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学者

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新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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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艳生、莫幸燕

编者的话著名学者钱学森曾经指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立法机关近期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进一步深入改革和开放，以及与国际惯例接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配合学习、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法律法规，由广东广信国际咨询公司策划，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法律系、中南政法学院、广东行政学院等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有关专家、学者编写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丛书》。
这套丛书得以出版，应该感谢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有关领导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应该感谢原广东省人大主任罗天为该丛书题词。
但愿这套丛书能为读者学习和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提供帮助，以实现全体作者和编委的初衷。
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是中国立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的运行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和普遍的规范作用。中国公司法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它大胆借鉴、吸收了西方国家的立法成果，如法人所有权制度。但又具有中国特色，特别是对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作了全面总结，肯定了企业改革成果和公司实践成果，使之有了法律保障。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学习和理解……
确认后请采纳

❷ 公司法怎么样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具体决策的

公司能否以其财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在新《公司法》实施前一直存在争议，理论与实务界也在积极探讨。尽管随新《公司法》的颁布实施，有关公司对外担保能力问题的争议已尘埃落定，但为求法律适用的统一，似乎仍有探讨的必要。
《公司法》原第60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从字面上看，该规定似乎不难理解，“不得”含有否定、禁止的含义，即本条规定的是禁止公司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然而，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既然法律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从事对外担保行为，那么如果其违反上述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了担保，该担保行为的效力如何？公司董事、经理可否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以外的法人债务提供担保？公司能否以其资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这些问题均产生于上述法律的模糊规定。
《公司法》原第60条第3款是对董事、经理个人行为的约束，还是对公司担保能力的限制，对此问题，学者间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原《公司法》第60条第3款是法律上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限制公司提供担保的理由有二：一是切实保护股东权益，避免公司财产因提供担保而招致被查封拍卖。此处所称保证，既包括人的担保如充当他人的保证人，也包括物的担保如以公司财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抵押。向他人提供担保有可能使公司受到重大不利，并因此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特别是，这种损害风险往往是公司事先无法预测和防范的，故公司风险与充当无限责任股东并无不同，这无疑会妨碍公司正常业务的开展。二是，普通商业公司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担保属于金融业的组成部分，普通商业公司无权涉足金融业，除非公司宗旨允许公司从事金融业或者明确规定可以对外提供财产担保……此条究竟为禁止公司提供担保，还是禁止董事及经理对外提供担保，理解上存有疑义，但应为禁止公司提供担保作同一解释。另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见解，他们认为该规定并未禁止公司对外实施担保行为，只是禁止公司董事、经理对公司的股东及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并且认为公司董事、经理可以以公司资产为非公司股东的法人组织的债务提供担保，并有权决定公司对外实施担保。
我们认为，《公司法》原第60条第3款的规定并非限制公司的担保能力，而仅仅是对公司董事、经理经营权限所作的限制，目的是为了防止董事、经理违背诚信义务，为牟取个人私利而滥用担保职权，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众所周知，以公司资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在会计学上被称为“或有负债”，尽管这种“或有负债”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实际负债，但这种负债风险却时刻存在。当公司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时，如果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不能偿还债务，债权人必然从设定担保的公司财产中变价受偿。由于提供担保的行为大多是无偿行为，对公司来说难有法律上利益可言，而公司财产为股东出资及公司债权人对公司所拥有债权之集合，如果对公司董事、经理提供担保的行为不作任何限制，必将导致因其滥设担保而使公司资产流失，最终损害的是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由是观之，限制公司董事、经理的越权担保行为，不仅包括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而且包括为其他法人债务提供担保，因为为其他法人债务提供担保同样会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的问题。因此，对《公司法》原第60条第3款的规定应作扩张解释。有学者认为，“由于法律没有禁止公司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其他公司或单位设定抵押担保，而从理论上说，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公司的资产有独立的支配权，因此，公司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他公司或者单位提供抵押担保是许可的，由此订立的抵押合同应是有效的。”这种见解值得商榷。虽然在实践中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比比皆是，但这并不是因为公司董事、经理可以公司资产为其他法人债务提供担保，而是因为法律并没有限制公司的担保能力，只要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对外担保的条件并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仍然可以对他人债务提供担保。那种如禁止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其他法人债务提供担保，必将导致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行为被全面禁止，势必大大限制公司的融资渠道的担忧就显得多余。
关于董事、经理违法对外提供担保的效力，《公司法》并无明确规定，仅于原第214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违反本法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责令取消担保，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将违法提供担保取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情节严重的，由公司给予处分。”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董事、经理违法提供担保的行为并非无效，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只有在担保有效的基础上才能责令取消担保，否则，如果担保无效，也就谈不上什么取消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司法》原第60条第3款作为强制性规定，在性质上应属取缔规定而非效力规定，它仅仅约束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不具有约束公司的效力，更不具有约束公司债权人的效力。“分析该条文并作反对解释，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个人债务所提供的担保有效”。
