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㈠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导的资料

1、姓名： 蔡从燕 职称： 教授、博导
主要讲授课程 《国际经济法》，硕士生学位课
《国际公法》，本科生主干课
《国际公法》，硕士生学位课

2、姓名： 刘志云 职称： 教授、博导
刘志云，江西瑞金人，1994年至1998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获学士学位；1998年至2001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师从卢炯星教授，获硕士学位；2001年至2004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师从徐崇利教授，获博士学位。
研究旨趣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交叉研究、国际经济法与涉外经济法、投资法与金融法等领域。至今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公开发表法学论文110余篇；已出版个人专著3部；参与专著或教材撰写若干。从2009年起主持“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文库”的出版。
2004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同时为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经济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2005年被厦门大学研究生院正式遴选为硕士生导师。
2006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副教授、任副教授期间被破格聘为博士生导师。
2007年入选“2007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8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
2008年入选“2008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0年入选“福建省法学会第二届中青年优秀法学人才”；被评为“福建省第六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专家”。
2010年起担任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编委。
2010年起担任福州大学兼职教授。

2001年：厦门大学第一届“十大学术新人”；
2003年：“厦门大学嘉庚奖学金”；
2003年：厦门大学第二届“十大学术新人”；
2006年：厦门大学工商银行科研奖。
2006年：“厦门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2007年：“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2007年：“厦门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7年：“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8年：联合主讲的《金融法研究》评为福建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
2009年：“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0年：“厦门大学‘中国银行’科研奖”。
2010年: 中国国际法学会2004-2009年度“航天科技”国际法优秀科研成果奖；
2010年：福建省法学会第三届优秀法学成果（著作类）二等奖。

3、 姓名： 张榕 职称： 教授、博导
要讲授课程 《民事诉讼法》
《证据法》
《法律诊所》
司法部2001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科研课题《仲裁制度研究与〈仲裁法〉的修改》的主要参加人。
厦门大学育题基金项目《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律规制》项目负责人。
司法部2005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科研课题《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解释的规制》主持人。
福建省2007年社科基金项目《事实认定过程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民事诉讼为中心》主持人。
福建省2009年社科基金项目《通过有限判例制度实现正义》主持人

4、 姓名： 曾华群 职称： 教授、博导
主要讲授课程 本科生课程：“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总论”、“国际投资法”、“香港法概论”、“WTO法专题”；
硕士生学位课程：“国际经济法理论”、“香港经贸法专题”、“国际经贸条约专题”、“国际投资法专题”；
博士生学位课程：“国际经济法理论”、“国际法专题研究”
主要学术观点 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的破旧立新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中产生和发展的，是由发展中国家率先发动，发达国家消极应付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同逆水行舟，每一个进步，都需要艰辛的斗争和努力，稍有懈怠，已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或名存实亡。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发展中国家应有战略的眼光和充分的准备。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服务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在吸收西方国家有关研究成果的同时，应有符合本国国情和目标的研究方法。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发展的经验看，今后应继续坚持和发展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立足本国实际的方法；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方法；综合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法律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理念和特点 国际经济法学是世界性的，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是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也不能缺少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参与和奉献。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应继续借鉴和吸收外国的相关研究成果，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对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中国学者的见解，表明中国的立场，为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出发，具有破旧立新的历史责任感、决心和勇气，既不能对西方法律观念亦步亦趋，更不能对少数发达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践踏民主的霸权行径熟视无睹、束手无策，而应当摆脱阻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西方法律观念的羁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创建和发展新的法律概念、观念和理论。

5、 姓名： 徐崇利 职称： 教授、博导
主要讲授课程 专科生：《关贸总协定法律制度》
本科生：《国际经济法总论》《国际经济法概论》《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投资法》《国际私法》
硕士生：《国际经济条约研究》《国际投资法研究》《国际私法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
博士生：《国际法理论研究》《国际法专题研究》

