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理基层社会
『壹』 如何认识社区依法治理的地位和作用
一）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加强社区管理的需要。在社区管理中，各个方面都离不开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本身就是社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搞好依法治理，社区管理才能够真正得到加强。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过去由政府或所在单位包揽的就业、医疗、保险、养老等社会保障事务逐步由社区承担，社区日益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舞台和社会管理的主要领域。通过开展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为社区管理服务，规范保障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社区管理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原则。
（二）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伴随着社会人员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量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下岗待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以及新迁居民涌入社区，汇成数量庞大、身份复杂、流动性强的“社区人”群体。“社区人”个体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工作职业的差异，使得日常社区管理中出现了多种矛盾纠纷，如普遍存在的下岗再就业、最低生活保障费的发放、垃圾费的收缴、房屋拆迁、禁毒禁赌等问题，以及因空调噪音、滴水，车辆进出停放等原因而产生的邻里矛盾，街道社区由此成为了社情民意的综合反映地和各种矛盾、问题的汇聚地。靠过去那种由街道干部、居委会主任上门做工作的简单方式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只有加强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才能够顺应民情，妥善解决矛盾、纠纷，确保社区的稳定。
（三）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社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障群众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得以充分实现。实现的途径就是实施依法治理，通过加强街道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党的要求和宪法、法律的规定，把社区群众组织起来，广泛开展“自治”活动，切实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城区法治化的目的。
（四）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物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街道社区为居民办实事，就是要整合力量，实施依法治理，采取建章立制，整治违章违法，推动法律、医疗、文化等服务进社区的多种形式，实现社区的居所安全、秩序良好、环境优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确保居民安居乐业。
『贰』 浅谈如何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决定》规定：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的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强化基层法治队伍，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决定》首次提出的法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它是《决定》提出的“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要求的具体化。《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从我国目前政权结构组织形式来看，我国基层社会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这两种组织形式。现行宪法第111条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该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并行的还有各种基层社团组织、各种形式的自治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社区组织等等。
这些基层组织担负着维护基层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重任，除了依靠基层组织所制定的自治章程、乡规民约、行业规范等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发展之外，也需要加大国家法律治理的力度，特别是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等领域，国家法律更是不可缺位。
要防止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因为部分群众或少数人的利益侵犯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或者是为了实现少数人的特权而侵犯了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基层人民政府必须依法对基层社会进行严格的法律管理，要建立必要的执法渠道，注重基层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沟通协同，要尽量使基层政权的执法力量下沉，要使法律进社区、进课堂、进居民家中，真正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法治工作落地实处，不留死角，通过基层依法治理，夯实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维护基层繁荣和稳定。
『叁』 如何理解"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理论来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自，社会治理具有主体多元化特征，国家权力、地方力量、社会组织、广大民众等在其中相互交叉、彼此影响。对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需要进行必要的规范和调整，而法治就是最有效的规范和调整手段之一。法治具有系统性、规范性、稳定性，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公共事务日趋复杂，社会建设任务繁重艰巨，社会治理创新十分紧迫。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借助法治力量、运用法治方式。为此，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肆』 依法治理在当今社会是如何体现的
今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公布，提出到2022年，努力实现涉农法律制度更加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层执法质量明显提高，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明显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6月15日，人民日报）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加强社会治理，促进改革稳定发展、化解矛盾风险挑战、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必须发挥法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党的领导、明确政府责任的有效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在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中，党委领导是关键,各级政府是主导。强化党委领导，明确政府责，都要依法进行。治国先治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坚持党纪严于国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党风的好转带动和促进整个社会风气好转;要提高统筹协调能力，抓好社会治理重大工作的总体布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要全面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依法行政，建立健全社会治理领域权力清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社会治理的主体，除了党委和政府外，还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解决这些矛盾越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合作。目前社会治理的困境之一，就是政府干了掌舵、划桨、服务等一揽子工作，其他治理主体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政府还存在职能越位、错位、缺位并存的现象，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合作的机制运行还不够顺畅。解决这些问题，助推社会多元治理，必须发挥法律的调节作用，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依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等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奏响社会治理的大合唱。
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的必由之路。法治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具有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的优势，有利于疏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有利于公平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公平配置社会资源。发挥法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社会治理的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依法处理不同群体、个体的利益纷争,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各个方面都能接受。要依法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保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法者，治之端也。只有把法治贯穿在社会治理各个方面，才能促进政府和社会各归其位，各担其责，实现社会善治。
