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道德权利
『壹』 我们应如何践行道德规范，维护合法权益
‘仁’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孝”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中心
“仁”出自人的天性把“仁”作为人类正义的基本准则从，“仁”出发人们就会友爱或获得帮助，化解矛盾或获得战胜艰难困苦的力量，对于统治者要行“仁政”才能天下归心，才能结束列国纷争的局面
一，要有是非之心，关心民众疾苦
二，努力加强道德修养，恢复良知本性
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三纲五常
道德规范是天理，即万物之本原，历史影响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于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塑造中华民族性格
职责，应当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使天下为主，君为客
方法，分天下之权
理由，集权导致混乱
应当促进近代民主思想反对专制斗争积极推动新的社会方案
完善思想来实现道德规范
『贰』 法律和道德哪个更能维护社会秩序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二政治书，自己去找啊！不会你上初二吧？记得我上初二的时候，老师也组织了辩论会。挺有意思呢！祝你方能吵赢！但是，不论哪一方胜了，都没什么。结果很简单，道德和法律都重要！！
刚才在网上找了点东西，给你看一下。希望对你辩论有帮助！
十九世纪以来，文明各国社会的变化，日益增多，而解释或说明社会现象的学说和理论，也自然随着增多。社会里边的冲突增多了，而这些学说和理论的冲突，也自然增多。这种情形在三十年来更加复杂。法律是最重要的社会制度，是维持社会安宁秩序的最重要的工具，也自然不能逃出全体社会变化的路线，而法学上关于法律的基本的原理，也随着讨论或争论起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成为法学上主要问题之一。
十九世纪法学上最显著的问题有三个：法律的性质、法律史的解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当时重要的学派也有三个：分析学派、历史学派、哲学派。历史和分析两派，为反对十八世纪法律与道德混一之说，对于法律的性质费了不少的笔墨。而哲学派的学者彼此间，为了法学属于道德学或法学与道德是否相反各种问题，也费了许多的唇舌。关于法律史的解释，历史和哲学两派的学者为主张道德的解释和政治的解释，也有许多的讨论，而时代较后的所谓机械的社会学家从人种学和生物学所下的解释，以及经济唯物派从经济方面所下的解释，都发生了不少的争论。其实，各派学者关于法律的性质和法律史的解释，所有的各种争论，都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论有密切的关系。
最近三十年来欧美的法学家的议论更加激烈。德国的施塔姆勒氏（Stammler）和法国的萨莱伊（Saleilles）及霞尔梦（Charmont）两氏，特别重视实行法和理想法的区别，而以理想法为判断实行法公平不公平的现代化的自然法。狄骥氏（Duguit）简直否认国家为法律的主体，而主张普通所谓权利与有组织的社会任务或服务，实在完全没有区别。惹内（Gény）和布楼（Bülow）两氏攻击法院窒板的运用法律的无用，而以为法官应该注意公共的需要和舆论，而极力主张法官自由解释法律，自己适用法律。埃利希氏（Ehrlich）说明法院所适用的法律完全不足表明社会上各种的法律关系，而主张法律这种行为的规则根本上只是社会上各小组的分子间常识的关系。美国的庞德氏（Pound）和魏模氏（Wigmore）坚持法学与社会学有成立密切关系的必要。这些世界著名的法学家研究法律的根本原则，不大注意法律的性质而多考求法律的目的或宗旨；而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渐抛弃旧日狭隘的见解，而把法律和道德都认为是支配社会的各种力量大问题中的问题。这是说：欧美的法学家，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现在认识的比较很清楚了。
