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的源与基探索

A. 结合材料，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建设道路上是怎样探索世界和追求真理的

1）中共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党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立足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不断深化对建设法治中国的认识。
2）把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党坚持用理论做指导,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
3）坚持实践的观点，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党不断深化对法治建设的认识,不断实现法治建设理论和措施的创新与发展。

B. 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

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别，没有任何国家的法治道路是完全相同的。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创造性地把本国国情和法治规律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生发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是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富于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的法治道路。

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我们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教训得出的根本结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我国法制建设走了弯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

(2)中国法治的源与基探索扩展阅读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治建设真正做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在我国，人民不是法律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法律的制定者、实践者，是法律的主人。

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同时，要让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更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全体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C. 论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

自从国人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法治之路开始，关于中国法治之路该如何走一直存在 种种议论和争论。纵观这些议论和争论，大致可分两个方向的探索，一个是在法律之外寻求 实现法治的道路，另一个则是从法律本身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道路。然而无论是从法 律之内还是法律之外探讨法治的实现之路，都需要依托于一定的思维。本文试图从思维的领 域出发，着重分析论证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以期能服务于中国法治的实践。 [关键词]： 法治 法律思维 辩证思维 逻辑思维 随着学界对于法治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当下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法治问题不仅仅 是由制度及规范所生成的，还包括与制度规范并存的法律思维。” 如郑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 他还进一步阐述道：“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 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 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 然而，这种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主要是一种逻辑的思维，但其并不具有绝对的主导性。这主要是由 于受到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以及共和国建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维灌输的惯性作 用，对这种逻辑思维的认识的不足，此外就是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于传统逻辑的批判的影 响，使得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这种逻辑思维主导的论断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提出了 辩证思维是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的谬论。本文则是针对这种现状在理清法治、法律思维、逻 辑思维、辩证思维的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和论证逻辑思维与法治的关系以及辩证思维与 法治的关系，最终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为逻辑的结论。 一、概念界定 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在运用抽 象思维进行抽象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方便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或符号。由于人的不同， 人的认识能力和抽象思维是存在差异的，这就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概念界定也是有所不 同的。因此，对于本问题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将既有利于文章对于问题的深入分析与论证又 及方便人们对于本文所论述内容的理解和交流。 （一）法治 关于法治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法治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在 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受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对于 法治的定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将法治定义为： 法得到普遍遵守与良法。英国法学家戴雪则将法治定义为：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 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 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 实际判决上。 但是不管法治的定义如何发展与演变，学者们以何种形式的修辞来阐释，法治的基本特征“法律至上”、法治的核心价值“权力制约”和“保障自由”等内容是无法改变的。“法律 至上”是古典和现代法治所共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制度形态和法律精神。它意味着在观念 上法律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制约”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无论 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各国的法治发展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一是民主政体，二是国家权 力利的合理配置。根据孟德斯鸠的观点，实施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的问 题。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是法治的核心问题，国家权力配置包括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 制约。而“保障自由”也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只有真正地享 有了自由权才有可能去实现其他权利。因此，“保障自由”是法治社会极为重要的价值理念。 基于此同时结合到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法治定义为以法律至上为基本理念的，以权利 合理配置为基础的，以保障自由等基本人权为目标的，依良法的普遍实行为手段，社会管理 方式。 （二）法律思维 学界比较关注法律思维的研究，而这方面的成果也较为丰富，表现在法律思维的定义上，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法律思维的定义有很多。