『伍』 如何推进基层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工作的重点是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核心是处理好“权”与“法”、回“官”与“民”的关系答。为此，要坚持以普法教育为基础和前提，以依法治理、落实和完善行政执法和错案责任追究等制度为关键和根本，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政府及其执法部门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牢固确立立党为公、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的意识，不断完善和规范各类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克服部门利益倾向，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公权与私权、公平与效率以及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等各种关系，营造统一、健康、有序的执法环境。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加大行政纠错力度，认真办理行政复议应诉案件，切实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基层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责任在政府，关键在领导。要及时研究基层普法和依法治理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切实解决好有关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经费投入等困难，确保基层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应有作用。
『陆』 基层社会治理指的是什么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社会管理在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的一项系统工程。
当前更加凸显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这也是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更加完备的表现。自治是基础，因此在自治环节我们更强调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更贴近群众，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得到落实，而不是流于形式。法治是根本，基层治理同样需要法律规范。德治为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通过道德的感化培育家教家风，强化邻里团结，这样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柒』 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之反思
面对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地方政府的处理机制也在不断调整之中。早期，一些地方习惯于采取封锁消息、强迫命令等手段迅速平息事件。实践表明，这种简单生硬的做法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社会冲突的导火线。近年来，一些地方汲取上述教训，开始采取承诺给予好处甚至“花钱消灾”等“软性”手段来回应群众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的诉求，希望通过强大的行政手段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消除社会矛盾。
上述两种处理机制都可以纳入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的范畴。所谓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是指以追求社会的刚性稳定为目标，以单方压制或利益诱导等为手段，以矛盾的暂时消解为效果的处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模式确实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一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制性”或“收买型”处理模式，其对象不是群众利益诉求所涉及的问题，而是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众本身，且其注重处理忽视预防。在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的利益诉求往往交织着复杂的利益纠葛，有的还是多年积累而成的情况下，这一方式治标不治本。此外，急风暴雨式的行政化手段既无法保障对立双方争议的公正解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因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并加剧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因此，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精神，反思过往教训，建立一种新的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治理模式势在必行。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倡导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曾言：“通过冲突，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了社会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下去。”由此可见，社会中存在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少有效解决冲突的机制。同时，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无矛盾、无纠纷的社会，而应是一个存在矛盾纠纷却能妥善迅速解决的社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指引社会通过完善治理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而社会治理，是多方参与的治理，也是依法进行的治理，政府在多方中居于主导地位，却必须把自身权力运行纳入法治化轨道，且注重社会矛盾的预防。因此，对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治理模式而言，必须实现从行政主导型向依法治理型、从注重处理向注重预防的转变。笔者将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称之为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以追求社会的韧性稳定为目标，以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共治为手段，以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实质性化解为效果。与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相比，其具有目标的长远性、手段的多样性、效果的彻底性和观念的前瞻性等优势，且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比如，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的处理就充分体现了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基本思路。面对乌坎村民的诉求，当地政府先依照法律程序指引村民重新选举村委会，再依法处理村民提出的土地使用、财务审计、扶贫助学等问题，不仅有利于实质性化解矛盾，还有利于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核心与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而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和关键正在于此。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不仅要求政府在处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法律程序化解矛盾，还要求政府在日常的社会治理中自觉维护法律权威，有效预防社会冲突的发生。
首先，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互动协商”的理念。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社会治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体人民的权力。所以，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改变以往单向度的治理体制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充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与民众之间的上下互动、合作协商，达成社会治理的共识，从而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摩擦，有效预防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发生。
其次，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至上”的理念不仅要求政府在日常社会治理中严格依法行政，避免出现因违规违法行为而引发的与民众之间的冲突，还要求政府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治理替代政治化、治安化、应急化的管理。
最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引导依法维权”的理念。面对维权方式的多元化趋势，各级政府应当大力宣传“依法维权”理念，并充分利用体制内的一切有利资源促使公民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关键是法治方式。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法律应对应当以“预防与治理并举、重在预防”理念为指导，在预防和治理两个层面进行建构。
预防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公共决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努力实现“决策于未知之中”，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然而，鉴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格局大调整的复杂性，完全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并不现实。为此，应当建立回应型法律治理机制，塑造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体系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同时，还应当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要求，发挥司法机关在处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中的作用，捍卫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唯有如此，社会转型中的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社会运行的风险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才能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