我们中国向来以“礼教之邦”自居，这是重道德而轻法律的意思。自从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以后，渐渐的丧失了从前的那种自信力，而以为泰西的强盛多赖法律，于是渐次崇尚法律，而轻视道德。我们看看：近几年见诸文字的表示，如“吃人的礼教”，“礼教的压迫”，“礼教下的牺牲者”等等措辞，都是对礼教的攻击；而所谓中国“固有的道德”的威权显然丧失的不少了。同时政府屡次申明“法治”，而法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地方呢？近几年政府所颁布的各种法律和命令，其中所用的含混的字样，如“正当”、“相当”、“适当”、“合理”、“风化”、“善良风俗”、“酌量”、“情节轻重”等等名词，究竟以什么作准则呢？当然不是允许执行法律的人随便自由，一定要有准则。什么准则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问题，都需要法学指示我们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门径，以期在实际上避免些不必要的牺牲和纠纷。
现在把法律和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从历史、哲学、分析三方面，说明求着得到一个明白的观念。
一、 历史方面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从历史上观察，我们可以说：法律与道德起初是同源，后来因发达而分途。我们知道，现在的法律在文明社会里边是支配社会最有力的工具；法律的秩序是最重要的社会秩序。别的支配社会的工具都要受法律的支配。但在古代，支配社会很重要的工具，是宗教、家法、社会习惯；因为那个时代的宗教组织和家族组织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后来，政治组织发达以后，国家的法律就增加了威权，而宗教和道德的习惯的力量自然的就要减少。但是在政治组织不发达的时候——在法律的幼稚时期——宗教、道德、法律，是混而不分的，而法律的力量在这三种之中，比较的最微弱。例如，罗马法，在最初幼稚的时期，“神法”（fas）和“善良风俗”（boni mores）的力量就大于“市民法”（jus civil）的力量。那个时期的迷信的心理，对鬼神的恐惧，“牺牲”的惨酷，“破门”（excommunication）的苦痛，家法的压迫，都足以构成神法和善良风俗的有力的制裁；而市民法的执行的机关就没有这种威力。再例如，欧洲中古时代在未承受罗马法以前，教会是支配社会最重要的机关，掌管着宗教和道德。凡是交易上所谓善意、诚实、不许诈欺、必须践言等等事项，都是宗教和道德要人民必作的事项。这些事项，都渐渐的归到了法律范围之内，而实际是在宗教和道德上已经实行而共同遵守之后。所以我们可以说：法律和道德起初出于同源，后来因发达而分途。
幼稚法律的时期是习惯的时期。法律制度进步，到了第二时期，乃是所谓严格的法律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律与道德分离的状况，即行显著，政治组织渐次有力，法律就与别的支配社会的工具分离。但这个时期的法律的规范，粗具形态而赋有刚性，大部分都是窒板的手续规则。这种的法律，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方面看来，只是一种结晶的习惯，没有充分的力量可以与道德一同前进，久而久之，道德进步，而法律就丢在后边了。各国古代的法典都是这种的严格的法律的制度，都是对于特别零碎的事实状态而规定的确切详细的规则，而没有便于解释的普通概括的规则。这一个时期的法律是专靠严格的规则和形式，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确定，而达维持公共安宁的目的。例如罗马法，《十二铜表法》本是罗马崇拜祖先的宗族制度时代的严格法律，那里边关于继承规则，到了血统主义盛行的时期，就不能与当时的道德观念相调合。再例如，英美习惯法旧日的观念，就没有方法执行信托人的道德责任。所以法律在严格时期的最后的一段，就与社会上的道德观念很不相合。法院的判断，只管与法院规则合不合，不管与道德观念合不合，法学思想，在这严格法律时期将终的时候，有的也就受了这种法律状况的影响，而以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当然的，是不能避免的。其实，那并不是当然的，不是不能避免的。法律与道德的观念到了过于隔阂的时候，一定要有方法救济或矫正这种法律的流弊。这就构成法律发达的第三个时期。这第三个时期是道德观念由外界侵入法律的时期，也是法律进步的时期。法律发达的要件是吸收和融化外国法律及法律以外的材料。例如，罗马法律在极盛的时代吸收了不少的希腊的道德哲学。欧洲大陆，在十七、十八两世纪之中，自然法学派的哲理就是改良法律的重要工具。英国的平衡法所以发达，所以能够补救了习惯法严格的状况，多靠文艺复兴以后那些文学的道德思想，和“平衡法院”大法官的是非曲直的道德观念。这个时期的法律，把这个人的理性比严格的规则，还认为可靠一些。个人认为是道德上的单位，也就认为是法律上的单位；道德的原理也就认为应当是法律的原理。这个时期的法律思想以为法律必须与道德完全相合。这种思想是这一个时期的特征。所以历史学派的法学家回头看看这种历史的状况，他们就能够说：道德就是有潜势力的法律；起首认为是道德的原则，后来就变为法律规则。自然法学派的法学家就把法律与道德认为混而不分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混合法律道德而为一体，这种的提倡与努力实在是造成现代法律的一个大原因。