从总体来说，对于何谓法律思维，人们大体有 以下几种认识： 1、法律思维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如李淑英 指出：思维是人的大脑对存在的认识和思考。法律思维则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 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 2、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法律知识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得出结论的过程。如周晓春、李保甫、郭儒村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界定或使用法律思维的。 周晓春指出，所谓职业法律思维，是指运用法律基础理论、专业术语、专业逻辑分析、判断 问题的认识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周文限制了法律思维的主体，即不再将法律思维做泛主体化的界定，而只是局限于法律职业共同体。 3、从法律思维的功能角度对法律思维加以界定，即将法律思维界定为实现法治的方法。 如丛涛，曹洁。法律思维是将法律、事实、方法等整合运用以实现法治的最佳步骤或方法。 4、从法律思维方式的角度界定法律思维，如郑成良、陈金钊等。郑成良是国内比较早研究法律思维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法治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所谓法律思维方式，就 是按照法律的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 式。”他认为法律思维应当“围绕着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 益和关系”。 5、从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相结合的角度来定义法律思维。如堪洪果即是从这一角度认识法律思维的。“法律思维，系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 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 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它的一端便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上层面，联系着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内蕴、品格和精神需求；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法时， 它的另一端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下层面，它在对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 参见周晓春：《法官职业法律思维:经脸组法官向知识型法官过度的桥梁》，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12 法律思维应当包括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是对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的融合，而不是沟通二者的桥梁。“法律思维是主体融会法 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法律的再认识和再把握的过 程。其中，法律思维方式表现为法律思维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其 决定着思维展开的方向，法律思维方法则是主体解决法律问题所应用的工具，其主要有两个 层面，即作为思维过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 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范春莹关于法律思维的界定较为恰当。法律思维首先应该是一种思 维方式，具有所有思维方式所共有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即法律性，表现为法律思维 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其决定着思维展开的方向；其次它应该是一 种思维方法，这里主要是指的是其作为方法对人处理法律问题的有用性，主要是作为思维过 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 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法。 （三）逻辑思维 从字面意思来看逻辑思维是由逻辑和思维两个词组合形成，思维是这一概念的本质属 性，而逻辑则体现了这一概念所独有的特性。因此要想弄清楚什么是逻辑思维，首先就得明 白什么是逻辑。关于逻辑的定义有很多，词典上将逻辑定义为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 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思维过程。美国学者约翰杜威从逻辑发展 的角度出发，认为逻辑是人们对于所有方法的长期实践过程逐渐形成的对于正确的方法的自 然选择和进行理性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学问。 认为逻辑是人们思维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是一种人们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结论的 得出都必须借助于逻辑的方法。从法律思维三个关键的领域：法律的获取、判决的证成、概 念和体系的建构，该学者推出了法律中的逻辑必然要经过三个不同阶段三种不同意义上的推 论，即：事实推理、法律推理、判决推理。 综上所述并结合到上文对于法律思维的界定，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是一种人通过综合运用 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思维过程。它主要有两个特征，首先它 是一种思维，是人通过大脑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或改造的过程；其次它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抽 象思维的方法（例如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从而使人在思维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结论。 （四）辩证思维 恩格斯认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 运动的反映而已。” 龚家淮分别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出发将“辩证思维定义为：辩证思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及其运动变化的反 映。辩证思维对事物的反映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并且具有预见性和创造性。” 和“辩证思思维定义为：辩证思维是人类认识并且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 笔者认为辩证思维是以辩证证法为基础的一种思维，因此辩证思维具有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即联系、矛盾、运动、 变化、发展。而辩证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将研究的对象看作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 范春莹：《法律思维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10 月，第24 参见[美]约翰杜威：《逻辑方法与法律》孙新强译，载《人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 变化及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对象。此外辩证思维还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经验的归纳总结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规律的结合体，它自身具有一 致性和循环性。笔者认为从辩证思维的特性来看其更倾向于指导人们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事 物，而对于人们该如何地去改造客观事物的作用在实践中，往往表现的不如逻辑思维那么明 显和直接。 二、法治与辩证思维、逻辑思维 在上文对于法治和辩证思维概念的准确界定的基础上，下文将着重分析论证法治与辩证 思维的关系以及法治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在这个部分笔者将主要以下四个问题入手，分析和 论证法治与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的关系。