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立法成就
A. 我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版)取得的立法成就有哪些、存在的问题及未来修法建议!求解!
B. 我国监狱立法经历了哪几个历史进程
新中国的监狱工作,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创建阶段
(一)创建阶段的概况(1949年~1954年)
新中国的监狱工作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创立发展起来的。
1951年5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了组织罪犯劳动改造的问题。
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和审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转发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
”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所作出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各地迅速建立了罪犯劳动改造机构,大规模地组织罪犯参加国家基本建设,如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公路、垦荒、开矿及从事手工业、农业、副业等项生产。
通过大规模地组织罪犯劳动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监狱关押的罪犯坐吃闲饭、监管场所拥挤、监狱经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确立了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径。
(二)创建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创建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全党高度重视,迅速将一大批罪犯投入劳动改造之中;(2)确立了监狱组织管理体制;(3)基本上解决了监狱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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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步发展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的概况(1954年~1966年)
在总结新中国监狱工作创建阶段经验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于1954年9月7日颁布实施。
以此为标志,我国监狱工作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
《劳动改造条例》明确规定了我国监狱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监狱工作的方针、政策,监狱的刑罚执行,改造罪犯的方法、手段以及监狱的经费等。
《劳动改造条例》把我国监狱工作创建的成功经验用法规加以总结,使监狱工作及时、准确地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我国监狱工作无论在罪犯的改造上还是在监狱生产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在罪犯改造上,我们成功地把日本战犯改造成为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的人士,把末代皇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守法公民;(2)在监狱生产上,逐步建立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大型农场,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监狱企业体系,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在北京举办了“全国劳动改造罪犯工作展览会”,向全国及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监狱工作的成就。
(二)初步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初步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制建设逐步发展;(2)确立了监狱工作方针、政策、原则;(3)制定了一套科学的监管制度;(4)培养了一支能吃苦耐劳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
三、遭受破坏阶段
(一)遭受破坏阶段的概况(1966年~1976年)
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国监狱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表现为:(1)监狱工作方针、政策,监狱工作取得的成绩被全面否定;(2)监狱所属的工业企业、农场被大量挤占和被迫交出;(3)监狱法规遭到践踏,监狱内正常的监管秩序遭到破坏。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监狱人民警察仍坚守岗位,忠于职守,防止了重大事故的发生,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二)遭受破坏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遭受破坏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规遭到践踏,监狱法制观念有所淡化;(2)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实践证明是一支忠于党和人民的队伍。
四、拨乱反正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的概况(1976年~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拨乱反正。
我国监狱系统彻底清除了各种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正常的监狱监管工作逐渐恢复和全面展开。
在较短的时间内,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得到了壮大和发展,监管工作恢复了良性运转。
在监狱工作恢复、整顿的基础上,中央于1981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监狱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并对监狱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了新时期监狱工作的任务和发展方向。
以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我国监狱工作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监狱工作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
(二)拨乱反正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拨乱反正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人民警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2)一些交出去的监狱被陆续收回;(3)监狱工作秩序逐渐恢复。
五、改革发展阶段
(一)改革发展阶段的概况(1981年至今)
“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以后,到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我国监狱工作先后推行了若干项重大改革,如办特殊学校、分押分管分教、改造工作向前、向后、向外延伸、改造生产双承包责任制等。
1994年《监狱法》颁布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监、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建立现代监狱制度、实行狱务公开等涉及监狱整体性工作的改革措施,推动了监狱工作的向前发展。
同时,监狱系统还广泛开展了对外交流工作,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监狱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另一方面也汲取了其他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
