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立法体系

㈠ 当前我国财政立法中哪些部分有狭义法律规定

㈡ 我国财政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财政法律体系，是指有调整国家财政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贵发所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国财政法律体系框架的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财政基本法。财政基本法，主要包括规定财政的基本职能、财政原则、财政管理体系、财政活动的基本方式和财政决策程序等内容的各种法律规范。（2） 预算法。预算法，包括调整国家和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在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预算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3） 税法。税法，包括调整国家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税收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权限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4） 国有资产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包括调整国有自唱所有者、经营者、使用者在国有资产的形成、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中所发生的国有资产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5） 财务管理法。财务管理法，包括调整国家与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和基本建设单位之间的财务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6） 会计法。会计法，包括调整在经济活动中进行会计活动所形成的会计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7） 财政监督法。财政监督法，包括调整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单位的财政财务活动进行监督制约过程中所发生的监督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

㈢ 思考我国财政的法制化和民主化

法制化部分-

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重要物质基础，担负着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促进经济文化事业繁荣和社会稳定等重要职责。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将财政管理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实现依法理财，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一、实现依法理财，必须加强财政法制建设

1.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实现财政管理的法制化。
2.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3.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必须遵循公平、公正、法制等市场经济基本通行的规则，也就是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4.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有助于实现财政职能，保障财政部门依法履行其职责。因此，加强财政立法工作，加快制度建设步伐，对于部门立法中不合理的减收、增支内容予以抑制，从法律的角度为实现财政职能把关。
运用法律手段，将法治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才能确保财政行为规范化，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二、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1.财政法律体系不健全的问题，造成财政行政行为违反现行法律。

2.财政法律制度总体的立法层次比较低，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 3.财政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4.财政执法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加强执法监督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依法理财面临的重大课题。

5.法制意识、依法理财观念有待进一步增强的问题，迫切需要提高法制意识，树立法制观念。

三、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积极推进依法理财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积极推进依法理财，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法制建设。通过加强财政立法，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严格财政执法，完善财政执法监督，深入开展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为财政管理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1.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 2.加强财政立法工作，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3.强化财政执法，规范执法行为。加强财政执法，使财政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有利于提高财政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4.加强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促进依法理财工作的顺利开展

民主化部分

民主最初体现于政治领域，即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只能源于主权人民行使其自治权所授予的权威。从政治角度，实现所有公民的民主、政治平等以及基本的政治权利是国家的基本任务；从经济角度，保护财产权，实现经济的自由，增加财富的机会，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增进是国家职责所在。
财政横亘一国政治、经济领域，构成市场经济下政府进行资源配置、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性经济组织安排和政府性经济行为的规则体系。一方面，财政是一国政府得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其经济来源是建立在对公民私有财产合法的剥夺之上，这种对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划分，无疑应当取得利益受损方的认可，才能实现和维持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财政提供公共物品，必须是任何个人无法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否则政府参与市场竞争，不仅是对私人经济自由的侵害，同时也是对源于公民的财政资金的不当使用。因此，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集中在财政领域就表现为财政民主。一方面，在政治的领域中，财政民主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在经济的领域中，财政民主是公民基本财产权的保护。
之所以强调财政民主，是因为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其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方式、途径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力。如审批预算是宪法等相关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职权。因此，无论是预算的编制还是审批，均应反映人民之意愿并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贯彻民主原则，一是可以保证公共财政的科学性，使公共财政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真正反映未来年度财政收支情况；二是有利于实现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监督，防止出现随意性。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就必须以公民的民主权利约束国家公共权力。
二、财政民主的制度构建
从理论上看，财政旨在提供公共物品。在现实生活中，为防止财政活动偏离公共利益，保留公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定权，是财政民主的核心和目的所在。财政民主一般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即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代议机构审批。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理论在财政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而《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从形式和程序上保证了财政的民主性。
重大财政事项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决定也是财政民主的重要体现。除了对财税方面的基本制度制定法律以外，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决定权也体现在预算审批上。根据我国《宪法》及《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审批中央预算，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审批本级地方预算，这表明，财政民主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已得到了确认。同时，财政民主还要求赋予人民对财政事项的广泛监督权。这要求财政行为的决策程序、执行过程以及实施效果，须具备公开性、透明性等特点。否则无论预算审批或预算监督，都只会流于形式，公开透明更无从谈起了。细化到具体的财政行为，则表现为财政收入与支出行为的民主化。
（一）支出民主：以公共需要定位财政支出
政府的支出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不是单纯用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古典学派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一种消费现象，主张缩小财政规模。但新财政思想却认为市场机能在实际经济社会中根本难以发挥，更何况还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若政府不介入几乎无法平息。两种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的模糊性。但事实是，由于政府执行宏观经济职能的需要，财政职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扩张的趋势，从而引起财政支出的增加。
一般说来，财政支出是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将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服务于政府职能。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分析，既然市场无法有效提供，那么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物品（包括全部纯公共物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否则偏离公共物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而不能被视作财政民主行为。因此，财政支出民主首先应当表现为在财政支出决策的达成上，主要反映为人民对政府开支的权力制约和政府经济职能执行的协调和平衡。
（二）收入民主：以公共权力定位财政收入
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责所承担的财政支出，需要积极谋取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财政支出需要，通过国家依法筹措的所有货币资金的总和，一般包括：税收、费、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罚没等其他形式收入。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凭借的是公权力，即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权力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现代民主制下公共部门的任何权力都应通过公共选择程序如投票，由立法机关审批、赋予，否则就是滥权，构成对私权利的侵犯。因此，议会制之所以能够从社会中吸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其原因就在于代议制给予了财产权利人参与决策的机会，使他们相信代议机构决定的合法性， 这也是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正当性基础。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的“钱袋子”问题上，财政民主实践了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财政的一系列环节中，从征税开始，到支出、绩效评估和监督，都应该在代表机构的决定与掌控之中，从而依法实现对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目标的监督与有效控制。