一是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二 是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哪一种是当下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 （一）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是对于法治实现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要论证一种思维，是否是服务于法治的 思维以及是否为法治的主导思维，首先需要论证的是它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在这一点上笔 者试图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结合到上文对于辩证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定义来看。 辩证思维是一种以辩证法为基础的思维，它包涵着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即联系、矛 盾、运动、变化、发展。而这也决定了辩证思维所具有的特性：相对性、运动性、主观性。 这与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特性即法律性：绝对性、稳定性、客观性，是相违背。在 绝对性上，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要求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坚持法律的绝对 权威；而辩证思维所主张的事物是矛盾中的事物，事物处在一定的矛盾体系中，这个体系包 括事物内部的矛盾的主次方面，事物外部的主次矛盾，因而事物并不存在绝对性，而是相对 的。这于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所倡导的法律至上，法律的绝对权威等绝对性正好是相矛盾 的。在稳定性上，法律思维首先以法律规则的稳定性为前提进行分析论证，大致能得出一个 稳定的预期，这就满足人们心理和理性的需要同时也节约了社会成本，从而达到了法治所追 求的目标和价值，并使法治得以巩固和发展；然而辩证思维所倡导的是，事物是运动的事物， 事物的运行性是绝对的，而静止则只是运动的一种特例，这种运动性的辩证思维，将无法满 足人们对于法律的稳定性的需要，对于法治的实现更是一种阻碍。在客观性上，法律思维作 为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通过综合运用固有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在已有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 行推理和论证最终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辩证思维，虽然其倡导 者将其定义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事实上由于缺乏客观的方法使得这种思维具 有很强的主观性，而有这种思维所得的结论也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法律思维的客观性 是相违背的，这与法治对于结果的客观性的追求也是相违背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辩证思 维不是一种法律思维。 逻辑思维是一种人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思维过程。逻辑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从纵向上看，自法律和法学诞生之日起，其就被广 泛的适用于前者的思维领域，可以说逻辑是法律能运作以及法学能成为一门学科的根本。虽 然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不是逻辑，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逻辑似乎对于法律并不是 最重要的，但这完全是一种缺乏语境和背景的曲解，霍姆斯说这话主要是对传统僵化三段论 的逻辑模式的一种批判，而这并不是对于逻辑思维的批判，根不能否定逻辑思维对于法律的 重要性。从横向上看，学者们在对法律思维进行定义时总是要在定义中明示或暗示的加上逻 辑的字眼或逻辑的方法等，这也证明逻辑思维对于法律和法律思维的重要性，两者在概念上 是难以分开的。而当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界定是，我们可以看见这种思维方法与逻 辑思维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法律最为定缀对此加以限定。而从功能的角 度来看，逻辑思维的方法，具有立法的促进功能，即通过对于客观事实的抽象形成满足于法 律的要求的概念，从而促进法律发展；具有司法的适用功能，孟子说“徒不能自行”，这句 话的原意是想强调人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性，其实更确切的讲，人的重要性体现在他能运用 逻辑思维的方法，通过对具体的案件事实的梳理，对已有法律的发现，并将发现的法律与具 体的案件进行客观的推理和论证得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司法结论，全过程都体现也都需要人对 于逻辑思维的运用。因此，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是一种法律思维而且也是唯一满足法治要求的 法律思维。 （二）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哪一种是当下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论述了辩证思维不是一种法律思维，更不可能满足法治发展的需要。 而逻辑思维则是唯一的法治的主导思维。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是这样的吗？是不 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悖论呢？而当下中国法治进程的主导思维究竟是逻辑还是辩证呢？ 笔者认为这的需要从主体入手即从推动法治的力量入手进行分析。从大的方向上我们可 以将中国法治的推动主体划分为官方、民间、法律人这样的三个主体。事实上这三个主体的 界定是存在一定问题和漏洞 ，但是这里为了方便我们的讨论，假定三个主体中的个体所持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三个主体中的个体所持的观点长期内不可能改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官 方推进法治的主导思维是政治思维，即具有很强的命令与服从的色彩，又具有运动式的色彩， 此外，比较关注行为的的效率与效益，对于程序具有很强的排斥性，最后应该是中国所独有 的具有很强的政党性；而法律人推进法治的主导思维主要是以逻辑思维为主导的法律思维， 即在思维主要依靠严密的逻辑的思维，在方法上综合运用各种逻辑的方法，既具有严密性、 客观性的色彩，同时又抱有一定的浪漫主义、完美主义的追求；最后是民间主体的思维，民 间主体的思维本身具有很强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当下中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 维也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笔者认为民间思维主要是介之于官方思维与法律人思维之间，缺乏 其独特性，如果其有独特性就是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决定主导思维的主要是主体的力量和实力占优势一方的思维。通过各方力量和实力的对 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下在中国的三个主体中最有实力的是官方，而且这种实力差距非 常的明显。即官方处于中国社会的力量的绝对中心，其他两个主体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此， 中国当下中国社会法治的主导思维实际上政治思维。现实中各种与这种思维相违背的思维， 都会受到这种思维的打压，而这种思维在法治的实践中享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所谓的辩证思 维不过是这种思维用来打压逻辑思维的一种工具而已，而逻辑思维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成为一种应然的中国法治主导思维。 三、结论 从上文的论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应该也必须是逻辑思维。但是这一 点在当下我国社会中表现的并不那么明显，主要是受到来自传统思维的挑战如辩证思维以及 极为强势的政治思维的打压。正如陈金钊老师所言“我们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不是很重视逻辑 分析，混沌、整体、辩证地看问题是我们思维的特点。正是因为整体性思维忽视形式逻辑， 使得与法治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难以在全民中形成，这成了我们进入法治时代的一个障碍性因 而法治建设需要的是一种以逻辑为主导的法律思维，逻辑思维是法律思维的基础，离开演绎推理、类比推理等方法法治将寸步难行。“对于我们这个不重视逻辑的民族来说，对 逻辑绝对化的批判对我们没有现实意义。” 而为了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进程，我们需要做的是运用逻辑规则来保障法律意义的固定性，以便给人们以可靠的预期，重塑法律的权威。此 外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法治觉不是一个朝夕之间就能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法制实践中坚持运用逻辑思维来指导和帮助我国的立法、司法、执 首先是三个主体的称为的不恰当，应该是三个群体更好，其次是每个群体中的各个个体不一定都持着一种思维，再次是忽略了群体中个体的思维具有可塑性，是可以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法工作，尽量减少来自政治思维和传统思维的干扰，在点滴的积累中逐渐实现我国的法治。