6、姓名： 齐树洁 职称： 教授、博导
主要讲授课程 本科生：《民事诉讼法》、《民事司法改革》、《律师制度与实务》。
研究生：《民事诉讼法》、《证据法》、《外国民商法》、《程序法基本原理》、《诉讼法文献选读》。
主要学术观点 1.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诉讼并不是最好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改革的推进不应仅限于诉讼领域，还应包括相关的制度。为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除了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外，还必须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等各种ADR方式，并且赋予当事人解决纠纷的程序选择权。
2.司法改革不但应当是全局性的，而且应当是合法有序的。当务之急是由全国人大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并取得法律的授权，统一领导、规划、协调全国的司法改革。
3.司法改革应当立足于本土资源，在移植外国制度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充分的论证。司法改革还应当重视借鉴域外经验，如果仅仅局限于对本国现行制度的考察，我国的司法改革将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承担项目 1.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国两制与厦门涉台立法》（1996），任课题组长。
2.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涉台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维护大陆居民在台湾的正当权益》（1998），任课题组长。
3.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英国、德国民事司法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1999），独立承担。
4.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仲裁制度研究与仲裁法的修改》（2001），任课题组长。
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研究》（2001），任课题组长。
6.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公证制度研究与破产制度的完善》（2003），任课题组长。
7.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2004），任课题组长。
8.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研究》（2004），任课题组长。
9.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2005），任课题组长。
10.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公证制度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2006），任课题组长。
11.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权利保护法律与实务研究》（2007），任课题组长。
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2007），任课题组长。
13.福建省法学会法学研究重点课题：《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机制改革问题研究》（2007），任课题组长。
14.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权利保护与纠纷解决机制研究》（2008），任课题组长。
15.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涉及公证的诉讼案例分析》（2008），任课题组长。
16.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为东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司法保障》（2008），任课题组长。
17.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优化法制环境，促进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的司法统计分析》（2009），任课题组长。
18.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香港民事诉讼制度研究》（2010），任课题组长。
19.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繁简分流与快速处理机制研究》（2010），任课题组长。

主要著作 1.主编：《律师诉讼案例》，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副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要论》（谭兵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参编：《诉讼法大辞典》（钱国耀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副主编：《台湾民法研究》（胡大展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参编：《民事诉讼法新论》（章武生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6.副主编：《中国民法》（柳经纬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参编：《中国审判实务大辞典》（马原等主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8.参编：《海峡两岸法律制度比较·诉讼法》（薛景元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主编：《商法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参编：《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研究》（陈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参编:《台湾法律大全》（陈安主编），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2.主编：《民事程序法》，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主编：《给个说法：老百姓法律顾问丛书》（第1-6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主编：《给个说法：老百姓法律顾问丛书》（第7-1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参编：《民事诉讼法》（江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副主编：《仲裁法新论》（张斌生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总主编：《民事证据法专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总主编：《ADR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参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常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2.参编：《民事诉讼法》（田平安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23.参编：《民事诉讼法》（第2版，江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4.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修订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副主编：《仲裁法新论》（修订版，张斌生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6.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总主编：《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8.主编：《证据法案例精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主编：《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0.专著:《程序正义与司法改革》，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1.主编：《破产法研究》（修订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参编：《民事诉讼法·诉讼程序篇》（廖中洪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3.总主编:《公证制度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主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参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沈恒斌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主编：《英国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总主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第3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8.主编：《民事程序法》（第4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9.专著：《民事上诉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0.总主编：《公证制度新论》（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1.主编：《美国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2.主编:《民事程序法》（第5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3.主编:《民事程序法》（第6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4.主编：《英国司法制度》（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5.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5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6.专著:《民事程序法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7.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8.主编:《破产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9.主编：《民事诉讼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0.参编：《外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汤维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1.参编：《民事诉讼法》（第3版，江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52.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6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3.主编：《民事程序法》（第7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4.主编：《民事诉讼法》（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5.副主编：《仲裁法新论》（第3版，张斌生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6.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7.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8.参编：《民事诉讼法学》（常怡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59.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0.总主编：《公证制度新论》（第3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1.总主编：《调解衔接机制理论与实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3.主编：《东南司法评论》（2008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4.主编：《民事诉讼法备考与拓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5.主编：《民事诉讼法》（第3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6.主编：《东南司法评论》（2009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7.总主编：《调解衔接机制理论与实践》（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8.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9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9.主编：《民事审前程序》，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0.主编：《民事诉讼法》（第4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1.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10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2.主编：《台港澳民事诉讼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3.主编：《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4.副主编：《仲裁法新论》（第4版，张斌生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5.主编：《美国司法制度》（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6.总主编：《法官视野中的司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7.主编：《民事诉讼法》（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8.总主编：《德国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9.专著：《程序正义与司法改革》（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0.主编：《东南司法评论》（2010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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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㈢ 有哪些地方立法权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

