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税收授权立法

Ⅰ 我国为什么要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我国目前现行的大部分税种都是国务院通过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来制定的。这个依据就是1985年全国人大给国务院的授权，当时是出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这些年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通过法律管理经济方面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所以，税收法定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明确提出来，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简而言之，税收法定就是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收，都要通过人大来立法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要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当中，就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税收专属立法权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如果这次大会能够通过这部立法法，今后就要加快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步伐，以后凡是开征新税的，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税收法律；凡是要对现行税收条例进行修改的，一般都要上升为法律；其他的税收条例，要区别轻重缓急，逐步地上升为法律。”

Ⅱ 为什么增值税没有立法，而所得税已经立法了，立法与不立法实际有什么不同谢谢了！

与增值税相关的：

全国人大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内消费税、营业税等税容收暂行条例的决定》
《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国家税务总局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
《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服务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涉外税收实施增值税有关征管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加油机安装税控装置和生产使用税控加油机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油站一律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征税的通知》

Ⅲ 税收的立法原则是什么

税收立法原则是指在税收立法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我国的税收立法原则是根据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具体国情确定的，是立法机关根据社会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特别是税收征纳双方的特点确定的，并贯穿于税收立法上作始终的指导方针。税收立法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税收立法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引出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贯彻这个原则，首先要求税收立法必须根据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客观规律，也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税收分配理论。其次，要客观反映一定时期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既不能被某些条条框框所束缚，也不能盲目抄袭别国的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技术手段，不断丰富税收立法理论，完善税法体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公平原则
在税收立法中一定要体现公平原则。所谓公平，就是要体现合理负担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加市场竞争的各个主体需要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而税收的公平是实现平等竞争的重要条件。公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税收负担能力上看，负担能力大的应多纳税，负担能力小的应少纳税，没有负担能力的不纳税。二是从纳税人所处的生产和经营环境看，由于客观环境优越而取得超额收入或级差收益者多纳税，反之少纳税。三是从税负平衡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及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实际税负必须尽可能公平。

三、民主决策的原则
民主决策的原则主要指税收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倾听群众的意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确保税收法律能体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这个原则，要求税收立法的主体应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对税收法案的审议，要进行充分的辩论，倾听各方面意见；税收立法过程要公开化，让广大公众及时了解税收立法的全过程，以及立法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争论情况和如何达成共识的。

四、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在制定税法时，要求明确、具体、严谨、周密。但是，为了保证税法制定后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地区都能贯彻执行，不致与现实脱节，又要求在制定税法时，不能规定得过细过死，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具体讲，就是必须贯彻法制的统一性与因时、因地制宜相结合。法制的统一性，表现在税收立法上，就是税收立法权只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来行使，各地区、各部门不能擅自制定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所谓“土政策”，“土规定”。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政治状况也不尽相同，因而对不同地区不能强求一样。因此，为了照顾不同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地方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适合当地实施办法等。因此，只有贯彻这个原则，才能制定出既符合全国统一性要求，又能适应各地区实际情况的税法。

五、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废、改、立相结合的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而在发展过程中，又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税法，是与一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税法一旦制定，在一定阶段内就要保持其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变化不定。如果税法经常变动，不仅会破坏税法的权威和严肃性，而且会给国家经济生活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不断变化的，税法也要进行相应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具体表现在：有的税法，已经过时，需要废除；有的税法，部分失去效力，需要修改、补充；根据新的情况，需要制定新的税法。此外，还必须注意保持税法的连续性，即税法不能中断，在新的税法未制定前，原有的税法不应随便中止生效；在修改、补充或制定新的税法时，应保持与原有税法的承续关系，应在原有税法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经验，修改、补充原有的税法和制定新的税法。只有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税法。

综上所述，税收立法主要应遵循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公平原则；民主决策的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废、改、立相结合的原则

Ⅳ 代表提议，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的意义何在拜托各位了 3Q

税收法定原则有利于约束征税机关的公权力、维护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1.人大是具有立法权的权利机构，国务院是行政机构理论上不具有立法权，人大的作用就是将权利关进笼子，尽可能的使人民受益；
2.要立法得要经过人大，也就是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同意才能通过，而国务院授权立法则不需要这一前提条件；
3.假设人民代表能代表人民利益，而国务院作为一个行政机构要绝对服从领导人的命令，那么国务院授权的立法必定不是以满足人民的意愿为先决条件，而有可能是在服从领导及其所属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不需要经过人大的认可就可以擅自颁布或修改税收制度。

Ⅳ 是税收行政法规还是人大授权国务院立法

否收税收授权：全要认真研究析

答关于否收税收授权问题信春鹰说立第8条规定全专属立权范围税收立权力授权19841985全授权务院税收、改革放、经济改革等面制定行政规1984授权决定已废除1985授权决定现依效

