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法学派

⑴ 哲理法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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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学的唯心主义基础是性恶论。即一元性肯定性结论。主要观点是：1.人性存在根本的不可克服的缺陷。2.人性的缺陷是人人都具有的。3.人性的缺陷表现为：第一，根本性的无知，即有限的生命与知识相对于无限的宇宙；第二，本能上的自私与残忍-------也即现代基因科学证明的自私是基因的第一属性。这些缺陷属本能的、基因的，是人的本质决定的。是不能伴随着一种空想的社会制度所泯灭的，以此为人类生存必须的法律也只能健全而不应当消亡。自然法学以此为立法前提，从现实主义出发，建立了对人的缺陷的关注与限制的相适应的公正与监督，提出了抑制性本恶的道德责任与法律义务，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它的积极作用还在于：当人类对自身的、人人都具有性恶和缺陷有了正确的认识时，即能积极的分散和监督权力，就能施用民主手段参与立法与选举，就能构建法治与精神及道德的理想大厦，就会从信仰上反对专制与皇帝. 西方社会法学派主要观点简介 （一）孟德斯鸠：社会与法的精神 在西方，法律社会学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主要杰作《论法的精神》。他曾感概地说:“我毕生精力耗尽于《论法的精神》一书”。这部巨著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社会学、法学观点，把社会现象同物质环境、地理状况、文化历史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研究法律，认为各国的法律应有自己不同的体系及其法的精神，应注意影响法律产生、运行的环境因素、存在条件，强调万事万物都有法，都要用法来衡量，不能把法律看成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分析法律，在法律与各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联系之中把握法的精神。 在孟德斯鸠看来，一国的法律是与该国的具体情况、地理气候等因素相联系的。也即法律同政体、地理、气候、自由、贸易、人口、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作用综合的结果，就构成了“法的精神”。所以，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组普遍有效的法律原则的反映，而是特定社会的“法的精神”的组成部分。“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然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他主张，法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随着广泛的文化趋向或立法者的思想而变化的，法律不仅在空间上发生变化，而且因时而变。例如，他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法律的作用，认为，地理位置和地理格局对法律有重要作用，在拥有广阔平原的亚洲不能不实行专制，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能相容的”，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就难以实行与民主、共和、法治相通的政治法律制度，但是，在欧洲“天然的区域划分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法治和保国不是格格不相入的。”关于土壤与法律的关系，他认为，肥沃的土壤使人眷恋家园和生命，缺乏毅力，而贫瘠的土地使人能艰苦奋斗，意志坚强，因此在肥沃的土地上，容易和适宜建立专制制度，法律内容比较简单，在贫瘠的土地上，容易和适宜建立民主共和制。 （二）萨维尼：法律与“民族精神” 萨维尼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和法学家。当时的德国，政治分裂，法制混乱。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改变政治分裂的局面，有的学者倡议制定统一的德国民法典，完成统一德国的立法任务。作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维尼却极力反对。他认为，19世纪初德国法律的法典化“是一个灾难”。在他看来，当时的德国，既不具备制定一部法典的能力，客观上亦没有为一部法典的生命力所凭恃的社会、历史基础。因为，法律不外是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法律的本质在于人类生活本身，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所凝聚、沉积的这个民族的内在信念与外在行为方式，决定了法律规则的意义与形式，法律与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逐渐调适，才能赋予法律存在的功用与价值，而法的功用和价值，也正在于表现和褒扬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正因为此，立法的任务在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意识"，经由立法形式妥善保存与承认，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决然不可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那种希望制定一个详尽无遗的法律制度，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在民族生活本身尚未整合成型，贸然立法，其法律的根基必然浅薄，甚至与民族生活两相忤逆，新法颁行之日，必是对生活本身的摧残之时。

⑵ 法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法学的综合研究方法：

①当代西方综合法学派首倡的一种研究方法，本世纪初开始，西方法学以自然法学；分析——规范法学、社会学法学为代表，形成三派鼎立之势。他们之间进行无休止的论战，各持法律的研究某一侧面，对其意义无限扩大，试图抹杀其他流派存在的意义。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些法学家纷纷指责上述三大法学派别的偏执和排他性，认为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以及价值判断等，都影响到法的制定和实施，法律应是“形式、价值和事实”的特殊结合。

因此，用任何单一的绝对因素或原因来解释法律制度、法律现象都是不科学的，必须在法学方法论上进行一场变革，要把对法律的价值分析、形式分析和事实分析结合起来，采取全方位、多层面的研究势态，于是，法学的综合研究方法便应运而生。

提倡这种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美国的哈尔及其《综合法学》，丁·斯通及其《法律制度和法学家推论》，博登海默及其《法理学》，以及前西德的费克纳等。综合研究的方法，目前在西方法学界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因为以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看，流派和方法论的相互吸收、兼采博取，乃是学科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然而，作为一种方法论，综合研究的方法实质上是对三大流派研究方法的折衷，其涉及的内容庞杂而无边际，仍然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②从多角度、多层次来研究法律现象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具体包括哲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比较法学的、注释法学的、价值论的、语义分析学的方法等。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对法律现象的各个方面、各个因素有更深刻的把握。

(2)空间法学派扩展阅读：

从法的形式角度说，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从法的体系角度说，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社会法、刑法、国际法、程序法以及其他各种部门法；

从时间角度说，包括古代法、近代法、现代法和当代法；

从空间角度说，包括该国法、外国法、本地法、外地法；

从一般分类角度说，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根本法和普通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实体法和程序法；