首先，地方立法权扩容谨防“法盲立法”。当前大多数设区的市，不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素质皆难以担当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权的49个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所在地城市等等，其一般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常委会委员或人大代表的素质相对较高。而此次拟新扩容的设区的市，其不仅大多没有专司立法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是工作机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极低，熟悉立法理论与实践的人才几乎缺乏储备，在此种情况下，未经任何试错即轻率打开地方立法之门，其后果委实难以想象，此种后果在实践中最突出的体现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简单拼凑乃至直接抄袭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权扩容提防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赋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权，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积极性得以发挥，但地方党委、政府借助地方立法权以加强其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的担忧亦绝非杞人忧天。立法是一项妥协的艺术，也是权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达、意志设定过程。享有立法权主体的行政层级越低，其与具体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的利益纠葛越紧，对公民和社会权益的损害就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权主体过多过滥，定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保护主义的盛行。通俗地讲，便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难免不将自身的利益“塞进”地方性立法当中，使其地方保护主义在“法律化”的掩饰下显得“名正言顺”，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制度、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种担忧表现得更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权扩容避免危及法制统一。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法制统一的意义尤为重大，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更是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较大，为此形成了多层次的立法体制，除国家层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进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权的迅速扩容，在一定程度上会挑战我国法制的统一。具体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时，有意或者无意地突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或是地方在国家立法已有规定的情况下制定与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轰动一时的“洛阳种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便被认为违反了作为上位法的《种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但由于上位法立、改、废活动较为频繁，而地方性立法由于诸方面的缘由未能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地方性立法与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阙如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依法又是司法裁判必须援引的依据，地方立法权主体的率尔扩容弄不好会显在或潜在地助长司法的地方化。
诚如上述，地方立法权扩容背后的原因诸多。赋予更多的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即便有诸多积极效应和客观需要，但真得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剧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数量？答案应是否定的。其中最关键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于降低试错风险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趋向于“分步走”的改革路径。于此层面而言，分批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或许更为稳妥与合理，当然赋予地方立法权的条件可不如批准“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所做的制度设计可谓合理，其规定：“前款规定的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确定”。
地方立法权的扩容除选择“分步走”的路径之外，尚须确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学性，具体而言，以下举措值得考虑：
第一，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机关或是人大有关机构直接起草，此种作法自有其优势，但由此导致的后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机关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难免不受部门利益的影响。试举一例，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地方立法过程中，实践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来，交通管理部门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亦是游戏的参与者，这不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并间接导致了执法的不公。基于此，委托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门利益对立法的挟持与干涉。二是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为受委托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专业性知识。十八届四中全会亦提出：“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在过去的地方立法实践中类似的举措亦不在少，1993年通过的《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即为我国首次委托专家学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项制度的建立尚存诸多问题有待明确与解决，譬如第三方选择的方式，是直接委托还是公开招标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确保第三方不受相关机关的牵制，如何实现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制度的后尘，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不至于流于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时就采纳，不符合其利益时便弃之一旁。
第二，健全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机制。为了避免地方立法权的滥用，有效的监督势不可缺。此种监督无外乎事前与事后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国《立法法》要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施行。后者则是对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并对其中违宪、违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销，我国《宪法》、《立法法》对此均有所规定，但该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如今，随着地方立法权的扩容，地方立法的数量势必增加，违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数量同样会随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审查、撤销制度依旧处于“冰冻”状态，其后果不言自明。于此层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权扩容不至于遭到滥用，对地方性立法的审查与撤销制度无疑需要“解冻”。
第三，划定设区的市在进行地方性立法中的权限。在立法体制中，权限划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负面清单的模式，即只要不属于国家立法权的专属范围，地方皆可进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单的模式，即唯有明确授权的事项，地方始可进行立法。二者各有优劣，我国现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种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为国家立法权所专属，除特别授权外，不容许由法规、规章等进行规定，其中诸如犯罪和刑罚等内容甚至不允许进行特别授权。为防止扩容后的地方立法权出现尚难以预期的滥用，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可通过正面清单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这些地方拥有城市发展所需的立法权限的同时，又不至于为地方性立法僭越国家立法创造“条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其权限的规定为：“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立法权限的限制是否溯及过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关较大市的规定与宪法相关规定对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权限并非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㈣ 赵旭光的科研项目及著作

