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法治信仰

1. 领导干部法制精神和法治文化缺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法治信仰认同普遍缺失。
这是一个最为严重而又被熟视无睹的问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法在现实生活中不过是一个概念现象、一种实用工具，甚至没有被广泛认知，更不要说被普遍信仰。一些领导干部在施政过程中，常常考虑的是GDP、看得见的政绩或民心工程、上级领导的满意度、协调甚至是媚顺舆论媒体，依法治市（县、区）、依法行政自然而然地成了摆设。现如今很少有不强调依法行政的，他们甚至会认真讲，只是不会认真对待。
二、法治权威远未形成。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人们不信仰法，也在于实践中，法治没有形成应有的权威。法治一直在受到各种挑战，并且似乎还没有胜利过，更不用说显得强势。在影响地方和基层的事务中，法治无论如何排不上前列。本来“法治”或“依法行政”应该是理念、精神，而不是事务，但常常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报告中成为一项具体事务。从量化工作而言也不能说不科学、不应该，但就其排位来讲，肯定在较后的文字里出现。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行政状态，法治给人的力量还是输给“人治”。
三、法治氛围整体淡薄。
任何社会活动都与其环境密切关联。如前所述，不少地方党政领导的关注点其实不在法治，在我们这个强调“让领导满意、放心，让群众满意、舒心”而重在“领导满意”（因为即便群众满意了，领导不满意也白搭）的施政思维中，难免分出轻重缓急，无形中“法治”的思维就淡了，氛围当然也就淡了。而事实上，依法行政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尴尬，一方面被较高期待，另一方面则被不信任、不支持、不宽容。特别是一些关系到公民个体切身利益的执法过程，往往进行得不顺利，大大增加行政成本，甚至付出形象代价。与此同时，人们骨子里固有的传统的“官本位”或是“权本位”思想至今还大行其是，没有真正形成崇尚法治的氛围。
再看看我们享受的法治之文化。满眼、满街的是商业广告，法治广告和栏目相形见少，有的地方几乎是全面让位。我们参与的活动如果不是统一的要求，几乎不会与法治相关。文艺是人性的、煽情的、冷峻的、嬉皮的、批判的、娱乐的，如果要找和法治关联的，就要很费心思地专门找，而且找得到的作品几乎很少关心法治精神。电视剧上常有警匪片之类，主题很正义、正气的也有，但多数更关注剧情的娱乐性。这也难怪，法治如果不找到看点或卖点，几乎很难产生经济价值。因此，整个社会实际消费和享受的文化作品和产品中，法治类作品或产品只占极小的份额。这对于广大的公民来说，受教育的频率和强度显然偏低了。
四、法治文化投入缺乏机制和保障。
文化建设无疑需要投入。但文化已经市场化，我们不能责备非财政资本的投资者和工作者没有把他的作品创作成一部完好的法治作品，毕竟投资的目的首先是利润。问题是，谁来创造影响公众的法治文化产品，谁有这个当仁不让的责任，谁应该投资。
当然是政府。遗憾的是，法治文化建设在地方被“轻”被“缓”了，几乎很少有地方政府会把法治文化建设当重要工程做的。我们常看到公路、广场、体育馆场、剧院被当作民心或民生工程列入日程，甚至是举全市（县、区）之（财）力，加班加点赶进度，但没有听到哪里的党政领导把法治文化建设列进了工程项目表。地方党政领导往往关注了“文化建设”的形，而没有关注建设的实（内容）。因为要繁荣的文化太多，一地的一届政府怎么做得了，于是大家乐得装糊涂，绝不想再为“法治文化建设”专门规划专门投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财政不列支，政府不主导，长此以往，法治文化建设的处境难免成没有封地的王子，穿着黄马褂，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五、依法行政主体缺乏组织约束机制。
除了历史文化的原因，为什么主政者的执法主张、执法行为与执法理念之间会形成落差？组织约束机制失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么讲会令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不满意，因为实在地讲，组织人事部门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自发的、巨大的，而且确有刚性举措，但我们要探讨的是实际效果。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是否优秀，是否有作为，本来很难把握，当前我们往往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但法治意识、法治能力怎么体现在考评体系中就有难度了。特别是对于“没有执法权”的公务员，如何评价其法治能力？几乎没有依据。但在整个公务员体系中，没有具体执法权的人数巨大。这些人虽然不具体执法，但可能会决策执法、监管执法、保障执法。对这部分人，在法治考评时，往往是凭印象或虚拟为优。这刚好说明，许多行政人员游离在法治考评之外。而即便是具体行政执法人员，以其行政过程、程序是否合法、结果是否适当作为法治水平考评依据，已然不够全面。执法的效果如何，不仅要考虑法律效果，还要考虑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不仅是一时的社会效果，还有长远的社会影响。对这个层面的关注，公务员的组织人事考评体系显然不够。
共产党是执政党，面临如何执政和长期执政的问题。依法治国是执政理念，不可能不体现在组织人事制度这个关键环节中，毕竟“干部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在抽象行政行为暂时没有法律调整之前，法治理念和能力纳入组织考评就显得尤为重要。党委政府如何行使非法律调整的权力，如何规范约束抽象行政行为，其实对于法治的权威和信心至关重要，比如行政决策、行政审批制度、经济规划、城市规划、行政收费等等，如果让这些行为游离于组织考评机制之外，即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再体现依法，也难拢住群众游离于法的心。
六、依法行政面临新形势新问题的挑战。
中央政法委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地方政府执政执法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发展和维稳的任务都相当繁重。比如信访问题，“维稳是硬任务”，各级党委政府莫不重视，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地方都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为了解决信访问题，地方受到高压，总结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等经验，因而措施服从于结果。各个部门纷纷在各种“特殊敏感时期和日子”无可奈何地急于处理一些历史问题和社会矛盾，但往往不能坚持公平正义，常常求助于亲情伦理，亲戚宗族，最终都以政府出钱了事，将法与理的和了稀泥。“上访就有理”、“政府最怕上访”成为基层群众的普遍认同。这种变态的文化认知，无疑成了法治精神的最大伤害。
之所以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就在于文化具有导向性、先进性和渗透性。不认知、不重视、不投入、不弘扬，法治便没有文化可言，依法行政便不会有执法氛围，法治被信仰便是无稽之谈，依法治省、治市（县）便是纸上谈兵。如是这样，难免空谈误国！因此，必须从领导特别是地方首长做起，认真思考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真诚信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率先垂范，做法治文化建设的倡导者、践行者。如是这般，则重造法治信心，再造法治权威，建立法治秩序有望。

领导干部认识上的误区是制约其法治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虽然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十分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但是现实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文化素质缺乏应有的重视，认为法律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误区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认为懂业务是硬条件，学法律是软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工作，看重业务工作，认为在业务上要多下些工夫，学通弄懂，这样有利于出成绩、出政绩，对职业发展有利。法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平时用不上，不学法、不懂法照样可以把工作做好，需要法律时再学也来得及，不行可以请律师及懂法律的人来帮忙。