㈣ 民族区域自治权当中的财政经济立法权包括那些

１、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财政收入多于财政支出的，定额上缴上级财政，收入不敷支出的，由上级财政补助； ２、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主的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３、对外贸易自主权； ４、对本地方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可以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 ５、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税项目以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加以照顾和鼓励的，可以实行减税或免税。

㈤ 财政法的特征

财政法是调整国家财政收支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法律意义上的财政可界定为以国家为主体的收入和支出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

由于财政行为而形成的财政关系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财政收入关系、财政支出关系、财政收支平衡关系；内部财政关系、外部财政关系；财政实体关系、财政程序关系等。根据国家财政活动的范围，国家财政关系还可分为财政收支管理关系、财政管理权限关系和财政活动程序关系。在国家财政关系中，因筹集和取得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财政资金而在国家与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发生的财政收支管理关系，是国家财政活动中形成的最主要、最广泛的社会关系，包括财政收入管理关系和财政支出管理关系。这是财政法调整对象的主要方面。其次，根据宪法的原则规定，需要在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划分财政管理权限，从而形成财政管理权限关系，这是财政法的调整对象。另外，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财政活动程序关系，也是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情况下，根据立法的实际和理解的便利，依照财政收支关系内容的不同，财政法的调整对象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管理体制关系。财政管理体制关系是在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使财政管理权限而发生的财政关系，包括财政立法权限关系、财政收支权限关系、财政管理权限关系等方面。

2．预算管理关系。预算管理关系是国家各级机关在进行预算活动和预算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和政府执行机关、中央与地方、总预算和单位预算之间的权责关系和收支分配关系及其预算活动程序关系。此外，与预算管理关系密切相关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关系和国家金库管理关系，也属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3．税收关系。税收关系是国家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包括税收管理权限关系、税收征纳关系、税收征收管理程序关系等。

4．国家信用管理关系。国家信用管理关系是国家作为政权主体在参与信用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财政关系。包括国家债务管理关系和财政融资管理关系。

5．财政监督管理关系。财政监督管理关系，是指在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单位的财政活动和财务收支等进行监督制约过程中所发生的监督关系。

6．财政分配的形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主要是实物和力役，而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则是货币。

与此相关的是，国有资产管理关系仅仅是在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方面可归入财政法的调整范围，而财务管理关系、会计管理关系则不是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二、财政法的作用

（一）财政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

1．财政法是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税收、预算管理等方面的财政法是规范市场主体活动的重要准则。财政法为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规范财经秩序，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2．财政法是调节社会分配、规范财政收支的法律依据。在国家财政分配过程中，财政法以其确定性、稳定性、规范性为调节社会分配提供法律依据。国家依法组织财政收支，以确保实现国家职能；其他分配单位和个人，也要求财政分配法治化，以使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处于稳定和规范化的状态。同时，财政法依据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公平税负、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社会分配。