尽管立法上对董事、经理违法担保的行为效力问题语焉不详，但作为我国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却作出了绝对无效的否定性评价。《担保法解释》第4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上述解释，银行界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公司法》这条规定只是限制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活动，并不能影响公司对外的民事责任。换句话说，《公司法》规定董事和经理不允许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和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只是为了约束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防范道德风险，并不是为了规范法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发生了董事和经理以公司名义对公司股东和个人债务的担保行为，只是应对董事、经理个人行为进行处罚，并不应影响公司对外承担的法律责任——这就是说，担保本身并没有丧失法律效力。银行界的异议并没有改变最高法院的立场，就在《担保法解释》出台后一年，最高法院即在“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中再次坚持并重申了其在司法解释中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对公司董事、经理以本公司财产为股东提供担保进行了禁止性规定，中福实业公司的章程也规定公司董事会非经股东大会批准不得以本公司资产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因此，中福实业公司以赵裕昌为首的五名董事通过形成董事会决议的形式代表中福实业公司为大股东中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为，因同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中福实业公司章程的授权限制而无效，所签订的保证合同也无效。”
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论述公司对外担保的限制问题时，认为《担保法解释》第4条以及“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是利益衡量的产物，体现了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曹士兵指出，“在利益衡量上，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在公司担保问题上被置于较之债权保护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证券市场经历了风风雨雨后的理性选择。原证券管理委员会发布的61号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裁决的‘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从价值取向上明确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从监管的角度和法律适用的角度，传达了在利益衡量上对中小股东权益的眷顾的理念。”有的学者则对此提出不同主张，他们认为这是最高法院利益衡量的误区，“在利益衡量问题上，最高法院也没有考虑其行为可能给银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不懂得尊重业内的意见的重要性。按照银行业的解释，企业正常的担保行为往往可以使企业投资者同时获益，并不是所有公司为股东担保的行为都会损害其股东的利益。根据银行的信贷实践，公司的担保行为往往发生于有关联的企业之间，否则，担保关系一般不可能发生，而最终影响企业的贷款融资的效率。由于对银行资产进行监督的主要力量应该是新成立的银监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化解银行业的风险，最高法院应该依靠银监会的力量来化解2700亿元的风险，而不是增加其风险。所以，最高法院对于在司法解释形成之前的2700亿元的信贷资产应该有所说明，这种解释必须是具体细致和语境化的，必须尊重业内已经形成的市场惯例。”
关于公司的担保能力问题，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与原《公司法》相比，上述规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将该条规定置于新公司法“总则”之中，而不是如原公司法那样置于“有限责任公司”一章的“组织机构”一节中，说明这一规定是对公司本身的规范，而不单单是对董事、经理的规范，同时也说明这是对所有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的规范；二是其中的第二、第三款对公司是否可以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提供担保的条件及程序如何，有清楚明确的规定，其文字表述也不会引起理解上的歧义和争议。根据新《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公司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这里的他人应指除公司本身以外的一切民事主体，既包括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也包括本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以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前提，如果章程没有规定公司可以提供担保，则公司不能对外提供担保。公司章程是规定公司的组织及行为的基本规则的重要文件。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条件、限额、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将公司章程在工商登记中予以公示，即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有章程规定的条件下，公司对具体债务的担保决定还必须由其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在公司章程对担保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情况下，即使经过了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也不能超过规定的限额。这是对公司对外担保能力范围的限制。新《公司法》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为一般人提供担保来说，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条件要严格的多，前者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均可，而后者则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公司董事会则没有此项职权，而且在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时，被担保的股东或者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担保事项的表决。另外，新《公司法》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担保行为，对其提供担保的条件以及决议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根据该法第122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新《公司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担保能力问题亦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该法第149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与原《公司法》相比，上述规定将限制对外担保的对象扩大到了董事以及包括经理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被担保的对象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公司股东、其他债务人，而是扩大到了一切民事主体，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不得以公司财产为任何人提供担保。而反过来说，如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且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是可以以公司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根据新《公司法》第149条第2款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对外担保，其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这里依然没有明确说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法对外担保的法律效力如何。我们认为，对于新《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应做与原《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相同的解释，即董事、高级管理人违法对外担保的，该担保行为并非无效。
可见，不论是原《公司法》，还是新《公司法》，在公司对外担保能力问题上的规定是一脉相承的，即都允许公司以其资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相互之间进行融资的客观需要。但是，由于原《公司法》对此问题上规定的模糊，导致了学者间的理解分歧，新《公司法》则在吸取学者建议的基础上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由于对外担保既包括人的保证，也包括物的保证（抵押、质押），因此，公司作为担保人，不论是为自身债务，还是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在新、旧公司法的框架内都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❸ 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认多少条的法条规定是怎样的

