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主义道德

① 经济道德的经济与道德

市场经济和道德情操是什么关系？这两者是相互排斥、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能树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情操？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应该树立怎样的道德情操或规范？
这个问题与市场经济是同步出现、必然发生的。但是，作为一种常规，同经济体制的转型相比，道德规范的转型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滞后，它需要更漫长的发育和形成过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可是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还是使我们感到，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重拳出击实施政府监管，已是刻不容缓。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而食以安全为首。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刚过去不久，最近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新的毒奶粉事件，还有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等新花样。在海峡对岸又曝出了更吓人的塑化剂事件，其影响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前所未有，大陆也未能幸免。广大民众对不法之徒既愤怒又无奈，甚至不免叹息：“市场经济恐怕就是如此，计划经济时代就没有这些事，至少没有这样严重和普遍”。这些认识无形之中也滋生了某种市场经济和道德情操难以相容的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中，似乎也反映了认为两者不可相容的倾向。多年来，我们总是相信市场经济同私有制的联系，而市场经济的本质之一就是自利、追逐最大利润；至于以利己本性和“利润最大化”为特征的所谓“经济人”，则更是现代经济分析中十分流行的理论假说和分析前提，并且认为其正确性毋庸置疑。对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早就听说了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往往相信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体现了对市场经济和道德情操的相互对立、排斥的理解：据说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年初版，作者生前出了六版）的基础是利他主义，而《国富论》（1776年初版，生前出了四版）的基础则是利己主义；前者塑造的是道德人，后者塑造的是经济人。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是市场经济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先哲和权威，如果他的学说真是这样，那就不必白费力气去追求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统一了。因此，我们需要对斯密学说的内涵和本质加以深究。
“亚当·斯密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所谓“亚当·斯密问题”，最早是19世纪上半期由德国旧历史学派提出的一种观点，此后在西方学术界广泛流传，被学者们加以引申和扩大。前苏联学者（如卢森贝）接受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判断，中国学者也不例外。
在《国民经济学的现状和未来》（1848）中，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Hildebrand）指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是“唯物主义”，即人性自私论。接着，卡尔·克尼斯（CarlG.A.Knies）在《历史方法论的政治经济学》（1853）中第一次提出，斯密1766年去了法国之后，受到法国重农主义首领魁奈的自然秩序观的影响，才在写作《国富论》时改变了观点，从《道德情操论》注重精神追求的利他主义转变为注重个人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
斯卡尔茨基（Witold von Skarzynski）充分发挥了这一观点，1878年，他在《亚当·斯密作为道德哲学家与国民经济学的创始人》中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斯密的“理论转变”（Umschwungstheorie）。从此，“斯密问题”这一说法俨然成型，逐渐成了一些学者热衷的话题。
斯卡尔茨基的观点又是由伯克尔（H.T.Buckle）引起的，伯克尔1861年在《欧洲文明史》（第二卷）中提出，斯密的两部书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斯卡尔茨基正确地拒绝了这种观点，即依靠逻辑的技巧就能使不一致的东西统一起来，但是他又错误地接受了伯克尔关于斯密两部书对人的行为提出了相反论证的说法。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斯密在撰写这两部书之间改变了观点，并进而说斯密不是一个独创思想家：斯密的道德哲学来自哈奇森和休谟，而他的经济学则来自法国学者。于是，他将斯密1759到1776年期间思想的变化归因于他1764-1766年赴法国的访问。
前苏联一些经济学者受德国影响，也认同这一观点。著名学者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该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很有影响）中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研究的是道德世界，在《国富论》中研究的是经济世界。他没有能够把这两个世界联系起来。他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斯密不能把经济看作是基础，而把观念形态看作是上层建筑。他的二元论是自然的；因为这是受资产阶级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这就不仅坐实了所谓“亚当·斯密问题”，称之为二元论，而且给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解释。受前苏联经济学界的影响，我国经济学界持此观点者也不乏其人。
