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

Ⅰ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转型对国家治理方式有什么影响

社会转型在人之后，失误的是上层，治理国家也是上层领导，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那么很难说清社会的团结稳定，治理也应该合情合理，强压不是能力的表现，心疼哎

Ⅱ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点：

一、转型过程漫长。中国的农业文明非常发达，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有着强大的影响。因此，现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的过程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同时，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庞大经济社会体中实现社会转型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既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也没有其他国家的成功实践可供借鉴，完全是一个独自探索的课题。这样，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转换。

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探索，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转型过程复杂。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社会遭遇深刻危机、出现一系列弊端之后开始的，如何扬其长而避其短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可以使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少走弯路，但也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

可以说，当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享受到现代化积极成果的时候，西方就已经开始了对现代化的全面而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更是主张抛弃现代性，以避免人类的毁灭。这种时代的落差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境遇更加复杂化。

三、转型中矛盾尖锐。西方现代社会开始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西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是相对平缓地进行的。

而中国的社会转型最初是外源式的，是在外来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下启动的，它不仅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从殖民扩张中获得原始资本积累，相反自己就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对象。

由此形成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互交织的状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

四、转型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

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推进的，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转型的难度。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要把多变的国际环境考虑进来，认识到由此带来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还表现在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的。

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从未如此强烈，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也相互影响，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情况对后发展国家的制约作用更加明显，这也直接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

(2)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扩展阅读：

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社会风险

一、制度性风险

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关于制度性风险，目前学界通常理解是由于制度变化太快，产生不确定性而带给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这实际上并非制度性风险而是人们的行为风险。

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它具体表现为现有制度的不公正、缺乏新的制度应对风险、制度规则运转失灵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如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滞后、腐败问题等。

二、阶层性风险

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合理、适当的社会分层和差距既可以激发社会的活力，又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但如果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文化心理性风险

文化心理性风险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形成各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各种风险。

经济的增长并未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极易民众心理产生极大的反差，社会不满、不信任、隔阂和焦虑情绪就会与日俱增，导致仇富、仇腐心理的出现和平均主义心态的复发，从而增加社会动荡的风险。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

Ⅲ 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状况如何

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没有进行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下，在一个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生发出来一个试图政治现代化和社会市场化的逻辑。因此，中国的当下，是犹如通过历史三峡的社会转型，更是一种试图崛起的疯狂的跳跃式转型，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超越“超英赶美”的单纯经济因素的转型思维。与西方的渐进转型不同，中国历史的多种转型挤压到了现代这个特定的时代，工业化转型、政治民主化转型、科学技术化转型、全球化转型、经济市场化转型、知识社会化转型、资本知识化转型和文明转型一起堆积。

Ⅳ 朱苏力的社会转型与中国法制中认为中国法制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很多人的利益不大一样了吗

什么是所谓的“朱苏力”?！大家知道只有“朱古力”……

Ⅳ 中国经济转型的法治取向有哪三大方面

法制、法治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如何判断是不是法制、法治社会？（周群回答网友提问三十九）

法制、法治社会的基础：政治上人人权利平等不存在压迫；经济上按劳分配不存在剥削。

即：法制、法治的社会没有剥削压迫。

法制、法治社会的标志：不存在人民群众最不要的黑社会、娼妓、毒品、贫民窟和高犯罪率。

即：法制、法治的社会没有社会弊病。

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封建社会帝皇制都绝对不可能做到法制、法治社会。

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制、法律以“有益于人民的是好、有害于人民的是坏”标准作为基础理念建设的。

也就是以“有益于人民的是好、有害于人民的是坏”作为标准来衡量一切、评判一切，裁定任何事、任何人。

但现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了，所以改革开放的法制、法律以“有益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是好、有害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是坏”标准作为基础理念建设了。

法律本来是保护和保障每个人的权益的，但损害别人权益的投机倒把、尔虞我诈行为却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捧为榜样楷模。比如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十元钱的东西如果能设法卖出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或者搞个小公司使用欺骗手段吞掉了大公司，也都不属于诈骗，反而会被人们交口称赞，且更是会被媒体大肆炒作为成功人士、当代英雄。

而且资本主义社会更怪异的是，一边自称是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一边却不管是什么话也不管这是大家都同样在说的话，只要是有人要找茬告你，就能以你说了这个话而开庭把你当被告。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有很多靠告人出名、靠告人生存的人，甚至还有纯粹基于自己的觉得好玩而经常抓住别人的一言半语来告人玩兴趣。典型例子，台湾李敖告了许许多多的人，连他自己都记不得告过哪些人了。