自然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律发达的结果是：道德上的制度或学说都采入法律而渐渐的法律化了；从前道德上的权利义务都变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了。这种情形在十九世纪的末叶，是欧美各国法律很显著的状况，有的学者把这个时期叫做法律的成熟期。这个时期又逞露法律与道德相反的状态。我们看看：十九世纪欧美各国成立了许多的法典，就是法律结晶的现象。法律自是法律，道德自是道德，法律与道德又好像分开了。
那么，就法律发达的历史上看来：○一法律在幼稚的时期，宗教、道德、法律是混同的，是不分的；○二在严格的法律时期，习惯成为法典，结果道德进步，法律与道德于是分离；○三自然法发达的时期，道德侵入法律，法律与道德于是又有混同的状态；○四法律的成熟时期，立法盛行，法律与道德又现分离的状态。
因此，分析学派坚持的主张是：法律与道德是分离的。他们说：道德是立法的事体；法律是司法的事体；立法的议员要管道德；司法的法官只管法律。他们的意思是：立法者制定法律必须采取道德上材料，所以研究立法就必须研究道德问题；法学家的任务只是研究立法机关已经制定的规则；法官的任务只是适用立法机关已经制定的规则。他们极力说明：法律上认为合法的事情可以是不合于道德的事情。他们极力攻击那合法必须合于道德的话。在法律成熟的时期，他们这种主张是不错的；因为主张法律道德两件事是一件事，也是很纷乱的，若把这两件事分开，倒比较的清楚些。再一方面，像分析学派所主张的立法司法那样严格的界限，实际上也不能成立。法学家和法官，虽应该区别道德与法律，而决不能完全不注意道德和道德学。立法的任务不只是立法机关的任务，司法机关实际上也行使一部分的立法权。立法的任务，无论谁来行使，不能不承认道德原则以为指导。
二、 哲学方面
十九世纪的哲学派的法学家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学与道德学的关系，费了很多的研究。他们所要推求的问题是：法律的目的究竟是道德的呢，还是道德以外的呢？法律与道德所要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一个东西呢，还是两个东西呢？例如，窃盗罪，法律只是要禁止他对你故意的侵害行为呢，还是同时要禁止他的贪心呢？或者贪心是宗教道德的事体，而法律完全不管呢？法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旧派新派的说法有些不同。
（1） 旧派
我们要知道，法律发达到相当的程度，自然要发生这种哲理的推求。西洋法学，无论在古代或在近代，所研究的自然法就对这个问题几费苦工。希腊罗马及近代的哲学家和法律家已经在那里坚决的主张：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是一样的，是一致的；法律规则如果不是道德规则，就根本上不是规则，就根本不能存在。一个规则，因为是道德规则，所以才是法律规则，这种学理的西洋古代是希腊所谓“正义”哲学的主张——这种哲学不只是关于人生的哲理，并且在当时也构成一种宗教的教义。而在近代，在“宗教革命”以前，是宗教学里边所主张的法理。总而言之，老派哲学家的意思是以为：实行的法律所以能够得到效力，全靠它合于道德原则；不然就不能有效力。
这种学说督促着法律必须遵循道德途径，在历史上所收的效果，已经不少。但是我们要注意，当社会上有绝对一致的道德观念的时候，人人对于道德没有异议，大家都遵从同样的道德标准。在那种情形之下，若是说，法律道德必须一致，在实际上还可以说得通。但在现代的社会，内部的利害关系非常复杂，道德观念又非常的分歧，若再说法律道德必须完全一致，实际上就困难了。我们先不用说社会实际上复杂的情形，只就法学而言，每位法学家各把自己的见解都认为是道德的标准，理想的法律，使着大家一律遵守，那怎样能够作得通呢？
所以，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派首先抛弃了这哲学上的问题，而注重历史的研究。哲学派也觉到从前的方法不妥当，想着找出些比较的确定的道理，于是主张一种基本的观念，例如，自由、公平、正义等等观念。他们就说：法律与道德都是从这种基本观念推论演绎而得来的，以为道德治内，是主观的科学，法律治外，是客观的科学。所以，十九世纪之初期的哲学派的法学家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看作是治内治外的关系，例如德国的克劳斯氏（Krause）法国的阿郎氏（Ahrens）英国的劳理木氏（Lorimer）都是这样的见解。时期较晚的黑格尔氏（Hegel）区别道德与法律说，法律是研究自由的“可能”，道德是研究自由的“应当”。这种意思是认为：法律是外部的可能，拘束人类外部的行为；道德是内部的可能，拘束人类的心灵。这种区别法律和道德的说法，直到十九世纪之末，哲学派还在那里坚持。这是说法律与道德完全是两件事而并且彼此相反的意思。
