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法治原则

Ⅰ 中国战胜疫情的根本保证是什么根本立场是什么法治保障是什么

根本保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以人民生命健康至上原则
法治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Ⅱ 论述法治原则基本内容

法制是与人治相对的一种国家管理模式，其核心在于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中的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基本人权则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正是人权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础。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就是为了争取和实现人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突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把工作重点从调整对立的阶级关系转移到承认和保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权利义务关系上来，转变重政权轻民权的观念，克服“防民”思想，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当前，在刑事司法领域，一些执法人员还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观念，习惯于有罪推定，忽视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提倡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观念，增强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的意识。
其它的内容也简要列一下：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二，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四，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五，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
六，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Ⅲ 疫情期间什么政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Ⅳ 什么是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首先要遵循的三项原则是：科学化、法治化和人性化。

原则1：坚持科学化防控，强调防控要讲究理性和专业主义，让专业的人员和知识在防控中发挥更大作用。

疫情防控科学是由公共卫生科学、流行病科学、治理科学、心理科学等多种科学组成，要让防控政策有科学性，就需要发挥多科学的作用。例如小区层面的消毒通道就不要建立了，应该重点把工作放在贯彻和落实本地小区管理的工作中，做好“最后一公里”防控。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实际尽快成立公共卫生决策咨询委员会，让防控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

原则2：坚持法治化防控，强调防控要按照法律规则和精神来进行，使得防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防控政策一定要贯彻国家法律和法规，如《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本地的规章制度，使得整个疫情防控在法治限度来运行。上级政府也需要进行法律审查，对于一些不符合国家法律精神的措施要进行“依法审查”，如有一些地方的高速公路不允许车主下车，一些小区不允许租户或者医护工作者返回，这些都需要及时纠正。

原则3：坚持人性化防控，强调防控要体现对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真正关怀，从关心人和将心比心出发，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防控既要讲科学和法治，也要讲情感和温度，要在防控中体现人类的大爱，避免以邻为壑。例如，一家三口打麻将被处理，男主人遭连扇耳光，这些既违法，又没有体现人性关怀。疫情防控应该激发人类的利他主义，真正实现“同舟共济”，而不是自私自利。

Ⅳ 什么是法治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 严格的法治，首先应该建立对行政权的严格控制制度，要求依法行政，因为行政权代表公权力，行使的广泛性、主动性、强制性、单方面性 控权的有效办法是权力分立和以权制权，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立和制约 在法治国家中，对公权力的三大制约方式为道德制约、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但最终表现为法律对权力的控制。这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 2、权利保障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的终极性的价值目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目的就是保障人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①首先法律的适用上平等，即执法和司法上平等②要求在立法上平等分配各种社会资源③尊重社会多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除偏见 权利和义务相一致：①确认和保障主体的权利和自由是法治的根本目的②权利和义务又有一致性，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对国家权力而言，在资源分配上要平等分配权利和义务。对社会主体而言，行使权利时，要尊重他人和社会的相应权利，不能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 3、权利保障原则与社会自由原则 权利保障原则 权利的保障制度开始形成于法律对权利的宣告，即法律宣告了公民的权利，同时限制了国家的权力，权利宣告就是法律在告知权力有多大限度 权利宣告是权利制度的第一性机制；其次依次为：权利侵害的预防机制、侵害发生时的救济机制，以及公民个人获得权利遇到障碍时的国家帮助机制。这四种机制的统一，构成实效的权利保障制度。 社会自由原则 权利制度不可缺少的条件是社会自由原则。 在法律上，权利与自由的关系是种属关系，而在法治上，权利与自由代表不同价值，实定化的权利只有一个来源，即法律规定；而自由不局限于法律，法不禁止即自由，自由的范围大于权利。 自由对待国家是排拒的，自由要求国家把限制减到最低限度，这便是社会自由原则。此原则有以下含义：①自由只受法律限制②自由不仅存在于法律之中，还存在于法律之外，法不禁止即自由③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指的是受法律保护的自由，而不是法律范围的自由。 法治对于自由的价值表现为以法束缚权力以防权力对自由干涉和限制，保障自由实现 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原则 现在的权力责任，除由滥权及怠权所产生的责任外，还有满足公民权利请求的责任和由管理而带来的保证责任。 国家责任的主体应该是全方位的，不论哪种权力主体只要启动了权力，就应预设责任于其运动之后，以使权责成为不可分的整体和使国家任何一个权力主体都无法逃避其责任 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原则 法治意味着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义务的相对化，就是指在义务的种类确定后，公民承担任何一类义务都有法律的定量，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需要两条法治原则，即法律不得溯及既往和法定义务需具有明确性 法治条件下义务：①为实现国家和公共利益而需承担的基本义务②与自己权利相伴的对应义务③自愿承担的义务 ④高素质的执法、司法人员 ⑤较高的全民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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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法治原则主要有哪些内容

法治也称“法的统治”，是指按照民主要求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内依法进行管理的一容种国家组织原则。其核心内容是：依法组织和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与法治对立的主要是人治。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的都是法治，而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权威的则是人治，法治和人治绝不可能结合起来的。法治一词并不意味着只是单纯的法律存在，它是要创造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也就是说，法的权威高于人的权威，由法律支配权力才是法治的根本。

