仆，认真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沈浩等同志学习。在学习的同时，行为的反思也是必不可少的。“吾日三省吾身”，每天为自己留出独处和思考的时间是十分必要的。想一想自己今天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又是否达到了党和人民群众所期望的结果，优点继续发扬，缺点及时改进。我想，这对顺利完成自身工作和赢得群众信赖无疑会起到有益影响
㈢ 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怎样从自身做起
认真学习、领会精神是从自身做起的基本。《决定》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出了全面部署，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人民群众呼声和社会关切。《决定》涉及的举措有180多项，涉及到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决定》的内含十分丰富，不是我们学习一二遍就可以理解的，只有通过反复学习、反复领会，才能真正掌握好《决定》的内容和实质，切忌浅尝辄止。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实践才会更有目的性。《决定》是我们依法治国的行动纲领，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花大功夫学，才会在实践中有所作为。
联系实际、有的放矢是从自身做起的重点。这方面思考自己工作学习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展开说即可。
一丝不苟、严格守法是从自身做起的起点。古人说，“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也可以结合自身说。
参考自中国文明网
㈣ 法治建设之我见怎么写
法治建设就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大力普法。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法系，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㈤ 如何加强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
法治，就是依照法律法规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务。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为了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早日实现文明法治社会。加强法治建设要从五个方面来思考，抓住关键，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加强法治建设。
第一：党委发挥领导作用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逐步做到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国家意志来实现领导，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去解决矛盾和处理问题，确保法治建设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第二：人大发挥主导作用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要在同级党领导下，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把法治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并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体系也应当成为法治建设的组织实施体系。在组织协调法治日常工作和依法履行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等职权时，扎扎实实而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法治建设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一府两院”（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发挥执法主体作用 。行政机关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也是机构和人员最多的部门，大部分的法律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机关在法治建设中占有突出的重要位置，依法行政是法治的核心，是优化经济环境、增创法治优势的关键所在。而司法工作同样是法治工作的主要环节。应该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法治建设中处于执法主体的重要地位。
第四：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其范围是广泛的，可以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进行监督，通过会议、视察、调查、提案和建议案等多种形式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
第五：发挥人民群众主力军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不论干什么工作，搞任何事情，开展何种活动，只有群众支持和参与，积极配合，才能取得成效。我们抓法治必须广泛深入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并把如何加强法治建设总的思路交给群众，请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献计献策。
拓展资料：
为了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早日实现文明法治社会。在现阶段，必须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办法，切实加强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健全和规范法治工作机制，认真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增强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能力，全面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
㈥ 如何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探讨
知法懂法，是增强法抄治意识袭的前提和基础。从一些违法案件来看，很多人属于“无知者无畏”、缺乏法治观念，受到惩罚才知道触犯了法律。因此，法治社会建设亟须解决的“短板”是不知法、不学法、不懂法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持久深入抓好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增进人们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在全社会培育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风尚。