1. 参加王新清教授主编《法律职业道德》（法律出版社出版，已申报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的编写，本人撰写约7万字。
2. 2006年4月，参加陈卫东教授主持“中美取保候审改革项目”实证调研阶段工作。
3. 2006年11月，参加美国律师协会（ABA）、纽约州立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联合举行的“刑事二审开庭审理程序改革项目”。
4. 2007年6月，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青年课题——民刑交叉案件管辖问题研究（07SFB3015），本人为课题组第一成员。
5. 2008年12月，主持华北电力大学博士基金项目——“侦查行为规制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0822035”，项目资助经费2万元。07.09-07.12，中国农村能源发展研究，科研份额3万元。
6. 2010年12月-2013年12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刑事诉讼中目的不正当的公权力行为研究（10YJC820168），主持人，项目资助经费7万元。

㈤ 谈谈你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改革的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五） 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3.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司法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㈥ 谁有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具体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05年8月18日，是专门从事刑事法学研究的、中国刑事法学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的具有独立性、实体性、综合性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院的建立，旨在建设全国领先并与国际知名刑事法学机构看齐的新型刑事法学术机构，本着刑事法学一体化的精神，逐步全面发展刑事法的学术领域，培养高级刑事法学专门人才，努力为我国法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作出新的探索和较大的贡献。

一、研究院建设

研究院成立以来，即在学术队伍、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等各方面努力探索，积极尝试，从而使各项工作日益走上正轨，并呈现出健康、良性发展之态势。

1.学术队伍

研究院由著名中年刑法学者赵秉志教授担任院长，卢建平教授担任常务副院长，首批专职研究人员10余位，初步构成研究院的学术中坚力量。目前，研究院正在广纳人才，力争在一年左右使专职研究人员达到25人的规模，并在此之后的三年内达到40人左右。

研究院聘请了包括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马克昌教授、储槐植教授等老一辈著名刑法学家、20余位中央与地方政法机关副部长级以上专家型领导以及重要国际组织领导人等在内的国内外著名的刑事法专家、学者担任特聘顾问教授，并聘请了包括资深刑法学家、著名中青年刑法学者以及中央和地方政法机关厅局级专家型领导等在内的40余位国内知名的刑事法专家学者担任研究院疑难刑事问题研究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还聘请了一批兼职教授（研究员）。

2.机构设置

研究院已设立学术委员会，并将与学校其他法学单位共建校学位委员会法学分会。

研究院以常设机构研究所为基本架构，并辅之以研究交流中心、项目办公室，从而保障和促进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与繁荣、深化。

目前，研究院已设立及拟设立的研究所主要有：

（1）中国刑法研究所；

（2）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

（3）国际刑法研究所；

（4）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研究所；

（5）刑事执行法研究所；

（6）刑事诉讼法研究所。

研究院已设立及拟设立的研究交流中心暨项目办公室主要有：

（1）中日刑事法研究中心；

（2）中美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3）中欧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4）中俄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5）中国区际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6）刑事法律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7）促进国际刑事法院项目办公室。