（2） 新派
从前这个主义的学说，是根据个人意志的自由，而以个人独立为大原则，所以重视个人的利益。到了十九世纪之末，个人主义的学说渐见衰微，而社会主义的学说日见兴盛。社会主义的学说是以社会人类的互助为基础，而重视社会的利益。于是满足人类的欲望这一句话就是为思想界常常称道的口头禅。法律制度也就不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制度，而认为要与别的社会制度共同合作，以期以最小限度的牺牲而达到满足人类欲望最大限度的目的。
在这种思潮之下的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就主张法律是道德范围以内的问题。这一派的学说以德国学者方面的贡献为最多。
耶律芮克氏（Jellinek）开始说明法律属于道德，他说：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社会发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时期，法律是社会不能少的一部分道德。法律和道德，虽有区别，而却以道德包括全部的社会秩序。他的意思还道：法律是限制个人自由的东西，而为大多数个人的自由，又不能不设法律的限制，把法律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所以法律的范围应当只给它一个最小的限度。
耶林氏（Jhering）也是以法律属于道德，而说法有些不同。按他的主张，法律的目的是在保护利益，但社会里边各种利益，其势不能统通保护，保护那种利益或不保护那种利益，必须加以权衡，而与以选择。这个权衡与选择的标准，无论是立法或司法，也无论是学理的研究，必须根据道德的原理。法律应该保护什么利益？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依据道德；因此，法学就作为适用道德学的一部分了。
施塔姆勒氏（Stammler）主张以法律达公道的目的。法律要想达到公平的目的，至少必须合于社会当时当地的理想，实现当时法地的理想。这些社会的理想是法律以外的东西，是道德的理想。法学必须研究这一部分的道德原理。因为我们要用这种道德的理想衡量法律规则，法律制度，以及法律原理，所以法学，就这一方面而言，是属于道德学的范围。
柯勒氏（Kohler）不说法律属于道德，而谓法律和道德都是支配社会的方法，都是成就文化的力量。他本是相信历史进化的学者，所以按他的主张，法律和道德都表示进步的文明，而并且增进文明的进步；因此，法学与道德都不能离开人类文化的历史。
我们就前边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各种学说看来，法学与立法学不能判然的划分，并且都不能与道德学完全分离。
三、 分析方面
分析学派在原则上认为法律与道德完全没有关系：法律是法官的事，道德是立法者的事，法学也只是研究已经制定的规则，不要管立法的事项。他们相信三权分立的大原则，所以相信法律制度发达到完备的程度，立法司法就可以完全分开；立法者只管制定法律，司法者只管执行法律。他们并且又说：因为现在法律制度还没有发达到完备的程度，所以法律和道德有三个接触之点：
第一、 法院立法。分析学派认为现在法官仍须有立法任务，所以必须考虑到道德问题。到了立法、司法真正分立的时候，法官就没有了立法的任务，也就可以完全不管道德问题了。他们这种说法是以两种假定作根据。○一他们假定政府三权完全分立是可能的。○二他们假定制定一种完全无缺，概括一切，而无须法院补充的法律制度也是可能的。其实，这两个假定都是错误。三权完全分立早已证明不能推进到逻辑的程度。包罗万象的理想的法律制度，在人类这种变化无穷的复杂社会里边，也是作不到的事体。那么，无论怎样改良的法典，在实行的时候，总是需要法院临时的补充。但是我们要知道，法院立法和立法机关的立法是有区别的。立法机关是为将来制定的规则；而法院以判例所立的规则，不只是为将来，并且为断定已经发生的事实，同时还要顾及司法的习惯，以及社会和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冲突和融洽。法院立法的自由，比立法机关立法的自由，是范围较小。但是这两种立法的范围虽有不同，而需要道德理想的指示，并无二致，必须如此才能达到社会的目的。