3．财政法是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吸引外资、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财政法中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立法，将我国实际情况与国际惯例相结合，成为促进对外经济交往的可靠法律保证。

（二）财政法在振兴国家财政中的重要作用

1．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规范财税管理离不开财政法的确认和引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财政法的废、改、立的过程。

2．健全财政职能，理顺分配关系，需要财政法的规范。财政职能的健全、完善及其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财政法的规范、确认和保障。

3．财政法是加强财政监督、维护财经秩序的重要手段。财政法规定财政监督的程序和方法，有利于国家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监督，发挥财政监督的重要作用。财政法还通过其鲜明的导向性和承担责任的确定性来维护财经秩序。

4．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需要财政法的保障。财政作为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工具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处于各种利益分配的焦点上，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法作保障，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三、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财政法治建设和财政管理活动全过程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准则，是财政法本质的具体体现。财政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财政立法、财政执法、财政司法、财政守法和财政法律监督等环节和一切财政活动都必须以财政法的基本原则为依据。

1．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财政分配的公平，主要是指社会公平，包括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财政分配的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
公平与效率既具有统一性，也具有对立性，二者必须兼顾。但在实际执行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侧重于某一方面，同时兼顾另一方面。对于我国这一发展中国家来说，从总体上侧重于效率同时兼顾公平，是应有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公平不等于平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应注意两方面的倾向：一是要克服平均主义思想，二是收入差距要适度。

2．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从发展国民经济中来考虑财政收支；财政收支的方式和数量必须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微观经济方面，国家财政充分运用财税杠杆调节经济的作用，引导企业开展公平竞争；在宏观经济方面，国家财政通过制定财政政策与财政法律、法规，调整国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以及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比例，制约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3．财政收支平衡原则
在确定一定时期的财政分配总规模时，一方面要考虑政府实现其各项职能对资金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在兼顾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财政分配规模。在实践中，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是一对矛盾，而维持财政平衡则是不同历史时期解决这对矛盾的基本做法。

四、财政法的渊源

财政法的渊源是指财政法律规范的具体表现形式。

1．宪法中有关财政的法律规范
我国现行宪法中，有财政立法依据的原则规定，也有直接涉及财政的条款。如《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第89条规定“国务院编制和执行国家预算”，第11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等。

2．财政法律
我国法的渊源中，仅次于宪法的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即狭义上的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作的决议或决定，如果其内容属于规范性的规定，也应视为狭义上的法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财政法律和法律性文件共80余件（部）。

3．财政行政法规
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制定、批准和发布财政行政法规及法规性文件，如决议、决定、命令等。这些法律文件的效力次于宪法和法律，但却是财政法的重要表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制定和批准的有关财政方面的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达400余件（部）。
此外，在国务院制定和批准的其他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如果其中有涉及财政的法律规范，也属于财政法的渊源。

4．财政行政规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国务院职能部门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其权限范围内发布的有关财政方面的规定、决定、命令、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属于财政规章，是对财政法律、财政行政法规的补充、发展和具体化，在整个财政法中所占的比例最大，涉及面最广，具有及时、灵活和针对性强等特点，但其效力和地位均低于财政行政法规。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有关财政工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3000余件（部），现行有效的仍有1000余件（部）。

5．地方性财政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地方性财政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其中有关财政法律规范，也是我国财政法的渊源。

6．特别行政区的财政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特别行政区的财政法律包括特别行政区予以保留的原有的法律和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它们是特别行政区财政法重要的渊源。

7．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指我国同外国缔结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及协定性质的文件，主要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财政税收关系。

8．财政法律解释
财政法律解释，是指对财政法律规范的确切含义、真实意旨以及财政法律规范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等所作的说明。财政法律解释一般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能够成为财政法律渊源的财政法律解释主要是立法解释。财政法律解释中，国务院财政部门结合财政法律规范实施中的有关问题所作的解释是行政解释。