不能说对斯密学说的这种理解没有一点根据，但是我们要十分明确地指出，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原本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虚假判断。
说它不是空穴来风，是因为斯密两部书论述的起点确有不同。《国富论》的起点是利己主义，这是没有疑问的。他指出，利己的动机和本性是个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劳动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基本途径，而分工则来源于人类本性中的一种倾向，即互通有无，物物交易，互相交换。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和特有。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呢？因为个人不能完全自立，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是不行的。怎样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呢？“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他又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谋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
《道德情操论》的分析则是从个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开始的：“无论人们认为某人会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斯密说，这是一种人人皆有的“原始的感情”。这里所说的显然是一种利他主义。
但是，如果就此断定，《国富论》奉行的是利己主义，而《道德情操论》体现的是利他主义，进而断定斯密的市场经济论和道德情操论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那是对斯密学说的最大误解。
这里讲四个方面：一、斯密所谓“利己”和“利他”的真义；二、两部书共同的利己和利他相结合的人性论基础；三、《国富论》所体现的利己和利他相结合的经济道德观；四、《道德情操论》所倡导的利己和利他相结合的“合宜美德论”。
《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里的“利己”与“利他”
在斯密看来，人的本性既非单纯利己，也非完全利他，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由此出发，他正面阐述了新历史条件下应当倡导的道德观。在斯密看来，美德在于“合宜”。
第一，关于斯密所谓“利己”和“利他”的真义。《道德情操论》中所谓“人的利己的本性”，指的是人总是首先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名誉和地位，生存和发展，前途和命运。这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感情，也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所谓利他，则体现为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别人和社会的一系列美德。这同基督教历来的仁慈说教是截然不同的，同利己主义者的观点更是格格不入的。
《国富论》中所谓利己，即自爱（self-love），指的并非损人利己，更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而是指与生俱来的个人利益和要求，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或者说合法财产所有权、合法经营权和收益分配权等，那是对封建特权或其他垄断特权的否定，是新兴社会阶层的心声和呼声。而所谓利他，则是指在分工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通过商品交换为别人和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
可以看出，两部书对利己和利他的理解是一致的，不过伦理学的意义要比经济学的意义来得更广泛，后者比前者更具体。它们所体现的都是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社会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新的道德伦理观和经济道德观。
第二，关于两部书共同的人性论基础。斯密两部著作的人性论基础既不是单纯的利他主义，也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和高尚的利他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国富论》中表现为公私利益协调论，在《道德情操论》中体现为合宜道德论。
先说《道德情操论》。难道它体现的真是所谓单纯的利他主义吗？回答是否定的。事实是，除了将同情心作为分析的起点之外，在往后的论述中，但凡涉及人的本性的地方，他都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人的本性中利己的一面。他说：“人生的伟大目标”是改善自身的条件，谋求自己的利益，包括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他称利己的动机和感情是“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他认为，德行最完美的人应该是既能控制自己自私的原始感情，又富于同情心的原始感情的人。他甚至还指出：“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每个人当然比他人更适宜和更能关心自己。每个人对自己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对他人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更为灵敏。前者是原始的感觉；后者是对那些感觉的反射的或同情的想象。前者可以说是实体，后者可以说是影子。”这不就是说，利己是本源，利他是其表现吗？这不就是说，利己是目的和动力，利他是手段和结果吗？
《国富论》则结合经济生活作了明确的表述：人的经济活动的动机是利己的，而人又有交换的倾向或本性（动物没有），因为在分工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想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得交换；要实现交换，只有利他，即为别人或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只有做到这一步，即实现了利他，才能利己。可见，利己动机和交换倾向都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这就是《国富论》的公私利益协调论，斯密据此发展出一整套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和政策。
