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道德才

『壹』 司马光的用人之道中对'德才兼备是圣人'的人应怎样用

德与才 司马光告诉你的用人之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德与才有精辟的论述：“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给圣人、君子、小人下定义：“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这一论述是有针对性而发的，他提出的选材标准是：“苟不能的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所说不无道理。

『贰』 四中人：有德无才，有才无德，德才兼备，无德无才。

德才兼备乃是圣贤之人，可遇不可求，乃是凤毛麟角
无德无才者，乃是蠢材，这类人其实也不是很多，毕竟如果要生存，德才总归要有一样，真正的蠢材并不是特别多。
那么，德才得其一者，是最多的
按照现今的社会，能力第一的背景下，现在，有才无德者是最多得。利字当头，凡是以利益为重，只要有利可图，马上背信弃义。按照八荣八耻来说，以见利忘义为耻。
数量来说：有才无德>有德无才>无德无才>德才兼备
社会缺乏诚信意识，利字当头，道德什么的全部抛到脑后吧......这也是中国人目前最缺少的。

大片论述不说了，但是按照唐朝李渊和李世民父子的意思：用人，第一是德才兼备，第二是品德高尚（有德无才），无德之人不可取。

至于如何辨别德才之人，只能是仁者见仁，个人要多留心观察社会，自己总结经验。总之，无德之人还是少接触微妙。

『叁』 用人之道是什么

古文：用人之道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注释：⑴上：即唐太宗李世民 ⑵诘：责备 ⑶器：器皿，器具。 ⑷致治：治理好国家(5)代:朝代. (6)封德彝:名伦,太宗手下的官员译:唐太宗让封德彝举荐有才能的人，他过了好久也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去做，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啊！”太宗说：“用人跟用器物一样，每一种东西都要选用它的长处。古来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用的吗？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人，怎么可以冤枉当今一世的人呢？”[编辑本段]曹操的五个用人之道曹操的五个用人之道: 曹操的用人政策一： 名至实归 更重实际； 曹操的用人政策二： 德才兼备 唯才是举； 曹操的用人政策三： 重用清官 不避小贪； 曹操的用人政策四： 招降纳叛 尽释前嫌； 曹操的用人政策五： 抓大放小 不拘小节[编辑本段]诸葛亮的用人之道诸葛亮当权期间，反刘备依靠大族的政策，开始实行法治，大力打击益洲派的豪强；由于川中战乱没中原那严重，加上刘焉父子纵容大族，所以豪强势力还是十分强大，收益不错但是为后来的李严不供粮草埋下伏笔。诸葛亮很善于发现、培养、利用人才，如蒋琬、费文伟、董允等，诸葛亮的识人方面，杨洪、何诋的例子一直为后人所乐道；诸葛亮也注意提拔敌方投降过来的人才，如姜维、王平。诸葛亮大力起用荆洲派人才，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过分强调以“奉职循理”作为衡量优劣、取舍的标准，因而忽略了人才的多样性，尤其是开拓型人才的培养和造就。如街亭用的马谡、四相中的蒋琬、费文伟、董允都是荆洲派。 由于诸葛亮的人才政策局限，加上刘蜀中生代人才大部分在夷陵之战中消亡，无奈后来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悲惨局面。