从表现形态角度说，包括动态法和静态法、具体法和抽象法、纸面法和生活中的法、理想法（如自然法）和现实法（如实际生效的法）等等。

法学只有将所有这些不同意义上的法尽收眼底，加以研究，才算是名副其实的法学。

⑶ 法无涉及领域、法外空间及法律漏洞分别指什么有案例说明吗

法律漏洞也有称法律缺失、法律空白,是人们在谈及法律话题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名词.或许正是因为使用的频率很高,使人们对“”缺少继续追问的意识.笔者曾经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其间涉及到了所谓法律漏洞的问题.案例是这样的：某检察院发现下层级的法院有一个判决确有错误,便依职权向其同级法院提起抗诉,该法院依据刑事诉讼法205条等相关规定指令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提出抗诉的检察院委托（姑且不论这种委托是否合法）其下级检察院派员出庭,出庭的检察官宣读了上级检察院的抗诉书.重新审理的结果是上级检察院的抗诉书被下层级法院驳回.
从维护国家司法体制的权威和尊严的角度看这样的审理结果,不免让人们质疑法院这种裁判结果的合法性.而作出此裁判的法院却认为这个裁判结果并不存在合法性危机.因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并未对此种现象和诉讼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存在漏洞,是法律漏洞导致了这样的裁判结果.
说到法律漏洞,首先应当回顾什么是法律.尽管学术界对法律的概念立场不同、表述不一,但如果撇开理念差异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就会发现人们对法律规则性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简言之,法律是一种规则.例如,西汉之初的“杀人者死,伤及盗抵罪”即是这样的规则,但这一规则并未详细地列举出杀、伤、盗的具体表现形式,仅是抽象的、归纳性的描述.这样的规则也充分反映了法律创制的过程在逻辑上是归纳推理的过程.也就是说法律创制过程中,在充分考量到可能发生的应当由法律调整的“行为”之后,法律对这些调整对象进行归纳,在规则的表述上表现出抽象的特性.易言之,法律相对于其所调整的对象来说在逻辑上处于“属概念”的地位,而法律调整的对象则是“种概念”.法律的“属概念”的特性与法律的普遍性、稳定性、适应性的特征以及人们对法律的简约、明了、易知等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创制法律的重要目的是调整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案件）进行处理.处理案件典型的思路是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模式,法律凭借其“属概念”的地位成为大前提,案件事实本身因其“种概念”的地位成为小前提,推理的结果也就是法律后果.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相对于其调整对象的外延来说是少的,但这是属种概念的符合逻辑的正常关系,因此不能认为这种情况就是法律漏洞.正如中国象棋
“马日象田车直线”的规则,它并未规定是前进还是后退,或者前进后退多少步是合乎规则的,但不能因此说这是象棋规则的漏洞.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与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相似.在大陆法系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流行过法典万能的信念,这一信念的直接体现是1840年《法国民法典》第四条：“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为理由,拒绝裁判.”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对之分析考证后认为本条原意应当是指该民法典是万能的,任何民事相关问题均可于法典之内找到答案而无需考虑其他法源.谁知后来竟被理解为法无明文时法官可于法典之外另寻根据加以裁判,以致最后演变成“判例”为法国民法典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大概也是法国民法典立法之初立法者始料未及的.法律普遍性要求在其效力范围内普遍适用.其稳定性要求法律一经制定、公布实施,就不能随意变更,朝令夕改.成文法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必然导致法律的僵化和滞后,出现法律与社会现实中的事件和行为脱节,产生法律缺陷.再则,由于法律是通过法律语言将立法者的立法意图表达出来的,但语言并非精密的表意工具,只要涉及到书面的表达,就必然存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同时,即使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在法律文本中得到了准确的表达,但法律文本一旦与立法者脱离,其用语在不同人的理解中也会出现立法者当初意想不到的意见,即由于语境的变化而使法律语词表达的意义范围超出了立法者想要表达的原意,出现所谓的言外之意.
发现法律因其本身的特性而产生的这些缺陷,人们不免产生这样的担心：法律运行、实施的过程是否会是“一团糟”呢?而事实上在法律运行、实施的过程中很少出现大规模的混乱现象.这是因为在法律运行、实施过程中各类参与者,特别是执法、司法等主体在执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通过运用相关的法律理论、使用必要的法律方法克服了法律的缺陷,解决了相应的纠纷,保证了法律的正常运行、实施.如前文所说的象棋规则,在适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垒方不断要求悔棋的现象,而这一问题在象棋的规则中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但这并未妨碍象棋活动的传承和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即使在法律运行、实施过程中因法律本身的缺陷而产生了法律对相应的社会事件和行为缺乏明确规定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能够通过执行、适用法律的相关主体充分依据现有法律,运用符合法律理论和原则的法律方法予以解决,那么这种问题就不能称之为法律漏洞.也就是说与之相反的情况才应当被称之为法律漏洞.
在以上的论述中,笔者排除了行政、司法机关在履行其执法、司法职能时解决法律漏洞问题的可能.因为,首先从字面上理解,既然有漏洞就有被填补的可能,就会出现法律漏洞填补,这种“填补”是事实上的立法行为,即使是行政立法行为,它也是与行政执法行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法律漏洞是在立法过程中产生的,对之填补应当通过立法活动进行.如果行政机关凭借其执法职能或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通过运用法律原理和法律方法仍不能在其职责范围内解决法律与社会现实中的事件和行为之间脱节问题,不可为而为之,那就有僭越之嫌疑,这对于国家的法治体系的权威和秩序无疑是很严重的.其次,将法律漏洞的概念和特征做限制性的解释,有利于执法和司法机关积极、全面、深入履行职责,最大限度避免以“法律漏洞”为说辞而敷衍塞责.回顾前文所引案例,有关机关的说法和做法很难不让人们想到“推诿”、“敷衍”等词汇.
如果说执法、司法职能不能发挥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那如何认识在我国法律体制中广泛存在的“司法解释”呢?众所周知,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不奉行“法官造法”原则,为解决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适用法律中的一些问题,法律规定最高国家司法机关可以对法律适用中的问题作出解释的职权,即制定“司法解释”.从理论上说,司法解释不是创制法律的行为,只是在立法机关的授权和法律的原则精神指导下对有关问题进行细化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的活动,不能认为司法解释就是在填补法律漏洞,而是司法机关特有的一种履行职责的形式.但事实上有些司法解释起到了立法的作用,有的甚至有突破现行法律之嫌,这也是不争的事情.在目前我国法治体系中很难对这种现象做肯定性的评论.做个极端的假设,如果刑法并未规定盗窃罪,而司法解释却规定了盗窃罪,这就不能说司法解释是在填补法律漏洞.再则,有些司法解释的出台起因于司法机关在实际工作中理解和适用法律的困惑,出台之后即作为司法机关适用的准则,其中难免“法律溯及力”的疑问.因此对“造法性”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有待进一步审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的法律漏洞是指应当由法律对一定的社会关系及相应的事件和行为进行调整而法律并未有规定,或法律已有规定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因合法的原因导致已有的法律不能被适用,且经过充分依据现有法律,运用符合法律理论和原则的法律方法仍然无法使之解决的,只有通过新的立法活动进行填补的一种法律现象.对法律漏洞概念的界定,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维护法律权威；有利于法律执业者素质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转变；有利于执法和司法机关积极、全面、深入地履行其职责而不是推诿、懈怠和扯皮；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推进和目标的实现.