说至于候收税收授权全要认真研究析适候考虑问题

关于劳教制度改革：用太间定效

郎胜说劳教制度需要与俱进进行改革说劳教养制度早产于世纪50代预防减少犯罪、维护广民群众合权益受侵犯、维护社秩序等发挥应作用随着民主制建设断发展律制度断健全随着尊重保障权宪原则落实公民维护自身权利意识提高弊端逐渐暴露

何改革执行几十制度些工作要做郎胜说比现些体制机制要作相应调整关律规定要进行清理修改各关部门认真研究做准备工作积极稳妥推进项改革我想用太间项工作定效展示给家关于预算审查监督问题：

首先要加强公共预算监督

答关于预算审查监督问题姚胜说全主要通三途径发挥作用：决定预算二监督预算执行三规范预算管理近全历预算审查提70条意见建议整体平衡基础强调保障民、教育、科技、社保障等领域重点支同贫困群众补助、扶贫等再提要求

说政府全口径收支预算、决算进行监督全预算审查监督重要部步要督促政府部门进步完善规范全口径预算编制工作同建立规范性预算编制制度

说加强预算审查监督首先要加强公共预算监督同进步加资本经营预算、社保险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审查监督今全委展加强政府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专项调研进步摸清情况加强预决算审查监督

32代表提交征税权收议案

3月7午4山东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代表赵冬苓抛份《关于终止授权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条例议案》向广代表发征集代表签名邀请截至3月817随着全代表樊芸赵冬苓领衔议案签名该议案签名代表达32位达定联署数赵冬苓说自10式交份《关于终止授权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条例议案》

根据《立》规定或委授权情况务院才制定税收规据悉1984根据经济发展形势需要全委授权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试行关税收条例翌全授权务院经济体制改革与外放面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

赵冬苓认现家经济快速发展我财政收入已达10万亿元旁落已近30候收

Ⅵ 国务院授权立法制定了哪些税收条例

我记得，好象除了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得税法以外，其他的税种都是税收条例吧。税收条例（如增值税、消费税、城建税、土地增值税等）都是国务院授权制定的吧。

Ⅶ 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有什么好处，求指点，谢谢。

1.人大是具有立法权的权利机构，国务院是行政机构理论上不具有立法权，人回大的作用就答是将权利关进笼子，尽可能的使人民受益；
2.要立法得要经过人大，也就是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同意才能通过，而国务院授权立法则不需要这一前提条件；
3.假设人民代表能代表人民利益，而国务院作为一个行政机构要绝对服从领导人的命令，那么国务院授权的立法必定不是以满足人民的意愿为先决条件，而有可能是在服从领导及其所属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不需要经过人大的认可就可以擅自颁布或修改税收制度。

举例来说，近来的房产交易环节个人所得税按所得额的20%征收就是国务院未经人大审议就通过的一项通知，这是与人民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但却不经过纳税人的代表同意大的。事实上我国18项税法只有3项是经过人大审批通过的法律。

个人以为，今天的这种情况是过去的历史造成的，而现状难以改变则是由于现实的约束（其中有些是客观条件的缺失，有些则是认为的因素）。这种人大授权立法可能是有利于效率而不利于公平的，需要辩证看待。