可见，在斯密看来，人的本性既非单纯利己，也非完全利他，而是两者的结合，兼而有之，利己和利他是人的本性的两个方面。这同人们一般的印象大相径庭。
第三，关于《国富论》所体现的新经济道德观。斯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证，同时也是对与之相应的经济道德观的论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自由主义精神。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精粹。奉行这种经济活动原则在斯密看来是正当、有益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增进社会财富。为此，他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分干预，批判重商主义时期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所施加的种种控制和限制，大力提倡也深信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将生产资源做最佳的配置。显然，他倡导的是一种具有崭新历史内涵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观和经济道德观，它不仅同中世纪的封建道德观相对立，同重商主义的体现垄断精神的道德观也是格格不入的。
2、分工协作原则。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在斯密看来，既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途径，也是一种应予倡导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冲破分散的孤立的小生产方式，投身到将劳动和资本集中到工场手工业的生产之中，发扬分工协作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道德的。
3、商品交换等价原理。这在斯密看来既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则，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道德。他将这种等价关系分解为两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的依照劳动相交换的法则，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后的三种收入交换法则。在他看来，这里体现的是一种自由平等原则。这是对传统道德标准的突破。在基督教的道德习俗中，一味地提倡“仁慈”、“爱人如己”，要求人们具有同情、仁爱、献身的品质和精神，把无酬服务或赠送视为道德和高尚，而将有偿服务或交换视为不道德而受到鄙视。斯密认为，这种道德观不适合商业社会的现实和需要。在商业社会中，人们需要的满足大部分是通过交换和买卖取得，不可能无偿赠送，人们的生活不能仅仅求助于他人的仁慈，必须依靠平等的互利互惠原则，所以，无私奉献固然是道德的，平等的等价的交换也是道德的。
4、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则。通过分工协作生产出的产品，又通过等价交换，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在斯密看来，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收入分配过程；至于这种分配是否体现了公平合理的精神和道德原则，斯密则给出了两种相互抵触的回答。依据他从原始未开化状态所得出的劳动价值论，他断定这里存在着不平等，因为土地地租和资本利润都是对劳动成果的扣除；然而，当他转向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的新条件和新环境条件下的交换法则时，他又肯定了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的合理合法性，声称这时价值应由包括土地地租和资本利润在内的三种收入决定。换句话说，得到劳动工资固然是正当、道德的，得到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同样是正当、道德的。这表现了斯密对土地贵族势力的妥协和让步。
5、消费领域中倡导勤俭节约。斯密认为这是资本积累的需要，而资本积累及其生产性地使用，又是发展生产的另一个基本途径。这就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道德观相比，斯密的这些道德观显然是进步的，甚至具有革命性意义。当然，他所反映的是新兴资产者的利益和要求，必然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例如在其分配论中对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妥协，在其财政论中对君主利益的强调和尊重，等等。
第四，关于《道德情操论》所倡导的“合宜美德论”。斯密着重批判了两种道德学说。从人本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这一点出发，斯密批判了单纯的“仁慈即美德”学说。这是一种利他主义学说，是晚期柏拉图主义信条，也为古代基督教和近代神学家所推崇。斯密认为，不应把仁慈看作行为的唯一准则，事实上，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准则。需要的是两者的结合与平衡。
斯密还猛烈地批判了孟德维尔的极端利己主义（“私人恶行即是公众利益”是其典型的信条），斥之为“放荡不羁的体系”。斯密指出，这种学说的实际作用在于，唆使那种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产生的罪恶，并且抱着过去闻所未闻的肆无忌惮的态度公开承认它那动机的腐坏，所以这种学说显得更加厚颜无耻。斯密深信，孟德维尔的诡辩和欺骗终究会被人们所识破。
从人的本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这一点出发，斯密正面阐述了新历史条件下应当倡导的道德观。斯密的论述无不体现着这种利己和利他相结合的精神。在斯密看来，美德在于“合宜”或“适宜”。所谓合宜（propriety），是指在有旁观者与当事者的场合，当事人的感情或感受应当同旁观者的相一致；或者在只有当事者的场合，当事者的感情和感受应当同有旁观者时旁观者的感情和感受相一致。
