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中
❶ 如何看待法治国家中的公民守法
当法律被执法者将一部分抓在手上做皮鞭，一部分踩在脚底下做鞋垫的时候，国家的奴隶制度也就昭然若揭了。尤其在中国那片土地上，信访专用章的刻制一夜间普及到了最基本的街道办，可是国家赔偿证据收讫专用章却在法律实施后长达三年仍杳无音讯，可见，在中国那片土地上究竟是谁在信访不信法，这样的问题已经很显然易见了，这样的国家他的公民还能认真守法吗？如果再守法，那不是对这个国家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大的讽刺吗？
❷ 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的全部内容对吗
这种说法是不完整的来 。
法治源中国，是新时期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一体的法治建设新目标；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路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法。
“法治中国”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综合版”和“升级版”。说它是“中国版”，是因为“法治中国”是世界的法治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适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说它是“综合版”，是因为它并不限指“法治国家”，它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正因为它既是“中国版”，又是“综合版”，特别是中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新目标，因而是“升级版”。
❸ 法治强国的内容
法治强国的中国道路
刘小妹 莫纪宏
2015年10月26日08:0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作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证，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导，在法治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推进，形成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走上法治强国的中国道路。
回应法治建设的中国问题
我国发展越来越融入世界。如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向。法治的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是不同的，认识法治建设的中国问题并将其阐释清楚，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前提和必然要求。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基本国情出发，抓住树立法律权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制度建设等法治发展的关键问题，深刻阐述了党与法、权与法、改革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关系，着力构建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各种国家治理手段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协调配合机制。
关于党与法的关系，确立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原则，即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党必须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可见，党与法的关系不是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如何协调一致、相得益彰的问题。
关于权与法的关系，强调必须维护法治的权威，即权力必须在宪法法律之下运行，包括：必须依法设定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必须依法规范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关于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明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指导思想，强调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改革发展的时代语境下，在追求富强、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下，改革与法治作为强国路上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是简单的谁先谁后的关系，而是协同推进的关系，是“破”与“立”的动态平衡和辩证统一。一方面，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需要指出的是，在法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之下，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要按法律程序进行依法授权，并及时总结改革经验，条件成熟的及时上升为法律。因此，完善依法授权机制也是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平衡改革与法治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
构建法治建设的动态平衡体系
不同于西方文明强调主客体二元化的界分体系，中华文明以“合”为目标，注重在相互关联要素之间形成协调推进的合力。我国法治建设也特别注重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各要素之间，在法治建设的各领域、各环节、各层次之间，统筹协调、联动协作。比如，在法治建设与外部要素的关系上，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举措必须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在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的基本要求中，依次展开和贯彻落实。在法治建设系统内部，形成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推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系统发展，促进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上下贯通。
❹ 论述依法治国中《宪法》的作用。
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
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国（法治）；另一种是专横非法、为所欲为的方法，即以人治国（人治）。要法治还是人治，这是任何政治体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历史证明，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体现。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法治国家最初是相对于“警察国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政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国家类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指依靠正义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和谐配置的国家类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治与人治的比较
法治与人治的差异是巨大的：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规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国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国强调法的一般性规则对每一个人的平等适用，以人治国主张国家政策因人而异；依法治国推崇法律的权威，以人治国推崇个人权威。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居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1. 多数人的意见不会是最好的，但绝不是最坏的；圣人的意见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因为在作出决策时，群众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较好的裁断”。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无法去除，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实现；法治考虑的是法的规定而非个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决。“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3. 依法治国，必然对公权力有完善的监督体系，能有效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4.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经济，要求主体平等、产权明晰、交换自由、私权神圣，只有依法治国才能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5.依法治国是社会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国，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国要建设民主政治，就必然实行依法治国。
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律却是万万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稳步向前发展，“法者，国之权衡”。
二、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依法治国虽然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要求，但不同的国家受不同的国情与历史传统的制约，其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不可能完全一样。针对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行政权历来为中国政治的中心等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的进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依法治国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核心。《宪法》序言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也就成为空谈。
2.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
《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保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统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实现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权严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权的范围内，才能使人权被推崇、被保护。
三、我国依法治国的进步表现
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后，我国在建设法治国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进步。
1. 依法治国入宪
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国家也不多。这充分说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决心与信心，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
2 .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规则，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严禁刑讯逼供，拆迁中保障民众利益，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公开举行听证等，无不体现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类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使我国刑事法律在注重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受害人权益的同时，也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从而确立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规则，反映了我国司法机关司法理念的进步，体现了1993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保护人权的司法思想。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无罪推定’被视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权的逻辑起点。”