想要更具体的了解，建议学习下人大、国务院、税收法治等词条

Ⅷ 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税收立法权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及其部门税收立法权过大
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在我国开了授权立法的先河。从目前情况来看，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等三部法律由全国人大立法外，其他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等全部授权国务院及其相关主管部门颁布、发布、制定、修订等。为此笔者认为，授权立法虽然顺应了税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但同时也生以下问题。
1．大量的立法授权，其透明度不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各种性质的企业层出不穷，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职工和个人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长，税收已涉及到千家万户和每个公民。任何法律、法规或者规章，都要有人来执行和遵守。因此税收立法程序透明、公开、公正显得尤为重要。按照目前我国的立法程序，税收法律是经国务院提议，由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代表性和透明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而国务院及其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尤其是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其广泛性、代表性、透明度可以说很低。首先立法不讲程序。如我们在日常工作看到的税务机关颁发的文件中，常常用到“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的字眼，或者干脆把某某领导同志的讲话作为文件下发也不乏其有。在行政立法过程中普遍存在“有程序规定不照办，没有程序规定更好办”的情况。其次对税收立法缺少有力的监控机制。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中，对税收立法的监控规定不是很完善，不论是事前的监督，还是事后的监督，具体的监督部门、监督措施甚至监督程序无法落实，从而使得带有部门利益倾向的税收立法纷纷出台。如税收任务作为考核指标后，有的地方把税收收入作为对税务部门主要的考核指标，任务完成有奖，完不成一切免谈，实行一票否决，于是在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为了本部门利益，出现收取“过头税”、“寅吃卯粮”虚假入库等种种奇怪现象。
2．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税收立法，很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绝大部分由其授权政府部门来制定，如当前我国税收收入中，绝大部分是增、消、营流转税、企业所得税等，而这些税收立法权、解释权、修订权等在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诚然，作为国务院及其主管的行政部门制定的法规和规章，是在人大授权的范围之内，也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不可否认的，这些并不是法律，不具有与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有同等的地位。
3．绝大部分税权具有浓厚的行政命令。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凡是涉及到国民财富的调整，涉及到企业财产的再分配的税收制度的问题，其税权立法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政府和行政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然而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几乎所有涉及到企业和个人的财产和财富的分配，均由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制定相关制度，然后命令下级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遵照执行。如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93]90号），这两大牵涉到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牵涉到所有国人和企事业单位财富分配的重大财税体制改革的制度，全部由政府部门制定，时至今日，始终没有超越这种行政行为的局面。
4．立法权与执法权出于同一主体，不能保证执法的公正。这里讲的立法权是指税务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从法理上讲，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制定相关税收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也是税收执法部门。首先，它是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有的根本不按程序，并不能保证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其次，有些税务法规具有很强的特需性，即税务机关往往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一些特定的规定。
（二）政府部门税收立法权部门利益化倾向日趋严重。
1．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非常明显。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向日趋明显，行政管理领域内除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以外，还有不容忽视的行政利益，即行政机关在上述利益之外所独立主张和追求的、纯粹出于行政考虑的利益。就与公共性相对应的行政自利性而言，行政机关是由人组成的，自然不能摆脱人所固有的自利性。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是非法定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问题，主管财税财政部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既有悖于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平等公平竞争，也影响内资企业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强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必须进行；而在同一问题上主管外国企业投资管理和吸引外资的商务部对此并不认同，认为给外资企业一定的优惠并不违反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同意马上取消这一税收优惠政策。这本来是全国人大立法机构的事，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体制造成了国务院两个主管部门出于不同利益考虑，对同一问题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2．税收法规制定权不符合规定。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税收法规的制定权应在国务院及其主管全国税务机关的国家税务总局。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凡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征收管理，均使用于该法，同时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这就意味着，国务院对凡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辖的一切涉税事务，能授权的均应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管理。但就目前情况看并非如此。如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的《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等，其实施细则均由财政部负责颁布，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对其进行解释 。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职能和职责范围有很大区别，财政部参与类似上述纯粹税收法规的制定，与全国人大颁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立法精神不符。
3．立法活动与立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现象。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存在，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由于每一件立法的出现，都必然意味着某种国家权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权力则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种五花八门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虽然我国《立法法》就关于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已经十分明确，但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在立法过程中对自身利益、部门利益追求现象存在不争的事实。如中央三令五申要维护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各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得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但各地政府和部门为了吸引外来投资，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由，竞相设立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开税收优惠政策口子，今天这个地方出台企业所得税二免三减半政策，明天那个地方马上出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为了自身利益，滥用《立法法》所赋予的权力，完全把国家税收法律置于脑后。
4．行政“立法”，实质上就是利益分配的产物。所有的立法，都是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涉及税收立法权的争夺也是如此，不客气地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是“设租”与“寻租”的产物。通过这些立法，某些政府部门所拥有的审批权、管理权、许可权得到了扩张，其所谓的利益（隐性的、潜在的、不易人们发觉的）得到了维护，因此，有些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根本不顾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不怕麻烦，想方设法地拼命把所谓的权力揽在怀中，以在社会管理中取得最大权力。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性立法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极为常见。
（三）征纳对象之间的法律地位及不对称。
从目前立法程序和立法精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的税收立法主要是行政立法，几乎所有涉及到纳税人的法规、规章等，主要强调的国家权力和纳税人的义务，而相对忽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种情况从我国的税收法规中最高法律《税收征管法》中就有体现。如《税收征管法》中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这些行政处罚的幅度过大，会造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税收征管法》 未明确、全面规定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征管中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前几年国家大量赊欠企业出口退税现象十分严重，要知道享受国家出口退税是国家给予出口企业法定的优惠政策，也是国际惯例，纳税人这些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Ⅸ 我国为什么要坚持税收法定主义