D.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E. 社评：中国是法治吗但肯定已不是人治

围绕一些案件侦查审判的争论不断在中国媒体上汇集，酿成舆论事件。其深层原因是一些人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不断有人批评中国并无法治，而是仍然处于人治状态。这样的不满和指责对公众认识国家产生不小的影响。
中国早已提出依法治国的响亮口号，它事实上也成了中国上下今天的真实共识。人治从来不曾是中国推崇的政治理念，它是我们对改革前、特别是文革中一些混乱政治和社会现象的总结。法治是中国政治进程的重要目标，我们已在法治建设的路上走了多远有待评估，但今天的中国显然早已不是人治国家。
个人的意志已在中国做不到无所不能，无论他是谁。除了体制改革产生的内在制约力，舆论的监督和压力如今无处不在，不依法办事正遭遇越来越多被揭露的机会，一位平民通过舆论挑战违法的位高权重者一再成为现实。
但中国的法治至少今天仍与美国等西方社会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今后大概也会有差别。依法治国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中国今天的法治是以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学西方法治社会经验为己用的过程。
现在是让法律承担社会治理主要角色的转轨时期，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不能削弱，它们是中国凝聚力、前进动力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同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形成彼此促进的探索，这样的相互促进在西方曾经实现，它在今天的中国也势在必行。
一些激进的声音认为，中国法治建设只能以改变和削弱中国现有政治制度为代价，这是极大的误解。如果受这种认识支配，就不会看到任何法治进步，眼前将一团漆黑。
中国法治建设中的最大问题是司法权威不够，它更多是社会建设层面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司法腐败介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之间，绕开终审上访的盛行尤其暴露了社会建设的不足。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借助法律或与法律遭遇的几率都低于西方社会，让法治向草根社会渗透还有漫长的路。互联网帮助很多人越过这一过程，对一些著名的案件发表意见，这实际造成了中国的网上普法运动，倒逼司法公正，同时它也会带来临时性的负面效果，对具体案件审理形成民粹主义的压力。这与行政干预构成了对司法的双重压力。
需要看到，这些层出不穷的纠结指向一个总的目标，即把越来越多事情的裁决权交给法律，而且让这样的裁决越来越公正。只要不从西方的视角对国家政治制度耿耿于怀，任何人都有理由透过各种事件纷至沓来的喧嚣，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前进持乐观态度。