“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检察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确凿、不足以形成对指控犯罪的确证，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与否，从而推定被告人无罪，对被告人作出无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疑罪从无’的核心实则是‘疑证从无’，有了‘疑证’才会有‘疑罪’。因此，对于刑事证据来说，‘疑证’就一定要‘从无’，这样才能避免错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疑罪从无”是从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规则，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开处理大会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头套，让人看不到他们的面孔。据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长李运宪解释：所用头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专门订制的棉质头套，在透气性和舒适性方面都非常讲究。为犯罪嫌疑人戴上头套，是一种人性化执法的表现，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措施。
拆迁关系着千家万户，在拆迁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时有发生，为此，中国建设部2003年12月3日发布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规定：“拆迁估价应当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拆迁估价活动和估价结果。”2005年8月1日，为了动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蛮拆迁损害民众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规定被拆迁者不服拆迁裁决可提起行政诉讼。
听证一词始于普通法系，原为西方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价格审议制度，开创我国听证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过，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行政处罚法》第五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听证程序）。从此，“听证”一词在我国由一个学术名词成为了法治实践。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价格法，把听证程序引入我国行政决策领域。发展到今天，对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相关行政机关都会举行听证会，以广大民众的意见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烟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众主张有条件地开禁，为此，北京市于2005年8月14日举行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并将听证报告向社会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国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发展，如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官员问责制度的确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等。
舆论监督作用发挥的程度，可以从一个侧面衡量依法治国的进程。当前，我国的舆论监督在民主化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败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赖于新闻媒体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记者。
官员问责制度是一个国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从2004年4月起，“引咎辞职”、“官员问责”已成为中国社会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仅2004年一年，从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员丢官于“官员问责”，其中既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门负责人，如吉林市长刚占标、北京密云县长张文、浙江海宁市长张仁贵、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又有大型国企负责人，如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川化集团总裁谢木喜、成都公交集团董事长李祥生。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官员问责制度，从逻辑关系上说，包含了三个概念：权利；责任；问责。而权利，是指“老百姓拥有的问责政府的权利”。官员问责制度表明一个官员不仅仅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公众负责。公众越能更多地影响官员的去留，民主之风越盛，依法治国越有成效。
与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刚解放时就已出现，如1954年的宪法全民大讨论。进入21世纪，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全国人大继承1954年的宪法全民大讨论的光荣传统，对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法律，将草稿公之于众，广泛听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见，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讨论，今年的物权法大讨论。全民参与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见，充分反映了我国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取得的成就。
综上所述，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会的必然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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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宪法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作用
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根源，任何法律都不得和宪法抵触。所以一部好的宪法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
❻ 中国现在是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
依法惩治不能凌架于法律之上的弱势群体.
适度减少对国家机关或机关个人合理捐赠财物者的刑罚.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空话为基本依据,以国家暴力机构日益下降的执法素质为主要准绳,实行以法治国.
❼ 什么是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是与专制国家相对立的,法治国家是依法治国而形成的理想状态。
长期以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懈探索。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和目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对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要部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总结历史沉痛教训后的明智决策；是新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保证，因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可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具有丰富的实质内容，其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在法律完备而良好、法律权威、法律有效实施等方面。
❽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进程有哪些举措
法治中国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论著，都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论述。从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出发，笔者认为，要理性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还需要认真地处理多个方面的关系。通过比较与提炼，可以发现，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以及传统资源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基本关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更加顺利地展开，亦有助于对法治中国建设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体的认知。
一、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关系，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应当看到，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法治建设，但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那么，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站在法学、法律、法治的专业立场上，容易过分凸显法治的价值与意义。法治建设当然极其重要，中国宪法规定了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的生命线，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就只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呢？
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在中国古代，在“华夏—蛮夷”的格局中，军事是否强大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譬如，赵宋王朝的军事就比较弱，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样很发达，社会生活也比较繁荣，《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繁荣的写照。传统中国王朝的灭亡大多不是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现代的国际格局中，军事实力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国家所拥有话语权的多少、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能够占据的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是军事建设。军事建设当然需要法律与法治，因为军事建设也需要规则，需要在规则之下有序展开。但是，军事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法治建设应当服务于军事建设。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法治建设，还是军事法律对于军事行为的治理，都应当服务于强军这一目标。传统中国盛行的“兵刑同义”，关于“兵刑同义”，《国语·鲁语·上》的说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在当代中国当然不足为训，但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作为目标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撑点是经济建设。即使是军事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就难以为继。因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大的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交易。至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已有很多的论证，主导性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尽管这样的说法不够细致，但法治说到底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在经济与法治之间，经济建设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务于经济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规则并让规则得到有效的执行，让生产和交易持续地、有序地展开。