增强法治意识，重要的是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的力量，真正树立法治信仰。应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环节把赋予和尊重人民权利、保护和实现人民权益作为头等大事，保障人民法定权益顺利兑现，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在规范司法行为上，进一步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健全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认同和信任。
㈦ 对建设法治社会的看法，两千字论文
借鉴古人智慧，提高现代管理，这个月学习了《韩非子》一书，对原先不十分清楚的古代法家思想核心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既佩服老祖先的智慧，又不免别有一番感叹--感叹中国文明很早就把人性和社会的规律剖析得很透却不能跳脱历史的宿命：饱经了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一系列国难耻辱，而没有及时跨越上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历史步伐！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人智慧的反讽。
国学自春秋始，至五四后渐亡，而后一蹶不振。一直到现在，都是西方传来的思想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至精细化管理等等皆属于此类。不过，中国人比较复杂，中国人的生活也具有一人千面的多面性，明明说的共产主义，私下里人际交往还是以兄弟哥们为主，至于主义理想嘛，面子上过得去就行，实际行动中还是只有大哥是方向，如此 一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法则还是有浓厚的法家色彩，有点从“外儒内法”过渡到“外洋内法”的味道。
我想，这就是现代西方管理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的背景因素，本质上说，就是中西文化的本体冲突。外国人刚进来的时候，中国人怎么样看都觉得老外有点傻呵呵的：见个面认识不认识总要打个招呼，谁搭理你呐！说个啥事都信以为真，那是客气，那是逗你玩呢，懂吗！话非要点透了说吗，话外有话这点道理都不懂吗┅┅老外看起来是那么浅薄，那么实在，那么榆木疙瘩。实际上，这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把人和自然世界分得很清楚，该弄懂的一定要弄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种态度让西方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国人则不然，一是一，但一也可能是二，那就看怎么理解怎么为人处世了。所以，中国文化的精要在于把人搞的很透：人是多变的平衡体，要始终把握人心，把握了人心，这世界就是你的，再难办的事靠人力夯都夯出来了！拿这样的思路去看待做事，效率当然不会高的。
针对人性管理，法家提出了它的法治：既有要让“民信其赏”“信其刑”的明法，也有“藏于胸中”“循名责实”的暗术，也就是说整个法治的核心重点是治人，说确切点，是人治治人，是为君主专制体系服务的。法家的法治是在向封建君主制转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现代西方法制目的也是治人，但出发点与法家的思想却大相径庭，其目的是治理人类社会。起源于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现代法制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客观的实体看待，认识到这个法不仅仅是治理住人类社会即可，而是要以人类社会的福祉为目的，是要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所以西方的法制一开始就不绞尽脑汁地去想怎么样让一个人按等级制将一个社会治理得很好。
我们的法制也好，我们的管理也罢，目前面对的困境就是要将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方法体系到一块儿，因为大家日常的人格思维里压根不接受西方那种对事对物的认真劲儿，那样的人会被大家都觉得很拧。那就只有本着法制的思想去定位和谐社会，本着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去建设家族味的企业团队了。这样的建设要求身在团队的每个人员既要在工作职责范围对己对他都一丝不苟，又要在私下里沟通融洽是一个山头的兄弟。对为人处世要求到这个高度实在是很难！但是，现实要求领导者这样去做。
我想这样的行进最终还是要变化到现代化管理的道路上，正跟“洋务运动”最终还是要被抛弃一样。公司的管理需要树立“民信其赏”“信其刑”的管理制度，也要致力于搭建经济关系做基础的经济管理体系。至于管理的暗术计谋，可以适当运用，但绝非长久之计，因为现在是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你玩的那一套说不定别人都会，或者就是故意装着不会和你逗心眼--结果，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到捉迷藏上去了┅┅
㈧ 如何理解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一）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1．抓“大”和抓“小”并举，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首先，抓“大”，即注重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信仰的培养。这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关键。其次，抓“小”，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中小学课堂和教材。
在普法中要区分两个重点：对公民普法要以树立依法维权意识为重点；对公职人员普法应以严格依法为重点。
2．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针对以往普法的方法单一、形式主义问题）
首先，注重“参与度”与“互动性”。让公众参与法治各环节，在互动中放大宣传教育效应。其次，从宣传方式看，由单向灌输向“整合性”“创新性”方式转变。“整合性”即把普及法律知识与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重视法治示范创建活动。“创新性”增强新媒体作用，以多元、灵活方式创新普法的形式和内容。
3．以刚性约束培育法治精神
除了宣传倡导，还须依靠刚性的约束机制和信息化手段。如通过公正宣判和以案说法等制度设计形成对全社会的威慑力和正向引导，培养全民守法意识。
（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法治化程度越高，社会治理越接近善治。
首先，在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各领域深化依法治理。旨在支持各类社会主体依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其次，发挥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依法治理不仅要依据法律法规，也要依靠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即硬法和软法并用。