研究院还设立有处理日常事务的办公室。

3.规章制度

研究院正着力进行规章制度建设，包括日常工作制度、财务制度、人事制度、外事制度、人才引进制度、业绩考核制度、科研奖惩制度等。

4.发展规划

研究院正着手研究和制定三年暨六年的发展规划，希望在学校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各有关方面的鼎力帮助下，通过发展规划的制定与贯彻落实，逐步将研究院建成名副其实的国家刑事法学研究重镇。

5.人才培养

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是研究院的基本任务。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有关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文件精神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工作的需要，研究院已正式开展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访问学者的招生与招收工作。

二、积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1.第三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和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和西南政法大学毒品犯罪与治理对策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三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1-22日在中国著名山城重庆市隆重召开。来自中韩两国的专家学者共计6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二是有组织犯罪（包含毒品犯罪、偷渡犯罪、黑社会犯罪等）的惩治暨中韩相关刑事司法合作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不仅在开幕式上致词，而且还作了题为“中国刑事法治一年来的新进展”的学术演讲。

2.21世纪第4次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

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所属的中日刑事法研究中心主办、吉林大学法学院承办并得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春市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协办的“21世纪第4次（总计第10次）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8日至30日在长春市吉林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日两国刑事法学界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以“危险犯与危险概念”为主题，中日两国刑事法学者提交了10篇相关论文作为研讨的基础。

3.世界法律大会国际刑法专题研讨会

法学界举世瞩目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于2005年9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上海两地隆重举行。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常务副院长卢建平教授、专职研究员黄风教授和王秀梅副教授，研究院特聘顾问教授高铭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昌教授（武汉大学）和储槐植教授（北京大学）等参加了此次盛会。研究院还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协办了“国际刑法专题论坛”。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和美国西兰克斯大学法学院塞缪尔·J·李维教授作为该论坛的主席，共同主持了这一国际热点论坛。

4.研究院主要人员主持、承办“首届当代刑法国际论坛”

2005年8月26-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当代刑法国际论坛”在京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全体同仁作为论坛的主要负责人和筹备者参与组织、筹办和主持了此次论坛。来自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法学协会等国际组织和美国、德国等近十个法治发达国家的著名刑事法学者、专家，以及我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地区的刑法学界同行共计150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该论坛围绕“全球化时代的刑法变革——国际社会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三、相继签订对外学术交流协议

研究院研究人员以往即非常注重对外学术交流，并与欧美等法治发达国家的诸多学术机构开展了十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在原有对外交流合作关系的基础上，研究院成立不久即相继与德国、韩国、西班牙等国的学术机构签订了正式学术交流协议。

1.与德国、韩国、澳门有关学术机构签订学术交流协议

2005年8月27日晚，正值首届“当代刑法国际论坛”在京落下帷幕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与参加论坛的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哲学研究所所长许乃曼教授、韩国东亚大学法学院院长许一泰教授、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杨诚教授分别代表所在单位签订了双方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

2.与西班牙有关学术机构签订学术交流协议

2005年9月4日晚，值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与西班牙巴斯克犯罪学研究院主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德·拉·奎斯塔教授分别代表两机构签订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相互承诺在人员交流、资料交换和项目研究等方面开展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合作。

四、组团赴加拿大考察访问

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加之间的合作领域，应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的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特组成以赵秉志教授为团长、卢建平教授为副团长的刑事法学术考察访问团，于2005年9月16-28日对加拿大温哥华、渥太华、多伦多等地进行了学术访问。

作为中加双方合作项目之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学术访问旨在通过考察加拿大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立法与实践，为中国刑事司法中贯彻国际标准提供借鉴。在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考察访问团不仅与加拿大皇家骑警高级顾问、加拿大有关刑事法专家以及加拿大外交部所邀请的实务专家分别进行座谈研讨，而且还参观访问了SFU犯罪学研究院、BC省司法学院、多伦多大学法学院以及加拿大国家司法学院等培训与研究机构。此次访问不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而且还促使中国公安部与加拿大有关各方初步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可谓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