二是认为学法、懂法是法律部门领导干部的大事，是其他部门领导干部的额外负担。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法律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学法、懂法是法律部门干部的工作需要，对他们来说，学法、懂法、用法是一项很关键、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部门的干部职工有自己的专业及本职工作，不从事实际的法律工作，学不学法，懂不懂法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
三是认为领导干部从事的是日常的管理工作，学法、守法是群众的事。不少领导干部认为，党政部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政部门的工作是日常的工作，不必了解法律、学习法律。有的领导干部将法治视为管理者的特权，仅仅当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对自己有利时就搬出来用一用，对自己不利时就搁在一边。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缺乏信任，认为老百姓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秩序，滥用法律条例，与政府“作对”，与官员“捣乱”，应该多学法，自觉守法，把普法工作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单向的法制教育。四是没有从正面认识和理解法律普及工作的重要意义，反而认为通过多年的普法，使得老百姓动辄上法院去告政府或官员，“不那么好管了”。这些认识误区如果不及时消除，不仅影响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的提高，还会影响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进程，也损害了领导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2. 如何理解'法治成为共同信仰'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法治建设亦是如此；没有精神的法治，犹如没有灵魂的人体。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条文有多么严厉、严密，也不仅仅体现在公民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能否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法治成为人们共同坚守的信仰。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至关重要。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精神只有武装了党员干部的头脑，才能真正走进人民的心中。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党员干部对待法律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待法律的态度。党员干部严格依法办事，直接体现着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党员干部带头弘扬法治精神，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指引下，增强法治观念，带头尊崇、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法治轨道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必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健全完善学法用法制度，把法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干部培训规划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必须切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中吸收营养，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卢梭曾经说过：“规章都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当法治一旦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必将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保障。

3. 要提高领导干部哪几个方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1）深刻理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科学内涵。法治思维指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精神、法律原则、法律逻辑和法律规范分析问题、进行决策的思维过程。法治方式则是指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运用法治手段、法治方法、法治程序和法治规则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依法执行法律规范、依法强化法治监督的实践过程。法治思维是一种价值观,强调思想的转变,突出党对法治的理念和态度,从思想层面上提出的明确要求。而法治方式这一方法论是法治思维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是一种行为准则,从执行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指明了具体的路径,深化了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

（2）充分认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重大意义。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确立,使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都已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而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则成为贯彻落实法治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新时期,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思想观念也发生很大变化,各类纠纷和矛盾频发,重大事件或恶性事件不断,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矛盾的化解,保障社会的和谐。三是加强领导干部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法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所以法治的精髓就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强调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有利于改变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长期存在的重权力、轻权利,重治民、轻治官,重管理、轻服务的传统观念；改变根深蒂固的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思想；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背离法治精神和原则的不良行为,服务群众,促进发展。