斯密认为，这种道德观合乎分工和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是唯一正确的道德观，应该而且能够成为社会道德观的牢固基础和主流。这是因为，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同整个社会相比，个人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离开了社会，个人难以生存，因此个人应该服务于社会，贡献于社会，而社会也应为个人提供必要的保护和生存发展的条件。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结合，这就是他的“合宜美德论”的基础。
那么，合宜的美德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不妨将斯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作如下概括。第一，对别人，应该表现得温柔、有礼、和蔼可亲；还有公正、谦让和宽宏大量；爱憎分明，坚持正义。第二，对自己，则有两种场合。在有旁观者时，当事人应当确立的美德是崇高、庄重、令人尊敬，以及善于自我克制各种激情。没有旁观者时，应当如何评判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呢？应当确立怎样的美德呢？斯密强调说，在这种场合，当事者自己应该“换位思考”。以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设身处地想象别人会怎样看待自己，结果就会根据自己想象中的那个“公正的法官”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言行。斯密强调说，在这种场合，应当确立的美德是良心和责任感。
斯密所谓良心，就是指“心中那个公正的法官”或别人可能的看法和感受。他非常强调“良心”的权威和作用，认为他在很多场合可以支配人们的行为举止，甚至能够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场合，使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做到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斯密认为，良心对人的要求是：（1）不应太看重自己而轻视别人，否则就会把自己变成别人蔑视和愤慨的对象；（2）不应为了私利而伤害别人，穷人也决不应当诈骗和偷窃富人的东西；（3）对别人的幸福或不幸都应有适当合宜的反应；（4）父母对子女的亲情和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也都应有适当的合宜的表现。
关于责任感，即对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斯密认为这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这种责任感应当体现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朋友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等等。
此外，斯密还论证了个人的成功和处世之道，其中同样洋溢着对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所应当追求的道德规范的刻画和重视。包括：一、勤奋好学，谦虚进取。二、真诚，不讲假话。三、广交和善交朋友。四、谈吐得当，拒绝无礼和粗鲁；从不傲慢，恪守礼仪。五、量入为出，谨慎择业。六、少管闲事，凡事比较超脱。七、谨慎，又分为两种：一般的谨慎，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高级的谨慎：伟大将军的谨慎，伟大政治家的谨慎，上层议员的谨慎。他们的谨慎同更为远大和高尚的目标相联系，同英勇、同广泛而又热心的善行，同对于正义准则的尊重结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维持的。
斯密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情操学说的启示
在斯密看来，市场经济与道德情操之所以能够并步而行。
时过境迁，国情不同，但斯密关于市场经济和道德情操的学说还是包含着很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的东西。
第一，斯密论证了市场经济对重商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必然性，也论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斯密看来，这两者之所以能够并步而行，相互统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是基于共同的人性，既利己又利他；而合乎人性的经济制度和道德情操必然是有生命力的。
第二，斯密对经济制度和道德伦理评价和取舍的标准，是已经和正在发展中的实践，是新兴的先进阶级和社会力量的愿望和要求，以此为基础，斯密既批判了孟德维尔式的放荡不羁的极端利己主义体系，也批判地继承了信奉“仁慈美德论”的利他主义学说，他所倡导的“合宜美德论”显然更胜一筹。
第三，斯密所界定的各种美德，例如谨慎、宽容、大度、仁慈和正义，以及尊崇道德良心的自我控制等等，尤其是诚信、良心和责任感，至今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这些道德规范，看起来平平常常，似乎没有那么高调，其实真要落到实处，并且变成一种社会普遍尊崇的风尚和规范，还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期。别的不必说了，如果人人都能凭良心办事，都有责任感，食品不安全事件即使不会绝迹，恐怕也会大为减少了。
晏智杰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1939年生于陕西西安，1957年秋考取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62年秋师从陈岱孙教授攻读研究生，并于1966年初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1985年和1991-1992年曾先后赴美国和德国研修。兼任教育部经济学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国外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北京大学国外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中国经济改革、中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专著有《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1987）、《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1996）、《古典经济学》（1998）、《劳动价值学说新探》（2001）、《灯火集——劳动价值学说研究论文集》（2002）等；参与合著教材《政治经济学史》（陈岱孙主编），另有多本合著、编著、译著及论文。