『肆』 曹操的用人之道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也很清楚自己的分量。他知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人帮忙。他也知道，自己的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他不是袁绍，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不是孙权，有一份现成的基业；他甚至不如刘备，有一张可以炫耀的“名片”。他的政治资本是最少的，因此需要大批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名门贵族的合作，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多多益善。曹操甚至不要求他们真有作用，能装点门面也行；也不要求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自己，只要不公开作对就好。所以曹操迎奉天子迁都许县以后，就网罗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孔融之流。这些人当然不是来帮助曹操的。他们的说法是来为国家和皇帝效劳，但在曹操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为皇帝效劳和为曹操效劳又有多少区别?至少，曹操这边也显得人才济济。不过曹操更欣赏的还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曹操这个人是很有些平民意识和务实精神的。他有一句名言：“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他并不看重虚名。
曹操甚至在婚姻问题上都是这个态度。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娼家。这在当时就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贱了。然而卞夫人出身虽差，人品却非常好，为人处世也很低调。《三国志�6�1后妃传》说，曹丕立为太子后，身边的人开玩笑要卞夫人请客。卞夫人说：“我没把孩子教坏，就心满意足了。”裴松之注引《魏书》说，曹操让她从缴获的珍宝中挑一两件首饰，她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她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这话实在，曹操也大为赞赏。实际上，曹操在和丁夫人离异后，不顾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立卞氏为妻，恐怕就是因为务实。的确，卞氏虽然出身卑贱，却兼备德才，那又为什么要另娶名门呢? 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曹操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不像袁绍那样“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或者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必廉士而后可用”。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他平治天下的人。为此，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后3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曹操说：“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因此只能讲能干不能干，不能吹毛求疵，讲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质无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么齐桓公又何以能够成就霸业?高皇帝又怎么能够创立大汉？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有不好的名声(污辱之名)，被人耻笑的行为(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请大家推荐。我一定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举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德与才的关系。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德才兼备。但是，当德与才不能兼备时，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呢?传统的做法是取德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后才，曹操却明确提出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
其实，曹操这样说，并非不要德。但曹操绝不是唯道德论者。他并不认为道德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甚至不认为是第一标准。德才兼备当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时期，天下大治，没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此刻却是非常时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必须重奖有功，重用有能。

『伍』 用人之道

在下觉得现今这时代挽留有天赋的人倒不如留下有毅力的!而激发员工潜力的事,就看你的本事了!不同性格的人要有不同的方法去对待!

『陆』 有谁能讲一讲用人之道,如何知人善任

卡耐基认为，要想掌握高超的用人之道，必先要做到知人善任。
知人，就是要了解人，指的是对人的考察、识别、选择；
善任，就是要善于用人，指的是对人要使用得当。知人善任，就是要认真地考察干部、确切地了解干部，把每个干部都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去，充分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施展才干。这是做好领导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
好比一部机器，有了先进的设计、合理的结构和科学易行的操作规程，还必须有高质量的操作人员。通常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成了决定因素，就是这个意思。
当今世界各国都极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把选用人才、知人善任列为领导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由于重要骨干的选用是否得当，已成为企业经营好坏和能否取得成就的重要保证，所以美国有的大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领导者现在要花百分之四十或更多的时间用在选人用人的各种工作上，可见这个问题所受到的重视。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呢？要做到“知人”可先从了解人的特长来说。
要知人，知人者首先要勤于去知。要舍得花时间认真考察。有人问：日本企业职工一般也是终身制、“铁饭碗”，怎么他们干部的积极性都很高？其实也不一定都很高，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就是他们对于职工，尤其是对于干部的考察、挑选是非常严格的。
经营者要真正做到“善任”，首先应该从事业的全局出发，充分考虑人才的具体特
点，把他放到合适岗位上。假如不把各人的才能用到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去，那对人才是一个压制，对事业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每个人的长处和才能各属特定类型，有的擅长分析，有的擅长综合，有的擅长技术，有的擅长管理，有的精通财务，有的善于交际。特定类型的才能应与特定的工作性质相适应。
工作对人的要求不同，才能与职务应该相称。给予他的职务应最能刺激他发挥自己的优势。职务以其所能和工作所需结合而授，叫“职以能授”，这样，既不勉为其难，也不无可事事。扬其所能，其工作自然积极，管理效能也必然提高。
卡耐基根据多年的经验总结出：不同工作职位有不同要求，不同的人才适合从事不同的工作。某人既能统观全局，又善于协调指挥，善于识人用人，组织才干出众，雄才大略，是一个帅才。就应放在决策中心做领导工作。某人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知识面宽，既有综合分析能力，又敢议事直言不讳，有求实精神，无利俗杂念，这是优秀的反馈人才，应选为智囊。有的人忠实坚定，耿直公正，身正行端，平易近人。让他们从事监督工作，定能做出第一流的成绩。还有的人对领导意图可心领神会，对领导的指示能忠实执行，既埋头苦干，又任劳任怨，实在是难得的执行人才，让他担任办公室主任，秘书，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各种人才应该各得其位。现代领导者必须善于区别不同人的不同才能，让他们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如果让优秀的反馈人才去当执行人员，必然“犯上多事”，反之，如果让执行人才当智囊，岂不“自欺欺人”？世上无无用之人，贵在所用恰当。