再次，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一个自然段的文字来阐述社会组织如何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为使公民信法、守法，就须以好的服务使民众亲法。为此要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从服务层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首先，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为最大限度预防矛盾发生，要完善两个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完善民主决策的法定程序机制。为了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创新和发扬“枫桥经验”。其次，充分发挥不同纠纷解决制度的优势。如发挥人民调解的民间性、成本低、方便快捷等特色；发挥仲裁的中立性、保密性和专业性特点。再次，建立完善各种纠纷解决制度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和网络来强化纠纷解决的效果。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丰厚的法治土壤，其中应蕴藏着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养料，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
㈨ 如何正确理解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一、法治社会的基本认识
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建设内容被表述是2012年末，与人治社会相对而言的。学界尚无公认的界定，应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其一，制度层面的规则系统。包括国家正式的法律法规、社会自治规则及习惯等规则系统。法治社会之 “法”，在构成上是多元的，既包括正式规则，也包括自治性规范，还包括无形的规则。因此，其范畴有别于其他领域的法。其二，心理层面的认同。即社会群体和成员对规则的理念和精神上的认同，并自觉服从与践行的习惯。其三，秩序层面的运行。表现为社会各类组织、成员与国家各职能部门间形成自治与统治的分工协作，形成共治的秩序。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关系：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既相对独立又密切互构，而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或主导力量）。
从一体建设的三极来看法治的重点不同：法治国家强调权力控制；法治政府强调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法治社会强调人权保障、社会自治。
二、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自依法治国战略实施以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已有了一定基础，但法治社会建设仍是一个短板。法治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两大方面：
（一）法治精神的全面缺乏
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法治思维，滥用行政权、司法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尤其是强势群体带头违法对法治精神的破坏极大；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闹不信法”；全社会“敬法”氛围淡薄，钻法律空子、“法不责众”心态普遍。
（二）现行普法模式的落后和低效
实施普法已近30年，但从基层反映看，当前的普法模式仍旧偏向于单向的法律知识“灌输”，并且普遍存在着形式主义做法，严重影响普法的实效。
三、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
（一）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1．抓“大”和抓“小”并举，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首先，抓“大”，即注重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信仰的培养。这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关键。其次，抓“小”，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中小学课堂和教材。
在普法中要区分两个重点：对公民普法要以树立依法维权意识为重点；对公职人员普法应以严格依法为重点。
2．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针对以往普法的方法单一、形式主义问题）
首先，注重“参与度”与“互动性”。让公众参与法治各环节，在互动中放大宣传教育效应。其次，从宣传方式看，由单向灌输向“整合性”“创新性”方式转变。“整合性”即把普及法律知识与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重视法治示范创建活动。“创新性”增强新媒体作用，以多元、灵活方式创新普法的形式和内容。
3．以刚性约束培育法治精神
除了宣传倡导，还须依靠刚性的约束机制和信息化手段。如通过公正宣判和以案说法等制度设计形成对全社会的威慑力和正向引导，培养全民守法意识。
（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法治化程度越高，社会治理越接近善治。
首先，在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各领域深化依法治理。旨在支持各类社会主体依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其次，发挥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依法治理不仅要依据法律法规，也要依靠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即硬法和软法并用。
再次，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一个自然段的文字来阐述社会组织如何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为使公民信法、守法，就须以好的服务使民众亲法。为此要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从服务层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首先，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为最大限度预防矛盾发生，要完善两个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完善民主决策的法定程序机制。为了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创新和发扬“枫桥经验”。其次，充分发挥不同纠纷解决制度的优势。如发挥人民调解的民间性、成本低、方便快捷等特色；发挥仲裁的中立性、保密性和专业性特点。再次，建立完善各种纠纷解决制度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和网络来强化纠纷解决的效果。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丰厚的法治土壤，其中应蕴藏着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养料，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
㈩ 建立法治社会有什么建议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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