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治与人道文明

Ⅰ 法治和人治，的优缺点各在哪里

1. 法治的优点
法治的社会中，法具有绝对的权威，一切的行为与交往都有确定的模式可以遵循，人们凭借法律的指引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人们凭借法律可以预见他人的行为，以及自己和他人行为的结果。人们合法的预期利益可以得到实现，人们权益的受损可以用法得以补偿。许多的社会生活都在法的秩序中有序、和平地稳定地进行着，人们享受法所带来的稳定与安全。
2. 法治的缺点
法虽可以确立一种人们普遍遵循的一种社会秩序，但是正是它的优点往往成了它致命的缺点。秩序一定的稳定性、持续性、连续性往往意味着一定的保守性和滞后性。社会生活的繁纷复杂，以及社会的变动不居，有限的条条框框是不能完全框定多彩的世界。既存的社会规则往往因为社会的变化变得不合时宜，新情况的出现往往在以前的本本里找不到应对的办法。
1. 人治的优点
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正是认识不断变化世界良方。社会不断在在进步，人也不断在发展。虽然，过去的规则不能应对现实的需要，可人能及时因时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保持认识与现实的一致。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可以针对现实生活的千变万化和适用对象的不同特点，最大限度地实现个别正义，从而使法律规范所追求的社会正义获得有效分配，有利于缓解法律规范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的内在的紧张关系使法律更具活力，在这方面判例法国家通过官造法以及判例法内部衡平法对普通法的特殊补充机制而保持了很好的社会适应性。规则的形成和制定需要复杂的程序和长期的时间，因此法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变得色彩暗淡。“船小好掉头”个人对社会变化的反应总是敏感的，个人的反应总是迅速的，个人的意志总是集中的。个人的决策不需要复杂的程序和时间，能够紧扣时代的变迁。
2. 人治的缺点
作为社会的一种治理的模式，则应当需要大家普遍地接受和认可。人治，必竟是一种个人表达的意志，这种个人意志和众人的意志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致呢？个人与众人总是存在差异的，个人的决定未必就符合纵人的需要。人治的社会里众人的命运被系于个别人的手中，许多人的命运常常因为有权者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改变。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没有了合理的预期，成天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掌权者的号令朝令夕改，人们的行事则完全凭着对掌权者个人意志的猜测作为指导。因而，人治也是往往充满着危险，人治往往有走向专制，人治往往损害人们的合理预期，人治也往往与人们追求稳定安全的心理需要不相一致。

Ⅱ 比较战争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异同

学术界经常把国际人道法局限于日内瓦法，或者笼统地等同于战争法、武装冲突法，这多有不妥。为了深入研究、广泛准确地传播国际人道法，需要对此作一番深入的考察。

一、国际人道法的界定

（一）国际人道法的定义

国际人道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中文也译为“国际人道主义法”或“人道主义法”。虽然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有关国际人道法的条约就出现了，但“国际人道法”的概念，则出现得比较晚。直到1949年缔结四个日内瓦公约，公约文本也只是提及“人道主义组织”和“人道主义活动”，①并没有出现“国际人道法”的术语。不过，在四个日内瓦公约的召唤下，50年代初，国际法学家们已经开始使用“国际人道法”的称谓了。到了1956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给在新德里召开的第19次国际红十字会议的文件——《关于限制战时平民居民所遭受的危险的规则草案》，不仅使用了“国际人道法”的术语，而且还初步把它定义为“特别地从日内瓦和海牙会议的文件派生出来的国际法规则”。1968年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关于“武装冲突中的人权”的ⅩⅩⅢ号决议，不仅使用了这个术语，还明确了该术语具体包括了哪些公约。[1](P406)1971年国际红十字会召开的“重申和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政府专家会议”，标志着国际社会完全接受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术语，并在此后被普遍使用。②随着“国际人道法”术语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也就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准确界定“国际人道法”的概念。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81年的出版物，曾对国际人道法有过一个明确的界定，说它是“由协定或习惯所构成的，其目的在于为解决由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直接引起的人道问题，以及出于人道方面的原因，为保护已经或可能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员及财产而对有关冲突作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选择进行一定限制的国际规则。”[2](P1)这个界定，精当地指明了国际人道法以条约和习惯为渊源，以存在武装冲突（包括国际性的和非国际性）为适用条件，以解决武装冲突直接引起的人道问题为目的，以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保护有关人员和财产为内容。