知人善任，这是讲到领导艺术时，经常要说到的一个词。什么叫知人善任？知人善任，首在于知人，其次是善任。知人当中首在于知己，其次在知彼，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是很难，确实很难。

一、刘邦的用人之道：知人善任
刘邦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如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下属都有什么才能，他的才能是哪些方面的，有什么性格，有什么特征，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这个也是一个领导最大的才能，领导不是说要自己亲自去做什么事，事必躬亲的领导绝非好领导，作为一个领导，要做好的掌握一批人才，把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作用，你的事业成功就指日可待了。刘邦深谙此理，用韩信带兵，张良出谋，萧何保后，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刘邦也因此而成为他这个集团的一个核心。

二、曹操的用人之道： 知人善任，唯才所宜。
唯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这两个人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唯才所宜和知人善用或者知人善任，是统一的。什么叫知人善任？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那种类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这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唯才所宜。比方说我们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作风正派，清正廉明，曹操就让他们去主持组织部和干部部的工作，选拔官员，果然他们两个选拔推荐上来的那都是德才兼备的。再比方说枣祗和任峻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这就是曹操用人的第一个特点，知人善任、唯才所宜。这个特点，连最讨厌曹操的人，比方说写《容斋随笔》的洪迈，他也承认，洪迈对曹操的用人也有这么一个评价：“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就是说他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都非常地合适，都非常地称职。

三、刘备的用人之道： 知人善任

刘备在选人上不求多，而在精，要求所用之人在某些方面能独挡一面。诸葛孔明及“五虎上将”都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在选人才时，他能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礼请孔明出山，成为尊重人才之美谈。他还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搞种族地域歧视。当时西凉不属中原，但收服马超后委以重任，封为“五虎上将”。
刘备还能取人之长，优势互补。关、张、赵、黄、马及诸葛孔明都是个性非常鲜明之人，刘备注重平衡，岗位设置互不重叠，权责明晰，使他的团队形成了核心的竞争力。敢用比自己强的人，也是刘备的高明之处。曹操虽也爱才，但同时也嫉才，杨修之所以被气死，便是此因。刘备忠厚侠义，能善始善终。从创业之初到建成霸业，从四处奔走逃命到建都成都，都对自己的部属仁爱有加，而不象一些古代帝王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同享乐，或者怕功高盖主，来个“杯酒释兵权”或“兔死狗烹”的结局。刘备一生任用诸葛亮，如鱼得水，成就了大业。

『柒』 诸葛亮的用人之道有哪些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卷3）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_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_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裴注、《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认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举荐人才，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_魏书_武帝纪》）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的“托志忠雅”，费_的“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董光的“秉心公亮”，陈露的“忠属老而益笃”，郭攸之的“以器业知名于时”，姜维的“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杨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邓芝的“坚贞简亮，临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严整”，李恢的“公亮志业”，吕凯的“守节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贞亮死节之臣”。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三国志_蜀书_法正传》）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一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2．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至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津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_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一时之间，“蛮夷皆服，颇来降附”（《三国志_蜀书_张嶷传》），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的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三国志_蜀书_王平传》），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杨洪门下书往，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逸闻。据说每当朝会，何祗与杨洪平起平坐，杨洪开玩笑地对何祗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祗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见《三国志_蜀书_杨洪传》裴注）李严、杨洪、何祗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费_、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_“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_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_、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3．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爱乐人物，诱纳后进”（《三国志_蜀书_法正传》），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著，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对他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三国志蜀书_杜微传》）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懦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他因丞相缘，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_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_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_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_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4．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责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期之以事观其信”，即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以上见《诸葛亮集_文集》卷4）。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察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宰，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以上见《诸葛亮集_文集》卷3）。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养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捌』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如何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董允、陈震、郭攸之、姜维、杨洪、邓芝、王平、李恢、吕凯、射援等等。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在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的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玖』 司马光的用人之道中对'德才兼备是圣人'的人应怎样用