⑷ 现代法学流派的著作有哪些

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是指资本主义初期最先出现在文化上的一种思潮,在建筑和设计史上指18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盛行的古典形式。18世纪前的欧洲,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盛行一时,其繁琐的装饰与贵金属的镶嵌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厌恶。在探求新的设计风格的过程中,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成了当时的创作源泉。1750年,罗马庞贝遗址被发掘,在欧洲引起了研究古典艺术的热潮,人们认识到古典艺术质量远远超过巴洛克与洛可可,促成了新古典的产生与流行。新古典追求古典风格和简洁、典雅、节制的品质以及“高贵的纯朴和壮穆的宏伟”。在建筑上追求建筑物体形的单纯、独立和完整,细节的朴实,形式的符合结构逻辑,并且减少纯装饰性的构件,显示了人们对于理性的向往。新古典在各国的发展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多少也有些差异,大体上在法国是以罗马式样为主,而在英国、德国则是希腊式样较多。新古典风格也体现于当时的产品上,其特点是放弃了洛可可过分矫饰的曲线和华丽的装饰,追求合理的结构和简洁的形式,构件和细部装饰喜用古典建筑式的部件。英国新古典家具的成就很大,其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师,他们长于设计朴素、实用的形式，其设计出来的产品成为了现代家具设计的先声。
折衷主义
在19世纪,一个更为直接和严峻的问题是风格上的折衷主义。所谓折衷主义就是任意模仿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式样而不拘泥于某种特定风格,所以也被称为“集仿主义”。随着生产的商品化,需要用丰富多彩的式样来满足和刺激市场,于是希腊、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情调杂然并存,汇为奇观。同时,19世纪的交通已很便利,考古学大为发达,加上摄影术的发明,帮助人们认识和掌握了古代遗产,以致有可能对各种式样进行拼凑与模仿。
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现代工业设计的先导。说它是一次运动,是因其影响波及面大,具有国际意义。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机械产品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过去手工制造的产品相比,呈现明显机械化特性:有些产品的造型和装饰设计,仍照搬传统手工业产品的样式,使难于应付复杂形式的机器产品比过去用长时间精雕细琢的手工业产品显得粗糙低劣;有些产品因按照机械生产的特点重新设计,其单纯简洁的样式,却使许多认为只有花样繁琐的传统样式才代表精致完美的消费者难以接受。因此,非常不成熟的工艺美术设计,面临着新旧过渡时期的困难。以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拉斯金和画家、工艺美术设计家莫里斯为代表的传统派,一面在理论上展开了批评和宣传,一面积极致力于设计实践。他们不满当时机械化产品的粗糙、简陋,认为真正的工艺产品应该既实用又美观,企图恢复中世纪传统作坊生产的手工产品的标准的手工技艺和完美而精致的设计。为此,莫里斯建立了自己的染织作坊,亲自设计并以手工制作各种织物、壁纸、地毯和家具等。其设计在否定当时机械化样式缺少曲线变化的前提下,运用了自然界有机物(如花草)的形式,并加以变形,使装饰纹样呈现出变化丰富的曲线,富有生机和运动感。它们和曾经风靡欧洲、有强烈装饰感的巴洛克和罗可可(见巴洛克、罗可可)的曲线风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风格很快在建筑造型、室内装饰、园林艺术、书籍装帧等各种工艺美术设计中表现出来,并影响了整个欧洲设计界。拉斯金和莫里斯的言行使其走进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怪圈:他们从审美角度反对工业化时代生活用品的机械生产及其造型样式,但他们号召人们把生活用品的设计与其功能相结合,并身体力行。因此,实际上是在引导人们对产品(不论是手工还是机器产品)设计与其功能的关系予以特别重视,指出了正确的设计方向,极大地推动了工业产品设计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
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
是工艺美术运动在法国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法国设计师兼艺术品商人萨穆尔·宾于1895年在巴黎开设了设计事务所“新艺术之家”,并与一些同行朋友合作,决心改变产品设计现状。他们推崇艺术与技术紧密结合的设计,推崇精工制作的手工艺,要求设计、制作出的产品美观实用,他们对建筑、家具、室内装潢、日用品、服装、书籍装帧、插图、海报等进行全面设计,力求创造一种新的时代风格。他们在形式设计上的口号是“回归自然”,以植物、花卉和昆虫等自然事物作为装饰图案的素材,但又不完全写实,多以象征有机形态的抽象曲线作为装饰纹样,呈现出曲线错综复杂、富于动感韵律、细腻而优雅的审美情趣。在1900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法国设计师的精美作品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在欧美各国引起广泛响应,并使“新艺术之家”的名称不胫而走,故以“新艺术”命名其运动。所以,法国自然成为新艺术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法国新艺术运动的主要作品有:吉玛德设计的巴黎地铁入口;穆卡设计的海报;盖拉德在1900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设计作品《新艺术室》;盖勒设计的细木镶嵌家具;查普列特设计的华美瓷器等。还有些平面设计家为商业所做的广告设计,在视觉传达领域的探索中迈出了第一步。法国设计师不仅通过报刊宣传其主张,还直接向社会推销他们自己设计制作的新艺术风格的各种产品,创办设计专门学校,推广设计教育,如盖勒所创办的南希工业艺术联盟学校。小城南希是巴黎之外又一个法国新艺术运动的中心,两地的设计形式各具特色,互相影响。在法国新艺术运动中还涌现出许多成绩卓著的设计团体,如新艺术之家、现代之家、六人集团等,以六人集团的成绩最为突出。这使法国的新艺术运动色彩纷呈。1925年左右,法国的新艺术运动逐渐被装饰艺术运动取代。
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 1897-1915)
在奥地利新艺术运动一中产生的著名的艺术家组织。1897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批艺术家、建筑家和设计师声称要与传统的美学观决裂、与正统的学院派艺术分道扬镳,故自称分离派。其口号是“为时代的艺术--艺术应得的自由”。在设计方面,其重视功能的思想、几何形式与有机形式相结合的造型和装饰设计,表现出与欧美各国的新艺术运动相一致的时代特征而又独具特色。他们大胆实践,定期举办展览,并在1900年出版了设计期刊《室内》,在欧洲颇有影响。其代表人物有画家克里姆特;建筑家和设计师瓦格纳、霍夫曼、奥布里奇、莫塞等人。其中克里姆特和霍夫曼最负盛名。瓦格纳则是霍夫曼等人的老师,其设计思想与建筑风格在19世纪80年代已表现出与装饰主义的分流,故被称为分离派运动之父。1895年他在《现代建筑》一书中阐述了新时代建筑应具备的形式。他设计的卡尔斯帕拉兹车站,具有简洁的方形造型和新艺主术运动风格的装饰细节,是分离派的早期佳作。画家克里姆特是分离派组织的第一任主席,被誉为“奥地利最伟大的画家”。他创作了大量崖壁画,其形式与室内设计高度和谐。他打破传统的绘画形式,以金属般绚丽辉煌的色彩和一维平面效果,运用富有象征意义的形式语言,表现出强烈的华丽风格与工艺化的精美,呈现强烈的装饰性。其代表作有绘画《吻》、壁画《哲学》、《法学》、《贝多芬雕像装饰壁画》等。1903年,霍夫曼在银行家支持下,在魏恩市组织了维也纳工作同盟。他和莫塞担任艺术指导,从事家具、室内金属器皿的设计,并由同盟的作坊进行生产。其产品造型呈几何形态,很少装饰,力求艺术与技术完美结合,体现产品的实用性。霍夫曼在设计中表现出与普遍的曲线风格不同的直线风格,更加接近现代设计。他的由纵横直线构成的洗练的方格网装饰特征,成为象征分离派设计风格的鲜明符号。1904-1910年,他承担了布鲁塞尔郊区斯托克列宫的建筑设计。其方形的造型单纯、严谨,室内空间宽敞、墙面平直,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室内陈设、餐厅的大型壁画则由克里姆特设计制作。壁画中图案化的人物形象和装饰花纹,是用玻璃、马赛克、珐琅、金属、廉价宝石镶嵌而成,华美异常,使斯托克列宫成为集分离派之大成的佳作。其他人的创作也成就颇丰,各具特色。奥布里奇设计的维也纳分离派之家,把单纯明确的几何造型与典型新艺术风格的枝蔓缠绕的花草装饰结合得浑然一体,是分离派代表作之一。莫塞的平面设计成就最大,其美学观点比其他人更加前卫与理性化。其书籍装帧、插图、印染、邮票等方面的设计,多以黑白色为主,明快、大方,更接近现代主义风格。维也纳分离派运动独树一帜,在设计中加进了新艺术运动风格中较少见的直线和简洁的几何造型,特别注重产品的功能,体现出欧洲设计从摆脱传统到走向现代的过渡风格,影响深远。
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
德国第一个设计组织,1907年成立,是德国现代主义设计的基石。它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为20世纪20年代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创始人有德国著名外交家、艺术教育改革家和设计理论家穆特休斯、现代设计先驱贝伦斯、著名设计师威尔德等人。其基地设在德累斯顿郊区赫拉劳。其宗旨是通过艺术、工业和手工艺的结合,提高德国设计水平,设计出优良产品。同盟认为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工业设计师是社会的公仆,而不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艺术家,在肯定机械化生产的前提下,把批量生产和产品标准化作为设计的基本要求。它努力向社会各界推广工业设计思想,介绍先进设计成果,促进各界领导人支持设计的发展,以推进德国经济和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它表明德国在工业设计方面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盟中的设计师在实践中不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1912-1919年,同盟出版的年鉴先后介绍了贝伦斯为德国电器联营公司设计的厂房及其一系列产品:格罗佩乌斯为同盟设计的行政与办公大楼、幕墙式的法格斯鞋楦厂房、陶特为科隆大展设计的玻璃宫;纽曼的商业化汽车设计等,都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尤其是对1914年科隆大展的展品介绍,更令人耳目一新。年鉴还及时向人们展示国际工业技术发展新动态,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首创的装配流水线。年鉴还发表不同观点的理论文章,让人们在争论中求得真理。1914年,同盟内部发生了设计界理论权威穆特休斯和著名设计师威尔德关于标准化问题的论战,前者以有力的论证说明:现代工业设计必须建立在大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而批量生产的机械产品必然要采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在此前提下才能谈及风格和趣味问题。这次论战是现代工业设计史上第一次具有国际影响的论战,是德国工业同盟所有活动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其活动中断。但它所确立的设计理论和原则,为德国和世界的现代主义设计奠定了基础。
风格派（De Stiji）
荷兰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产生于20世纪初,是早期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格派本源于荷兰绘画艺术风格(见风格派),但它对设计界的影响巨大,设计界的风格派被看做是现代主义设计中的重要表现形态之一。因风格派创始人、画家蒙德里安曾以“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为题发表论文,以新造型主义来形容其创作风格,故人们又把风格派称为新造型主义。其设计的代表作有《风格》杂志的封面设计和斯拉拉斯堡的奥伯蒂咖啡馆的室内设计:里特维尔德设计的施罗德住宅、红蓝椅子:奥德设计的乌尼咖啡馆等。风格派画家蒙德里安和杜斯伯格有关风格派的理论著述,是风格派设计的理论依据。