五、财政法的性质与法律地位

我们认为，财政法律规范中包含着一定数量的行政法律规范，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财政政策立法的现象无疑也是客观存在的。财政法的法律性质与地位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将其归入行政法；第二，将其归入经济法；第三，将其分割为两个部门法，行政法律规范归入行政法，经济政策法律规范归入经济法。假如选择第一种方案，必然会导致整个宏观调控法都倒戈行政法，经济法的体系将难以维系。这在理论上研究尚不够深入，在改变人们思维习惯方面也需假以时日。假如选择第二种方案，又明显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困窘。因为强行将如此众多的行政法律规范纳入经济法，只会使经济法失去本来的色彩，而被行政法同化。所以当务之急，第三种方案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当然，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完全没有必要对其加以严格区分，由国家财政机关统一执行即可。而财政法的研究学者也完全没有必要将自己硬性定位于其中的某一个部门法，应该将整个财政法律现象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因此，财政法学完全可能横跨财政宪法、财政行政法、财政经济法，甚至包括财政债法。

㈥ 如何完善我国财政决策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法制化部分-

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重要物质基础，担负着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促进经济文化事业繁荣和社会稳定等重要职责。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将财政管理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实现依法理财，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一、实现依法理财，必须加强财政法制建设

1.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实现财政管理的法制化。
2.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3.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必须遵循公平、公正、法制等市场经济基本通行的规则，也就是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4.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有助于实现财政职能，保障财政部门依法履行其职责。因此，加强财政立法工作，加快制度建设步伐，对于部门立法中不合理的减收、增支内容予以抑制，从法律的角度为实现财政职能把关。
运用法律手段，将法治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才能确保财政行为规范化，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二、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1.财政法律体系不健全的问题，造成财政行政行为违反现行法律。

2.财政法律制度总体的立法层次比较低，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 3.财政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4.财政执法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加强执法监督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依法理财面临的重大课题。

5.法制意识、依法理财观念有待进一步增强的问题，迫切需要提高法制意识，树立法制观念。

三、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积极推进依法理财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积极推进依法理财，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法制建设。通过加强财政立法，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严格财政执法，完善财政执法监督，深入开展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为财政管理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1.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 2.加强财政立法工作，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3.强化财政执法，规范执法行为。加强财政执法，使财政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有利于提高财政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4.加强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促进依法理财工作的顺利开展

法制部分

民主最初体现于政治领域，即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只能源于主权人民行使其自治权所授予的权威。从政治角度，实现所有公民的民主、政治平等以及基本的政治权利是国家的基本任务；从经济角度，保护财产权，实现经济的自由，增加财富的机会，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增进是国家职责所在。
财政横亘一国政治、经济领域，构成市场经济下政府进行资源配置、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性经济组织安排和政府性经济行为的规则体系。一方面，财政是一国政府得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其经济来源是建立在对公民私有财产合法的剥夺之上，这种对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划分，无疑应当取得利益受损方的认可，才能实现和维持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财政提供公共物品，必须是任何个人无法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否则政府参与市场竞争，不仅是对私人经济自由的侵害，同时也是对源于公民的财政资金的不当使用。因此，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集中在财政领域就表现为财政民主。一方面，在政治的领域中，财政民主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在经济的领域中，财政民主是公民基本财产权的保护。
之所以强调财政民主，是因为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其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方式、途径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力。如审批预算是宪法等相关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职权。因此，无论是预算的编制还是审批，均应反映人民之意愿并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贯彻民主原则，一是可以保证公共财政的科学性，使公共财政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真正反映未来年度财政收支情况；二是有利于实现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监督，防止出现随意性。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就必须以公民的民主权利约束国家公共权力。
二、财政民主的制度构建
从理论上看，财政旨在提供公共物品。在现实生活中，为防止财政活动偏离公共利益，保留公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定权，是财政民主的核心和目的所在。财政民主一般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即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代议机构审批。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理论在财政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而《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从形式和程序上保证了财政的民主性。
重大财政事项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决定也是财政民主的重要体现。除了对财税方面的基本制度制定法律以外，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决定权也体现在预算审批上。根据我国《宪法》及《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审批中央预算，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审批本级地方预算，这表明，财政民主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已得到了确认。同时，财政民主还要求赋予人民对财政事项的广泛监督权。这要求财政行为的决策程序、执行过程以及实施效果，须具备公开性、透明性等特点。否则无论预算审批或预算监督，都只会流于形式，公开透明更无从谈起了。细化到具体的财政行为，则表现为财政收入与支出行为的民主化。
（一）支出民主：以公共需要定位财政支出
政府的支出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不是单纯用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古典学派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一种消费现象，主张缩小财政规模。但新财政思想却认为市场机能在实际经济社会中根本难以发挥，更何况还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若政府不介入几乎无法平息。两种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的模糊性。但事实是，由于政府执行宏观经济职能的需要，财政职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扩张的趋势，从而引起财政支出的增加。
一般说来，财政支出是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将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服务于政府职能。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分析，既然市场无法有效提供，那么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物品（包括全部纯公共物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否则偏离公共物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而不能被视作财政民主行为。因此，财政支出民主首先应当表现为在财政支出决策的达成上，主要反映为人民对政府开支的权力制约和政府经济职能执行的协调和平衡。
（二）收入民主：以公共权力定位财政收入
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责所承担的财政支出，需要积极谋取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财政支出需要，通过国家依法筹措的所有货币资金的总和，一般包括：税收、费、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罚没等其他形式收入。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凭借的是公权力，即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权力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现代民主制下公共部门的任何权力都应通过公共选择程序如投票，由立法机关审批、赋予，否则就是滥权，构成对私权利的侵犯。因此，议会制之所以能够从社会中吸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其原因就在于代议制给予了财产权利人参与决策的机会，使他们相信代议机构决定的合法性， 这也是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正当性基础。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的“钱袋子”问题上，财政民主实践了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财政的一系列环节中，从征税开始，到支出、绩效评估和监督，都应该在代表机构的决定与掌控之中，从而依法实现对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目标的监督与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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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论述财政法的体系