② 商业伦理 为什么还要体现在集体主义道德 原则的本质

这是整个国民的素质表现

③ §1 为什么重商主义如此重要

公元1500年前后的经济思想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 1、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什么不同； 2、主要信条有何差异； 3、对谁有利或为谁谋利； 4、产生的影响有哪些。第一条、 历史背景有什么不同。分析如下：1500年之前，经济活动还不 社会中最主要的部分，以自然（庄园）经济为主，社会制度以奴隶制，封建制为主；贸易和市场虽然出现，但很不发达，产生了最早但很零散的经济思想；而1500年之后，商业资本逐渐兴起和发展，促使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提供了条件，城市变得重要，国际贸易繁荣，贸易量增长，贵金属理论产生，要求商人地位提高，为经济和军事扩张辩护的学派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第二条、 主要信条有何差异。分析如下：公元1500年之前出现了关于分工 的思想（色诺芬，柏拉图），关于交换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价值的理解（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产生了对货币，财富，放贷取利等的最早的思考；但受当时社会环境（宗教与世俗交织）的影响，许多经济思想都要受到道德判断，像当时许多人都极力反对放高利贷，并把财富作为一种罪恶，歧视商人；直到后来才有一定的改善。而在当时，许多古罗马思想学家都把农业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首要地位。而在1500年之后，由于大量商业资本的积累以及强大国家的出现，人们的经济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市场和贸易的繁荣使得商业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时的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是最佳的财富形式，并且认为资源是一定的，要想让国家富有，就必须大量出口，减少进口，从贸易顺差中获得额外收益；所以他们主张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活动，以法令的形势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商品输出，限制商品输入，增加本国的金银货币数量。第三条、对谁有利或为谁谋利。分析如下：公元1500年前，当时的经济思想主观上是主观上为了探寻真理，客观上是出于维护现存秩序的需要；而公元1500年后，重商主义的出现，则是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服务的，主要保护国王，贵族，官员和商人的利益。第四条、产生的影响有哪些。分析如下：公元1500年前，当时的思想家对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进行了最初的思考，对财富，贸易等有了最初的理念，开始理性的分析经济现象。公元1500年后，经济学逐渐成熟，出现了重商主义，让人们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认识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发展了民族经济主义，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出现，对后世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④ 商业主义

报大专的函授课程，但是现在不知道报什么专业比较好:工商企业管理、金融、旅游、物流、行政、心理、计算机、农业、林业

⑤ 有关商业道德的论文，一千字

商业道德，是指在商业活动中，商家及其成员从事经营时，完善其素质和协调商业内外部利益关系的善恶价值取向以及在行为上应遵循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准则的总和。本文所谈的商业道德问题，由企业人对某些商业道德规则的违背谈起，同时涉及到企业人对企业的管理与经济制度的道德性问题。

商业道德虽然涉及到商家及其成员对商业规范和经济法规的遵守问题，商业道德并不等同于商业规范和经济法规，后两者带有浓厚的强制性、他律性特点，而商业道德则属于道德范畴，有着自律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简单讲，商业道德对市场经济领域的商家及其成员的要求，包括诚实经营、平等交易、公平竞争、合法谋利、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等。树立商业道德的目的是通过保护市场经济中商家的平等竞争、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借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同时通过培养个体的商业道德完善个体的道德人格。
二、商业道德缺失的危害性分析
1.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市场营销的本质在于实现企业利润目标的同时，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利益与消费者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的财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消费者是企业的“上帝”。但是，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漫天要价，乱“宰”顾客；利用虚假广告进行欺诈，骗买骗卖等，对广大消费者而言，不仅造成了他们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严重者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在这里，消费者的权益被破坏殆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难以实现。