第二，法律的解释。方才所说的那种法院立法，分析学派的说法，称为“伪解释”，他们所说的“真解释”是指着于判决案件的时候，搜求法律规则的实在的意义；尤其是在文字中没有圆满的意义的时候，必须由几个意义中找出“真义”，找出真正的价值，以为最终的标准。并且要法官法学家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必须假定立法者有求公道的意思，必须假定立法者公平的观念和自己的公平观念在实质上是相合的。分析学派这种说法，意在限制法官道德观念的运用，贯彻机械逻辑的解释。其实，这种解释的限制，实际上不是这样严紧，也不能这样严紧。法官援用法律的时候，必须决定：按法律的文意能否得到圆满的解决？假如认为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必须推求几个释解的真义，真正的价值。所谓圆满，当然是指着道德上的圆满。所谓真义，真正的价值也，当然指着道德上的真义，真正的价值。
第三，法律的适用。分析学派向来把法律规则的适用，认为是机械的手续，而实际上掺杂道德的问题，是法律制度不完备的现象。其实，人类的事务，有的情形，绝对不能以严格的规则去支配，必须承认许多道德的要素。有两种情形最为显然：一种是法律标准的适用；一种是法官判断的自由。
司法的任务，有许多的事项，是以法律标准解决。以标准衡量行为，自然要有许多的道德要素。例如所谓善意、恶意、诚实、信用、相当的注意、良善的行为等等，都是法律的标准，都含有公平、正义、合理种种的道德观念。法院适用这些标准的时候，当然不能使用机械的方法，必须按照各种事项情节的轻重，分别的判定。这些法律标准的适用，在很大的范围之内，是要依靠法官直觉上是非曲直的观念而判定，是对行为的特殊状态所下的道德上的判断。
法律的适用，有的地方，实际上不能以严格机械的法律规则定明，必须给法官留出判断自由的余地。法律尽管划定判断自由的范围，而根本上法官个人运用他自己道德上的判断仍不在少处。例如，犯罪的处罚，处罚的减轻或加重，缓刑；再例如，简易法庭的判决，监护人的选择，离婚案件子女的保护；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处理，法官的判断一定是多由于他自己是非曲直的情感。攻击这种情形的议论说，法官这种判断的自由，实际上构成了法律的专制。十九世纪的学说和法律，虽极力减少法官这种判断的自由，以期消灭这种法律的专制，而实际上反而证明法律因此而减少了效用。近年来法律上不但对于法官这种判断的自由不加限制，反有扩充范围的趋势。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妥善的途径，是应该承认：法官这种判断的自由，是道德学范围以内的问题；法官不应该任意判断，应该受道德学的支配。道德学也是科学，不是没有原则的。
就分析学派所说的法律与道德几个接触之点看来，法律与道德的接触好像只限于这几点。其实社会的状况越复杂，法官运用法律的自由的范围更有扩充的必要，而法律与道德的接触，也就随着增多。凡看轻这一点的学说都不是实行的理论。
前边所说的是关于法律和道德接触的几点。现在要说明十九世纪的分析学派关于法律与道德内容方面的区别，及适用方面的区别之各种主张。
第一、 法律与道德内容方面的区别。
（一）道德注重思想与情感，法律注重行为。法律只管行为，而道德要追问行为的动因。法律也并不是完全不注意思想和情感，不过法律注意思想和情感，只以证明行为的性质为限，只借此以确定行为对公共的道德和安宁所发生的危险。在普通的社会状况之下，恶意、诈欺、故意等等，对社会安宁的危险较大；而过失、不小心等等，则对社会安宁的危险较小。所以刑法上就把“犯意”看作犯罪的要素。
但在现代人烟稠密大家聚居的城市社会，许多为害公安的机械的动作，日见增加，许多的事业的活动，也附带的对社会含有重大的危险性。因此，过失、不小心、怠慢，这些心理的状态，为害社会的可能，并不减于犯意。所以，将来有的法律上的犯罪行为，就可以不问犯罪的意思。若就这种状况而言，说法律只管外部的行为，这个说法，也并不差。行为上道德问题，也许渐渐的都归到道德学范围之内。
（二）道德是意在改善个人的品性，而法律只在支配个人彼此间的关系。譬如说：不得有贪心，不得有淫心，不得存杀机，不得有恶念；这些都是道德规则，法律就不过问。譬如说：不得偷盗，不得奸淫，不得杀伤，不得诈欺等等，不但是道德规则，并同时也是法律规则。这是普通区别法律治外而道德治内的说法。