五、主办“名家讲座”系列

研究院近期邀请了几位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学者作了学术讲座。具体包括：

1.“名家讲座”第1讲——中国与禁止酷刑国际公约

2005年8月26日晚，研究院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首期“名家讲座”。此次讲座的主讲人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两届前任主席、联合国附属研究机构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董事长、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彼得？伯恩斯先生。伯恩斯先生主讲的题目为《中国与禁止酷刑国际公约》。

2.“名家讲座”第2讲——全球化与刑法公正

2005年9月4日晚，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在学校主楼314学术报告厅主办“名家讲座”第2讲，主讲人为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西班牙巴斯克犯罪学研究院主任德？拉？奎斯塔教授。德？拉？奎斯塔教授主讲的题目为《全球化与刑法公正》。

3.“名家讲座”第3讲——国际刑事法院中的普遍管辖权问题

2005年9月9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在京聘请著名国际刑法专家、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庭长刘大群先生为客座教授，并举行名家讲座第3讲。刘大群法官主讲的题目为《国际刑事法院中的普遍管辖权问题》。

此外，“名家讲座”第4讲也将于2005年10月1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演讲者为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资深中国法专家科恩先生。

六、科学研究与成果出版

科学研究应是研究院的重心，也是研究院学术水平与地位的标志。在主要研究人员以往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院把学术研究的组织和开展放在首位，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一）创建“京师刑事法文库”

为保证学术研究的规模、效应和成果积累，研究院成立伊始便建立了系列性著作项目，即“京师刑事法文库”。目前，该文库第一本专著，即赵秉志教授所著《刑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已由法律出版社公开出版。而研究院讲师阴建峰博士所著《现代赦免制度论衡》和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袁登明博士所著《行刑社会化研究》亦已被纳入该文库，并将于近期出版。

（二）继续创办学术丛刊

研究院主要成员多年来主编、编辑了多种学术论丛和年刊。为营造前沿性学术阵地，研究院调整了《刑法论丛》、《刑法评论》、《刑事法判解研究》、《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刑法学的新动向》等学术丛刊的主办单位和编辑队伍，并继续向社会公开推出。

目前，由研究院主办的《刑事法判解研究》2005年第2-4辑总第11-13辑已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公开出版。研究院近期面世或即将交稿的学术丛刊主要包括：《刑法论丛》第10卷、《刑法评论》第8卷、《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5年卷）。此外，研究院还创办了我国首份《国际刑法评论》杂志，其首卷也将于2005年底前出版。

（三）出版多种学术著作

除了建立“京师刑事法文库”、创办学术丛刊外，研究院同时也专注于其他有分量、有影响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概而言之，研究院成员近期将出版的学术书籍主要有：《中韩刑事制裁的新动向》（赵秉志教授主编，中韩刑法比较研究系列之二，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合作项目）、《当代刑事法热点问题研究》（赵秉志教授与卢建平教授主持，中英文对照，系列著作之一）、《中美刑法热点问题研究》（，赵秉志教授主编，中英文对照）、《仇视性犯罪》（王秀梅副教授译著）等。研究院还计划陆续组织撰著、编辑和出版其他一系列刑事法著作。

七、网络信息与图书资料建设

网络信息与图书资料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宣传和交流的工具。通过网络信息与图书资料建设，可以加强与各界的交流，有助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刑事法治的宣传和咨询。通过网络信息的反馈，可以调查收集一些基础性研究数据，从而为刑事法治的实证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因此，研究院的信息资料与网络建设应当是基础性学术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北京师范大学网络中心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研究院研究人员已经创建了“京师刑事法治网”。同时，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建设亦已初具规模。当然，研究院将继续积极创造条件，更加努力工作，不断建设和完善“京师刑事法治网”与图书资料室，为全国刑事法学研究、刑事法学信息资料交流、刑事法治建设、刑事法治宣传提供服务与便利。

北京师范大学

㈦ 司法体制四项改革是什么会议提出的

司法体制四项改革通过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并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多个方面推动司法体制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