对于设计界来说,新造型主义这一名称尤为贴切。风格派主张从理性出发,用抽象的几何结构来表达宇审和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与秩序,探索被事物的外貌所掩盖的规律,这些规律表现了科学理论、机械生产和现代城市的本质和节奏。其设计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设计师里特维德、建筑师奥德等人。他们主张把纯艺术的风格派原则运用在建筑、家具、其他产品和平面设计中,渗透世界,以创造新的世界秩序。他们注重使用和表现新材料、新技术,指出建筑的空间是由功能与和谐两个方面构成,其外观是由其内部空间决定的。他们把风格派绘画艺术的极其简洁有序的造型、色彩和线条的形态,应用到建筑、服装、家具等方面的设计中,并设计了新的字体和非对称均衡的印刷版面。风格派设计所强调的艺术与科学紧密结合的思想和结构第一的原则,为以包豪斯为代表的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风格派设计的代表有《风格》杂志的封面设计和斯拉拉斯堡的奥伯蒂咖啡馆的室内设计；里特维尔德设计的施罗德住宅、红蓝椅子；奥德设计的乌尼咖啡馆等。风格派画家蒙德里安和杜斯伯格有关风格派的理论著述也是风格派设计的理论依据。
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
由俄国艺术家马勒维奇和塔特林等人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一种艺术理论。在1920年发表的《构成主义原理》中指出,空间只能在其深度上由内向外地塑造,而不是用体积由外向内塑造;造型应注重立体结构;具有形体的材料作为表现因素,每一根线条都应表现事物的内在力量;同时应把时间作为一个要素引入造型之中。塔特林在第三国际纪念塔模型(1919)中,突出表现了对空间结构的塑造,他注重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使造型艺术走向了设计的范畴。在标准型多功能家具的设计、折叠型家具等的设计中,都曾应用了构成主义的手法,体现了形态上的简化和经济节约的特点。在广告和图形设计领域,构成主义与荷兰风格主义相呼应,体现了几何形体及空间转换的构思效果,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包豪斯(Bauhaus)
1919年4月1日在德国魏马成立的一所设计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为培养现代设计人才而建立的学院。虽然仅存14年,但对德国乃至世界的现代设计及其教育的影响不可估量。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设计人才,成为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源地。包豪斯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①魏马时期(1919一1924),②德骚时期(1925-1933),其名称根据学院所在地而来。格罗佩乌斯(1919-1927年任职)是其创立者和第一任校长。第二任校长是迈耶(1927-1930年任职)。第三任校长是凡德洛(1931一1933年任职)。他们都是当时德国著名建筑师、现代主义设计的先驱,对包豪斯的贡献极大。20世纪初,在大工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欧洲各国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方兴未艾。格罗佩乌斯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建立新型的、专门的设计学院,以培养工业社会所需要的设计人才。他一再向政府提出创办以建筑设计为中心的设计专门学校的建议,1919年魏马政府表示同意,在合并魏马美术学院和魏马工艺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包豪斯学院。其德文全称为“Des Staatliches Bauhaus”,即“国立包豪斯”。格罗佩乌斯把德文的建筑(bau)和房子(haus)两词合一而创造了“Bauhaus”(包豪斯),含意是新型的建筑设计体系,但其设计教育内容包括了以建筑为中心的所有工业设计。格罗佩乌斯亲自拟定了《包豪斯宣言》,确定其设计宗旨“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包豪斯在实践中探索,确立了现代设计的基本观点和教育方向:①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②设计必须遵循客观、自然的法则。其教育体系、设计理论与设计风格在实践中逐渐成熟、完善。包豪斯的主要教学内容是由艺术和技术构成。其早期的教学体制可称为“工厂学徒制”,学生的身份是“学徒工”,担任艺术形式课程的教师称“形式导师”,担任技术、手工艺制作课程的教师称“工作室师傅”,每一门课都由这两种教师共同担负,学校还设立了木工、陶瓷、编织和印刷工作室,供学生实习,使其兼具艺术和技术能力。包豪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奠定了设计教育中平面构成、立体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基础教育体系,并以科学、严谨的理论为依据。1923年8-9月间,包豪斯举办了名为“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大型展览会。师生的作品吸引了欧洲著名的艺术家与设计师,从而进行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宣传了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并将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推向高潮。当时,格罗佩乌斯作了题为“论综合艺术”的演讲并发送其著作《包豪斯的设想与组织》。其后,他在教学上又作了较大改革,把数学、物理、化学作为必修课,使教学体系向着更加理性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加适应大工业生产的需要。由于右翼政治势力的迫害,1925年3月,包豪斯迁至德骚市,开始其发展的第二阶段。1926年,其校名又加上“设计学院”的附名,进一步明确了学校的性质。教学不再由形式导师和工作室师傅共同进行,而是聘请技术熟练的工匠协助教授工作。德骚包豪斯的教授以本院毕业生为主,如拜耶等人。1925年,该校刊物《包豪斯》出版。1927年,成立建筑系,瑞士著名建筑师迈耶任系主任。这是包豪斯的鼎盛时期。1928年2月,格罗佩乌斯辞职并推荐迈耶担任校长。他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加强了建筑系的课程,成立了音乐系,增设了摄影专业,并增加了社会学课程,提倡学生积极与社会联系。其进步的政治立场引起当局不满,1930年他被迫辞职。在格罗佩乌斯的推荐下,德国著名建筑师凡德洛出任第三任校长。他继续推行改革,完善以建筑设计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并努力使学院实现非政治化。1932年,在纳粹冲人学校大肆破坏后,学校被迫关闭并迁至柏林,以“包豪斯·独立教育与研究学院”命名,在一座废弃的电话公司里继续教学。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4月,由当时的文化部下令关闭包豪斯并由纳粹军警强行占领学校,8月10日,凡德洛宣布包豪斯永久解散。包豪斯是现代设计的摇篮,其所提倡和实践的功能化、理性化和单纯、简洁、以几何造型为主的工业化设计风格,被视为现代主义设计的经典风格,对20世纪的设计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以工业设计为主的现代设计革新运动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席卷欧美。它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展开的,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并服务于整个工业社会。它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使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人们的消费要求和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充分肯定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赞赏新技术、新材料的工业设计的先驱人物。面对时代的挑战,他们提出了功能主义的设计原则,提倡科学的理性设计并创立了新时代的设计美学--机械美学。其所设计的简洁、质朴、实用、方便的全新产品,确立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形式与风格,标志着产品设计进入现代工业化设计的时代。工业设计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独立的设计教育体系也出现了,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欧美各国,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展各具特色。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成立、包豪斯的建立与发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功能主义设计风格的确立、各国专职工业设计师的出现等等,表示现代主义设计形态已趋成熟。卓越的建筑师、设计师格罗佩乌斯、科布西耶、凡德洛、赖特等人奠定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他们提出一系列新的设计思想及其原则,对推动欧美及世界的现代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格罗佩乌斯是最早在设计理论上有全面建树的设计师。他明确指出:“应该强调机械对于工业设计奠定决定作用。”他认为必须贯彻功能第一、形式第二的设计原则,设计应该“能够从实际方面完全达到自身的功能目的”,这样设计的产品才是可以应用、信赖、造价低廉和经济有效的。他认为20世纪的设计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对装饰和复古主义。他对美学风格的看法作过极具哲理性的阐述:“美的观念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而改变。谁要是以为自己发现了‘永恒的美’,他就一定会陷于模仿和停滞不前,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传统应该推动人们不断前进。”科布西耶是机械美学的创立者,他赞赏飞机、汽车、轮船的设计,因为这些设计没有受到任何传统的束缚,完全是按照功能与技术的要求设计的,是全新的工业产品形式。他认为大工业社会的任何产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机器。他赞美单纯、清晰的几何体。他说:“按公式工作的工程师使用几何形体,用几何学来满足我们的眼睛,用数学来满足我们的理智,他们的工作简直就是良好的艺术。”他主张设计应表现简洁、秩序、逻辑的理性美,应表现出对象本身的直线、比例、空间、体量的美,而不要有附加装饰。凡德洛也强调时代风格,主张设计的现实和功能意义,主张采用机械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赖特亦强调功能,同时提出“有机建筑”的观点,认为建筑设计应考虑其与环境的和谐、对建筑空间的有机安排与调度、自然材料与工业材料的不同表现力及两者的协调性等。现代派美术对现代主义设计有直接影响。许多现代派艺术家及积极投身到设计及其教育领域,如杜斯伯格、里特维特、康定斯基、克利、伊顿、纳吉等人。有些人在世界第一所设计学院包豪斯任教期间,对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形成及其基础课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1923年在德国魏马举行的包豪斯作品展,向世界展示了其成就,使其成为世界性的设计、设计教育和设计理论研究中心。1925-1927年,德国包豪斯的教学体系己趋成熟,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轨,师生设计成果达到新水平,使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从尝试阶段进入系统化、科学化的成熟阶段,经受了时代的考验。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德国纳粹政权的压制,现代主义设计开始在欧洲衰弱。1937年后,随着包豪斯大批精英移居美国,使欧洲现代主义设计风格融入美国设计体系,在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的依托下,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以美国为中心继续开展,形成国际现代主义设计风格。二战后直到70年代,国际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原则和风格影响了整个世界。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设计思潮兴起,但现代主义的许多设计原则仍然适用,并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世界设计传统精华的一部分。