Ⅶ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2月9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疫情防控2号责任令，要求制止无理由擅自升级管理措施，以及层层加码的简单化管理手段。比如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随意关闭居民生活必需品门店等，确保科学恢复生产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也必须坚持，本次抗击新冠肺炎当然不例外。然而从根本上讲，法治与应急处置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应急措施经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规则作为常备工具，执法者照章办事处理具体事务。然而突发事件出没无常，全社会都缺乏常备应对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仅在医学史上从未见过，还一上来就暴击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再加上春节人口大迁移，可资沿用的应急经验不多，出现局部“乱作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规则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会形成稳定预期，将规则内化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习惯。然而面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原本处理常态事务的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决策者必须“见招拆招”，甚至必要时“临阵变招”。如此一来，出现“乱招”也在所难免。
简而言之，“少法可依”的应急状态是对法治的天然考验。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疫情，不管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久病成医”的现成经验，只能在事发后见机行事。在迎难而上的应急处置中，一些措施虽以防疫为出发点，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有疫情轻微地区将疫情严重地区的紧缺防护物资征用，有地方挖断公路阻断交通要道，有小区禁止医护人员返家，有基层对湖北籍住户铁链封门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乱象，立法者固然无法一一预见并事先防范，但借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解决应急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其一，政府应急扩权时，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决定应急措施时，应受到何种程序约束？其三，个人对政府和他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第一、政府应急扩权的界限何在？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概括性授权，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权力得以临时性扩张，可以强制隔离、限制聚集、管制场所/交通或停工/停业/停课等。视疫情发展，政府还可以灵活调整应急措施的种类和力度。然而公权扩张的代价是私权限缩，尽管立法上没有明确的红线，政府应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则的强力约束。简而言之，可归结为“一条底线、三条准绳”。
“一条底线”指保障基本权利，至少是不得因应急措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强制隔离时，一要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治，二要满足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三要对被隔离者抚养的无生活能力者提供帮助，欠缺任何一项都构成违法。同理，大范围地关停粮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胁到公众生存权而违法。
“三条准绳”指“禁止过度”的比例原则的三层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对私权的限制必须有助于维护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间限售退烧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购药压降体温以逃避隔离治疗，属于有助于保护公众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须的胰岛素，则属于不合法的无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实现相同目标的多种手段中，选择对私权侵害最小的一种。比如对强制居家隔离的个人，可以采用贴封条、电子监控或锁死入户门等多种办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当属首选。后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时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隐患，对私权侵害过大，不应采用。
三是损益均衡，即所保护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大致相称，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极端选择。比如若非疫情极其严重地区，不宜采用彻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关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内的销售门店，或是随意拔高复工标准阻止企业复工。由此，必须警惕抗疫措施“比谁更狠”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先有公安部反复强调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后有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纠正过激措施，都值得各级决策者认真借鉴。
第二、政府应急决策应受何种程序约束？
决策程序本身不是应急手段，但却足以提升手段的正当性。应急决策与日常立法不一样，首先是紧急，必须迅速决策并立即实施；其次是独断，没有时间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充分论证。即便如此，法治原则也对决策程序有以下约束：
一是不得越权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涉及限制个人权利的多数隔离/管制类应急措施，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实施，街道/乡镇、派出所/卫生所、社区/村队以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主体，都无权自行决定。像铁链封门、禁止医护人员进小区这种从未上过县级以上政府红头文件的做法，显然就属于非法越权决策。
二是强调专家参与。应急决策效率优先，大规模民主协商不可行，但应尽量小范围听取专业意见，尤其要注意一线专家的声音。比如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新型传染病，风险如何、应否封城等关键判断，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的意见极为重要；但在确诊标准、是否人传人等问题上，一线医生的意见就值得特别关注。毕竟相比远程指挥的高级参谋，与敌人刀枪相对的一线将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是保留调整空间。应急决策事出紧急，又经常缺乏成例可循，考虑不周甚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实施的同时，必须保留调整空间。具体而言，首先要允许执行中对特殊情况“开口子”，并畅通“开口子”的决策通道，比如封城时要为非传染病重症患者保留异地求医可能，暂停公共交通时要考虑医务人员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于改进，该修正先前决策时绝不犹豫。毕竟应急决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规则稳定。这就要求决策系统保持信息畅通，及时接收并处理决策实施中的反馈信号。
第三、个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就应急抗疫法律关系而言，个人主要有三种角色：一是政府行为的相对人，也即私权受到临时限制的个体；二是自治成员，包括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身份；三是市场主体，尤其是经营抗疫防护用品和紧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个角色相对被动；第二三类角色则可能成为侵犯他人权利的主体。
作为公权相对人，个人除容忍并服从政府的应急扩权行为之外，还应保持足够的权利敏感，一则避免自身权利受到过度侵蚀，二则提醒政府及时修正不合理的应急抗疫措施。
作为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自治成员，个人在应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压制他人权利。比如集体投票禁止医务人员进小区、挖断村道阻止外人进村等行为，其非法性本来不难判断，但一则民众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则借口非常时期集体决策而有恃无恐。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严格执法，“该出手时就出手”，二要靠民众强化共情心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换位思考。
至于作为抗疫商品经营者的个人，必须认识到应急状态下的商品价格并不必然反映供需关系。或许多数经营者不懂相关法律，但只需记住一点即可：任何轻易赚大钱或快钱的方法，尤其是在应急背景下，都一定写在了《刑法》中。
（作者：兰荣杰，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责编：章华维、高红霞)

Ⅷ 概括实现疫情防控法治化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各个行业领域法律法规的科学制定和不断及时的完善， 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程度。执法力度的加强，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