一次次会议，一项项部署，努力把蓝图变成方案、把方案变成现实。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执法司法公开全面推进……随着一系列带有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司法体制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向纵深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意义：

1、司法体制改革要符合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模式，都需要对国家权力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秩序和安宁。至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具体形式，则与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政治体制和本国国情等紧密相联。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统一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但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行使，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设立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既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又是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的监督机关。这是中国宪政制度在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

与西方宪政制度另一个不同的是，中国的检察机关是在人大之下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国家机关，它和审判机关共同构成中国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的任务是以履行国家的法律监督为专门职责，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这是中国宪政制度在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方面的又一个重要特色。

2、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是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2006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决定》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对发挥审判和检察职能作用、加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中央专门就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做出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与深入贯彻好《决定》的精神和要求结合起来，推动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3、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社会转型中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大量地以诉讼形式进入司法领域，人民群众对通过司法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和保障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

司法环境出现的这种新变化，必然要对司法工作提出相应的新要求。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适应这种新变化、新要求，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司法改革的根本出发点，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观念，改革的措施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期望，从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从制约司法公正的环节入手，使改革的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切实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4、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的新论断、新概括，也是对新时期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肩负着重大责任。要把司法体制改革放在党和国家政治文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中来考虑，突破制约司法工作发展的体制性、制度性、机制性障碍，以更好地履行司法职能，使司法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强后盾，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5、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对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的领导来实现的。当然，党不是政权本身，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组织和团体等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支持和保证它们依法履行职责方面。在司法领域，党对司法的领导重点是对司法工作实行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职责。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的举措要有利于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有利于确保司法机关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人手中，有利于切实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任务与目标

该中心的基本任务是：依据教育部提出的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五项标准，以建设我国知识产权的重点研究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学术交流基地、情报资料基地、研究咨询基地为目标，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学术研究活动，引导和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学科的繁荣和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深入研究国内外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和最新发展，为我国法制建设和司法改革建言献策。
该中心的发展目标是：1）保持学术研究水平居于全国一流地位，在知识产权领域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成为全国知识产权学术交流中心，使之成为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科研基地。2）通过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不断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知识产权人才，成为中国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人才库的作用。3）努力建设该中心设备先进的图书资料库，建成全国知识产权研究的信息交流中心，继续完善《知识产权论坛》和“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网”等专业性期刊和网站的运作，积极推进知识产权研究的学术和信息交流。4）参与国家立法和司法咨询，积极承担实际部门的应用研究课题，采取多种形式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咨询，使该中心成为全国知识产权研究的“思想库”和咨询服务基地。5）继续加强该中心与国内外知识产权学术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开阔研究视野，保证研究课题与研究内容的时代性，努力站在该学科的前沿。

㈨ 山东大学法学院的研究所

法学院设有来理论法自学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所、刑法学研究所、民商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法史学研究所、经济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学研究所以及法学研究所、知识产权与科技法研究中心、人权研究中心、欧盟法研究中心、美国法研究中心、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机构，先后承担中国法制史研究、人权研究、政府执法研究、司法改革研究、物权法研究、侵权法研究、担保法研究、权力制约研究、中国立法问题研究、有组织犯罪研究、金融犯罪研究等5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其中，中国法制史研究、人权与法治研究、司法改革研究、侵权法研究、比较法研究、民间法研究、法律解释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近几年来，法学院教师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在海外发表学术文章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和高水平教材65部，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达60余项。由法学院组织、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学文库获得法学界的高度评价。法学院知名教授主持的《人权研究》、《民间法》、《法律方法》等学术刊物在学界有着重要影响。2000年，山东省启动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法学研究基地设在山东大学法学院。

㈩ 司改如何才能拥抱新技术

刚刚结束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让人们的目光再度聚焦信息技术。

“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向我们扑面而来，已经、正在或即将改变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带给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空间。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伴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信息云技术正在不断影响司法实践，司法改革拥抱新技术，司法与科技深度融合，是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未来的必然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司法与科技的融合。