⑸ 科技法学从哪个法学独立出来的

科技法学
《科技法学》是2013年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孙玉荣。
本书主要讲述了科技法的概念与特征 ，以及科技法的体系和渊源 。
书名
科技法学
作者
孙玉荣
出版社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年
定价
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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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目录
内容简介
本书在对我国科技法的基本理论和科技法律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科技法学教学与研究的*成果，结合*法律、法规，从立法、司法角度对我国科技法律制度，特别是对信息法律制度、生物技术法律制度、风险投资法律制度、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高科技园区法律制度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全书共15章，分别为科技法概述、科学技术进步法律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科技奖励法律制度、科技组织和科技人员法律制度、高新技术与高科技园区立法、信息技术法律制度、网络法律制度、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生物技术法律制度、风险投资法律制度、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技术合同法律制度、国际科技合作与技术贸易法律制度、科技争议的法律解决等。[1]

⑹ 我国四大学派的名称及其创始人

儒家，创始人：孔子

道家，创始人：老子

墨家,创始人：墨子

法家，创始人：韩非

1、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使儒家遭受重创。而后 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

2、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泰古二皇，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标志这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从此成为古往今来治国治家的至尊宝术。

以黄帝、伊尹、太公、辛甲、鬻子、老子、文子、列子、庄子、管子、鹖冠子等等为主要代表，主张“无为、璞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等等。

3、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巨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

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

4、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6)空间法学派扩展阅读：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质疑辩难，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

⑺ 法律圈内这四者目前的社会地位状况如何——法官、检察官、律师、教授。

初春，我被派到上海培训一个月，这座繁杂的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满街女孩子们非常时尚的装束，处处可见的工人们的蓝色外衣，地铁里攒动的人头和冷漠的眼神，新天地里交错的觥筹与混杂的语言，各式优雅豪华的新旧别墅，以及阴暗的弄堂、潮湿脏乱的共用卫生间和厨房。所有这些城市的贫富元素都在这里自然地混合了。当我在上海的同学请我吃那些赤酱重油的上海菜时，他一再给我解释这不是本帮菜，本帮菜更清淡适口。我到他的住处看过，狭窄的楼道上去，是十分局促残破的小房间，却必须支付每月一千元的租金。他自豪地告诉我，这边是浦西的黄金地段啊，浦东虽然便宜但上海人都不愿意住那边。我可以理解他作为上海人的自我优越感，但却无法接受在普遍的生活重压下仍然自我陶醉的井底之见，他对其他城市的轻视根本不需要理由。

有一个周末，我曾经站在上海的街头，看人群汹涌地从身边流过。我这小城市里来的人真的是有些吃惊，我仿佛可以听到这座城市因为负载这么多的人流而喘息着。当突然下起大雨时，整个市区的交通都瘫痪了，满街的车子摩肩接踵地挪着，喇叭按得震天响。在半夜里，我也常常被这样的喇叭声惊醒，在我们那个城市早已禁鸣很多年了。而且我常常被这里不高的服务水平惹得生气，我也试过在下班高峰时去挤公共汽车，几乎全部以最后打的告终。如果我是游人，我或许只会看看外滩和陆家嘴的摩天大楼，但我突然有兴趣去更深地了解它。当我离开时，我在这座城市感到一种狂躁的气息，我因此感到十分疲劳，同时也知道了自己只能呆在小城市里。

从上海回来已是晚上，雷来敲我的房门，说看到我家的灯亮了。他给我煮方便面时，我累得歪在沙发上不想起来。当热腾腾的鸡蛋面端上来时，我忽然觉得十分感动。我兴致勃勃和他谈起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他不太专心地听着。后来他告诉我，我们庭的审判员王因为涉嫌受贿而被检察院正式立案了。我非常震惊。对于我来说，王是一位和蔼的大叔，因为一进法院我就是他的书记员，他可以说是我的师傅了，他对我的帮助我从来感激。雷并不很了解具体案情，只是知道已经被确认的数额有两万，这已经够关上几年了。

我去上班的时候果然没有看到王，我问同事们关于他的事，大家都直叹气。过了几天，王到院里来。四十岁出头的人，却突然变得十分苍老，他客气地和同事们打着招呼，匆匆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就走了。我不知道如何与他对话。后来王被判了三年徒刑，没有缓刑。这件案子不止牵涉他一个人，中院的一个法官和银行的一个处长也同时被指控，而咬出他们来的是一名和他们相熟的律师。为此全院又开了一次廉洁自律的思想会议，院长并没有过多地谈论王的事情。我听说王并不是胆大之人，收到的贿款他都整整齐齐的藏在家中，到案发时一分钱也没动。有人因此说他笨得可以，我却觉得有些难过。为了那几万元钱，王的人生已经被拦腰切断了。

那个春天于是变得特别寒冷。本来很爱睡懒觉的我却在每天凌晨醒来，在阳光还未刺破薄雾的时候就已经走在上班的路上。那潮湿的空气沾满我的发梢，裸露的耳朵一摸总是冻得冰冷冰冷的。我开始喝咖啡，虽然只是速溶的，但却一天可以喝几杯，雷为此劝我要小心胃。爸爸妈妈已经开始关心我的单身问题，对他们来说，我即使还不想结婚，也应该有个稳定的男朋友了。自从杨结婚以后，我发现身边未婚的同学越来越少。男生们有些都抱上儿子了，我们这些女生就显得越发是老姑娘了。