（3）注重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基本途径。首先,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信仰。一方面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是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前提条件和决定性因素,坚持宪法至上,带头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言必合法、行必守法,使法律成为思想和行为的第一准则,影响和带动全社会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另一方面养成办事依、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使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成为领导干部自发的一种心理需求和职业情操。其次,学习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包括通用的法律知识、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与行使职权相关的业务法律法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再次,重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践。处理解决多种问题要符合法的原则、法的精神、法的价值,合理考量法治思维与战略思维、全局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相关因素,综合考虑法治方式与经济方式、道德方式、行政方式之间轻重缓急,做到合法合规、合情合理,提升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水平。

（4）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在各个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不断通过改革来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而不能倒过来,以不完善的法律法规来抵制改革；同时,通过法律来引导改革,为改革提供保障,不能为了一时一事的处理来损害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尤其不能妨碍改革的正常进行。要正确处理发展与法治的关系。法治应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一体谋划,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提高发展质量,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严格依法按政策办事。对法律政策明确的问题要依法按政策抓紧解决；对一些解决不了的,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并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对提出不合法、不合理诉求的要积极引导。不能突破宪法、法律、法规的底线,不能突破政策的底线,特别是不能引发新的攀比、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要正确处理好封堵与疏导的关系。摆脱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思维定势,构建顺畅的社会沟通机制,把群众的利益诉求、矛盾纠纷纳入到法治轨道,为改革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4. 如何增强全面的法治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首先，要来建立党员领导源干部带头学法、用法的相关制度，形成党员领导学法、用法、信法的体制机制，营造良好的党员干部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社会氛围。
其次，要不断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立法要跟上社会发展需要，考虑社会接受程度，便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易于营造群众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氛围。
第三，要有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国家行政机关是法律法规实施的主要部门，也是运用法治手段和法治方法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主要窗口和“前沿阵地”，人民群众能否相信法律，是否愿意使用法律去解纷止争，与执法部门的执法水平、执法方法息息相关。
第四，要提高司法公信力，保证司法公正，通过公正司法营造全社会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良好氛围。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五，要加强法制宣传力度，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增进全民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意识。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5. 如何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带头严守纪律，严明规矩

现代政党都是有纪律和规矩要求的，没有纪律规范不能成其为政党，没有规矩约束就更不能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基本规则，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体现，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执政任务的重要保证。党员干部讲规矩、守规矩首先要学规矩、知规矩、懂规矩。党的规矩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党章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
第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党纪就是红线，处分就是惩戒。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都是党员干部必须自觉遵守的规矩。
第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当前，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些都是党员干部必须自觉遵守的规矩。党员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
第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对我们这么大一个执政党来讲，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艰巨繁重，光有成文的规矩不够，还得有不成文的规矩。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这些是成文的规矩。这些成文的规矩不可能囊括所有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可能穷尽对党员干部思想和行为应当规范的所有事项，还必须以不成文的规矩作为补充，使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使管党治党没有空白、不留盲区。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守纪律是底线，讲规矩靠自觉。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