公司法人同时应该要履行公司法的规定，并且还要对公司负责，那么公司人格在否认制度的情况下，相关的法条规定是怎样的呢？根据有关的说法，公司股东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章程，并且不能做损害公司的利益。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条规定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认，主要表现在该法第20条第1款和第3
款的规定。《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通过对这一条款的审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即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公司股东，而不是经理等高管人员;行为人必须有逃避债务的行为;该逃避债务的行为必须是通过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方式来实现的，而非通过其他方式;逃避债务与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行为的受害者是债权人，而非其他股东或其他人;行为的后果是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等。
公司人格否认在美国至今依然是一项判例规则，英国、德国和其他极少国家，虽然在个别情形下，规定了有限责任适用的例外条款，但是，并没有在成文法上全面地确立公司人格否认法律制度。然而，我国新《公司法》开天辟地，在成文法上率先完整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在公司人格否认上，我国采取的是激进的立法体例。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意义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意义：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有益的补充。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是当股东运用背离法律赋予法人人格的原始初衷(即公平、平等、正义)的手段而为他人控制和操纵时，公司法人已不再具有独立性质，法律将无视法人的独立人格而追究法人背后的操纵者的法律责任。因此，这种法人人格否认所引起的从法人人格确认向法人人格否认的复归并非是对整个法人制度的否定，恰恰是对法人人格的严格恪守。因为运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所否认的法人，实际上是一个被控制了的、失去人格独立性的法人空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合理与必要的保护手段，有效地维护了法人制度的健康发展，防止法人制度的价值目标不致发生偏向和被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仅不是法人制度的否认，反而是法人制度的补充与升华。正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证明并捍卫了法人制度的公平、合理与正义。
我们国家新公司法自开天辟地以来，在许多文章当中，都规定了公司法的法人，在行使相关的职责同时，应该要履行公司法的规定，那么公司法人的人格否定制度也就能够在公司打当中，充分体现它的作用和意义。
延伸阅读：
最新公司法解释一全文
公司法人可以不交社保吗
公司法人职务侵占罪如何认定？

❹ 学习公司法的感想

公司法学习心得
这学期我学习了公司法这门课程。通过学习了解了许多公司法方面的知识，以下是我的学习心得。
公司法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它鼓励投资创业。另一方面，它极大地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更有意义的是，公司法将促进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促进再就业。
作为现代企业的重要组成形式，公司是社会生产力及企业组织形态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早起的企业基本上是个人出资、个人经营、个人管理、个人收益、个人承担风险的个体企业，规模小且经营范围狭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合伙组织发展、盛行起来。在这过程中法人制度为公司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从16世纪开始，西欧封建社会迅速阶梯。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企业。 公司的作用
（一）公司是最佳的集资工具。集资是公司产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其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巨额资金资金的需求。一方面，有限责任制、股份的可自由转让最大限度的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公司的组织机构及利润分配制度又最大限度的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能够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因此公司成为最佳的集资工具。
（二）公司有利于企业的现代化管理。股东以股权为基础，按照公司法规定的方式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公司法人则建立股东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作为公司的权利机构、经营管理执行机构及监督机构，依公司法的规定行使职权。各机构的产生、权限的规定充分贯彻了分权与制衡以及权利、义务和责任统一的原则，使公司的管理达到了高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公司的产生，使企业的管理走向了现代化。
（三）公司有利于企业法人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在公司制度的发展史上，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特有的产权结构形式和权利行使机制，最终确立了企业法人制度，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对于我国，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改变了旧体制下的政企关系。
（四）公司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公司发展的历史表明，公司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历史。因此，公司制度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意义在于，公司制在国有企业中的运用向现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公司制得实施将要求政府控制企业的方式发生相应改变，要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其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健全，要求市场竞争法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公司制度的运用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
学习公司法，可以使我们学会掌握公司组织的规律；学会运用规律，认识指导企业实行公司制改建；学会对公司依法进行管理，让公司组织最大限度的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对于自己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是知识。