可是日子过得这样快，我虽然有时觉得孤单，却心情平静地不起一点涟漪。自从丁常常向我抱怨她的男友早出晚归后，我对现代的爱情方式提不起一点劲来。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雷的若即若离。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关系维持下去会变成什么，可能还没有绽放激情就淡成友情了。我不了解他的想法，他似乎很关心，又似乎很愿意与我保持距离。我现在习惯了他的偶尔出现，有时仍会想念他，但没有了惴惴不安的激动和费尽心思的揣测。丁气急败坏地搬到我的住处后，雷来得更少了。

丁的那位行政主管四处寻欢的事迹败露以后，他彬彬有礼地向丁提出分手。丁已经辞掉了工作，因为恼羞成怒而窝在房间里几天不出。她会在半夜点一支蜡烛，穿着白色的睡袍，幽幽地坐在窗前。我第一次看到那情景，差点给她吓个半死。我不理她，任她终日"表演失恋"。一开始我让她吃饭，她总以怨妇的眼神看看我，再摇摇头。饿了两天后，她就受不了了。那天我下班回家，看她一个人坐在地上，抱着肯德基的全家餐正在啃最后一个鸡翅。我很喜欢丁这种没心没肺的个性。半个月后她找到了租处，并开始在一家外资银行上班。当她再次光鲜亮丽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丁的交际广泛，我又与陈取得了联系。陈在我的生活中本来已经销声匿迹了许久，我也很少再想起他。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十分惊讶，他向丁要的我的号码，说他有个朋友有些事想向我咨询一下。他介绍来的朋友正是我曾见过的在出版社工作的蒋。那个清瘦的姑娘坐在我的面前，很少抬眼，她慢慢地喝着茶，长时间的思考着。蒋告诉我，她们出版社的副总编，一个好色的欧吉桑，常常乱摸她的手，有时甚至掐她的屁股，她忍了很久，但现在想告他，但该怎么告呢。蒋有些雀斑的小脸涨得通红，再三斟酌着她的语句。她说，这个副总编对去他们出版社请求出版的年青女作者们都常常非礼，大家为了出版都只有隐忍。我告诉蒋这是性骚扰，她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作为女人，我提醒她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此事公开，作为未婚的女孩，她将面对巨大的压力，唾沫星子会淹死人。蒋告诉我她在此案后将离开这个城市，所以她已不畏惧面对羞辱。

已经谈及了这么敏感的问题，我们彼此觉得十分亲切。后来我们讲起了陈。果然，蒋曾经希望能与陈成为恋人。但是不行，她低垂着眼睑说，陈是因为导师著作的出版之事而认识她的，陈一直对她很好，她也以为这种好有着特别的含意。但是后来陈发现她在出版社不但没有任何权力，而且性格相当懦弱时，就疏远了与她的关系。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蒋知道陈有利用她的意思，却并无半点怨恨，仍然十分信任和依赖他，她一定将性骚扰的事告诉了陈。蒋叹了口气说，陈是她不可企及的男人，她早就预感到这样的结果，但应该说从头至尾陈并没有欺骗她，这就足够了。这就足够了吗？我深为触动。

后来蒋离开这个城市时，我和陈都去送她，她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朋友。陈告诉我，他对蒋并非没有一点感情，这么多年，由于她的依赖，陈常常感到充实。但是对陈来说，蒋的过分依赖让他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不愿意因为这样的恋人而让生活变得很累。他需要时间和空间去展开他还没有开启的人生蓝图。一直在读书的陈，就像不断鼓张的风帆，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傲气。我很佩服这样的勇气与理想，但我并不苟同男人们对爱情如此理性的处理方式，陈是这样，杜是这样，雷也是这样。陈说过一句话，让我对自己十分疑惑。他认为我这样的女孩是现代男人的理想伴侣，有着独立的思想与务实的态度。但我并不认为我具有那样的优点，而且至今并没有哪个男人愿意选择我为终生伴侣。

当我对自己的爱情生活沮丧不已时，丁已经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尝试。她去参加了八分钟约会的活动。也就是几对男女由主持人摆弄着，每八分钟换一个人交谈，然后确定自己的心宜对象继续交往。真是超级无聊的爱情游戏，不过丁却兴致勃勃。她和我描述了约会的每一个细节，并夸张地模仿着那些参加约会的男人们的特点。一星期后她欣喜若狂地跑来告诉我有三个人选中了她，我随手给她泼了一桶冷水，参加这种游戏的能有好男人吗。她居然也叹气说，这个岁数了，好男人都被抢光了，只能作次优选择。她突然提到雷，令我措不及防。丁认真地告诉我，雷算是男人中的上佳品类，不过由于过分随和平易的个性，很能招蜂惹蝶。这丫头看男人还是有一套的。

我也常常有这样的疑问，对于雷来说，我到底算什么呢？雷从来没有问起我的生日，所以我生日的那天只有丁打来了电话，丁正在和新的对象约会，说晚点才会来看我。我一个人坐在家里，这时才发现自己的生活真的很单调。我想起刚毕业时，同学们常常联系，周末扎堆地吃饭。前些年法院财政宽松的时候，庭里也常组织活动，同事们一起去郊游、打保龄球或聚餐。但现在这样的集体活动越来越少了。我总是觉得失落，周末在网上打牌有时一打就是一天，也不是觉着好玩，只是生活无可排遣而已。我也很少买衣服，因为上班总是穿制服，周末又常常在家不见人。

那天我没有给自己买生日蛋糕，也没有吃晚饭。我在脸上蒙上面膜，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发呆。我也觉得自己这样不行，这种狭窄的生活方式，只怕真的到三十岁也嫁不出去。电视里每个台都在热播各种各样的电视剧，而公安检察官法官律师正在成为电视剧里的主角，可能这是十分时尚的职业吧。但我很少能看得下去此类片子，它们所歪曲的正是我的工作与生活，叫人如何下咽。我宁愿看无厘头的古装片，反正假得彻底点，不会拿腔拿调。雷在外面敲门时，我一开始并没听到，后来他叫我的名字，我也没有应声。我大睁着眼睛，面膜在脸上早已干得拉紧了肌肤。我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耳边是电视嘈杂的声响。

丁来的时候，带来了蛋糕，说是敲诈她的新男友的。我很爱吃冰淇淋奶油，但却因为身材有些胖起来而开始忌口，不过那晚我还是吃了很多。丁劝我应当走出这个自我的世界。我苦笑了一下，说，走出去，去那种八分钟约会的场合啊，我可不行，我是法官，要注意形象，被人发现可怎么办。丁开始嘲笑我的法官袍，说我穿起来像判官，只见脑袋，不见身体。我对那件不中不洋的法官袍也确实没好感。在报纸上，我还看到很多学者在探讨是否应当将审判席做得比原告席和被告席要高一个台阶。这真是画虎只画皮的做法，如果要保持法官的威信，就不要在门口挂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幅，也不要让当事人每天都能进入我们的办公室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去过我们院的执行庭，十几条汉子要承担两千件的执行案，大多数又确实很难执行。但当事人才不管这一点，他们每天来找法官催着法官，于是执行庭不大的办公室每天都像菜市场，当事人的声音大，法官的声音要比他们更大。执行庭的法官们烟抽得厉害，粗话挺多，有时喉咙都喊哑了，真是可怜死了。

⑻ 哲学问题134：如何理解爱人哲学家提出的“法律执法要注重空间连续性和时空性与人权联系”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去主动这种关系的连续性，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达到我们最想要的这样一个发展。

⑼ 什么是法律(详细说明)

