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学卞建林

Ⅰ 我国有哪些比较有名的刑诉法学家

法学家，一般是按照法律部门分类的，分为：理论法学、法律史学、宪法学与行政法专学属、刑法学、民商法院、诉讼法学、军事法学。刑诉法学属于诉讼法学的一个分支。
按照《当代中国法学名家》所载，诉讼法学较为专业的学者有：
“卞建林 常 怡 陈光中 陈桂明 陈瑞华 陈卫东 程荣斌 崔 敏 樊崇义 顾培东 江 伟景汉朝 李 浩 刘家兴 龙宗智 沈达明 沈德咏 宋英辉 谭 兵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敏远 王亚新 徐静村 严 端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孙长永 李昌道...”等人。

Ⅱ 卞建林的介绍

卞建林，男，江苏泰兴人，1953年10月出生，汉族。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诉讼法、证据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中国法制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百千万”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带教导师。

Ⅲ 谁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诉讼法原理论的资料!

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

（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

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1]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2]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3] 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

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6]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8]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 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 ，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例如刑事诉讼法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后果。不可否认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罪名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是这些“实体性法律后果”只针对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人”，而不直接否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之果”，因而难免有隔靴骚痒，文不对题的感觉。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如我国学者王敏远指出：“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应予实体法意义上的惩罚，但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而程序法若无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不得采信的法律后果，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行为在实体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证据却在程序意义上被认可。这种局面当然很荒唐，但若没有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却会变成现实。”[9] 陈瑞华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一项司法解释中也要求各级法院将刑讯逼供所提供的证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10] 但这种司法解释本身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也就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级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并不多。” [11]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第191条调整的范围来看，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而事实上，相对于作为国家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法院是一个“利益无涉”的裁判机关，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违反程序的冲动，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关庭审的程序规则。在实践中，法官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要比上述公、检机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轻缓得多。因此，第191条的修改虽然迈出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却没有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最关键、最严重的问题，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当前，由于上述大量程序“规则”缺失“程序性法律后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庭审判大都局限于实体裁判，背离了“裁判”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淹没于“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热忱”之中，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的顽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 ;

“双重危险”原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2] ，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个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判例，对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决无罪，检察官无权对被告人提起上诉，即使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有某种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第三，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显然要比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更宽泛，后者仅适用于已经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则不限于此。在联邦法院，陪审团一旦宣誓成立，则第一次危险就已经构成，在地方法院，第一个证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险的成立，此时，检察机关一旦撤诉，就不允许重新起诉，否则会使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或“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对诉讼当事人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如果“随意逆向运行的司法裁判程序还可能使当事人反复陷于诉讼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运长期处于不确定和待裁判的状态。”“而这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而言，将是不具备起码的公正性的”[15] ，贝卡里亚在论证刑罚的及时性时也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 [16] 重复审理或程序逆行无疑会带来上述不人道的后果。

通过上面的理论阐述之后，再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们会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双重危险”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我国二审法院贯彻的是“全面审查”原则，因而同时包括了实体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条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仅就现有的程序性违法后果而言，第191条对于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只规定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后果。既没有作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区分，也没有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更没有针对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径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之裁判的规定。首先，不可否认，在实践中法院的程序违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而发回重审通常都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发回重审，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其次，发回重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在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在无数次的发回重审而不裁定解除羁押的情况下，就会使被告人在无限延长的羁押中“遭受多重危险”，不具有起码的公正性。最后，除了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后果外，没有规定任何更为严厉或直接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审中严重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径行驳回公诉，改判无罪等，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后果。笔者并不试图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来否定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发回重审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质量的前提下，两审终审是必要的。但对于程序性裁判发回重审问题，我认为应当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结果更为科学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审查的机制，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我国现阶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据第191条的规定，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庭审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义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围理应拓宽到一审阶段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机关诉讼行为的审查，审查侦查、起诉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违法事实，应当启用程序性裁判对之适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样的，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仍应继续这种程序性审查。法院庭审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对侦查、起诉行为的“事后审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围还应当拓宽到审前阶段，即对侦查、审查起诉行为进行“事中”程序审查，因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应当介入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程序性问题，例如超期羁押问题、非法取证问题等作出裁判，一则是对国家公权力作出及时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二则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时救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这实际上是构建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由行政追诉形态向诉讼形态的回归。[19]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对审前阶段的程序性审查尚未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而对于审前超期羁押等问题，没有一个合法有力的救济途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款（二）项明确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但是除了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确定之外，“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是否为“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应然角度，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否定这一理论设想的正当性。为了防止法官对实体问题产生预断，应当组织专门法官或构建预审制度来从事这种审前程序审查。当然，这些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最后，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对程序性违法制裁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只有第191条的“发回重审”，而且过于简单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违背“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之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应当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依据“不受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进行限制和改造。首先，应当区分“发回重 审”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发回重审”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限制，避免诉讼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而且为了防止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应当同时判令解除被告的羁押状态；最后，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可以作出纠正程序错误的裁判，而不必“发回重审”，以免被告“遭受双重危险”，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如径行作出无罪判决，使违法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权。