(二)改革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改革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制建设发展迅速;(2)监狱的各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3)逐步建立国家财政保障体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4)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不断提高。
C. 我国电子签名立法实践的成果都有什么
由于我国电子商务起步慢、起点低,没有盲目照搬他国模式,而是在充分研究各国经验的基础上,从地方到全国,逐步建立以电子签章为中心的电子合同的法律安全保障。
我国专门关于电子签章的单行的地方性法规最早始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
1997年初施行的《广东省对外贸易实施电子数据交换(EDI)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协议方或法律、法规要求文件必须签名,而电子报文附有电子签名时,则此电子报文视同符合协议方的要求或法律、法规的规定。之后,关于电子签章的法规在各地出炉。
2001年起施行的《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管理试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了数字证书应符合的各项标准。
紧接着,2002年广东的《电子交易条例》和上海的《数字认证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主要参考借鉴了联合国、美国、新加坡、韩国和香港的相关立法,并专列一章第二章对电子签名与电子记录加以规定。《上海市数字认证管理办法》规范数字签章、数字认证机构和行为。不过,这些地方法律法规大多仅是确认了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我国最早涉及到电子商务的法律是1999年的《合同法》,但其涉及数据电文的第11、16、26、33条的规定可操作性太差。在1999年成立的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2000年人大代表电子商务立法议案的倡导下,及法学界人士“修订一切可能妨碍电子商务发展的现存法律规章,建立一个简明的权威的一致的电子商务法律环境”的呼吁下,作为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几易其稿,2004年8月28日由人大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共5章36条,赋予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对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第三条规定,民事活动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单证等文书,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当事人约定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文书,不得仅因为其采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经电子签章的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等同于经签署的文书。
该法还明确了电子认证服务的市场准入制度。从此,电子签章享受与亲笔签名同等的法律认可,在我国电子合同的安全性得到了基本法律保障。
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立法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与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立法取得了跨越式的进展与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立法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与成就,具体如下:
1、全面实施了免费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惠性的特点。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义务教育一直没有实现免费。1982年,全国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62.6%。2002年,全国仍然有8507万文盲,其中2000万是青壮年文盲。
2006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从法律的层面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了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义务教育全免费是改革开放40多年乃至百年来中国教育成就的重要标志。
2、各级各类教育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小学升初中的比例只有60.5%,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数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不足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
2016年,我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77.4%,小学净入学率99.9%,初中毛入学率10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7.5%,均超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基础教育中的片面追求升学率、择校热等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对教育存在的问题的不满也日趋强烈。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与此同时,官方和民间的教育改革探索也应运而生。
2016年,教育部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高中各个学科的素养标准已经研制完成,这将对深化基础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教育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决策,提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从而形成了大规模出国留学的热潮。1978-1989年,我国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96101人。1989-2011年,各类出国人员214.9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生源国。
2016年出国留学人数已达到54.5万人。在高等教育阶段,对外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有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到国际科研机构进行共同研究工作。
5、教育法治建设取得新突破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初步建立起一套包括从《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到《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条例》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从根本上扭转了教育发展“无法可依”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旧教育法统被彻底摧毁,但在之后至改革开放前30年里,由于历史原因,新的教育法律体系并没有建立,教育发展严重缺乏法制保障,这种局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逐渐改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更是依法治国的教育保障。
E. 我国立法,执法的成就
中共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和实行依法行政的原则,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执法.行政执法和依法行政对于国家的法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国家将与"人治"决裂.本文论述了我国在行政执法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存在问题.
公正是行政执法观念的核心.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重视公正的价值导向,必须使行政执法的各个环节符合法的公正的要求.回避行政执法中正确的价值取向,将使执法成为专权和权力腐败的工具.为了根本地、全面地保证行政执法的公正性的实现,必须重视行政伦理的作用,明确行政执法公正性的价值评价标准,加强行政执法的机制.