第一节 多重视角的法律观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对“法律是什么”的理解和认识是多种多样的。古今中外，人们对法律多角度的观察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法律观。
一、立法者立场的法律观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命令说。这一理论始于法国人博丹。博丹创立了主权学说，为法律命令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霍布斯认为，法律“对于每一个臣民说来就是国家以语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来区别是非的法规。”功利主义法学的边沁说，法律是国家行使权利处罚犯罪的恐吓性命令。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则将法律当成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是一种要求个人或群体必须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法律和其他命令被认为是优势者宣布的，而且约束或责成劣势者。”奥氏还用命令、义务和权利三个术语来解释法律的概念。（2）权力（强制）说，即将法律作为权力或强制的表现。如中国古代法家商鞅：“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说：“法者，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3）意志论。古代社会人们认为法自神或上帝出，法乃神意的体现。近代以来，法律往往被认为是人（立法者）意志的体现。如自然法学派卢梭认为，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在签定社会契约时，人们让渡全部自然权利，交给主权者群体。而人民主权就意味着执行公意，公意的所有表现形式是经由多数决策的方式达致的。因此，法律即公意的体现。（4）规则（规范）说。如中国古代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中世纪西方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切行动的行为准则或尺度。”现代西方分析实证法学派更是明确将法律当作规则或规范。如纯粹法学派凯尔森认为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秩序。英国新分析法学派哈特认为法律是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主要规则设制义务，次要规则规定权利。
二、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
跟立法者立场的法律观适成对照的是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这种法律观流行于具有判例法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正如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英国法基本上是一种判例法（case law）；它的规范基本上应到英国各高级法院所做判决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中去寻找”，相应地，“英国的legal rule是针对具体案件的，是在审理这个案件时为了解决这个案件而提出来的。”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在英美国家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以致英国法学家边沁试图改革英国法制，但收效甚微。司法者视角的法律观，择其要者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我所说的法律，是指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言，而绝不是其他什么空话。”美国法学家格雷说：“法只是指法院在其判决中所规定的东西，法规、判例、专家意见、习惯和道德只是法的渊源。当法院做出判决时，真正的法才被创造出来。”这种法律观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以致于法律径直被视为法院所做的判决。如美国法学家卢埃林说：“法不是本本上的官方律令，法存在于官员或平民的实际活动中，特别是存在于法官的审判活动中。官员关于争端所做的就是法律。法学家弗兰克说：“就任何具体情况而言，法或者是实际的法，即关于这一情况的一个过去的判决；或者是大概的法，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当今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也持司法视角的法律观。德氏认为法律具有解释性质，法律在解释中得以完成。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由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法律解释纯然是一种司法活动，并不存在像我们国家那样的立法解释。因此德沃金的法律观是一种典型的司法视角的观点。
三、社会学视角的法律观
社会法学派的出现，是二十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这给法律的概念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视角。社会法学将科学方法运用于法学，主张将法律置于社会当中，通过法律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结合法律与社会事实的关系来认识和理解法律。社会法学侧重从法的社会基础、社会作用及具体效果诸方面来界定法律的概念。这对西方传统的法律观构成一种严峻的智识挑战。如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是一项“社会工程”，是依照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律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目的在于以最小限度的牺牲尽可能满足全人类的需要。由此庞德还进一步分析了法律的结构，提出了律令-技术-理想这一法的模式理论。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明确主张法律发展的重心在社会本身而不在国家。因此他反对传统的法律的概念，第一，法律由国家所创立；第二，法律是法院或其他审判机关判决的基础；第三，法律强制是判决发生效力的基础。埃利希进而把法律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另一类是社会秩序本身。法律作为社会秩序本身，埃利希称之为“活法”。埃利希认为法律是国家制定的这种传统的法律概念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律的一小部分。因而他强调对“活法”的研究。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卢埃林曾依照庞德关于“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之分的观点，区分了“纸面规则”和“实在规则”。并认为真正的法是后者，因此提出“官员们关于争端做出的就是法”。德国法学家赫克等为代表的利益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利益的冲突、矛盾和斗争。法律规范构成于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或原理。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必须确定立法者通过特定的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利益。当今美国行为主义法学派布莱克认为：“法律存在于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中，而非存在于规则中”。当今西方法人类学家还提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种法律观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影响到我国法学界，表现为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理论探讨。
四、伦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观
法律、道德与宗教是人类社会控制的三种主要手段。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哲学层面上表现为应然法（自然法）与实在法（制定法）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法学史上一个基本问题。从伦理学视角去看待法律，在西方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即认为法律“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罗马法学家杰尔苏将法定义为“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则认为，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而毋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所以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是正义的体现。自然法先于并高于实在法而存在，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因而法律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可见自然法学派的法律观从本质上乃是一些道德标准和要求。而德国古典法哲学强调法与自由的内在联系。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法则。20世纪新自然法学派依然坚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法律具有道德性。因此纳粹德国制定的违反人道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总之，伦理学视角的法律观贯穿于整个西方法学史。这表现为西方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论法的独特思维模式。这也是造成法（主观法）与法律（客观法）相区分、法与自由、正义与权利密不可分的内在原因。与此相反，西方分析法学坚持法律和道德相分离，主张“恶法亦法”，而将“作为正义的法”等同于“作为立法者意志的法律”。进而从本质上，跟自然法学相反，将法律归结为人的意志的体现。在西方法理学中，理性论与意志论构成两种相对立的法律观。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它所讨论的主题与西方不同，它并不侧重于法律和道德在本体意义上的关联，而注重于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只是法律和道德那一种更加适合于作为统治的工具。儒家的主张最终占据上风。伦理法构成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精髓，德礼优于刑政。由此中国古代法从属于礼。不仅法律的制定受伦理原则的支配，而且司法裁判也渗透者德礼的理念。这造成中国古代法律缺乏独立的品格，沦为君主意志的统治工具。因此，中国古代法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法”。
第二节 法律的基本特征与法律思维方式
一、法律的基本特征
长期以来，法理学界通常把法律的基本特征表述为：法律作为不同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和强制性等属性。这种观点的根据有二：一是从法律概念层面上，上述法律特征的出发点与运作中心是国家和政府；二是从法律运行层面上，上述法律特征的界定暗含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律运行模式。上述归纳的缺陷在于，将观察对象局限于国家法。这是一种立法视角的法律观的产物。尽管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的属性，但是它仅仅是从一种角度所作的归纳，而忽略了其他的角度和方面。跟现代法治相对应的法律的基本特征在于：
第一，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客观性等规范属性。
社会规范的种类很多。包括道德规范、宗教规范、风俗礼仪、规章纪律和乡规民约等。法律只不过是社会规范中的一种。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区别的地方在于，法律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因而法律并不涉入对人的思想的调整。而道德规范是通过思想控制来规范社会关系，习惯是通过社会思想观念来调整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因而法律是经由规范和调整人的行为而发生作用的。