但我们知道：这种情形不是因为法律忽视了治内，是因为法律在运用的方法上受了限制。法律实在是利用国家势力的机械，必须依靠着些切实的东西，才能够动作。法律因适用或执行上的困难，就不能过问那些无从捉摸的事项。所以，立法者必须知道，因为实际上有这些困难，就不能够只以法律造成理想的社会。第三世纪的罗马法学家及十七世纪的欧陆法学家想着用道德原则制成完善的法律制度，借此造成完全无缺的道德秩序；而十九世纪的法学家则以为凡属道德问题，法律就不能过问。这两种见解都是失当的极端的主张。法律能不能支配道德事项，全在乎实际上能不能实行。这完全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承认道德规则不是法律规则。例如，一个人坐在河岸上，看见一个小孩掉在水里，他不去营救，小孩就淹死了。假如他是很胆小，也不能泅水，又无救人的器具，他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没有营救的义务，这是很显然。如果，他是会泅水，身旁搁置着救生圈，又有一条长绳在手，他也坐视不求，这显然是违背了道德上的义务。但他在这种情形之下，是否有法律上的义务呢？按英美的习惯法，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但按德国民法和我们的新民法“债编”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则，他就有法律上的义务（《民法》，《债编》，第一八四条规定：“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负损害赔偿责任。这个规定，是采用德国民法的规则）。在这种情形之下，依德国民法的解释，把他违背道德的故意的不行为看作法律上负责任的原因，也无不可。所以，所谓法律治外道德治内，把法律道德认为彼此相反，实在是有些不妥。法律在实际上可能的范围内，也可以治内。
第二，法律和道德适用方面的区别。
（一） 道德之适用必须考虑当时的情节；而法律之适用，在原则上含有普遍绝对的性质。道德之适用是因人而异；法律之适用，是依事而定。所以，同样的行为，这一个人去作，可以认为合于道德，那一个人去作，就可以认为背于道德。法律的适用就不是这样。同样的行为，在原则上必须受同样规则的支配。
（二） 道德之实行，是由于个人自己决定从违；法律之实行，是由于外界的压迫。所以法律必须提纲挈领，而不能深入精微。法律在可能范围之内，关于行为的合法不合法，必须有确定的规则，而不留疑意的余地。法律若有疑义的余地，那便是法律的弱点。假若把道德规则变为法律规则，法律就为判断是非的道德而失掉了法律的性质；假若法律的适用，也像道德那样的因情节而决定，势必致官吏专断，而生压制的恶结果。
分析学派关于道德和法律之适用，所说这种相反之点，究不能说明全部的法律。
有的法律，在适用的时候，必斟酌情节，因人而定，必须使着执行法律的人有判断的自由。刑法上关于犯罪行为的处分，都依犯罪情节的轻重而定刑罚，所以刑法的适用，并不含有绝对的性质。民法上关于侵权行为的处分，许多的地方是适用法律标准，而给予法官许多运用的余地，以定侵权行为的责任，也并不是严格的机械的适用。若说这一部分的法律，在适用上与道德完全不同，就有些不妥当。
但是有几部分的法律，的确是同道德的关系很少。在这些场合，法律与道德彼此分离，各不相关。有的法律为确保公共的安宁秩序，必须适用确定的严格的规则，其中没有什么道德问题。关于财产的法律，关于商业行为的法律，关于警察的法律，关于关税的法律，许多的规则完全不含有道德的意义，而必须机械的执行。例如，取得财产的所有权的时效的长短；商业票据的方式；关税税率的高低；街上行走必须靠左边或靠右边的规则，都必须严格的适用，完全没有斟酌的余地。
还有两种情形，法律与道德彼此没有关系。○一有的事项，道德上认为不道德，法律虽不表赞同，而亦不加禁止。有许多的行为，实际上法律无从过问；所以有许多的利益，法律也无从保护。例如，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别人向他说一句玩戏话，他心中就觉着很不舒服。这一点精神的损失，法律就不能保护。但我们要知道，现在司法的设备不完备，对于这些事项，固然没有办法；假如以后心理学和生理学对于这些事项再有新发明，法律也可以采用科学上的新方法，而对于这些事项与以支配。○二有的事项，当事人双方在道德上都没有过错，而法律为公共的利益，不顾那一个不幸的人吃亏，要确定责任的所在。这完全是法律问题，其中没有道德问题。例如，
『叁』 道德权利法律之间的关系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道德伦理、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反之，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主权，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 三、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损害环境”，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因此，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大公无私”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肆』 公民应该怎样维护权利,履行义务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本题共25小题，每小题2分，共50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答案