❺ 中国公司法著名学者都有谁

于敏，冯果，赖英照，曹康泰，石少侠，柯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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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关于公司法的好书、专家、学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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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关于公司法的论文

[摘 要] 本文从公司治理理论出发,分析了公司治理、债务结构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债务机制与管理者激励在企业改 革与资本结构优化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要提高国家投资的效率,必须重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关键词] 治理结构;资本结构;债务机制;管理者激励

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占有大部分资本投资,资本产出率较低,为了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保持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银行信贷规模、财政赤字来增加资本投资率以维持较高的GNP增长率,结果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政府不得不进行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公司改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进入新的阶段,但形式上的股份制改造,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以缓解就业压力,并推进公司改制,政府这几年进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大力财政投资,以期望刺激投资和需求。但是,宏观经济的繁荣来自于微观经济的活力,这种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阶段的公司化改革。

二、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一般来讲,公司的资本包括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两部分,自有资本指的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以及公司在管理者经营过程中积累而形成的资本之和;借入资本指的是由债权人投入的资本。公司中自有资本、借入资本的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自有资本的结构(涉及到所有权结构)、借入资本的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形成了公司的资本结构。显然,资本结构的形成与所有者、债权人和管理者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简单分析理想状态下,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令S为所有者投入的初始自有资本,D为债权人投入的借入资本,不考虑利息;△S为受监督和约束的管理者对整个资本进行经营而带来的预期新增资本,那么事前的实际债务比率为D/(S+D),事后的预期债务比率就为D/(S+△S+D),如图。假定资本投资者(所有者和债权人)与管理者都希望自己投入企业的资本得到最大增值,对图分析可以得出:

(1)债权人对过高的△S并不敏感,但当预期(S+D+△S) (2)如果投资产生的预期△S的不确定性很高,即使债权人愿意提供贷款,考虑到偿债的压力(限制了进一步赢利性项目的投资)和无力承担债务的后果(破产),为保护自身投资企业的资本S,所有者也不会允许经营者不顾投资效益而盲目举债。
(3)如果所有者和债权人的制约是“硬”的一方面,所有者可能给予管理者较好激励措施,以期望△S尽可能地大;另一方面,当预期△S较小时,过高的债务会加大企业破产风险,管理者就可能被所有者替换。考虑到在职的个人控制权收益,管理者也不愿冒破产或解职而举债的风险。
在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约束机制作用下,公司的债务才可能保持一个合理结构范围;从最大化公司价值角度看,公司资本结构所导致的控制权分配和相关机制决定了能否雇用高能力的管理者且管理者能否尽最大努力来最大化△S。由于△S的大小与管理者有密切的关系,需要对公司的结构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我们知道,公司化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是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及控制权的分离为特征的,由于管理者和所有者的效用函数不同,对经营绩效的责任不同,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监督所需信息的成本太高和所有者“搭便车”问题,使得管理者(代理人)可能利用已有的地位、权力和所掌握的信息,追求自己而不是所有者(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从而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公司中管理者的努力和某些成本属于私人信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和未来事项的不确定性,对于管理者应该如何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签订一个完全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公司中某些行动必须在将来才能确定,而不完备的初始委托代理合同无法做出具体规定时,为了约束管理者偏离股东利益的行为,需要一种法律框架。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框架,它是指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的一整套关系(OECD,1999);或者说是处理股东、贷款人、管理人员、职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经济目标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可以被看作是出现初始合同中没有规定的情况时的一种决策机制,其本质反映了企业中所有权的安排所导致的控制权配置状况。公司化的前提要求界定法人的产权,明晰的产权结构有利于公司化后控制权的重新安排。由于企业所有权是指其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为了解决企业的激励问题和管理者的选择问题,最大化公司价值,控制权的安排应使二者对应,特别是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的、最难监督、最有信息优势的成员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于公司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这些制度安排,支配着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参与各方能从这种关系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
实现这一目的的公司控制权安排及治理结构形式有很多种,代理成本的现实存在表明,现代公司实际达到的经济效率总是次优的。次优理论决定了对于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公司治理机制是不同的。不存在适用所有类型企业和所有经济环境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实质上是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各种可能方式的一种相机选择,其中产权交易、并购和破产机制是转移控制权从而对治理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公司治理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股东起作用依赖于资本市场的美英模式;一种是由银行起作用依赖于相互持股的德日模式。前者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问题,后者则可能会导致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都不利于最大化公司价值。我国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说明我国的公司改制倾向于构建第一种治理模式。那么,这种模式下应该存在什么机制使管理者减少上述代理行为,从而有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呢?