法律作为调整行为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这具体表现为：(1)普遍性。不同于那种个别性调整，法律本身即预设了规则（规范）的存在，而规范（norm）这一术语源出于拉丁文norma一词，它意指规则、标准或尺度。所以法律具有一般性、抽象性、概括性。它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或事，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因而可以反复加以适用。从法律效力层面上，法律表现为在时间、空间、对人及对事等方面具有普遍约束力。从深层次上看，这种反复适用和普遍被遵守的法律具有内在普适的道德性。这也是西方法律往往跟公平、正义、权利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法律的这种普遍性甚至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当今法律移植和法律全球化、统一化之所以可能，即在于此。(2)确定性。法律是对以往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并以法律规则为主要构成要素。而法律规则又具有较高的明确性、具体性和确定性。在此意义上，法律是社会中一种较为保守的力量。司法过程端赖于法律规则那种严格的形式逻辑进行法律推理，由此保证裁判结果的确定性。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广泛的立法活动和法学研究中实证分析法学的兴起都促使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法律的确定性构成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之一。(3)客观性、合理性。现代法治的另一根基在于法律是接受理性指导、符合一定理性原则和社会规律的规则，具有消除和限制人的恣意行为的功能，因而现代法律具有一定的客观属性。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要求法律可以理性地算计，西方法律由此表现为一种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功能即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能够大致确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便利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交往。法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即源于人们行为关系中的合目的性、可预期性，由此限制和消除人类行为的盲目性、无意识和非理性。在司法过程中，法律的客观性具体表现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表现为对法律解释唯一正确解释的探求。现代法治理论之根基端在于此。因为法治乃规则之治，是用客观的外部规则限制人的主观恣意。
第二，法律是出自于国家并植根于社会基础上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规范。
这是从法律的本体来源进行的界定。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表明，法律是多元的，既来自于国家，也出自于社会。就前者而言，法律通常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有人认为，制定、认可和解释是法律创制的三种主要方式。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法律解释本来是一种典型的司法活动，应该归属于司法的范畴。但是将法律等同于立法的法律观在我国极为盛行，而立法概念的外延往往又被扩及容纳解释法律。这是上述观点的内在逻辑。事实上，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是国家制定和认可。制定是通过立法活动产生法律规范，而认可则是国家对既有社会规则予以承认并赋予其法律效力。这通常通过下列方式进行认可：一是赋予某些道德、宗教、风俗习惯和礼仪等社会规范以法律效力；二是承认、签定或加入国际条约，认可国际法规范使之在国内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司法裁判形成某种规则和原则并使之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解释不是法律创制的方式。
第三，法律具有功能上的强制性和本体上的正当性。
强制性是之将强权、压制、强迫和制裁作为法律的标志和特征。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国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地位的提高甚至于达到垄断，法律的强制观念渐趋凸显。这一观念在西方法学史上经历了由法国人博丹到英国的霍布斯最终到分析法学派奥斯丁的学说发展。强制论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法律基本模式上，视法律为主权者的命令。在权利和权力关系中，视统治者权力至上。自20世纪以来，西方法理学各派不约而同表现出淡化乃至消解传统的强制性观念，即在承认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取消“强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论中基本特征的地位。这标志着当今西方法理学在法律概念本体论层面上的变革。
第四，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规范。
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法学界明确将权利和义务概括为法学的基本范畴。权利和义务确实是表征法律进而使之区别于道德、宗教、习惯和纪律等其他社会调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法律的基本内容，贯穿于法律的一切部门，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并且全面表征和体现法律的价值。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律与权利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拉丁文jus同时具有权利、法律和正当几种含义。主体法律上的权利往往称为主观法（权利）。从法哲学上，当法律规则设定权利和义务时，亦即当法律用于表示立法者意志时，法律规则所设定的行为体现出的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立法者“意志”。在这里，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则所表达的是：某个人“应当”以一定方式行为而不意味着任何人真正“要”他那样行为。从此意义上，法律属于“应然”的范畴，而不属于“实然”的范畴。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法学中，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性和可量化性。法律通过规则或规范以授权、命令或禁止的形式规定权利和义务，调整人们的行为，进而调节一定的社会关系。当然，按照唯物论，一切社会关系的背后无不包含某种利益。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正是将各种社会关系所体现的社会利益，以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从法律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机制进一步派生出的特征。
二、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在对法律的概念有个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再来探讨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对于以法学为业的学生而言，培养和形成专业法律思维是今后从事法律职业的关键一环。
所谓法律思维，是指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的，通过专门的法律语言（法言法语）进行分析、判断、推理、论证和解释等活动的一种职业过程。而法律思维方式就是运用法律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和思维习惯。在人类长期频繁、反复的法律职业活动中逐渐会形成特定的思维，这种思维一旦形成，便保持和延续下去，并以特有的思维定式依附于法律共同体。因此法律思维方式伴随着法律的职业化而出现，同时也是法律职业成熟的标志。日本学者田中成明将法律思维方式的特征概括为教义学的性质、过去导向性、个别性、结论的一刀两断性及其推论的原理性、统一性、类型性和一般性。季卫东先生将其概括为：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兼听则明”的长处和以三断论推理为基础这三个方面。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思维是一种重形式正义、重程序、重形式意义的合法性思维。总结各种观点，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即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尽量按照普遍性的形式规则和法律程序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调处。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运用法律语言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活动。法律语言不同于一般大众语言，它具有一套独特的概念和术语，即法言法语。一般说来，法律语言用词较为准确、表达力求平实、简练和明了。语词运用注重规范和统一，强调语义的相对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崇尚法治，那么法律语言就会成为广受推崇的语言，几乎可以成为普通语言。托克维尔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法律问题。当今中国法治建设就应当培育法治的公共话语，让全社会接受法治观念、意识、精神及思维逻辑。确立法律至上和权威性的观念。法律家首先应当能够运用法律语言进行思考、表达和处理问题。
其次，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程序化的思维方式。法律活动并不单纯以实体公正为唯一目标。而且追求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对某些疑难案件来说，“实体公正总是招致无穷无尽的争论”。因而法治只能维护有限度的正义。而程序是一种相对自治的、在国家设定的严格制度的空间里进行运作。正如季卫东所说：“法的推论是实践性议论的高度制度化和形式化的特殊类型。法的推论是在一定的组织、制度和程序里进行的，必须严格遵守证据和辩论的规则；其论证技术也经过特殊的训练，侧重于寻求公平而合理的决定的适当理由。”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自于法律活动（特别是司法活动）的性质即被动性、中立性、公正性、公开性和裁断性等。因此，程序化的思维也是实现法官忠诚于法律的重要一维。正是在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空间里，法律的客观性的理性价值才得到充分的体现，恣意因素得以摈除到最小化。
再次，法律思维方式遵循一套严格缜密的逻辑。思维均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和规律进行的。法律家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讲是坚持三段论推理方法。解释学上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是subsumption即涵摄或归摄，指将待决案件事实置诸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以获得特定结论的一种逻辑思维过程。亦即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以获得判决的过程。由此将法律规范与事实、普遍与特殊、过去与将来的缝隙织补起来。因此法律思维专业逻辑不同于其他政治思维、道德思维及大众思维的逻辑。法律思维逻辑在严格的制度和程序空间里表现出高超的形式理性与技术理性。现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即在于此。相比之下，其他思维逻辑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和情感性趋向。
最后，法律思维方式所追求的结论只能是尽可能的令人接受，而不可能达到绝对必然的“真”。因此注重对做出的决定出具正当化的理由以保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令人信服。在审判活动中这表现为确定性和单一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用来判断事实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判断，而不能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在陈述许多问题时，只作客观描述而不带价值评判。法律家只能根据符合设定的程序构件的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重构案件的事实。不能大胆设想而只能小心求证。在此基础上做出决断。并且做出的结论是明朗的、非此即彼的，而不能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尽管有时候其妥当与否还有待探讨。法律思维不同于政治和行政思维，后者具有“权衡”、“妥协”的特点。正因如此，法律思维方式要求具备一套高超的证据学和法律解释学的原理和技术，在司法过程中要求法官给出充分的判决理由。
三、法学教育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
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如柯克所说：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无独有偶，美国法官波斯纳亦将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他认为实践理性是一个“杂货袋”，其中包括轶事、内省、想象、常识、移情、非难动机、说话者的权威性、隐喻、类比等等。总之，这是一门职业性很强的活动。但是中国历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家，法官从未形成一种专门的职业。历来的传统是“县令兼理司法”，法官与行政官员身份合一。现今中国司法依然被严重行政化。法院往往被视为体系严密的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司法的职业化程度与专业化程度甚低。具有成熟的法律思维方式的真正法律家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
培育中国的法律家阶层，无疑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一环。这不仅需要科学地对待法律家，给予其更多的理解与尊重，为形成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也对中国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