守纪律讲规矩，首要的是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党的纪律和规矩涉及党内生活方方面面，广大党员干部都要自觉遵守。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最重要、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上清醒，才能行动上自觉；政治上坚定，才能经得起考验。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和规矩的基础，是坚持党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的前提，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关键。当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自觉做到“五个必须”。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中国的事情，向来是上行则下效。在我们党内，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既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基本的工作方法。守纪律讲规矩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要对党忠诚、对党的纪律和规矩心怀敬畏戒惧。党的观念、组织观念淡薄，对纪律熟视无睹，不按规矩办事，终将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提高对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认识，不仅要带头守纪律，更要带头讲规矩。要坚持从我做起，向我看齐，按规矩办事、按规矩用权，切实树立标杆、作出表率。要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彻底破除“特殊党员”的思想，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脱离党组织的监督、脱离党规党纪的约束。遇到违反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行为，必须挺身而出、进行坚决斗争。
加强教育、管理和监督，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

党员干部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党组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党组织疏于教育、怠于管理、惮于监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发现不及时，对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处理不严肃，就可能导致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教训极为深刻，必须引以为鉴。各级党组织要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切实担负起来，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加强教育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严格管理监督以规范党员干部行为。
要自觉对照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表现，逐条进行自查自纠，真正做到对党忠诚，严守底线，心存敬畏，谨言慎行，保持定力，让守纪律、讲规矩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追求、一种常态。要强化责任担当，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要加强宣传教育，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入脑入心，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坚持抓早抓小，对党员干部在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存在的苗头性问题，及时进行约谈提醒，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加强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严格实行“一案双查”，形成有效震慑。

6. 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哪些法治思维

一、规则性思维
法治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规则性思维。
(一)先立规矩后办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规矩，规则性思维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后行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国家、推进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体系的主体应当是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规等长期“代行”法律职能。《立法法》规定的只能由法律规范的财产征收、财政、税收等基本事项必须通过人大立法规范，即使由于立法条件不成熟暂时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也应当尽早纳入法律范畴。二是法律没有规范或者规定不明的事项，尽可能通过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尽量减少使用层次低的规章，增强法律的刚性和约束力。三是处理好法律和政策的关系，尽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规范本属法律调整的事项，“政策定调—试点探索—总结推广—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变。
其次，规则性思维要求凡事要有规矩，“先立规矩后办事”。强调有法可依，并不是说法治社会的规则只有法律。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办事，不能动辄特事特办。
(二)立好规矩再办事
治国理政，光有规矩是不够的。规则性思维不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规矩，更强调法律可依、规则可遵循，也就是说法律和规则要求人们做的必须是其能够做的，必须让人们对法律和规则先心“服”后行“从”。而要达此目的，法律和规则就应当满足好规则的基本品质。好法律的基本品质要求是公开、明确、稳定、可预期、无内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这些法律的品质性要求也基本适用于非法律的规则。
1.公开。法律应在其影响的范围内通过各种形式公布，从而对于受其影响之人来说，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开是法律和内部规定、潜规则等的重要区别，可使法律融入人们的知识体系，进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认同法律。2.明确。法治是规则之治而不是原则之治，抽象、原则、概括是立法之大忌，应当尽可能避免。只有明确，方可给立法、执法、守法以明确指引，既便于法律的贯彻执行，同时也可有效约束立法、执法行为。3.稳定。法律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惟有稳定，法律方可约束公权，保证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有利于人们产生稳定的预期，树立法律的权威。4.可预期。可预期是法律发挥指引、规范功能的重要基础，惟有可预期，方能使人们有信心、有恒心，进而大胆交易、促进市场繁荣。5.无内在矛盾。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可给人们以明确指引、清晰预期，从而降低执法成本，减少执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强守法意愿的关键。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应该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释、自己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最大限度实现法律的目的，毕竟绝大多数法律要通过政府来实施。[1]
二、合法性思维