三、公司治理机制与管理者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讲存在7种调整管理者与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治理机制:内部机制、机构持股、大股东、外部董事、债务政策、管理者市场、控制权市场。其中前4种为内部选择机制,受公司所有权结构影响,后3种则是由外部决定的,这7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公司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
当公司中所有权非常分散时,由于监督管理者需支付全部监督成本,而只能得到收益中的一小部分,股东的搭便车问题就普遍比较严重,没有人有积极性去监督管理者;即使所有权非常集中,比如国有企业或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也很难被大股东(全民)直接监督。这两种情况下,中小投资者实际拥有的控制权就显得不太重要,管理者的有效控制权很大,经营能力很低的管理者仍可占据领导位置,管理者很容易通过扩大公司规模、转移定价、增加不必要的开支、投资对自己更有利的项目来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种情况在我国改制后的公司中仍普遍存在。理论上认为管理者总是有扩张规模获取个人利益的倾向,那么让管理者持股或认购较大股份,自己监督自己,就应该是一种外部监督成本太高时的好机制,但在国有公司中,管理者即使拥有股份,也很难起到这个作用。当所有权比较集中时,外部投资者有很强的激励去收集信息和监督管理者,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搭便车现象(国有股权集中并没有这个效果)。但集中的股权改变了公司的委托代理状况,不可能彻底消除代理问题。因为,首先,机构持股本身带来新一级的代理问题;其次,由于得不到监督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大股东不可能尽全力监督,相反,他可以通过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缺乏对中小投资者有效保护的大股东(机构持股、大股东)治理也可能不是最优的。从理论上讲,董事会对于公司的治理很重要,但董事会的效率值得怀疑,因为执行董事本身就是管理者,指望执行董事监督管理者是困难的,而外部非执行董事也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来更好地监督管理者。在国有公司中,董事会究竟有多少动力和能力激励约束和监督管理者,更让人怀疑。
可见,通常意义上的上述4种内部治理选择机制的共同点在于,即使公司的管理绩效大幅提高,监督者(或自我监督者)也只能得到收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低成本、更强约束力的机制。管理者市场和控制权市场被认为是对管理者进行控制约束的有效外部机制,但它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我国来讲,这两个市场刚刚发展,所起作用极其有限。
对管理者进行约束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公司的资本结构,特别是公司债务的选择。从控制权角度看,债务的实质是债权人施行控制权的能力,而债权则表现为一种相机控制权。当公司破坏债务合同条款或无法到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将行使其法律权力,以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投入的资本。债权人的清算或破产威胁将约束管理者以扩张规模和获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同时也迫使所有者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必要时替换现任管理者。债务作为这样一种约束工具是以合理的破产机制为前提的。当银行为最大债权人时,起到控制权相机转化的条件是:第一,其本身贷款结构要合理,否则破产会暴露其财务状况,银行会陷入债权人消极状态,即公司(特别是清算价值很低的公司)到期不偿还贷款,银行也不会令企业破产;第二,银行的贷款资本的配置不应受政策干预,否则银行就没有动力去监督企业,债权机制将失去作用。银行只有有能力和动力监督公司的状况,才能发挥其债权人作用。可见,我国银行体系改革对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性。
现实中,以股权分散和银行持股为代表的两种治理模式在公司运营中都遇到了问题,美国的公司改革与日本的主银行体制的改革说明了二者有融合趋同的倾向。美国学者Anup通过对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及其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机制的选择具有可替代性和相互依赖性,过分强调单一机制将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所有机制都几乎不起作用,将会使管理者控制权非常大,公司资本结构必然会恶化。