德与才 司马光告诉你的用人之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德与才有精辟的论述：“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给圣人、君子、小人下定义：“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这一论述是有针对性而发的，他提出的选材标准是：“苟不能的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司马光所说不无道理。用人最理想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但这一标准的选择空间太小，自古以来圣人就是凤毛麟角。在才德不能兼备的情况下，愚人是比较保险的选择。选一个傀儡操纵，他会很听话，因为愚，他没能力做好事，同样也没能力做坏事。而小人就不同了，小人无德，但他有才，无德不能做好事，其才却足以做坏事。选傀儡的前提是，得有一个好的操纵者，否则，傀儡什么也做不了，结果还是小人得逞。
因才胜德而失天下的例子，数不胜数，如大家熟知的“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的李煜，死于他乡的徽宗，还有历史上的隋炀帝，他颇有文才，是个很清醒的亡国之君。这些人，无德不能服天下，其才又不能治天下，亡国在情理之中。
德胜才，就能稳做天下吗？唐高宗为人“正直中和”，不是个昏君。可是，有德无才的他，却是导致唐王朝一度血腥遍野、李氏子孙几乎被杀戮殆尽的根源。他没失天下，是因为他的对手有着相当的理智，有才，而又没有完全失德。德才兼亡，却只有亡国一条路，那些昏暴之君不用说了，连那颇忠厚的刘禅也不例外。
中国的历史，一向重德轻才。司马光的标准是历史的“正声”，一向为人们所推崇。那么，小人真的不可用、不能用吗？也不尽然。
陈平大家都熟悉，当周勃、灌婴向刘邦告状，说陈平“盗嫂受金”时，魏无知替他辩护：“臣所言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魏无知的辩护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点到了刘邦的要害，刘邦正和项羽争天下，无德也许成不了大事，无才却是绝对打不赢的。基于当时的实际，刘邦首选才。即能容才，又会用才，这是刘邦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历史上有才无德而成大事的例子不少，战国时吴起杀妻求将，苏秦和燕文公夫人私通，管仲贪，都是有才无德之人，但吴起帮弱小的鲁打败了强齐，苏秦以其合从之谋使六国有效的抗击了秦的扩张，管仲帮齐桓公成就霸业，其功劳名载史册。
公开和“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一论断唱反调的，是曹操。建安十五年，曹操以命令形式公开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成霸世！”建安十九年，他再一次下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公开举起了“唯才是举”的旗帜。当蜀和吴人才“捉襟见肘”之时，魏名臣、名将人才辈出，和曹操提倡的这一用人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愚人百无一用，这是不争的事实；才高德薄的小人，无德，有坏事的可能；但有才，却是成事的资本。把小人弃而不用，于才未免可惜。真正会用人的，在于用其长，抑其短，用其长来帮助自己成事，抑其短可避免其带来的危害。
在用人方面，刘邦是绝世高手，他身边即有张良这样的圣人，又有萧何、曹参这样的君子，还有陈平、韩信、英布这样“才胜于德”的小人。韩信贪，英布反，都不是“正直中和”的君子，但刘邦成功的利用了他们，又及时地遏制了他们所带来的危害。在如何使用小人上，刘邦是成功的。
但，用小人是有风险的。小人之才能成事，其德也足以败事，甚至给用他的人带来生命危险。用小人以至亡国亡家的事例，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要使用好小人，要求用人者其才足以遏止小人的无德，要有识人的能力，有驾御小人的手段。
关于这个道理，中国古代许多人也都做出了精辟的概括，比如孔子的君子小人论、荀子的人才标准论，还有司马光也对德与才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也。”
无才无德——废品 有德无才——次品 有才无德——危险品 有德有才——正品
（原标题：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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