F. 什么标志着中国从此走向一条探索法治的道路

是由（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标志着中国从此走向版一条探索法治的道路。权

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选择的，也只有根植于本国土壤才能走得通、真管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始终立足本国国情，充分尊重人民意愿，不懈努力艰辛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国家长治久安牢固构筑法治基石，为开辟“中国之治”提供坚强保障。
供参考。

G. 法治中国的探索过程是如何体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实践是验检真理的唯一标准！

H. 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依法治国理政方式的理由运用政治知识回答

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大力建设法治中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担当的时代使命。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是法制的社会，如果是人治就无从谈起公平二字。目前很多冤假错案就是那些年人治的结果。

I. 论述：中国法制的近代化转变及基础（详细答案 谢谢了）

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及特殊动因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法律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表述的，法律“是没有自己历史的”，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必然会有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形式。对于法律的发展只有通过了解这一进程的历史背景，才能有深刻的和准确的解释。

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只有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即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之时，才是可能的。

就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生原因而言，其中既有人类社会法制发展所经历的一般规律性，同时又有中国近代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动因。

（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必然性

中华法制文明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不仅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而且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坚实的人文底蕴，它滋润着古老的中华帝国和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于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但是，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纵向的传承，没有横向的比较、吸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法律交流，实际是法律的单向输出。在这方面，统治者严格遵循“夷夏之防”和“以夏变夷”的传统，尤其是清朝坚持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结构，继续占统治地位；政治与文化的双重高压仍在桎梏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统治集团中傲慢自大的心理和顽固保守的政治态势，依然很少改动。

如果说维持与外界的隔绝状态是保存中国固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必要条件，那么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炮火轰开闭关锁国的国门以后，在已经无法按传统方式统治下去的形势下，变法改制、启动和推进法制近代化进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因而可以说，中国法制近代化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批判与吸收传统法文化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它不是某个权威的设计，也不是来自政治权力的强制，而是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历史性运动。

首先，各种政治体制的设计促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探索。

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封建统治者并不甘心改变传统的统治方式，力图继续维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状态。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先后出现了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和民主派的民主共和，可以说以超浓缩的形式再现了西方近代政治体制发展史几百年来所经历的历程。政治体制上激烈变革，构成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前提。

在民主制不断战胜专制主义的过程中，不同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为了摆脱危机、重振国威，以及规范社会、稳定秩序，在设计政治体制方案的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法制改革的设想，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虽然基于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如何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制文明中的精华部分，以建立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性、又符合中国特定的民风国情的法律制度，则是其共同的。
其次，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法律是社会关系与需要的真实反馈，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法律中，由于重公权、轻私权，以致在契约、职业、商业法制领域缺乏创建。这是和中国传统法律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土地为根基、“重农抑商”的农业生产模式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法律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或者运用国家制定法中零散的民事法律条款，或者采取刑事手段，或则以礼俗、宗族法为依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私权观念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在中世纪就已经兴起了独立的工商城市。当工业文明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现代社会逼进之时，西方资产阶级顺应时代的需求，在法律中规定了大量契约、物权、债权、信贷、破产、海商等方面的民商规则。可见，西方近代的法制文明一开始就与城市工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法律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必然带来对于新的法律的广泛需求，以及法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同样，在19世纪末的中国，为了实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这一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艰巨任务，有识之士提出了“实业救国”、“商业富民”的方略。在洋务运动中还产生了官府独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民商独办等不同方式的实业救国方式。商业活动的发展，向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如：确立民商事主体的平等身份、保护商业行为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清末变法修律是以商事法律的制定为起点的。