1996年，国际法院在其就联合国大会要求提供的关于以核武器相威胁和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的咨询意见中，也对国际人道法做了权威阐述。该“意见”第78段指出：“传统国际法上所称‘战争法规惯例’部分地以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和1874年布鲁塞尔会议为基础，是人们在海牙进行编纂（包括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的结果。‘海牙体系’，更准确地说，《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章程》规定交战各方行为的权利与义务，并限制其在国际武装冲突中杀伤敌方人员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除此以外，还有旨在保护作战部队的伤病员和不参加敌对行为，即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法体系’（1864年、1906年、1929年和1949年公约）。这两个在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法律体系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被称之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统一的、复合的法律体系。”国际法院的这一阐述，突出地强调了国际人道法包括原来的“海牙法”和“日内瓦法”两个体系，是这两个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渐发展而成的统一的、复合的法律体系。

综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物的界定和国际法院的阐释，联系国际人道法自那时以来的发展，吸收自那时以来学界界定国际人道法的成果，我们认为，国际人道法的界定，可以简明地表述为：国际人道法是由协定和和习惯构成，从海牙法和日内瓦法发展而来的，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保护已经或可能受武装冲突危害的人员及财产，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武装冲突中人道要求的统一的国际法规则体系。

Ⅲ 世界法治文明始于哪一成果

四大文明古国一般用来指代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等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但对由于古文明缺乏准确的文献纪录，其具体诞生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论...

Ⅳ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构成

国际人道法的主体包含于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中。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已同意接受其约束。通过进一步的协议——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以及2005年关于新增特殊标志的《第三附加议定书》，《日内瓦公约》得到了补充与发展。
还有若干其它协议禁止使用某些武器和军事战术，并保护某些类别的人员与财产。这些协议包括：
· 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两个《议定书》；
· 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 1980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及其5个《议定书》；
· 1993年《化学武器公约》；
· 1997年关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
· 2000年《〈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如今，国际人道法的许多条款被接受为习惯法——即，所有国家均受其约束的一般规则。 国际人道法只适用于武装冲突，而不适用于国内紧张局势或动乱（例如孤立的暴力行为）。该法只在冲突开始后才予以适用，并且平等适用于冲突各方，而不论是哪一方发动的战争。
国际人道法区别对待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国际性武装冲突至少涉及两个国家。它要遵守更广泛的规则，其中包括四个《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中的条款。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则发生在一国领土之内，既包括正规武装部队与武装反抗团体间的斗争，也包括不同武装团体之间的斗争。适用于国内武装冲突的规则十分有限，它们主要规定在四个《日内瓦公约》之共同第3条以及《第二附加议定书》中。
区分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非常重要。虽然二者有部分类似的规则，但是，这两个法律部门却是独立发展并包含于不同条约之中的。特别是，与国际人道法不同，人权法适用于和平时期，在武装冲突期间，其许多规定都可能会被中止。 国际人道法涉及两个方面：
· 保护那些没有或不再参加战斗的人；
· 限制作战手段（特别是武器）和作战方法（例如军事战术）。 国际人道法保护那些没有参与战斗的人，例如平民、军队中的医务和宗教人员。它还保护那些已经停止参加战斗的人，例如受伤、遇船难和生病的战斗员以及战俘。
这几类人员的生命与身心健全也应受到尊重。他们还享有法律保障。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必须获得保护与人道待遇，而不加以任何不利区别。
更具体地说：禁止杀戮或伤害已投降或不能战斗的敌人；交战各方须对其控制下的生病或受伤的人员予以收集和照顾。医务人员、设备、医院和救护车均须受到保护。
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则规定了在敌方控制下战俘的拘留条件以及对待平民的方式。这包括提供食物、住所和医疗护理以及与家人的通信权。
国际人道法还规定了许多可被用于辨别受保护人员的明显可识别的标志。主要标志是红十字、红新月以及识别文化财产和民防设施的符号。 国际人道法禁止使用可导致下列后果的所有作战手段和方法：
· 无法区分参战人员和未参战人员（如平民），其目的是保护平民居民、平民个人和平民财产；
· 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
· 对环境造成严重或长期的损害。
因此，国际人道法禁止许多武器的使用，包括爆炸性子弹、化学和生物武器、激光致盲武器以及杀伤人员地雷。