从形式上看，财政关系可以分为财政收入关系、财政管理关系和财政支出关系三种。财政收入关系的范围主要包括税收征收关系、资产收益关系、国债发行关系、费用征收关系、彩票发行关系等；财政管理关系主要包括财政平衡关系、财政预算关系、国库经理关系和审计监督关系等；财政支出关系主要包括财政采购关系、财政贷款关系、财政投资关系、财政拨款关系等。依照这种关系分类，结合相关法律规范的效力与功能，财政法的体系可以解构为以下几个层次：

1.财政基本法

财政基本法主要涉及财政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对财政收入、支出和财政资金的管理都有普遍的效力。财政法的原则、财政权力的分配、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形式，重要的财政收支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等，都需要在财政基本法中加以规定，以体现其重要性和普适性。财政基本法本身即具有宪法性文件的特性，其内容可能以专门的法律表现出来，也可能直接在宪法中加以涵盖，对财政法的各个领域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国现行《宪法》中大多是有关财政立法依据的原则规定，如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基本制度、国家机构设置等，它们虽然没有直接规定财政问题，但有的必须作为财政立法的前提，有的应当通过财政立法予以落实，因此对财政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宪法》中直接涉及财政的条款仅有4条，如第56条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调整方案；第11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等等。由于宪法缺乏对财政制度方面全面直接的规定，为保证财政领域法律的统一实施，我国宜尽快制定财政基本法，以适应现代财政法治的基本要求。

2.财政平衡法

财政平衡法主要涉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它普遍适用于现代社会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各国财政实践，是财政分权的必然产物。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收支范围、下级政府对上级的财政上缴、上级政府对下级的财政拨款，都通过财政平衡法予以规范。为了保证各级政府财力的真正均衡，财政平衡法必须科学测算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以及转移支付的标准或额度，因而使其显示出很强的技术性。另外，为保证财力分配的公平和科学，财政平衡法宜由超越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主体加以制定，中央政府的立法权应当受到限制。

相比德国、日本、美国等财政法治国家而言，目前我国的财政平衡法的发展还处在非常低级的阶段。中央与地方之间收入与支出的划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转移支付，等等，财政利益分配的权力完全操纵在中央政府手中，加之分配标准不明确，程序不完备，价值取向不甚明朗，地方财政的自主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因为财政无法得到保证，连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法提供，各地财力失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保证全国范围内最起码的财政均衡，必须将财政收支划分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问题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通过制定财政平衡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3.财政预算法