2.破坏了公正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的利益

公正性是市场竞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正常的市场背景下，每一个企业都是平等的，人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争，并通过正当的手段赢得竞争和优势，由此获得的利益也才是正当的、合法的。然而，有些企业为了排挤竞争对手，独占市场，则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他们的商业秘密；用贿赂的方式推销商品；在广告或宣传中诋毁、贬低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产品声誉；用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倾销等，所有这些行为的出现，无不有损市场竞争的公正性原则，使市场竞争秩序受到破坏，严重地影响了其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使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其正当利益遭受损害。

3.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市场营销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并遵守社会公德。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增进社会的福利和健康发展做贡献。但打量假冒伪劣产品对名优产品的冲击，不仅使名牌企业利润减少，造成国家利税下降，而且国家为查处假冒伪劣产品还得支付巨额资金，损失巨大。同时，某些不法分子为了使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合法化，不惜重金贿赂政府官员，或在销售过程中拉关系、走后门，加剧社会风气的败坏，妨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4.严重损害了企业自身的利益

无论是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还是用虚假广告进行骗买骗卖，以及采用其它不正当营销手段，从短期看，企业由于欺骗消费者，引诱消费者上钩而获取了眼前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其违法活动一旦被揭露、曝光，必然危及本身的声誉和信誉，遭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受到消费者的唾弃，最终失去顾客，失去市场。
三、商业道德重构的对策
1.重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营造道德氛围

首先，作为消费者，要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识别真善美与假恶丑。既能唾弃、遏制不道德行为，使违反商业道德者没有市场；又能文明、诚实、守信，给商家良好商业道德行为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消费者要学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有效遏制不道德行为蔓延。对违反商业道德行为不予投诉，就是助纣为虐，推波助澜。其次，作为商家要恪守商业道德，文明经商，礼貌待客。特别是企业经营者，要把商业道德当作无形资产，不断强化商誉意识和经济信用意识，真正认识到讲商业道德可为自己创造更多商机。同时，还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把商业道德意识深深植根于全体职工心中，增强危机感和使命感，坚决不搞只顾自身眼前利益的狭隘满足，而失去商业道德，失去市场和失去未来的短期的“自杀”性行为。

2.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强调依法治市。而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因此需要加快立法和修订，健全法律法规。一要积极健全合同监督管理法规，加强打击合同欺诈工作的可操作性；二要完善企业登记管理制度，以杜绝企业违反商业道德行为发生；三要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立法，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四要加快建立信用制度，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信用经济；五要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准入制度，使所有从业人员都有法定的“从业资格证”，便于执法机关检查、控制，同时也能有效遏制不法行为发生。

3.破除地方保护主义

改革传统的地方和部门领导的“政绩”考核方式，即除了经济总量指标以外，还应注重考察其市场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与此同时，一个地方的市场开放程度和环保水平也能够反映出其领导人的水平与能力。为追求经济增长指标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甚至不惜以牺牲一个地区的环境为代价，这样的“政绩”又怎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清除地方保护主义这个信用和道德建设中的最大障碍，其关键在于改革对地方领导人考核的单纯数量指标，这样才有利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4.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遏制短期行为

目前，很多企业产权不清，“婆婆”非常多。尤其是国有企业，国家是通过政府官员系统来实现所有者利益的，而政府官员是要换届选派的，从而导致经营者出现短期行为，往往置商业道德于不顾，急功近利，损人利己，对此，要明晰产权，解除政府的约束，把企业转由企业家经营。因为企业家是以终生经营企业为职业的，关心企业长远利益和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值，故而能够恪守职业道德。

5.大力推动名优产品的促销活动，实施名牌战略，使重质量、守信用的良好商业道德蔚然成风

通过由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名牌对市场的挤占，可以增强消费者的信心，扩大市场销售，同时使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更为困难。现阶段名牌的形成和发展单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应对其予以必要的扶持。

6.加强执法力度，切实严惩违反商业道德行为，做到天天都有“3.15”

对违反金融、外汇、工商行政管理法规，违反市场管理条例，非法从事工商活动，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必须彻底查办。同时，坚决打击执法犯法，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维护法律尊严，促进商业道德健康发展。