12月2日，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腾讯网络安全与犯罪研究基地共同主办的“智慧司法与司法改革”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实务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围绕“智慧司法”“司法改革”这两个关键词进行深入探讨。

1.老百姓从智慧司法中得到哪些实惠？

“嘀！”正在晨练的陈女士听到手机短信提示音后打开一看，法院发来执行案件款项已到账的告知，陈女士露出了笑容；出差在外的周律师通过智慧检察院实现了视频会见，与当事人进行了及时、充分的沟通……

生活中，智慧司法越来越受到当事人的欢迎，以前费事费力的打官司过程变得越来越快捷、舒心。

“大数据和信息化在司法领域运用的广度和深度能够改变传统的司法模式，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腾讯“互联网+”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腾讯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汤锦淮介绍说，今年以来，腾讯在探索大数据新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与广州越秀区法院合作的全国首例刑事案件证人微信出庭，为推动庭审体制改革做出了有力尝试；与江苏省高院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微法院提供全方位的司法服务，让群众少跑腿，让法官少受累。

“‘阿尔法狗’向人们展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无限可能，但人工智能和司法活动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阿尔法狗’解决的是未来的东西，而司法活动是回溯性的认识活动，这是它最大的特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指出，我们要的显然并不只是一个结果。因此，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什么手段把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案件事实判断清楚，这不是靠“阿尔法狗”就能解决的问题。

他同时强调，这种回溯性的过程不允许不择手段，而恰恰需要用公正、正当的手段，保障回溯性活动所直接涉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以及相关合法权利。而这一系列活动共同组成了司法活动。

3.智慧司法的底线在哪里？

“在司法领域，机器不能代替人，结论和判断只能由司法人员做出，不能任由科技公司无限制地开发下去，要让人工智能结合司法规律，确定哪些方面可以突破，哪些方面不能突破。发展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互联网公司必须和专业司法人员紧密合作，必须保证司法应有的元素、内在的原则、必要的亲历性，不能让技术牵着司法的鼻子走。”陈卫东强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建林也指出，司改在热情拥抱科技革命的同时，必须明确智慧司法的目标。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司法公正，就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科技应当遵循司法规律，服务而不是引领司法，以达到促进司法公正、维护保障权利的最终目的。法学界更应在学习的基础上根据司法自身的特性参与进来，形成理论、科技、实务的结合，通过研究让实务部门在运用大数据的同时保持清醒的认识。

顾永忠认为，拥抱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谁也无法阻挡。但是，在司法和政法工作中如何运用科技，是否无选择、无条件地运用，值得思考和研究。

他以司法的亲历性举例说，亲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亲历、如何参与。“我们提出庭审实质化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审判人员拿着书面化的卷宗就来审理案件，而不进行开庭，我们能不能接受这是一种亲历性，能不能认为这样的过程是公平公正的？”

顾永忠指出，亲历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来参与，包含了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要体现程序正当性、防止冤假错案，庭审活动中的面对面就至关重要。视频技术未来可能实现与面对面等同，但在当下显然还不行。庭审中所有诉讼参与人坐到一起，这种只能感受不能言传的亲历性很难通过信息化手段得到。因此，我们要理性地思考和选择，比如，信息化在监控、管理、服务、信息传递、决策等诉讼活动中都有非常广阔的运用空间，但我们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有部分司法活动是不能也不应被取代的。”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广也表示，智慧司法可以涉及司法的方方面面，但唯独律师会见被告不应被涉及。如果通过远程视频进行会见，就涉及可能被录音录像的问题，而法律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因此，开发类似技术时，最基本的就是绝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必须依法积极稳妥推进。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改办副主任高景峰指出，大数据对司法工作带来的冲击非常明显，比如在证据收集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如果侵入犯罪嫌疑人的私人电脑获取数据，能否作为证据来使用值得探讨。“如何制定新的证据规则，这也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新科技对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学习跟上时代、掌握科技，真正保障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我们所用，成为我们的工具而不是我们受其牵制。”高景峰说。

真正做到运用到现实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