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接受、服从法律的统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具备合法性思维，无论是立法、还是执行，都应当事先问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同时，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也不同，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当法律文本规定不一致时，应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应当依据或适用的法律，也就是说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据，既要杜绝“黑头的(法规)不如红头的(文件)、红头的不如白头的(领导批示)”现象，也要避免根据个人喜好或利益选择性适用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统一与尊严。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实践的复杂多变，使得法律涵盖不全或者出现一些概括、模糊规定不可避免。因此，当某一领域没有法律具体规定时，应根据法律的原则、法治的精神去填补法律漏洞、适用法律，而不能为所欲为胡乱作为。同时，领导干部在面对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根据立法目的、法律原则、法治精神解释、适用法律，恣意解释、适用法律，“打擦边球”，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等心态都应当尽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确对待“恶法”或者“坏法”
与自然法则、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离的恶法是不是法?应不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领导干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规与行业、当地实际不符而作出不同规定或拒绝执行?与明目张胆违法违规不同，以法为“恶法”、不符合实际为由拒不遵守、执行的现象，在我国的实践中不仅比较常见，而且更容易为人们宽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讨。
从历史来看，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以死捍卫了恶法的尊严，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判则宣告与人类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恶法非法，二者只不过分别是几千年“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之争的典型例子而已。“恶法亦法”所体现的是形式主义法治思维，强调规则的形式价值和普遍平等;“恶法非法”所体现的是实质主义法治思维，更多地强调规则内容和个案公正。
对领导干部来说，“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法治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德治、人治思维更为接近，有时会更有利于眼前问题的解决，因此也更具诱惑力。但这种“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倾向恰恰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首先，在现代法治发展演变过程中，形式主义始终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现代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理论基石。[2]哈耶克认为：“甚至可以说，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的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重要的是，规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预测别人的行动，而这就需要它应当适用一切情况——即使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觉得它是没有道理时。”[3]
其次，“恶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必经阶段。我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法律至上、规则至上这样一个形式法治的阶段，我们的国民规则意识非常欠缺，守法还没有成为惯行，法律还没有被信仰。实践中，法律不科学、不合理已经成为一些组织、公民甚至领导干部不遵守、不执行法律的惯常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无疑是赋予了执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另类的人治。因此，只有强调“恶法亦法”，权大于法、情重于法的顽固结构才有可能被触动，法律至上、规则至上才会成为国民的共识。因此，在当今中国，即使“恶法”、“坏法”，也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在没有依法修改或废除之前，不能允许任意突破。因为，一旦允许随意突破一条“恶法”，在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就意味着成千上万条的“良法”将可能因此而受牵连，从而危及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个案正义的失衡总是在所难免，法律的偶尔失当和沉默只能说是一种无奈，是人们选择法治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必须付出的代价。领导干部应当力戒因看到法治的这种必要代价而丧失自己对于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攻击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制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干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绕开具体规定直接适用法律原则，或者以法律原则否定具体规定。在执法实践中，不能以公平执法替代严格执法，因为公平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对于严格依法办事确实可能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社会后果的，也应由有权机关通过法律解释等途径予以妥当处理。
三、程序性思维
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程序性思维。
(一)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权力需要程序。“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要遵守程序法，这已众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分、行政处罚，进行征收征用等，也须遵守一定的公开、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权利，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政府的信赖。
程序重于实体。实体相对于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强调程序正义甚于实体正义，因为法治的根本任务在于规范约束公权力，不借助于正当程序，公权力将很难被“关进笼子里”，实质正义也无从得以实现。
(二)程序不应等于“形式、过场”，程序要正当