Ⅳ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人道原则,比例原则,禁止报复原则和什么原则

l、人道原则：保护战争受害者。这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非战斗员必须得到尊重、保护和人道待遇。
2、区分原则：在作战中必须严格对战斗员与非战斗员加以区别，这是国际人道法最基本的限制和规定。
3、军事需要与比例原则：在战争中使用暴力攻击军事人员和目标是合法的，但军事需要不是绝对的，应尽可能地
限制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害。
4、禁止报复原则：严禁对于受保护的对象采取任何报复行为。

Ⅵ 法治和国际的不同，因立法的人不受约束不是人民的意愿

中国仍然使用《商鞅法》。三个一法：一赏一罚一教。

Ⅶ 法治与人治的优缺点，举实例说明！！！

1.政治权威俗化 法治政治是民主政治,是普通人的政治而非“圣贤政治”。国家领导人身上的神圣光环已不复存在,在公众眼里,他不仅要过世俗生活,而且也免不了会和大家一样犯错误。人们已不太在乎领导人有多么迷人的超凡魅力,不太关心他是否能提供一种主义、一种理想和一种感召力。人们真正关注的是他的实际政绩,关注的是他能否增进大家的福利和权利。人们对待领导者的情感也由狂热归于平淡,理性的成分逐渐增多。
2.法律权威强化 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权威性,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法律秩序,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法律的至上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贵为国家元首也必须服从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做出裁判。
3.权力竞争优化 在法治政治中,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而上选举的。他们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人负责,并尊重、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权力主体在政治舞台上的升降沉浮与选民手中的选票密切相关,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选票,权力主体必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在人治政治中,人民的选票千万张,不如上级领导嘴一张,而在法治政治中,一张选票值千金。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使得权力竞争有了严格的制度来规范,从而变得有序、透明。任何领导人都无权个人指定他的继承人,下任领导者的产生只能经由选举,舍此别无他途。权力竞争纳入制度化轨道,政治运行变得平稳有序,消除或减少了人治政治中的任意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公众当中建立起了一种稳定的心理期待,保证了社会的持续、有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三、人治与法治之争的启示
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在当代社会已不像以前那样激烈，甚至其争论点都已经有些模糊，但争论仍然存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观点，我个人也比较赞同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当中所说的“人治”实际上是强调在立法、执法、守法的过程中要依靠人,强调人的重要性。而传统的人治则将“人治”理解为一人说了算,理解为以言代法和专制。比如一些主张人治与法治统一的学者指出“徒法不能自行”的道理之时，“法治”派一方面并不否认这种认识的正确性,但同时又论辩说,法治并不否定人的作用,但关键是人要服从法。人要服从法实际上是法的严肃性问题,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涉及法律的严肃性问题,主张“人治与法治应该结合”的学者没有否定法的严肃性,倒是主张法治的学者有意淡化人的作用,这是争论中非常奇怪的现象。人治与法治被人为地放到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的两分法之中,这种两分法在确定法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它又将传统的治国之道人为地放到了人治的范畴,这对法治社会的建立非常不利。法治难道不涉及立法、执法和守法?这些难道靠法就能解决?当代一些法学家将法治看成是一种“机制”,以为法律可以靠一种“机制”来运行。这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只有以利益为基础所形成的制约模式才是科学的、现代的、可靠的。因比,这种机制并不是不依靠人而是依靠利益化了的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对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发挥了一定的意义,但当法治目标已确立时,法治本身的内涵并没有达成共识。法治究竟是什么?外界和学术界理解的法治并不相同,学界之外的法治信条是:法律必须体现公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而学术界理解的法治却不仅仅是这些,在他们那里法治已扩展为现代文明、现代管理机制,并且与特定的“民主形式”联系在一起。法治和作为法治对立面的人治都已经脱离了其本来涵义,法治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而人治则实际上是为推销法治而存在的。这种借法治而“拔高”法治的做法对法治社会的确立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当法治被“拔高”为一种能够“自行”的机制的时候,法治也就成了技术性问题,只要将西方的法治模式移植过来就可以了,但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西方的制度模式归根到底是法制,而不是法治,法制是静止的,失去根本的东西,这种形式即使再完善也难以发挥作用。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法律形式和以前相比已经非常完善,但人们仍然觉得漏洞很多,这说明漏洞并不是法制就能解决的。越是将法治“拔高”就越是降低法治,陷入“以术治国”法家的“法治”之中,不利于法治的确立。若法治是一种文明的话,它应是人的文明,而不是法制本身的文明。若法治就是法制,那么“以德治国”就多余了。实际上,提出“以德治国”就是为了完善法治,它不是否定法治,而是克服单纯依靠法制的弊病。德立则法立，“法立而可守,则德可大、业可久”