四、债务机制、管理者激励与优化资本结构

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说明,某种形式的所有权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较强的债务机制应该是一个好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由于债务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事前约束机制来起作用,为了减少管理者事后消极的可能性,应该在发展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和管理者市场的基础上,给予管理者直接的报酬激励和适当的产权激励,如分配给其部分股权、股票和期权等,同时应该根据其控制权收益的大小,确定可信的管理者替换机制。我们的现状是,国有股份在国有公司中仍占有很高比例,初始委托人虚置的国有股份,即使股权集中,也没有监督的动力,相反政府官员作为代理人可能与管理者合谋,同时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还弱小,因此依靠实际股东监督管理者的模式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刚刚发展,控制权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近期内也很有限;银行作为最大债权人还没有能力和动力起到相机控制权的转移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破产机制仍是有限的),其承诺不可信,无论对管理者的选择还是对管理者的报酬还不具有市场竞争特征。从而使得管理者有效控制权很大,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仍然不存在优化资本结构的治理机制。可见,为了激励管理者投资扩张并限制和约束其无效扩张,保证投资扩张的效率,应该发展两个市场,既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又塑造真正的、持有较大比例股份的大股东或机构股东,同时必须加强债务约束机制和管理者激励机制构建。
笔者认为,伴随银行金融系统的改革,债务机制和管理者激励将首先对治理结构重构与资本结构优化起到积极作用。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及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管理者有追求规模、扩大投资的倾向,投资决策总体上可能是次优的。而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影响着公司的资本结构,从而使得管理者的投资激励与资本结构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优化资本结构,需要限制管理者侵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能力。通过有效的所有权结构改革以增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以满足其在遵守公司法前提下的个人参与约束效用最大化,通过债务来约束管理者未来可获取的现金流,从而约束管理者损害企业价值、追逐个人利益的扩张行为,这是资本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由于我国股权融资的成本低,股权融资并不影响经理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反而增加了经理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与之相比,债务融资可能是一种更强的约束。债务融资应该被充分考虑,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控制公司自由现金流、约束经理人寻租与过度投资等行为的作用。经营的持续性,以及外界环境的不确定,决定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应该是动态变化的,在上述合理机制的作用下,资本结构优化应该表现为公司的自主优化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调整债务比率并不能解决资本结构优化中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1]余志宏,段红涛.资本结构、契约理论与上市公司治理[J].经济评论,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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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汪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J].经济研究,2003,(8).

❽ 中国研究公司法的学者有哪些

顾功耘、蒋大兴、邓峰、刘俊海、叶琳、石少侠、赵旭东、朱慈蕴、罗培新、李建伟等等

❾ 新《公司法》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有什么规定

对公司的法人来说是有很大的规定，真制度的，大家可以多了解下合同和国家法律有关的内容

❿ 公司法书籍

俗称的“指定教材”，共三本，按照司法考试前三卷的考试内容进行编排。原为司法部组织编写的司考官方教材。后在《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后，取消了“指定教材”的称谓，但是，作为司法部组织编写的唯一司考专用教材，其“指定教材”的地位仍然是毋庸质疑的。因此，作为考生，也应当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当某些教材或者复习资料对某个观点存在争议时，我们应当以辅导用书的观点为准。当然，三大本中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不少内容似乎对于司法考试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我们在复习时也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

（2）讲座系列教材

此类教材一般为各高校、法学研究机构或者司考辅导机构编写的“民间教材”，比如万国编写的系列讲座。此类教材的特点是重点突出、高度归纳，考生在复习的时候可以省去很多概括知识点的精力。 我认为在复习的时候可以将其与司法部的辅导用书穿插起来使用，效果会好一些。

（3）法律汇编

各法律出版社每年都会出版一些司考用的法律、发规汇编，此外，还会有一些重点法条导读。对于重点法条，我们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据统计，虽然司考范围内的法条总共有一万多条，但每年实际考核的只有600条左右，而从2002年司法考试至今，考核过的法条不超过3000余条。对于其它的“休眠”法条，一方面是因为其重要性相对次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法条不具有可考性。这也体现了“重者恒重”的定律。