D
A
B
A
C
A
B
D
B
C
A
A
D
题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答案
A
D
B
C
B
D
B
C
B
A
B
A
二、非选择题（共5题，其中26题12分，27题8分，28题10分，29题10分，30题10分，共50分）
26. 答案（1）权利：受教育权、荣誉权、劳动权、被选举权（3分）。
义务：受教育的义务、依法服兵役的义务、劳动的义务、依法纳税的义务、赡养父母的义务（3分）。
（2）维护权利包括三方面：依法享有权利，依法行使权利，尊重他人的权利；（3分）
履行义务应做到：法律鼓励的积极去做；法律要求的必须去做；法律禁止的坚决不做。（3分）
27. 答案（1）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性（2分）（2）我国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和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加以保护。（2分）（3）一、“积极行使生命健康权”。 （2分）注重自身生命安全和健康，使自己处于安全的环境，免受他人侵害，这不仅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关爱和责任。二、“关爱他人的生命与健康”。（2分）我们负有不得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的道德和法定义务，应主动关爱他人的生命与健康。伤害他人就是伤害自己，尊重他人就是保护自己。（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28．答：图1：隐私权2分图2：生命健康权 2分图3：人身自由权2分图4： 姓名权2分 图5：隐私权2分。
29.答案 ：法定继承2分注重情义，互谅互让的精神2分确定遗产，10万元，一辆运输车2分确定继承人：儿子、女儿、老母亲2分分配：老母亲多分点，儿子女儿平分2分。
30. 答案（1）对于经营者来说，顾客就是“上帝”，消费者决定着商品及其经营者能否被认可。（2分）（2）假冒伪劣产品欺骗消费者；（1分）欺行霸市，强买强卖；（1分）视消费者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1分）在服务领域，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日趋严重（1分）（3）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不欺诈消费者，态度和蔼，尊重消费者的人权，商品出现问题，及时帮助消费者解决，做好服务工作。（2分）消费者也应当尊重经营者的劳动，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维护市场秩序，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2分（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伍』 急！！！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
权利与义务的内涵权利与义务是一对紧密相连的概念。提到权利。就会令人想到义务。权利的内涵十分广泛而模糊。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在《辞海》中，它被界定如下：“法律用语。与‘义务’相对。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在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权利已被限定在法律规范的范畴内。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影响他人的行为之能力即可称之为权利。倘使某人虽有一种能力足以影响他人的行为，因关系某项利益之故。使之必为或必不为一事。然是持道德为后盾者，可称之为道德权利。惟一经法律承认或创造之后，而法院又随时可用国家权力加以强制执行者。如此能力可称为法律的权利”。其观点就是权利有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之分。其实权利可以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法的权利等大量内容.