社会性质和制度：

封建社会帝皇制：整个国家的资源和财富由一个大家族霸占，唯独皇帝有权把生产资料分封给亲属私有或臣僚私有，大多数人没有生存所需的生产资料，要活着就得去为少数人（地主阶级）服务、劳动受压迫剥削。

资本主义私有制：整个国家的资源和财富由少数人霸占，大多数人没有生存所需的生产资料，要活着就得去为少数人（资产阶级）服务、劳动受压迫剥削。

社会主义公有制：整个国家的资源和财富由整个国家的人民共同拥有、共同生产、共同享受，任何私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使得没有任何人可以骑到任何人头上剥削压迫。

目前我们人类所用的经济衡量指标：一、人民的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社会福利保障状况。二、物价稳定状况、失业率状况、财政收支状况。（此标准用于任何国家或时期，不以此标准衡量的一律无效！）

目前我们人类所用的衡量社会或时代好坏的指标：一、人民群众最不要的黑社会、娼妓、毒品、贫民窟和高犯罪率的状况。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社会福利保障和安宁的社会环境状况。（此标准用于任何社会或时代，不以此标准衡量的一律无效！）

人民的概念：不喜欢剥削压迫的人和群体。

人民的敌人概念：喜欢骑在别人头上剥削压迫的人和群体。

贱奴（贱人、贱货）的概念：喜欢被人骑在头上剥削压迫的人和群体。

目前我们人类所用的衡量事物好坏的标准即是：有益于人民的是好；有害于人民的是坏。

目前我们人类所用的衡量人好坏的标准即是：言行有益于人民的是好人；言行有害于人民的是坏人。

用这些标准去衡量任何人与事都能立即清清楚楚、分明无误（但仅限于人类，而畜生不会也不懂得使用这些标准衡量）。

目前的当务之急：

1、提高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思想境界、理论水平和思维能力，识别假左。

2、组建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构织应对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之全国性大网。

3、指明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走出血腥大灾难的唯一途径通道。

Ⅵ 谁能为我描述一下中国法治的现状，发展进程，发展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供你参考：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与不足：
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Ⅶ 十二公民 中国在这个转型时期如何现实地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

延续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中央集权制度所沉淀下来的极权式思维,大概是中国人法治进程中的深层障碍之一
他所能导致的群体沟通灾难恰恰是电影十二公民理性讨论以追求公正的

Ⅷ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宪法与现实的冲突有什么特征

根据实际情况不同，中国宪法与现实的冲突可分为如下几种： 以冲突的危害程度为标准,可以把冲突分为正常的冲突与非正常的冲突。这是冲突的基本分类。宪法运行中规范与现实的不一致现象有时表现为正常运行轨道之内的现象,靠自身的规则与程序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当规范与现实的不一致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原有的规则与程序难以解决两者的矛盾时宪法运行进入到非规范的阶段,形成非正常的冲突。由宪法的规范性与现实生活各自的特点所决定,宪法运行中两者完全一致的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总是在矛盾中得到发展,不断地克服冲突所带来的各种障碍。因规范或现实的变动而引起的冲突现象,可以在正常冲突的范畴内予以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常冲突是宪法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断赋予宪法以新的营养与丰富的社会基础。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因规范与现实冲突而出现的大量现象是一种正常冲突,不能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归结为违宪现象。良性运行的社会应当允许在自身的社会体制中存在规范与现实的冲突。正如科塞所说的,冲突对社会有积极的一面,灵活性大的社会允许冲突存在,僵硬的社会不允许冲突的存在,压制冲突,所以一旦发生冲突,则会出现危机。正常冲突一般是在规范体系的价值已确定并获得普遍共识的条件下出现的,靠规范的调整功能可以解决出现的冲突现象。当正常冲突得不到有效遏制时冲突便发展为非正常冲突,即在某一阶段出现的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已脱离正常发展的轨道,社会运行出现严重障碍,宪法规范基本上丧失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功能。出现非正常冲突后,现有的规范体系与运行方式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冲突的对策,宪法规范本身面临深刻的变化。正常冲突与非正常冲突的区别与宪法规范的变动形式有着密切联系。宪法规范一般有合法的变动与不合法的变动两种形式。合法的变动具体分为宪法修改、根据宪法解释的变更、基于下位规范的变动;不合法的变动主要有发生革命或政变等引起的变动,如宪法废弃、宪法停止等。从宪法运行的基本过程看,正常冲突与宪法规范的合法变动是相适应的,通过规范自身的变动可以为冲突的解决寻求可行的方案。非正常冲突一般是在宪法规范的变动出现不合法的情况下出现的,通过规范的自身调整难以实现解决冲突的目的。