Ⅷ 法治与人治存在那些主要区别

(一)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人治？所谓法治，最基本的特征是法律能够约束国家权力。即当法律与当权者个人的意志发生冲突时，法律高于当权者个人的意志，法律能支配权力。“法律就是国王”。所谓人治，最基本的特征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支配法律。“国王就是法律”。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大于权，还是权大于法。
(二)“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有法则治，无法则乱，是不证自明的规律。纵观当今世界，法治国家不断增多，人治国家不断减少，人类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必然。正如古希腊法律思想家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讲：“如果一具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三)依法治国将是中国走向辉煌。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法治”的根本标志。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人治。“法自君出”，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律在国家治理中从属于皇权。这种封建专制，曾给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法治的建设没有足够的重视。再现过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言论代替法律，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怪现象。以致最终酿成了“文革”那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实行权大于法，法律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和不幸；如果实行法大于权，国家和民族就会有希望。一个反对法治崇尚人治的政党容易产生腐败，一个反对法治崇尚人治的国家只会衰亡。党中央曾强调指出：中国将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之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人民的心愿。这将是中国走向辉煌的一条光明之路。

Ⅸ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人道原则,比例原则,禁止报复原则和什么原则如题 谢谢了

l、人道原则：保护战争受害者。这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非战斗员必须得到尊重、保护和人道待遇。 2、区分原则：在作战中必须严格对战斗员与非战斗员加以区别，这是国际人道法最基本的限制和规定。 3、军事需要与比例原则：在战争中使用暴力攻击军事人员和目标是合法的，但军事需要不是绝对的，应尽可能地 限制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害。 4、禁止报复原则：严禁对于受保护的对象采取任何报复行为。

Ⅹ 西方法治文明特征是什么

西方法律文明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民主法治，三权分立与制衡，人权自版由，法律面前权人人平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权就有制约等宪政纲领下的法律体系。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为原则的民商法体系，无法律规定不为罪，法不溯及既往，罪罚相应等为原则的刑罚体系，错综复杂的经济法和行政法体系。较丰富的社会保障法体系，和需要完善的资源与环保法体系。另外从整体上分两大法系，即大陆成文法系和英美不成文（习惯）法系。其正由个人意志自治向社会公益徘徊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