财政预算法是政府财政行为科学、民主、公开、规范的重要制度保障，它主要包括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和监督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同时也包括财政资金入库、管理和出库的相关内容。由于政府的所有收入都应该纳入预算，所有的开支也必须通过预算，因此，预算可以成为人大控制和监督政府财政权力的重要形式，而预算立法的目的也正在于保障这种积极功能的实现。在预算方案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只要财政开支严格遵循预算执行，财政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另外，从体系上看，由于国库经理及预算会计与预算法的联系非常密切，因此，财政预算法的范围还可以适当拓宽到与此相关的内容。

㈧ 简述：我国财政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财政法律体系，是指有调整国家财政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贵发所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我国财政法律体系框架的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财政基本法。财政基本法，主要包括规定财政的基本职能、财政原则、财政管理体系、财政活动的基本方式和财政决策程序等内容的各种法律规范。
（2） 预算法。预算法，包括调整国家和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在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预算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
（3） 税法。税法，包括调整国家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税收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权限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
（4） 国有资产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包括调整国有自唱所有者、经营者、使用者在国有资产的形成、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中所发生的国有资产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
（5） 财务管理法。财务管理法，包括调整国家与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和基本建设单位之间的财务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
（6） 会计法。会计法，包括调整在经济活动中进行会计活动所形成的会计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
（7） 财政监督法。财政监督法，包括调整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单位的财政财务活动进行监督制约过程中所发生的监督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