一、坚持税收法定主义，符合宪法尊重和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的精神
税收法定主义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被公认为是其源头。经过1628年《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正式确立了现代意义的税收法定主义。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和动机，是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妥协的结果，但其本质上有利于促进纳税人权利保障这一内核。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税收法定主义在各国的确立是和各国人民争取自身权利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并体现在各国的宪法中。例如，1787年《美国宪法》第1条规定，“一切征税议案首先应当由众议院提出”，“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
《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各种性质的赋税和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必须以法律规定。”
可以看到，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在现代社会，坚持税收法定主义，仍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因为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对国家征税权的行使，施加合理的限制，以保障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国家征税权的过度侵犯。税收法定主义中的“法”是指狭义上的法律，其本旨在于规范国家权力的运用，同时保障纳税人的权益。税收法定主义的落实，是实现私人财产课税法治化的必经途径，体现了国家通过税收，扶持纳税人生存、发展的精神。
2004年，我国对宪法进行了重要修改，其中两个最为引人关注的变化是：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税收，是国家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依法“剥夺”。税收法定则要求国家“剥夺”公民私有财产时严格依据法律规范进行。这既限制了征税机关的活动范围，又能保障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本质上看，税收法定体现了保障纳税人权利的要求，是对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的落实。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最高权威，2004年修宪时加入的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和保障人权条款，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宪法条款，体现了中国宪法的与时俱进。而在税收领域，要体现这两项宪法原则，就是应当坚持税收法定主义。
二、坚持税收法定主义，体现了财税民主的价值观
坚持税收法定、确保基本税收制度必须制定法律，同时严格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进行严格限制，是财税民主和财税法治实现的衡量指标之一。我国的法律体系是由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组成的效力由高到低排列的“金字塔”结构，处于不同效力位阶的法律渊源虽然从形式上看，只是立法权主体的不同，但不同法律规范制定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人民参与程度和人民意志代表程度的差异，即民主性差异。由此可见，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是以严格的法定程序确保民主性和代表性在税收领域最大程度的实现。
具体说，由于税法不仅关涉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同样也关涉剥夺的这部分财产如何被合理地运用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因此强调法律的形式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只有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充分体现，纳税才会是人民的自愿决定；只有税收的使用能够切实体现人民的真实需求，这样的公共服务才具有正当性和公共性。
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
人们一定会问：有关税收的规范为什么主要是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呢？除上述理由外，还有以下理由：
第一，重大税收事项以法律确定是立法法的要求。《立法法》第8条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这是税收法定的直接法律依据，对这一条款的遵照与执行，本身就反映着法治的实现程度。
第二，法律具有其他渊源不可相比的优势。法律的制定程序严格，税收立法采用狭义法律的模式进行，有利于在更高层次实现财政民主和保护纳税人权利。税法规定税收领域的基本事项，对所有的税法主体和税收行为都有约束力和指导效力，因而也更容易确保税收活动的宏观秩序。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旦立法程序完成，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立法机关自己也必须受其约束，不能随意变动。税收法律，更易于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便于纳税人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又会增加税法制度的被遵从度。
第三，我国现行税收立法采用授权立法制，其立法依据导源于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行的授权立法条例。授权立法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其消极作用也显而易见：级次不高，稳定性不够，名称各异，结构分散，冲突严重，不利于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和税务机关依法行政，更冲击了税收法定原则，增加了执法的难度和成本。《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时间检验，制定法律条件成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即可制定法律，也为授权立法的终止设定了规则。有鉴于此，对税收授权立法的扬弃，改变授权立法的模式，回到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税法，自是必然。收回授权立法并非对授权立法的全盘否定，授出再收回，是对授权立法逻辑规则的遵从。
第四，税法实践为提升法律位阶积累了丰富的立法实践，效力位阶提升是税法发展进步的经验模式。以企业所得税法为例，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经历了工商所得税、依据企业性质分别立法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三个阶段，直至2007年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颁布，我国多年的立法实践，延续着从条例到法律的发展进程，每一次变革，都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管、企业的发展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条例到法律的变革，一方面固然是企业所得税本身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着对税收法定主义的遵守。
第五，对法律的重视不排斥行政法规等其他渊源。不同的法律渊源，在各自的效力范围内都发挥着促进税收法制的作用，从税法的发展和现状看，即便制定了特定的税种法，也需要相应的实施条例来细化和具体化，同时还需要行政规章的配套，才能有效实施。这种金字塔式的法规体系，其源头的渊源位阶越高，其整体权威性也越高、效力范围越广、可预期性越强。税收法定并不是说对一切税收问题都必须制定法律，而是强调税收行为必须满足合法性的要件，必须获得法律的明确许可或立法机关的专门授权。对于税收基本制度，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进行执行性立法、补充性立法和授权性立法。
四、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有利于提高税法的权威性
当前，我国税法体系中仅有4部法律，而有约30部税收行政法规、约50部税收行政规章和超过5500部税收通告，在实践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这些税收通告。由此可见我国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较低，与之相应的便是实践中，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稳定性非常欠缺，进而影响到税法规范的权威性。坚持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对这些大量存在的低位阶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将不合时宜的规范性文件废止，同时因时制宜地将部分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运行效果较为理想的税收规章、税收通告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以提高其稳定性和权威性。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税收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即便是从与其他部门法律的协调与配合角度出发，也应该更多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制定法律，以期达到法律渊源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总之，税收领域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无论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完善，健全和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好地尊重和保障对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全文刊载在《中国税务报》2012年2月2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