以上是对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论建构，而法律规则的建构还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结合立法技术使之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本文所指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对假定和处理的合并。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公、检机关排除在“诉讼参与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观念上就造成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线性诉讼结构”的产物。在“线性结构”下，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进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有关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和“三角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规则自身还应当区分“实体性程序规则”和“纯粹程序性规则”，前者类似于本文所称的程序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前者的落实所设计的操作化规程，应当包括对程序性裁判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程度等问题。应当说陈教授的观点对我国程序规则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纯粹程序性规则”应当以“实体性程序规则”已经完备为前提，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前者尚存在严重的逻辑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限于论述的重点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对“纯粹程序性规则”不作论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等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7]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51页。

[8]同注5，第12页。

[9]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笔者注。

[1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2]“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被认为是对“一事不再理”这一古老原则的不同诠释。“既判力”理论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司法的权威在于裁判不能被频繁推翻。但是这一论证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司法的权威同样不能建立在谬误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于纠正谬误的需要，司法要通过稳定性来体现它的权威，就必须同时认同自身的谬误。而“双重危险”则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应当避免使一个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将作为技术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注入权利的因素，从而使之成为动态宪法，成为人权保障法，这是当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而“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恰恰代表了这一方向。

Ⅳ 中国刑警学院研究生

初试：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1基础法学综合

④801刑事法学综合
复试：证据法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生）

初试： 基础法学综合：《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主编葛洪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宪法》（第四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及规划教材），主编许崇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民法》（第四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主编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刑事法学综合：《刑法学》（第三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主编高明暄、马克昌，执行主编赵秉志，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刑事诉讼法学》（2002年修订版，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主编樊崇义，副主编卞建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复试：证据法学 《证据法学》（第四版，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樊崇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Ⅳ 卞建林的个人著作

1. 《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6月版；
2.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副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参著），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修订版；
4. 《刑事诉讼的现代化》（独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6月版；
5.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撮要》（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副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版；
7. 《刑事证明理论》（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专家意见稿》（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8月版；
9. 《刑事正当程序研究》（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参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9月版；
11. 《传媒与司法》（合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12. 《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探索——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参照》（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Ⅵ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的证据法学用的是哪本教材❶陈光中主编❷张保生主编❸卞建林主编