㈨ 论述我国财政管理法律体系的不足与完善

一、有关财政危机问题的共识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轨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在此新形势下，如何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财税法治改革应当何去何从，是我们在进行财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财政危机的讨论一直未停。特别是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国家曾一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使财政支出大涨，赤字与国债规模激增。通常，评价一国财政运行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轨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财政运行是良性状态还是危机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转化趋势。财政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债的多少和偿债能力的强弱。因此，如果政府的负债过多，就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很大，每年都有数千亿元①；与此相适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这几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000亿元②，国债发行总额累计已经达到26000亿元。这只是最为直观的政府负担的国家公债的数额。有些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计算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等指标的依据。除了上述以发行的国债数量作为衡量政府负债的依据以外，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测度方法，较为重要的是把政府负债分为四类，即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因此，上述的国债发行规模，只是一种显性的负债或直接的负债，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政府的负债，则政府的债务负担应当更重。例如，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拖欠的工资、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国家来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最终承担责任，这些“实质上的债务”，都是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财政来“买单”。
由此看来，无论对影响财政风险或财政危机的指标如何确定，也不管对政府的负债如何量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大量债务负担的积聚，至少已构成发生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如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做法，是否会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并影响到“代际公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和精神，等等。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探讨产生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
二、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由于专业分工等诸多原因，传统的法律界往往对财政问题少有问津，但财税领域恰恰是体现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园地。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如果没有财税方面的分权及具体制度安排，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见，财政危机作为财政运行的一种极端状态，作为一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危急情势，同宪法、宪政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财政直接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宪政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财政权和财产权做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这些法律精神，应当贯穿于相关的财政法、税法、民法等领域的具体立法之中。上述的法律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即通过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分权，综合协调、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这种精神，就不仅可能侵害国民的财产权，也可能使财政权的行使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具体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法形同虚设
由于我国宪法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其经济性和法律性特征相对较弱，因而对预算的规定十分匮乏。这些不足本需预算法加以弥补，但现行预算法却较为空泛，可操作性较差，以致许多现实财政收支管理活动都游离于预算法规定之外，严重影响了预算法的权威性；简而言之，预算法已形同虚设，亟待改造或重构。具体体现在：（1）预算法明确规定“一国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纳入预算”。但在我国这一原则未能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规定中，致使在“预算资金”之外，又形成了所谓的“预算外资金”，甚至在“预算外资金”之外，还积聚了许多“制度外资金”，从而导致国家分配秩序的极度混乱，财政活动失序、失范的问题大量存在，使正当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赤字规模由此不断扩大，而财政危机也由此潜滋暗长。（2）财政收支平衡是预算法的基本原则。但在一国预算法刚性不足，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收支平衡的原则往往很难被实际执行，这同样也是导致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3）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置预算法精神与规定于不顾，随意变更预算和随意追加、追减预算，以及改变预算项目等，还有预算支出的失控以及凭长官意志所进行的非法支出，更加大了滋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危害十分巨大。（4）预算缺乏透明度。特别是政府部门预算的透明度不够，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纳税人不知道自己的钱被用在了什么地方，怎么用了。众所周知，法律执行的监督是任何一项法律是否正常运作的关键所在，但是由于预算缺乏透明度，不仅使预算缺少了社会和舆论的监督，甚至有可能为不法之徒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国家的巨额资金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在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对预算收入征收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等，都是无视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二）国债法有待完善
财政危机直接体现为大量的显性赤字或隐性赤字，而对于赤字的弥补危害较小和最常用的，则是发行国债的形式。发行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尽管是债，但毕竟是公“债”，因而也具有很强的公法属性。它要求国债的发行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等很多方面，都必须要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因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但是，我国目前国债规模立法还相当薄弱，尚无专门的国债法对相关的问题作系统规定。在缺少专门的国债法的情况下，有关国债的一些基本规范，主要体现在预算法的几条原则性规定中：（1）在发行国债的法律依据上，由于预算法强调中央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列赤字，且地方各级预算也应当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编制，不列赤字。因此，在理论上就不存在通过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上述赤字的问题。但事实上，不仅是中央政府，许多地方政府都发生了赤字，而且欠债规模还十分巨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漏洞如何弥补，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于化解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会有好处，否则，就会进一步加大财政危机的可能性。（2）从现行制度来看，只是在中央预算所必需的建设资金出现资金缺口时，才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然而，对于借债的合理规模和结构，却缺少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国债的实际发行过程中，无法有效控制和实施监督。（3）在对权力机关的国债发行行为进行监督时，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没有专门的国债法来全面规定国债的发行问题，因此，这里的预算监督行为也是无效的，从某种程度上放纵了国债的发行，从而也会增加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4）在预算法规定中缺乏一个较为系统的对国债风险进行防范的制度。国债是一个涉及比较多的经济学工具和技术的制度，国债的风险管理包括：发行的规模、发行的结构、发行的方式、国债流通的规模风险、国债的偿还规模和结构风险等。完善的国债法是能够有效防范国债风险的，对于这些问题，不是立法者拍拍脑袋就可以制定的；而且既定的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因此需要法律经济的分析方法，从技术上彻底降低国债的风险。
（三）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说，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从而使现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主要都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这也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征收权，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关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危机尤为重要。
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选择了与财政危机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来探讨，从中不难发现这些领域所存在的许多立法和执法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并不限于市场制度本身，市场制度、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社会不可能在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却排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模式与政治模式（宪政制度）。因此，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财税法学而言，建立一种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和推动已经制定的财税法规范的准确实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是促进财税法治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的思考
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既能够从总体上体现宪法的精神，又能够在具体的分税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宪政制度。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财政危机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规避财政危机的工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建议修改现行宪法，建立财政法立法依据
目前，我国财政法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单行法，尚无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统一的财政法典。因此，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明确各财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界定各财税部门的职能、权限、义务和法律责任。各财税单行法都必须以财税基本法为依据，不得与其相抵触。这就要求在财税基本法的统领下，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对现行财税法律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将财政税收等涉及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在宪法中做出规定，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
（二）建立健全国债法律环境
全面清理现有的国债法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在全面清理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已经完全不适用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部分失效的失效，该修改的修改。我国尽管多次颁布《国库券条例》和《特种国债条例》等，但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债法》。即使是这些已颁布的法规中，也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中国国债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今后境外资本也将进入国债市场，这将为国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起草一部完整的《国债法》，规范国债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设定制约手段，规范国债的发行、流通、使用、管理和偿还全过程，是健全我国国债市场的迫切需要。
（三）加紧修改《预算法》，推进各类相关体制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批还是预算执行，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这是从源头上防范财政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法
在完善税法时，要注意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否则，税法再完善，也可能会存在许多因制度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基础，税法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影响同业竞争的纳税人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制定、变更税法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款给付义务，而且当国家以征税行为介入市场运行以后，税法的制定和执行更会影响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尽快拟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从法律上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增强财政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法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法律程序明确监督机构的职权、责任、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反财政法规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既抓立法，又抓执法，真正把财政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总之，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科学、协调有序的财税法律体系，使之既有分权，又有限权；既有自由，又有约束，从而在财税法制中，通过法律的全面制定和有效实施来体现宪政精神，形成宪政秩序，这样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解决财政赤字、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共经济秩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