⑥ 综合我国企业现状论述在商业道德方面存在哪些观点它们各自有哪些特点

1：功利观：决策要完全依据其后果或结果做出。功利主义的目标是为尽可能多的人谋求尽可能多的利益。一方面，功利主义对效率和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并符合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它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尤其是在那些受决策影响的人没有参与决策的情况下；同时，功利主义也会导致一些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被忽视。
2：权利观：决策要在尊重和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如隐私权、言论自由和游行自由等）的前提下做出。权利观积极的一面是它保护了个人的自由和隐私。但它也有消极的一面（主要是针对组织而言的）：接受这种观点的管理者把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看得比工作的完成更加重要，从而在组织中会产生对生产率和效率有不利影响的工作氛围。
3：公平观：要求管理者公平地实施规则。按公平原则行事，也会有得有失。得的是它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失的是它可能不利于培养员工的风险意识和创新精神。
4：综合观：主张把实证（是什么）和规范（应该是什么）两种方法并入到商业道德中，即要求决策人在决策时综合考虑实证和规范两方面的因素。这种道德观综合了两种“契约”：一是适用于社会公众的一般契约，这种契约规定了做生意的程序；二是适用于特定社团里的成员的特殊契约，这种契约规定了哪些行为方式是可接受的。这种商业道德观与其他三种的区别在于它要求管理者考查各行业和各公司的现有道德准则，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⑦ 什么是现代商业精神

现代商业精神：敬业、诚信、节俭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04年到美国考察，随后写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美国之所以产生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新教徒带来的伦理道德、职业精神有直接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认为，美国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得益于一种商人的气质，也就是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也就是说商业被看成是“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伦理义务的这一类活动”。理性经商成为一种公认的商业精神促使了美国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商人们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外表得体，道德行为没有污点，正确使用财产，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同时还感到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道德感、责任感使美国的商人们找到了经商的正当理由、使他们能够从容经商，而免除了掠夺财富满足私欲的负罪感的压迫。
对此马克斯??韦伯还指出：“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在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没有这种对非理性欲望的“抑制”和“缓解”，并升华为一种商人的独特精神气质，没有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商人们就无法振作精神而创建如此辉煌的现代商业文明。一个关于洛克菲勒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富商们心灵上的重负。曾经有段时间，美国首富洛克菲勒做生意很不顺，公司面临拆分，有一天他低头在纽约街头过马路。一个迎面过来的连脚都没有的残疾人大声喊他：“你好，先生！抬起头看看吧！多美好的阳光。”这让洛克菲勒羞愧无比，自问有钱又有手有脚，怎么还活得如此不开心。此后，洛克菲勒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大半财富做了基金会，他死的时候双手摊开，表明什么也没带走。因此赢得了举国尊重。而当今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早就立下遗嘱，只给孩子留下3000万美金和价值1亿美元的豪宅，而将98%的财产捐给社会。他也需要获得精神的“缓解”和社会的尊重，否则他将无以成就自己的事业。因为社会已经形成了体制和道德层面的约束：“他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假如一个制造商长期违犯这些准则，他就必然要从经济舞台上被赶下去，正如一个工人若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被抛到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
总之是商人需要这种精神“缓解”，以放下“负罪”的重负，并获得社会的尊重，才能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有益于社会事业。社会富人与穷人之间也只有在这样的观念调节下才不至于使利益冲突失控而毁坏整个社会经济体系。
新教徒的信仰和价值观和基督教徒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被给予人。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花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至少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在这方面，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他占有财富越多，他的责任就越大。这种责任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能使财富减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来增加财富。”
美国新教徒还认为：上帝允准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新教的“入世修炼”主张人们必须把劳动视为人生的目的，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因此，新教伦理“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成为人的“天职”，使之合理化。
由此，马克斯??韦伯指出：基督教新教道德观念与勤奋节俭、诚信尽职的敬业精神是美国商业精神的来源。

⑧ 公司的商业道德是什么

做生意 最基本的道德就是 诚信 诚信才能做大 做人要诚信 公司更要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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