近年来，在干部提拔、公务员招录等方面不断有负面新闻报道，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表态往往是“程序上没有问题”。对此种现象，有人认为“如果程序上没有问题，就是程序本身存在问题”。因此，不仅要有程序，程序还应正当，否则走程序将沦为“走形式、走过场”。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参与、自治、及时终结和公开。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参与各方不得因程序设计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或享受特殊优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强调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回避原则即是这一原则的体现。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应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断、恣意、专横或反复无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于权力应当以一种合理的、可以通过说明、论证以及逻辑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个程序独立、依法展开后，非经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与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复与冲击。[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确、具体。5.程序平等参与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后果的各方当事人在相同条件下，从程序主持者获得相关信息，并有相同的机会向程序主持者陈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决都要听取当事人的陈词”是平等参与的体现。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参与基于自愿，不得强迫。例如不得强制投票、听证等。7.程序及时终结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则，应有时限，要有终点，不能没完没了。8.程序公开要求程序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向程序参与人和社会公开。
四、权义性思维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调整社会关系。因此，领导干部树立权义性思维。
(一)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
法治社会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过权利义务建构起来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能够识别权利义务的基本类型和特点，从而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以人为本本质上讲就应以权利为本，权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平等配置、一体尊重、公平保护公民、法人的权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工作权、文化教育权等社会权，政府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因此，领导干部应从权利、义务两个纬度分析、认识社会关系，从调整、平衡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进改革、执法司法。
(二)认真对待权利，切实履行义务
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他人权利。领导干部在行权履责过程中，几乎没有不影响他人权利的立法、决策和执法。一般情况下，他人的权利就是公权力的边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当然，尊重权利并不意味着权利不可限制。但必须注意的是，对权利的限制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征收就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原则，程序正当、公正补偿。
领导干部应切实履行义务。不仅要尊重他人权利，还应当切实履行职责，严格市场监管，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权利、义务为基本分析工具，正确对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如果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去分析，就会清晰得多、简单得多，这也是正确对待矛盾纠纷及其当事人，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方法。比如，面对一起事件、一个矛盾纠纷，领导干部首先应当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纠纷的性质、权利义务关系，正常的法律途径，然后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权利、义务，并以此作出决策。既要避免该为的不为、不到位，同时也要防止大包大揽、乱作为。“花钱买平安”、“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等所体现的显然不是权义性思维。
五、权责性思维
权力是应当履行的职责，与权利具有选择性、可行使、可放弃、可转让相反，权力必须行使、不可放弃、不可转让。领导干部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和责任的担当者，理应树立权责性思维。
(一)有权必有责
首先，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有权必有责。法律法规在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应当规定相应的责任保障机制，既要避免有权无责，也要防止权责错位。也就是说，谁享有权力谁就应当负有责任，只规定权力不规定责任固然不好，但权力行使者和责任承担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实践中既要保证用权当负责，也要避免无权乱负责。责任不仅应落到纸上，更应落在实践中。要切实避免只有权力没有责任;上级享受权力，下级承担责任;一把手享受权力，二把手、副职或者其他人承担责任等权责脱离的现象。当然，没有权力却乱揽责的现象也应避免。
(二)权责要相当
越是权高位重，责任就应越大。有多大权力就应当承担多重责任。责任过轻既不能纠正滥用权力行为，也不足以威慑潜在违法行为。但责任也不是越重越好，过重的责任如同过轻的责任一样不会产生应有的约束力。
从理念上讲，全能政府就应当承担无限责任，而拥有有限权力的政府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从责任的角度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也正是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转变的过程。
从制度设计讲，既要注意权力与责任在类型配置方面的相当，也要注意某一责任类型中责任程度的相当。立法中要实现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变重行政责任，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现象。同时，立法中要尽可能规定明确具体的责任，这样不仅可以使潜在的违法者提前防范、分散法律风险，而且可以有效约束执法者和司法人员，避免执法、司法不公。
从追责实践看，一要严格执法，任何人违法犯罪，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将法律文本规定的责任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避免“老实人吃亏”。二要防止不问青红皂白滥施责任。任何法律责任的承担都要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不问原因、不问过错、不问真正的责任者的追责表面看来很严格，实际上往往是不妥当的。三要尊重责任追究机制。责任不同，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同，有权追责的机构也不同。对于没有追责权力的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来说，要尊重有关部门依法执法，不要动辄过问、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揽责任追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