对于军事与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所认知。法家学派对“耕战”的奖励，就是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奖励。法家学派重视法律的价值，强调“以法治国”［2］，法家“法治”的具体指向就是“耕战”，就是要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服务。当然，那个时代的军事与经济都相对简单，无论是军事能力的提升，还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都依赖于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这样，通过“法治”奖励“耕战”的秦国依然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
今日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的列国体系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建设除了军事与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当代，军事实力主要依靠科技实力来支撑、来体现。有没有战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对于军事实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样，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建设问题。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科技的竞争，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近几百年来，为什么西方领先于中国，就是因为西方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三个核心任务就是科技建设。就科技与法治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军事、经济、科技看作国家建设的物质层面，那么，国家建设还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即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或者说是精神文明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秦王朝的短暂溃败就体现在文化建设的落后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不能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家无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文化强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建设还是塑造优秀国民的根本渠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建设依赖于国民，国民的塑造则取决于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计，树人为本。从文化教育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来看，同样是法律、法治服务于文化教育。
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之外，国家建设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国家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关系主要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工具。这就是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关系。那么，相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法治建设有没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呢？当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成为文化、精神的一个因子，但是归根结底，法治建设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这是主线，是无法扭转的。
二、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对今日泰国的民主又该如何评估呢？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18世纪法国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临刑之前留下的名言。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已经被废弃的劳动教养条例，按照这部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劳动教养条例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应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是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普适法治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必须把它悬挂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那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大词”的普适法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要清楚：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名言［3］，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解决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而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
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还存在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二元划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式法治以程序正义的名义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认同。譬如，有学者认为，公正的程序是促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杠杆之一，法律程序的价值与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恣意的限制、理性选择的保证、“作茧自缚”的效应和反思性整合［5］。这种对法律程序的强调体现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实质。按照这样的学术观点，法治主要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在形式法治理论之外，还有实质法治理论。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形式法治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较薄弱的观点主要强调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对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主要强调形式合法性，强调法律规则应当是普遍的、面向未来的、明晰的、确定的；更加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强调民主与合法性，要求由合意来决定法律的内容等等。与形式法治理论相对应的实质法治理论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比较薄弱的实质法治理论主要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个人自治；相对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尊严或正义；更加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社会福利，包括实质平等、福利以及共同体的发展等等［6］。
如果这样的二元划分可以成立，那么，该如何处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法治建设的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就没有外衣，就处于裸露状态；但如果没有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却没有身躯。这就是说，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形式法治是一个初级目标，较之于形式法治，实质法治才是高级目标。因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总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实体，轻程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都‘重实体，轻程序’，而西方则有程序优先的传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国漫长的封建法制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7］这样的观念尽管很流行，但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传统中国的“程序法”已经很发达了。传统中国的礼仪已经发展到堪称烦琐的程度，这些礼仪本质上就是程序法。丧礼、婚礼、祭祀之礼，以及其他种种礼仪，以现代的规则分类标准来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规范。当然，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在传统中国确实不够细密，但这种状况与传统中国对审判的固有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审判都是不得已的恶，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产物。换言之，诉讼最好不要发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浓墨重彩去渲染。因此，传统中国由于固有的法律观念，没有发展出细密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熟的程序法。从某个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程序法是相当成熟的。
迁延至当代，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当代中国的程序性法律已经比较发达了。诉讼程序法自不必说，行政程序法、监督程序法已经到了叠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众还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学者甚至认为，法治呈现出倒退的趋势［9］。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仅仅强调形式法治，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法治说到底还是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实质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质法治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高级目标。
实质法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永恒主题”是自由权利［10］。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权利虽然很重要，但法治与权利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统治。在法律规则的统治下，人类能够收获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与个体的自由权利虽有某些联系，但绝不能完全等同；人们在法律规则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法律人们同样可以享有另一种自由权利。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既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这种远离“法律统治”的状况恰恰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动的巨大空间。可见，在“有法律的自由”与“没有法律的自由”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否则，一生寻求自由的庄子为什么要强调“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
❾ 中国是法治国家别的国家呢
中国是法复治国家，这制是体现在嘴上的，体现在口号中，实际怎样你应该知道，把别的国家有很多，世界上有二百多个主权国家，大多是实行的是，资油泯住制度，所以这种制度也叫普世价值，也就是世界公认的优良制度，真心在帮你期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