F. <开皇律>的立法成就
开皇律》的主要内容及立法成就(历史地位)
开皇元年,隋文帝初即位,即命郑译等人制定新律,并于同年十月完成,颁行于天下。开皇三年,文帝命苏威、牛弘以"去重就轻、删繁就简"的原则再次改定法律,形成一部有十二篇、五百条的《开皇律》。在中国古代史上,开皇三年改定而成的《开皇律》,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篇章体例更加简要
《开皇律》十二篇的篇名依次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这种体例主要是仿照北齐律,但又对北齐律作了必要和合理的修改:一是修改了北齐律的部分篇名,将"禁卫律"改为"卫禁律","婚户律"改为"户婚律","违制律"改为"职制律","厩牧律"改为"厩库律",突出了法律调整和保护的对象;二是删降"毁损律",把"捕断律"分为"捕亡"和"断狱"二篇,并置于律典的最后部分,使程序法与实体法有所区别;三是按照封建统治的需要,对涉及实体法部分的篇目重新排序。
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篇目体例,经过从简到繁、从繁到简的发展过程,《开皇律》的十二篇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显示了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进步和成熟。这种十二篇的体例,后来被唐律所沿用。
(二)刑罚简明宽平,确立封建制五刑
隋朝的刑罚制度在整个中国刑罚制度发展史上可谓简明宽平,具体表现在:
1.减少了条数,删除了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1000余条,比《北齐律》的条数又减少近一半。
2.死刑种类只留斩、绞两种,废除了至北齐后期仍然存在的枭首、绞等死刑种类。
3.进一步废除了前代的酷刑,改以笞、杖、徒、流、死为基本的刑罚手段。
4.在继承北朝刑罚体系的基础上,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数额均作了减轻的规定。隋朝在《开皇律》中首次正式确立了轻重有序、规范而完备的封建制五刑体系即笞、杖、徒、流、死,其中,死刑分斩、绞两种;流刑自一千里至二千里分为三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徒刑自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每等以半年为差;杖刑自六至一百分为五等,笞刑自十至五十分五等,每等均以十为差。这种刑罚体系与残酷的奴隶制五刑相比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顺应了中国古代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趋势。封建制五刑自此时确立后直至明清,一直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其法典中的一项基本制度。
(三)创设"十恶"制度
"十恶"是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它直接危害封建皇权、违犯封建礼教,被视为是封建法律首要打击的对象,因此被单独列出,置于《名例律》“五刑”条之后。并规定"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十恶"犯罪不得被赦免等等。
"十恶"中的谋反、大逆、不道、不敬等罪名在秦汉时早已有之,但其构成要件、量刑标准却不统一。南北朝时期,法律逐渐明确这些罪名的构成,并以最严厉的刑罚对其进行处罚。北齐律首次将其概称为"重罪十条"。《开皇律》采北齐之制,将其中的"反逆、大逆、叛、降"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强调将此类犯罪扼杀于谋划阶段;又增加了"不睦"一罪,使十种罪名定型化,并正式以"十恶"概称。
自从《开皇律》创设"十恶"制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均予以承袭,将其作为封建法典中的一项重要的核心内容,是有效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十恶"制度从隋初确立到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时正式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余年之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继承并发展了维护贵族官僚特权的法律制度
《开皇律》通过"议、减、赎、当"制度,为有罪的贵族、官僚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特权。"议"是指"八议",即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罪,必须按特别审判程序认定,并依法减免处罚。"减"是对"八议"人员和七品以上官员犯罪,比照常人减一等处罚。"赎"是指九品以上官员犯罪,允许以铜赎罪,每等刑罚有固定的赎铜数额。"当"是"官当",官员犯罪至徒刑、流刑者,可以"以官当徒"或"以官当流",就是以官品折抵徒、流刑罚。
《开皇律》的"议、减、赎、当"制度,是融汇了魏、晋的"八议"、南北朝的"官当""听赎"制度,再加上自己所创设的"例减"之制而成的。这些规定赋予贵族、官员更广泛的法律特权,使之得以系统而稳定的司法保障;同时也使贵族、官员享有的法律特权固定化、法律化。
综上可知,隋初制定的《开皇律》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它承袭了前朝法制长期发展的经验,经过删繁就简,补充完善,使封建法典的编纂进一步系统、规范,为我国封建法律的定型化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开皇律》中所规定的各项基本制度均被唐律直接继承,成为唐律的直接蓝本。后来又为宋、明、清各朝所沿用,因此,隋朝的《开皇律》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也有学者把其立法成就表述为以下四点,即:确定法典篇目体制;确立封建五刑制度;"十恶"重罪正式列入《名例律》;贵族官员法律特权扩大化。