以冲突发生的影响为标准,可以把冲突分为整体冲突与局部冲突。整体冲突是指宪法运行中指导思想或基本原理方面出现的冲突与矛盾,它对整个宪法秩序带来重大的损害。整体冲突是在规范与现实的矛盾得不到及时调整而出现的,靠规范自身的局部调整难以解决冲突,一般采用宪法修改方式。整体冲突容易出现在社会变革初期,集中表现在经济政策的制订、社会改革措施的调整、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等方面。局部冲突是宪法运行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一般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局部领域,主要涉及到国家政策的具体内容的调整或具体的改革措施的出台等。对局部冲突问题不宜采用激烈的变动方式,一般采用对社会生活秩序变动最小的方式,尽可能以缓和的方式解决社会的矛盾。

以冲突发生的领域为标准,冲突可分为立法冲突、司法冲突与行政冲突。1 立法冲突。立法是法治的基础,健全的法治首先以科学、合理的立法体制的存在为其基本特征。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合理的立法又是以是否符合宪法为其判断标准。如果立法违背宪法的实质和形式要求,则会造成立法与宪法的冲突。一般说来,立法冲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立法指导思想与宪法价值的冲突,即法律产生的社会基础与追求的价值脱离了宪法规定的价值体系。(2)立法程序违背宪法的规定。立法权限的划分是通过宪法确定的,部门法律不能规定应由宪法规定的立法权限划分。(3)法律体系内部出现的冲突。任何一部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订的,法律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导致法律与宪法的冲突,损害宪法的形象。(4)立法冲突还表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法律必须要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不得违背法律中体现的宪法理念与原则。2 司法冲突。司法冲突主要表现在运用司法权的过程中出现的违背宪法规定与原则的现象。司法与宪法的冲突主要表现在:(1)司法权运行原则与宪法的冲突,即司法权的运作脱离宪法规定的基本精神,不能合理地确定司法的活动领域。(2)司法组织体系与运作程序不符合宪法的原则,不能全面地体现宪法对司法权限制的要求,甚至出现以司法的特殊性突破宪法界限的现象。(3)司法解释超越其合理的界限,侵犯固有的立法机关的权限,造成司法权的滥用。(4)司法腐败现象对于宪法的基本价值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直接同宪法规定相抵触,加剧了宪法与司法权运行过程的冲突。3 行政冲突。行政冲突是指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同宪法相矛盾的现象。宪法对行政权产生基础、运行程序、运行原则、权力的界限等作了具体的规定。行政权与宪法冲突主要表现在:(1)行政权产生过程与宪法规定的冲突。宪法对不同层次行政权产生过程作了具体规定,但有些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没有合宪性基础。(2)行政决策过程与宪法原则相抵触。宪法规定与原则不仅制约行政权产生过程,同时在重要的行政决策过程中应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程序,使决策具有合理的宪法基础。(3)行政裁量与宪法的人权价值的冲突问题。行政裁量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形式,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与宪法规定的价值产生不一致。权力行使的宪法界限本身,特别是人权的宪法保障容易与行政的效率性发生冲突,需要在行政的运行中为裁量权的合理运用提供宪法的基础。(4)行政立法与宪法的冲突。现代社会中行政立法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两者的冲突在这一领域表现的更为突出。

Ⅸ 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阶段.

1、乡土中国阶段，正如费孝通所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2·城乡中国阶段，这个阶段一半农村人，一半城里人。这一阶段变化最为剧烈，而城市化并不能代表这个阶段。

3、城市中国阶段，这是最成熟的阶段。三个阶段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因为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最快、要素流动最活跃、城乡关系变化最大。

(9)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扩展阅读

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主要理由有以下四点：

第一，农二代与乡村的关系已经发生彻底改变。不管城市是否接纳，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开始变成城里人。

第二，农业部门正经历重大变革。原来定义的农业，就是粮食农业的概念。但是现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农业份额大幅度下降，农业产值份额到2014年只有9%。中国农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从以高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向以机械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增长模式。

第三，“熟人社会”的村庄制度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维系乡土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村庄制度，这套村庄制度现在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个是村庄随人口代际差异而变化，农一代，人走资本回、出村再回村；农二代，人走资本不回、出村却不再回村。第二个是村庄制度趋于瓦解，本村人变陌生人，人际关系断裂与非人际关系的进入，礼治秩序瓦解，公私关系模糊。第三个是村庄分化加剧，大部分村庄破败与少部分复活。

第四，城乡生产要素对流不断增加。上一轮中国城市化进程，主要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单向流动转向对流。土地配置县一级土地指标仅200亩—300亩，资本是完全往城市走，劳动力从乡村往城市转移。但是城乡中国阶段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三个要素都开始出现城乡之间的对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