因此，对重点法条进行重点复习、全面掌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司法考试的主要得分点。对于其它法条，也要有所了解，能够结合运用。

（4）常规教材

所谓常规教材，指的是一些普通的教科书。之所以看这些书，主要是与命题人有关。比如，往年的司考刑法部分的命题人一般为张明楷和陈兴良，那么，很多考生就会去看他们编写的刑法学方面的教材。从中除了可以了解他们对于一些争议问题所持的观点，把握答题脉络，还可以对他们的出题思路进行大胆的预测。

不过，本人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复习并不适合于大部分考生。因为这种方式有助于考生深入掌握知识点，但难以面面俱到，难免顾此失彼，反而得不偿失。因此，对于那些基础掌握比较扎实，有充足时间复习的考生来说，可以适当顾及这类教材。

（5）历年真题

对于司法考试而言，历年真题的作用是相当突出的，我们必须对它要有足够的认识——善待真题。应该说，历年真题是司法考试的精华所在，它将司法考试范围内的知识点以题目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也是命题专家智慧的结晶。

如何用好真题是关键问题。曾经有位考生仅通过看重点法条和做真题通过了司考，由此可见一斑。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真题必须反复的做，并且要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能够真正搞懂每一道真题，而并非单纯的记住答案。在制订复习计划的时候，应当把真题练习单独列出来，穿插在每一轮的复习过程中。我的建议是，真题至少做两到三次。希望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每次对题目的内涵都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

（6）流传于网络中的文字和音频资料

互联网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也方便了我们的交流。目前，网上有不少专门针对司法考试的网站和论坛，很多考生都会将自己学习的体会和经验发表于此，此外，也会有很多复习的资料能从那里淘到。这些资料主要是考生自己整理和总结出来的要点、难点，以及大家从各个司考辅导班中整理出来的讲义和讲座的音频资料。应该说，这些资料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有时能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各部门法的复习方法

基于各个部门法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特点以及在司法考试体系中的重要性的不同，在对各部门法的复习方法上，也是有区别的。根据本人的复习经验，可以将其分为四个梯队：

第一梯队：包括刑法和民法。如前所述，得民刑者得天下，对于民法和刑法必须高度重视。从最近两三年的司考来看，对这部分内容的考查越来越侧重理论，所以，对这两门部门法一定要看透教材（此处所说教材一般指《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下同），这是基础，当然，对于刑法，可以只看总则部分，刑法学的理论基本集中在总则部分。对它们，必须站在理论的高度来学习，掌握原理性的知识点，而并非单纯的去记忆法条。然后在看重点法条，对于重点法条必须完全掌握，做到运用自如。之后，在把所有法条都看一遍，达到融会贯通之功效。

第二梯队：包括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包括仲裁法）。这两个部门法和第三梯队的行政诉讼法的分值一般在180分左右，占了司法考试的三分之一，因此，从考试得分的层面看，必须把三大诉讼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对这部分内容的考查不像其它部门法那么灵活，诉讼法考查的多为法条的直接规定（行政诉讼法稍有不同）。在复习的时候，应当直接面对法条，全面掌握诉讼法的每一个法条，应该说，诉讼法的每一个法条都具有可考性，因为其都为操作性的内容。而对于仲裁法，法条内容不多，可每年分值都在10分左右，可以说，仲裁法是最好得分的一部法律。不少司考辅导机构的目标是“诉讼法不丢分”，我们也可以以此作为自己的复习目标，真正做到抓大放小、有的放矢。

第三梯队：包括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商法、经济法、宪法、知识产权法和司法制度及法律职业道德。这部分内容庞杂、法条冗多，而理论性相对较弱。对于这部分内容，可以只看重点法条，并且，从经验来看，掌握重点法条已经足够。这些法律中有很多法条是不具有可考性的。比如《环境保护法》中只有第10、11、41、42条四条可能作为考查对象，因此，在复习时，只需掌握这四条内容就可以了。如此，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第四梯队：包括法理学、法制史、三国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这部分内容本身没有法条，而三国法部分的国际条约也没有必要去看，其实也不可能有精力去掌握国际条约的内容。因此，对于第四梯队只看教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