权利与义务是道德内涵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当前我们的实践中存在忽视道德权利的倾向，存在着道德权利与义务不一致的现象，这既有历史的遗留原因，也有当前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建构有效地社会运行机制来消除德福不一致的社会现象
人生不仅有道德权利，而且也有道德义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伦理学中两个重要的范畴。它们各自又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中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
道德权利是指道德主体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能使其利益得到维护的地位、自由和要求。较之于法律权利，道德权利具有作用范围大、救济手段软、与义务不完全对等的特性。道德权利表现为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道德主体的被尊重权、道德行为公正评价权、请求报答权等。研究道德权利，是对传统伦理学的重大补充，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对道德权利的认识，推进新时期的道德建设，而且能适应法治建设的需要，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
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是伦理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但由于各种原因，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许多人割裂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联系，只承认道德义务，而忽视、误解甚至否认道德权利的存在。在这些原因中，有错误观念的影响，但也和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系的复杂性、曲折性、受动性、不确定性和非强制性等特殊性密切相关。
够你参考了吧
『陆』 权利的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
一般说来，正如法律规则通常表示道德规则那样，法定权利通常可以看作道德权利在法律上的体现。例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身体、贞操应该享有不被专横侵犯的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原则，然后才由法律规定，以便借助国家的强制力来支持和保护。法律规则、法定权利通过国家意志来表现，但其背后的主要是道德原则、道德权利，而不能看作主要是统治者的任意安排。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观念不同，法律规则和权利配置也不同。
不过，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的许多差别也值得注意。一个人可能享有做某事的法定权利，但做某事是不道德的；反之，一个人可能享有某种道德权利，但该权利却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因此，有些权利是道德的，而非法定的；有些权利是法定的，而非道德的；有些权利则既是道德的，又是法定的。法定权利由于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因而也可以通过立法来改变或取消，道德权利则不仅不可能为国家权力和立法所取消，而且还是确证或批判国家权力和法定权利的根据。尽管一个处于不利境况中的人或者诉讼中的人所关心的、所需要的是法定权利，而不是宽泛的道德权利，但法定权利并不像某些现代法律理论甚至道德理论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自证其身，它必须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尤其明显的是，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常常要求助于道德原理或道德权利概念。
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区别还体现在效力上。“甲对乙享有一项法定权利”，这意味着乙对甲负有一项可以依靠法庭来履行的义务，甲对乙享有一项由实在法所确认的要求权。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权利就是享有对特定的法律个人（legal person）提出要求并由法律保障实施的权利。“甲对乙享有一项道德权利”，虽然也意味着乙对甲负有某种义务，但这种义务不是必然具有法律效力的义务。如，在道德上甲有权要求乙讲真话，乙对甲负有讲真话的义务，但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场合（如订立契约）之外，甲无权借助国家强制力迫使乙讲真话。
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划分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分是相适应的。深入研究两者的关系，对于理解法律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和法官的角色和任务，以及人权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人权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与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关系同理。人权是人之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人之作为人”是一个道德判断，不是一个法律判断，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也就是说，人权并不依赖国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剥夺公民权利，也不可能剥夺人权。因为每个人之享有人权是凭据人之作为人的道德资格，而不是凭据公民资格。没有公民资格的人（如无国籍的人）不享有公民权利但享有人权。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公民权利与人权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权利是依赖主权国家的法律而存在的。当然，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政治里，绝大多数人在身份上都是归属于某一国家的公民，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因此，人权在一个国家里得到尊重和实施应主要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公民权利按根据的不同，又可分为法律权利和宪法权利。法律权利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设定的权利，可由立法机关根据一般法律程序创设、制和废止。宪法权利乃是由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所创设的权利，是限制和制约国家立法机关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得侵犯此种权利。宪法权利是公民提起违宪审查的根据，是有限政府的保障，体现了公民和国家的对峙。
应有权利、法有权利和实有权利，是按照权利的存在形态所作的划分。这一划分的意义在于揭示理想的、道德的权利对于实在法权利的指导和限定作用，尤其是揭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权利的实际享有构成了权利的一种独立存在形态。
基本权利与派生权利、宪法性权利与非宪法性权利，是按照权利的种属关系和效力层次所作的划分。这一划分，对于规设权利体系，规制立法机关的权限，以及在处理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不同权利发生冲突时决定哪一种权利应占据优势，都有着重要意义。
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利或社会权利是按照权利主体所作的划分，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则是按照权利的具体内容所作的划分，这些划分的意义主要在于立法和教育。
根据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纷繁复杂的关系，还可以作更多的分类。分类的价值，不在于叙述事实，而在于分类所支持的理论预设。权利的定义和分类都只是相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只具有语词上的意义。究竟如何解释权利和义务，权利从何而来，如何能够享有权利，有哪些权利，哪些义务，权利与权利、义务与义务发生冲突后如何解决，不同的权利理论有着不尽相同的回答。
『柒』 患者道德权利的基本内容包括哪些
患者道德权利的基本内容包括：
生命健康权
平等的医疗权
知情同意权和知情选择权
隐私保护权
被尊重的权利
免除社会责任权利
诉讼和赔偿权
监督维护自己的医疗权利实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