G. 简单归纳从夏朝到战国时期我国的立法成就速度~!!坐等!!!要简短!!
夏商周:夏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可概况为奉“天”罪罚。 奉“天”罪罚的法制观表现为; 一方面统治者的统治依据来自于天命。另一方面打着天的旗号实现统治。
到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进一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就在以往的基础上制定了《禹刑》,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奴隶制法典。 除了《禹刑》外,还有《政典》《甘誓》。《甘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法。
春秋-战国: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依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 韩非子
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H. 开皇律的内容和立法成就
其篇目与基本内容,以北齐律为蓝本,所谓“多采后齐之制”,其立法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开皇律》共计十二篇、五百条,其篇目是: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其中名例制罪名和量刑的通例;卫禁是保护皇帝和国家安全;职制是官员的设置、选任等方面内容;户婚是关于户籍、赋税、家庭和婚姻的法律;厩库是养护公、私牲畜的规定;擅兴是擅权与兴兵,保护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贼盗是指包括十恶在内的犯罪以及杀人罪;斗讼包含了斗殴和诉讼;诈伪是关于对欺诈和伪造的律条;杂律是不适合其他篇目的内容;捕亡上有关追捕逃犯逃兵等方面的内容;断狱是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方面的内容。
这种体例主要是仿照北齐律,但又对北齐律作了必要和合理的修改:
1 是修改了北齐律的部分篇名,将“禁卫律”改为“卫禁律”,“婚户律”改为“户婚律”,“违制律”改为“职制律”,“厩牧律”改为“厩库律”,突出了法律调整和保护的对象;
2 是删降“毁损律”,把“捕断律”分为“捕亡”和“断狱”二篇,并置于律典的最后部分,使程序法与实体法有所区别;
3 是按照封建统治的需要,对涉及实体法部分的篇目重新排序。
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篇目体例,经过从简到繁、从繁到简的发展过程,《开皇律》的十二篇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显示了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进步和成熟。这种十二篇的体例,后来被唐律所沿用。 确立封建制五刑
隋朝的刑罚制度在整个中国刑罚制度发展史上可谓简明宽平,具体表现在:
1 与《新律》相比,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罪一千余条。比《北齐律》的条数又减少近一半;
2 死刑种类只留斩、绞两种,废除了至北齐后期仍然存在的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死刑种类;3 进一步废除了前代的酷刑如宫刑(破坏生殖器)、鞭刑等,改以笞、杖、徒、流、死五刑为基本的刑罚手段;
4 在继承北朝刑罚体系的基础上,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数额均作了减轻的规定。
隋朝在《开皇律》中首次正式确立了轻重有序、规范而完备的封建制五刑体系即笞、杖、徒、流、死,其中:
死刑分斩、绞两种;
流刑自一千里至二千里分为三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
徒刑自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每等以半年为差;
杖刑自六至一百分为五等,笞刑自十至五十分五等,每等均以十为差,民有枉屈得依次上诉至朝廷。
可见《开皇律》对百姓的压迫,比前代有所减轻。这种刑罚体系与残酷的奴隶制五刑相比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顺应了中国古代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趋势。
封建制五刑自此时确立后直至明清,一直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其法典中的一项基本制度。 《开皇律》改《北齐律》“重罪十条”为“十恶之条”,使之成为镇压被剥削者的法律依据。
“十恶”是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它直接危害封建皇权、违犯封建礼教,被视为是封建法律首要打击的对象,因此被单独列出,置于《名例律》“五刑”条之后;并规定“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十恶”犯罪不得被赦免等等。由于十恶大罪直接危害到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封建伦常观念,所以,凡犯十恶和“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十恶”中的谋反、大逆、不道、不敬等罪名在秦汉时早已有之,但其构成要件、量刑标准却不统一。南北朝时期,法律逐渐明确这些罪名的构成,并以最严厉的刑罚对其进行处罚。北齐律首次将其概称为“重罪十条”。
《开皇律》采北齐之制,将其中的“反逆、大逆、叛、降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强调将此类犯罪扼杀于谋划阶段;又增加了“不睦”一罪,使十种罪名定型化,并正式以“十恶”概称。
自从《开皇律》创设“十恶”制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均予以承袭,将其作为封建法典中的一项重要的核心内容,是有效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
“十恶”制度从隋初确立到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时正式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余年之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贵族官僚特权
《开皇律》通过“议、减、赎、当”制度,为有罪的贵族、官僚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特权。
“议”是指“八议”,即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罪,必须按特别审判程序认定,并依法减免处罚。
“减”是对“八议”人员和七品以上官员犯罪,比照常人减一等处罚。
“赎”是指九品以上官员犯罪,允许以铜赎罪,每等刑罚有固定的赎铜数额。
“当”是“官当”,官员犯罪至徒刑、流刑者,可以以官当徒或以官当流,就是以官品折抵徒、流刑罚。
按规定,“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
《开皇律》的“议、减、赎、当”制度,是融汇了魏、晋的“八议”、南北朝的“官当”“听赎”制度,再加上自己所创设的“例减”之制而成的。
这些规定赋予贵族、官员更广泛的法律特权,使之得以系统而稳定的司法保障;同时也使贵族、官员享有的法律特权固定化、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