由此可见，正是基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才有可能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法律观念、法律思想、法律模式和法律体系。可以说，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的经济动力是不可以忽视的。

第三，传统法文化所处的不变亦变的境地支持着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传统法制与西方近代法制有着明显的时代落差。在落差中抛弃落后，吸收先进是一种文明进化的规律或本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资产阶级法文化通过各种渠道输入到中国。震撼着维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制。西方法文化中的正义、自由、权利、平等、法治、分权制衡、主体意识、权利本位、注重人格、罪刑法定等等，逐渐成为中国人寻求的价值目标和中国法文化急于充实和修正的部分。面对强大的西方法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传统的法文化处于一种不变亦变的境地，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正是被一种异己的法文化所推动的。

（二）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特殊动因

中国法制的近代化，除了来自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基本结构变迁所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以外，还有其特定国情所形成的特殊动因。

首先，从中国社会内部来看，鸦片战争前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传统法制无法满足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

中国传统法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上的乡土社会。人口的数量不大，而且很少流动性，法律基本上可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历史发展到清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人口迅速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夕，已达4亿左右。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社会关系变得复杂化，与“户婚田土钱债”相关的民事纠纷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这就要求作为社会关系调整器的法律作出回应。

其中之二就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自五口通商以后，门户洞开，海陆离埠，逐年增辟，加以交通之进步，机械之勃兴，而吾国之经济遂息息与世界与各国相通，昔之荒野僻壤，可变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给人多，多变为不平均之发展。” 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使得整个社会内部充满动荡与不安。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诉讼频仍和积案剧增。而在积案中，民事案件逐渐上升，占据了大多数。

可见人口的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要求法律作出回应，这成为中国法律向近代转型的内部动因。

其次，从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来看，收回列强攫取的领事裁判权成为中国启动法制近代化的外部动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威胁当中。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史上一切重大的变革、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和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法制近代化同样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

在长期封闭环境下生活的中国人，他们在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反思，止是器物不如人而已。随着视野的开阔，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主要不在于器物层面，而在于制度层面。所以要富国强兵，不但要学西方之用，还要学西方之体，即采用西方的政体与法律制度，才能自救、自存、自强。但是西方国家法制的近代化，无论途径、方式、方法与价值取向与中国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启蒙思想家关于民主、法治、三权分立学说的指导下，通过国家立法形式确认已有的制度和规范，在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始终是围绕如何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以实现最大限度的民主与法治。这种价值取向显然与争取救亡图存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由国情决定的。

以领事裁判权为例，中国政府自古以来便严格维护司法主权，《唐律疏议》所规定的“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的处理涉外案件原则，影响极为深远。但至鸦片战争后，英美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践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由领事裁判权又派生出列强在租界地区“会审公廨”的审判权，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受外人之裁判”的怪现象。西方列强之所以向清政府要求领事裁判权的理由之一，是中国法律制度落后、野蛮，与西方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制度相悖离。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法律“不仅是极为专断的和极为腐败的实施的，而且它的体系在许多方面与欧洲人公平或正义的观念不相容”； 以此为借口，他们决定“不再服从这个的刑事管辖”。

司法主权的丧失是主权沦丧的表现之一，因此爱国的官僚、士大夫为收回领事裁判权、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而奔走呼号。1902年中英签订了《马凯条约》，该条约第12条规定：“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其后美国、日本、葡萄牙也做出类似的表示。由此而激发了朝野上下修律与改革司法的热潮，可见收回领事裁判权是中国近代法制近代化的最重要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