中政的不太了解哎 大学本科证据法基本上都用张保生的

Ⅶ 谢佑平的研究成果

1、《公设辩护人制度研究》，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2、《中国检察监督的政治性与司法性研究》200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3、《刑事司法权力配置与运行研究》，200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4、《律师制度比较研究》，1998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5、《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研究》，1999年司法部科研项目；
6、《刑事诉讼中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研究》，2003年司法部科研项目；
7、《刑事司法改革研究》，2003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8、《程序法定原则研究》，2005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1、《刑事诉讼法新论》，专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刑事诉讼模式与精神》，独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社会秩序与律师职业》，独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6、《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专著（与万毅合作），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刑事侦查原理论》，专著（与万毅合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理论》，独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司法公正的建构》，专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
10、《程序法定原则研究》，专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11、《刑事司法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研究》，专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刑事救济程序研究》，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检察实务中的程序问题解析》，专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
14、《中国检察监督的政治性与司法性研究》，专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15、《刑事程序法哲学》，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16、《司法评论（第一卷）》，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17、《司法评论（第二卷）》，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8、《民事证据运用丛书》，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刑事诉讼法学新论（法律硕士(JM)联合教材）》，谢佑平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公证与律师制度》，谢佑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刑事诉讼法学》，谢佑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证据法学》，谢佑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证据法学》，谢佑平主编，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编写中；
6、《刑事诉讼法学》，陈光中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刑事诉讼法学》，樊崇义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刑事诉讼法学》，卞建林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9、《刑事诉讼法学（上、下）》，徐静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0、《律师法学》，谭世贵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1、《中国民事诉讼法要论》，谭兵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中国审判理论研究》，王洪俊主编，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律师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载《律师与法》1986年第10期
2．《提高检察人员素质管见》，载《法学季刊》1987年第4期
3．《律师分工应专业化》，载《北京律师》1988年第1期；
4．《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载《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2期；
5．《检察机关行政诉讼法律监督刍议》，载《当代检察》1988年第3期；
6．《论审判行为》，载《行为法学》1988年第4期；
7．《刑事控诉与辩护关系论》，载《法学天地》1988年第5期
8．《我国应制定[图书馆法]》，载《现代法学》1988年第6期；
9．《国外律师辩护制度摭谈》，载《北京律师》1989年第1期；
10.《商品经济与律师服务》，载《法学天地》1989年第5期.
11.《廉政建设与行政诉讼》，载《法律与社会》1991年第1期；
12.《法律顾问应为企业提供超前服务》，载《律师与法制》1991年第2期；
13.《检察机关应加强对自诉案件的监督》，载《检察研究》1991年第2期；
14.《人民法院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政法学刊》1991年第3期
15.《辩护律师与公检法之间的关系》，载《中国律师》1991年第3期
16.《完善刑事诉讼法，促进反贪污贿赂斗争》，载《政法丛刊》1991年第3期；
17.《刑事诉讼中的诉权探讨》，载《现代法学》1992年第1期；
18.《公诉人与律师》,载《律师与法制》1992年第4期;
19.《无罪推定原则评论》,载《法学评论》1993年第5期;
20.《廉政建设与检察监督》，载《现代法学》1993年第6期；
21.《刑事审判模式探析》，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3期
22.《刑事诉讼程序的法理学分析》，载《法学评论》1994年第5期；
23.《关贸总协定与环境保护》、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5期。
24.《背景与机理：律师制度的宏观考察》、载《现代法学》1995年第6期。
25.《市场经济与法律服务》、载《司法行政优秀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获司法部优秀论文二等奖．
26.《刑事诉讼模式评论》，载《云南法学》1996年第2期；
27.《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载《政法学刊》1996年第2期
28.《理想与现实：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2期。（人民大学《诉讼法学》1996年第5期）
29.《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人民检察工作》、载《云南法学》1996年第4期
30.《刑诉制度改革要落实配套措施》.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4期.
31.《美国律师制度管窥与思考》、载《律师与法制》1996年第4期。
32.《新旧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区别》、载《法律函授》1996年第4期。
33.《“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评论》、载《法学》1996年第5期。（人民大学《诉讼法学》1996年第5期）
34.《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趋势与中国刑事诉讼的改革》、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人民大学《诉讼法学》1997年第3期）
35.《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6期
36.《同步与差距:从国际标准看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政法学刊》1997年第1期。
37.《我国法院功能模式演进历程的宏观考察》，载《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8.《论律师在法律秩序建构中的作用》，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1期，
39.《律师执业与社会条件关系论析》，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
40.《撤回公诉论》，载《云南法学》1999年第3期；
41.《诉讼文化论》，载《诉讼法学新探（陈光中教授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42.《关于刑讯逼供的理性思考》，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43.《刑事诉讼诉审同一原则探讨》，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4.《论我国律师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被《新华文摘》2000年第5期‘论点摘编’）
45.《论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6期，*
46.《刑事诉讼牵连管辖制度探讨》，载《政法学刊》2001年第1期*
47.《论刑事审判对象》，载《云南法学》2001年第1期*
48．《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诉讼法学》2001年第9期转载;
49.《审判中立论》，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50.《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重庆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51.《刑事诉讼相应性原则的法理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5期*
52.《模式与定位：法院变更罪名探析》，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7期*
53.《刑事诉讼国际准则视野中的证据排除规则》，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4.《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与中国刑事诉讼》,载《金陵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卷;
55.《论程序法定原则》，载《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6.《刑事辩护制度发展史论纲》，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
57.《论刑事诉讼的参与原则》，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58.《程序法制原则评论——兼评司法机关的解释权》，载《诉讼法学研究》（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Ⅷ 求好心人给我分享刑事证据法学的授课音频或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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